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个人的阅读史”这个题目让我进入回忆，对于中年人，回忆经常是快乐的源泉。我不到十七岁就上了大学，此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几所大学中，二十多年过的就是读书的生活。对于我这样一生几乎都和阅读相关的人，面对这个题目，头脑中最初跳出的是一个人的名字——李泽厚。

从小我就是看“大书”的。“大书”，是我们乡下对厚厚的书的特殊叫法。说来我的阅读史开始得很早。我读完家中唯一的一本“大书”《林海雪原》大概是九岁的时候，那一年我因为肺结核休学在家，那是阅读大部头的开始。此后经常面对的就是书荒，因为七十年代末在一个东北山区的小镇，找到一本书看很不容易。所以你可以想象，1979年我考进东北师范大学，当我走进图书馆，看到一排排的书时，心中是怎样的感觉。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走进了宝山，一本本书珍珠财宝般闪着灿烂的光彩。那是一段疯狂阅读的日子，现在想只能叫“恶读”。因为是什么书都读，是没日没夜地读，是读不懂硬读，是漫无目的疯狂地读。而把我从这段“恶读”中解救出来的，是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付庆升老师。在东北师范大学，付庆升老师是给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位。我们之间关于读书曾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遗憾的是今天已经回忆不起来那次重要的谈话的背景、场所、契机。我只记得那一天他谈起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付老师讲到，丁玲说一个好的作家一辈子能够写出一本好书就足够了，读书也是这样，比如一个假期你只读一本书，但读得很认真，那样你反而会有非常多的收获。他戴着眼镜，一脸络腮胡子，说这话时身体前倾的样子今天仍历历在目。那谈话应当是学期放假之前。

那个假期我真的决定只读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刚买到手的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暑假。1981年的暑假，整个是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一起度过的。一改往日一本书只读一二天的旧例，我每天只读一章，读后整理出每节大纲，然后找出关键词，并记下自己一时不能完全理解的词。一遍读过后，再回头复读，力争对作者全书有个融会贯通的理解。那时年轻，记忆力好，最后读第三遍时，很多精彩的部分和书中精彩的引文，我已经大致可以背诵。这是整体回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一本书。全书的时间跨度大，从上古一直讲到元明清；涉及面广，话题及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美学史；但线索清晰，不仅说清楚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举重若轻，写得语言优美，浅显易懂，绝不生硬，和后来很多学者的艰深和晦涩恰恰成为对比。就我的个人体会说，《美的历程》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作者审美目光的敏锐和准确。作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深刻的理解，构成了这本书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这本书的引文如何经典就不难理解。

回头想我要感谢上天，在我决定贯彻阅读的“一本书主义”时，冥冥之中把这本好书送到了我的手中。就这样，在十八岁的夏天，我有幸借着李泽厚先生的一双神眼，对中国古代文化做了一次观摩巡礼。从“积淀”、“狞厉的美”到“有意味的形式”，一个个单词在放假时开始生硬地进入眼中，到开学时已经成了我和同学聊天时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的“利器”。当我再次走进博物馆，看到那里的青铜器、铜镜、佛像，仿佛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我觉得它们都在对我讲话，尽管我还不能完全听得懂它们的语言。许多年后我重读此书，依旧想对李泽厚先生的审美趣味表示深深的敬意。回头想来，像李泽厚这样对于哲学、文学和历史都有很深学养的大学者，肯放下身段，写作这样一本施惠入门者的著作，实在于后辈恩泽深厚，难能可贵。

这本书对于我后来的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我按图索骥阅读了《美的历程》所提及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它们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还先后找到并阅读了所有李泽厚先生的著作。我阅读过《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美学论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阅读过对于我非常艰涩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把我从单纯的文学青年引进历史研究的力量，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这些书的影响。从日本回国后，2001年又阅读了新出版的《己卯五说》。《美的历程》对于我后来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最后部分写到，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一个又一个时代，各有自己的艺术精神。1991年到日本留学，我决定改行研究日本。面对另一个民族，一个我充满未知的文化，我立下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按照《美的历程》的路数，对于日本文化的美做一次巡礼。如果有一天我能完成这一任务，那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李泽厚先生。

八十年代已经随风而逝，许多读过的书已经像风一样飘远。在日本留学十年，我的知识领域和学术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回清华大学执教，偶然面对自己书架上一些落满尘土久不翻看的书，有时竟想不起当初为什么买这本书，什么时候读过这本书。但对于我，《美的历程》是我自己生命中一个刻度。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年轻人推荐《美的历程》。付庆升老师“一本书主义”式的有关精读的教诲仍旧影响着我。只要有可能，一个假期有时我会只读一本书，但读得很认真，并且常常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座谈，那是我第一次有幸见过李泽厚先生本人。2000年后，我先后两次见过李泽厚先生，一次是何兆武先生组织的小型聚会，最近的一次是在餐会上。和八十年代比，先生依旧精神矍铄，只是风格显出一种秋天般的宁静，不过偶尔讲起自己特别关心的事情，依旧神采飞扬。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李泽厚先生永远是精神上的引领者。尽管我们后来在知识的世界各自有一段自己的探险历程，但李泽厚先生的存在是永远的，正如对于我们，青春的回忆是永远的一样。

刘晓峰，1962年生于吉林，198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民族性和东亚民俗比较。著有《中国古代节日对日本的影响》(日文)、《清明节》、《日本的面孔》等，与人合译有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松浦理英子《本色女人》等。

 

出版这个行业排行榜很重要。它成为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或者是商业价值，或者是身份的象征。因此，很多做出版的就会患上排行榜综合症，恨不得每本书都能上个排行榜。

含金量最高的当然是开卷图书排行榜，它就和《纽约时报》排行榜一样，采样来自全国各书店的POS机零售系统，基本上可以说是业界风向标。虽然是号称“包括全国304个县级以上城市的1480家书店门市”，让大家觉得很是公平，但其中学问不少。很多书店的门市存在只是起到一个象征意义。股民们都知道，股市中决定股指的不是小散户，也不是个别的冷门板块，而是那些大盘股，或是蓝筹股集中的权重板块。同样，排行榜的多少也是主要看京沪粤三地的销售，此三地又要看那些超级书城的销售。这也就留下了小后门，投机分子可以通过购买自家的书来打榜。

在圈内，某超级畅销书大户买书打榜早就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北京图书大厦是主要的阵地，可谓一箭双雕。除了能把书推上本月的全国图书榜之外，北京图书大厦的榜还能吸引业界其他书店销售经理的眼球。但是，就和操作大盘股需要大本钱一样，在北京图书大厦上榜月销量不是小数目，单本销量每周低于200本的兄弟基本上只能在门口候着。即便如此，大家都还削尖了脑袋往里头钻。水涨船高，排行榜的台阶越涨越高，最开心的莫过于书店经理了。

几次刺刀见血火拼下来，大家发现代价太昂贵，有的就把目标对准了卓越、当当等网络书店。网络书店的好处在于排行榜就挂在页面上，并且数据更新相对较快，今天谁上明天谁下一目了然。出版方的发行和书店的销售人员都是熟人，一个电话或者MSN上就能告诉你还差几本就到第一了。区别于传统书店每月(勤快的是每周)更新一次，网上书店每天都有排行榜，大家轮流做老大，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毕竟只有一个排行榜，僧多粥少，怎么办？俗话说得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拿不到总榜第一名，摘个文学类排行榜第一名总可以吧？！现在图书一般有文学、财经、少儿、生活等常见类别的排行榜。如果您一定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也可以在二级分类里找到自己的头把交椅，比如，文学中就有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之分。

新书出版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很多图书已经上市旺销了，在销售量上总是有些吃亏。那刚上架的新书怎么就能迅速在排行榜上占据位置呢？有次，我们的发行就对书店的同行抱怨新书受到的不公待遇。同行马上就说：“没关系。我们书店还有一个新书推荐榜呢！”这个榜的设立最初是书店表达自己阅读主张的方式，以挖掘黑马为主，一次两次通融之后，也就成了畅销书的必争之地。

久而久之，大家发现鸡头的名额还是太少。大部分的销售排行榜还都是读者真金白银买出来的真实结果，拿不到第一名的情况也是正常的。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对现实有个说法，好歹也都是文字工作者。方法总是比困难多！如果是第二名千万不要气馁，可以说“三甲”……如果是第七名可不要沮丧，那是名列“前十”……如果是四十六也没必要绝望，那还跻身“五十大”呢！

下面就隆重推出：9月16日腾浪网网上商城图书频道外国文学新书推荐排行榜五十大好书！

晕菜了吧？！那就赶紧掏钱买书吧！

 

曼雷(ManRay)有一幅摄影作品，照片上中年男子正装端坐(从侧面看只能猜测那人也许是杜尚)，与人对弈。在他对面，隔着国际象棋棋盘，坐着一名赤裸的年轻女人。在智性的成人游戏和色情之间，弥漫着诡异的淫荡气氛。画面像是某种象征：那些老于世故的家伙，从日常的精密计算缝隙间，色情幻想总是悄悄地潜入他们的头脑中。

《洛丽塔》的作者也提到国际象棋。为勾引波兰医生的女儿，亨伯特跟她父亲下棋。可以想像，在车马符号搏杀的间歇，亨伯特的目光怎样在小姑娘身上掠过。关于这目光，亨伯特提到在“眼睑的阴影内部”的“视觉记忆”，亨伯特自己的分析，觉得那记忆源自童年。但在早熟的童年的那一瞥之间，唤醒的岂不正是千百年来男性色情的“视觉记忆”？

那天下午，亨伯特从一个“有利的位置(浴室窗口)”看见洛丽塔在阳光下，格子布衬衫、牛仔裤，帆布胶底运动鞋，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亨伯特内心最隐秘最敏感的深处拨弦。无瑕的棕色皮肤，微微抽动的脚踝骨，胳膊上闪亮的汗毛，尤其是“牛仔裤那褪色的后裆部”。这段描述令人想起巴尔蒂斯(Balthus)的少女人像画。纳博科夫笔下亨伯特的男性视觉想像，被这位同样老练同样东欧族裔的画家刻画得惟妙惟肖。

对于画中的那些小女孩来说，巴尔蒂斯和亨伯特一样，总是能够占据一个“有利”的隐秘视角。站在那个位置上，色情的目光可以肆意测度被观看身体的所有重要局部，但那目光本身却不被察觉。那双目光似乎不愿干扰画中人正在进行的活动，她们松弛地专注于日常琐事，梳妆小憩、阅读或者遐想，有时候逗引小猫，有时与同伴打牌，惟其如此，色情的目光才有机会在无数个快乐的瞬间，汲取那一滴滴青春的闪亮汗珠。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她们迅速变身为“不知羞耻”的小妖精，成为一场隐秘的色情狂欢的重要同谋。

1938年的某个午后，模特特蕾兹斜靠在巴尔蒂斯的画室椅子上假寐，从她微掀的裙底，画家的目光捕捉到内裤在腿间挤出的褶皱，和亨伯特捕捉到“牛仔裤褪色裆部”的视觉描述一样，那是大胆而无耻的一瞥，用亨伯特的话来说，这时候，这双色情目光的主人，其“意识中发生一种神秘的变化”，他似乎“进入一个存在的平面”，他内心一阵“激动”，而这阵激动现在达到一种“安全和自信”的境界。这所谓的“存在的平面”，读者不妨把它理解成亨伯特眼睑背后那块幻想的视屏，他的“视觉记忆”。在这块色情的屏幕上，洛丽塔无羞耻地展开她的四肢，被那双目光的主人“安全地”独占。用亨伯特的话来说：她现在“已唯我存在”。

这是礼貌的世故者的无耻冒昧，是以怯懦的方式表现的大胆举动，它为色情冒险找到某种安全的正当理由。借由色情者头脑中“视觉记忆”的催化，原本自在于小天地里的少女，现在变成依色情目光而存在的小妖精，自得其乐的无意举止现在全都变成合乎心意的诱惑。和亨伯特一样，巴尔蒂斯也总能找到他自己的“小妖精”，特蕾兹以后，他又找到罗伦丝做模特，罗伦丝的父亲是以研究“色情”著名的乔治·巴塔耶。1947年的一个晚上，巴尔蒂斯把罗伦丝带到一个朋友聚会的饭局上，这次聚会实在让人遐想，出席者有喜欢写点色情诗的艾吕雅、有心理分析家拉康、有同样对女人的身体了如指掌的画家马蒂斯和毕加索。

巴尔蒂斯曾以他喜欢的童话人物漫游仙境的Alice为题作画，画中那位著名的小女孩稍显成熟，她在闺房的秘密角落里梳理头发，缺乏阴影的画面使“时间”从场景中消失，少女提起左腿，短裙沿大腿向上卷缩，身体的秘密部分隐约展露。画面光源和透视不定，那似乎是一个暗喻，色情的目光像是充溢在对面整个墙壁的缝隙间，令这个女孩无从逃脱，她已被逼入两墙的夹角，但色情者仍将她尽收眼底。这幅画后来被意大利诗人NeliRici　以1000法郎的代价购藏，他提到这幅画作时说，在他公寓墙面的阴影里，Alice玲珑凸现。

 

那时的教材能成经典，今天呢？

不久之前，原以为早已佚失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正如它的发现者止庵先生所说，“五四一代作家，如今发现一篇佚文还有可能，发现整整一本佚著很是难得。”《近代欧洲文学史》的发现，是颇有意味的一件事。他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著作(不包括译著)是一九一八年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考虑到今后再发现一部周氏完整佚著的可能性非常小，《近代欧洲文学史》很有可能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一头一尾，竟是前后承接的两部性质相同的文学史，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起周作人文学史学者的这一重身份来。

虽然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近代欧洲史》是“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的编译之作，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却是贯穿周作人一生的。比如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比如对某几位学者的推崇。在第一章解释希腊神话的起源时，他说，“十九世纪后半，英人Andrew　Lang氏创人类学解释法，神话之本意，始大明了。”这位Andrew　Lang氏，便是周作人在文章里屡次提到的安特路朗或安度阑。在十六年后写的《习俗与文化》一文中，周作人说“虽然后来各家有更精密或稍殊异的说法，因为最早读朗氏之说，印象最深”。第九章“杂文”，他称道“Lukianos著Philopseudes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罔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这Lukianos便是路吉阿诺斯或卢奇安了，周作人在晚年译出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拟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这个作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一以贯之的。止庵说，“说来路吉阿诺斯‘非圣无法’的精神，与译者的毕生追求正相契合。”

说起来，《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都是作者自编的讲义，但无论在质量还是视野上，都是历久弥新之作。教授自己编写教材，乃是民国大学的惯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欧洲文学史，一周只要上六小时的课，但事先要预备大约二十张纸的讲义，“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

一九三九年三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下达了不少统一管理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是统一课程教材，就遭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的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有了学者才有大学；大学之为大，在于有大学者，而非有大建筑；学者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授徒；这是那时候的共识。

今天仍然在供人学习与研究的民国时期出现的经典著作，很多都是当年学生用的教材。为什么那时候的教材能成为经典，今天的却成不了呢？无他，作者是大师，写时费心力耳。今天我们在大学里又是以什么为出发点来为青年编写教材呢？无学术之自由，自然无学术之进步。

今年东方出版社重印的“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有两本大学教材，放在今天看仍然是一流的学术著作，但作者的名字人们已经逐渐陌生了。书里面的内容，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可能过深(王晓渔在本报曾经感慨，昔日的中学教材，如今的大学生也看不懂，这几十年教育和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就不用说了)，这真是一个悲哀。

□桥东里

“跟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发现周作人这本书的？

止庵：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去年我在电脑上安装了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电子索引。我就查了一下周作人名下的图书目录，发现有一本叫做《近代欧洲文学史》的书。我知道这本书他在日记里提到过，但从来没有出版过。然后我就通知了他的家人，他家人到国家图书馆借出来复印给我。我看到的这本书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随讲随打印的那种，不是正式出版物。书是铅印稿，线装的，封面上写着“近代欧洲文学史国文门二年级　周作人编”，一共十万字，讲的是欧洲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历史。我研究周作人好多年了，经手出过几本他没出过的书，比如他翻译的《希腊神话》、《老虎桥杂诗》都是我首先出版的。但是那些书不是我发现的。现在五四这代作家，从鲁迅到张爱玲，我们发现一篇没面世的文章还有可能，发现一部完整的书是很难的了。

南方都市报：你估计这讲义是怎么流落到国家图书馆的？

止庵：周作人的书抗战以后被没收了，文革时又被红卫兵抄走了。我估计就是这两次中的一次，讲义流失出来了。也有可能是当时北大的讲义是学生人手一份，是某个学生捐给北大或者图书馆收集的。

南方都市报：那周作人当年为何没有将它出版？

止庵：周作人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他教三门课，一门希腊文学史，一门罗马文学史，一门欧洲文学史。他在日记里的记载叫做“近世欧洲文学史”，他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分子。一九一八年周作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些讲义，集成一本《欧洲文学史》，包括了他讲的希腊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的内容，还有近世欧洲文学史的前一部分，到十八世纪为止。而我发现的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是第三部分，前三分之一跟他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是重复的，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十九世纪这部分，是从来没有出版过的。全新的内容大概有六七万字。

当年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本来也是要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了《欧洲文学史》以后，周作人也重新整理过十九世纪的部分，要加进去重新出版。但当时发生一个分歧，商务印书馆要求把所有人名采用英文的拼法，周作人则主张哪国的名字就用哪个国家的文字拼法，所谓“名从主人”。发生分歧后就没出，整理好的那部分后来也丢了。我现在发现的这个是整理前的讲义底本。

南方都市报：这个讲义的出版你做了些什么编订工作？

止庵：我和一个朋友戴大洪做的工作，一个是校，一个是注。最后注释有十八万字，比原文还多。因为那个打印件里有很多错，特别是作家的西文名字用的都是原文，有英文、俄文、德文等等，里面有很多拼写上的错误，要一一校过来。我只改明显的文字错误，如果有些是译法不太规范的，我还是保留原貌，然后在注里写明现在的标准译法。因为是头一次面世，我不想改变它原来的东西，尽量保持原貌。

另外这个是讲义，比提纲详细一点，但不是一个完备的文本。有些书和人物只是提到名字或者简单的几句，我就需要在注释里面说明。比如他在文中提到勃朗特姐妹，原文大概十几个字，说到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那我必须在注释里去说明勃朗特姐妹都是谁，她们的生平，有什么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来看，周作人在九十年前写的欧洲文学史有何价值？

止庵：这本书的“出土”可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它标志着当时中国学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程度。当时除了周作人没有其他中国学人讲过或写过欧洲文学史。之前我们做研究就缺了十九世纪这一块觉得很大的遗憾，十九世纪文学又对当时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现在算是补齐了。

第二个意义在于了解周作人本人。当时中国没有一个现成的欧洲文学史的书可以作为模本，国外也没有。我们可以看出他就凭杂览群书，东看西看，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戴大洪给我电话说，太可怕了，怎么当时做的东西就能这样。我们都发现，周作人在九十年前没有模本的情况下写出的文学史，确实是当时欧洲应该提到的作家他都提到了，基本没有什么遗漏。而且篇幅的侧重点，每个人篇幅长短，占据位置大小，该提谁不提谁，该提哪本书，也跟我们现在基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像当年鲁迅编《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当时也没有一个模本，兄弟俩在这方面都有一种特别的天分。

这本书跟鲁迅还有点关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面讲到这件事，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和鲁迅住在一起，他每天写完讲义之后就拿给鲁迅，鲁迅给他做文字的一个润色。

南方都市报：从这本书来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怎样的？他“人的文学”的思想有体现吗？

止庵：他的文学史观主要还是客观叙述，客观就是最好的文学史观。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他和鲁迅对欧洲弱小民族文学很关注，像俄国、匈牙利、波兰等。他的研究兴趣和翻译的作品都是弱小民族文学，但在写文学史的时候他没有以自己的偏爱来影响客观叙述，只讲到俄国和波兰。英美文学他兴趣不大，但在文学史里面他用了很重要的篇幅来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比如他不喜欢尼采，但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写尼采，因为尼采很重要。如果你了解他们的兴趣、志向，会发现他们没有因为一己的爱好和之见影响到史书的侧重，有史家的“史德”。

书中主要的文艺思想是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跟他“人的文学”相印证。比如他讲到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他理解的“不抵抗”包括两层含义：不以恶抗恶，同时对恶也不服从。我们过去理解不抵抗就是服从，其实不对，造成对他的很多误解。他谈到欧洲文学的分期，讲到未来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能要合而为一。这是当时欧洲一个新的动向，他可以做到跟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本报记者　田志凌

西洋史就要这样做

在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史上，陈衡哲绝对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她是唯一为中学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女性作者，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她依照新学制为高中学生编写的《西洋史》。更重要的还在于，陈衡哲的《西洋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是一部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历史教科书。这种鲜明突出的特色，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历、思想主张、拥有的非凡学识和智慧，及其特殊的“女性角色”，有着密切联系。

文字叙述的鲜明个性

叙述的精彩性、强烈的可读性、趣味性是《西洋史》的第一个特点。

比如在叙述欧洲宗教革命时，她这样写道：“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似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笔者注：基督教教义)。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固，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这样的描述《西洋史》里还有许多。难怪胡适缘何赞扬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

毫无疑问，精彩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本是历史教科书在文字叙述上的应有之义。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使用白话文已成为学校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部1920年4月发布公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然而在实际中，大量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文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的阅读兴趣。之所以如此，缘于编写者大多没有将“著作”与“教科书”区分开，用著史风格来编写历史教科书。1942年周谷城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专门考察国内中学历史教育情况，在150多所学校的300多份调查问卷中，充斥着对学校历史教育方方面面的不满和批评。其中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比如因为学生国文程度太低，“不能看懂课本”；“文字艰深，教者学者都极感不便”；“文字太干枯，无趣味”。像陈衡哲《西洋史》文字叙述的鲜明个性，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独特的女性视角

陈氏阐释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就专门指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经济、职业、政事诸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在陈氏看来，女子能够参与政权是“妇女运动得到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志”。虽然陈衡哲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姿态，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

在论述工业革命这一节内容时，陈氏在教科书的“小字部分”就妇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探讨，论述了她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主张。陈氏将智识、能力、人格与妇女的自身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正确地指出了妇女问题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反映了她思考问题的睿智和深度。这也是陈衡哲人生经历的深刻总结与真实反映。她在教科书中这样写道：“人民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它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阐发之言论，引人深思，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启发和借鉴。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在我们今天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给予思想上的重视。新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之“历史人物评价”内容中，也因为全部是清一色的男性人物，没有女性人物而受到学界异议。相反的是，在这一点上，美欧的教科书评审规则就比较严格，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在学校教育上的体现。其中特别规定，教科书应尽可能公正地对待不同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教科书除了反映男人的社会活动外，也应关注女性在过去和现在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而不应只将内容集中在男性身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声势浩大的公民权利和平等权利运动中，许多社会民众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涉及历史上的妇女，进而在学校选择和使用该历史教科书时施加强大压力。实际上，从性别角度分析历史教科书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学者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如1971年研究者发现美国常用的13种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女性内容不到1％，妇女的生活被“轻视、歪曲和忽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氏《西洋史》的旨趣又何尝不是如此？

非凡的史识

胡适曾经指出：“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确实如此，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方历史，史料的缺乏是第一大困难。接着胡适就国人的西方历史研究及其方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近年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颇有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的趋势；但研究西洋史的学者却没有什么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试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

然而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他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胡适与陈衡哲的交情颇深，评价之中难免有溢美之词，但陈氏确实有他人所不具有的雄厚史学基础，从陈衡哲所做的历史论断来看，确实来自于她的深思熟虑，而非西洋人的眼光，是具有一家之言的，体现的是一种“独断之学”。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说明。比如陈衡哲就拿破仑所做的历史评价，便显示了她的超人卓识。她指出，“拿破仑之以法国革命精神宣传于欧洲各国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说的，但我们若知道他对于这个精神所索的代价，便觉得有点不能恭维他了。原来他表面虽打着宣传自由平等的旗帜，而其中却怀着搜刮钱财及招募军队的目的，俾他的黩武事业，可以靠着各国人民的血汗而成功。这个代价是何等重大呵！因此法国革命的精神虽曾跟着拿破仑的马蹄走遍了欧洲的大半，但这只可以说是他的穷兵黩武的旁产品，不是他的至诚目的。但法国的人民，却已深深受到他的愚弄了。”论述的平易与朴实，丝毫掩盖不了陈衡哲对历史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敏锐性。这个论断，在同时期的其它历史教科书中，是很难发现的，即使今天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陈衡哲的论断相比，并不显得有多精邃。

再如，考虑到战后国人对西洋文明普遍崇敬，陈氏对一战所充分暴露出来的西洋文明的扩张性与侵略性给予了重点揭露。陈衡哲在谈到缘何编写《西洋史》时说：“我们至少应该使人们知道，国际间的混乱状态，不但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并且是他的一个大缺点。但是把这个状态当作西洋文明的要素的，正大有人在。我们眼见西洋历史受这个委曲，真不能袖手不管了，真不能不起来尽一点解释的责任了。”这里的用意很明显，目的在于纠正国人对于西洋文明过于崇敬的偏颇心态，希望国人对于西洋文明，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出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陈氏极力在《西洋史》中渗透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向往。比如，陈氏在书中对“海牙的和平会”、“国际联盟”、“洛氏基金团”、“卡匿基基金团”、“诺贝尔奖金”等有益于国际和平和国际学术及慈善事业的组织的建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些国际活动虽都尚在萌芽时代，但他们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最大希望，也即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件最足自荣的事”。不过，她又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比和平的趋势更为明显。陈氏虽然希望世界走和平的道路，但对并不太和平的世界局势颇为忧虑。这正是陈氏写作《西洋史》的旨趣所在：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战争；二是揭露西洋文明易被人忽视的“侵略性”的缺点。

清末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与民国大多数缺乏新意的历史教科书相比，陈衡哲的《西洋史》恰恰正是“我手写我口”典范，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正如胡适所赞誉的：“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述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何成刚

放至今日仍是一流水准

看到东方出版社重版的赵迺抟(廉澄)先生《欧美经济学史》，感慨万千。最早知道赵先生的名字，还是好多年前，偶然有机会碰上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全套《民国丛书》。我就先挑第一编里的第一种来看，正是这本《欧美经济学史》。一看之下，大为震惊，不知这赵迺抟是何许人也，五十余年前竟然就有这等眼界，阅读广博，评价中肯，其书放至今日仍是一流水准！

赵迺抟是北大老教授，在北大教书五十五年，但为人低调，解放以后更是不发一文，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本《欧美经济学史》是赵先生解放前在北大上课用的讲稿，用过很多次，终于在1948年改定，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由于战乱，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所以国内极少能看到。后来正中书局迁到台湾，这本书的版子亦被带到台湾，出版又再版八次以上，风靡一时。

1930年，赵迺抟在哥伦比亚大学靠着研究英国早期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归国，受聘于北大，规格极高。赵到了北大以后，主要就是讲课，一方面讲中西经济思想史，一方面讲最新的经济理论如商业周期等。但他既不对公众演讲，也不写论文，整整五年里，只是把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写的笔记“消费者的信贷”译成中文交《独立评论》杂志发表。这种工作业绩，放至今天，恐怕是要丢掉饭碗的吧。

以后几年，赵迺抟稍微多写了几篇论文，如《价格经济学》、《白银问题之讨论》、《商业循环之理论》等，都发在当时的学报上，也不是影响力更大的公共媒体。1936年的时候，赵迺抟写了一篇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的论文，发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面，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斯密以及斯密前后时代思想背景的熟稔程度。自从严复翻译《原富》以来，国人谈及经济，动辄亚当·斯密如何，但从未有人把斯密思想解释得如此清晰明白。我们今日对斯密的研究，大抵仍是赵迺抟的水平，而且他提及的一些一手文献，今日反而不大有人会读到了。

抗战爆发，北大与清华等名校纷纷西迁，先是长沙，后至昆明，赵迺抟亦随之西迁，参与组建了西南联大。在昆明，赵迺抟课余就在滇南的鹅塘小屋边开始写《欧美经济学史》。

经济思想这门学问独立出来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传到赵迺抟那时候不过数十年。梁启超很早就通过日本资料编写了《生计学学说沿格小史》，这是他的天赋。但梁著毕竟粗率，加上几十年过去，经济思想又有很多新发展。当时多数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写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来完篇，非常流行的法国人基特的《基特经济学》便是如此。

但是赵迺抟意识到这点不准确。二十世纪以后，纵观学理论，英国有英国的发展，德国有德国的进步。特别是奥地利和美国，更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革新。奥地利经济学以门格尔为代表，挑战德国历史学派，发展出自己一整套主观经济学，人称“奥地利学派”，不容小觑。美国的经济学也在二十世纪初异军突起，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镇，同时还有费雪的货币理论，米契尔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是赵迺抟亲身感受过的，不可能视若无睹。

通过这些年的中西文献阅读，赵迺抟深知国内学者对西方思想家了解的片面性。他们往往只知道一个学者的只言片语，不了解生平，也没读过其他专著，就敢对这些学者指手画脚。所以，赵迺抟一心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详实可靠的教科书。即便不够详细，学生也能按图索骥，找到准确的知识。

赵迺抟把这本书改了十年，讲一遍，改一遍。抗战胜利，还都北京，赵迺抟终于完成这本书。他还特地在这本书后留下三篇附录，是三张书单，分别介绍欧美经济学史、中文欧美经济学史参考书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文献。从时间来看，赵迺抟提及几乎所有最新西文文献。从经典程度来看，赵推荐的分析古典思想的专著和论文，至今仍有重大参考价值。1948年，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尚未问世，这部《欧美经济学史》应是当时最前沿的教科书或者专著之一了。

赵迺抟在四十年代为报纸写过不少文章，批评当时的通货膨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表现出关心时政的态度。解放以后，赵迺抟主动放下了笔，开始安安心心地教书和搜集文献。他在北大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试图婉转地表达自己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可是从来没有引起过领导们的兴趣。

很快，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周期”这样的课也没法开了，赵迺抟索性躲入纯粹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去，为北大聘来了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千家驹等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丰富了北大的经济学研究。

赵自己在做什么？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人们才慢慢得知，原来赵迺抟在编写一本关于经济史料的书，名为《披沙录》，已经编了数十万字。赵迺抟的《披沙录》准备分五卷。第一卷搜集历代《食货志》、《十通》、《明经世文编》和《皇清经世文编》的资料，第二卷是《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经世思想》，篇幅极大，都是一点一点抄录下来，在八十年代终于问世。据说，赵先生也早已编好后面三卷，《唐宋元明清经世思想》和《通鉴中的经世思想》和《历代本纪及列传中的经世材料》，但是出版社那里迟迟出不来。

我常常感慨，赵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他自己的东西更少。《披沙录》是材料汇编，是史料手册，无数学者正用它来做研究。《欧美经济学史》是教科书，我相信它在今天仍有极高的价值，鼓舞年轻学子贪求古典经济学知识。

我看过一张赵先生的照片，应该是他晚年的情景了，一群学生围坐在他周围，赵先生银髯飘摆，红光满面，这幅场景应当是他一生经历和追求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1]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2]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3]！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4]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7]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家宝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8]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域连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捏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 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相应，制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所周知与共产党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9]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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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阳：<新改革共识已形成>，《改革内参》2007年第12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第7页，北京。

[2]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好的发展方向》（2004年5月23日）。

[3] 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第153页。

[4] 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0页。

[5]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9页。

[6]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7] 喻权域：《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不是以言定罪》http://news.QQ.com　2007年03月09日[8]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12月号，北京。

[9] 毛泽东：《辨证唯物论》（1938），《毛泽东集》补卷卷五，苍苍社1984年东京版第243、245、247页。

删节后连载在《长江》双月刊2007年5月、7月号上。

 

曾建元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职业继续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湾北社法政组副召集人

今年是中共当局发动「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摧残了中国数以百万的知识精英，涉及的层面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以及中共当局的表现，都是骇人听闻的。后来中共当局虽然也口头承认「反右运动」的错误，不过重要的是，必须还要有实际的作法。对照台湾持续推动的「转型正义」工程，中共当局似乎还有待努力。本次节目专访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曾建元教授，谈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应有的反省。

反右运动的始末

问：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事件。最近中国大陆针对反右运动，有上百人联署希望能够平反这个事件。中共官方承认他们做错了这件事情，平反的这个事情也引发了中国大陆的舆论声浪。这个反右运动其实是比文化大革命更早之前的文化与政治迫害运动，我想很多人不太清楚反右运动，因为时间久远，可否请曾教授介绍一下反右运动的始末。

答：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和许多民主党派，都是共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与建立了新中国。当初很多人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专制及经济凋蔽的不满，而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当会有一番新气象，而带着这种期待与抱负加入新中国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确也是如此，至少在政治权力的安排上不是由共产党所独揽的，而是与各党派共同分享政权，也很快重建了经济和社会秩序，文化上初有非常蓬勃非常活跃的发展，他们以迎接新时代来临的喜悦投注汇聚成整个国家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新政府他们当然是先处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所以一开始中共即先从事镇压反革命势力即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接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严重侵蚀的斗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肃清之余才展开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亦即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下国家的经济生产关系以及所有权的型态进行改造，目标是希望从根本去做到阶级平等。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就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乃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完成，中国将进入发展生产力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建国之后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和重整社会秩序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家要集中精神全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也类似于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等人提倡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里面所强调的发展生产力的道理。

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论述里，是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以大家要集中心力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全面的建设。在当时大家对国家的发展充满希望的氛围下，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话，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要勇于发表言论，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艺术家多多进行自由的创作，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毛泽东看起来非常谦虚地向知识分子召唤，请他们来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特别是对民主党派进行「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喊话，当时大家信以为真，通通都站出来大鸣大放，连大学生也不例外。

举例来对照，1980年代台湾校园热衷谈论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其实这种讨论在中国反右运动之前就曾经出现过。当时有很多人质疑共产党组织进入校园，毛泽东于1957年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讲道：「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毛泽东便找了邓小平就学校党委制向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征求意见，而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批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自由论坛〉，就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共产党的自我辩护，就只能说他们进入校园，才会保证有一个中间且领导的力量来维护学术自由。既然可以大鸣大放，则深受感动的校园知识分子，于是便纷纷地跳出来发言批评。此外，在肃反镇反期间也有很多冤错假案，有人希望藉此平反。甚至于针对政治制度的构造，即共产党掌握各个社会团体组织，甚至渗透到民主党派的党天下现象，也有主张改进的声音。各种主张与思想都出现了，真的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谁也没想到，后来毛泽东竟然翻脸了，并发表了重要的谈话，称人民的矛盾并未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我矛盾还是存在，从这些人反党的言行就可以看出，我现在就是要引蛇出洞，让这些人都现形，于是便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这个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就是当时拥护共产党或是对新中国充满期望的年轻人，通通在一夕之间变成国家的公敌，另外就是民主党派开始噤声，开始消声匿迹，所有的社会团体组织，被中国共产党藉由反右派斗争的理由而全部进驻。所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相对多元的环境转变成为极权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而当时的大学生现在都差不多七、八十岁了，所以在今年年初就有人发起这个联署，希望能平反这个事件。

平反反右是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理想

问：这是不是和作家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有所连带关系？

答：对。这本书写得非常感人。这本书表面上在写他父亲章伯钧，描写家庭的状况，以及来往长辈的往事，但其实都是放在整个反右运动的背景下来写。这本书投射了当时无辜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章诒和的书唤起大家对反右运动的记忆，也唤起大家当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理想或美好过去的回忆，使大家思考到这个共和国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根本的问题，是根源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上。反右运动的平反，是一群老人和右派后代他们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根据最近的资料，已有将近一千人联署了。事实上当时有五、六十万人受反右运动波及，虽然是相对少数，但这些人毕竟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良心。共产党承认过去反右运动是有错误的，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有错，共产党有错，错在哪里？反右是对的，错是错在扩大化，株连无辜，可是根本问题是，反右是错误的，国家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本来言论自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不论是真是假，至少是以文字表示的成文规定，怎可以以反右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迫害，这是国家的背信，所以他们现在想要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举办的时机推动彻底平反的诉求。

平反反右有正当性

问：如曾教授所说，中共处理反右，可能比处理六四的空间还大。透过处理反右是不是能达到所谓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看不到，可是新共和国成立之初比较多元与比较民主气氛的怀念，则透过目前很多平反反右的小说或是回忆录来唤起。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或是家属其实如教授所说的，现在年纪都很大了一样，很难透过平反反右去形成改革中共政治体制的力量。

答：其实的确是不容易。这些人年纪也大了，六四很多人都不了解了，更何况是年代更久远的反右，所以反右的政治影响力不大。但是反右却深深影响当时民主党派、共产党内与毛泽东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人没有政治影响力，但是在文化上，在他们对国家集体历史记忆的刻划上面，这些人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章诒和的一本回忆录可以引起那么大的回响，那么震撼人心，这些故事，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生命的余年就是要说出事情的真相。而这个事件共产党本身也承认有扩大化的错误，至少扩大化的部分要先平反，这个诉求基本上在共产党体制下是有它一定的正当性。

台湾追求转型正义的经验

问：共产党既然承认有错误，针对错误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胡锦涛、温家宝或中共的领导人有公开的道歉或认错吗？即使口头认错了，那它实际的做法又如何？譬如说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我们有所谓的补偿、有所谓的转型正义等等，中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补偿？

答：当然他们要到这个地步不容易，台湾二二八也是经历多年争取，有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对抗，国民党才松口认错。当时还有一个状况，李登辉也曾经讲说二二八不是我做的，当时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要我道歉？现今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年也不在其位。现在状况就有点像当时李登辉认为不是我的错误为什么要我道歉，在心理上有所抗拒。现在对于反右运动平反的争取，感觉上类似台湾在平反二二八当初的情况。大陆社会对当初不了解，只知道当初执政党或政府有做错事情，而受害者年纪都大了，希望重建历史，来召唤社会良心。二二八是这样的，他们在唤起社会的良心之后，国民党必须要承认错误，而至少它承认了官逼民反的这个部分。若以这部分而言，大陆做的可能还不够，可是也许从最久远的反右开始，就中共统治下一连串事件进行反省，这倒是个起点。利用奥运的机会，把反右与维权结合在一起，扩大平反运动的视野，让国际的力量能够进入伸援，这可能是下一步应该要去做的，或是这是台湾可以尽力之处。

问：请问您觉得台湾目前的转型正义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地步？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如何转移到中国大陆？

答：关于转型正义这个问题，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是指从威权转移到民主的过程当中，怎样去清理威权遗留的不正义问题。但是台湾的经验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权人士来做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不存在转型到民主的问题，所以说转型正义的种种作法现在还用不上，可是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至少可以提供参考，而最根本的就是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先清理出来，民间的力量要先集结，把有关资料不论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先整理出来，让越多人知道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而后当这个问题越多人关心之后，则要求政府对相关档案解禁。1957年至今已五十年，很多国家的政府档案逾五十年就要开放，因此直可以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局开放部份国家档案，看看当年的反右运动到底有哪些是扩大化。所以关于历史真相追查的部份，台湾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台湾在这方面政府的档案到底开放到怎样的程度，大家其实都还在质疑，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因为很多当事人可能还在世或是怎样。转型正义的问题，必须先有历史真相你才能辨别是非，才有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的归属问题。我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至少责任是很清楚的，因为共产党承认有扩大化的错误，而以台湾经验来说，承认有错误，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补偿、赔偿要怎么处理。当年在扩大化中受迫害而因此失去工作和尊严的人，他的财产的赔偿、他的精神、他的名誉的损失怎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也有〈国家赔偿法〉，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如果人很多，可以概化处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概化处理？至少在名誉上面要能够平反。台湾的经验就是，除了金钱的赔偿，就是由政府颁发恢复名誉证书，其实就是政府道歉，给受害者。台湾的金钱赔偿额度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来的冤错假案众多，若是真的以金钱赔偿，将会是极其可观的数字，但无论如何，至少先从名誉的赔偿与平反开始吧。

欢迎把反右平反当成样板

问：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崛起，各方面要兼顾的问题或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它可能会优先处理这个部份吗？这对它来说是当务之急吗？尤其是在政治杀伤力没那么强的情况下，它会被当成是一个样板来优先处理吗？

答：我想这要看中共的判断，不过这是可以被当成样板的，所以优先处理对它的政治风险杀伤力其实不大，中共可以释放善意。这些人年纪也大了，所求也不多，他只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平反其实就可以释怀了，而这方面可以先做。在做法方面，先承认共产党也会做错事，内部也会有问题，接下来也许就是第十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可以作为一个着力点。历史证明党不是永远做对事情的，也是要时时检讨。根本地去回顾当年毛泽东当年所讲的期待党外人士来帮共产党整风，这个话是有道理的，这句话放到今天还是可以适用。如果反右基本上是对的，那么要找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并且检讨它。我想对当下还是有可以借镜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共对维权的要求，最容许处理的部份，中共不妨先就此释放善意。

问：可是北京当局会不会担心所谓的平反风，会不会有骨牌效应？如果反右可以平反，在中共的党史上面，其实这类的案件是相当多的。

答：我想中共终究要面临这个问题，先从最早的开始慢慢来，可以控制的或先对共产党已承认错误的部份先做。

知识分子的天命

问：其实反右运动跟知识分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您觉得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里面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应该要接受什么样的规范？在这个反右运动里面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不幸的遭遇，是否可以作为未来一个什么样的借镜呢？

答：就中国大陆来讲，知识分子普遍只能议政而无法独力从政，所以没有办法在政治权力的场域里形成相当的影响力，经常就像台湾人所说的狗吠火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的政治运动，经常都是先找知识分子来开炮，利用知识分子不同政治立场上的矛盾，为政治力量铺路，来进行整风或整肃，所以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中有很多悲惨的下场，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共产党太热爱共产党，……

问：延续到现在，如焦国标和高智宬等参与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依旧证实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宿命，以至于还是有些人始终噤声不敢说，因为如果你说了话，你就可能会遭到被监控或迫害的命运。这些情况完全没有改善。……

答：如果都只有个别的行动，结果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应该要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许，那种使命感是天命，还是要有的。虽然知识分子的命运看起来好像很多舛，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中国「士」的传统所赋与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感还是要付诸实践的，不能只是书空咄咄。实践就是进入人民、进入社会，甚至进入政治、参与行动，而不是老在象牙塔里面独善其身。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7年8月26日播岀之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政经广场》接受主持人黎慧芝与徐永明专访的录音，由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研究生游威伦整理初稿）

民国九十六年九月四日凌晨一时半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建功锦江大酒店定稿

 

林彪沉冤三四十年，现在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为林彪平反昭雪的时候了。

一、林彪最早反思毛泽东的独裁：

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林彪整人，只是整毛泽东想整的人，如罗瑞卿。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子虚乌有：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考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实施“新政”。

三、林彪最早主张“终止文革”，“发展生产”：

林彪等人提出的“新政第一条就是：终止文革，搞民富国强。”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四、林彪最早反省“文革”：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对过去B-52（毛泽东的代号）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可见，林彪代表着对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五、林彪被毛泽东逼死：

因为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毛泽东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兵权；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因为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惟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周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从上可见，林彪因为反省毛泽东的独裁、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发展经济、从内心赞同刘少奇而得罪了毛，以至于被毛逼死！死后则被泼脏水——什么谋害毛泽东、“文革”作乱，其实都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为林彪平反，还中华民族以正义、真相的时候到了！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目前，已有包括周恒妻子陈继红、书店职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多名当地的基督徒遭到公安机关的传讯，要求他们交待书店的经营情况、家庭教会的聚会情况等等。据悉，周恒是新疆地区惟一一家注册的基督徒书房的经营者，他负责的“雅亿书屋”已经被公安查封。

周恒案是近期发生的又一起与传播圣经有关的宗教迫害案件。此前曾经发生过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蔡卓华案件、安徽家庭教会传道人王在庆案件等。这些案件都与“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有关，虽然有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当事人仍然被判处重刑。近日，蔡卓华出狱之后，其人身自由继续受到种种限制，警方对他的骚扰也持续不断。在中国，圣经的印刷与传播被长期官方的“三自会”非法垄断，其他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印刷和传播圣经——这一现状与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但是，即便我们承认、顺服此种不合理的现状，周恒案件仍然是每一个有良知和法治意识的公民或基督徒，都无法认同和接收的。

周恒案件比前述两个案件更加恶劣，它显示了中共当局打压、迫害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也为新疆这一中国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区域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案例。周恒案件是对胡锦涛政权“依法治国”的口号的嘲讽，它警醒全球的基督徒和民众：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依然在持续恶化。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指出，推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打压宗教信仰者群体无法让中国政府获得公民的支持以及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表的全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列出八个被给予特殊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北韩、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乌孜别克斯坦，这八个国家“从事或者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比如中国继续压制宗教少数群体、拒绝向外国宗教活动人士颁发签证或将他们驱逐出境等行为。周恒案件充分表明，这些国际压力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周恒案是新疆地方当局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冤案。首先，事实很清楚，周恒是在去托运站接收一批圣经的时候被捕的。换言之，这批圣经根本还没有到达周恒手上。既然他还没有取到圣经，也就没有进入经营层面，又何来“非法经营”呢？据周恒的妻子及教会的弟兄姊妹透露，周恒经营的这家书店基本不盈利，主要是为广大基督徒服务。他们的家庭完全靠妻子做服装的收入来维持。周恒和书店的几名员工都是做义工的性质。书店不仅经过了合法的登记注册，而且出售的书籍全部都是公开出版的书籍。与之性质相似的、主要经营基督教书籍的书店，在全国已经有上百家之多。这说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书籍有庞大的读者群，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场，这个趋势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逆转的。书店的经营者，当然有卖某种某类书籍的自由。如果他们因为经营基督教书籍而被治罪，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恒的库房里确实有一些没有“书号”的内部读物，比如解经书籍、主日学课程等。中国一直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这类教友自行印刷并在教会内部传播的出版物，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本身就处于一个灰色地带。这些书籍是周恒从外地教友那里获得的，他从未在书店中出售，只是免费送给当地的教友们。在如今物欲横流的中国大陆，一切向钱看的中共的官僚和警察们，根本不能理解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和无私，更不能理解基督徒之间因同有一个天父而产生的“爱人如己”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能有金钱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他们不相信周恒是在免费派送圣经，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传播圣经的行为解读为“大阴谋”。于是，他们如获至宝地炮制出一个“惊动党中央”的大案来。

在得知周恒被逮捕的消息之后，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对媒体表示：“我觉得对周恒先生这次的正式逮捕毫无道理，而且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周恒先生是远近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领袖，我们是了解的。他自己经营书店一年零三个月，他经营的，都是一些合法出版的书籍。也没有出售过圣经，从来没有卖过圣经。并且中国官方规定的也是不允许在官方规定的‘三自’教堂之外买卖圣经。所以，这就不存在经营的问题。其次，这些圣经根本都还没有运到他的书店里，是别人通知他去接一些东西，他都还没有拿到，更没有进入流通、经营范围。”傅希秋牧师的辩护有理有据，那些知法犯法的办案人员该如何回应呢？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任何回应。

说周恒案是一个大冤案，第二个原因是：周恒的律师要求与当事人会面，这一请求却被驳回，理由是此案涉及“国家机密”。这些公安人员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居然将圣经与“国家机密”联系起来！

据海外媒体报道，周恒被捕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太太委托的张久农律师要求会见周恒，但未获准许。张久农律师说：“我是作为律师接受周恒的妻子陈继红的委托，按照法定的程序，提出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周恒，但是他们告诉我，周恒案涉及国家机密，不容许会见。”这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我是八月十七日提出要求会见的，二十午就电话通知我，说他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然后我在二十四、五日又用书面形式提出，按国家规定，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个《会见在押被告嫌疑人申请书》，书面提出，他应在五天时间内，给我答复。九月三日我去，他就通知我‘现在还不能见。’”

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案”，案情其实很简单，其证据仅仅是托运站的两吨圣经。在圣经中能有什么“国家机密”呢？圣经是一本在人类历史上被印刷抄写数量最多的书籍，仅以中文本圣经而论，近代以来印刷量便远远超过四书五经、毛泽东的红宝书等所有书籍。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圣经是信仰的外在体现，每天阅读和学习圣经，是基督徒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圣经是一本重要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从圣经中可以了解到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西方文化的渊源，从圣经中可以获得许许多多人生的道理和智慧。两千年来，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数百种语言文字，被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读者阅读和传颂，圣经已经成为一本最具公共性的书籍，圣经中还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大概办案人员是《达芬奇密码》的热心读者和观众，认为圣经中隐藏了某种“藏宝图”，于是试图将此纳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吧。

我不知道中共的警察们为什么会认为圣经中隐藏了“国家机密”。一个未经民众选举、缺乏
基本的合法性的政权，必然是凡事惧怕、凡事心虚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经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其归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公民的任何言行都可以被其定罪为“泄漏国家机密”。在中国，气温是国家机密——南京市宣传部便规定说，媒体公布天气预报的时候，必须经过宣传部的审查，尤其不能擅自公布超过四十度的气温，否则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严惩不怠，南京向来有“火炉”的“雅号”，宣传部有责任为南京去除此名称，方能“改善南京的投资环境”。在中国，空气污染指数也是“国家机密”，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文件，禁止外国机构监测和发布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要求所有的媒体统一口径，只能发布北京当局给出的数字，其他任何数字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宣称过“亩产百万斤”的政权，如今却以科学沙皇自居，真是恬不知耻。矿难是国家机密，萨斯是国家机密，家猪蓝耳病是国家机密，不准报道“六•四”的宣传部的命令也是国家机密……机密，机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个时刻欺瞒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防范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迫害公民的政权，如何能实现“崛起”呢？

圣经中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篇》七篇九节）周恒是无罪的，他无罪而受害，只能反过来证明中共的警察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扭曲与黑暗；他无罪而受害，在苦难的日子里，必有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安慰。让我们为周恒弟兄恳切祷告。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披露过后既三个月，山西省长于幼军离职赴文化部任党组书记，为接手文化部长做准备，显然属于高升。在政府须由民众选举的西方社会，如果治下发生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黑奴工事件，作为一省之长，能否继续在政界混下去都是问题，更不必谈什么升迁，可是在中国，于幼军还是升官了——回到他更为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文化思想领域担任中央政府高官，不仅如此，离任之际，于幼军获得了民间舆论相当程度的肯定。

对于封闭型的权力运作系统，民间当然无缘置喙，升也罢，降也罢，并不需要民意基础，正如接替于幼军的孟学农先生，无论当初的免职，还是今天的重新起用，都来得突然，民众除了接受官场争斗的结果，并无其它选择，但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民众却是能够臧否官场人物的，即使贵为一国一党之核心，也难逃民众的悠悠之口，比如“第三代核心”曾经权倾朝野，可终其一代，却始终未能摆脱各式各样民间段子的困扰，足见民众的沉默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审视力量存在。那么，于幼军为何能够幸免？

首先，于幼军的危机处理有别于官员以往的做法，无论出于诚意还是作秀的需要，鞠躬道歉的低姿态使于幼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理解与同情，山西黑窑奴工问题的存在，非自于幼军担任山西省长起，事发在他任上，只能算他倒霉，而且，他并不是山西当局的最高长官，不过，与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一言不发相比，他以“父母官”的身份道歉了（张宝顺的沉默不一定是个人选择，而是官位分工的需要），作为危机公关的一环，鞠躬道歉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民主社会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但中国民众很少看到官员向民众道歉的镜头，于是，他们给了于幼军异乎寻常的宽容。

其次，当山西黑窑奴工案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的时候，一篇于幼军悼念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旧文与鞠躬道歉同样有效地化解了指向于幼军的矛头。任仲夷曾是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实力人物，思想开明，大胆敢言，晚年更是屡屡突破言论禁区，为政改摇旗呐喊。在黑窑奴工事件中，不夸张地说，死去的任仲夷救了活着的于幼军。一篇悼文并不能证明于幼军与任仲夷在思想观念上的一脉相承，但网民爱屋及乌的心理确实帮了于幼军的忙，这足以证明民主理念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并显示民众对开明官员的极度认可。

另外，于幼军重拳治理山西煤矿的做法也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理性程度。煤矿开采中蕴涵着巨大的利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地方官员利益，当于幼军只是山西省代省长的时候，按照官场一般的稳妥做法，他可以在人代会开过后再出重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顶着一个“代”字就动手了，除了对官权操纵“选举”的自信之外，此举确实表明了于幼军较为务实的个性。

事实上，于幼军用这种个性化的尝试推翻了人们对“利益集团”的一般认识，在此后的选举中，于幼军的莽撞行为不仅没有使其丧失选票，反而以全票当选山西省长，这说明，即使是在官方指定的人大代表内部，对于煤矿有序开采和降低安全事故也有着强烈的愿望。以严格的标准，如今的中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但这不表明作为个体的官员也认可这种腐败体制，与民众一样，多数官员对当下的政治体制是同样无奈的，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这种体制谋私，但个体理性未必看好僵化、腐败体制的最终结果。

于幼军的全票当选和前所未有的网络宽容表明，中国社会体制和道德失范的今天，作为个体，官员与一般民众对社会未来的分歧未必象乍一看去那么大，不管怎么说，中国这块土地承载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及其子孙后代的未来，一个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

于幼军应为这样的宽容而感庆幸，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懂得感恩并有深入思考，作为政治人物，以严格标准，于幼军的表现是不及格的，不管怎么说，治下发生黑窑奴工这样的恶性问题，行政长官无法推卸责任，但仍然承受黑窑奴工伤痛的山西却用掌声欢送了于幼军，这说明民众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现实，并无苛刻的奢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关于“清官”和“民主”的讨论就已有了结果，但在现实中国，由于八九之后权力强化，几乎所有资源都与权力形成捆绑，权力控制资源的结果是密不透风地控制民众生活，民主既杳然无期，现实中，民众总希望能摊上个稍好些的“父母官”，这无可厚非。清官是靠不住的，但官员的品行和能力仍有高下之分。

于幼军离任的舆论反应表明：当民众对官场普遍失望的情况下，官员只要付出很少的一点诚意与努力，就能获得民众超常的善意回馈，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是官场中人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湖北襄樊市政府发言人有关“政府在网络上是弱势”的说法或许不全是夸张，而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也每每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各级官员，可于幼军遭受的舆论待遇说明中国民众是具有充分理性的，被官权压抑到极度绝望的民众其实非常乐于肯定官员的人品和政绩。只要官员能本着良心做事，网络民意并不可怕。

因此，只要在官场投下新的参数和变量，日益严重的官民对立可能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仍存和解的可能。而这个新的参数和变量便是官员不再刻意与民为敌，不要以傲慢与蛮横对待民众。这是一个近乎可怜的要求，可我们不能不怀疑，目前的政治体制能给有良心和抱负的官员多大的做事或作秀的空间呢？

 

一、1957年之后的中共最佳状态

对于中共十七大，包括F功组织、维权团体在内的庞大异议（自由）群体，都寄予了相当希望。这说明胡温政治确实超越了江泽民政治，收到中共自1957年以来未有的成效。但是，人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整个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共党内也必然反映为实质的多元化，换言之，任何不协调的政治信号的产生都有其背景。我们应当看到，除了中共内部那股最反动并欠有政治血债的势力之外，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甚至连试图“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派，也引进了民主概念。

中共以往的历史上有错误、有罪恶，但近五年来的政治改革努力确实有所收获，微观者如四川雅安的民意政治试验、江苏的发改委小局域开放选举；宏观者如驾卫方与谢韬等人的“主义转型”，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言论和设想能够公开，确实是一大进步。并且，面对中国社会多维度、深层次的分裂，已经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生存利益选择总会胜过意识形态刚性。

温家宝在大连国际会议上的政改表态，以及此前中共理论机构的积极表态，是为证明。

二、不能以大规模社会骚乱方式催生民主

在中共本身改革愿望与改革能力没有全面丧失，也即民间自由阵营没有一份清晰的战略评估报告来评价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以利用社会骚乱的形式催出民主，是极不现实的。其一者，不但为中共党内最反动势力所利用，而且会被国内民众所厌弃；其二者，不惟中共十七大尚有可指望之处，而且奥运会的积极效应将会产出。关于后者，负责任的异议学者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今日中国除了不能公开兑现宪法利益之外，其他政治要素已经远非纳粹德国、前东德与前苏联的情势所可比。简单地将目前的中共与昂纳克的德共、勃列日涅夫的苏共划为一类，是错误的判断。

应当的方向是：让中共十七大成为中共一个表态的机会，让奥运会成为中共一个民主表现的机会。

中共宣传系统不是一直在使用“听其言、观其行”批判模式吗？那么，现在就反过来，让我们也“听其言，观其行”，通过中共十七大到奥运会这么一个并不长的“历史阶段”，来最后评价胡温政治的本质。

三、中共十七大应加大政治改革增量

中共内部的绝大多数派系期望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即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问题积之以久——多维度、深层次社会分裂已经形成，面对此状，很可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吞噬“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如此，中共方面应增大技术性增量改革，另一方面应作出清晰的战略规划，并设计出二者的中介体系。具体论来，应有：

其一，确立宪法改革机制并及早批准《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宪法改革机制要点有二：1.成立宪法法院，实行“三三制”即中共人士1/3，民主党派人士1/3，无党派及社会志愿人士1/3；2.将全民公决方式纳入宪法体系，以期解决国家特定、高危时期的难题。

其二，有序地开放中间社会，明确国家元首直接选举时间

经过十七大而后明年两会，废止现有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正式出台《中间社会行开放法》。其要点有二：

1.首先允许公民自愿的监政团体合法活动，只要这样的团体公开宣称遵守宪法，就应给予登记并准予公开活动。

2.让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第九个民主党派，合法参与国家议政、参政活动。

一旦以上两项政治实验收效良好，就要陆续开放政治空间，使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取得合法身份。

在以上两项4个方面的政治改革收效后，中共应以执政党的身份选择并公布：2023年以前（即十四届全国人大）实行全民直接选举国家元首的办法，并在此前将此主张写入宪法。

网络的普及为全民公决以及直接选举，提供的成本最小、信息收集最快的可能。

（本文只代表个人看法，与任何政治组织与个人无关。）
2007年9月15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