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源於古希腊人的「美丽、健康」之理想。古希腊人相信，举行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就会得到神的庇佑。他们认为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创造了奥运会。众神之神的宙斯摔跤赢了科罗诺斯；阿波罗拳击打败了阿里斯，在跑步中超过了赫米斯。虽然那时的希腊到处烽火连天，但一到了古奥运会举办期间，各地的战争都要停止一个月，以神的名义签订「停战约定」。如今位於奥林匹斯山的希腊古奥林匹克体育场，已经是一片黄土场。然而在古体育场一侧，就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神宙斯神殿和众神之母赫拉神殿。赫拉神殿前的「停战圣蝶」象徵着古奥运会期间的和平。

古希腊的众神感召着古希腊人以美丽和健康之理想，通过奥运会去赢得永？的荣耀和追求和平美好的社会，也使得奥林匹克精神为现代社会文明所推崇。它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歧视、迫害和战争的和谐社会，培养人们之间真诚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为获得荣誉的公平竞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现代奥运史上，奥运会经历了现代人类的罪恶、蠢行和悲剧，包括疯狂的世界大战，残暴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及惨绝人寰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然而奥运之灵的奥林匹克精神犹如一品清莲「出淤泥而不染」，？久坚持着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建立一个和平和美好的世界。这不仅说明奥林匹克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不可磨灭，或许更重要的是奥运火种取自赫拉神殿前，融入了奥林匹斯山众神之灵光，呵护着奥林匹克精神不被亵渎.过去的一百多年历史证明，任何亵渎奥林匹克精神的行径，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纳粹对奥运精神的亵渎

奥林匹克精神在现代奥运史上最大的一次亵渎是一九三六年由德国纳粹一手炮制的柏林奥运会。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很快扼杀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制度而建立了一党专制，并进而对犹太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以及政治异己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被迫害者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了强烈的呼籲，要求抵制希特勒的纳粹奥运会。但是他们的正义呐喊却被漠然置之，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是率团前去柏林为希特勒捧场。受到鼓励的希特勒就在奥运会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政策，最终发动了世界大战并屠杀了上百万的犹太人。

希特勒及其跟随者最终为亵渎奥林匹克精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世界各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可以以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方式来表达国际社会对纳粹政权的不认同并以此阻止希特勒的暴行，但他们选择了助纣为虐，全世界也都为这种亵渎奥林匹克精神的行径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日寇对奥运精神的亵渎

现代奥运史上的第二次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是一九四○年原定在东京举行的第十二届奥运会。一九三六年国际奥委会在讨论一九四○奥运会会址时，有十四个城市角逐。当时日本军队已经侵佔了中国的东三省，并积极准备着全面侵华战争。但国际奥委会成员还是投票给了日本，为日本的侵略罪行贴金。翌年七月，日本军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奥委会代表抗议日本破坏世界和平，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要求取消日本的举办权。但国际奥委会却漠视中国人民的痛苦呻吟而坚持由这个正在残暴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权来举办神圣的奥运会，因而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气焰，使得他们最终将战火延伸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苏共对奥运精神的亵渎

第三次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应该是一九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这也是奥运会首次在共产国家举办.有着荣神益人之传统的奥运会，如今却要由一个无神论政权来举办，这本身就是对众神的侮辱。而且苏联在一年前发动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严重违反了奥林匹克精神。莫斯科为筹办这届奥运会共耗资九十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然而金钱买不到神灵的呵护.因抗议侵阿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抵制了此届奥运会，另外还有十五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开幕赛入场时以奥运会会旗代替各自的国旗，使得这届奥运会显得格外淒凉。莫斯科政权也为亵渎奥林匹克精神而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的军队在阿富汗陷入困境，最后只得丢盔弃甲、撤回老巢。

在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苏共当局试图报复美国在一九八○年的抵制而炮制了一场毫无理由的抵制活动。然而奥林匹克精神不容亵渎，这场抵制是如此不得人心，连共产阵营中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不愿跟从。洛杉矶奥运会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创下了低投入、高回报的奥运会经营楷模。而那个肆意亵渎奥林匹克精神的苏共政权几年后就土崩瓦解了。

在现代奥运史上，也有许多借奥运之东风而追求民族独立、种族平等和民主自由而获得成功的实例。美国黑人运动员常常在领奖台上展示黑人健康的体魄，为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推波助澜。南非当局在没有结束种族隔离之前，一直被奥运会拒之门外。一九八八年的汉城奥运会，为韩国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对奥运精神的亵渎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五千年的神传文化。然而战乱、贫穷和无神论的暴力政治，使华夏民族长期同举办奥运会无缘。直到一九九三年北京才终於有机会去申办二○○○年的奥运会。然而率团前去角逐举办城市的竟是「六四」屠城元凶之一、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这位「屠夫」市长带来的血腥味唤醒了世人，中共不仅长期践踏人权，而且嗜血成性，哪有资格举办奥运会？北京申办二○○○年的奥运会因此而失败。

由於中共当局信誓旦旦地要改善人权，八年后国际奥委会给了北京举办二○○八年奥运会的机会，希望这个残存的共产政权能像韩国那样，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改善恶劣的人权纪录，结束一党专政，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然而在过去的七年中，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地迫害异己人士和宗教人士，其残暴和卑劣程度远远超过了七年前，已经发展到前往国外绑架异己人士王炳章，活摘宗教人士的器官牟取暴利，并向世界各国派遣和发展大量间谍以监视和打压他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同前苏联一样，中共当局穷兵黩武，军费每年都以百分之十五的幅度快速增长，并向苏丹政府提供大量武器以充当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帮凶，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

对於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来说，奥运会已经成了进一步欺压中国民众和践踏人权的最好藉口。为了建奥运体育馆，可以肆意掠夺平民百姓的房产，可以剋扣修建奥运体育馆民工的工资.为了所谓的稳定，可以加剧对异己人士和宗教人士的迫害，并公佈了四十三种人被禁止前往中国观看奥运会，这其中包括多个人权组织成员和宗教人士。

奥林匹克精神再次面临着一场严重的亵渎.中国和世界能承担得起因亵渎奥林匹克精神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吗？

 

北京打从获准举办奥运以来，就面临许多挑战，除了硬体建设外，还包括人权、环保等诸多因素，所谓「崛起」，奥运应该是一个指标。急功近利的共产党，不到火烧眉毛，对这些挑战并不太在乎，他们只是把主力放在场馆的建设上，那是「硬碰硬」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至於软件，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似乎不是「物」，而且可以凭如簧之舌百般解释辩护，这点中宣部有几十年的经验，所以不必在意。

以前不说，在今年八月八日，北京开始倒数计时后，不妨检视一下明年奥运北京面临的挑战，因为它已经是「一年太久，只争朝夕」了。

人权呼声越来越强烈

第一，场馆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完工。对重视GDP与「报喜」的中国官员来说，完工不是问题，何况胡锦涛上台后，与江泽民作风有不同，有些项目瘦身（如鸟巢及泳馆），完成更没有问题.问题只在质量方面，会不会有豆腐渣工程？因为官员的腐败是豆腐渣工程的保护伞。北京奥运的腐败不亚於上海的陈良宇，然而为了担心反腐败会牵动整个奥运的准备工作，所以胡锦涛对北京持容忍态度，从而埋下更大的隐患。那些贪官也应做好准备，在奥运进行期间谋求脱身到国外，一旦结束再逃恐怕来不及了。

第二，要求改善人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中国的人权情况不是更好，而是更坏，例如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对网络的封锁，对民众日常生活的监控等等。最近，中国一批着名的异议人士与专业人士包括鲍彤、丁子霖、刘晓波、沙叶新、戴晴、余杰、浦志强、胡佳、贺卫方、刘军宁、廖亦武、陈小雅、高瑜、艾晓明、于浩成等在八月六日发表《我们对北京奥运的呼籲和建议》，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口号。他们接下中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增加了自己的诉求。因为问题在我们要甚么样的梦想。美国式的民主梦想将造福人类，但是中国式的暴政，将给人类带来恶梦。因此他们提出「同样的人权」，自是希望没有人权的中国，也要有全球普世价值的人权。「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等来自全球数百位人权倡议人士，八月九日齐聚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针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发起抵制北京奥运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他们将穿越全球五大洲、超过一百多座城市，明年七月抵达终点香港。赖清德等多位民进党立委也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调查指出，中国政府秘令十一类共四十三种人不准参与北京奥运，严重侵害人权，呼籲世界各国共同抵制北京奥运.在所有挑战中，北京最不愿意解决的就是这个「人权」挑战。

环保问题违背承诺

第三，环保问题仍是中国政府难以克服的问题.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来自北京市环保局统计数字显示，过去两个月（六至七月）北京的空气质量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去年六至七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共为五十三天，但今年同期的达标总数仅为三十八天，足足少了十五天。原来北京当局放出空气说，在北京制造严重污染的首都钢铁公司会迁往外地，使北京重见蓝天。但是后来却改为首钢计划二○○七年削减产量，二○○八年奥运会时全面停工。然而最近他们却「如常生产」，二○○八年也不会停产.现在一些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已经被北京收买了，所以即使北京违背承诺，他们也视而不见。在「倒数」那两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佈的「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北京空气质量均为「良好」，但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市中心一片白濛濛的背景前接受美国CNN访问时忍不住发炮说：如果届时北京的空气质量仍不达标准，部分奥运比赛如耐力型的项目可能会延期举行。

第四，天气难以掌握。八月份是北京闷热的雷雨季节，香港体育学院院长锺伯光博士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在室内比赛，高温对运动员的状态和成绩影响不大；而室外项目，高温加上高湿度，运动员则会比较辛苦。尤其是需长时间消耗体力的比赛，最好安排在上午或晚上举行。还有中国气象专家指出，夏季是北京雷电灾害的多发期，尤其是奥运场馆集中的北京海淀区，雷电现象的自然发生率较高，必须加强防范雷电袭击。如果发生「雷打火劈」事件，必然载入奥运史册。但是雷雨带来的交通问题，才令北京头痛，被形容为「死结」。例如八月一日降下今年夏天前所未有的豪雨，使刚恢复正常的首都国际机场再度陷入混乱，当晚七时半后的航班几乎全部停飞.截至晚上九时半，预计约一百七十架次航班因此延误.此前两日，也因大雨，首都机场每晚均有万名旅客滞留。至於市内交通，北京也对「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进行演习，然而如果大雨，一样会严重阻塞交通。北京奥运会期间将有大批运动员、贵宾、记者、义工及观众数百万人来北京，中共是「运动群众」的能手，本来对付群众不是问题，只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群众，又是老外，绝非党的驯服工具，北京自然要另想办法。

食品安全冒出新问题

第五，如果说以上都是没有解决，或者是变本加厉的老问题，那么食品安全将是最近冒出来困扰奥运的新问题了。中国出口的黑心食品引发的安全问题近来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不但卫生要求高的西方国家，就是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制造的黑心食品与黑心药品颇有微词.南韩驻北京公使吃中国制造的三文治后腹泻，送医后又被庸医治死，酿成外交事件。面对奥运这样多老外光临北京，北京的食品卫生与医疗卫生条件足以应付挑战吗？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喝的水都要自己带来。我们看广东省工商局最近公佈今年第二季全省抽检一百八十批次市售饮用瓶装水结果，不合格率有六成四，其中一○八批次产品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超标。看来，人命比中国人珍贵许多的老外运动员与来宾也要自备饮水了。中国最近委任副总理吴仪出任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除了避免外贸的损失，也要保证奥运的食品安全。然而以中国官员的腐败，吴仪能解决吗？

新闻自由未有放宽措施

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北京在装腔作势以后，人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放宽措施。京奥组委七月已启动奥运新闻中心「一站式」服务，境外媒体在北京吃、住、行和採访联系等都可通过「一站式」服务来解决.然而对於新闻中心电脑能否登陆境外网站的问题，该中心主任表示，这问题暂时无法解决，他们会向上面反映有关意见。这当然只是推託而已。到时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如何报道，不妨拭目以待。

至於北京奥运后，中国的股市与楼市泡沫是否会爆破，还没有提到中国领导人的日程上来。他们目前关心的是在中共十七大前，在奥运前，不让泡沫爆破，还要制造「莺歌燕舞」局面；还有就是如何让人民相信，民众的物价消费指数的升高并不严重，以免有「预期」而引发高通胀。然而奥运后才是未来中国发展还是衰落的重要问题，虽然还有上海万国博览会缓冲一下。

 

读吴稼祥先生大作《中南海「工程师时代」近尾声》（刊於《动向》二○○七年七月号，以下简称吴文），受益匪浅，但感意犹未尽，尝试狗尾续貂。

「工程师王朝」的历史成因

根据吴先生的观点，「工程师时代」形成於中共十四大，至十六大达到鼎盛，预计十七大将走向尾声。吴文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革命家时代」区别於「工程师时代」，但未论及「工程师时代」是如何形成的。

除了王震等一批大老粗外，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高层领导人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然而，他们大多数不是正规大学系统培养出来的，而是只有中小学学历的小知识分子，或者是社会边缘人而后自学成才。因而，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极其贫乏，对於代表当时社会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鄙视，对於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从未真正接受。於是就有了中共建政初期颟顸无知、劳民伤财、后患无穷的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中共当局把清华大学等一大批综合大学改造成了单一的理工科大学.把北京大学等一大批综合大学里的工科、农科、医科划拨到其他单一的工科、农科、医科院校中去，变成了畸形的只有文科理科的所谓综合院校。

中共高层领导人狂妄自大，自诩为盘古开天以来中国第一全能政府，不必由人文社会科学院校科系培训政治、社会等方面专门的人才。因此荒唐地废除了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哲学、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为核心课程。历史学以联共（布）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为核心课程。法学则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核心课程。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八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竟然只用两部法律统治，一部是《婚姻法》；另一部是《宪法》。中共高层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掌握终极真理，代表人民利益，垄断国家政权，还要大学培训政治、社会等方面专门的人才干什么.毛泽东竟然认为文科大学都不必办了。然而，对於理工医农专业，中共高层感觉神秘或陌生，认为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有真才实学.对於这类院校，出於维护红朝统治的需要，中共不敢取消。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理工医农专业的毕业生是人才，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只会耍嘴皮子，玩笔桿子，要不要无所谓.而且对於其中的一些人还要提防警惕，因为这些人爱动脑子，提意见，不乖乖地接受改造，甚至挑战一党专政。

工程师治国与专家治国的区别

以上就是「工程师王朝」形成的历史背景。在八十年代新老交替、提拔年轻干部的过程中，理工医农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主要人选，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则很少有人入选.其结果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省部级以上领导机关成了「北大荒」（北京大学），被「大清王朝」（清华大学）包揽。

中共宣传部门吹捧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如何有战略眼光，主动让贤，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其实，他们大都提拔安插自己的亲信，拼凑或加强自己的帮派体系，即团派、秘书帮；甚至重用自己的子女亲戚，即太子党.

一些御用文人吹捧中共元老如何高瞻远瞩，推动专家治国。而实际上，工程师治国与专家治国有本质区别.工程师只不过是专家大队中的一支小队。在西方国家中，专家治国主要是指律师、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在治理国家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专家治国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不与执政党共进退去留、不被任何政党所操纵的文官制度为骨架的。凡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不管其领导人及政府中有多少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治国。前苏联比中共大批任用大学毕业生为党政干部早四十年，但是世界上鲜有人（中共宣传部门和御用文人除外）将其视为专家治国。

在「工程师王朝」形成的过程中，并非中共元老一手掌控，有一些偶然因素。例如，李长春的发迹与小品演员郭达的成名有些类似。郭达在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一举成名。原先安排另一位演员，但是这位演员因为忙於拍电影未能出演，临时由郭达顶替救场。后来这位演员后悔不已，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电视作为一种新传媒的巨大威力，而没有赶去演出，永远失去了成名机会。

李长春於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在辽宁省渖阳市开关厂任技术员.据说其人并无过人之处，亦不见有特殊才能。一九七五年渖阳市电器工业公司向渖阳市开关厂要一个人去公司帮忙数月。在那个年代，上级公司向下级国有企业借调工作人员是常有的事，企业一般都派平庸的人去应付。原先拟派的人不愿去，结果成全了李长春。李后来逢迎拍马，被渖阳市和辽宁省老干部看上并提携，随之青云直上。

吴仪则是借助民主春风走上了北京市领导岗位。她毕业於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一九八八年春季北京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市政府领导人换届选举.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一反党的婢女长期软弱形象，推举吴仪和何鲁丽为副市长候选人，并在代表中间为其助选拉票。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利於推进民主法制，赵紫阳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对此未加干涉，结果吴仪和何鲁丽双双当选为副市长.但六四之后，江泽民、李鹏、陈希同等保守派领导人不能容忍民主选举的结果，将吴仪和何鲁丽都调离北京市。吴仪改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后任副总理；何鲁丽的父亲何思远曾任一九四九年北平易帜前的市长，帮助中共「和平解放」北平。为了统战的需要，何鲁丽被安排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工程师王朝」的败笔

「工程师王朝」有其明显缺陷。在知识结构上，这些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欠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直线型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和思考複杂的问题，没有处理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经验，在政府运作中不善於组织协调，尤其是不善於起草和修改行政文件。其中有些人甚至闹出常识性笑话。例如，李长春和张高丽不知「夸父追日」是神话。当年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任深圳市委书记。有一次李长春到深圳视察，在张高丽陪同下看了一齣舞台剧《深圳的故事》。剧中有个虚拟人物「夸父」，李长春看不明白，问张高丽「夸父是什么人？」张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统计专业毕业生，也是一个人文白癡.张也不清楚夸父何许人也，仅知道是个古代人物。此事当时在广东政界传为笑谈。李长春在十七大上将留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现任天津市委书记，十七大将进政治局。这样没有人文社会科学修养的人士统治中国，其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个例子是李贵鲜和朱鎔基。李系前苏联莫斯科门氏化工学院工程物理化学系电真空化学专业毕业；朱系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懂经济和金融。一九九三年，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市场混乱.当时李贵鲜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鎔基任主管财政金融的常务副总理。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朱面斥李不懂金融、期货和股票。其实朱又懂多少？朱鎔基撤了李贵鲜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改为自己兼任。然而，朱固执己见，实施了几项只顾短期不管长远、照顾利益集团忽略民众的经济政策，给温家宝政府留下了许多难题.朱鎔基下台后，李贵鲜一有机会就揭露朱任总理期间的重大失误.

再看李鹏，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以愚笨而着名，在会议上念秘书撰写的讲话稿经常出错.他根本不懂人文社会科学，更不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创造自己的政绩以及青史留名，强行建设三峡工程，遭到中外专家学者批评.他好勇斗狠，不知人文关怀为何物，在六四事件中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的丑恶行径，更使其遗臭万年。江泽民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虽然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但明显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修养.他的特点是不懂装懂，喜欢卖弄。他在执政期间颟顸无能，丢人现眼，尽人皆知。

距离真正专家治国十分遥远

吴文认为中国政治正在变化，「就是中国政坛也开始进入法学、经济学时代」，其根据是正在出现法学博士领先的新生代领袖。当然，持有法学、经济学学位的人进入中国政坛，比起几乎清一色的「工程师王朝」是一种进步。然而，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这些人的学士学位似乎没有问题，大都是通过全国高考考进大学的；但是，他们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就不敢恭维了，其中多数有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之嫌。第二，对他们的选拔、任用、提升机制仍然沿袭传统的一党专政下的干部制度。近年来虽然多了一项民意测验的考核，但一是不对外公佈结果；二是不起实质作用，上级旨意和派系平衡仍是决定因素。

所以，虽然中南海「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中国政坛开始进入法学、经济学时代，但距离真正民主法制意义上的专家治国仍然十分遥远.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文打算从一个侧面予以探讨和概括。这就是从歼灭「乌鸦」到供奉「凤凰」。

聚歼「乌鸦」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以发表《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冲锋号。过了十天，十八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杂文《乌「昼」啼》，作者徐锺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

这组杂文的第一篇《乌凤和鸣》写道：「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因此对於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徐锺年直言进谏，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提出「乌凤和鸣」，话说得很全面扼要。但是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十天了，而且《人民日报》在十四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严厉地指名批评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已经双眼紧盯《文汇报》了，可是随后《文汇报》还要发表徐锺年的《乌「昼」啼》。这个题目是这么刺眼，怎么能够逃脱毛泽东在上海的「眼睛」呢？今天来看，《文汇报》在十八日发表徐锺年的这篇文章，实在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他们的政治嗅觉怎么这样差劲呢？

徐锺年的文章不久就遭到在《解放日报》任职的张春桥（化名洛雨）的批判，随之而来的反右风暴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全国文化界瞩目。不久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以得胜者的口气嘲讽说：「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按照中国文化习惯，乌鸦是报忧鸟，「乌夜啼」还不行，还要「乌昼啼」，毛泽东当然深恶痛绝，要「一枪开去」。徐锺年先生说：「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未免把对手估计太高。这里没有费厄泼来可言。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就定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结果，五十五万不分夜啼还是昼啼的乌鸦，一网聚歼。

供奉凤凰

风水轮流转，中共吃了五十年教训，现在对知识分子主要不是採用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了。再说，当初那些扛枪进城坐天下的「土包子」，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大学毕业了。五十年前，做县长的人，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如今几乎没有不是大学生的县长了。从三十年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调，变成了精英执政。精英和资本联姻，驾驭着国家这匹怪兽，吹着「中国特色」这只高音喇叭，走上了高速公路。

但是，对於我们这些经历了共和国历史变迁的老人，最为不解的哥得巴赫猜想是，易中天可以把「三国」说得天花乱坠，阎崇年可以把努尔哈赤讲得滴水不漏，但是我们亲身经历了的土改史、镇反史、反右史却在「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规范下，变成了一具空壳，几根乾巴巴的筋。

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是一个特殊的固定词组，中年人不知道曾经有过一场生死大辩论。谁说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要打你的右派，叫你劳改二十年，而理由在於「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

五十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让海外归来的游子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除了房屋、街道、公园，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被一种强力不乾胶封死。

衙门的「父母官」们已经由土包子换成了麦当劳，但国家仍然是一党独佔天下，嗜好报喜不报忧的脾气并没有改，现在除了继续打击喜欢多嘴多舌的乌鸦，倒也出现了供奉凤凰的新气象。

在中国，现在被执政党礼贤下士、奉若上宾的头号知识分子大概数季羨林等几个人。因此，八月六日，季老先生九十六岁的生日，总理温家宝专程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祝寿。这是从《凯迪论坛》上读到的新闻《季羨林：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人活到九十六岁很不容易了，因此，总理亲自前往祝寿，互相之间，难免说一点「不痛不痒的废话」（钱锺书语），乃人之常情。世界通行的人情准则是礼尚往来，大礼小还，小礼大还，都有失当之弊。那么，总理亲自前往祝寿，当然是大礼了，但是，季羨林是什么人？显然是当今的国士，接受这份大礼，老先生受之应不愧，笑而纳之，名正而言顺，情周而理洽。但是，季老先生却还了一份重礼.他说「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但却叫人讥诮有谀媚凤鸣之嫌，仿佛回到凤鸣朝阳、万方奏乐的怀仁堂。这样沉甸甸的谢忱未免叫人感到还礼太重，有失身分。

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风骨是挺起脊樑骨，不卑不亢。只有梁漱溟可谓当之。谁知道，毛泽东把梁漱溟从重庆请到北京，亲自安排他住在哪里？颐和园！那是皇家陵园，岂可和解放军总医院相比。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抬举梁漱溟，因为他是国民党时代推行「乡村建设」的「三傑」之一。另外二人，晏阳初解放前出走国外，卢作孚解放后在三反运动的第一天就自杀了。因此如果梁漱溟识相，对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土地改革」捧捧场，那是一句赏千金啊！住进了颐和园的梁漱溟却太不识相，没有阿上、媚上，竟然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来批评毛泽东坑害农民的政策。结果龙颜大怒，在怀仁堂当众痛斥「梁漱溟是用笔桿子杀人」，把他一脚踹出了颐和园.

季羨林先生生於辛亥年，正是满清王朝被推翻的那一年。从此中国进入了后辛亥时期，即后封建社会。现在，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离开满清、离开封建社会已经越来越远，可是季老先生评价社会的价值标准，却还是前辛亥社会的尺度。「人和政通，海晏河清」那是中国帝王治国的最高标准，臻於至治的理想境界。现在用这八个字来颂扬当今执政者，到底是恭维、还是贬抑呢？说明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呢？由此可见，时代前进了九十六年，季羨林先生的价值取向没有与时俱进，他的讚扬实际上说明他还停留在前辛亥的境界上。

季羨林先生於一九三五年远赴德国哥根廷大学读研，正好遇到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被迫滞留到战后一九四五年，才得以返国。他在德国长达十年，是极为少有的亲身目睹了法西斯暴政全程的国人之一。然后，他又经历了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因此写出了《牛棚杂忆》一书，因为此书有幸得到官方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反右、文革越来越成为舆论出版的禁区的时候，这本《牛棚杂忆》当然就弥足珍贵而身价倍增，但也因此，《文革杂忆》成了粉饰文革罪恶的花瓶，而不是揭露文革浩劫的见证.

季羨林先生到过德国，应该知道在他到达德国前不久发生的一件轰动当时世界的审判：希特勒公开审判「国会纵火案」的「主谋」保加利亚共产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季米特洛夫。在法庭审讯过程中，季米特洛夫拒绝了官方指定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以英勇无畏的气慨，慷慨陈词，自我辩护，驳斥了强加给他的种种诬陷，证明自己无罪。在他洋洋洒洒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检察官虽然插话大约五十次，发出种种警告，却没有禁止他发言，更没有叫法警把他押下去。随后法庭宣佈无罪释放。希特勒的这种执法气度，现在有吗？现在有这样的「法治」案例吗？

假若现在「人和政通」，怎么会络绎不绝地出现大大小小的陈希同、陈良宇呢？京城怎么会出现上访的人流呢？群体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怎么就此伏彼起呢？监狱里怎么会关押言论犯、思想犯、信仰犯呢？从一九五四年起，宪法上堂堂正正写着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怎么永远不见兑现的希望呢？难道这都是季羨林先生所说的「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吗」？

季先生在接见一位记者时说「和谐也不能走极端，对坏人，对敌人，就不能讲和谐.」更是叫人莫名其妙。季先生心目中的「坏人、敌人」起码也包括了还在哇啦哇啦的「乌鸦」吧？今天的中国，和谐是不足，还是「走极端」了呢？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之下，「对坏人，对敌人，就不能讲和谐」，那就要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了。听到这样的宏论，真叫人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这样的「人和政通」住在中国顶级医院的顶级病房里享受顶级治疗护理，当然是天天可以感受得到的。（见王庆环採访季羨林文《人活着最重要是想得开》）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等，这是努力方向，追求目标。提出这个努力方向、追求目标的前提，就说明没有达到「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季先生说：「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后半句颇令人费解。季先生是九十六岁的老人了，逻辑思维还这么周密，真叫人羡慕，但是特别声明「真话不全讲」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们仍然希望季先生不要满足於做一只「喜鹊」，还是说一点治国治世的警世箴言吧。总之，真话要全讲.

前几年，季羨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和「国宝」，舆论闹了一阵。其实，中国御赐的自封的买来的交换的，戴上「大师」、「泰斗」、「国宝」桂冠的人，已经车载斗量了。季先生不屑为伍，应该是明智之举.可是我却又给戴上了一顶新帽子「国士」，实在是失敬。不过这只是遵从古意。「国士」是古代君王对才能独一无二的人的尊称.如今过年拜年，生日祝寿，国家领导人亲自登门，屈尊下驾，礼贤下士，都到季老之家，因此尊称季老为「国士」也是实至名归.

苏联和中国的国情相似，可以借之剖解季羨林受到供奉的原因。高尔基去世，一九三六年五月苏联邀请法国着名左翼作家安得烈？纪德参加在红场举行的高尔基的追悼会。纪德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满怀信念热情前去苏联，想欣赏一个新的世界。参加完了追悼会后，纪德到苏联各处游览参观.但是，对於这位崇尚自由民主自尊的法国作家来说，事与愿违，他对所见所闻非常失望，「他们为了使我倾倒，却给我展现了我极其憎恶的旧世界的所有特权」。纪德回到法国，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地写出了他的见闻观感《访苏联归来》，揭露了苏联的许多负面情形，如「苏维埃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所有能够对他歌功颂德的人非常好的优惠……」他自我调侃说：「如果我对苏联、对斯大林歌功颂德，我将会发多大的财呀！」（《花城出版社》出版，朱静、黄蓓译）温总理屈尊祝寿，季羨林「歌功颂德」，不过是投桃报李之意，而已，而已。

中国这个百鸟园中凤凰太多，乌鸦太少，当局者动辄还要打击捕捉，至今右派冤案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还在继续制造层出不穷的新文字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执政党越来越腐败，其原因，盖失去监督与制衡。

（二○○七年八月八日於山东大学附中）

——推荐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

去年5月，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以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在纽约联合举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会后，21世纪基金会的宋永毅先生将会议论文归总，再收集了一些会议外的论文，编辑整理成一部论文集，由香港田园书屋于今年3月出版。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全书分上下两卷，共收录论文50篇，按内容分为11部分，超过1000页，将近100万字。10年前，即1997年，21世纪基金会出版过一本文革30周年研讨会的论文集，书名是《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由杨建利主编。这本《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可以称得上是那本书的姊妹篇。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其中，使人留下最强烈印象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持续的时间最长，社会动员的面最广，对一般人的命运以及思想的影响最深。一说起文革，每个过来人都有一肚子的话可说。在我参加的每一场文革研讨会上，与会者都发言踊跃，争论不休，意犹未尽。收入《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这两大卷的50篇文章，多方位、多层次地讨论到文化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例如：文革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方法，中国文革与世界的关系和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文革的政治文化渊源，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与中共上层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人民文革一说是不是站得住，如何厘清造反派的概念，如何评价造反派的性质和行为，文革中的暴力问题，文革中的文艺问题，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如何看待毛泽东热，等等等等。作者阵容强大，内容丰富多彩。实在是了解与研究文革的一部必读书。

还须一提的是，有几篇论文提供了新的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与真相。例如来自武汉的学者徐海亮先生那篇讲述“武汉720事件”的文章。1967年7月20日，武汉地区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在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同情与默许下，向代表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起猛烈的质问、责难乃至围攻绑架。此事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以前一般人都以为720事件是针对王力的，是针对中央文革的。然而徐海亮告诉我们，这一事件其实也是针对周恩来，甚至针对毛泽东本人的。因为当时武汉军区的一些负责人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头头都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他们就是想凭藉人多势众，造成某种既成事实，迫使中央、包括毛本人，改变文革路线。

来自澳大利亚的孙万国教授在他那篇“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一文里，也讲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告诉我们，在当时，虽然四人帮都一致强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必须武力镇压，但是在如何镇压的问题上却有分歧。江青大喊出兵，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则主张克制。王洪文说，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江青说：不带武器，拿什么消灭反革命？王洪文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这些重要的细节我原来都不知道。此外作者还讲到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四人帮并没有什么篡党夺权的计划，更谈不上实行。如此等等。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尽管在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后，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架空叶剑英，任命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表面上很得势，但实际上毛本人已经心力交瘁，其控制全局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因此等到毛一去世，四人帮就沦为阶下囚，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正如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在序言里写到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这本书“搜集的是一些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虽然文革已经过了四十年，但这些好文章还祇能算一种开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开端。”

 

 

61、为什么中国还有政治犯？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并无本质区别，祇是障眼法，以图混淆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一章。鉴于中共《刑法》，由重到轻排列，显见，在中共的观念里，政治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等。这和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们一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可惜，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中共当权者的头脑竟没有丝毫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范围之广，无所不包：对中共持批评者，如民运人士；追求言论自由者，如网友；追求民族自治、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者，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人士；追求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气功修炼者，如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维权律师、环保人士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遭到监禁和迫害。

中共制造政治犯，罪名五花八门。除了“反革命罪”和“颠覆罪”，还以“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精神病”等名义，迫害异己。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如经济罪、嫖妓罪、流氓罪等嫁祸并抹黑政治犯。 鉴定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有无政治犯是指标之一。

政治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绝迹，中国仍是少数几个拥有政治犯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拥有政治犯最多的国家。祇要中共独裁统治一天不结束，中国民众的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源源不断和成千上万地制造出来。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把持下的中国，何其野蛮，何其黑暗！与文明世界相距遥远。

62、为什么有人不相信中共的罪恶？

提到中共的罪恶，如迫害、酷刑、屠杀、摘取人体器官之类，一些人习惯性地疑问：“那是真的吗？”“不太可能吧？”“很难相信那会是真的。”这种疑问，不仅让中共逃过谴责，还对真相揭露者构成伤害，仿佛他们在“造假”。

有时候，人们看到罪案报道，某犯接连杀死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对杀人犯的行为和动机，正常人难以想像，祇得惊呼连连：“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后来知道，杀人犯是变态狂，这才勉强相信：“变态嘛！什么事干不出来？”个体行为的变态，容易被识别；但政府行为的变态，不仅令人难以识别，而且令人难以置信。“那毕竟是一个政府啊！”有人陷入如此的困惑。

困惑的来源，无外乎两种，其一，自幼被中共洗脑，陷入两个“凡是”：凡是中共宣传的，都是正面的；凡是中共批判的，都是负面的。进而，凡是质疑或反对中共的，都是错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属于这一类型者，多生长于共产党中国。他们不认识罪恶，不以罪恶为罪恶。其二，自己过于天真和善良，将心比心，就难以相信世上竟还有人如此阴暗和残暴。属于这一类型的，多为海外华人。他们不了解罪恶，听闻任何极端行为，都难以置信。

杀人狂之所以得逞，并非因为受害者都是愚人，而是因为受害者都是正常人，以正常人的心理，自然不易防范变态狂。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并非因为民众太愚蠢，而是因为民众太善良。在独裁者堂而皇之的宣传蛊惑下，有人极易被蒙骗；在极权者明目张胆的暴力威胁下，有人极易被吓倒。

63、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良？

美国出兵他国，或为援助弱小，或为惩恶扬善，或为改善地缘政治、捍卫和扩大文明世界。有人不理解美国的动机，不相信美国会为了他国民众着想，认定其所作所为，都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且不说，许多时候美国的利益本身与人类的利益一致）；美国批评独裁政权恶劣的人权纪录，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意，认为一概都是“虚伪”（且不说，事实证明，美国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最大帮助者）。

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不时遭人讥笑。有人认为他们“太傻”、“太天真”，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为了民众的自由。古人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的就是这类情形。毫无善意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善良；缺乏信仰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信仰；无神论者，自然蔑视和诋毁虔诚信神的生命。

毛泽东诽谤：“宗教就是鸦片”，不惜全面扼杀民众的信仰。毛泽东却把他自己的“思想”，如贩毒般大肆兜售，强加于大众。毛泽东不准民众信神，却要民众把他自己当成神，予以盲目崇拜。于是，祇有在中共的宣传里，才出现如此荒唐的自相矛盾：刚刚唱了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接着就唱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

无神论与盲目崇拜的奇异组合，不仅导致信仰崩溃，而且引发道德崩盘。在许多玩世不恭的中国人眼里，善良，成为一个被怀疑、甚至被轻蔑的词汇。官场充满腐败和淫秽气息，民间弥漫唯利是图、盛行男盗女娼。光怪陆离的当今中国，呈现的是一派空前的社会乱象。

64、当今中国为何道德沦丧？

当今中国，官场腐败，买官卖官；官员淫乱，争包“二奶”；商场欺诈成性，假冒伪劣满天；社会糜烂，奢靡成风，盗贼蜂起，警匪一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许多人孜孜以求、碌碌而为的，惟有一个“钱”字，一个“性”字。有识者扼腕，外国人摇头：中国人好像没有见过钱？中国男人好像没有见过女人？有人以为，盗版、假货、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国刚开始搞资本主义，似乎在所难免。此为大谬不然。鉴于西方从来就有宗教信仰传统，即便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普及的宗教情怀，也足以约束多数人的行为，不至于极端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今日西方，文明而多元，人们更不至于沉陷于钱色极端而不能自拔。

有人误会，中国人今天的种种陋习和歪风，都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此又为大谬不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其精华，如“仁义礼智信”；也有其糟粕，如专制独裁愚昧。如果说，今日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传统文化”成分，祇能是有其糟粕，而无其精华。

病根与祸源，还是在中共。中共大搞“无神论”，砸烂神位祖牌，等于纵容人们犯罪，而无惧天谴。尤其是，中共导演“文革”闹剧，不仅大规模毁灭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教唆民众，互相揭发，彼此栽赃；互相羞辱，彼此残杀。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从此，整个社会，人性沦丧，而兽性泛滥。

另外，举凡政治、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处处都是中共设置的苛严禁区，民众没有更多选择，贫困者，固然累于艰难生计；小康或富裕者，则几乎祇能将所有精力，都挥霍于“钱”“性”两个方面，所谓“富贵纵淫欲”。

65、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吗？

民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志；没有民主的国家，无异于野蛮之邦。然而在中国，民主却成为一个艰难的话题。当温饱无着时，有人会说：“连饭都吃不上，谈什么民主？”当温饱之后，有人又会说：“都有饭吃了，还谈什么民主？”前后抵触，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有人就干脆说：“中国人‘不关心政治’。”

事实上，中国人几乎是最关心政治的一个民族。且不说文革时期，“政治挂帅”，全民狂热，拉帮结派，几乎人人有份。那时，连保持中立和旁观都不可能，都会被打成“逍遥派”和“骑墻派”。就说今日“全民皆商”的年代，为数不少的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然热衷于政治。“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政治嗅觉极其灵敏，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国富豪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那些不是党员的，大部分则都是“政协委员”； 不少普通人，也忙于解决“组织问题”（入党），他们认定，祇有通过这种政治捷径，才能最大程度地捞取利益和实惠；一些留学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共头目迎来送往，干尽亲共媚共之能事，无非是要在中共那里，讨个政治上的好处，进而讨个生意上的好处。凡此种种，如何称得上“不关心政治”？

深谙厚黑学的中共，专门对准人性的弱点下手，将人们政治上的“表现”，处处与物质利益挂钩。政治上得势，物质待遇随之提高，乃至予取予夺；政治上失势，物质待遇随即降低，乃至剥夺殆尽。中共赤裸裸地把玩和扭曲人性，引诱整个民族堕落。在此情况下，要人们不关心政治都难。

民主，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与物质或温饱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没有主从关系。民主，是生而为人的天赋权利，更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以“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为藉口，堵塞民主之路，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在世界性共产极权体制已经瓦解的今日世界，独裁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和政治转型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