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喜欢遮遮掩掩。——古希腊 赫拉克利特
人类历史何尝不也如此，而且，更加青出于蓝。
——篇首语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荀子，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个儒字没有。《儒效篇》呢，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跟《礼记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说好也说坏，对儒有赞美，也有痛诋。其中三处说到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这些，全都在这了。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或儒学的内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发现。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篇，劈首一句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我在先秦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峻急的韩非，把孔、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论证了儒、墨的荒谬不可行。韩非笔下的儒、墨，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所以，韩非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况且，很显然，这跟孔子创立儒家，其义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计。
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书里，有专门的《非儒篇》，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
如果我们还不嫌累，还想继续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了。虽然笔者认为，这两部“伪作”里的孔子及诸弟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要比《礼记》更形近于《论语》。但既然专家学者，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笑着说，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是从历史的现实结果来说的，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读“党纲”。是的，我承认，历史很多时候，是讲既成事实的，但学术岂能等同、迁就于历史的既成事实？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时代，儒者遍地，但为何在孔子本人，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有着某种疏离，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孔子一死，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创始人？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孔学与先儒，与同时代之儒，与后世之儒，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这岂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过的事？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儒学的创立者、创始人，这样一种封赠？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继续向前，更深入一步，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它究竟始源于何处？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式，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64页）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见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
穷到这种地步，“不能养活众官”（《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般书籍，写到这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私学起之类。但照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庾信《哀江南赋》），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漠然走过，在笔者来看，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
随着王室衰微，没钱养活众官，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向那些正在兴起，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起兵争王位，兵败，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宫等残部，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可以想见，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有组织，有记载的转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户”流亡式“移民”，如风吹沙扬，细水长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这，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
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员被裁减，或自动流失，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细胞、土壤、血液、精脉。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他们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说）。至于《汉书 艺文志》推断“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精细的同时，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
现在，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们今天的官，其含义颇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权力意味要小，职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三礼》中的《周礼》，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词，仪式，操作，法度，规矩，做到通晓娴熟。什么样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识分子。而周朝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几率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难怪中国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这么的想当官，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
那，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
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度，孔子的话，“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来稍作勾画。
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儒者，来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据庄子的话，认为儒者来自邹鲁搢绅。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精劲有力，转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大夫）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所谓道诗书礼乐者，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侯外庐《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
原来在官府里任职，官、礼一体，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官没了，只剩下礼；除了礼，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没有营生的本领，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平台），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而这时的礼，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迹近于小丑与乞丐。概言之，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类似《汉书艺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职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有的凭能力，机遇，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但更多的，沦落为儒，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不过，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产生，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春秋乱世，百里奚这样的奴隶，管仲这样的死囚，朝夕之间，可以成为宰相，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左传》写到过，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2
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刻画：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下》）
儒、墨对立而相争，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贱儒”、“俗儒”，全来了。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继续对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叠韵为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音同而义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郑氏者，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儒之言优也，柔也。一语道破。儒-优-柔，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栋，堆山填海般关于儒，关于儒家、儒学，哦，对了，还有儒教的文字中，最一针见血的注解！——原来，柔即优也。有个成语，优柔寡断。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有：“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此处“优”字，即指演戏，后引申为“演戏的人”。倡优连用，今日仍不时一见，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戏子。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一出戏？像在演戏吗？《史记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至少在秦汉以前，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但意思相近的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儒的这个作戏的影子，直到今天，不也仍在我们时代影影绰绰，我舞我蹈吗？从儒的诞生之初起，它就是专业的“第三产业服务员”。而它的服务对象，由于自谋生路的需要，一开始，就已固定不移了。也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所指：“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根柢即在于此。
这就是儒，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生存面貌和形象。说得直白点，就是谁家有喜事，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谁家有丧事，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过去热闹一下。——弄顿吃的，攒点零花钱。还记得《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是无名鼠辈，偷偷溜出来的诸儒吗？
说到这，又得插入两句。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个术字，前人虽多有语涉，但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字相联系，情形也许就豁然开朗了。一场大戏做下来，可不是得有术么？太炎先生《原儒》中，引述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没术，可是玩不转的。秦始皇坑儒，有人说坑的是术士，其实术士，也就是那时的儒。他们帮秦皇“作戏”，作到中途，全部开溜。始皇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给埋了。3一直到两汉皇朝终结之前，儒生，术士，就是一帮抱着古礼，像抱着神秘莫测的“装修工程图”的礼仪表演队，以装神弄鬼的方式，时好时坏，混口饭吃。
世事两面看。
我们在看尽了儒的这一面后，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我们不能不提到儒的另一面。让我们再次回到侯外庐先生的文章。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用近代人的眼光来非难古人。搢绅先生一方面因了社会的黑暗，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则相对地保持着文化遗产，……才没有将历史传统的文化斩绝”，“学术下私人的运动，乃适应于经济相对国民化，所以，由儒者蜕变而出的显学，一方面是对于春秋文化具文的批判，他方面又是开启‘子学’发展的源流。这一中国古代思想的流变，极关重要。前人很少注意”（《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
是的，即使从最简单的世界史对照来看，在古代以色列灭国前后，在曾经煊赫至极的西罗马帝国溃败之际，也曾有过大批知识分子，在丧失了一切尊严、人格的环境里，仅凭着要活下去的生存本能，保存、散播了本民族的文化余烬。让我们忘记先人身上的污秽与耻辱，而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吧！因为他们的生命早已逝去，而火种已经留下。值得我们抱臂冷眼的，倒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屋檐下的学者式官员，或官员式学者，他们正给我们上演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混水摸鱼、借尸还魂、暗渡陈仓、树上开花的儒学大戏呢。
现在，该到孔子先生出场了。
西方有句名言，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对孔子，面对孔子突然涌现的丰富而灿烂的思想，我们不免疑问，谁是孔子之前的巨人？周公肯定算一个。因为周公奠定了整个西周王朝的礼法制度，但周公距孔子已近六百年。再数，只能列举晋国的叔向和郑国的子产。再往下，就只能举臧文仲、叔孙豹、晏婴等一干人的姓氏——也只能就个是姓氏和零零星星的三两句话。如果说这些就是孔子之前的巨人，那这肩膀着实单薄了点。这时，我们的目光，必然会落到前文所说的那一群人，那一群默默无闻的无名氏，那一群衰微王朝里遗落下来的王官演化者。他们在时代犹如锋利弯刃的转折处，在屈辱、卑贱，备受鄙视，玩弄的环境里，怀抱着日益僵硬的西周礼仪，作为自己自谋生路的拐杖。他们无力，也无心，没有任何可能，要去完成一桩历史的伟业，他们只能等待巨人的出现，等待巨人来对他们怀抱的遗产点铁成金！这巨人就是孔子。
孔子出生于周公受封所创立的鲁国。鲁国的西周文物、礼仪遗产，在各诸侯国里，无疑首屈一指。《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环境使然。但光有环境，没有自身的敏而好学，孔子不可能成为冠绝一代的巨人智者。关于孔子的学习，是《论语》里出现最多，也是言说最为精彩，为后人所熟悉的部分，试举数例：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 卫灵公》）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 公冶长》）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 述而》）
有个问题浮现出来，孔子是怎么学习的？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 子张》）
不经意间，某个秘密的洞口被触碰到了，——在人。孔子同凡人一样，也靠向人学习而成就终生。那么，孔子向什么人学习的呢？
以前我们根据《论语》、《史记》等书，单知道孔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这是孔子成为一代大家，仅有的学习来源么？那群散落各地，鲁国尤其众多的贤者，不贤者，“孔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 八佾》）所问的无名者，其实就是精通、娴熟周礼，在孔子身后，默默奉献了成就其旷世伟业养份的春秋先儒。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 子罕》）
试问，少也贱的孔子，干过些什么样的鄙事？种菜？种粮食？做木匠？手工制作？孔子还能做什么样的鄙事？——说穿了，就是前文所说，儒者们唯一擅长的“冠婚丧祭”之事！把这“鄙事”经历跟孔子的好学结合起来，孔子那被可悲地屏蔽了老师群，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由上可知，孔子在终其一生的好学中，他的老师，除了周公，叔向，子产，臧文仲，叔孙豹这些名列史册的人物，更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如散兵游勇，散落各地的儒者。但孔子沉默了这段史实，更甚其事的是，孔子在他本人与儒之间，划出了一道深不可逾的鸿沟。
整部《论语》，都是这道鸿沟喋喋不休的强调。甚至，如果我们对孔子的人生哲学，来个外在式的命名，我们可以称其为区别哲学，或区别与对比的哲学。还记得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 雍也》）吗？还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 卫灵公》），还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 为政》）。《论语》之中，类似训导、自箴之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人性强调中，孔子为他本人及弟子，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迥然不同于先儒的道德规范与实践。这一新道德规范的实质，就是要反诸自身，主体自立，强调灵魂的自我重建。
子贡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也与？”（《论语 学而》）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论语 宪问》）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 卫灵公》）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学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 里仁》）
这种新思想的标举，与前面所述的儒者的“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相去何其巨大，对照何等鲜明，分立何等截然。
现在，我们该多少有些理解，孔子那匪夷所思的对于儒的避忌，以及孔子的“同时代人”，还有史迁的言儒不言孔，言孔不言儒的缘由所在了。
但是，也正因如此，孔丘先生，作为一名精神财富的“超级富豪”，却犯下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如果他本人，或其他强有力的证人，不能证实他的清白，那孔子“打劫儒者”的罪名，将被宣告成立。
最后，笔者将尽可能用精练的笔墨，来叙一叙孔子死后发生的事，也就是另一桩更充满历史戏剧性，更令人唏嘘感慨的“劫案”。
孔子死后，孔子与儒之间，错综微妙，近乎不可言说的关系，也就一步步拉开了演化的序幕。起先是曾子、子贡、子游、子夏，子思等孔门第二代，他们的一系列完美孔子工程的启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圣化，和（从历史结果来看）意义、影响更为深远的儒之正名。但一切还都是以和平、渐变、大雪无痕的方式演进着。孔与儒演化的第一次金戈铁马之声，第一次聚变可能性，来自子思的所谓弟子，孟轲。到荀子，先秦最后一位重要思想家的出现，孔、儒之合，已成惊涛拍涛、不可遏止之势。这也正应了电影《无间道》的那句名言：迟早是要还的。孔子拿了儒者的东西，却又很不地道的不声不响，历史岂能轻易放他过去？然而，纵使在荀子笔下，孔、儒依然是泾渭分明的两家人，孔、儒依然处于一水相隔的二元分立状态。《荀子》书中《仲尼》、《儒效》的分立二篇，正是孔、儒二元世界的折射和写照。
变化的实质性起点，肇始于一个在历史上极不出名的小人物，叔孙通。正是叔孙通在汉高祖手里获得的，类似一项装修工程的机遇，使孔、儒之间，冲破了忸忸怩怩的历史窗隔，大大方方走到了一起。也正是在两汉之际，完成了影响中华文化传承巨深的“孔儒一体化”进程。
孔儒结合以后的日子，过得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再也没分过手，这也是事实。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早已认定，孔儒是天生的一对，所谓无孔不儒，无儒不孔了。
于是，由于孔儒两家庞大实体（说儒庞大，是指其在后来的历史时空中的累积而言）的这笔“巨额关联交易”，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一桩“惊天劫案”就此发生。
当初，孔子站在那群一盘散沙，龙蛇混杂的先儒肩膀上，以横空出世的才智，承继西周，乃至夏、商文化遗产，据说他整理了大批古典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有《诗》、《书》、《礼》、《易》、《乐》、《春秋》。让我们一笔笔来重新审计一番。
这其中的《春秋》，只是鲁国的《春秋》。这部《春秋》，如果不是作为《左传》、《公羊传》、《榖粱传》的底本，又扯上一句虚而不实，什么微言大义自己骗自己的鬼话，其自身价值是一点也无，不论也罢。
《诗》，即《诗经》，就算是经过孔子之手，删削过吧，这完全是一部迄至春秋中期以前，群体创作的产物，理应是权属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怎么能因为一经孔子之手编辑，就成了孔门私产？又更怎么能因孔子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孔儒婚配”，而竟成为所谓儒家的专有私产？这不是贪天之功，是什么？这不是偷盗、抢劫，又是什么？！
《书》，即《尚书》，是夏商周三朝的历史、政治大事典籍，其真正作者，至今未能确定。
《礼》，是三礼之总称。其中《周礼》是周朝职官表。《仪礼》作者，同样不明。《礼记》也许可算孔门的东西，让他拿走。至于他给不给儒家，那是他们间的事。
《易》，传说为文王所作，实际有可能出自周朝王官中巫、祝、卜、史等人的集体创作。纵使孔子，或孔门人士有所补益，其主体为“公产”，应无大疑问，孔门后人最多能享受一点“干股”，岂能又二话不说，全盘往家搬？更别说竟然要整体性地划归于儒家名下。
这是孔儒“婚前财产”的清盘——实质就是国有资产被盗式流失。本应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集体财富，竟然只因一经孔子之手，就“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成为所谓儒家的经。更出奇离谱的，还是“孔儒合卺”之后的文化浩劫。
“孔儒婚配”，由于三件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事件的发生，在中华传统文化话语权上，获得了舍我其谁的绝对垄断地位。其一，董仲书-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其二，隋唐以降确立的科举取士。其三，程朱理学对孔学和所谓“儒学”的独家解释权。从此，只要你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只要你识字，能读书，你就不能不是“儒家”一员。这一点，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到东哥特的鲍依修斯，有句话，作了最好的侧面注脚：“当然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西方的智慧》）正像在一个革命激越的年代，你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同志？所以，在中华文化史上，从屈原，阮籍，嵇康，到李白，徐渭，兰陵笑笑生，黄宗羲，曹雪芹，王国维，统统都是儒家文化鱼网中一分子，谁也走脱不了。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原因何在？因为儒家有皇权“入股”，科举取士，公共社会的道德话语权垄断，你不“儒”？你就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遑论什么狗屁鸿鹄之志哉！
朱熹之前，好歹还给你留出点所谓佛、道空间，让你有个换点新鲜空气的地方。一到朱太师炼好了理学的“头箍绳索”，连佛、道之学，一并化于其中矣。那是儒学、儒家真正一统江河的大好时光，也就是当今学者？官员？拍胸自豪地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所在了。
还记得本文开篇处所引《现代汉语词典》对儒的解释吗？儒，旧称读书人。呵呵，无门无派，一网打尽。
如今，只要你对《诗经》有兴趣，对《尚书》有兴趣，更别说对《论语》、《孟子》有兴趣，那你就一定“儒”了。甚至，你对诸子百家有兴趣，你喜欢翻一翻《尔雅》，《山海经》的插图，那你就国学了。而国学是以“儒”为代表的（谁说的？官员兼学者说的！）所以，你也就间接地“儒”了。不是有人也给鲁迅赏了顶“国学大师”的冕子吗，由此看来，鲁迅的被“儒”，也就指日可待了。
（本文已收入黄坚著《思想门》，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注释：
1，朱熹《四书集注论语 子罕》注：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2，《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3，《史记 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