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谁来医“高大全文学肥胖症”?

作者:叶延滨 诗人,散文家与批评家,现任《诗刊》副主编

现在的文学,像当今的人,都发福了,尤其是小说与报告文学,越写越长,越写越厚,而且,封面上缠上一根宽腰带,上面印着介绍内容的文字,比方说:“大师推荐/大奖得主/大时代巨著”云云,只是缠在书本的腰上,感觉就像大腹便便怕散了架,只好加上一根腰带了。

我因为除了写点短文章也写一点诗歌,所以,读我文章的朋友,常提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人读诗吗?因为诗歌确实不如当年“红火”,那时候全民写诗,在文学史上,正面反面的事件就有“大跃进诗歌”、“小靳庄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你不是在学中文吗?选一项回去研究,就够上博士论文的分量了。现在读诗的是少了,不仅读诗的少了,读小说的,读报告文学的,又多吗?我在喜欢读小说的年纪,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论好坏,我都全读遍它们。在那时,每年大概就是五六十部长篇小说问世,每周读一部,正好!现在不得了,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一千多部,能读得过来吗?据小说界的权威批评家说,好的也就二三十部(他说的还少点),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值得一读,但问题在于,“好的”百分之二三在哪儿?我如果读了十部二十部三十部,还没有读到好的,我不是亏得慌么?至于报告文学,在我读报告文学的年纪,报告文学是报纸上最长的文体,说它最长,也就一个整版,一万字上下,半个钟头解决。现在麻烦大了,动辄就是数十万字的大部头,重要点的选题还会给出个三部曲,除此之外,为老板写光荣史,为地方写政绩书,为企业打知名度,各种各样的巨著报告文学,让人望而却步!

有人说了,这是大书特书我们伟大的时代,这是为伟大时代树碑立传。也有人说这是快餐垃圾,是文学泡沫。两种说法都偏激,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垃圾。形成这个“高大全——大部头文学时代”的原因很多,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市场的,要说清楚,恐怕要文化部和有关的领导讲话,我只讲生产与消费的状态变了。首先是生产者变了,生产条件变了。早些年,生产一部小说,用手捏着笔写,手工个体生产,恐怕要一年半载,如果再修改抄写几遍,还要一年半载,于是敢动笔写,就要有胆子,有自信,有货在肚里胸有成竹。送到编辑手上,也需亲历亲为地读完它,然后排版校对。得之不易,生产过程也就比较费力。现在高产快产。一是写作者高速,自己打字算是慢的,一边说,一边有人录入,或者自动语音录入,出口成章,写小说还要动嘴动手,整大部头的报告文学,大量的资料直接网上下载,“比印钱还快!”有个作者亲自对我说。完事了,刻一张盘,交给编辑。编者也省心,负责的认真在电脑上改动编辑,图省心的直接就可以用光盘排版。一个月见书不算奇迹,越不洗泥的萝卜,越能赶上“销售档期”,卖完了,再生产下部畅销书。

当然,绝对不是每部小说、每部报告文学都是这么速成,好的也有,一定有,一年比一年多。然而,整个图书市场“速生高产”的结果,使基数增大,好作品的比例,(我说不清楚,因为我一无时间,二无胆量去通读它们)至少在权威批评家嘴里没有超过百分之十。

这就难倒了读者:读?还是不读?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于是,引导消费的“新书发布会”、“研讨会”、“书评专刊”、“书评家”等一系列的新产业问世了。开初还行,后来读者发现,有时叫得最响的恰恰像股市上的垃圾股。

难道所有的文学都得了肥胖症了吗?也不尽然,短的还有,而且还好看。比方说,我的手机上收到的最新的一则“短篇文学”如下:“一贪官被执行注射死,第一针扎下去没见效,再扎没见效,扎第三针贪官抱着法警的腿哭:这注射剂批号是我批的,是假药,你掐死我算了,千万别这么一针又一针没个完!”当然,这只是文学,不是报告,是好读的短文学。

谁来医“高大全文学肥胖症”?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反正我想不出招,读着手机上的短小文学作品,我暗喜,幸好没有人往手机上发长篇啊……

金  钟:胡锦涛遇到了麻烦

 炒作经年的中共十七大,现在才有一个确定的开会日期(十月十五日)公佈。公众关注的人事安排,据本刊内幕报导,到八月底尚未有最后的决定。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各种变数都有可能。权力分配、派系斗争集中在人事上,这是历次党代会的惯例。

照现行体制而言,十七大有如一次“中期选举”,换人不换代。十八大时,胡锦涛将满七十岁,任满两届下台,才是“第五代”上台的时候。但是,一代新人上台,不能一步登天,要有一个接棒的过渡期。胡锦涛被挑中接班人后,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从西藏一把手,窜升为政治局常委,然后在中央沉潜十年,至二○○二年十六大才正式登基,接掌大权。

胡锦涛十八大不可能留任,一定要交班。而接班人要提前起步,十八大才能黄袍加身。那么,这次十七大,未来的真命天子,无论如何要亮相了,五年的准备期是绝对必需的││这才是十七大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他们不会用毛选林彪的方式,正式宣佈接班人,而是在人事安排上予以暗示。

花落谁家?我们不必等候六合彩开奖,可以预料。八十年代中共元老选择的干部“年轻化”,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关系到共产党的存亡绝续。第一代元老邓小平、陈云以垂危之力,亲定第三、第四代接班人,成为江泽民、胡锦涛的权力来源。事实证明,元老们没有看走眼,至少江胡可以为他们守住了江山二十年,没有走上苏东之路。然而,到了十八大又如何?

这是对胡锦涛的挑战,也是他的麻烦。按照世代系列来看,现在是“五十年代”或叫战后一代掌权的时代,普京、安倍晋三、陈水扁、马英九都是五十年代出生,布什当总统也是五十五岁。但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连书记处二十七人,全部是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生人,最年轻刘云山今年已六十岁。到十八大的二○一二年都将是七十岁上下的人。因此,胡锦涛的接班人按照中共十五年左右一个世代来算,只可能在李克强(五五年)、李源潮(五○年)这班文革后才入党的干部中挑选。但是,他们又受过开放思潮的熏陶,留学过西方,有人文、法律学的教育背景,和上述二十七人纯工科的土干部背景差异甚大。而他们的政绩、威望、道德操守又未必最好……能够放心吗?而胡温本身的权威,亦是有名无实,哪里能和当年一言九鼎的元老派相比?这是十七大人事难产的可以想像的原因。

无论胡温班子如何折冲深谋,智商的根本侷限,使他们觉悟不到,中共这种接班人的权力承续制度,早到了抛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其陈腐不堪和官场的腐败并无二致。因为它产生於毛邓那样拥有绝对权力和社会封闭的条件之下,与今日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气候已格格不入。权力的高度集中,只能维持毛时代那样专制的社会稳定。

十七大将开始敲响中共接班制的丧钟。危机总会有一天爆发,人民将再不能容忍对公权力的一党垄断。今日世界已经提供了许多更好的权力转移模式,就看中国人如何选择。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

张耀杰:陈星弼院士的悲哀

 

大陆中国的科技明星、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成员陈星弼是国民党时代红极一时的党国要人陈德征的儿子。近年来,关于陈德征的说法不少,但彼此并不一致。到处开讲座、当顾问的陈星弼,却无一回应。

小名“难儿”的陈星弼

在九三学社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陈星弼的传记材料,其中写道:陈星弼(1931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微电子学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加入九三学社。陈星弼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青塘镇。祖父曾为清朝武举人。父亲陈德征因家庭贫穷靠勤工俭学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五四运动时,其父成为杭州学生领袖之一,从此进入政界,也曾算得一个红人。但不久得罪于蒋介石,被摘了乌纱帽且被软禁。这时陈星弼出生了,因此取小名为“难儿”。

在这份传记材料中,还隐约透露了陈星弼一家在1949年之后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信息:陈星弼1952年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大学电机系当助教。第二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工作。他为人正直、坦率,由于不愿随俗而家庭出身又不好,被一些人认为清高。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打倒。1970年国家电视攻关中被派往工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他得知国外已研制矽靶摄像管,因此建议研制这种新摄像管并获四机部批准。但是好景不长,刚刚见到图像他就被点名去五七干校劳动,直至爱人病发而调回。

关于陈星弼的父亲陈德征

关于国民党时代的陈德征,海外文化名人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中写道:“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

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彬彬,接过余英时的话头介绍说:“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彬彬颇为大胆地采用了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王彬彬的文章《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在此之前,余世存则在畅销书《非常道》中写道: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不同的说法

笔者在网络中简单搜索了一下,很快便找到了以下信息:“陈德征,字待秋,浙江浦江人,杭州之江大学理学士。他早年曾在苏皖等地任教,后入《民国日报》社担任编辑,并为新南社发起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前后,由于他主持的《民国日报》发表大量拥蒋反共言论,得到国民党右派的赏识,他也因此飞黄腾达,成了上海政界的红人。到1930年,当他被任命为通志馆筹备委员时,他不仅已是市教育局局长、《民国日报》总编,而且还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常委兼宣传部长,掌握着全市的文教、宣传大权。然而,一时的风云际会使他昏了头脑,居然在《民国日报》发起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脚。结果,选举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蒋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他传至南京拘押了起来。虽然数月之后他人终被释放,但一个‘永远不得录用’的处分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邵黎黎、孙家轩:《我的祖父邵力子》,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9页。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关于陈德征在南京被拘的时间,参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4期。)”

这段文字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燮铭的文章《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另查胡山源《文坛管窥》中的相关文章,他与陈德征是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班的同学,一个是文科第一名,一个是理科第一名,按照名次被分配到同一个寝室里。理科高材生陈德征与胡山源一样喜欢从事文艺创作。1949年之后,自称是“没有出息的温情主义者”的胡山源,考虑到陈德征“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曾经写信请对方吃饭。“以后,我不在上海,就没有往来过。肃反和各种运动期间,都听到他一些消息,有的说他在什么地方‘劳改’。不知其详。”

笔者曾经在海外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脱离政治舞台从事商业活动的陈德征,在1949年之后遭受镇压的事情。祇可惜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原始出处了。

陈德征曾经是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急先锋,同时也是在政治斗争中积极清除异党人士并且钳制自由言论的人权杀手。1929年3月26日,上海报刊公开披露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案》的消息,引起胡适强烈反对。陈德征很快写作一首标题为《“胡说”》的打油诗,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上:“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曾经主张“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的陈德征,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并没有被蒋介石严厉处置。脱离政治舞台之后,他也没有被日本侵略军严厉处置。到了1949年之后,因为远离政治舞台而“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的陈德征,反而被当作“反革命份子”惨遭镇压。功成名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陈星弼,到处开讲座、当顾问,却不肯替自己的父亲辩诬鸣冤,实在是大陆中国人“哀莫大于心死”的冷血悲哀!

胡  平:“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在评论山西黑窑事件时,北京的作家兼编辑笑蜀先生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笑蜀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祇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笑蜀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笑蜀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笑蜀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今日中国,面对权力与资本的侵犯,普通民众要维护他们的权益,获得公正的待遇,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民众不会选择维权抗争,而是会选择逆来顺受,然后再想各种办法自谋生路。比方两个下岗工人,一个不甘心不服气,坚持上访、请愿,打官司,街头抗议,一年下来,挨打挨骂不说,什么也没得到,倒把原来那点遣散费给化光了,全家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另一个则忍气吞声,拿着那点遣散费赶快摆小摊,打小工,或者趁着还有一点精力,赶快去卖苦力或者卖淫。一年下来,经济状况总会有点好转,起码也比那个坚持抗争的人家好很多。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着眼,从创造GDP的方面着眼,那个坚持维权抗争的下岗工人对于GDP是毫无贡献的,而那个放弃抗争,另外寻求生财之道的人,多少总是增加了一点点GDP.因此,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蛮不讲理,普通民众越是得不到公道,因而就越是迫使绝大多数民众放弃维权抗争而不得不另外寻找挣钱谋生的办法,那么,这个国家反而越是有可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那些比较民主,比较重视人权的国家,民众遇到这样的事,更多的会采取种种手段参加维权抗争,讨还公道,这种抗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增加任何产值。

一年前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发现,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屈不挠。相比之下,印度底层社会的很多穷人则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解囊相助。印度代表团的人感慨说,怪不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怪不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大奥秘。正像清华大学教授秦辉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这就是说,在今日中国,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一般人祇知道社会不公式中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他们不知道那更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这样的经济发展会促进公正呢?一个靠着野蛮的反人权手段而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它的所谓成功祇能意味着野蛮的成功,意味着对人权价值的更大否定。一切关心人权、民主价值的人们,切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王  丹:谁在制造假新闻

 

最近因为 “纸包子” 事件,中共宣传部门及警察当局出面对“假新闻”予以打击。人们据此会问,中共宣传当局真会摇身一变,成为事实真相的维护者吗?那我们就让近期的事实说话吧,好在例证比比皆是。

无锡蓝藻事件爆发之初,无锡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公然对记者说,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可以放心饮用。白纸黑字的报道大概是这位工作人员无法否认的,不过,随着臭水事件的发展,全城断水清理管道,“可以放心饮用”的话再没人说了,自来水连洗澡都嫌太臭,如何饮用?显然,无锡自来水公司的这位人员在说假话,而且是公然面对媒体说假话,有制造假新闻之嫌,但无锡市政府虽然抓了“散布手机谣言”的市民,却不曾动这位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一根毫毛。

7月4日,厦门多家媒体报道,市工商局副局长田锋宣称《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将于近期由厦门市政府公布实施,管理范围是在厦门市登记注册备案的十几万个网站,田锋说:“反对PX项目的事情出来后,政府觉得对网络内容应该管管了。”但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聪明很快否认了田锋的说法,他说PX项目事件和制定该办法之间没有关系。田锋与林聪明的说法完全相反,其中必有一人在说假话,而他们的话都是说给公众听的,所以,与“无锡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一样,其中有一人在制造假新闻。

中共喉舌的“事实标准”历来祇为权力之需要服务、而与事实本身无关。于是,在缺乏独立媒体的情况下,人们宁愿相信小道消息或自己的猜测与判断,而无法信任官方。这种情形下,想获得真实信息,实在很不容易。

杨  光:关于中国的仇富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最完整的仇富理论

人类仇富的历史相当悠久,但那不是常态,而是特例。仇富者的狂欢节,只在起义、造反、叛乱等无政府时期。无论东方西方,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财富易手只能或买卖、或交换、或赠与。偷盗与抢劫绝不会被允许。乱拿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要坐牢的。此为不容置疑的人间公理,全球普适。所以,常态社会下,仇富的思想属于异端思想,仇富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穷人对于富人,只能或羡之,或妒之,或相安无事,或漠然置之。

然而,马克思主义赋予仇富以道德价值,改变了仇富者的历史地位。使仇富行为合理化、常态化、国家化、正当化乃至神圣化,给之以严密的理论包装,并使之享誉世界,这一功劳,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莫属(虽然马克思曾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但考诸思想史,将阶级斗争神圣化的理论正是他的发明——他太有才,也太谦虚了。)。马克思给财富打上了罪恶的印记,给仇恨穿上了正义的外衣,从此,在某些国家,富人成了全民公敌;在某些人群,仇富成了光明正大、天经地义的事情。单个人的掠夺抢劫是犯罪,集团化、群众化、国家化的掠夺抢劫倒成了美德。其中,为祸最烈者当属毛时代的中国。

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共产门徒看来,劳动和资本必然互相对立,穷人和富人理应世代为仇。这是近世全部社会结构中“最深的秘密”和“最隐蔽的基础”(当然,一经马克思揭露,这“秘密”就再也不能“隐蔽”下去了)。靠剥削而越来越富有的阶级与被剥削而越来越贫穷的阶级之间,仇恨与斗争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有益无害、多多益善,发扬光大、其乐无穷。这是因为,穷人对富人、无产者对有产者的阶级斗争正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又说,自工业化时代以来,“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富裕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两大对立阶级势必“进行不间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这种穷人与富人的斗争还将不断转移战场、扩大战果,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必将同一切传统的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上引文出自《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和中共是阶级斗争仇富理论的狂热实践者。从肉体斗争到灵魂斗争,从所有制革命到文化革命,可谓“将仇富进行到底”。毛的中国不仅消灭了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正象马克思所言,也几乎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仇富的硝烟烈火,将中国烧成了一片财富、文化与道德的荒漠。

二、崇富与仇富,本是一币二面、一体两用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受到冷落,马列斯毛渐渐过时。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老中国重又有了新富人:亿万富豪数万人、千万富豪数百万人、百万富翁数千万人(拜房价狂涨之赐,在京沪深广有套大房子的,大约也都挤入百万富翁之列了)。但是,与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中国的富人实在是太少,少得可怜,少得不成比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离富人的标准还相距很远,致富的希望也还遥遥无期。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又不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虽然,平心而论,比起毛时代,中国的穷人们或多或少也都有所富裕。

中国的社会风尚也为之一变。昔日的联动分子办起了太子党公司,已成联富分子;昔日的红卫兵小将忙着数铜板,已无心回味当年往事。在财富迅速增长的中国,没有任何人再拒绝发财。中央政府开口“经济”、闭口“发展”,满世界炫耀“外汇储备”和“GDP政绩”;大小官员们明里捞权、暗中捞钱,贪污受贿、收费罚款、不亦乐乎;商人们更是无利不起早,不论正道歪道,走得通的就是好道,不管白金黑金,赚到手的都是真金;至于一般民众,无论蓝领白领,无论贩夫走卒,也大都怀着发家致富的玫瑰梦,满脑子充斥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

财富增长得快,换手得快,对财富的无尽渴望增长得更快。当财富增长既成了政府几乎唯一可打的合法性招牌,又成了民众几乎唯一热衷的生活目标,这个社会可就变得有些怪异了。在一个既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遗产,又几乎断绝了文化道德传统的国家,财富本身似乎已经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文化道德。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孙子,人们笑贫不笑娼,十一岁的女孩自愿当坐台小姐,一笔赃款撂倒一片党官,一沓钞票胜过十年感情,十八岁的穷姑娘争嫁八十岁的富老头……。

如今的中国,崇富还来不及,难道说这个社会还有人仇富吗?有些人正是以中国人的崇富,来否定中国人的仇富。他们说,仇富是个“伪概念”。殊不知,崇富与仇富,本来一币二面、一体两用。表面上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实则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由崇生羡、由羡生妒、由妒生仇、爱极而恨。当爱别人家的财富胜过了爱自己家的财富,爱而不可得,这就转向了仇富。正是拾阶而上、顺理成章。而崇富与仇富,二者都不是良好社会的正常心态。一个良好的社会,应以平常心视贫富之事、以平等心待贫富之人。不以贫生恨、不以富欺人。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说得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当今中国,绝不是此等良好社会。好些富人富得没道理,为富不仁;好些穷人穷出暴脾气,穷斯滥矣。

近些年来,随着贫富悬殊的深化,人们对财富的崇拜逐渐升级,水涨船高,对富人的怨愤也就更难止抑。“主流经济学家”成了众矢之的,“原教旨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成了代罪羔羊。张维迎“善待企业家”、吴敬琏反对春运限价、茅于轼“替富人说话”,竟招来铺天盖地的恶毒谩骂。房产商人任志强说了一句“为富人建房”,几成全民公敌,国人皆曰可杀。这些人的有些话或有不妥,有些观点或有漏错,有些理论或可商榷,但一个多元社会,有多种观点多种理论本是常态,不可强求一律。若以平常心视之,这些观点实在没什么大不了。何至于骂之欲其死呢?可是,那些自命为穷人代言人的仇富先锋们,竟然就敏感到了闻富即怒、一触即跳、暴跳如雷的地步。

“资本原罪论”大战“资本有功论”,“清算派”大战“赦免派”,这种双方都概念不清、一味混淆视听的思想大混战,已不知胡搅蛮缠了多少个回合。在许多左派、民粹派的思维里,庞大的社会构造、复杂的财富故事越变越简单,似乎贫与富的人际分类已经大过一切、胜过一切、盖住一切、压倒一切,似乎官与民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对抗已经隐身于贫富差距之中,只能靠贫与富的殊死搏斗来一决雌雄,达到全盘解决。马克思、毛泽东的二元对立逻辑仍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非此即彼;正义属于占多数的穷人,罪恶属于占极少数的富人,非白即黑;一边是劳动,一边是资本,对垒分明;劳动创造了财富,资本剥削了劳动,势不两立。这么个祸国殃民的混蛋逻辑,可它就这么通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深入人心!

三、斗争无福,仇富是祸

追根溯源,仇富情绪的泛滥在于阶级斗争观念的隐性复辟。虽然毛泽东早已做古,“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早已逝去,但是,祖龙身死魂犹在,仁义丧尽剩秕糠。马列斯毛理论并没有受到认真的清理,反右、文革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批判,土改、镇反、三大改造,仍然维持毛派定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确实有巨大的增长,然而,中国所值得称道的增长,也几乎仅仅限于财富而已。我们仍旧生活在毛派共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这片文化、精神、道德的荒漠之中。尽管今天的左派、民粹派并不把阶级斗争常常挂在嘴上,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分析框架、语词结构,仍然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毛泽东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

鼓吹仇富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明明对富人咬牙切齿,却矢口否认自己仇富,也拒不承认中国社会有人仇富;另一种就不同了,既要明目张胆地仇富,更要义正词严地美化仇富。他们说,仇富是权利、是义务,有理由、有依据。仇富有什么不好?有利于反腐肃贪,有利于市场公正,有利于社会平等,有利于共同富裕。多么慷慨激昂啊!如此义正词严所由何来?不用说,正来源于毛马列斯仇恨净化社会、斗争驱动历史、穷人有理、造反有功的大谬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四清,反右、文革,早就用过了这套说辞,当年更加义正词严。至今,也还有人坚持认为土改镇反是平等均富、三反五反和四清是反官倒反腐败、反右和文革是实行人民民主。可是狡辩无用,结果如何呢?不保守自由,不尊重权利,不遵循法治,不维护道德,贫富恶斗,秩序荡然,财富毁坏,社会崩解,又从何而来平等、公正与民主?

谁也不能否认,当下的中国贪官污吏横行,流氓黑道逞凶,不法奸商得势,财富分配不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斗争无福,仇富是祸,斗争哲学与仇富思维于解决中国问题有害无益。若任由仇富之火燃烧,到只剩灰烬时,再回看今天,又是“好时代”了。

当然,反对仇富,并不是说中国的富人都是白璧无瑕的天使,更不是说现行财产秩序已经至平至公;反对仇富,不是要维护现实中的丑陋,而是要争取未来的光明;不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很完美,而是不希望将来的中国更糟糕。

毋庸置疑,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道德现状都有太多令人失望痛苦之处,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变革。然而,是以斗争的激情去毁灭现状,还是以小心翼翼的保守姿态去改变现状?这一关,我们必须走过去。这个文脉将断、国魂渐失的民族,怕已承受不起毛主义的再次折腾了。

昝爱宗:当权派的讣闻和政治判决书

 

新华社发布中共要员的讣闻,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类型:政治第一,政治审判,缺斤短两,弄虚作假,胡说八道。用网络词语比喻就是“恶搞”,用严肃的比喻就是欠缺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置历史真相于不顾,任意摸黑。

前中共赵紫阳的讣闻,新华社祇用简单几句话描述,故意忽略他生前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职务,却念念不忘提他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尽管他还是“同志”。这是政治第一型。

新华社发布江青的讣闻也是明显造假:江青的“毛泽东妻子”身份被视而不见,她生前曾经担任的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江青同志”荣誉,也没有一一提及,她是身份祇有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这是政治审判型。

2007年4月26日,劳动模范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文英去世,新华社发布讣闻指她生前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去世后胡锦涛胡锦涛、温家宝、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等人表示不同方式的哀悼,却明显割舍了一个重要细节,即2000年她因为儿子吕阳谋不义之财,受贿10万股内部职工股,获利89万余元,曾被中纪委给予留党察看两年,以及撤销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职务的处罚。这是缺斤短两型,明显不实事求是,与共产党自己标榜的实事求是精神相违背。

早在邓小平时代,亦是如此不实的“工作作风”。1978年6月12日,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去世,邓小平审阅郭的悼词时,对胡乔木提到的“郭沫若入党时间,一是1927年,一是1958年”看法时,邓加了这么一句:“可从1927年算起。”本来,郭沫若自己都承认曾经退出共产党,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时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出现的,毛泽东称他为“先生”,共产党称他是“爱国民主人士”,国民政府时期他作为文化界名人还担任参政员,但由于“共产党一举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郭沫若赶紧调转船头,决定“紧跟共产党走”,于1958年重新入党。此后,他视毛泽东为“圣”,诗曰比他小一岁的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比爷亲”。到了1976年,以叶剑英为首的毛派策反,打倒另一个毛派“四人帮”。这个时候的郭老(毛泽东语)诗兴勃发,再赋诗一首:“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还入选全国小学生的中文教科书。这是典型的弄虚作假型。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去世,新华社发布的讣闻仍称其“四人帮主犯之一”,并使用祇有对待罪大恶极的犯人时才使用的“病死”一词。按照中共的法律,张春桥刑满释放,应该恢复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身份,但事实上,他到死都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型。

昨天的历史,仍是今天的重复。如果说,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共产党掌权者弄虚作假,是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目的,回避揭历史伤疤,那么,再回头看看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发现邓小平做事,处处师承毛泽东,不愧是毛的“小徒弟”。

毛泽东发动“文革”,大兴政治审判之风,今日家中客,明日阶下囚。由于担心被夺权,毛泽东公然下指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有了最高指示,就等于开了“杀戒”。

一份当时公开出版的履历汇编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未审先判,把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等当作共产党内的“反动派”,一一作了政治宣判,刘少奇等人均被判有一份政治死刑判决书——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地主出身,党派为“假共产党员”。海外关系是赫鲁晓夫,是其“大师兄”。组织判决结论是:“刘贼四十年来一贯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必须把他斗倒!斗垮!斗臭!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刘妻王光美:别名有“王光丑、交际花、大扒手”等,政治面目是假共产党员,专长是专门制造糖衣炮弹,组织决定也要“必须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邓小平:投机份子、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恶霸地主出身,个人成分是阴谋家,党派为“假共产党员”,特长是“善于耍两面派”。其先后“搞了”三个妻子:一是张茜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徐冰的大胰子;二是阿金(浙江岱山人金维映),以后又嫁给反革命修整主义份子李维汉;三是小他十二岁的卓琳,地主资本家出身,北大学生,善于两面逢迎,涂脂抹粉,与邓贼臭味相投。组织判决结论是:“赶出党中央,坚决斗倒!斗垮!斗臭!”

陶铸:别名为南霸天、新阎王、反革命两面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政治面目是假共产党员、大叛徒,组织判决结论是:“陶贼一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恶贯满盈,必须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彭德怀:反党篡军的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本人成分是反动军阀,政治面目是“国民党员、假共产党员”,职业是反党集团头目。其“自1928年混入革命,38年来,18次反对毛主席,平均2年1次”,组织作出处理意见“彭贼作恶多端,罪不容诛,必须把他斗倒、斗垮、都臭!”

贺龙:大土匪、大军阀、大流氓,政治面目是“假共产党员”,最崇拜刘少奇,最敬佩邓小平,犯下大肆吹捧蒋介石是“惟一的领袖”,表示“拥护蒋委员长”等罪状,最后组织结论仍是“必须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此外,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都是“假共产党员”,都“必须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这些都是政治审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为王时,无一不是“革命家、优秀党员、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峰造极,即使有丑闻,也被故意掩盖。一旦落草为寇,就是“人民的敌人”,就是叛徒,就是土匪,可以任意丑化,昔日的刘少奇、邓小平,软禁到死的赵紫阳,作为“四人帮”成员的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哪一个被公正评价过?

讣闻,应该以真实的历史为标准,正视争议,不夸大,不矮化,更不要丑化,可惜现在的中共中央还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应对这一标准。比如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黄菊去世,虽然中央再三否认上海房地产大亨周正毅与他有关系,也否认律师郑恩宠受迫害与他有关系,但一切却都很不透明,很含糊,恐怕也是没有准备好如何评价有争议人物黄菊的一生吧。在争议中不争议,或者忘记真正,以假乱真,恐怕是中共神秘党文化的另一大特征。

刘国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绕口令

 

最近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相当活络,但有些讨论或题文分离,或纠缠混沌,或经院哲学式,以至效果不彰。笔者多年阅读有关书籍略有心得。现不端冒昧,简陈一、二,讨教于各方朋友。本文也可以说是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这些读来似乎是一种绕口令的名词的一种解析。

一、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

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它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就广为流传。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论之首创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迟至19世纪中叶才显露其身躯。

作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民主主义,其涵义祇在政治领域内。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它要求建立一套选举制度。平民都拥有选举权,并通过选举把社会公权力交给多数选举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的斗争中,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是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都同属被皇族、贵族特权所压榨的“第三等级”。可是,在封建特权被推翻、选举机制逐步建立后,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民主主义不管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它认为包括社会财富分配在内的经济问题都不是社会公权力应予过问的。它认为,挣脱了贵族特权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有着无限的激活力,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它深信,自由资本主义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十分妥当。社会上哪种物资短缺,哪种物资的价格就会升高,于是自然就有人去生产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这种从民主主义派生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妄顾了自由竞争、潜能尽发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中包含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必然会使社会财富不断地甚至是几何级数地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资本介入经济运作后,财富的积累甚至与组织社会生产都毫不相关。企业主阶层的创业辛劳和专业知识在金融巨头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劳工阶层不满在辛勤劳作之后(这也可视为潜能的尽量发挥)祇获得贫瘠的生活,而资产阶级则相对富裕甚至非常阔绰。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要求曾以布朗基主义的暴力革命表现出来。而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要求则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

因此,可以归纳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涵义并不祇在政治领域内,它还深深地涉及经济领域。它认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还要使社会财富较公正地在各社会群体中分配。在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有两个诉求,一是实现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于完善后,社会民主主义就祇有第二个诉求。无庸置疑,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关联,但比民主主义更深化。换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囊括了民主主义所有的政治诉求后,还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当今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右翼政治势力(以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理念止于民主主义。它们比较漠视劳工阶层的利益,强调效率忽视公正。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点向大资产阶级倾斜。例如美国共和党竟提出动议取消遗产税。而西方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党体系)则正相反。美国民主党虽未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过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时右翼为了争取选票也会向劳工阶层示好。而有时左翼因同样原因亦会收起一些锋芒,向社会上层妥协。社会民主主义与人道资本主义在接近趋同。有时界限已相当模糊。

有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深感疑虑。原因是对在民主主义前面加了个“社会” 一词而耿耿于怀。他们的思路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民主。从中文结构来看,“社会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由6个相同的中文字,祇是排列不同罢了,殊不知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主义的对立物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上面已简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又是是什么呢?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苏共和中共惯用的词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岂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对立的。即使按照苏共、中共自己的说法亦都已明白无误表达了这种对立。共产党说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种既有民主,又有专政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表面上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然而关键在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究竟如何判定?谁来判定?历史事实说明判定权在共产党,判定标准在于共产党对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的好恶。任何一个人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祇要他及他们被共产党视为逆类或潜在的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把他及他们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这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奥秘。

稍作比较就可以明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如何的天渊之别、截然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理念的表述,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落实于实际,首先是要在政治层面实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继而要求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做到社会财富相对公正的分配。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政制度由共产党在20世纪进行的复辟。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就如社会主义这个词被共产党盗用、涂污得面目全非一样,社会主义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应该是一种狰狞的恶兽。社会主义一词是伴随着欧文的人道企业的试验走入社会。它的原始涵义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经过苏共、中共这么多年的盗用,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就倒胃口,乃至发抖。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如此,由于共产党打着社会主义民主实施残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会主义民主特定的实际内容远远离开了它字面上的涵义。正由于这样,我才在标题的“社会主义民主” 前加上“共产党的” 4个字 .这是在向朋友们说,请不要对挂在共产党嘴上的“社会主义民主” 那个东西从字面义上去钻牛角尖,否则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式的争论中。

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来由

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

无论是17世纪的英国民主革命还是18世纪的法国民主革命,都没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是主导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主导社会政权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兑现承诺。普选权、自由结社权、集会游行权等都被搁置、阉割或以种种方式推延。例如用财产拥有量来决定选举权的拥有与否,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劳工阶层被褫夺了选举权。

这种情况延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 到1832年长达一百几十年里,选举权被强力压缩。至18世纪中叶英国约800万人口中祇有15万人有选举权。19世纪30年代,全英约3000万人口中祇有43万人有选举权。1832年实行选举制度改革,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扩大至63万人。劳工阶级还是全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为此,英国劳工阶级在40年代举行过3次要求普选权的宪章运动。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选举制改革,再次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增至250万。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才最终明白不能再继续把劳工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能再漠视劳工阶级生活的疾苦,否则社会将处于分裂、对立乃至无休止的动荡之中。从那时开始,欧洲各国的普选权迅速普及。如英国在1884年实行第三次选举制度的改革,选民增至450万,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而且欧洲各国还纷纷制定保障劳工阶级直接利益的各种社会福利法规。而以和平演进手段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迅速成长起来。

20世纪初年,也就是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大彻大悟,将其政权向全社会开放达一代人之久时,在欧洲的乡村——俄国崛起了一支名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为了在俄国实行暴力革命路线,无视欧洲各国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轨道的事实,硬把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没有实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况说成是现今仍然如此并将永远如此。它还把曾经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一个“资产阶级” 的前缀,称之为“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语) ,接着说他们共产党(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共产党)实行的才是比“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亦被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民主” .说来,共产党的宗师列宁是钻了一个大空子,玩了一个障眼法。他把已被资产阶级否决了的过去,说成是资产阶级一直坚持到今时的现在。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兜售他的货色。而他的货色其实是比以前资产阶级的货色还要劣质千万倍的货色。

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 即使是“残缺不全的”,但它终归还是有民主,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祇要不诉诸暴力,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容许政治异议的存在。甚至对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它都予以容忍。绝不把这些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定为“动乱” 、“暴乱” ,更不予以武装镇压。

可是,在实行共产党的、据说是比“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千万倍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度里,却层出不穷地以武力镇压屠杀政治异议者和非暴力街头运动。从波兹南到格但斯克;从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楼到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平集会的民众血流成河!

时至今日,在民主社会主义的辩论中,还有文人学士操着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套语行话,强辩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无比优越云云,使人感到他们已被当权者收买到心智沦丧到何等地步!

四、几句补充话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等的辩论,就民主营垒内部而言,其实很多时候祇是来源于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缺乏。许多朋友并没看什么有关书籍,仅凭想象就来议论一通,于是原本简单的问题就越搞越复杂。

历史书籍,尤其是社会理论书籍是相当枯燥的。许多人看几页就会放下。祇有那些怀着强烈使命感的人才会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举行社会民主主义研讨会。有位朋友一再提问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不同。由于发言时间有限,我无法题外详答。回纽约后,立刻撰一段题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简略脉络” 的短文发给他。结合本文,算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这几个近似绕口令的政治名词作一简单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诠译,并以此请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国圣西门学派的勒鲁在他与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发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文。不久雷诺也出版了一部名为《论改革派和现代社会主义》一书,社会主义一词由此广为流传。勒鲁和雷诺并被视为“社会主义” 一词的首创者。

其实,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圣西门学派主办的《地球》杂志上,已有文章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人与人有组织的关系。而“社会主义” 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者主办的杂志《合作》上。1935年,欧文在英国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840年,这个研究会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

显然,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 是一群社会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理性和谐,没有企业主与劳工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社会主义” 一词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手段和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出现得比社会主义要迟。1848年,德国的社会改革者司徒卢威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初,斯蒂凡创办《博爱报》,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 ,这些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最早的版本。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早先出现的“社会主义” 不同。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变革社会的途径、方式。

那么这个途径和方式是怎样的呢?在20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时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诠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制度,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对抗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恩格斯补充说:“而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的诠译是相当准确的。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民主社会主义一词首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1888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第二国际的后裔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成立时,在其纲领《法兰克福声明》中,将其思想体系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后,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互用、通用。在偏重于历史渊源时,多称社会民主主义。在偏重实际政治斗争时多称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治势力为了在中间选民中争取选票,总是竭力把社会民主党抹黑为苏共、中共的同类,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共、中共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苏共、中共的根本区别,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遂将其奉行的理念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中共的专制社会主义相区别。

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社会主义的原意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民主。但由于一度强大的苏共,和现在表面上仍然强大的中共仍然在唱着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调子,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选战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间选民的选票,而将其理念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倒好像社会主义一词没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苏东波”之后的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又有多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趋势。

王中陵:如此“好端端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刘国光先生以对话的形式在《炎黄春秋》2007年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先看开头一问一答:

杨承训:“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期,科学阐发党的正确路线,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反对错误思潮。现在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又有各种思潮泛滥,我想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刘国光:“您不用客气,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研究在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特色”,国人耳熟生茧。但从学部委员文中读到“特色社会主义”,却大可玩味。学部委员在后文中说:“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明显是有针对性。只是,不知这“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也属于“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之类?且,“色”本有“掩护色”、“外衣”之嫌,再加一个“特”字,那可不就是“特别掩护色”、“特别外衣”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作茧自缚,不足为奇。

学部委员发挥说:“我们知道,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讲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说坚持改革,他们坚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改革的结果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颠覆了、端锅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誉之为”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也够”特色“的了。内因与外因的辨证关系,学部委员当然不会不知道。只是与一般人的着眼点不同。

近读《随笔》2007年第三期所刊《神话的破灭》一文,其对苏联“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内容”所作的揭露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心目中苏联“好端端的”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一为天堂,一为地狱。

《神话的破灭》是述弢先生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暮霭》之后的随笔。述弢先生写道:“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暮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

岂止不忍卒读,岂止无法置信,岂止透不过气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

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四名三~七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如此人间活地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毛发倒竖了,然而,这还不是最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儿童惩戒系统下的儿童集中营、儿童管教所和特殊的儿童古拉格读来真让人魂飞魄散: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

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象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象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生命如卑芜,母亲婴儿若蝼蚁,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人的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革命领袖们的宏图大业与禽兽的血吻没有区别: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这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枪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被判死刑;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被判死刑;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被判死刑;3月份,这擭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被判死刑;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被判死刑;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被判死刑。

“……”

或许,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让人直观地看清“好端端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段专政的血腥。季诺维也夫1918年9月提出:“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9,000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但季诺维也夫没料到的是,未隔多久,他自己也被这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除掉了。把这样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暴政称为”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恐怕还不知道恻隐之心为何物。

划出10%予以“除掉”,即剥夺1,000万人的生存权。这与我们反右时也划出一个百分比两者之间有无“内”在关联,有待研究。与老大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相比,虽然我们的历史档案大多尚未解密,但即以十年浩劫中被判决死刑的现行来推测,那数字也绝不比老大哥逊色。众所周知,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大行政区书记、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合计即有近300人之多。这个数字占他们那个领导层多大的比例,只要有点小学算术水平便不难算出。至于象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这个社会阶层的冤魂有多少,那却是难以穷数了。学部委员称:“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不能把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毛泽东时代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个时代为中国铸造出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一亿左右人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老大哥的10%.在学部委员的心目中,只须轻飘飘一句“不少缺点错误”,便无影无踪了!

述弢先生文末写道: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大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皇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10月革命90周年、苏联解体1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象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斯大林死后第三年,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为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堪称大智大勇,是真正的伟大、光荣、正确。

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若能以赫鲁晓夫为楷模,重新评价毛泽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必能流芳百世。只可惜他20年间徘徊于摸论、猫论,迷信武力,不舍专制,垂帘弄权,又自废左臂右膀。把“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完全用拧了地方,终铸成大错,真令人废书三叹。

不破不立,不揭示韶山当国的“庐山真面目”,“改革”云云便只能是自欺欺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暮霭》中援引了1904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1934年致苏联政府的信:“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弹指一挥间,73年过去。学部委员、资深教授之类头衔在诺贝尔奖前虽一文不值,但若论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那可就不止是云壤之别了。“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云云,说轻点,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太自以为是。究其实,就是为虎作伥。

傅国涌:众声喧哗岂止为抬孔子

 

作者:傅国涌  知名学者

尊孔曾经是我们长期的传统,在无数的朝代,孔子都被封“王”,孔家子孙也一直世袭爵位。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镜头,枭雄袁世凯把民国改为帝国,故作姿态,先把政权禅让给退位的清朝废帝,再让给明朝皇室的朱姓后裔,再让给孔子的嫡系子孙,三人在惶恐中一一拒绝,然后他才安然地帝制自为。这个情节虽是虚构的,但在历史上,当新旧转型之际,确实有人建议让孔子后裔出来做虚君,实行君主立宪制,孔子的影响可谓绵延不绝。最近传来的新闻,季羡林老先生主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把他的山东老乡孔子抬出来,因为孔子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崇拜秦始皇的陕西人张艺谋到底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世人还不清楚,网上就已经一片争吵声,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冷嘲者有之,热讽者有之,网上投票主张抬芙蓉姐姐的居多,更是一种所谓“恶搞”的表达方式。网络提供的平台,使这些不同声音有了表达的可能。此刻我思考的是,众声喧哗,难道真的只是为孔子吗?

这些年来,从读经热、国学热、儒学复兴、孔子学院……到这一次要在奥运会上抬孔子的说法,国粹再度泛起是有深层原因的。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文化上,眼下的中国可以说进入了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个价值真空的时代,没有哪一种价值必然地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一个世代习惯于某种权威声音为自己做主、做裁决的民族,一旦失去了精神权威,不少人会变得不知所措,陷入迷惘困惑之中,需要找回可以寄托、可以膜拜的偶像。也因此,有人急于要让自己信奉的某种价值来填补这个真空,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思潮、一种选择。

到底该如何看待孔子和他代表的儒家?我觉得首先要将它分为不同的层面来看,一是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与百家并立的儒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是中国文化当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教育家的孔子,伦理学家的孔子,哲学家的孔子,也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是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是康有为讲的那种“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的“大哉孔子之道”,这样的“孔子之道”强调的是严格的等级秩序,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统治术,是一套“本乎天命”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类似“君权神授”的符咒。对于这样的“孔子之道”,我是持反对立场的,历史早已将它送进了博物馆。清王朝的帷幕降落之后,虽然也有不少人试图重新恢复儒家的道统,包括康有为发起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儒学定为国教,把孔子尊为教主,袁世凯称帝前又祭天,又祭孔,甚至要求小学生读经,以后广东、湖南等地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等人都曾倡导过尊孔、读经,但是神化孔子、将儒学作为统治符号的时代再也不可能重复了。

季羡林先生建议奥运会开幕式把孔子“抬出来”,从他自己的解释来看,他要抬的孔子恐怕不是作为普通教育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的孔子,而是能提供救世良方、一言而为世界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孔子,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对季老先生来说,这只是他当年“东方哲学救全人类”的延伸,并不值得吃惊,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言既出,所引发的众声喧哗。

守护传统文化靠形式主义行得通吗?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未经“创造性转化”的儒学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里真的还有多少生命力?96岁的季羡林先生恐怕已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网上那些不同立场、观点、想法的碰撞,星星点点,呈现出的正是每个人对时代命运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些看法可能是感性的、肤浅的、不自觉的。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忧虑与焦灼,但没有人能彻底回避,只是不同的人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有差异而已。透过奥运会开幕式上该不该抬出孔子引起的讨论乃至激辩,也可以看出,我们再一次处在文化的十字路口,这要比抬不抬孔子来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