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主义潮流里的中国文学现状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叙事走向和叙述追求，谁都不会怀疑这是身处一个消费时代的写作场境，文学言说的语境前所未有的与市场联姻，文学成了同步于庸常消费的“速朽”记录本，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享乐机制”的肇始，也是与中国历史上“晚明纵乐文化”的历史对接。商业化、欲望化、时尚化、器物化都被捆绑于以“消费”为轴心的叙事链条上，人与人，事与事，你和我，我和她[他]，这种人类社会的关系纽带都身负这种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结构已成为普适模式参与文本叙写狂欢，用“消费”来罗织一切事象关联，平面化、卡通化、无厘头化、“大话”式、“戏仿”式、“谐仿”式的拟真叙事情境。享（纵）乐和无（虚）痛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关键词。一方面，中国意识形态一直标榜和视为正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从来就放弃对中国近50年来普遍苦难和集体记忆进行深刻省思。另一方面，消费和纵乐、空蹈、欲望文学大行其道。中国作家摒弃了参与中国人文、道德、信仰再次重建的契机，令人痛心。浮现了中国作家精神“豢养”与信仰“空洞”、肉体“顺服”、灵魂“空虚”的历史惰性。
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80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
9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事件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进入了“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空，大批作家面对中国民主自由精神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高级政客们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的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出现，无疑与那场刚刚落幕的政治运动有关。在那个政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90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藉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90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理想、先锋、启蒙、浪漫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90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80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到90年代初期，陈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性“私小说”作家的涌现，将这种“个人化私我小说”发扬至极致，叛逆、自我、独行、神经质、病态、敏感、性幻想都成为那个代群作家的一致叙事模式，《与往事干杯》、《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女人标本》等等，无一例外地在上述叙事谋略里起伏，她们为身份、性别和青春而焦灼不安，为消费社会的前奏作了暴风雨式的神情、内心、身体试探实验。
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为90年代中国文学堕落设置了充满悼词的灵堂。
“泡沫文化”、“消解深度”、“自恋”、“私小说”、“性的放诞”、“快餐速食文化”等写作冲动成为炮制90年代文化的作者们一致行动，“物化”挤兑他（她）们身上最后一丝生存“意味”，使得20世纪“五四”时期梁启超、鲁迅、胡适辈翼以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之力成为上古寓言式神话。以90年代中国文学相印证，拯救已自不必说。在我看来，连简单的虚构中国的价值与能力也不复存在，90年代出产的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成型后面向读者的不是伪生活就是夸张、放大、延宕、收遽了现世社会、历史，使之从另一种意义上成了作家个人的自恋、臆想、假想中的自我感动，并在这种伪冲动的情感波涌下达到人为高潮。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张贤亮的《青春期》、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铁凝的《大浴女》、林白的《玻璃虫》、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都多少沾染着这些表述策略。老牌作家王蒙、刘心武更是以老到的笔触一次次收肠刮肚，在90年代中后期写出与之生活历练不相称的作品，文学性、艺术性到了很难估量的限度了，到20一世纪初，他们更是大肆推销他们的油滑人生哲学。
到90年代中后期，丘华栋、朱文、张旻、赵凝等所谓“晚生代”作家将“消费文学”推向高潮，以此同时出现的是一代70年代出生作家（以女性居多）横空出世，她们无所顾忌，是得商业时代“消费至上”原则精髓的中国第一代写作者，以“身体写作”和“下半身”（甚至有人将此作为某个诗歌刊名和流派）思考示人，用欲望本文加速向全球化“国际身份”确认靠拢，以此想融入强势国家文化序列，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周洁茹《小妖的网》、朱文颖的《高跟鞋》、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等等，还有金仁顺、魏微、水果、王天翔、赵波、尹丽川、安妮宝贝、敏子、周瑾等人的作品，都用女性“身体”作为叙事媒介参与欲望、消费狂欢，构筑成绚烂纯粹的“消费文学”世界。
海外看好的作家莫言、余华，近年来也是提供不出与他们早期作品等量齐观的作家，他们的惯性化思维比起上述作家来说稍稍趋缓，但其痴迷于一种病态、审丑、残缺价值图景的动向也是令人关注的，余华在2005、2006年出版的小说《兄弟》是他空洞灵魂、庸俗下作思想的最后发作，佐证了大陆作家“无灵魂、无信仰”写作带来的恶果，这是大陆作家的集体下场。而刘心武索性就不着一字小说，沉浸在“红楼梦”的温柔乡里，在清史里寻找什么历史对应，以对昙花一现的秦可卿身份之谜挖掘最为痴情，可惜牵强附会，连连在清史引用上出尽笑话，成为笑柄。显然，他们都是在直接经验枯竭、代言意识、普遍苦难经验消失后转向他处的，已经连惯性作品都无法“惯性”了。
我曾经对大陆当代文学创作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文学界拥有“五大骗局”：它们是以池莉、贾平凹、莫言、余秋雨、刘震云为核心的作家构成的，这些人没有为后来者标以好的文学示范。我将他们的小说趣味所拥有的共性归纳为五点：痴心于一种残缺价值图景的绘制补缀；预设一种病态社会的趣味现象；臆想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模式；张扬一种空洞无物的“假像”生活；赋予庸常生活“超高度”并无节制煽情。
审视近十余年来中国作家们的作品，油滑的人生观、投机的写作观、狭隘的世界观、浮泛的历史观、虚伪的道德观、病态的东方观、消极的人文观充斥其中，文学作品成了政治和政策的图解和具象，而独独缺失载道、代言、全球、忏悔、当代、忧患、人文、悲剧、中国、民本、自由、知识份子、挑战、省察意识，毫无疑问，这些精神元素和写作勇气才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缺少的。
今日，就是这样一批缺失信仰、终极追求和传统精神支柱，对历史缺少反省能力的中国作家们，共同沉湎于“消费文学”神话，正走上一条写作趣味与大众消费保持同一层面的不归路。文学的精神灵光根本不可能在他（她）们叙写序列里出现。所以，我们不难得出判断，90年代后出产的所谓的当代文学作品其实一定程度上大多却是“文字和欲望的垃圾”。
以上所述划出了一张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地图，通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代文学对中国当今总体性精神萎缩和国民性堕落、深为物化欲望缠绕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它对“他众”的苦难、不公不感兴趣，祇对“自我”的欲望和享乐感兴趣。这也是大陆经济稍稍好转，精神产品就马上堕落的症结所在。
二、政治知识文学、大众消费文学、精英空转文学三种文本
中国当代文学为何会走到如此之境？为何在一个近、现、当代史民族危亡反复、苦难丛生、专权奴化、顺民主义横行、独裁颠狂如此频繁的一个多世纪，有太多的历史养料可作文学书写的时空里，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国文学声音”？没有一部关乎整个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文学审美和省思迷局的文本出现？虽然，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的源头已经找到了开启中国落后迷局的层层病相，但并没有找到钥匙和药方，不管怎么说，前人已将中国普遍的国民性形成用文本呈现，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的那部《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但以后整整80余年，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再没有出现像鲁迅先生这样有洞察力的作家，更谈不上涌现直指民族内心苦难的“伟大的中国文学”。
2005年初，海外华人作家哈金感慨：“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过去没有，现在更是绝迹。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度，那是何等辛酸和失落。“伟大的中国小说”当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普遍经验的深刻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充满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相较于别的大国而言，可能有“伟大的法国文学”、“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伟大的美国文学”、“伟大的英国文学”、“伟大的印度文学”，甚至小国也有“伟大的波兰文学”、“伟大的捷克文学”、“伟大的日本文学”。但我们呢？作为一个具有2000多年文学史的文学大国，却找不到“伟大的中国文学”在今天传承的遗脉，更不能匹配上面阐述的现代理念。如果用上面对“伟大的中国小说”作的定义，四大古典名著里任何一部小说都不能担当得起“伟大的中国文学”称号。《三国演义》热衷于权谋纵横术和强烈的汉朝正统主义；《水浒》传达的是嗜血成灾的从不满朝庭到最后造反招安的路线图，不过是孩子好好坏坏，但都要回到“父权正统”上来；《西游记》更像是一部“名不实归”的降妖史，唐僧带着他四个各有私欲的徒弟去往的“西天极乐世界”并非今日意义上的西方，而还在“东方”的印度打转，取回的“真经”已为今日中国佛教嬗蜕成“实用祈福”的阿弥“托福”工具而已；《红楼梦》无疑最接近于“伟大的中国文学”，但在幽暗的前现代古典中国，书中氤氲的美学趣味，即使在那个语境里都不能得到普遍认同。
说中国文学名著不具有伟大性，显然让所有中国人不免愤怒，我这里所言的伟大性是指能被全民族普遍接受的美学、感情、经验、超验、认同感、时空观、通感性，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伟大，超越了民族、宗教、阶级、文化差异、地域、性别等鸿沟，当然，用现代精神观去观照“前现代”的中国封建古典名著，显然也失去了一种不对等的说服力。
但我们还应同时看到，欧洲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小说，如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等，甚至更早的小说，都已经具有了普遍的人道关怀、忏悔意识和自由主义精神雏形，这可能得力于西方文学是在一种“基督教原罪、救赎文化”中滋养出来的，对普世“彼岸”有着较为清晰的全人类意义。而中国小说总是对“成王败寇”、“才子佳人”、“高中状元”、“神魔鬼怪”、“现世报应”等实用“此岸”津津乐道，跳不出中国的狭隘视境。
现代中国文学的来临，同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当20世纪初，中国早已被西方强行纳入现代化潮流里逐渐成熟时，中国深为落后挨打、弱国无外交、迟到的“现代性”而痛心，“五四运动”即是那种痛心的情绪外化。随之，文学割断了中国“文言文”书写的脐带，迎来了“白话文”时代。一个世纪过去了，东西方对那个时代出产的文学作品早已有定论，虽各自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结论大相径庭。
但我认为，短短30余年的现代文学是中国20世纪最为绚丽多姿的文学地带，那里有着包含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民主思想、启蒙主义、唯美主义、宪政思想、科学主义、意识流、新感觉等当时世界上最为新潮的理论和技巧，且几乎同步于世界，这与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同样复制西方文学潮流有着根本性区分，因为后者几乎是在落后几十年的情况下疯狂仿制，且不得精髓。这些西方主义与中国古典意蕴有机的结合，使得现代文学表现的如此具有时代性和深刻性、魅惑性。而这些完全得力于政体没有用强力控制文学，还略有自由表达的空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文本对国族的“感时忧国”情怀时时充溢在其中。而在以后的中国岁月中，则被完全的政治化统驭了，祇有仇恨、阶级、敌我，没有爱、性别、人道。
将西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民本主义与本国千年承载、凝结的文化审美意蕴结合在一起，是古老国度文学走向新生命、面向全球化的正确趋向。同中国被政治运动带动文学运动一样，中国邻邦日本也同样如此。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以晦涩、哀艳难懂的俳句过渡为现代日本文学，欧洲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改造、影响，并未使“日本性”丧失，日本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文学上愈加具有影响力。20世纪就有两位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鲜明的“日本性”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中国人高行健虽早已归化为法国籍，但其小说和戏剧被世界认可却是将古老“中国性”当中的“禅化”、“道法”、“无为”等与西方的“忏悔”、“自由”、“反抗宰制”结为一体，可他并不被中国当局认可。现在看来，祇有一点可以肯定，整个“汉民族”将认识到其可贵性，因为这是世界对汉字自由书写的膺服和奖励。顺便说一句，日本其它科学领域至今也有12位荣获诺贝尔奖。日本已在所有人文、自然学科将“日本性”与“世界性”极好的、优美的拼接在一体，创造了灿烂的当代日本文明，对世界作出了贡献。而中国，则还是一张白卷。
还有，曾经是日本文明“母国”的中国，几乎在现代人类所有“文明”上毫无贡献，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序列里更是籍籍无闻。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将“中国性”丢弃了以后自觉充当“意识形态驯化”工具可以预见的结果。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祇生产红色经典、样板戏……，高峰时接近于疯狂，所有的西方主义的人类文明全部被禁止，一直到1978年后才重开学习西方文学大门。直到现在，奉为文学写作理念圭臬的始终是政治“现实主义”，其余一律排斥在外，虽说“现实主义”主旨是反映时代的问题和病相，但荒谬的是，在中国却鲜有此类文学作品出现。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颁行六届以来，看看其获奖作品就知端倪，《英雄时代》、《骚动之秋》、《抉择》、《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等，这些带有严重政治教化、讴歌政体烙印的小说，即使到了21世纪今天，还在被一厢情愿的给予无上荣誉。政体从来没有将文学当作审美的载体，也从来没有将之作为历史和国族的认同，其不过是一种执政者的宣传品别称而已。这种与政体保持一致的语境在中国成为主要文学力量，其生成靠大批各类体制内作家，中国各级作家协会包养的专业作家们有时甚至挂职地方政府，为某种政策、利益群体作图解式文学、诗歌解读，但他（她）们却很少为发不出声音和弱势群体代言，更不会为中国历史上遍地哀鸿的苦难经验、集体记忆（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几乎是将人类推向绝境的运动）发出文字声音。这种写作势力在中国文学界趋之若鹜，从来都在唱主角，但它也注定与文学无关，与历史无关……。世界经典文学生产规律证明，不朽的作家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但中国作家是在传统“御用文人”思维下演变而成的，他们很难逃脱掉这个“影子”思维的吸附。这就是所谓的今日大陆主旋律文学的语境生成。
今日在大陆大唱其道的还有“大众娱乐消费文学”，它在大陆文学格局中有着一个很大的板块。它的创作主旨集中在“身体”、“肉体”、“下半身”、“物化”、“堕落”、“搞笑”、“解构”、“恶搞”、“中产阶级炫富趣味”、“空洞无物的白日梦”、“畸形的美国梦”、“知识追星的无知梦”等等，注重生活的空蹈和消费性，标榜异质和另类的生活，颓废的后现代中国面貌，这股写作人群在中国大陆十分庞大，几乎涵盖了6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生的所有作家，特别是七十年代“毛后时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他们/她们放弃知识份子对中国苦难、不公问题的监管和拷问的责任，虽无助于中国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病相疗治，但倒也呈现一个中国局部人群的“小众欲望”，这也是中国大陆政体实行重“商品经济、消费社会”，轻“道德伦理、信仰空白”政策以来的精神恶果之一。
最后，文学格局中还有一个较小的板块，即所谓的“精英文学”。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名称，与西方“民主时代”的“经典文学”称谓有着大相径庭的区别，与政体鼓励并勒令的“政治知识文学”也保持着警惕的一段距离，它包含着东西方的混合物概念，既有归隐、隐遁、逃亡、空灵、独善、无为、出世、忧国的中国古典观，又有西方激情、浪漫、入世、自我、拯救、实用、普爱、忏悔、流亡的心态。在现代与后现代今天，这种文本的写作动机进入其中却浅尝滋味，又疏离它的意义本质，既想用中国卫道士道德僻和道德审美来清涤文学、思想创作上的新生、新锐力量，又想用西方文学“经典观念”、“知识份子独立人格”来讽喻“消费”、“御用”写作，但在两者上都左右摇摆，两相矛盾，人生哲学油滑，都不能穷其所极，躲在一些虚妄不实的概念里，想像一个“乌托邦”中世纪世界，保留着“贵族遗风”，高高在上，不肯接受现代性、自由主义和平等均权的人类普适理想，在中国90年代以来文学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出这样的把戏，“抵抗投降”、“躲避崇高”、“人文废墟”等等争辩和思潮都是所谓大陆精英文学救世、弃世、劝世大纛下的关键词。张承志、张炜、王蒙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所谓精英文学从来不触及“政体”带给“现世”的普遍不公，省思意识形态极权长期对中国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驯化”与宰制，从外到里的钳制，祇玩弄僵硬的术语、潮流、道德，还以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历史/虚构、文化/传奇、仕大夫/知识份子观介入写作，貌似承载历史和道义、民族这类宏大话题，实则内里祇有苍白的激情和伪冲动、空转的豪情。
当代中国文学正是由政治知识文学、大众消费文学、精英空转文学这三种文本样式构成，三种文学的生成都在一种“父权”威慑下呈现三种遭阉割的面向。这就是中国文学交给世界文学的一份答卷。
三、自由书写“真相中国”
纵观中国20世纪的知识份子人格形成，正是启蒙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犬儒主义、顺从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世纪的六个阶段，使得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份子普遍患有软骨病，90年代后，更是被欲望和消费控制了灵魂，变的人格低劣，灵魂物化，信仰空洞，而这些，都是长期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里造成的，对苦难无动于衷，对欺凌漠不关心，对记忆集体遗忘，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明哲保身“顺从主义”基础上的行为，而政治化的写作、思考、表述正是这些“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病”的祸害源头。
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太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
20世纪已经落幕，要想将21世纪中国世纪变成事实，祇有在书写、表述、思考上抹煞掉“政治家长”管制，像温家宝在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文学应该追求自由、真理、真善美和独立不移人格、不从精神、拒绝顺从、自由主义思考的方向前进，才可以洞悉到深幽、真实、苦难、坚韧的“真相中国”。
（周冰心，中国文学评论家，着有《纵语狂欢——中国当代文学批判》（香港）、《家国两茫茫》（台湾）、《丰富的痛苦——90年代文学研究》、《文化口红——余秋雨散文研究》、小说集《乐土记事》等，此文为作者根据其在海外的演讲删节而成。——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