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等。但是，当我们进行研究或写作传记的时候，往往将她们简单化，不是圣洁化，就是漫画化，并没有将内涵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
丁玲被善于政治操作和惯于听信操作的人们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很有典型的意味。她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为填补胡也频留下的空缺而在刀丛中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一生激进，结果于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被打成“右派”。二十年辗转流放北大荒及山西农村，蹲过秦城监狱，风刀霜剑，茹苦含辛；至七十年代末获平反之后，据说她又忽翻了个筋斗，这回是向左转了。到底是谁走错了历史的房间？是丁玲自身的迁变呢，还是我们的视觉受了障蔽？
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因为这样，便决定了她得在同一时间内进入文学和政治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任何一个圈子的“同级斗争”——鲁迅基于斗争实践中的一个天才的发现和总结——都是激烈的，尤以后者为甚。而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分歧和冲突由来已久，结果又往往以政治方面取胜而告终。这也有着鲁迅的关于文艺与政治问题的一篇讲演为证的。
丁玲的不幸，还因为有意无意间陷入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人事纠葛；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格、欲望与权谋已然介入了她与集体政治的关系之中。她与周扬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从周扬于1955－1957年间翻云覆雨，反复几次把丁玲置于专政的死地，最后对丁玲的平反仍然采取阻碍和拖延的手段；以及丁玲死后，其家属拒绝将周扬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事实，可以推知严重对立的程度。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全部说明的。再如沈从文，因《记丁玲》而受丁玲的责备，也成了文艺界乐于谈论的话题。这个小册子无论怎样地孟浪、轻薄、不负责任，八十年代的沈从文声誉日隆，已非昔日的文物式人物可比，因而为之解脱辩护的文字接连不断，到头来只好损害丁玲本人而已。自然，比起周扬，所有人物的损害相加起来，对丁玲来说也都不足轻重。此外，时空的变化，舞台的转换，都是非个人能力所能抵御的。历史问题拖延愈久，愈不利于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中国的看客本来便多，又容易健忘；事件发生时已是十分隔膜，难以感知暴力相加于他者的苦痛，时过境迁，其中的情节，自然日渐销蚀，错乱，甚至颠倒，不复有人产生探究的兴趣，而且也无从探究了。
先说丁玲的右。四十年代初，丁玲到延安不久，如同许多知识者一样，对延安的自以为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评。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放出了一大批“毒草”。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在民主、平等、个人权利上面，都是带根本性的。最著名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者因此被捕，几年之后死于非命。其间，丁玲本人也炮制“毒草”，代表作有《“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颇有西方女权主义的味道，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专制、“东方文明”的。当时，毛泽东算是手下留情，称她为“同志”，把她同“托派”王实味区别开来；及至建国后，却把她同王实味捆在一起，亲自加写按语，放在《文艺报》上进行“再批判”了。倘要论左右，在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根子甚深；除了早期有过很短暂的反左——主要是反对“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者——阶段以外，历次运动大抵是反右的。从事实上看，前前后后的一批右派人物，都应当划归“民主派”，与专制主义和特权思想相对立的。自延安以后，事实上丁玲再也不曾右过，大约她吸取了教训，深知这右是危险的罢？
再说左。丁玲被目为左，主要在1979年右派平反——对丁玲个人而言，其实是部分平反——之后的事。在这里，必须区分不同的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属于正常的个人意见，由于语境产生政治性倾斜，结果连这意见也相随带上了某种倾向。丁玲对意识流小说、历史小说的批评意见，即属此例。当时，“现代派”是被看成“自由化”的一种表现的，这样，作为一个作家的审美偏爱，很容易被人利用，或产生错觉，而被蒙上别样的色彩。从史料看，我们可以发现，丁玲晚年许多意见是针对周扬的，其中夹杂了一些意气之争，也是难免的。表面上看来是争“正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抗争，表现了一个弱势者的某种心态，人们可以由此得知受损害的深重程度。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算是社会环境与个人处境的合成的产物。八十年代初，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可能立即改变整个的意识形态，乍暖还寒，气候并不明朗。丁玲本人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用周扬的话说还存在“疑点”和“污点”，处境仍然艰难。在她访美前夕，中国作协还有人放出流言，说邀请她前往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于此可见一斑。她对友人说：“全国都有耳”：“翻不了身，网大着咧”。1978年9月16日日记写道：“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同年10月8日，所记的同样是灰色调：“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及至1981年间，正值“反自由化”时期，丁玲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还说：“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对于或左或右的说法，所谓动辄得咎，其实丁玲早在预感之中。
命运始终没有掌握在丁玲手里，她显得很被动。然而，从下述的通信文字中，可以知道她对中国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她说：“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在丁玲写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正在欢呼“第二次解放”，而文艺家也正在欢呼“文艺的春天”！然而，清醒之余，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所教给她的，竟然会是“学乖”！所谓学乖，大约相当于鲁迅说的“戴假面”之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她出于自我保护而居然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些适合“左”的形势的话，加上别的人为因素，此人也就必左无疑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左，比如早期的批评萧也牧，晚年对《绿化树》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批评，都过分强调“立场”“原则”，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的特质的东西。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思想与正统意识形态，个人与组织乃至一个体制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无论怎样评价丁玲，我们必须记住丁玲自我设置的前提，就是：一、“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二、“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只要考虑到了文学与政治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与冲突，有关左右的谜底就会变得易解许多。
对于投身革命的丁玲来说，《“三八节”有感》的发表是一个转折，1955－1957年再度转折，最后一个转折是1979年。可谓一波三折。前两次转折是同一方向的转折，是苦难的强化。苦难生活一方面锻炼了丁玲的心智，所以到了后来，她能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在日记和书信的隐面文字中有那样的彻悟；另一方面，她毕竟因此被剥夺了学习和思考的许多基本条件，有一个时期，甚至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对她进一步开拓政治和文学的视界，不能不是极大的损失。1979年的转折，无非使炼狱中的丁玲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五四时期那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新女性丁玲，则早已成为陈迹。在她复出之后，正如她所自述的：“ 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苦难历史相匹配的宏大作品。显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她，防碍她进步，甚至限制她对已经取得的进步的真实的表达。
丁玲早年秘书张凤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读到197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亮相”表示不理解。看望丁玲时，她问道：“我不能理解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呵！”丁玲沉默有顷，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她的话说完了没有？这是判断呢，还是感叹？她说的“进步”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感觉到，语言背后的丁玲是沉重的，复杂的，担受着一种“智慧的痛苦”。但是，对于政治化的作家丁玲，我们往往注意表象，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注意日常行为，而疏于心态分析；注意语言文字，而没有顾及沉默，那未曾言说的部分；注意本体的部分，而不考虑支配她的外部环境。总之，袭用左和右这样的大口袋去套丁玲，是明显不合适的，过分狭窄的，含混的，甚至是荒谬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怎样以左右品评人物呢？即使按斯大林的说法，左和右这样的概念，也只能用于政治上的分野，不可以随意超越这个范畴的。
有人说丁玲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找到一个顶用的高参。作为一个作家，不占官场也不跑戏场，其实无须劳人设计。作家首先是以作品，然后以同文学相关的活动来见证自己的。但是，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须知，这是一个在青春妙龄时候，就以一个莎菲形象令文坛侧目的人，这是一个到延安不久就以一篇纪念“三八节”的短文而震惊朝野的人；然而，正是这个人，在长达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空间。被称为她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从政策出发写作的作品。虽然，她的文学才华无法为意识形态所覆盖，艺术个性却是明显地受到了伤害。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一度因为被确认为“富农立场”而得不到出版。在她复出之后，发表《牛棚小品》，小品而已；以她的经历，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然而最终还是自动放弃了。事实上，所谓“伤痕文学”，出现之后不久便受到了谴责。结果，我们所见的丁玲“亮相”的作品，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丁玲有丁玲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平民化的，但是艺术上则是平庸的。一个作家当她被不平的激情——无论为社会还是为自己——所驱使，需要表现而不敢表现，或无力表现，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作悲剧。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在丁玲的一生中，虽然写作事业被迫中断，艺术受到玷污，但是，仅仅因为《丁玲文集》中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因为个人履历上前后有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中国》杂志主编，有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杂文作家，有了北岛、残雪、刘晓波、王富仁等一批无名作者，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
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