Author: wulb

 

中国广电总局的霸道实在举世无双。2007年初，该局以电视剧质量年的名义，强行命令所有上星频道从2月份起的8个月时间内，必须在黄金时段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从时间上推断，这不过是为中共十七大实施舆论清场罢了，果然，随着十七大的日益临近，该局更进一步以“抵制低俗之风”为借口，禁止选秀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广电总局的《通知》规定，各电视台、电台举办、播出各种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必须提前三个月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除了审批时间上的限制，该《通知》还以十分烦琐的条款，为选秀节目设置重重障碍。

综观该规定的文字，俨如父亲教训儿子、或师傅训斥徒弟的口气，不仅毫无商量余地，而且完全将各电视台从业人员当成傻子对待，彻底剥夺了电视节目策划、制作与导演人员的艺术创作权利，其规定之烦琐、具体令人瞠目结舌：“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和节目，环节设计必须紧扣选拔内容，主持人的主持词、评委点评、选手感言、亲友抒怀、插播画面等内容要大量减少，总时长不得超过整个节目的20%.选拔本身内容必须占整个节目时长80%以上。歌唱类（外国歌曲专题比赛除外）比赛中，每场演唱国内歌曲比例要占75%以上。”“选手的台风、语言、发型、服饰要符合大众审美观念。要对选手进行严格筛选，不得选用品德低劣、素质低下的选手。应当表现选手坚强、成熟、自立、自信、健康、向上等精神风貌。”“主持人要定位准确，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善于处理节目中的突发问题。主持人不得在节目中表达私人情感、好恶，不得刻意表现自己，主持词要简短，不得对选手、嘉宾、评委或其他表演者使用‘哥、姐、弟、妹’等私人称谓。主持人之间不得相互挖苦、吹捧、调情。”“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或地面频道邀请境外人士作为嘉宾主持、评委、演员和策划加入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和节目制作，须按规定单独报总局批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该规定文字，是因为在中国电视史上，它很可能成为一篇经典的今文奇观，从此为当代电视八股或曰电视节目样板戏设定了官方教条。按照这样的要求，选秀节目将千人一面，再无个性特色，而主持人的个性风格与电视节目的特色正是收视率的保障，在广电总局的强硬大棒之下，可以预言，各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将风光不再，即将进入奄奄一息的死亡时段。不过，这并不在广电总局的考虑之内，因为广电总局的本意就是要将选秀节目从观众的视野中清除出去：“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这实在是荒唐透顶，没有大量的创作实践，何来电视节目的高质量？如果广电总局确实意在“抵制低俗之风”，那么，就不应对选秀节目一刀切地限定每年不超过一项，而低俗与否，同样与播出时间和场次无关，这就象小说创作，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名作，也有煌煌几十万言的长篇巨制，不一而论。

不仅如此，该规定的用语颇多模糊之处，并无严格客观标准和可操作性，比如说“评委、嘉宾要具备权威性和专业性，要业界公认。评委、嘉宾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评委、嘉宾点评要公正、专业、恰当、简短，要引导观众提高艺术鉴赏水平，不得谈论与选拔本身无关的内容，不得利用评委、嘉宾身份张扬自我，着装、发型等要得体”这样的要求，看上去根本不是一份严谨的官方通知，而近乎空洞的中学生教科书用语。当然，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为出台通知的广电总局提供了生杀予夺的最终裁判权，而且使“违规者”难以申诉。换言之，今后少量的选秀节目是否被允许存活，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让官员们看着顺眼、放心——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事实上，抵制低俗之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借口，广电总局真正的担心是电视直播和观众参与的形式。

该《通知》规定：“决赛的最后一场可以采用现场直播方式，并至少延时1分钟播出，确保不出问题。”这“最后一场可以”直播，就意味着其它场次不可以直播，而直播还必须“至少延时1分钟，确保不出问题”，表明广电总局担心的根本不是节目低俗，而是直播会出问题——大量的主旋律作品要多低俗有多低俗，却不会出任何问题。对直播的恐惧一直是权力者的心中隐痛，1989年，邓小平宁可动用坦克，也不答应学生们电视直播对话的要求，就是因为权力者历来惯于幕后运作操纵，电视直播会让他们作幕后文章的空间荡然无存。

选秀节目的另一项吸引观众之处，也将因广电总局的这一规定而黯然失色。作为广受关注的新的电视艺术形式，选秀节目的互动性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对公共话题发表看法的机会，是一种初级公民意识的训练。广电总局对民众的这一参与形式显然心怀恐惧，“要设立科学的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场内投票方式要公开、公平、公正，不得以各种方式误导、诱导观众投票。各种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一律不设奖金奖品。”在这里，科学两个字已被严重玷污，如果说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不够科学的话，那么，唯一“科学”的就只是官老爷意志，就只是幕后的角力与平衡。说穿了，相对而言，场外是不可控的，而经过精心挑选的场内投票者，因其“具备权威性和专业性”、“业界公认”、“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被驯化得更为驯服，能够主动体察上意，因而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有人说过，电视选秀是一种民主选举的模拟形式，它鼓励普通民众争夺原本只属于精英人物的电视屏幕，以相对粗疏的方式，积极竞选，踊跃投票，虽不对现实政治构成威胁，但“你能，我也能”的平等意识，确实大大削弱了“你能，我不能”的奴才意识，今天投票给李宇春的观众，将逐渐习惯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人大代表乃至国家元首的竞选者，或者说，对于无票可投的政治状况会感到不满，不过，那应是多年以后的事，目前的模拟选票仅只限于艺术、技能、情感等领域，对于将民主和人权写入宪法却不加以落实的中国，应是一种官民皆可接受的现时初级民主实验。不知广电部对此进行打压的目的何在？难道，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对任何“阶级斗争新动向”都要进行打压，以防微杜渐，以确保社会主义江山万年永固？

这样的政治觉悟和稳定意识肯定会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称许，不过，身为电视领域的最高主管部门，广电总局的媚上之举将招致电视从业者的反感，因为对电视节目过多的限制将导致电视行业的萎缩，损伤其创作水准和商业利益。在互联网对传统电视业形成强大挑战的今天，广电总局的一次次无聊之举无异于对电视行业的整体谋杀，如此愚蠢蛮横，不仅可笑，而且可鄙。

 

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丑陋和罪恶往往横行肆虐。由于政治的不透明，由于权力的垄断，中国的政治时时在制造着许多罪恶。其中一项持续着的罪恶，就是无数的政治犯，良心犯，被监禁在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他们没有享受阳光的自由，也看不到即将挂起的中秋明月。

对这种残酷情境的想象常常拷问着我们，尤其是当置身于这个情境里的有我思想的同道和平时有交往的朋友。杨天水，师涛，许万平，郭飞雄，朱虞夫，吕耿松等等…这个名单原来就很长，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变长。

不过那些轰炸我们的新闻和宣传，总在麻木的时候刺激我们，总在试图取代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某些评价。和谐社会理论，这个胡温推导出来的政治标签，已经用来统领当今公共权力发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政策和舆论宣传，”和谐乡村, 和谐城镇, 和谐江南, 和谐中国, 和谐中东,和谐亚太, 和谐世界”……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口号，类似“解放全人类”的毛语录在小康时代的翻版，肆意骚扰着我们的感知系统。

那么，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国未来的演变寓意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胡温可能展开的政治叙事呢？不过，在寄予期许之前，让我们暂时忘却这场温情词汇编织成的政治迷雾，看看那不断增长的政治犯名单所凸显出来的阴暗的现实。

杨天水，在1990年-2000年已经经历过10年的中共牢狱， 2004年以来，他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写了一些文章，倡导政治民主化变革，声援维权运动，就多次遭受警方骚扰，并在2006年再次被南京当局重判12年徒刑。

郭飞雄，因为参与民间抗日表达，因为参与太石村民主罢免村官的维权行动中，因为参与拯救维权律师的协调行动， 一而再的被当局羁押，甚至虐待，最近广东有关当局不顾基本政治道德，在试图以煽动颠覆罪行起诉不能得逞后，转而以非法经营罪对他起诉，他面临着若干年的牢狱之灾。

吕耿松，一个积极参与维权事件报导的自由作家，一个非常真诚和实在的人，被当局涉嫌煽动颠覆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拘押，恢复自由的前景正变得黯淡。

事实上，每一个政治犯的名字后面都是权力主导的“既不温情，又不和谐”的迫害故事。站在现实的这一维，我们看到的是专制机器不断制造人权灾难，不断吞噬政治异议人士，这些做法几十年来虽然表面有些改头换面，比如罪名名称有所更改，但是实质上却一脉相承，对任何政治挑战都试图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果在阶级斗争理论或者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主导下，把政治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尚且具备某种逻辑的合理性的话。那么高喊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样做无异于自己抽自己耳光。对于当局“这种自己抽自己耳光”的做法，和许多政治观察者一样，我已经通过文字多次进行谴责，甚至谴责的都有些麻木了。

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社会在演进，中国在逐步融入全球。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这种处置方式需要重新检验： 撇开道义角度，纯粹从政治功利角度来追问，当局这种作法，真的是当然必然肯定正确的吗？ 在国际舞台通过人质外交，真的能给中共加分吗？ 胡温是怎么进行政治计算的？

以杨天水先生的经历为例子，我们可以为当局“换位思考”，进行一些想象中的“计算”。

当局通过重判杨天水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不外乎两条： 一是彻底压制杨天水这个麻烦制造者， 二是杀鸡儆猴，恐吓其他蠢蠢欲动者。那么，当局付出了什么代价？表面上看，当局只是动用了公检法系统，验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性，这些具体的成本小到完全可以忽略。 不过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个成本是：形象损失。把象杨天水这样温和的异议人士监禁22年(如果坐满的话)，那对当局苦心经营的形象改善就是一种持续的对冲。中共可以花费数百亿美元举办奥运这样的超级形象工程，但是把杨天水这种政治异议人士重判那又会让他们损失多少形象分呢？只要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救援呼吁中，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不断的形象贬值过程。这个贬值的损失，是几千万或者几亿？左手花钱提升形象右手抓人毁坏形象，这种互博术有多少合理性？ 当局真的该好好计算下。

那么当局期待的目的可以落实吗？在我看来，往往也是落空的。重判杨天水虽然可以暂时的压制杨天水的政治活动能量，不过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的职业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并不能阻止杨天水的能量，只要人们一天没有忘记他，那么他作的工作就会产生价值。再次，当局的这种恐吓政策也许暂时吓唬了一些人，但是必然也激发了更多人的政治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在专制体系下，没有尊严和正义可言，从而树立了更多的对手。

当然当局也许还有一些神秘的因素需要考虑，从而铁定要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严厉打击。 要找借口总是能找到的。当局甚至可以从垃圾堆里重新捡回阶级斗争的牌子，从而强调这些打压都是光荣和正确的。对于这些思维，我们都无话可说。

基于对胡温当局政治理性的基本期待和对和谐社会政治意图的最低认同，我想继续分析下形成目前这种相互冲突的政治现实的一些体制性因素。

在我看来，中共机器处在转型过程中，有些部分已经按照新的规则在运转，比如负责经济功能大部分机构。 但是由于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清理，旧的规则并没有得到正式否定，当局的很多机器就依靠惯性在运转。比如阶级斗争思维，敌我意识，反和平演变的神经质，还笼罩着大部分法政机构。因此只要胡温当局默认这些现状，选择睁眼闭眼的不作为姿态，那么这些机构在处置政治犯的时候，就会毫不手软，就不知道和谐为何物。长期权力占有形成的傲慢也让这些机构自己套牢自己，缺乏对演变的政治环境的认识，对政治异议的处置缺乏必要的回旋余地和自省。

这里也需要考虑地方当局的视角。共同的信仰不再之后，那就只有分立的利益。从地方当局来说，他们看重的是短期的，自身的种种利益。他们不希望有人借用自己的地盘（虽然实质上他们并不拥有任何地盘）挑战中共制度，因为这样引发的政治后果不是他们所愿意和能够承受的。因此在敏感性的案件，政治挑战性的案件中，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北京明确的指示， 那么对于地方当局来说，最自然的方式也许在政治上进行多重保险的运作，籍此表达政治忠心，对政治挑战者就决不手软。和在经济社会方面地方的自主性图谋相反，在政治上地方往往会有这种功能强化机制，以左著称的上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至于这样作可能引发的负面政治后果，他们并不是直接的承担者， 这些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在中央。简单的说，就是地方请客，胡温埋单。 这也许是中共体制下地方和中央不规则分权形成的潜规则。

应该承认，胡温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形象在局部的市场有一定的认同度，我们对极权体制的批判未必就直接导致对胡温政治善意的否定。但是胡温必须把他们的政治善意表达出来，让这种善意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永远停留在作秀和忽悠的阶段。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处置这些脏活未必都是胡温的旨意之下进行的，但是胡温以他们所处的位置，却无法回避必然的责任承担和道义牵连，如果胡温对所有这些脏活都无动于衷，那么胡温必须对这些事件承担政治责任。

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时代，只要胡温不明确制止这种潜规则，那么他们就会继续为之埋单。

胡温怎么埋单呢？在面对新闻媒体的时候，在被迫为“中国特色”狡辩的时候，在面对国际社会道义压力的时候，在国外出访必须时刻躲避抗议和示威队伍的时候，就是埋单的时刻。

当后人书写历史的时候，并臧否政治人物的得失的时候，也是埋单的时候。

改变这种政治潜规则，打破这种政治僵局需要必要的政治意愿，而同样在这个历史职责上，胡温也无可推脱。好在在我看来，启动这种政治意愿并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作为必要的一步，我愿意重复以前一篇短文里的呼吁，那就是呼吁胡温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这一步代价有限. 所有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加起来估计也就几千人,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也形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这一步收益却极大, 国际社会肯定掌声一片, “和谐世界”立即推进了一大步. 而和谐社会也顷刻获得对它最挑剔的群体–异议群体的适度认同,  和谐社会具备了发展的必要社会心理基础.”

这是一个政治理性化的时代，革命激情和政治高调已经逐步远去。在经济社会层面，政治已经变成了利率微调，股指涨落或者如何改善社保等等的技术活…在政治的敏感地带，政治理性也应该得到张扬。 胡温是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政治人物，不是中共几十年教条的奴役，也不是维护专制体制的工具，面对这些政治问题，分析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其中的利弊，做出一个合理化的选择，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经过17大的权力重新洗牌，胡温的主导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呼吁胡温开始认真计算监禁政治犯的和释放政治犯的利弊，作出符合历史进程的选择。我们并不期待胡温当局一下子切换身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但是谨慎的使用国家暴力，约束中共体制的非理性行为，展示对民间政治人士的基本善意，为政治转型降级摩擦系数，这本来就符合胡温当局的政治利益。

当然，胡温不是需要政治计算器的唯一人物，那些有远见的，有担当的地方政治人物，那些具体执行国家暴力机器的公务人员，在历史的潮流面前，没有理由闭目塞听，没有理由继续成为旧制度的螺丝钉，而应该睁开眼睛，根据基本的价值伦理，进行必要的政治计算，以避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其实，这些计算并不复杂，听从人性的呼唤，运用简单的加减功能就可以了。

需要计算器吗？我可以免费赠送一个。

写于2007年中秋前。

祝愿那些政治犯们能早日获得自由，重见阳光，享受中秋的月光。

【2007年9月25日狱委讯】值此中国传统中秋佳节之际，狱中作家委员会向所有狱中作家致以最亲切的、兄弟般问候，特别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关注首届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奖”获得者杨天水。 为了褒扬捍卫自由、不畏强权而坚持写作的作家们的崇高精神，为了给予狱中作家精神的鼓励，独立中文笔会特于2006年设立“狱中作家奖”，在每年11月15日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公布。首届获得者为现年46岁、目前正在南京市监狱服刑的作家杨天水。                                                                             1990年至2000年，正值青春大好时光的杨天水曾以“反革命罪”被监禁十年，2006年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的杨天水是一名才华横溢、刻苦勤奋的作家，在他第一次十年入狱期间，曾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和对生活的、无畏的热爱，最后从监狱里带出了上百万文字，其中包括诗歌、散文、小说、论文和译作等。后来就是凭着这些作品，在独立笔会会长的介绍下，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 中国当局先后两度对作家杨天水的无理迫害和残酷镇压，不仅直接违反了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也是对所有独立作家们的自由写作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据狱中作家委员会最新消息，本月21日，杨天水的姐夫张兴学先生和外甥张远去南京市监狱看望了入狱已近2年的杨天水。由于早先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和现有监狱的恶劣居住环境、伙食奇差以及每天拉皮球的苦役，使一直患有多种疾病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杨天水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可始终保持书生本色的杨天水在听说这次探监之前，还是向家人写信开出了长长的一张书单，它们是：《佛教四大部派宗义讲释》上、下，《南传佛教史》，《佛法要义》，《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基督教义史》，《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纪年》，《五代纪事本末》，《十国春秋》，《五代史》。 然而限于条件，家人这次只给他带进了几本书。 据说，目前杨天水正在提出申诉。难以想象，这个已坐了12年监狱的作家，等待他的还将有漫长的10年。 “我的兄弟，尽管我不是那个被你遗忘的安妮 我是站在家门口哭泣的 安妮的妹妹 监狱外面一棵风吹不动的树 我悔恨没去拥抱南京那场大雪 在平安夜 我们预约好去听树梢上的钟声 我丢下两个人，流浪了 你仍然被黑暗的四壁包围 诅咒梦 她是日夜不灭的牢房里的灯火 我把苦难丢下给你 诅咒吧，我流浪的天边不会有飞鸟的行迹 我是一座孤独的监狱 而你，要在监狱里等十二年。” ——井蛙·一首献给杨天水的诗 为此，我们特别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关注杨天水，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作家杨天水。 （注：杨天水先后2度在平安夜入狱） 附录： 2006年度首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 （2006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狱中作家奖”不论颁给哪位作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这个奖的存在，就意味着还有作家关在监狱，忍受没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我们希望，在每年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颁发这个奖，能够不时提醒世人：作家这被许多世人看作是上天眷顾的具有另类才华的人，却因发挥自由写作的才华，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的自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并尽早使这个奖的颁发再无必要。 在众多的中国系狱作家中，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根据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将本年度的“狱中作家奖”颁发给被重判十二年徒刑的南京作家、本会会员杨天水（本名杨同彦）先生，以表彰他为表达自由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杨天水，一位具有独立人格、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捍卫言论自由、呼唤宪政民主的中国公民，刚从漫长的十年“六四”牢狱经历中走出，又步入更漫长的十二年监禁生涯。这位被中国当局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辜作家，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刑罚，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哀与愤慨。我们知道，世上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治疗狱中作家被禁止写作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他失去的自由。可是，我们希望，这个奖能带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强权与暴力的作家些许精神的慰籍和鼓励，并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我们将继续关注他在狱中的安危，并为此呼吁，直到他被无条件释放为止。 （杨天水简介：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汉族。1961年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一个农家，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此后，主要居住于南京，任教三年，研究四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反革命罪”被监禁十年。2000年5月31日出狱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当局传讯、软禁难以计数。2004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被行政拘留半个月，警方理由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损害国家荣誉的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2004年12月24日至2005年1月24日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保外候审一年”获释。2005年12月23日再遭受拘捕；2006年1月25日被逮捕；5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和威胁，于周日（9月23日）在柏林的总理府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德国官方将其称为一次私人会面。这是德国总理首次在柏林的权力中心会见一位西藏的宗教领袖。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主任冯海音在其发表的评论中称默克尔是英雄，但也提出了德国人是否希望自己的总理是英雄的问题。

记者无疆界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

众所周知，上届法国政府维护中国人权乏力，甚至有助纣为虐之嫌：在解除对中共军售禁运等重大问题上为中共独裁政权张目；直至最后一刻还为中共钳制新闻、言论自由的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龙新民授勋。

法国现任总统萨尔科奇在不久前结束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多次表示，要在国际上推广自由与人权，反对那种“有些文化不适于应用民主”的观点；以短期利益和表面的稳定为理由而牺牲价值观，只会带来 失望与暴力；他希望成为一个注重人权的总统，面对对人权的侵犯，他永远都不会缄默不语，沉默即是同谋，而他不愿做世界上任何独 裁者的同谋。萨尔科奇称，不能因为中、俄两国强大，就禁止揭露其践踏人权的行径。

萨尔科奇总统上任四月有余，人们可以看到他开始兑现一些他在大选中许下的诺言，包括任命了左派人士、以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维护人权著称、法国民众中口碑极佳的贝尔纳·库什乃尔(Bernard Kouchner) 出任外交部长之要职。

但在中国人权这一关键问题上，人们还没有看到他的大动作。有人解读为他对中国尚不甚了解，他需要在11月访华前，先让外交部长去号号中共的脉，甚至自己亲自号脉后，才有所动作。当然，号脉本身就可能含着动作。

不久前德国总理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同时，法国外交部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纳·库甚奈尔先生（Bernard Kouchner）与记者无疆界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先生(Robert Menard)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库甚奈尔表示他在秋天访华时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权问题并可能就此问题给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ques Rogge)写信。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主动、公开的表态，这是人们十几年都没有看到的事情。

记者就此会谈及法国外交在中国人权方面的新走向采访了记者无疆界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Robert Menard)。采访中他表示，他与现任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乃尔(Bernard Kouchner)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后者在从政之前是著名的医生无疆界人道组织的负责人，这次会谈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能使法国的外交政策比先前更关注人权。他们还就当前令记者无疆界组织担忧的北京奥运所面临的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交流。

法国外交如何能比以前更好的为人权服务

记者：梅纳尔先生，您好！

梅纳尔：您好。

记者：您最近和外交部长贝尔纳·库甚奈尔先生见过面。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他提出此次会面的？

梅纳尔：我提出要和贝尔纳·库甚奈尔会面是因为我认识他已经好多年了。他在成为政坛人士之前曾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道主义协会负责人。我很了解他，而且是我欣赏的人。我提出要见他是因为我们需要一起研究一下某些资料。我想漫谈一下所有我们关注的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我们当然谈了当下所有时事。这次会面的目的是一起做一个总结，特别是看一看法国外交如何能如我所愿，比以前更好的为人权服务。

我们谈到了许多不同的话题。比方说，我们强调了在某些国家审判异议人士时法国外交官应当在场的必要性。我们强调了那些法国大使馆应该对当地异议人士、批评政府的人士开放。接着我们又谈到了许多话题，无论是斯里兰卡、缅甸，还是伊拉克的新闻自由。当然我们还谈到了一个目前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北京奥运会的问题。

以奥运向中共就人权问题施压 可望获法国外交支持

我重新提醒贝尔纳·库甚奈尔，我们现在已经不呼吁抵制了，因为大家都想去，能怎么办呢？记者无疆界在当初作决定时就反对把主办权交给北京。我主要向贝尔纳·库甚奈尔强调一点，当主办权交给北京时，中国当局是做出了一些保证的。当时有一些官员发言说：“在人权和自由方面，你们看吧，从现在到奥运会将会有变化的。”我提醒贝尔纳·库甚奈尔注意，从2001 年奥运主办权分给北京到现在没有变化。今天在中国，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不比2001年是更被尊重。唯一有一点进步的方面是外国记者的工作。但是说到整个自由的问题：政治自由，工会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一点进步也没有。

我告诉他，我需要他并需要法国外交的支持。他回答我说，我们可以信赖他，另外，今年秋天在共和国总统尼古拉·萨尔科奇访问中国之前他将先去一躺。他说他会反映这些令人担忧的事情，并向中国当局提出让他们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监禁方面做出正确的姿态。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我们可以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改进。大家必须都得参与，单单靠非政府组织提出要求是不够的。不仅是非政府组织，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没有西方大国外交的参与，就不会有任何人权方面的进步。而且我认为，从道德上讲，如果在北京体育场里欢庆而在周围全是些被关押的人，那是不可想像的。

在中国人权方面采取进攻态势不会影响与中国公司做生意

记者：您和他谈到了所有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严重人权问题吗？

梅纳尔：当然，我很了解他。而且他一直是有一说一，所以和贝尔纳·库甚奈尔交谈很轻松。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现在我在领导一个捍卫人权组织，他在负责法国外交，这不完全一样。 我向他重申了我的想法。今天我们不能要求向他那样的一个大部长一字不差的重复和我们一样的想法，当然不能。他是法国外交部长，他毕竟也要替法国军事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着想。而且谈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重要性是不可轻视的。我只是提醒他注意，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同意的：看看美国的外交，在中国人权领域上，美国外交界要比法国外交界要更有攻势。然而这也没有阻止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做生意。

我认为中国当局会明白这些的。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当局会尊重那些什么都没说就屈服于他们的人。当一个人能证明自己可以坚持不同的意见，并且还能坚定地保守自己的信念时才会被人尊重。

我觉得中国当局比我们想像的要狡猾、精明。他们可以不喜欢被一个国家指责，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这个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市场，并能分辨这两样。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批评中国的人权，这个国家的企业就不能跟这个国家搞贸易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法国有最好的高速火车或者最好的核能中心，那么中国官方会继续定购法国的高速火车和核能中心的。这一点一定要分辨清楚。

法国新政府在维护人权方面可望有新风格

他和我都很确认这一点。同时，我没有让他去辱骂什么人，只是要讲出来：我们必须现在向中国官方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中国官方会妥协的，因为他们想让奥运会圆满进行，因为他们想让舆论忘记他们的独裁，只记住体育。因此我向贝尔纳·库甚奈尔提出——他说他会照办的——写信给奥运委员会主席罗格，告诉他在奥运章程里说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中国人的尊严在那里？当他们向政权表示抗议时，他们会被关进监狱，当他们要求有政治自由时，他们会被关押，当他们要求有工会自由时，他们会被监禁，当他们想实践自己所选择的信仰时，他们还会被关押。事实上就是这样。那么奥运章程里所说的人的尊严在哪里呢？没有。重要的是一定要同时给中国当局和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施加压力。我相信——而且我不认为我错了——我相信贝尔纳·库甚奈尔是同意我的观点的。

记者：现任法国政府的国际政策与前任政府一样吗？

梅纳尔：我认为现在政府的风格和上一个政府不同。昨天，萨尔科奇先生在所有法国大使前发表了讲话。他讲话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的风格，他的意志不一样。选择贝尔纳·库甚奈尔做外交部长也是因为知道他的表达方式，风格和意志和普通的外交人员不同。这种态度的不同，这种直率的讲话方式将在捍卫中国和其它地方的人权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成功的手段。我信任他，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会为此而奋斗的，而且当他对我说他会为中国人权奋斗，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他。这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为讨某人欢心就可以做出的表示。我确切的知道，当贝尔纳·库甚奈尔见到中国当局时，他会对他们表达他对中国的看法，用他那种又尊重又直率的方式。我觉得这很重要。

奥运赞助商亦须遵守奥运章程

记者：承认了北京的主办权，是否可以说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梅纳尔：我认为中国人权捍卫者目前的处境要比5、6年前要难，那时我们还可以抵制奥运作武器。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官方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不来”因为不会有人不去的，问题在这。应该从2001年开始就持另一种立场（抵制北京奥运）。但现在这个立场已经失利了。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 “如何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谁都想去，而毫无疑问谁也都会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能改变局面。”

我认为必须给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比方说，刚才我提到了雅克·罗格，但是不光有雅克·罗格，在国际奥委会里边还有个伦理委员会（Comite d’Ethique）。这个委员会必须向我们刚给它的信中写的：“你们是负责让人遵守奥运章程的！”那我们就这么做，看他们怎么反应。这是一个真正的要点。但是这么做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收获。能得到收获的地方是在赞助商方面。

我们刚刚向所有的赞助商写信说：“要知道赞助奥运会就必须得签署奥运会章。请看看奥运会章说了些什么？你们不能在奥运章程上签了字，但就当中国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一个尊重人身自由的国家。你们究竟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保证，我们对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你们的回复，如果你们在异议人士，帮助异议人士家属，西藏问题以及中国的自由问题等方面上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你们不回答我们，那么我们将会直接和你们的顾客沟通。”

你们知道，那些从卖可口可乐到卖桑塔纳汽车的企业不希望我们给他们做坏广告，因为那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营业额。而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施压手段。因为奥委会需要赞助商，中国官方需要赞助商，有很大一部份是他们在资助。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很多措施。

你说得有道理：如今我们拥有的“武器”不如六年前多。要我怎么说呢？我们当时呼吁抵制，但只有我们做了，就连那些捍卫人权协会里的人都大体不赞成抵制。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但是现在要行动起来！

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成千的被关押者

记者：有报导说，会谈期间，您谈到了一个一些被监禁的中国人的名单。库甚奈尔先生是要把它交给中国当局吗？

梅纳尔：我不知道贝尔纳·库甚奈尔先生准备怎么做，首先欧盟在好多国家都拉了一个名单。那么会不会是这张名单，他会不会递交一张名单，我希望、我想像他会这么做。我们告诉过他，我提醒过他，我也重新向奥委会提出：“我们有名单。”但我认为这张名单上不能只有记者，当然不能。要有记者、有异议人士、有因为宗教信仰碰到问题的人，一定要拉出一张名单，这谁都要做。

如果明天，某个外交官对我说：“我需要一张我可以要求释放的人的名单。”我们就知道需要给一些组织的5、6个人打个电话。名单就出来了，没有问题。当然这一项程序总有一天会是必要的。当我给雅克·罗格写信时，我对他说：“现在再不能无关痛痒地谈论人权问题了。实际上我们要求的是释放一些人，成千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呢！”在这成千的人里，有些是老人，有些已经好多年身体不适了。这就是需要考虑的标准：那些人的身体不适状况，年龄和监禁期限，从而建立一个名单并表明要“马上得到他们的释放！”

记者：您是不是向库甚奈尔先生建议了一个名单？

梅纳尔：我们已经把一些记者的名单提供给法国外交人士了。但我再说一次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唯一该提供的名单。我们要提供一些除去我们以外的人的名单。我们在互联网上讨论记者和异议人士的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一定要被释放。我们提供的名单只能是示范一下，是不全的，应该向所有人要名单。

“西方政府的勇气的极限就是他们的经济利益”

记者：中国的情况与会见时提到的其它三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和缅甸有何不同？

梅纳尔：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在伊拉克，问题不是出在司法上，而是出在一场可怕的战争和暴力上。在伊朗又是另外一个情况，那是一个很大一部份自由都被侵犯了的政策，比方说让我们站在言论自由的立场上，在伊朗就比在中国自由。在伊朗有记者被监禁，那不是一个自由的体制，我不是说它自由。但那里有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报纸。在中国，反对派报纸在哪呢？没有，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再说缅甸，是的，缅甸是另一种体制。总的来说，缅甸是一个独裁国家，是右派独裁，而在中国是左派独裁。但两方都是独裁。令我不解的是有些人反对缅甸独裁但对中国独裁却无动于衷或者反过来。对我来说，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共产党独裁，对自由来讲都是一样的。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其中一个会比另一个好。而且两方都有人被关押。没有言论自由。

记者：是否是经济利益使然？

梅纳尔：那是因为人们对缅甸要比对中国严厉，您说的对，差别就在这里。缅甸，在经济方面上除了石油以外，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多大的份量。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对中国小心翼翼的？是因为它是个经济大国，那是13亿人，西方人不敢和中国当局发生争执。有很多西方人很勇敢的揭露缅甸，他们是对的。但他们揭露北京的共产党就远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因为他们想向中国人卖产品，而他们对缅甸不用担心这些。您知道，西方政府的勇气的极限就是他们的经济利益。

法国外交的新风格可能预示着欧洲态度的变化

记者：让我们回到北京奥运。您刚才提到赞助商方面，那是您的一件利器。您觉得库甚奈尔先生的利器是什么？

梅纳尔：我认为最有力的是让人们看到中国不好的形象。法国多年以来都没有着力地关注中国民主奋斗之事。几个月前中国负责信息封锁的官员还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这就显示出法国在这个方面是多么小心翼翼。如果中国官方感觉到法国现在的观点变了，那是因为现在法国外交部门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决议高声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而这很可能预示着欧洲态度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法国的一张王牌。

法国官方可以说：“我们不再是那么妥协了，我们要达到一些目的，而且我们向你们提要求。”我不认为中国人不注意这一问题。我也许想错了，也许他们可以说他们不在乎，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北京想让奥运会圆满进行，想让大家都觉得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我认为如果大家都加入的话，他们会做出让步的。当然他们不会明天一早就建立民主，那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们会准备做一些改变以便让人们对中国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所以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记者：您觉得库甚奈尔先生是否准备公开地谈中国人权问题？

法国外交部的代表都这么说就很明显的证实了这一点。不是我让他这么说的，是他决定把重点放在中国上。这就表示了态度的变化。要知道，在从前，如果我和一个部长谈论中国问题，他不会对外讲的。他同我交谈，向我们做出一些保证而且公开这一跤谈，这就改变了一切。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信任他们。我们看这次贝尔纳·库甚奈尔的秋季中国之旅的结果吧，我不认为他是两面派。他不会对我说一番话而又对中国官方或其它强权政权说另一番话。我完全信任他。

 

王云五是出版家，但在大陆，他似乎以发明家而著称。公众大都知道他是四角号码的发明者，却不太清楚他在出版史上的成就。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公众，因为关于王云五的著作实在是非常有限。王云五后来从政、位居国民政府高官，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首要战犯名单中，他忝列第十五号。但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战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批也不是、夸也不是，最后的结局就是被雪藏。

现在，连战回来了。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开始推出“王云五文集”，已经问世的有《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然而，我最期待的是王云五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得知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就赶往书店。等我见到这本书，却有些犹豫，原因无他，只因在封面上看到三个字“节录本”。王云五的公子王学哲在“缘起”中解释说，原书有50章、100多万字，考虑到其中许多文件、书信、记录及档案等“对于普通一般读者可能不发生兴趣”，因此将这本书节录为20余万字。

“瘦身”之后的《岫庐八十自述》，“普通一般读者”就会感兴趣么？对此我很是怀疑。虽然对王云五有所耳闻的读者越来越多，但此类书籍的购买者当以图书馆为主，其次是一些专业或者准专业读者，他们对于资料性的需求远远超出可读性，而节录本犹如鸡肋、聊胜于无。狭义的“普通一般读者”更愿意读《我怎么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更为广义的“普通一般读者”对于这种文史书籍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最多也就是读读易中天。

在寻找《岫庐八十自述》的时候，我在书店见到新版《西洋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这本书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里曾经提到，当时看的是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版。仅有10年之隔，这本书严重“增肥”，本来是口袋本，现在变成了厚厚的板砖，险些认不出来。作者陈衡哲已于1976年去世，不可能再作增订。对照这两个版本，新版增加了一些插图和译名对照表，主体部分并无太大出入。定价却从10.7元变成58.00元，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这个变化也是惊人的。图书“增肥”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但这种面目全非的效果，我识见有限，还真有些大惊小怪。

新版《西洋史》属于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一起出版的还有一度难觅踪影的赵廼抟《欧美经济学史》。看到《西洋史》的“增肥”版本，我对其它几本也不敢问津了，价格事小，占用我书架上有限的空间事大。大约10年前，东方出版社就曾推出一套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十年后重续前缘，也算一段佳话，只是希望不要成为“增肥”的佳话。

《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12.80元。

公正不能只有行政出口

读了《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我才得知，原来很多地方政府设有“人民内部矛盾调处中心”。设置这个专门机构，目的据说是“把触角向下延伸，综合运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手段，积极稳妥地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信访系统百足俱健，何以再生枝蔓？显然是因为面对规模愈来愈大、性质也愈来愈尖锐复杂的信访问题，传统的信访制度很大程度上已难以胜任，又不愿把信访问题分流到司法系统，主要通过法律救济来化解，而必须限制在行政范围，通过行政主导的传统模式来应对。用更大的力度，调度更多的行政资源，集中处理信访事件中那些最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紧急事件，就成为必要。

信访系统已经占用了够多的行政资源，调处中心则位势更重。即以《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引为标本的北京朝阳区调处中心为例，该中心下设“六室一厅”；在区一级的调处中心之外，直接下级街道、地区(乡)还设有调处分中心；处于末梢的社区、村亦设有调处工作站。如此层层叠叠，占用的公共资源，耗费的行政成本，自然更是居高不下。

处理劳资争议也没有例外。根据“仲裁前置”原则，在发生劳资争议时，当事人不可以直接诉诸法庭。尽管纯粹就理论来说，选择仲裁还是选择司法，本来是当事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我们非要剥夺当事人的这个权利，强制性地把他们(当然主要是弱势的劳动者)先统统赶去仲裁，不允许他们直接上法庭。而仲裁全都是行政部门的事。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极其高昂的行政仲裁，绝大多数劳动者根本就无力承受，行政仲裁实际上成了阻挡劳动者走上法庭、寻求司法救济的一道高高的门槛。

本来可以、也应该主要通过司法救济解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是不让司法出来唱主角，而非要把资源主要集中到行政系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摆平。转型时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如《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所断言的，当前“经济利益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程度增强，处置难度加大”。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纷繁复杂，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要路径却始终只有行政一途。不公正来自四面八方，公正却始终只有一个出口。这种情况下，公正供给怎么可能实现最大化呢？怎么能够满足社会对公正愈来愈强烈的需求呢？公正需求与公正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势所难免了。

行政供给公正的弊端

行政供给社会公正，其实本来就是公正供给机制最大的弊端。行政供给社会公正，不过是权力供给社会公正的同义词。行政主导注定了公正供给序列跟行政序列完全同构，愈到低端，公正供给权愈小，可能提供的社会公正愈少；愈到高端，公正供给权愈大，可能提供的社会公正就愈多。公正似乎跟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而我们知道，其实愈是低端的权力，距民众愈近，跟民众的日常生活愈是直接相关；而愈是高端的权力，距民众愈远，跟民众的日常生活愈是脱节。权力主导公正供给，按照权力大小分配公正供给权，因此必然导致民众往往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最需要公正的时候，得不到公正。要求的公正只有能尽可能接近权力中心，尽可能求助于高层，而愈是要接近权力中心，愈是要求助于高层，损耗的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经济成本就愈大，即便侥幸求到了公正，公正的代价也实在太大。

公正的危机，不外发生于如下情况：一是私权跟私权冲突。这种冲突要么不告不理，如果属于社会自治范畴，就尽量靠社会自治解决，要么确实超出自治范畴，那就让社会接受的共同规则来解决，即诉诸公堂，让法律做最后的裁决。这两种情形下，都没行政权力多少事；二是公权跟私权冲突，这种冲突，公权作为当事的一方，更没有资格自己做最后的裁决者，一般应交付作为第三方的司法去解决。

公正供给通道应该敞开

这也就是说，公正供给最大限度的社会化、司法化，才是一个正常的公正供给机制。自由的组合，使普通公民能够随时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不公正；充分发达的意见市场，使公民的理性和良知能够始终占上风，不公正很容易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独立的和精密的司法，使得任何不公正都难逃法眼。这样就编织起一道公正的天罗地网，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存在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的发言，自由的集合以及自由的诉讼，来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救济，提供公正，公正供给就可以分散化，普遍化，哪里有公正的需求，哪里就有公正的供给，公正的真空就很难存在，即便偶尔存在，也会马上成为惊天大新闻而被媒体披露，被全社会关注，以全社会的力量得到完满解决。

要求公正是公民的天赋权利。只有当公民的这些天赋权利都得到充分满足，只有当公民拥有自由供给公正的天赋权利，公正供给的方便，公正供给的充分，公正供给的体贴入微，亦即公正供给的最大化才是有可能的。公正供给和公正需求之间的矛盾，才不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供给公正是一种公民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所以，公正供给通道应向全社会敞开，向每个公民敞开。每个公民都可以运用最适合于他的方式，以相对来说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以及为他人最大限度地供给公正，而无须等待权力的恩赐。公正的权力化供给，相对于公正的社会化供给和司法化供给来说，无疑是性价比最差的一种选择。

权力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决定了公正的供给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公正供给体制，把公正供给变成了一种特权，使得普通公民无缘公正供给，使得公正供给的社会化通道被堵塞，仿佛一个巨大的吸尘机，把日常生活中的公正供给抽取得干干净净，抽出一个普遍存在的巨大的公正真空，把公正的源流全部汇集到权力之巅，本来属于公民日常所有的公正结果成了权力恩赐的奢侈品，公正之于普通公民，往往可望而不可得。这种状况下，公正如何能不短缺？

理性和自信的表现

《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坦率承认利益关系的千差万别，承认矛盾激化，对抗增强。这种诚实的学术态度，是理性和自信的表现，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积极的开端。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特别重视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一套能够不断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化解利益冲突、有效促进和谐的利益调解机制。”这样的初衷显然也是良好的，是值得鼓励的。老树已经注定开不出新花，老思路老办法已经不顶用了，从权力中心自上而下地供给公正的传统机制，面对纷繁复杂而且不断变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千差万别的利益关系当然需要统筹协调。但正因为利益关系的千差万别，所以对利益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也应该千差万别，让每个利益主体都能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参与协调，参与统筹，则是最好的千差万别。每个利益主体都是权利主体，他不是被协调者，而是作为一个协调者参与全部协调过程；他不是被统筹者，而是作为一个统筹者参与全部统筹过程。那么在这样的协调和统筹的过程中，他就不难学会利益表达、利益谈判、利益妥协、利益交换，不难学会多赢、学会共处，总之是不难学会公正。

告别高度中央集权的公正供给机制，创造社会化的、司法化的公正供给机制，是对体制机制最好的创新，是从根子上解决公正需求与公正供给不足的不二法门。每个人都成为公正的供给者，每个人都成为救火队员，社会问题就容易就地解决，社会就能够持续发展。如果不这样，而是拒绝创新，那么在没有权，也没有问责的传统体制下，谁都没有动力，谁都束手无策，谁都只能在无政府状态中毫无希望地静悄悄地等待，把问题拖下去，直到问题积累起来，最终突破临界点，本来在萌芽时用最小的成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就会发展成一场牵动整个社会的大件事。

 

《阎连科文集》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囊括了他三十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六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这是阎连科目前最完整和最重要的文集，囊括了他半生的写作。

在接受采访时，阎连科说：“其实我的世界是非常小的，写来写去都是那小片土地。”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的人，对于乡村和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小说中的魔幻和荒诞都来自他对家乡那个北方乡村的记忆。阎连科在持续试探真实和想像之间的界限，他说：“下一部小说读者可能骂得我满脸口水，但我还是想不顾一切地去写那些不存在的存在，只要它们符合想像的真实和精神的逻辑。”

要么推出新的，要么停止写作

南方都市报：最近不少作家出文集，比如莫言的随笔集、张悦然的小说集。为什么你也赶这个热闹？

阎连科：(笑)不是赶热闹，出文集是三年前就要出了。原来我跟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同都签了，他们答应给我出文集和《丁庄梦》，后来因为《丁庄梦》的官司，我把合同撤回来，今年才拿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

南方都市报：那场版税官司的结果是怎样的？

阎连科：最后是双方和解，就是他们赔给我钱，就结束了。他们又找了莫言做中间人，又是朋友，钱也给了，就算了。这次文集里头也没有《丁庄梦》。

南方都市报：出文集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阎连科：对我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在1996年就出过一次文集。已经过去11年了。我在这次文集的发布会上讲，出了文集之后，要么你能推出新的、有巨大突破的小说，要么就停止写作，没有别的可说。如果写的东西还是跟文集里的作品差不多，那我肯定不会写，读者也不会买账，重复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我觉得出版社可能有一个考虑，觉得我们的现实主义小说需要重新梳理和思考，因为我是相对争论比较大的一个作家，选择我可能对梳理现实主义有点意义吧。

最终战胜我们的是主义，不是现实

南方都市报：围绕你的争论主要是什么？

阎连科：我经常讲现实主义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等等。现实主义永远是文学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突破现实主义，就不会有发展。

南方都市报：怎样突破现实主义？

阎连科：我在研讨会上讲，现实主义要分两步说。一个是现实，一个是主义，我们不能混为一谈。之前我们说现实主义其实都是说的“现实”，到了20世纪我们说优秀的文学中现实和主义是分开的。比如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你能说他们写的是百分百的现实吗？毫无疑问生活里是没有那些荒诞神奇的东西的，比如《变形记》、《百年孤独》。为什么它们会震撼我们？他们小说中的现实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最终战胜我们的是主义，不是现实。

南方都市报：怎么理解你说的“主义”？

阎连科：就是说，小说是有方法和方法论的，我们长期不重视小说的方法论，比如结构、语言等等，只重视小说写什么。我们今天说哪些作品伟大，我们老是把它和我们的现实对应起来，看它是否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现实和历史。这是一个评判小说好与坏的几乎唯一标准。但到了20世纪这种观念需要变化。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提供的荒诞离奇讽刺，恰恰是这些主义发掘了人类共同的现实。这是中国文学非常缺少的。

我老是这样讲，也老是引起人们的争议。我的小说结构各不相同，语言也有很大变化，里面的荒诞离奇寓言魔幻，包括巨大的幽默和讽刺，非常庞杂。我觉得批评家为什么对这些小说越来越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小说里有很多可探讨和争议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你早期的小说也很“现实”，是什么让你开始转变到“主义”的？

阎连科：对，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小说都是非常传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尽可能把它写得跟现实一个样。我们一直都是受这样的小说教育过来的。它并非没有意义，中国读者还很喜欢这样的小说。但所有的小说这样写还是很悲哀的。一个作家一生都这样写，更加悲哀。

如果说有什么契机的话，那是1996年我第一次出文集的时候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感觉接近于垃圾吧。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回头一看的伤感》。真的是回头一看，那十几个中篇讲的就是一两个故事，非常多的重复。所以我就非常渴望有一个变化。

南方都市报：不久前你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80％都是垃圾”，说的就是这些作品吗？

阎连科：对，我想还是之后的写得好一点。但是我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作品的读者确实是急剧下降，之前的写得差，但很多读者反而是喜欢我之前写的很写实的那种。我经常说，那些故事一个一个地重复，但那些读者还是说，你那个好。以前会接到很多很多读者来信，现在我已经三年五年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会觉得《受活》看起来特别辛苦，难懂，有方言，讲故事的方式他们也不喜欢。我经常说一句，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他永远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也只能沿着你的追求去写作。

有一声喊叫把我对北方农村民间的记忆唤醒了

南方都市报：你写作上的变化，主要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是来自你自己的乡村经验？

阎连科：应该说是两方面吧，一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看的拉美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完全打破了阴阳之间的界限，它比《百年孤独》早五十年，我认为是个不朽的作品。我想这部小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恰恰它也唤醒了我对民间那些经验的记忆。我是在写完《日光流年》后才去读《变形记》和《百年孤独》的。北方农村民间的记忆对我的影响太深刻太深刻了，现在有一声喊叫把它唤醒了。那些小说唤醒的恰恰是我的记忆。在我写很现实的小说时，其实也有很多亡灵的叙述、或者乡村的神秘事件等，只是它们当时非常非常次要。后来这些东西就慢慢升上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写作里如何处理真实和想像之间的关系？

阎连科：2005年我大伯的葬礼上，给我早年去世的堂弟同时办了一门“阴亲”。“婚礼”举行的时候，放两个骨灰盒的棚子上面忽然之间聚集了成千上万只蝴蝶、小飞蛾。正是漫天鹅毛大雪，哪来那么多蝴蝶啊？然后“婚礼”结束的时候，蝴蝶也飞走了。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乡亲们对此竟然习以为常，不觉得半点怪异。这件事给我的启发胜过我读一百部名著。因为我读一百部名著也解决不了一个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我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写出来，你们会认为是假的，别人会说我是迷信、想像、虚构。但对我来说百分之百是真的。生活里有两种真实，一种是现实的真实，另一种是想像的真实。我们经常说中国作家没有想像力，我们必须通过想像达到一个真实。通过这事之后我就坚信一点：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认为是存在的它就是存在的。它不是依据生活的逻辑，而是精神的逻辑。如果精神的逻辑深刻合理了复杂了，这件事的发生就合情合理。蝴蝶的精神逻辑在哪里，因为这对男女是冥婚。所以我觉得梁祝的传说不一定是想像，可能真的就有蝴蝶飞出来。

再下一部小说可能我写出来读者会骂得我满脸口水。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表达那种不存在的存在、无意识的意识。我说这个故事是合理的，我就不会考虑别的。现在我们的东西有因为有所以，有事实逻辑，我不会考虑这个，我是依据精神的逻辑来写。

作家必须要把握当下生活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的新小说《回家》快完稿了，而且写的不再是农村，是知识分子？

阎连科：本来快要写完了，最近颈椎病复发在治病，已经一个多月没写了。小说以一个出身农村的大学教授为题材，写到一部分大学的生活，一部分乡村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不会脱离土地，小说还是对乡村的一个延伸，知识分子也是农民的另外一种身份。

南方都市报：主人公是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跟你的经历是不是有关系？

阎连科：应该说跟我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有关，至少跟我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永远萦绕在心头的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到北京十八年了，我经常酸溜溜地说，北京和我毫无关系，这里不是我的家。但真正回到家你又会发现，这也不是你熟悉的乡村，你也没有能力把握现实的乡村。所有乡村的亲人，包括母亲姐姐哥哥，他也不会把你当作当年那个孩子连科来看待。小说主人公在精神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过，当年你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那今天你的动力是什么？

阎连科：对，我确实觉得我失去了这么一个明确的动力，哪怕它是功利的也好。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写作，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并不是说什么出于对社会和别人的一种责任感，我没有那么高，那是大家赞扬我。我写作首先是为我个人的，不是为读者。如果非要找个动力，比如你要表达小说的精神上的那种疼痛感，那这种内因可能更促进我写作一点。这样一个发动机可能更有力量，更持久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以农村为表现对象，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所了解的乡村和土地都是记忆中的，而不是当下的农村现实。

阎连科：这恰恰是我今天写作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惑。不管什么样的想像，在细节上也必然是要跟真实相联系的。那么你如何把握今天的生活现实，如何把握今天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你记忆中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真的无法回答，如果我能回答小说就写得好了。我现在写的小说还没有要求我必须这样去写，也就是说我还没有“直面强攻我们的现实”，我必须在生活上心理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才会去写这样的小说。

南方都市报：但也有观点认为，作家不是记者，他无须表现当下。你怎么看？

阎连科：对，作家不用对当下的事件进行即时反映。但当下生活的场景、当下生活的信息，当下生活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必须要把握。当某些细节发生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细腻的感觉，才能捕捉到。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细节，不是昨天的细节。我们生活的细节，这是最头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现在著名的作家们都离开农村时间长了。据说贾平凹为了写新作《高兴》就到西安的“拾荒村”去体验生活，跟他们同吃同喝。为了写小说，作家是不是一定要刻意地去体验生活，为什么不关注自己目前生活中的东西呢？

阎连科：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听说他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拾荒人，我想这些人能给他传递相当多的生活信息，作家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去体验生活，而是他有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

说到身边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感受不到，我在北京极其迟钝。我也会有意无意地每年往老家跑。写《丁庄梦》，我也是去了十几次。但是像贾平凹的《秦腔》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出来的，对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我的笔端我写不出这些细节来，我也不能像他把握得那么准确。我只能采取另外的表达方式。

　　《阎连科文集》(十二册)，阎连科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9月版，372.00元。

 

自从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石破天惊地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来，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纷纷加入讨论，笔者也不揣浅陋在「观察」网站上发表了「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现将笔者有关观点论述如下，请广大海内外读者批评.

一，「民主社会主义」不等於「社会民主主义」

谢韬先生费了很大篇幅论証「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将「瑞典模式」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典范，大声疾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共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不得已打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提出全新的理论，为中国社会寻找发展路向，「耿耿救党之心」（其实是救国家救民族），用心良苦。但是，窃以为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行不通。

首先，从政治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不等於「社会民主主义」，尽管祇是排列不同，其实质却南辕北辙.据笔者理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加上某些民主的内容，本质还是社会主义.若果如谢韬先生所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算作是「民主」，那么这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更不值得我们憧憬了。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本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发展至今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议会政治（多党制），阶级和谐，普选和三权分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在都适得其反，因此，根本就不应该相提并论，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其次，「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成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盖因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共存於一体.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执政党及其领袖拥有无限扩张和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专政」。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党」说了算，连政府都不过是一个摆设，谈何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民众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一旦丧失了经济权利，必然丧失政治权利，包括人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因此，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阻碍经济发展

再从经济意义上说，居住在瑞典的茉莉小姐和亲自到北欧考察的许行先生均认为，与其称瑞典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不如称为「人道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更合适.之不过曾经长期由起源於「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执政期间又实行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因而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善意地误读成「社会民主主义」而已。茉莉小姐说：「尽管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是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据许行先生考察，瑞典人若月入22000港元，税率已达到45%，最高税阶竟高达88%，同为发达地区，香港人若月入22000港元，薪俸税仅为瑞典人的1/4（香港薪俸税率从2%到25%，标准税率仅16%，利得税率仅17.5%），2005年瑞典总税收佔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2.1%，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本国人为了避税，提前退休或旷工：据瑞典统计局公布，2005年有49.5万人提前退休（瑞典全国人口仅900万），企业常年旷工率超过20%.而且因为税率採取累进制，收入越多则要按越高的税率缴税，为了逃避高一级的税率，人们不想晋升，不愿意加班工作。据曹长青先生「保守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一文说，瑞典付薪假期居欧洲之冠，全国有几乎一半的人口（400万人）不是「休病假」就是领取各种福利，造成了一种毛泽东中国时代特有的懒人现象，「只要说身体不适，医生就开假条」。同时，另一方面外国移民纷纷涌入，仅2006年就有9.7万人，佔全国人口1%多。由於徵税太高，企业及个人辛劳所得，一大半要上缴国家，严重挫伤了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不愿投资，就业机会自然匮乏；个人不愿工作，生产效率自然降低。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9%，全民失业率近40%，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经济严重萎缩.

结果在全球自由化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五个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四个执政党下了台，其中包括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由主张改革福利制度的保守派取而代之。年轻的瑞典右翼联盟新首相费尔德去年9月上台后，就开始实践他的竞选诺言，先是在今年3月底承诺取消对个人除房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徵收财富税，紧接着4月3日就宣布将於08年1月1日取消对房产徵收财富税。同时减少向失业人口发放福利金，下调所得税税率，降低新公司创立门槛等等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希望能够用渐进的方式改变长期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重新融入世界自由经济的轨道。瑞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克隆指出：「税率已到极限，国家效率必须改进」，他表示，北欧国家逐渐融入「欧洲主流」，独有的特色必将淡化。法新社称瑞典与「福利国家」渐行渐远，自由主义经济正在复活；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8日以「民主社会主义破产——北欧四国逐步废除福利制度」为题，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三，「瑞典模式」不适合现阶段中国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闭塞的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将「瑞典模式」视作挽救中国的首选良药，无异是开错了药方。

谢韬先生说「瑞典模式」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段话，其实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无论是过去的苏联和中国，或者今天的瑞典，都祇是乌托邦，根本实现不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失败就不用说了，他们扭尽六壬都从来未能真正调动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去有效地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整个社会长期处於极端贫穷和匮乏的困境。为了实现他们「平等」「共产」的理想，唯有劫富济贫，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扼杀於摇篮之中，将本来就不富裕的资产阶级有限资产充公，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去解放生产力，让「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思想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被他们「解放」了的工人农民不但一无所得，反而失去了原来仅有的个人财富，他们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不过是国家的奴隶，真正的国家主人却是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各级官僚，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窒息，整个社会经济大倒退，陷入崩溃边缘。

在贫穷的国家如此，在富裕的国家瑞典也未能实现谢韬先生上面所说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原因何在？原因在於要想让穷人变成富人，必须极大释放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经济，让「社会财产总量不断增加」。即是首先要把国家经济这块饼尽可能地做大，而不是在这块饼很小，或者初具规模的时候，就忙於去平分这块饼。人生来智力、体力、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各人命运际遇也千差万别，因而各人对社会的贡献势必有大有小。可是，高税收高福利这种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政策，却无视这种差别，企图用「二次分配」的办法达到「平等」的目的，其结果只会奖懒罚勤，极大地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事实証明，这种政策正是发展生产力的天敌，凡是採用了的国家，无论贫富，统统都会令到国家经济陷入困境。

笔者在「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过：「（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因为他们是富裕社会，多数人养少数人行得通；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在瑞典这样人均GDP高达两万多美元，全国仅900多万人口的富裕国家内，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尚且招至经济停滞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佔80%，人均GDP仅一千多美元的13亿人口大国里，如果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有何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将最富有的10%人口的90%财产都徵了税，平分给其余的90%人口，每人也分不到多少，这样做，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吗？国家经济能够向前发展吗？笔者不是笼统地反对福利政策，只是反对高税收高福利，主张在国家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效仿香港设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廉租屋、政府医院、综合援助金），而不是摹仿瑞典大手笔的，结果势必被滥用的全民高福利。

四，中国的出路在於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中，除了1926至1936年仅有短暂十年，从来没有过一段完整的稳定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在共产党叛乱，国内战争不断，外敌入侵的恶劣情况下，由於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经济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惜这段黄金时期祇是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现在中国名义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坏的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的高速增长，建立在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之上，少数官僚资产阶级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普罗大众面对居住、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却生活艰难，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好的资本主义，可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笔者在上述的同一篇文章里说过：「与此相比，笔者宁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让我们中国也获得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资本发展时期，让亿万人民完全放开手脚，在公正公开的社会制度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公平竞争，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勇敢，勤劳刻苦，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一定会突飞猛进，待中国进入富裕社会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不迟.」

在这方面，同是华人社区的香港和台湾提供了最好的范例。特别是香港，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以低税率和自由港政策闻名於世：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免税进出口；税制简单，税率仅高於爱尔兰的12.5%，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居倒数第二位，所以能够连续13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第一名，和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达近三万美元，佔世界第15位；人均财富达20多万美元，为世界第一。以一个仅1000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蕞尔小岛，能够取得如许成就，被世界经济学界誉为「香港奇蹟」，实在堪称华人经济发展的典范，与其远道取经并不成功的「瑞典模式」，不如就近学习举世公认的「香港奇蹟」。！恨易卜卜沃得哥捉虫督波而家前日一於前日一一啖郁卜卜侧边督

以上仅一孔之见，恭请诸位学者专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14，Aug，2007纽约）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9月21日刋於「新纪元」周刊第38期）

 

2007年乃13世纪波斯诗人儒米（1207－1273）诞辰8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国际儒米年。从9月份开始，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

儒米1207年9月30日生于古代的大夏附近（今阿富汗境内），后成为伊斯兰学者，投身于神秘的苏菲传统，并写了数千首诗歌，浪漫而通灵，许多流传至今，为他赢得无数的现代读者。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于9月6日在巴黎举办了儒米手稿、图书和美术展览，以及一场学术研讨会，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三国协办了上述活动。

此外，包括苏菲音乐会和托钵僧表演在内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已经或将在伊斯坦布尔、纽约、日内瓦、柏林、雅加达、杜尚别、开罗、伦敦、墨尔本、罗马、悉尼、大马士革、芝加哥、华盛顿、东京和新德里等地举办。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也说，儒米如今是美国最畅销的诗人之一。9月28日到30日，马里兰大学波斯研究中心将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儒米研讨会，约有20位儒米学者到场，论题包括“新媒体中的儒米”，和“儒米，畅销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