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奥运会明年8月将在北京开幕，中国40多名知识分子近日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时，发出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办好奥运的同时尊重人权。平时很少在此类公开信上签名的作家戴晴、沙叶新、胡发云和艾小明等多位学者、教授，都在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上海著名作家、编剧沙叶新表示，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

他说：“不论怎么说，我还是中国人。奥运能在中国开，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很高兴的。至少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很多节目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样一种公开声明上签字。”

他说，作为作家，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不久前曾对香港亚洲周刊记者说，他一般不参加签名、游行、示威这样的活动。他说，之所以在这封信上签名，是因为这封信写得好，“给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三位领导人的信，基本表达了我对奥运的态度”。

沙叶新说，信中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也确实存在，比如新闻采访自由、拆迁户、社会歧视等问题。

他说：“这封信的表达比我写得好，要我写，还真写不好，所以我签名了。”

北京资深作家、记者戴晴在澳大利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她说，一般来说，和海外的什么活动有关联的，她通常都不参加。

她说：“凡是和国外什么民运有关的，我就都不参加。但是，如果是国内的人一块儿联手做事情，我是参加的。”

戴晴说，这些签名的知识分子当中，她很敬重北大教授贺卫方、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小明，还有上海作家沙叶新这样的专家学者。既然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她也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戴晴说，她比较认同这些人的“做法”和“理念”，大家“路数比较一致”。

中山大学教授艾小明曾因参加太石村事件的社会调查，差点挨了黑社会势力打手的打，她曾为此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一封公开信，要求总理出面干预制止基层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艾小明说：“广东当地，做起(这些方面的工作)太困难了。困难太多了。”

记者：“你上次还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有没有回音？”

艾小明：“没有。新华社的两个记者到家里来，了解了解情况，后来给我们参了一本，可不是那么回事。”

艾小明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和结果，但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新华社记者可以写“内参”，也就是一种不对外公开的“内部报告”，供中央高级负责官员“了解下情”。显然，这两位采访艾小明的新华社记者，给上面反映的“情况”，是艾小明始料不及的。

艾小明感慨地说，她做这样的研究，都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但实际做起来是困难重重。

武汉作家胡发云因为其小说《如焉》被中宣部查禁，曾发出抗议的声音。这次他也是第一次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他在给公开信发起人刘晓波的信中说，一个公共发言稿，大原则被认可就可以了。他说：“即便那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宣言，当初也不一定是众口一辞的产物。”

 

中共十七大之前，有人忙着分析权力格局，也有人试图推动中共进步，要求中共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建议中共及其军队更改名字，甚至应该将批判毛泽东罪恶列入十七大的议程。

这些要求与建议，自然是出于一片良苦用心，是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大处着眼。中国共产党对于它的全国代表大会，一向认为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既然是政治上的大事，人们自然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真的能够有所作为，“讲政治”真的讲出一点儿名堂，而不单单局限于它自身的高层的权力格局的变化。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倾听这种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诤言，第一取决于它是否还真正是一个左派政党，是否还有发自内心的对于进步的理想、热情和追求，第二，也取决于它的多数普通党员是否也还真的“讲政治”，取决于他们是否对其中央高层有实质性的制约能力。

当然，这就不免要让人失望了。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左派的气质和风骨，其党内则缺乏民主，以致于最起码的差额选举，也被视为党内民主方面的进步。

不过，那些要求与建议既然是从大处着眼，就有其长远意义。沉迷于权力的中共对这些都不屑一顾，其中的道理，却还是难以回避。

放弃坚持空想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之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在于它的生产方式内部有着日益发展的社会化趋势。从比较简单的生产过剩危机，到现代的金融危机，人们总是可以指出应对危机时的种种失误，力图证明危机的偶然性，而在一次次充满着偶然性的危机背后，矛盾冲突的本质毕竟还是清晰地显露出来。这种矛盾冲突，具有着社会性，超越着民族国家的界线。一国之内的劳资矛盾可以趋于缓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则更具对抗性，趋于尖锐化。

作为资本主义之社会性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已经出现，而基于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分析，它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起上，但是，它的政治观念，在其初期则因为马克思等人对“不断革命”的追求，与其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当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过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生气勃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显露出资本主义的文化魅力。这样，面对着工人抗争而显示出其最初的“自为”之姿态，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发生影响，“不断革命”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面前展现出新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184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革命进一步展开，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等人调整了他们的政治观念，使其适应“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这一现实，直到明确承认，，“不断革命”的实质是“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不断革命”。不过，他们仍然坚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其政治组织方面，“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以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显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经历了两步，一是建立其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呼唤社会公正的抽象人性，转向寄希望于现实生产发展阶段本身内部的社会化趋势，一是从“不断革命”的冲动，转向现实地面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把握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多数人的革命”的本质。

这一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走了第一步，第二步也跨了出去，但直到他们相继逝世，这第二步的影响还不大，未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深刻的共识。不久，伯恩施坦以他自己的方式，也尝试走这第二步。他摆出“全面修正”的姿态，挑战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不成功，在政治观念上却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忠于马克思学说的人们这一边，却因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右倾的压力，对于政治上至关重要的那“第二步”，走得犹犹豫豫。多数人对此缺乏认识，少数人，如考茨基，也很快就宣布所谓“新的革命时代”，结果，“不断革命”被马克思恩格斯推了出去，又被他们的学生请了回来。

这一下就不得了。无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必然性，坚持“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主流。

列宁后来有所醒悟，试图以“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来扭转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他以登山来比喻说，“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但是，要想让共产党转向“别的”道路，事实证明是难乎其难。象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他们无视列宁的警告，偏要对广大的民众“玩花样”、“耍聪明”。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而斯大林毛泽东们，则坚持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坚持要对农民、对所有的民众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

不用说，这种脱离资本主义作为其母体，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权力作为“试管”而弄出来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

这种“社会主义”，表面上类似于考茨基当年宣布“新的革命时代”时的要求，是“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但它毕竟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现实中只能发展为国家垄断型经济，发展为国家力图垄断社会的一切。它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扼杀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利，逐渐地使整个经济失去活力。在政治上，与国有体制的垄断与支配性相适应，这种“社会主义”无可避免地发展为专制国家。

这样，放弃“社会主义”就成为真正的进步。

不过，承认“社会主义”失败，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

应该看到，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上升，或许也可以说是从其前期向中期发展，这时，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涉及哲学和经济学，在政治方面，则一度因为“不断革命”的冲动而与其哲学、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他们自己承认并克服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但终因当时社会基本环境的制约，未能有进一步的突破。工人政党要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资产阶级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社会里保持革命性和斗志，“不断革命”尽管有根本性的缺陷，却偏偏意味着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且越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地方，它就越显现出一种畸形的魅力，更因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样那样地为它作了修饰和发展，其本身虽然畸形，却反而时时地显出诱人的光彩。

马克思逝世，熊彼特出生，在资本主义的中期发展中，成长为新的一代经济学大师，对资本主义的“创新式毁灭”有深刻的观察与论述。此后，“人力资本”理论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向其晚期发展，而中国、印度两大国展开其工业化进程，市场经济全球化也涌起新的浪潮，这种晚期发展也显示出其特色。在这样的深刻的环境变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接二连三地崩溃，就毫不奇怪了。它仍然有着畸形的魅力，也仍然有诱人的光彩，只是，这种魅力和光彩单凭着僵硬教条的支撑，难以阻挡现实发展趋势的进展。即使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同时，在“社会主义”崩溃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认为最有资格写在共产党旗帜上的那个信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则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真正的魅力。在发达国家，它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其它国家，也逐渐为更多的人们所认同，在共产党国家，却仍然遭到来自权贵的敌视。

“社会主义”正在死亡，它在腐烂发臭，毒害人们的灵魂，而社会主义，则正如马克思等人所判断的，它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母体里孕育、成长得较为成形。它为自己开辟道路，不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恰恰相反，它是从公民社会中生长起来。

人们看到，那些“左派”在中共十七大前夕轮番上书，高唱着“社会主义”颂歌，对改革大兴问罪之师，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政变”、“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之类危言耸听。他们对现实中的黑暗有敏感、有愤怒，也有批判，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却还是那样漠然以对，毫无敏感，死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更为可怕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高层出于政治考虑，似乎不为这些“左派”所动，但是他们同样出于政治的考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样地死守着那些僵硬的教条，以作为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护伞。

这样，尽管那些从大处着眼的要求与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高层）而言似乎是对牛弹琴，却不能不看到，即使对“牛”而言，早些对琴而知音，毕竟是有好处的。

中国共产党曾经将其纲领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现在，这种区分仍有现实意义。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过程，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应该是，放弃对经济、对政治的垄断，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民主政治，协调劳资利益，在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为劳动者争取其利益的最大化，亦即最大限度地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

只是，倘若中国共产党能走出这一步，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吗？

改个什么名字？

于是，改名字，或许真是一个好主意呢。

解放军可以改名为国防军，或者干脆象美国那样，不用那些前缀，就是中国陆军、海军等等就行。问题不在于军队的名字，而在于它作为“党军”的身份，而这涉及到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喜欢“共产”的党，偏要把国家机器之军队作为一党之私，为其执政地位护驾，把自己与封建帝王等同起来。这样的共产党，不会同意改名字，即使真有政治需要而须改名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个方向上，对民主的追求只会更为突出，不会淡化。

工党？这个方向上，势必加强对基层劳动者的代表性，民主信念也同样突出，而且，共产党刚刚对资本有所青睐，退回去就难了。

还有哪个方向可以选择？……

似乎，无论怎样改，都有从“社会主义”之云端降落到人间现实的危险，而这也就意味着放弃政治垄断、平等竞争之类的危险，共产党把它的“三个代表”的身份吹得天花乱坠，怎么能够容许有这等危险存在？

也就是说，共产党要是改名字，其实意味着它的一种改造，而它的体质是否经得起这种改造，是大问题。当然，共产党是否放弃“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那也就难怪，中国共产党懒得理睬这些民间的呼声。这些要求与建议无论怎样从大处着眼，都远不如它的权力分配重要，而且从大处着眼，会妨碍，甚至会威胁到它的权力分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自从毛泽东整垮了“国际派”，使他自己作为“红太阳”那样升起，八大借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之风而有所尝试，20多年后，十三大也在改革开放影响下试图有所作为，此后，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但限制在经济领域，政治上终究缺乏生气。那么，从大处着眼，这里的问题是，这位86岁高龄的老者，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打倒在地，它在政治上，真的还能有所作为吗？

 

山西黑砖窑是典型的奴工制。这种黑暗制度，不仅山西，其他地区砖瓦业也存在：不仅砖瓦业，其他行业也存在；不仅现在，多年前就存在。奴隶制本是数千年前的产物，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屏蔽，挤在现时社会的夹缝中复辟？显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如果不是从书本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出发，而是从现实条件考察，就会知道，这种制度能够存在是由於它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尚未能完全替代的，它的奴役关系是社会主义人文观念尚不能排除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有相互接纳的可能性。让我们看事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经贸委就明令禁止用黄土烧制砖瓦，这个命令受到地方抵制而成具文，因为用黄土烧制成本较低，有着广泛需求。基层行政和事业单位与这种奴工制企业的权钱交易是彼此存活的适宜条件，它们有着天然的包容性。对奴隶制的反人性、反社会本质，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可以接受而无需势不两立，这次中央到地方对传媒揭发的山西黑砖窑案草草了结就是证明。应该说，这种奴隶制作为补充已经溶入现行社会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奴隶制已溶入现行社会制度

旧制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复辟在历史上并不罕见。问题在於，口口声声庄严宣告反对剥削、反对奴役的执政者却公开地、大规模地推行无限剥削、无情奴役的、久已消失的旧制度，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九五八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种性质的活动。公社既是基层政权，又是农民经济实体，把所有农民笼罩其中，实施政治上控制和经济上剥夺。公社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只能固定在已圈土地上，连出去讨饭都不允许，只能活活饿死。农民被剥夺自留畜、自留地、自留林，成为单纯劳动力。农民口粮被剥夺，一齐吃食堂。男女分别按军队编制劳动，分开居住，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成为军营。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樑」的欺骗下，颳起搜刮生产队财产和农民家庭私产的共产风。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说：「颳『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士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颳。」（《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六九○页）最后连农民家中铁锅也刮去炼钢。有人说，这样的农民实际是农奴。但农奴还有些许人身自由，公社农民连这点权利也被剥夺。上海市委报告：自一九五八年春耕到秋种，奉城县因干部强迫命令，逼死群众一六八人。公社和生产营设有劳改队，先后劳改二八六六人，集训二九○七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强迫烧拆民房七一五八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砖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淒凉。」公社农民在这样残酷致人死命的制度下，难道不是奴隶吗？事实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奴隶制。

不错，人民公社的奴役制曾有所变化，当局曾作出若干松动。要知道，统治者也逐渐明白：处死奴隶的措施最终对奴隶主是不利的，除非奴隶的供应源源不绝。但是，公社的基本机制未变。农民就这样在公社制度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整整生存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人民公社对执政者也成为累赘为止！代替公社而继续压榨农民的是圈地运动，权力者与黑恶势力联合，迫使农民丧失赖以存活的土地，农民最后一点生产资料使用权也被无情剥夺，农民成为完全的无产者。这些农民只有仅存的劳动力可以出售了，出路在於进城当民工，但农民工却无权获得应有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保险、按月领取工资的保证以及迁徙自由，甚至敏感日子还要被驱赶回乡–这同公社时的奴隶地位有何实质区别？

黑恶势力是奴隶制社会基础

农民之无权是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徵。无政治权利，无经济权利，无话语权利，甚至无生存权利。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章就披露了青年农民丁作明和若干同村人对村财务不清、「提留过多」有意见，要求查账，得罪了乡至村的地方势力，竟被乡派出所指使联防队员暴打致死！农民有什么生存权！一个村妇公开揭露村支书的贪污证据，竟被霸主–支书剁断脚筋而无人查处。农民有什么话语权！只要到农民中间稍作瞭解，这类事件相当普遍。农民是分散的，软弱的，缺乏代言人，他们的要求无从表达。过去有个中国农民党，一九四九年被迫解散。八○年代杜润生提议成立农民协会，邓小平说看两年再定，结果不了了之。严正学协助农民组织起来维权，结果严正学被判刑，农民组织只得解散。这就是执政者大力复辟奴隶制的社会条件。既然农民丁作明可以被任意殴打致死，那么，对官方侵佔大片农田不满而竭力抗争的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农民，集体维权竟遭官方支持的有关单位僱佣黑恶势力数百人暴力打砸，致农民六死、五十一重伤、百余人轻伤，这种视农民生命若草芥，以为可以任意芟荑的行为不正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吗？

黑恶势力的存在成为奴隶制的社会基础。「黑恶」，说明他们是社会暗流，是不讲公理的邪恶团夥。他们依靠特有的钳制手法巩固自身的粘联关系，又以霸道观念和暴力危胁震慑一方。这种恶霸因协助镇压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得到执政者青睐和支持，成为当局得力爪牙，黑恶势力因而有不断发展趋势。调查者获得的证据表明，有些黑恶势力钻入中共基层成为实权在握的执政者。当局与黑恶势力正在合流。中共的黑社会化与黑社会的中共化对於巩固和延长当局的专制统治是必然的选择。

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吵得正火，诠释不一。其实，它离不开两项法宝，一曰「中共领导」，一曰「无产阶级专政」。而「中共领导」恰好体现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圈地运动」。没有「中共领导」怎么能有这两项运动？而这两项运动中，打杀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了巨大威力。这样，就可以明白，被胡锦涛吹捧为可以促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原来就是那面「黑暗的社会主义奴隶制」的黑旗！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持续地、不断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奴隶制！

 

随着中共十七大临近，关於胡温政权能否启动政治改革的议论和猜测越来越多，左右两派也纷纷发言，试图对十七大决策产生影响。然而，这些议论和猜测，无论是善意的期待还是悲观的预测，都因过於关注十七大本身而显得过於短平快。在我看来，观察十七大的中共决策，离不开中共自身的不断蜕变，离不开改革以来的中共所表现出的不同於毛式极权的新特徵。

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目标高於一切的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和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灵魂深处也要爆发革命，彻底到个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当文革浩劫粉碎了共产乌托邦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利益高於一切的时代，也是发展经济和化公为私的时代。

在公共领域，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乞灵於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党权、军权、政权、法权和媒体等公权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益，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社会诚信沦落到什么都可以造假的程度。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利益至上代替了从政之德，权宜之计代替了政治理想。

一、对外统治的新特徵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於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於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第二，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立法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不断地对司法制度的局部性微调和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徵。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於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採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着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着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採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

二、对内控制的新特徵

首先，中共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的形成。一九九七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强人政治的终结和寡头政治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

第二，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政治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制约.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决策。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使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得以实现.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於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

中共的所有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能收买到一部分民心，降低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

第四，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具体而言，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於，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乾净的。

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仅仅是出於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更少主观臆断和铤而走险的极端性，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三、十七大不会有改革的创新

以上种种，仅具有权宜性的维护现行统治之效，不可能为中国开出长治久安之新局。中共十七大之新，只会在於最高决策层中出现几张新面孔，而决不会有实质性政治改革，甚至连十三大开启的党政分开试验也不会进行。因为，任何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将威胁到政权和权贵的根本利益。

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香港＜动向＞杂志８月号

 

江湖最后一个哲学大佬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把狠话放在前面：如果你要在这里面找几句似乎矛盾的话，那不难，不过这本书还是要以一个整体来理解。意思很清楚，如果你要来玩弱智争论，恕不奉陪。

不过，躲不了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接纳弱智的时代了。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时，Blog作为网络时代的媒体就一役走红，此后，从马德里恐怖袭击到伦敦地铁爆炸再到伊朗妇女争取男女平权运动，从厦门PX事件到山西窑奴，Blog都取代了传统媒体成为资讯的第一发布现场。《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等老牌报纸这几年都经历了发行量下降的困苦，经过几年的阵痛，传统的媒体人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纸媒体要从“新闻纸”转变成“观念纸”，由资讯提供者成为思想供应商。同时，积极咬纳Blog这种新形态作为新闻的补充。

说了一堆，好像与弱智无关。可是你看徐静蕾的Blog，类似“今天很累，想早点休息。”这样的话语下面有千条回复，数十万的点击，你就知道，这与媒体人期待的新闻变革无关。

除了内容的弱智以外，许多Blog的主人还得面对无门槛交流的弱智氛围，应该承认，即使环境不同，还是存在着一些有恒心、有理念、有勇气的高质量Blog，一个善于发现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优良资讯。可是伴随着这些资讯的弱智评论、无理纠缠、恶意构陷甚至谩骂攻击却使资讯后期的观念形成相当难产；这时候，你还不能跟传统的大学一样，说对不起，我们需要交流的人具备基本常识，请你们走吧——这做不到。

中国的Blog作为相对落后、先天不足的产物，从内容提供到互动都还处在“弱智阶段”，现在来过分夸大它的作用，为时过早。

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躁狂的时代，每个人都像是中了躁狂病毒，经不起折腾，本来就已经弱智了，再时不时诱之以一夜暴富法，那么，任何似乎可以带来改变的新技术都不过是再次纵容我们的坏习惯而已。

有人认为首先抢走的是专栏作家的饭碗。因为中国的媒体养活了一批毫无价值的专栏作家，在blog里，比他们写得好的人很多。blog让民间的写字天才，成批地浮现出来，他们无需讨好编辑，也无需取悦读者。传统媒体，让很多真正的天才没有了说话的地方。blog拆除了这道篱笆。

不过，我除了赞同对媒体专栏作家的低评价以外，不同意这个判断。真正的写字天才，从来都不会被阻碍，其实，写blog让民间天才的写作成本大大增高，你要有电脑、有钱上网，而不是像海子一样在纸上涂抹即可。不讨好编辑也不取悦读者的写作方式从来都存在，在前blog时代，甚至更纯粹更不功利，而blog的功利性（换句话说，被承认的渴望）是其基本要素之一。现在像样一点的纸媒体基本上只看网上传来的稿件，也不断在网罗blog上冒头的写字高手。其实，那些不会用电脑、不写blog的天才，他们的机会才真正被压榨消失了——现在有哪一个编辑会去拆一封贴了邮票的投稿？

在一个创作力本身就不高，评价与沟通体系又被网络拉低至弱智的新时代里，对技术变革的过分期许，也许都是有害的。大河之上的泡沫每天都是新的，而只有它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源头逐渐壮大而来的水流才有力量。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对台湾报业重镇《联合报》有这样的建言：“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辟出一个租界区，年底再来算帐，别撤来换去，现在报纸改版，比换行政院长还来得快，一天到晚改，读者简直找不到要的东西。读《纽约时报》，知道去那里找你要的，而且是一辈子、几个世代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要吵架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其实媒体也好，blog也好，力量的养成，都是靠“一辈子、几个世代”的功力，这份定性在弱智者更爱发问的网络与blog时代，更是显得重要；所以先别信blog给我们带来的灿烂期权，先看看谁能坚持更新三五年吧。

 

在中国，河南人已成为假冒伪劣的歧视性代号；而曾几何时，在西方世界，中国人也成了劣质商品的象征，以至于有欧洲人申请注册“非中国制造”的商标。中国人在国际的形象，亦如河南人在国内的形象；我们怎么笑话河南人，外国人也怎么歧视我们。

河南人不过是所有中国人的缩影。我们都是河南人。

河南人是从来如此的吗？哲学家冯友兰是河南唐河人，按他的说法，先秦古书凡说到老实人或傻子的故事，总喜欢以“宋人”为代表，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之类；春秋时代的宋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可见河南人自古就以老实著称。在河南同乡会的场合，冯友兰也时常勉励河南学生要保持他们忠厚的固有品格。

——我们姑且暂时接受冯友兰的证明。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自古以来都老实的河南人，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不老实了呢？

中国人又如何？近人陈季同在《吾国》中指出，在近代以前，中国商人阶层已形成一种深厚的商业道德传统，就连西方人也多称道中国人“在商业交易中带来了一种绝对诚信的风气”、“一直遵循着最严格的诚信原则”，甚至认为“中国商人比其他地方的商人可信，甚至比我们的商人可信”；有位英国人还说：“那些曾经与中国人做过大笔生意的商人告诉我，与他们签订的书面协议没有什么用处，口头约定就足够了。在几年中，一文钱也不会少，尽管他们做了几百万两银子的生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提到：“从前上海人的商业道德和往来信用极高，没有什么商业诈欺的事情……还有一种商业习惯，大家交易全凭信用，不签署什么契约，来来往往，只凭一句话，说出的话，也不需要第三者证明，绝对不会耍赖。这种作风由来已久，连当时外国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论多大数目，也相信中国人‘一言为定’的商业道德。”陈存仁的回忆，正可与陈季同的引述相印证。

于是，我们不免会产生同样的疑惑：那么坚守诚信的中国人，不到一百年间，为什么竟沦为西方人眼中的专业造假者形象？

小到老实的河南人，大到诚信的中国人，都这样彻底地走向了反面。这表明：形势比人强，当下的环境因素比长远的传统因素更重要，硬性的制度因素比软性的文化因素更关键。由此意义而言，秦晖先生“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说法，确是一个精辟的概括。

所谓国民性，或者说社会风气，并不总是保守不变，甚至有时是相当投机善变的。大概说来，社会风气的向下堕落是最容易的，而若要长期维持一种良性的社会风气于不堕，则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向上改良一种社会风气，当然就难上加难了——可也并非绝无可能。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后进的德国人也曾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凭借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价廉而物不美的商品，在1876年费城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产品被总结为一句话：“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billig und schlecht)。此后，德国工业界痛下决心，展开声势浩大的提高质量运动，历经几十年，终于使“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由劣质产品的标志，一跃而为优质产品的标志。

有朝一日，“中国制造”也能像“德国制造”那样乌鸡变凤凰吗？

 

8月24日下午，朋友来电告知，在南方网的岭南茶馆以及北青网的青年论坛里，我8月5日写的《给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公开信》帖子后面出现了一个回应跟帖。这篇上千字的帖子以具体数据介绍了我公开信里反映的情况，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文中说随州有关方面很重视，母亲所在医院已经“克服重重困难”、“特事特办”，解决了我信中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广”、无法解决的部分也和我哥哥达成了谅解。文中虽然没有对我针对体制和医疗改革的质疑给出满意的答案，但也做了说明。

由于先前我们已经被告知，随州市有关部门在看到我发表在网络上的公开信后比较重视，由宣传部门带头督促有关部门前往医院了解情况，达两天之久。再结合这个跟帖的风格以及透露的只有政府才能掌握的信息，不难判断，这样一个回应信是出自当初负责调查此事的宣传部之手。这并不难理解，由于我的公开信发表在互联网上，而宣传部正是主管互联网的。

随后我发现好几个论坛公开信后面都出现这同一个跟帖，而且使用了同一个笔名（szzkb）。不过不是所有的公开信后都出现了这个回应信。我来到我的和讯博客，也是我最早贴这封信的地方。结果竟然没有看到这个跟帖。等我登陆进入博客，这才发现，这同一个笔名其实已经两次给我留言，但却都没有能够成功。我想，大概是系统出了问题。

我可以理解那位授命来代表政府回应帖子的朋友的着急，于是我试图把这封信转帖到我自己的留言版上，好让我的朋友和读者知道政府已经回应了。结果连续几次都失败了，失败的理由竟然是有敏感字词。我只好请教懂行的朋友，他们试了几次后，发现政府的回帖里至少有好几个是敏感词，例如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公开信”等。

我这才明白过来，知道为什么在我有些公开信后面有注册szzkb的这封跟帖，而在另外一些却没有。我过去试了一下，发现果然都是敏感字词在作怪。我于是请朋友帮忙，务必要把政府的回应信帖上去。朋友有些不理解，但还是试着绕过政府设置的敏感字词去把这封宣传部的帖子帖到我公开信的后面。

我这又想起来，我的公开信主要还是发表在海外中文网站，例如海外著名的新闻网站“博讯新闻网”、“多维新闻网”和“看中国”等等都以比较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我的公开信。博讯新闻更是让我的公开信在头版头条上停留了两天之久，造成的影响自然比国内只能在论坛上发表要大得多。想到这里，我立即使用代理进入海外网站，看一下政府的回应帖子是否帖上。结果是一个都没有帖上。

现在情况应该很清楚了，湖北随州当地政府比较重视此事，责成宣传部亲自了解了情况，并督促母亲生前所在的医院妥善处理，也和我们达成了谅解，事情按说告一段落。但我的公开信却仍然在网络上流传，而且由于有一大帮朋友以及我的读者们的关心，即便在我写了一篇表示问题已经朝好的方面转变的短文后，公开信的内容仍然在扩散，一些朋友的情绪还是很激动。在这种情况下，随州宣传部门以短文跟帖的形式解释事情前因后果，公开回应我的公开信。我得说，这种方式是可取的，我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的公开信是在激愤的心情下写的，有些地方不乏过激言辞，而且对随州政府和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也是冷嘲热讽，相比之下，这封来自宣传部门的回应信显得更加理智。当然对于我的有些质问，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这我完全理解。因为医疗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弊端的根源不在随州市，也不是俞正声一个人能够说了算。

这样一封由宣传部门主导的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的回帖出现在我的公开信后面，说实话，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的公开信造成的影响。按说，对经常在互联网上写写画画的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我认为，为了公平起见，这个回帖必须要帖到所有我公开信出现过的地方。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写公开信反映情况是我的权利，政府妥善处理了，然后写一篇回应文章，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的权利都要维护。

然而，有人和部门出于某种目的，充当网络警察，删帖，设置敏感字词，建立阻隔信息流通的防火墙，像我这样的网民的权利被侵害和剥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现在的问题是，由随州市宣传部门组织写的这一篇放映政府立场的回帖也因为敏感字词和无法突破防火墙而不能在我绝大部分公开信后面出现，他们的权利显然也被侵害了。

所以，现在我要来维护宣传部的权利！

 

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Decima日前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很不安全，另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不太安全。这份调查访问了一千名加拿大人。民意测验专家安德森指出，调查涵括了全加拿大几乎所有收入群体，其中老年人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担心比年轻人更重。

中国产品频频出现质量问题后，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对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检验比以前严格了。以往在检验时，对常年从事同一业务有信誉的进口商，检验人员在核对了食品之后，就会放行。但现在则是，凡是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不论以前信誉如何，一律会带回去化验成份。对於由此造成的延误时间、存储、变质，以及附加费用等问题，许多华商都感到十分无奈。

据笔者瞭解，现在甚至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也尽量避免买中国货。有位朋友透露，她到中国人开的超市买北京人喜欢吃的鹹菜——酱圪塔，回到家用水洗洗，结果露出来一个蔫蔫的黄萝蔔.她说，中国从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到有毒致癌食品猖獗，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只有避免买中国货，有些喜欢吃的东西，不惜多花些钱到韩国人超市去买.

对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数月来，加拿大卫生部连续多次发出警报，指至少有二十四种中国产的牙膏有毒（含有过量的二甘醇），包括黑妹牙膏、盐洁牙膏、田七特效中药牙膏和小护士牙膏等。医学专家警告说，使用这些牙膏时如果不慎吞入，会引起噁心、腹痛、晕眩、泌尿困难、肾脏衰竭、昏迷，甚至死亡。这类牙膏大多在华人超市和便利店出售，但这些牙膏在加拿大销售都没有获得许可。在有毒牙膏之外，还有汽车轮胎、儿童玩具、宠物食品等连续出事，这大大打击了加拿大的消费者对於来自中国产品的信心。

中国官方在加拿大出现毒粉丝时曾公开声明，有毒粉丝不会流入加拿大市场，中国对於出口管理很严格。换言之，有毒粉丝只是留在中国给老百姓吃的。当然我们在海外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如日前被揭发出的用大便熏制臭豆腐的事件，经过广泛报道的黑心棉事件，都凸现了许多中国人在乱世到来之前放弃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令人无奈的是，中国生、植物链的全面污染，几乎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原来说，大米有毒就改吃麵，麵有毒就改吃粗粮.猪肉有毒就改吃牛肉，牛肉有毒就改吃海鲜，海鲜有毒就改吃青菜。可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河流污染到不适宜用来灌溉了，湖泊污染到无法出产乾净的鱼虾了，土地污染到无法生长无毒的粮食和蔬菜了。

针对来自中国的食品、产品质量受到加拿大社会质疑的情况，中国驻加拿大外交机构却组织华人社区进行非理性的反弹。加拿大中华商会举办论坛，邀请华商代表讨论对事件的看法。有出席论坛的华商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对中国产品有偏见在进行炒作，事件显示西方国家惧怕中国产品佔据国际市场等等。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刘怡在论坛上表示，中国产品、食品问题是加拿大媒体在炒作，她并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出现问题是加拿大方面的责任。显然这是中国官方在推卸责任，也是在试图控制华人社区主导华文舆论。因为一个只有十名华商出席的时事论坛，领事馆却派出了刘怡、张炳词两名领事到场。问题是，中国产品不但是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中国食品不但是不安全，而且可能有毒。面对一个事实去追问对方指出这个事实的动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中国目前假、冒、伪、劣、毒产品泛滥，加上制度腐败，有些产品流向海外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由於没有有效的制度制衡和舆论监督，再加上中国金钱挂帅的社会风气，实际情况已经愈演愈烈，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仍不为西方所知。

 

 

七月二十七日，大陆主流媒体争相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一条香港新闻《深圳二百万户籍人口可以自由赴港》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香港《明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政府申请，向为数约二百万的所有深圳户籍人口，发出可多次赴港的电子入境卡，让深圳人可随时使用e通道赴港旅游消费，若申请得到中央支持，最快可於今年十月的特首施政报告中宣佈，分阶段付诸实行。

在有人对此消息拍手称快之余，也有人却疑虑再三：

深圳政府早於港媒五天宣佈消息

其一，港府此邀请是否自愿？深圳《晶报》（深圳特区报子报）比香港《明报》早五天（七月二十一日）就有报道《深圳市民亮一下身份证就可过香港》——「中国三大都市圈学者对话会」上各地学者畅谈深港合作：「允许深圳户籍居民凭身份证进入香港」，「适度开放两地牌照车辆自由行」……昨天（七月二十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三大都市圈学者汇聚深圳，举行首届三大都市圈学者对话会，就构建先锋城市群、如何推动深港合作等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深圳市领导李意珍、唐傑、姜忠和市老领导邵汉青出席了对话会。

深圳政府喉舌何以早在港府发佈「向中央申请让深圳人自由赴港」消息前五天就公开了？显然有一种先声夺人对港府的舆论逼迫之嫌。联系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就一直在大造舆论谋求深圳人自由赴港（如早在三四年前，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就多方呼籲让深圳人自由赴港），但当时的港府始终冷淡不答，香港市民直到今日，也仍是「喜忧参半」，这就令人怀疑，此次港府申请让深圳人自由赴港，主要是因为大陆压力——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日明确表示，香港不能不「适应转变，并与中央及省政府紧密联系」。

香港如事事听北京，必死无疑

其二，港府此邀请标志香港加速内地化。深圳人深知，香港对内地的优势和吸引力全在於与大陆内地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香港与大陆联系愈松散，愈对大陆有利。深圳人最怀念的香港，是回归前的独立香港，那时的香港生气勃勃，给深圳以无穷的改革灵感和动力。而回归后的香港，因为受制於北京紧箍咒，与大陆绑在一起，顿失自由应对国际政治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活力，以至於在亚洲金融风暴等突发事件袭击下日薄西山，终成深圳和大陆必须义务或亏本为之服务的一个沉重包袱。深圳人要奉中央之命，向香港提供自己都不能享受的优质廉价食品、商品和各项无偿服务。如果深圳人自由赴港一旦实现，则意味着深圳和内地对香港的干预将更加频繁和随意。深圳改革家袁庚早已预言，香港如果事事听北京的，必死无疑。

现在大陆官员津津乐道，香港再也离不开大陆了，香港的经济复苏在於与大陆的关系日益紧密，得救於「中央政府推出的两项好政策：CEPA和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自从二○○二年开始，香港政府出台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首先开始语言文化的大陆化；二○○三年，CEPA出台，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一年之后，又开始从经济上套牢香港。其时的香港经济虽然终於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但实际上是将经济命脉的枢纽交给了大陆控制。此次港府被迫邀请深圳人自由赴港，只能是进一步恶化香港自由社会制度。

邓「五十年不变」承诺将作废

其三，邓小平关於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将作废.一九八三年七月，在进行香港回归谈判期间，邓小平曾经郑重承诺：「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不但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但是，一九九七年二月邓小平病逝，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以后，邓小平的承诺就开始打折扣：「因故暂时取消香港「双普选」」后，香港政治制度「由於纯属香港内政技术性原因稍有改革」。到今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可以说香港的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都与回归前有了方向性倒退改变。到今日「深圳人自由赴港」，预示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彻底改变的大限迫在眉睫，不用说等不到五十年，就是二十年可能也是奢望了。

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成空话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中共从不遵守诺言；二是中共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本来就不是为香港设计的，而是为了统一台湾的阳谋——为了让台湾上？，就先以香港回归为示范。当发现台湾根本不可能上？后，也就无心把香港「一国两制」当真了。这可能是香港近期将以「深港一体，深港同城」加速香港大陆化内地化深圳化的主要原因。

一叶落而知秋。对此，深港有识之士岂能不共同为「深圳人自由赴港」而心忧.

 

研究文革的专家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称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已经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把历史刻在光盘上，把教训印在白纸上，对国家、民族，乃至对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事之徒」皆成「好史之徒」

四十年岁月流逝，文革参与者已步入晚境，当年的这些「好事之徒」，大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今仍然耿耿於怀，於是各种回忆纷纷出炉，各流人物殊途同归，皆成「好史之徒」。然则，着史必着「信史」，求诸各种证据和成理之言，方能令后人信服，「集体记忆」更能避免个人回忆发生的片面性。

对於文革的研究，可达琐杂至碎的程度，如《吴法宪回忆录》说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女李讷，旗手江青却以为戚要勾引她闺中待字的女儿，於是将原本亲信的山东小老乡关进了大牢狱.像这样的荒唐无由的个别事件，充斥於中共后期漫无章法的历史中，既无法编年，又无法列传，有心者不妨以古人「拾缀」的方式撰之。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则能在千头万绪中，以「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举纲张目。其中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朱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谭天荣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王年一的《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都是把握了历史切入点的近年好文。

已故王若水先生，是毛泽东难得喜欢的青年哲学家，可是小人物并不为之惊宠，却把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急於求胜而速败，激起党内分歧，引起文革的经过，鞭辟入里地道来。王年一先生是国防大学的政治教授，据说还有少将军衔，他因爱党而责党非毛，有他自己的边际和分寸。而谭天荣抓到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位当年善辩的北大青年「极右分子」，老来依然有光采。

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

马克思主义对於史学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凡求诸於社会、阶级的根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证之於个人或心理的根源，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王若水说：「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这似有唯心之嫌，却又千真万确.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那就不管它过去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也不管它管制人民如何凶恶应手，在文革中也只能是甘受「红太阳」灼罚的死狗一条了。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诸文皆曰，在「七千人会议」上受到刘少奇挑战性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我以为，他之能够发动文革，还有中国封建道统为其铺路。所谓「道统」即是「尊卑」和「民本」的相辅相成，前者构成等级秩序（「治」）的基础，后者则为人民的反抗（「乱」）张本，结果便是治乱相循有始无终.毛泽东假借「造反有理」整肃政敌，挂名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在是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一身兼「独裁者」和「造反头」两种脚色，作家李劼的《毛泽东的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於尽》一文说他「既是秦始皇，又是陈胜吴广」。说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器」（工具），中国大众也曾是毛泽东的「本」（基础）。「本器相合」可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个「五四」青年毛泽东，晚年为个人泄恨，盗用文化革命的旗号，施行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宣导过的暴力行径。

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治乱循环，只有治术数量的添增，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传统的「君臣」伦序之上，又舶来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革命阶梯理论，为「毛泽东尊、共产党卑」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法」基础.只须认同这种中西合璧的尊卑伦序，毛泽东调动造反大众把共产党打翻在地，也就无可指责了。然而，这千百（或亿）万民众的参与，难道都是为了毛泽东一人的意愿吗？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的「人民文革论」诸文，内容虽然尚有争议，却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人民，还是人民利用了毛泽东？「人民文革」雏论为已故学者杨小凯提出，刘国凯着文《人民文革论》认为：「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深秋至一九六八年夏。」

在二○○六年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主要见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为人民所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是参与者事后的自慰而已。而作家郑义在《趁机造反》一文中说：「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文革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四十年前的先行者。」

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的《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自己写的《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则把周恩来的伪善、残暴揭露无遗.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亦是他担任着名暴力组织「西纠」的「顾问」之时，北京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他不仅是红卫兵掘瞿秋白烈士墓的主使人，还对刘少奇留有「此人该杀」的批示。

文革一筹莫展之时，内讧必起，林彪先与江青反目，最后与毛泽东翻脸。在「本器俱伤」之际，一九七一年林彪更是死得其时.毛泽东从神坛坠落，军心民心一举崩溃，殃及无辜，天怒人怨的文革就此进入尾声，只待刻薄寡恩的毛泽东的死期来临.毛泽东握有发动文革的「神权」，而世间的「神权」又都是「人授」的，刘少奇、林彪，乃至巴结无比的周恩来最后的淒凉下场，也都是他们自己「造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