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卷入其中而乐此不疲。斗士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象，旁观多时，如哽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据说农民天生不适合市场，农民穷往往是市场造成的，这是我的一些朋友一向坚持的观点。茅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市场派，当然不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在茅先生看来，对于市场而言，农民缺的不是能力，缺的只是权利。被捆住手脚的人怎么可能自由舞蹈呢？只有解放农民，把天赋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能跟其他市场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农民才不会在市场上节节挫败。但茅先生并不是主要用笔去论战，而是用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证明农民对市场并不绝缘，完全可以用市场的办法，让农民脱贫致富，小额贷款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这种创新在中国语境下尤其难能可贵。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重要的是让人看到农民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希望所在，从而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希望所在，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茅先生具体给了农民多少钱。官员们和富豪们确实能给农民更多钱，这点上茅先生永远没法跟他们比。但茅先生的实验所蕴涵的巨大社会意义，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要一个农民之外的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民；而只要真正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救世主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茅先生的实验，则是一个旨在找到撬动传统体制尤其是传统金融体制的支点的可贵尝试。这个尝试固然不能说已经大功告成，但能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属于奇迹。
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的小额贷款试验而获诺贝尔奖，但我并不认为尤努斯比茅先生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不相信，尤努斯会遭遇比茅先生遭遇的体制阻力更大的阻力。作为一介平民，并无任何特殊的权力可以倚仗，完全凭借个人努力来突破体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没有从中谋取任何利益，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这样做我不敢说是伟大，至少可以说是高贵。茅先生才是穷人经济学的泰山北斗，那不是空口白牙的穷人经济学，那是身体力行的、货真价实的穷人经济学。茅先生说他为穷人做事，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他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茅先生不是穷人的救世主，但茅先生肯定是穷人的真朋友。
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炮打茅先生的斗士们，无分左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相给自己戴上穷人代表的桂冠，跟杨子荣“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派头，堪称惟妙惟肖。他们争相以穷人的名义审判茅先生。在他们的渲染下，本来是穷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竟然似乎成了穷人的公敌。
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也是自由的题中之义
我反对炮打茅先生，但我并不反对批评茅先生。海外某斗士有言，中国知识界存在一个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由茅先生，及茅先生的同道江平先生、吴敬琏先生的门生故旧组成。他们联手封杀对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的一切批评。这显然只能归类于一种受迫害妄想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我本人就有过对江先生的长篇批评；杂文家刘洪波先生，时评家吴向宏先生，则对茅先生有过批评。这些批评都堂皇发布于南方几家著名的媒体。
批评显然是自由的。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事实上并不享有对于批评的豁免权，他们的言行照样要经受舆论的检验。但批评也应有边界，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叫批评，而跟“文革”时期所谓“革命大批判”，没有什么区别。有论者为无根据的道德审判辩护，认为公共评论可做诛心之论。但问题是，如果批评没有边界，可随意诛心而无须任何举证，这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的“革命大批判”该如何区分呢？我们清算“文革”的“革命大批判”，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来搞“革命大批判”吗？难道以传统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是荒谬的，以自由民主形态包装起来的，以代言穷人的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就是正确的吗？
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种攻击性的道德宣判，只应指向特定体制、特定规则、特定势力，而不应指向具体的人。道理很简单，你有权终结黑暗的体制，黑暗的规则，黑暗的势力；而要终结它们，确实需要集束炸弹。但你无权用集束炸弹杀人。面对具体的人，必须抱以基本尊重。别人不是你的垃圾桶，没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义务。自由主义就终极价值而言，其实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无须考虑自由主义的这些终极价值了吗？难道为了逞我们的口舌之快，为了凸现我们的政治正确，为了成就我们的功名，就可以置别人的感受于不顾、置别人的名誉和尊严于不顾吗？
罗斯福诠释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当然也是题中之义。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斗士来说，毫不理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毫无对人的尊重，难道不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吗？不需要任何依据就给别人定罪，宣布别人为既得利益代言人，从而在道德上置别人于死地。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这哪是什么自由派的风范。真正的自由派深知人的有限性，因此真正的自由派往往都是内省的，克制的，平和的，谦逊的。但是从炮打茅先生的某些斗士身上，能闻得出一丝一毫这样的气息吗？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别人，裁决别人，字里行间发散着一种戾气，一种杀伐之气。斗争哲学的底色纤毫毕现。以自由派高标自己，但骨子里面全是狼奶。
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以上所说的自由派某些斗士的心理病态，如果仅仅是个人做派，也就罢了，不值得我写这篇文章。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病态已经超出个人做派的范围。动不动就把不同观点之争演变成批斗会，比说话粗，比出手狠，比政治正确，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炮靶的具体的个人蒙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到伤害——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
让人不能不好奇的是，斗士们哪来那么大的动力妄断他人？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在我看来，原因大致不外两点。其一是名利驱动。炮打茅先生成为一个事件之后，某当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电话，要求国内某门户网站借机炒作他的博客吗？某些斗士大义凛然的背后，隐藏的原来是一种经典的娱乐精神。
但更显著的因素，还是他们坚信自己独占了一种话语权，就是为穷人代言的话语权。抗议对穷人的不公正待遇当然重要，为穷人请命当然重要，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我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是为了自我救赎。我从来认为这是很私人的事情，没什么可自夸的。所以我从来看不惯某些斗士，刚刚给穷人说了几句话，马上气就粗了，声音就高了，动不动就要打人了。似乎给穷人说了几句话，就足以奠定他们言论宪兵、道德宪兵的资格。
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令人憎厌，却也不是空穴来风，“穷人话语”在当下中国确实生猛。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必定在言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缺位，穷人因此没有通过自己的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只能陷于绝境。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穷人的这种悲惨遭际，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铺天盖地的喝彩。“穷人”因此成了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
不过这原本不是问题，主观为己，还可以客观为人，只要忠实于穷人，把代言穷人当作饭碗、当作求名求利之途，也未始不可。代议制条件下，国会议员不就主要靠为选民代言谋生吗？如果代言穷人能够职业化，代言人有专业精神，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称道的选择。但问题是，穷人和代言人之间，并不存在代议制条件下，选民和议员之间法律上的信托关系。穷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穷人对这些代言人并无任何授权，也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检验、可以制约这些代言人。穷人代言人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对穷人保持忠诚，所谓专业精神就无从保障了。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到穷人中间，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穷人跟他们隔的并不远，穷人就在他们每天路过的街角，穷人就在他们的小区门外。与穷人咫尺天涯的他们，心理上跟穷人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用穷人做意识形态，来包装自己而已。他们铺陈穷人的苦难，往往只是要显示穷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们无节制地赞美穷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为穷人代言人的自己。他们对穷人并无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只有大胆的假设，而艰苦的求证过程则始终阙如。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显而易见，穷人话语往往不过是话语泡沫；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食客而已，穷人的悲惨遭际不过成就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穷人话语场往往沦为名利场。这种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以及像温铁军先生那样创办合作社，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像邱建生先生那样致力于平民教育，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现代社会，这样用切实的行动去帮助穷人，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别可贵。言论当然重要，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并不是什么理念问题；很多关键的理念问题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明白的。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理念怎样和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的问题。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行动改变中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内平实然而坚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社会规则。心中有歌，心中有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行走者才是当下中国最珍贵的。中国从来不缺口号英雄，骂人英雄，从来不缺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中国缺的从来只是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用身体语言证实自己对信念的忠诚，这种人才是中国的盐，中国的光，才是特别需要善待的。
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值得警惕
悲哀的是，在话语泡沫时代，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恰恰很难被善待。身体语言必须考虑后果，需要平衡，需要低调，不像纯粹的言论那样可以狂飙突进，汪洋恣肆。这就注定了在言论的竞技场上，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往往比不过纸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耸人听闻，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而主张极端。但这么一来，他的言说就未免往往显得寡淡无味。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对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抱以轻蔑，动不动就把他们与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的言论高度上的差异，夸大成思想和道德上的差异，而他们自然拥有思想和道德上的绝对高度，不难势如破竹。他们以炮打行走着的仁人志士为能事，以此彰显自己的英明和英勇。海外某斗士不就把自己对茅先生的刻毒攻击跟美国政客之间的倾轧相类比吗？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在他们只是对手，而非同道。而且彼此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思想分歧，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的无情斗争。他们所做的一切，目的也跟美国政客是为了用更多的选票打败对方一样，只是要换取公众的喝彩，让自己胜出，成为言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不过尔尔，与真理、与道德何干！
如果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竟能得势，那真是一场悲剧。不仅是茅先生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找到希望的星星之火。他为改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抗，茅先生因此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是这个社会的平衡器。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和平衡器，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绝望、乖张和狂躁，来支撑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为某些自由派斗士。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像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完全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历史中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历史中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正在流行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