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化:只有好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小到大听熟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几代人,眼巴巴地盼望了几十年以后,并没有盼到社会主义,也没有盼到一个得救以后的中国,倒是被越来越多的新花样搞糊涂了。这些花样中自然包括“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新花样们不仅没有正面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还故意回避制度的性质。

事实上,即便报章文件中仍然大量存在着社会主义字样,在现实生活中,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主义因素却越改革越少,带有金钱交换性质的资本主义因素越改革越多,连老百姓的“父母官”也变得不认“子女”只认钱了。这使得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十分迷茫。他们禁不住要问:“到底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一句顺口溜反映了他们的这种迷茫,顺口溜说,中国现在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

和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不同,那些头脑精明的精英们,心里早有答案。他们才不管中央文件上说的什么好听词句,一门心思变着法儿利用便利条件敛票子。在他们眼中,中国已经不但一只脚,而且两只脚搭上了资本主义列车,正呜呜地开得欢呢。不过,这列列车把绝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农民抛在车外。许多人在失落之余,正试图复辟到毛式社会主义其实是半军事化去。

另有一些被列车甩下来的学者读书人,心地善良愿望良好,认为这样也不错。他们设想,不论这种“闷声发大财”的资本主义如何巧取豪夺,一旦赚到钱,有了产业,就自然会学着建立规则,自动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这条道上去,顺带还会建设民主政治。

如果上面分析的情况大致不错,中国人现在正经历着由“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潜移默化的演变。所谓潜移默化,意思就是,嘴上不承认,心里承认;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种做派中国古已有之,驾轻就熟,因此并不须大惊小怪。

我赞成由“社会主义救中国”到“资本主义救中国”的转变,而且主张既然转,就不要扭扭捏捏,而要大大方方地公开转。更为要紧的是,由于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资本主义”,一种是“坏资本主义”,一定要选“好资本主义”才有用,如果选错了,不但救不了中国,还要害中国。

众所周知,曾经在世界上对峙的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胜负已见分晓,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现在仅存的只有古巴和朝鲜。至于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按照其基本运作机制,也还归为资本主义,只不过带有较多社会主义成分而已。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想把这种成分加大,却是想把这种成分减小。近年来在大选中不断获胜的右翼政府,就说明了这个倾向。

如果现在重新划分的话,只有这两大明显不同的“阵营”:欧洲北美为代表的“好资本主义”和南美非洲东南亚为代表的“坏资本主义”。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正在转换过程中,现在还难结论。中国则处在古巴朝鲜的社会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之间。在经历了近二十年强刺激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正在寻找方向,把这种发展有效地固定下来。

“好”“坏”资本主义不是我的发明,专利权属于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我的理解,“好资本主义”是理性驱动的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则是贪婪驱动的资本主义。理性并非无私,制度的设计者只不过意识到,适当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其实才是统治阶层的最大利益。尽管同样是私有制,市场交换和商品经济,但是为了防止垄断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好资本主义相对应地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制度,来保证公平竞争和合理分配,对特权加以各种限制。比如独立的司法,自由的言论,开放的结党结社,国家化的军队,级差税收等。而以南美国家为代表的坏资本主义,特点是寡头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虽然表面上也是选举制,但是选民并没有多少自由,且不成熟,徒有其民主外表。

好坏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天灾人祸,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只要看看那些内乱不断,灾民流离,一边是穷困潦倒,一边是纸醉金迷的国家,无不是在体制上被极少数寡头把持的坏资本主义。大致上了解一下世界上主要的援助国和受援助国,好坏资本主义也一目了然。有人说,两种资本主义的差别,相当于资本主义初级和高级阶段。不过从现实来看,跨越两个阶段的门槛很高,由于文化和自由传统的不同,有些也许永远跨不过去。

中国并没有超出世界一般规律的特殊国情。自从加入WTO以后,完全照国际惯例来进行经济和贸易活动。因此,中国不会创造出一种与世界经济格格不入的制度或体制。那么,请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我以为,只有“好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否则的话,中国的明天就是今天的南美非洲东南亚。

毕文稼:陈良宇的脑袋Vs朱镕基的棺材

 

中共中央到底没让对贪污腐败切齿痛恨的人们失望,7月26日,新华社刊发了一条重磅新闻,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历经10个多月,陈良宇案件的结局终于水落石出,大局已定。在中纪委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引导之下,全体中国人民可能又会心花怒放一把,又会坚定相信党整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了。
果如此,以陈良宇脑袋作出的牺牲,也就值了。

从十八年前学生打出“反腐败、争民主”的旗号开始,中国的腐败行径就和反腐运动相辅相成、难兄难弟,一步步走来,中国的腐败形势,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从1980年代的数万人民币,到1990年代的百万、千万大案,及至到了新世纪上亿、十亿的大案,成为腐败Vs反腐交手中的常胜将军。

1998年,朱镕基当选中国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豪情万丈,宣称“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并表明自己的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转眼10个年头即将过去,中国的腐败形势不仅在朱镕基任总理的5年任期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他卸任之后的五年中,更加变本加厉。可是他的100口棺材,总共只用了寥寥的几口,去装殓那些政治斗争失败者的脑袋。

我们并不认为“洪洞县里没好人”,“整个中国官场一团糟”,至少还有朱镕基这样的清官,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虽然更多的是口头意义上的反腐倡廉。然而,体制的陈旧与一党的专制,往往最终将清官们淹没在腐败的海洋中。

朱镕基的幸运在于,既没有把很多棺材批发给贪官,也没有把棺材留给自己,今天当他在中南海内安享晚年的时候,可曾后怕、可曾遗憾?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之际,官员们的脑袋也迅速开起窍来,借着权力这一“永久”牌的取款机,贪赃的胆量更大一点,逃跑的步子更快一点,成为一群比中国经济崛起速度还快的发财群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让世界瞩目的时候,中国贪官总数和贪污金额的增长速度,也让世界大吃一惊,外逃的哈尔滨中国银行前支行行长高山10亿人民币的贪污总额,可能仍然保持着贪污金额的世界纪录。

我们中国人的制度建设能力、科技创新能力都不能问鼎世界,反倒是贪污腐败能力、环境污染能力、盗版能力、镇压民众能力,独步世界。这一点,足够我们的爱国愤青们,从心底里升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若论贪污能力,你们外国不行,还得看俺们中国。

加拿大的一些爱国华侨、移民举着“加拿大不是贪官的天堂”条幅,到初审高山的法院进行抗议示威,反对加拿大包庇、容留中国贪官;当地报纸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加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评论:这群中国移民搞错了地方,他们应该举着条幅到中国天安门抗议,一个小小的银行主任,他就怎么能把10亿人民币给偷盗到外国。

前赴后继的贪官群体,已经创造了中国历史奇迹,这还都是被定案、也被新闻曝光了的,至于那些没有曝光的、或在官场属于不成文规矩、不被追究的贪污腐败行为,又何止千万,从90年代“隔一个拉出来枪毙肯定不会冤枉”到现在的“无官不贪”,中国官场已经走入了绝境。
共产党自我反腐的失败,也连带害了中国百姓,经济腾飞、国家崛起的客观事实,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实质上的利益,相反,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国家教育和医疗的失败等崛起的代价,倒成为他们祖祖辈辈不得不背负的苦难。

邓小平曾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在当下这一会儿反、一会儿不反,一会儿真反、一会儿假反的时代,朱镕基的棺材里装着的,除了寥寥几个陈良宇的脑袋,就是中国的未来。

李志宁:究竟什么是共产党?

 

照理说,“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不再有“劳苦”的大众了。因为“劳苦大众”这几个字,还是共产党当年革命的时候,经常讲的话。但令人感到“酸楚”的是,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失业职工,仍然实在有点太“劳苦”了。这些,在中国各种欢乐的电视节目里,当然是看不到他们的“苦”的,但苦确实存在。当然,与您一样,我绝不希望中国劳动大众永远是“劳苦大众”。所以,当他们将来能够不再“劳苦”的时候,也就不用像我这样的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来为他们呼吁、与他门“同在”了。

还有,我也希望现在的执政者们知道:当年老共产党员为解放“劳苦大众”,抛头洒血、失掉生命而在所不惜。现在,“劳苦大众”还在,到底说明什么?那些自认为是“共产党”的继承者的官吏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背叛者吗?“共产党”几个字,现在被搞得名誉扫地,人见人烦,就是因为那些国家领导者们只顾“少数人先富起来”、而让许许多多人民成为“劳苦”大众的缘故。

另外,关于“少数权贵统治多数平民的情形”。我想,如果统治到了使许多平民“穷苦”,这是一种;但是,如果像今天的西方国家那样,我们尽管不能说它们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少数权贵”了,但整个社会建立了相当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橄榄形”的分配使得大多数人生活富足,又是另一种。

我当然希望中国很快变为后一种,而不总是停留在前一种。

我最近看到两则消息。

一则消息说,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在30年代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是,有人到陈立夫那里为他讲话,说范文澜这个人生活很简朴,也从来不嫖不赌。陈立夫说,他不嫖不赌,生活俭朴,这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则消息说,陈布雷为什么自杀?是他深感国民党腐败,蒋介石又从来不听他的逆耳忠言,于是以死相谏。这之前,陈布雷曾以座谈形式在总统府召集会议,会上有人说:美国人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大都认为国民党统治必定跨台),主要是靠自己的观察,而不是中共的宣传。因为美援物资到了国统区,即被官员们贪污;而到了共党区,却马上分给老百姓。因此,是政治腐败导致民心不稳。……

看完了这故事,再想想现在呢?

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幻境,但是,角色却完全转换了。

今天,国民党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却已是遍地开花,代替了当年的国民党。而且,也不再是“极少数”和“一小撮”了。有了利益,官员们和他们的“关系户”们就先上来哄抢,当今中国富翁们,坐拥数千万元“家财”,也已经很不少了,但是,不少普通老百姓却生活不易。前几天,我在超市买东西,亲见一位老者想买一斤点心,当听说已由12元涨到16元了,他摇了摇头,说“那,就不买了。”

可是,不过是4元钱啊!

中国目前大多数农民的艰辛,大多数农民工的艰辛,大多数原国企下岗失业者的艰辛,和中国富豪的生活已有霄壤之别。在中国,压榨农民和农民工,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苛捐杂税,加上各种政府部门和机关的收费,也已经把低工资的和低收入的人群折腾得蔫头耷脑。在西方国家,税收多用于保障穷人;而在中国,在80-0年代的今天,就像4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税收?却是取之穷人、用之富人。今天的中国,早已经是“剥削者的天堂”了。

就这样搞下去,可怎么得了!

但是,前几年,连战、宋楚瑜来访问北京。宋楚瑜到清华演讲,真让我吃惊,他居然长篇大论、在鼓吹“均富”!

老天爷,真是天地倒转了!

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们,已经早就不讲“均富”了。那还是老共产党讲的呀!

我们无耻的经济学家们,也早已经把“均富”二字批得体无完肤了。

不嫖不赌、生活简朴的共产党,早已经走入了历史。

狂嫖滥赌、生活奢靡的“今日共产党”的官员们,已经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地走进了中国现实。

什么均富?什么人民的权利?什么中国人民?……

这些东西,都将被新时代中国的官员们踩在脚下,化为齑粉。

(2007.8.8.)

李大同:腐败的“玄机”还是制度

 

7月10日,重庆高等法院对原铜梁县委书记马平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马平13年徒刑。就大陆官场的腐败程度而言,一个县委书记捞点钱还算是新闻吗?现在连省部级高官贪腐下台早都不是新闻了。可是,广州《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位记者当年对马平採访的追述,看完之后,多少有些遗憾——这马平原来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官!

先说其人作风。担任县委书记之后,铜梁县31个乡镇、700、800个村子,跑了个遍,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没听说过。再说政绩。马平上任后,面对前任“政绩工程”留下的烂摊子,全县债务高达7.34亿,其中拖欠农民的徵地补偿款7000万,而县财政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2亿。而马平,顶着多数干部“为啥要给前任擦屁股”的质疑,开始了“还债工程”,他说,“为啥?就为我们是执政者!”“不求官做多大,只求百姓不骂”。仅仅3年,在他的主政下,已经还清5亿,其中欠农民的钱全部还清。他上任时,发现全县农民大多还住在祖祖辈辈留下的破房里,而全县农民外出打工返回的存款有90亿,为什么农民不盖新房?原来建新房要交3000、4000元的这费那费,农民不愿交。马平下令,全免!结果3年里,全县农民盖起新房2万多栋。这还不叫“以民为本”?

面对记者,这位研究生学历的县委书记也颇为另类,“想问啥尽管提,成稿后我也不审,免得你们採访时缩手缩脚。”而普遍情况是,只要外面来记者,当地宣传部官员,记者走哪跟到哪儿,严防死守,当然是奉命而为。这位元记者多次到乡下验证事实,一次次看到农民拿到多年被亏欠的钱后留下的眼泪,国土局长也流泪,告诉记者以往农民来这里都是闹,甚至要自杀。

可以说,在马平治下,政府竭泽而渔负债搞政绩工程的行为被制止;政府多年欠百姓的钱被还清;农民住上了新房,不说别的政绩,就凭这几点,马平在中国的县委书记里也属凤毛麟角,可说是确实为执政党挽回了脸面、造福了当地人民的好官!

没想到,就在记者报道铜梁的次年,马平因违纪被“双规”了。这位元记者说,“一个本该更有作为的干部,怎么说倒就倒了?!个中玄机,我弄不明白。”

“玄机”不是别的,就是制度。在中国官场,“第一把手”通常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权力,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还可以好事、坏事都做。我不相信哪个贪官生来就是劣种,问题是一旦他进入了不受监督的行列,人性的弱点就会发酵,私欲会逐渐膨胀。一个好的制度,关键是具有公开性,这个官员无论做什么,都在媒体的监督之下;他所有财产的增长,都必须公开证明其合法性。在这个制度中,一个官员哪怕是小小的犯规,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此,马平怎么会由好变坏,又怎么会产生陈良宇?

这个“玄机”中国当政者不明白吗?当然不是。明白又不做的“玄机”又是什么呢?

张耀杰:为茅于轼先生辩护

 

笔者的《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上网后,看到竟然是反对甚至不屑的回应,不由得心中悲凉,特别是看到有人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为穷人办事是为了收费、为了赚钱赢利的时候。笔者倒想问一问,如此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人自己为穷人办过事吗?你为什么不通过为穷人办事来收费发财呢?!难道为穷人办事的人就注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牺牲自己吗?难道茅于轼先生用不断流转中的一万元活钱接连帮助了十个、一百个穷人,不比用一万元的死钱去仅仅帮助一个穷人更加文明也更加伟大吗?!一个读过书、识得字甚至于跑到美国留学访学的人,为什么会无耻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当下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头有脸自以为可以教化或启蒙别人的人,他们不敢批评本国政府并不高明的执政方略,却专门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恶骂对自己毫无损害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他们不敢去对抗强权、杀腐济贫,却偏偏要玩弄梁山泊、义和团之类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鬼把戏,得心应手、欺软怕硬地抓住与自己一样无权无势、无枪无炮的富人或嫁祸于人或杀富济贫。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充分市场化的商业文明无论如何都要比官本位的强权专制要更加先进也更加公正,直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商企业家,无论如何都要比政学两界指手划脚的官人、学人要更加高尚也更加富于创造力。在文明社会里,公平公正只表现在公共领域里程序正义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表现在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私人财富和私人的相貌、个性、爱好、机遇、能力一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人人大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大同只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分子。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统一思想和整齐划一,只是专制狂人不自量力的老把戏。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老把戏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本质。进一步说,在只讲官本位的身份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从而实现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即治官安民。中国社会真正的出路就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里,最为合理的公民态度自然应该是为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个人说话办事,或者说是为所有人创造性地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服务。但是,在官本位的专制强权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里,在更多的人不敢仇官而只敢仇富的欺软怕硬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对于一心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先生来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一种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暂时性的路径选择。

至于王从圣先生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在“老人”与茅于轼先生之间划等号,笔者是很不赞成的。当下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在祸国殃民大半生之后依然享受着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制度性特权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贼佬遍地都是,这样的贼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国人特别是没钱上学、没钱看病、没钱买房甚至于没钱吃饭的农民工人子弟去尊敬。

2007-8-14

答李对龙先生:

比尔盖茨的财富是疯狂榨取的吗?中国政府垄断经营电信、电力特别是国土资源的财政收入,难道是不疯狂榨取的吗?难道合法商人的致富不比黑恶官员的腐败收入更加干净一点点吗?即使是黑恶官人和黑恶富人,难道不应该通过程序正义的法律去审查和审判他们吗?!

李对龙发表于2007-08-14 01:31:51

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中国的富人真的在将一万元越滚越大的时候去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穷人吗?富人们的一万元是如何越滚越大的?是通过合理经营还是从劳动者身上疯狂的榨取?

齐家贞:我的 XX / 7 和我(3):差点二进宫

作者摄于高中毕业,两年后入狱。

三,要不是 “陌生人”冒险救我,我差点二进宫

(第二十三章  一张纸举起的问号)

母亲于七二年九月四号逝世,第九天,我在楼梯口理菜,抬头惊奇地发现蒋忠梅和她的女儿站在我面前。蒋姐指着我臂上的黑纱,神情凝重地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坐牢十年出来后,对於过去的熟友同学老相识,我一律采取不认人的态度,那怕互相面对面,我也绝不主动打招呼。不是我反目无情,而是耽心对方不愿与我接近,惧怕我的红疤黑迹分二成给他们。但是,如果有人不顾利害得失,主动与我交往,我大喜过望,热情满腔,至死不渝。

我爱朋友,我需要友情。

七一年冬,出狱后的一个晚上,我同母亲手挽手外出散步,走到较场口,母亲问我︰“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是谁,你认出来了吗?”我转过身去,见到也是一对手挽手的女人的背影。摇头答道︰“不认识.”母亲说︰“蒋忠梅和她的女儿。”出於上面的理由,我没有回过身去喊她们。但我心里对她的背影说︰“蒋忠梅,我对得起你。”现在,她们自己来到我家,我不胜惊喜。

我问蒋忠梅怎么知道我已释放。她说她们每次经过我家窗下,都要抬头朝楼上张望,没见过任何我的家人,以为我们早已搬走。可是今天,发现我的身影在窗前一晃,决定上楼探看。

还有什么话可说,“除去泥沙,留下真金”,我心里好温暖好感动。我讲了母亲病逝的情况,看见泪水在她俩的大眼睛里翻滚.从此,她家便是我周末唯一的去处。

虽然十年前我像打哈哈那么容易对别人产生崇拜,十年后有的人已经黯然失色从我面前隐退,有的人只剩下些许余辉,只有蒋忠梅仍然是我最崇拜最亲近最光芒四射的女性。

她们早已从上清寺搬到七星岗四德村,住进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房子虽然简陋窄小,但蒋姐只是三口之家,而且独门进出,自成一统,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已属难得。

第一次去她家拜访,我满肚子知心话讲不完。小梅高中毕业独女免於下乡,在家闲耍,坐在一旁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听得出神。我聊得太晚,在那里留宿,她娘俩睡楼下,我睡楼上。第二天清晨,我告诉蒋姐,昨晚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的床在下沉,下沉的同时,一旁传来蒋妈的声音。她说︰“家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头晚我忙着聊别的,竟忘记询问蒋妈的情况.蒋姐这才告诉我,蒋妈已在数年前病逝,骨灰就放在楼上床旁的书架上,我睡的就是她生前睡的床。她们说,我走后,蒋妈老是打听为什么家贞不来了,她一直很挂念我。蒋姐不再是经济户籍,现在是“兰香园糖果点心厂”开票员,我们偶尔也通过她买到当时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缺俏货,鱼皮花生、怪味葫豆、松化饼乾等。

我又成了蒋家的常客,她经常弄一些好吃的饭菜招待我,我则“两个肩头抬张嘴”,不仅大吃大嚼还大发议论,她的家是我无话不说的安全港,我心中的不满和牢骚都在这里发泄。我骂与老师作对的黄帅混帐,骂交白卷的张铁生可耻,我见不得江青在摄影机面前张开大嘴搔首弄姿的鬼样子……

在她家里,我见到蒋姐刚从苗溪茶场劳改释放,回重庆探亲的弟弟蒋忠泉,他於五八年西藏叛乱时放走了两个叛乱头子,解散了一个劳教队,被判十五年(后获减刑一年),不仅葬送了雅安公安局代理局长的美好前程,而且老婆被逼,揣着肚子里的儿子,哭泣着抛弃丈夫爱党而去。他当时同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等共产党内部的高官要员关在一起,离胡风(张光年)关押的地方不远,曾派去替胡风搬家,绝大多数东西是书。我同忠泉谈话很投机,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喟叹.

蒋姐的大弟蒋忠直,一位正派的高大男人,他在北京煤炭部安全处任职,这次风尘仆仆专程来渝与阔别十四年的弟弟聚面。忠直回北京前,我同蒋家三姐弟加上小梅一起留影纪念。我简直是她家的一个成员了。

七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在街道工业缝纫机修理组门市埋头做锁边机弯针,当时组上接收旧缝纫机头改装为锁边机的业务,许多零件买不到,靠模具用手工做。

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发问︰“哪个是齐家贞,我要找她。”我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这位陌生人,答道︰“我就是,我不认识你。”他笑了一笑,站在那里不说话,手上拿着一双棉线手套。我猜想他是要搞推销,但为什么不找领导?他既然不说明来意,我拾起活路做下去。我负责做绞边机的大小弯针,这两个精致的小东西做出来砂亮之后,像两条弯曲的银丝鱼,很美丽,纯粹的艺术品,我做得很来劲。

他靠近我低声讲话了︰“我想单独与你谈谈。”我想了想,然后向组长请了假。

我们沿着解放碑大阳沟一带的邹容路、民族路、民权路几条大街转了又转,他一个人不停地讲,我静静地聆听。第一句话他说︰“请你不要问我的名字,不要问关於我个人的一切,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不要问我为什么.总之,不要发问。问,我也不会回答你。”下面是他的讲话:

你的好朋友蒋忠梅,是个为重庆市公安局跑二排(探子,耳目)的。她的丈夫也就是小梅的父亲叫徐培风,解放前是个连级军官,解放初被共产党俘获后释放,给了他一大笔钱,要他带罪立功,负责把当时盘踞在重庆歌乐山一带的国民党残部诱降。这两口子花天酒地把钞票挥霍一空,什么事也没干。那时候的蒋忠梅是很风流的,烫头发、抹口红、穿玻璃丝袜,哪里是现在这副朴素的样子。安公局把徐培风重新逮捕,判刑十五年,发配新疆劳改。不久,蒋忠梅与重庆大学学生崔道卫勾搭成奸,被公安局当场抓获.公安局利用这事要挟她,给她两个选择,要么他们把丑事公诸於世,当众处理,要么她为公安局跑二排、递送情报。作为交换,崔道卫这事将永不声张,无人知晓。当时蒋忠梅的丈夫刚走不久,女儿还很小抱在手上,性格孤傲好强,死要面子的蒋忠梅当然不愿意这种偷人赶汉的丢脸事张扬出去,她选择了后者。从此蒋忠梅过着两重身份的日子,公开的名份她是个有正式工作的单身母亲,暗中她接受公安局的指示,为他们刺探所需情报,同时,按月领取酬饷.

多年来,蒋忠梅为公安局干得很认真很卖力,向他们汇报的材料不计其数,我知道的、印象最深的有几个。第一件是刚解放不久的王文英、郑克国民党潜伏特务案。郑是王的男朋友,蒋忠梅和王文英是同学,她很容易便与王、郑打得火热成为他俩的好友,获得他俩的完全信任。公安局在蒋忠梅的家里逮捕的王文英和郑克,同时也“逮捕”了蒋忠梅。当时,女儿小梅抱在她怀里.王文英和郑克被关进了牢房,蒋忠梅就在牢房的隔壁,办公室里同公安人员打扑克。当晚,是她的弟弟蒋忠泉去把姐姐和侄女接回家的。很快,王文英和郑克双双在朝天门枪毙,临死都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们。

由於姐姐为公安局效劳有功,她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沾光,安排了工作,都在公安系统里.蒋忠泉从侦察员到领导干部,到后来的代理公安局局长,年青有为,官运亨通。蒋忠直先在重庆市公安局,后来调去北京煤炭部保卫处任职至今,他俩都知道姐姐蒋忠梅的底细。

第二件是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女人,说是特务,经过蒋忠梅的工作,后来被逮捕判刑,详情我不是很清楚。

第三件就是你,用蒋忠梅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女学生”。你想想,过去你根本不认识蒋忠梅,她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如此主动接近你。在交往过程中,她相当殷勤友好热情,你俩的友谊并无基础,也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为什么会发展得这样迅速。在审讯中,你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和哪些人交往、交谈过,公安局无所不知,这都是因为他们派来了蒋忠梅和你做“好朋友”。蒋忠梅假装对共产党很不满,用许多平时根本不敢讲的反动的话博取你的信任,掏出你的心里话,然后向公安局汇报。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干了很多,我只记住了这些。

蒋忠梅为公安跑二排获取了大量好处,不单是经济上的,政治上更是如此。每一次运动她都没有被沖击,即便碰上,公安局也会为她疏通关卡,暗中保护.

她自己在这二重生活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还强求她的弟弟蒋忠泉也干此行道。蒋忠泉这次从苗溪放回重庆,他姐姐不给他上户口,借口是“小鬼”蒋小梅的思想工作还没有作通,说小梅怕劳改过的舅舅影响她今后的前途,但真正的原因是蒋忠梅自己想以不上户口为由,逼使蒋忠泉为公安局跑二排。她认为以蒋忠泉过去做公安工作的经验,他的聪明机智,加上有他坐过牢的经历作掩护,容易得到犯罪分子的信任,因此,跑二排的工作他肯定会干得很出色,将可以有很好的进帐,经济上不会成为她的包袱,政治上,为公安局做事,牌子硬,也不会给她和蒋小梅的今后罩上阴影,带来麻烦,一石二鸟,何乐不为。这政治经济的两大好处,便是蒋忠梅干了二十多年“跑二排”营生的支柱。

对於蒋忠梅一厢情愿的安排,蒋忠泉严词拒绝.他提醒蒋忠梅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被划为地主,解放初被农民斗得东躲西藏,文革时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床上、蚊帐上、米缸上,要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一个人逼回农村,而且蒋小梅的爸爸,自己的弟弟都被整进监狱.当了反革命家属,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蒋忠泉骂他姐姐是“奸细”,他把高尔基的小说《奸细》,封面朝天放在桌子上刺激面前这个真正的奸细。他还指责蒋忠梅靠整人吃饭,连齐家贞这样的年青学生也不手软,简直是伤天害理,没有人性。他问她:“做这种事,你於心何忍呵?”

蒋忠泉告诉他姐姐,五七年前他对共产党一片忠诚,一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但是五七年以后,他感到彻底受骗上当。今天的蒋忠泉已经是另外一个人,绝不为共产党做一件事。姐弟俩的观点针锋相对,在家里发生过数次争吵,蒋忠泉嗓子一提高,蒋忠梅、蒋小梅便吓得赶紧关门关窗,深怕邻居听去一言半语,丢脸。小梅也大略知道她妈的底细。

蒋忠直回重庆后发现姐姐还在干这个行当,他也亲自与你这个受害人接触过,觉得这种事太昧良心,两兄弟曾经一起劝导蒋忠梅,以年纪渐大身体不好为由,洗手不干。但是,蒋忠梅说她是在当“无名英雄”,为国立功为人民服务,是在做光荣的工作,拒绝採纳.

蒋忠泉不肯和姐姐一起“跑二排”,蒋忠梅寸步不让,她把蒋忠泉带到巿公安局一处见她的上司,以为这样会使他回心转意。蒋忠泉那天穿了一件老母亲过去亲手为他缝制的土布白衬衫,他用这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提醒自已决不动摇.他不碰摆在面前的“大前门”、“红塔山”,抽口袋里自己带去的“蓝雁牌”。处长的话,蒋忠泉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蒋忠梅枉费心机,恼羞成怒,她不给弟弟上户口,逼他就范。蒋忠泉无法工作挣钱,在家吃受气饭,无奈之下,离开重庆,如今下落不明。

蒋忠梅对自己弟弟尚且如此,对小梅的父亲徐培风也就更不在话下。徐培风满刑后,於六十年代中期从新疆到重庆,辗转找到蒋忠梅,要求见女儿一面,被她无情坚拒。哀求再三,仍不同意,徐培风大失所望,回了新疆。

解放时,蒋忠梅才二十四五岁,为什么一直单身?她交过几个男友,都因为自己暗中的身份,耽心万一暴露,不好向男友交待,同时这种关系又必须向公安局汇报,要他们点头才能发展,困难重重,所以她再也没有嫁人。

齐家贞,我看过你的档案,对你十分瞭解,你现在继续与蒋忠梅深交,而她仍然在为公安局效劳,你的处境太危险,弄得不好,你可能再次坐牢受苦受罪,在监狱里浪费生命,浪费你的聪明才智,实在太可惜。我希望你赶快煞车与蒋忠梅断绝交往,至少现在,你的心里应当清楚她是个什么人。我没有别的动机,只是出於正义,出於同情,我想保护你。

他的话到此为止,讲了两三个小时,声音嘶哑,口乾唇裂。我平静地听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像看一场情节曲折与己无关的电影,“看”完了,你猜,我回答了什么?

我相信,此时此刻,如果我对你撒谎,你一定认为我是讲的真话;如果我告诉你真话,你肯定认为我是在撒谎.但是,我不能歪曲真相,不能欺骗自己。我对这位陌生人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的回答肯定太出乎陌生人的意料,他震惊,情不自禁地“哎哟”了一声说︰“善良的姑娘啊,你实在太单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说服你,使你相信。”他声音里充满关切,又有些手足无措。沉思良久之后他说︰“这样,蒋忠梅每个星期四上午十点左右要去公安局一处作汇报,你知道公安一处在哪里吗?就在临江门路口的市公安局里面,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对门.你提前一点藏在某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蒋忠梅准时出现,走近那里的时候,她东张西望,时而还会突然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这是在查看有无人跟踪,你只消去两三次,就能断定我讲的是不是真话。蒋忠梅的伪装很巧妙,很成功,但是我相信真相一定会大白。”

见我还是无动于衷,他不再多费唇舌,“善自珍重吧,再见﹗”消失在人群中。

我回到我的生活里,这个故事没有在我脑子里多兜一个圈,甚至没有对家里人提起,真的是“说话说话,说了就化”。我照样与蒋忠梅来往,照样说照样做我本来就要说要做的事情。

母亲逝世两年多后,父亲从监狱释放,周末回家,曾数次与这位“伟大的女性”相见交谈,他甚至对蒋忠梅有些好感。

直到听了这位陌生人讲的故事一年后的一天……

我和黄有元答应去朱文萱家“赴宴”。

饭后,朱文萱开门见山向我提问︰“你想过没得,你的事是哪个告发的?”又是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想不想答案都一样。我说︰“不要乱猜,你猜别人,别人还在猜你哩。”朱答︰“嘿,我不怕别人乱猜,我也不乱猜别人,你在里头坐监不晓得,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下面是她讲的话:

我认为蒋忠梅是个跑二排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造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反,从他们内部抄出来了一批黑材料,其中专门有一部分讲到“跑二排”的事情。上面提到这种人主要是遭公安局拿捏到他们的罪错把柄,要挟他们为公安局“跑二排”,以换取对他们的问题保密,不作处理。上面还讲这种人如何伪装成“犯罪者”的好朋友,打入内部掏出机密,向公安局汇报,定期领取薪酬,得到公安局保护.材料上特别提到,当事人被逮捕之后,“跑二排”的如何装成最真心的朋友,冒险前去看望安慰家属,并且送一些钱给他们,以作掩盖.这一点上,我和叶光远(她的丈夫)更加肯定蒋忠梅是个“跑二排”的。她的行为和上面讲的非常吻合,特别是你遭逮捕后,她去看了齐妈妈,还给了你妈十块钱.当时的情况下,你的朋友骇都骇死了,哪个还敢进你的家门,她蒋忠梅有恃无恐,当然不怕。

还有,我遭抓了以后,认为蒋忠梅肯定也遭了,因为自从认识了她,你同她好亲密,对我渐渐疏远,我当时认为你是个吃新鲜饭的人。结果她不但没有遭,我被放出来的第二天,她就打电话给潘大成(一中同学)请他带话给我,她要在文化宫后门见我。怪得很,她啷个晓得我释放了?我没有出过家门,除了去派出所报了个到,除了潘大成,我没同任何人有过联系。不过,当时我还是想去见她,潘大成叫我莫去,他说情况可疑,莫不是公安局安的磴子(圈套)。

那个时候,你对我不信任,好多事你根本不跟我说,我都受了这么大的牵连。从看守所回来后,我一直脱不到手,一下子说我是反革命成员,一下子说我是外围组织的。文化大革命几年,每次革命群众开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间磨镜片(她在重庆眼镜厂当工人),说我不够资格参加。但是蒋忠梅同你关系这么深,结果没得事,每次运动跑脱,没有受过一点罪,外搭(而且)处境越来越好,在“兰香园”搞开票工作,这个工作好有油水哟,是不是个人莫想,那都是她帮公安局当走狗得到的好处。

朱文萱讲完了,我没对她提起那位陌生人,他分手前对我叮嘱过︰“我是冒着危险,甚至生命危险告诉你这件事情,公安局对他们干这类勾当特别讳莫如深、纪律严密,他们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包括从肉体上消灭,来对付泄密者,以保卫他们正人君子的形象。知道了其中的厉害,你就懂得你的保密对我是如何地命运悠关了。”我没有信进去他的故事,但是,我用生命为他保密,对他的好心终生感激。

对於朱文萱的苦心,它也还不足以动摇我对蒋忠梅的忠诚,就像所有的吸烟者,上了瘾之后,就会无视每包烟盒上写的“香烟致癌”、“抽烟杀人”一样。

当晚回去,治平一个人在家,我从不提陌生人对我讲的故事,但顺口把朱文萱的看法转述给治平听,想不到他一点不惊奇,似乎事情早已有定论。他说︰“是的,妈咪也有这个看法,她认为蒋忠梅是公安局故意派来害你的。”他证实,我被捕后,其他人都像避免瘟疫一样躲我们,就蒋忠梅来过,安慰妈咪,并且留下十元钱.妈咪谢绝,她亲近地说︰“哎,你我就不要客气了吧。”妈咪觉得她鬼头鬼脑的。后来,蒋忠梅从上清寺消失。

有个人吃“饼”,吃了七个还在喊饿,再吃半个,他说饱了。我前面吃了“七个”,我还不“饱”,吃了最后半个,“我饱了”。母亲对蒋忠梅的判断,走了十五个“光年”(61年-─76年),距离好长呀,终於照亮了我齐家贞的眼睛。

傻子在明处,“好朋友”躲在背后射暗箭。十五年过去,两个人对调了位置,这次,齐家贞躲着,蒋忠梅站在明处当靶子了。

你好啊,蒋忠梅﹗

李对龙: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

 

我在好奇心驱使下将《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看完后却感觉犹如吞下了一只苍蝇。这本打着“民主”旗号的书,其实就是各媒体(而且主要是机关党报)对俞可平的访谈集录。书里除了成堆的《新闻联播》式的官话与套话外,就是党内学者俞可平所鼓吹的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善治。

对于俞可平局长鼓捣的这个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奖,其实谁都明白它是形式大于实质,天知道那些动听的地方“创新政策”是否真正落实过,实在不值一提。对于善治,它同民主一样,也是个好东西,当然也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倒是值得一说。之所以被中国人叫作“善治”,我想大约是借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所言的“善”与“善治”,绝然不同于儒家的“仁”与“仁政”。前者在治理关系上更注重本真、平等与尊重,以“善”为“治”,因“治”而“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道法自然”,与今天哈维尔所倡导的“道德政治”不谋而合。后者则是一种世俗化的维系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方略,居高临下的“仁”只是手段,维系其“政”之统才是真正目的。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教养》一文中说:“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也许参与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俞可平基于西方现代普世文明对善治所作出的解释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实质是公民与政府的一种良好的合作,双方合作管理社会,并更多地让公民自己来管理。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俞可平还列举了善治的十个标准: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由此可见,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老子所言的“善治”,还是今天西方民主革命家哈维尔所称的“道德政治”,包括今日共产党内学者俞可平所倡导的善治,皆是一种政府施政方式,而且皆是建立在“民主”这种基本政治制度上的政府施政方式。民主是善治的基础,或如俞可平所言,“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后果”。民主是个好东西,善治也当然是个好东西。

论述至此,我们就会发现俞可平今日所倡善治的不可行性了——专制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善治的土壤!

当然,作为党内的民主派,俞教授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倡导善治的同时,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善治的折衷版本——善政:“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仍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会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仍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必须首先实现善政”。

当今中国之善政,即是在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民主改革而逐渐达到善治。如果说今日之善治与老子之“政善治”一脉相承的话,那么今日之善政,就是儒家之“仁政”的翻版了。当然,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从善政到善治(俞可平谓之“增量民主”,即渐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这每一阶段的进步。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整个共产党政府到底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渐进改革,还是将此当作维系其统治的权宜之计? 俞可平也承认,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治,这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但是,我想问,共产党政府真的心甘情愿地还政于民吗?

举例而言,随着奥运会的来临,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新闻传媒的管制。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点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王副主任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必须逐渐放宽对新闻传媒的管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网上有许多人对王副主任赞誉有加,觉得他是个开明的好干部。而我在看那期《新闻会客厅》时,却简直被这位“好干部”气炸了肺。对于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的做法,王副主任所说的原因很冠冕堂皇: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信息传播如此便捷迅速,政府根本就不好管了、捂不住了,以前你可以捂,现在再捂只会适得其反,所以不能再捂了。您听明白了没有,是因为捂不住了所以不能再捂了,而非因为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乃是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的副主任,王国庆竟然是这等的觉悟!而且在网上还深受众多弱智的追捧。放宽新闻管制确实是好事,是善政,是所谓增量民主。但是,请问,政府的诚意何在?而且是真的说不捂就不捂了吗?看看最近的济南银座地下商场被淹事件,捂得多严实!

还有更让人愤怒的黑窑奴工案的最终处理结果,这起惨绝人寰的大案,便是典型的捂不住了所以不捂了。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官员的渎职、默许、纵容乃至相互勾结所致,但最终竟只有县级以下的相关干部受到追究,而且仅仅是党纪政纪处分。原因何在?很简单,如果把这群奴才从重处理了,奴才们就会心灰意冷,失去了做奴才的积极性。如此一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只会“念好经”的主子们所下达的命令,谁还会听?共产党的基层专政统治还如何维系?凡此种种,请问,政府的诚意何在?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实行的所谓善政与仁政,只能是披着善治外衣的实实在在的恶政与暴政!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

最近,接连有两位党外人士出任中央部委正职,这的确是善政之举。《南方周末》刊发笑蜀对此的评论文章《现代政治文明从权力分享开始》,对此赞誉有加,论述也非常在理。但读来未免让我觉得别别扭扭,感觉就如这种“分享”是共产党居高临下地对党外人士的恩赐与施舍一般。我的观点是,无论政治体制改革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时刻明白,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将共产党非法剥夺的公民的权力与权利归还给公民的一个过程,从宗教意义上说也是共产党赎罪的一个过程——我们欢迎和支持共产党的每一项民主举动,但无须感恩,无须高呼万岁,因为这本就是应然的。

哈维尔说,“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道德政府即是诚信政府、有限政府。诚意在哪里?在每一个人尤其是施政者们的心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所谓,上善若水。否则,民主与善治从何谈起?

2007-7-30

昝爱宗:治理豪华楼堂馆所当从清理“坏典型”入手

 

广东雷州市客路镇207国道旁新建的一座5层3600平方米的办公楼,是湛江市处级重点扶贫单位之一的华侨管理区。大楼内,从书记到办公室副主任,无一例外拥有独立的大办公室,其中书记的办公室位于一楼,约150平方米大小,由办公区和休息区组成。据悉,这座办公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的造价接近1100万元,而原预算是只有280万元左右,到最后结算却超过了3倍有余(8月7日《新快报》)。

同一天,中国政府网消息称“中央九部门完成复查30省市党政机关办公楼”,提到“目前,各地区、各部门均按计划完成了自查工作,由中央纪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以及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九部门组织的22个复查工作组已完成了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中央部门、人民团体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复查工作”,但遗憾的是该新闻没有如期公布到底哪些豪华办公楼超标,明显是严重的“政府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对称”。

这里不妨再翻出中办、国办今年上半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办公楼“省(部)级不得超过4000元/平方米,市(地)级不得超过3000元/平方米,县(处)级及以下单位不得超过2500元/平方米”。照此推算,处级单位华侨管理区3600平方米的办公楼造价应不超过900万元,但实际该新办公楼花费了1100万元左右。这条新闻正好可以说明现在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出现了违规修建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今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例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其中曝光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等4个部门所属的5个单位存在未经批准和超标准、超概算建设办公楼、培训中心等问题,涉及金额17.39亿元。此外,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供销总社、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部门截留、少报和转移资金等3.94亿元。

中国有两句俗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和“上行下效”,恐怕我们每个成年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比如从中央到省里,到中央部委如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哪一级办公楼不是越建越气派。这个现象出现,不上行下效才怪呢?于是,我们就听到有人说了,“凭什么兴你建不让我建,建了搬进去了,你还能让我搬出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豪华县衙——浙江长兴县政府办公楼,人民网披露其造价超过10个亿了,在里面上班的人透出话说,“上班根本不想回家!里面中央空调、电视机一应俱全,耗电可能是很厉害”。更可怕的是行政大楼前的音乐喷泉和大剧院都是奢侈浪费的极端典型。

政府大楼,纳税人的钱被用来作为政府官员个人享乐和比排场的投资,再看看学校,比如安徽阜阳因暴雨引发洪水,冲毁的却是小学学校,而豪华的颍州区办公楼“我自岿然不动”。公共设施差,政府大楼豪华,这叫怎么对得起政府门口前面的“为人民服务”这行大字?所谓“区里财政紧,建这样一个豪华的办公楼,财政很吃力,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可以从一个干部大言不惭的言论就能看出,办公楼“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作用之首,其实是为他们自己的派头、舒适而服务。

地方胡来,中央需要严加监管才是对的。但中央不听招呼,又需要谁来监管呢?再听中央的声音:《人民日报》评论员8月6日称“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这是该报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之第四篇评论员文章。是的,改革开放使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想不到”“不敢想”的变化,老百姓有实惠了,但对比当官的,官员的实惠似乎更多,对自己却更大方了,因为我又看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有些坏做法正是这样,比如李金华每年审计出问题的国务院有关部委,肆意挥霍财政资金,并没有经过纳税人的授权,更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这一要求,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再比如中国字头的三所干部学院更是耗资惊人,其中于2005年3月18日正式开学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位于上海南浦大桥之畔,占地619亩,2005年的数字称已立项的投资预算近8亿元;而井冈山干部学院仅配套工程的投资就达30亿元,占地226亩,包括修通泰井高速公路,扩建井冈山机场,改造井冈山电网和通往现场教学点的五条公路,以及对现场教学点进行的全面修缮和维护。另一所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位于延安市枣园,占地占地240亩,工程总投资1.8亿多元。而建校和培训这大笔费用,不知又需要多少巨额财政收入。记得这三所干部学院的办学方针被人拟成一副对联,上联是“艰苦奋斗,执政为民”,下联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横批是“实事求是”。这些话都是很实际的,但是既然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求政府官员艰苦奋斗,执政为民,要实事求是,要让人民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可为什么不根据现在的这三所干部院校却耗费巨资——超过50个亿,占地约千亩,为什么要造那么豪华呢?

前不久,广州新快报记者邓毅富报道“央视天涯联手征线索,各地豪华楼堂集体曝光”。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鼓励各地网友曝光当地豪华政府超标楼堂,行使公民监督权,他说:“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楼花了多少钱———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虽然这办公楼上亿的造价,是你这样的人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去的钱。不够的话,它可能是你父亲养老的钱,是你母亲治病的钱,是那个每天在你眼前伸手乞讨的人本来应该得到的钱。你中考的政治题里有一道”公民如何行使监督权?有什么意义?从明天起,如果你经过它,拿起你的相机,拍下来,或者用笔记下来传给我们。你是公民,也是记者。“可后来,中央电视台的柴静的报道做不下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她做错了、监督错了吗?

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一点没有错,我们看到网友们继续在网上发帖发图“声讨”各地豪华厅堂,无论是北京长安街两侧林立气派、气宇轩昂的政府大楼、组织机构、职能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机构在豪华办公楼建设投入、规模、设计、功能上互相攀比,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甚至贫困县、乡镇一级也搞这套……如果不实行有效的监督,没有民意表达,又如何制约公共权力敛财公共财政呢?所谓清理整顿,要求自查自纠,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按照要求使用小面积办公室,但人家不理你这个规定,又能拿他怎么样?所以,必须切实推行舆论监督和民意监督,如果中央有心,当把治理豪华楼堂馆所从清理中央三巨资干部学院、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等“坏典型”入手,甚至高层有决心把这些豪华建筑变卖了,一则减轻人民负担,二则可以把变卖资金用在中小学基础教育这个刀刃上,“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样岂不更能利国利民,功在千秋?

刘  柠:食品安全是国家利益

 

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31日报道,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于7月29日在北京市内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引起呼吸障碍不幸去世。

前一天晚上,黄在使馆办公室加班时,因吃了从附近店里买来的三明治而出现严重腹泻,旋即回家。翌日,症状没有停止,遂去医院诊治。门诊医生担心黄脱水,于是开处方输液。输液开始后不久,患者即陷入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院方于上午11点30分宣布黄死亡。

鉴于死者的特殊身份,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高度重视,在征得死者家属和韩国驻华使馆同意后,于7月30日实施尸检,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尽管在对黄死因的官方调查结果披露之前,尚无法断定黄到底是死于食物中毒,还是医疗事故,或二者叠加的“相乘效应”,但吃了外卖快餐后发病,且腹泻不止的情节,使前者似乎很难摆脱干系。加上事件发生的时间,恰恰在另一桩同样关涉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的“时效”范围之内,客观上强化、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在公众视野中的重要性、紧迫性,甚至成了某种带有明确政治正确性指向的公共话题。

所谓“另一桩”,是指“纸馅包子”事件。“事件”经BTV(北京电视台)曝光后,顷刻间成了世界性噱头,48小时之内几乎上了美、日、欧所有大报的社论、社评。那天,恰好一位日本学者来北京出差。傍晚时分,笔者如约赶赴凯宾斯基饭店会面,然后照例溜达出来,准备在附近找个馆子便餐。作为“地主”,我问客人想吃什么。满头华发的“中国通”顽皮地回答说:“客随主便。除了包子,啥都成。”

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令人气闷却又兴味盎然(这大约属于“后现代症候群”,且病得不轻)。7月18日,官方宣布“纸馅包子”为“假新闻”,始作俑者的编导被刑拘,BTV高层受行政处分。调查取证工作效率之高,处罚力度之大,令浸淫于“娱乐至死”的氛围久矣的国人瞠目结舌之余,痛感新闻工作离政治之近,只隔不到一张窗纸。

鲁迅尝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阁秘事……”对这个事件,也是见仁见智:新闻工作者看重其“真实性”,文化学者看重其“后现代性”,年轻人看重其“娱乐性”,老派人士觉得“世风日下”。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加看重其作为社会学文本的价值,无论是作为“假新闻”事件,还是事件的“反社会”性质:它从侧面形象地诠释了何为“转型期”,及“转型期”的生活。最逗的是,据说有几个在京外国留学生,竟用“洗干净”的瓦楞纸掺合猪肉馅试着包了一回“纸馅包子”,蒸熟后尝了尝,说“味道还行”。

假如新闻是真的话,那么事件只是单纯的新闻性事件。但新闻被证伪,成了“假新闻”,这便赋予了事件以多重含义或“身份”,于是发展成为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后现代意义上的),乃至娱乐事件。而在事件的“所指”(语言学术语,即事物的概念、意义)不断增殖的过程中,有两样东西受到重创:一是新闻的真实性、公信力;二是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及其背后的信任基础。

前者相对比较简单:新闻报道“掺水”,观众、读者受骗上当,造成公信力低下,逐渐养成无论对什么报道都打个问号的习惯——这在当下已不新鲜,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新闻业的现状。“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不是所有“假的”都能被证伪,那么假的怎么不能成为“真的”呢?假药、假酒、假学历、假记者、假警察、假名人、假处女膜……其在被曝光、拆穿之前,无一不是当作如假包换的“真货”被谈论、羡慕、消费、利用,遭到唾弃只是在被证伪之后而已。

如此,便会与后者发生关联:一件事(譬如“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之后,尽管其责任者受到惩戒,但公众的担忧却不会轻易放下。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共生活中有太多被“证伪”的真实和被真实化了的谎言,除非人们看到切实可行的、保证假的会被证伪和目前被认为是“真的”东东中不会冒出假的来的一套机制,否则他们一般不会轻信。尤其在那些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底信任度”的社会中,这种现象广泛存在。问题不仅仅在于假新闻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其对新闻报道公信力的伤害,会危及社会的信任基础,其害大大超过前者。

这一点,只需对海外媒体对此番“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前后的反应加以考察,便会明了。在事件早期,即刚刚发生到被证伪之前,媒体一致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正视食品安全问题,强化管理,拿出根本性对策自不在话下。而事件后期,即从新闻被拆穿到现在这段时间,事件见诸媒体的频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批判、质疑的分贝却一点没有减小,不仅如此,还比早期过了一重质疑:“纸馅包子”被证明是“假新闻”,是否意味着当局认为所谓食品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无从谈起了呢?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外国媒体反而加大批评的力度,乃至“中国食品安全”几乎成了覆盖海外主流媒体的“关键词”。不止一家日本媒体,甚至在社论中把食品安全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其升温的表达所传递的感情色彩已非初期可比。

国外对中国食品安全的质疑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美国大量猫、狗吃了中国产的宠物食品后死亡;巴拿马感冒患者在服用中国制的止咳药后死亡;因出口日本的鳗鱼中检出致癌性抗菌素,酷爱吃鳗鱼的日本人开始拒绝中国鳗鱼;连朝鲜都在抱怨“中国假药太多”;海外的商号里甚至出现了打上“China Free”的标签,以表明系未使用中国产原料的产品,以招徕生意……对以成为“世界工厂”为骄傲,并以之为立国经济之本的中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已构成了对农产品、药品出口的巨大阻碍。

2002年,因从中国产的冷冻菠菜中检出残留农药超标,引发日本消费者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抵制,影响面之广,波及圆白菜、蘑菇、黄瓜和大豆等,使一大批中国菜农和进出口公司蒙受损失。从去年开始,针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日政府引入“原则输入规制目录”(Positive List)制度,极大抬高了中国进口的门槛;2005年,日厚生劳动省发表一项调查认为,因食用中国产的减肥食品,造成超过673人健康受损,其中3人死亡;一项由《USA Today》和盖洛普公关公司联合实施的民调表明,因中国产含二甘醇牙膏和含铅塑料玩具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83%的美国人质疑中国进口的食品安全性……

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勉强承认事实严重性的同时,却在抨击美日等西方国家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政治化”,甚至将其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但是,作为国人,我们深知,出口销往海外,特别是美、日、欧市场的产品,经过了严格的出口商品检验等环节,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质优“上等货”。而日复一日生活在对无良食品的隐忧中的国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且不论食用了毒奶粉的大头娃娃、喂饲了避孕药的甲鱼和茅厕边生产的“哈根达斯”冰激淋及在医用垃圾场上生产的矿泉水,3年前,国家质量监督局局长对媒体公然坦言,自己对餐桌的安全也没有把握(大意)。笔者家住东直门,毗邻北京著名的“簋街”,但每次在那一带打牙祭,都犹豫连连、考虑再三,最后选一家看上去“还好”店硬着头皮进去。选择的标准其实再简单不过:少油即可,所以多半是火锅。因为,凭我们半吊子“美食家”的业余水准,无法准确地判断出到底哪家不用“地沟油”(一种从下水道中回收的廉价再生食用油)。

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声誉来之不易,至今尚未坐稳,周围印度、东盟等新兴制造业国家“虎狼环伺”,伺机取而代之。食品安全问题,直接打击我国最富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和农业。同时,埋下国民身心健康的隐患,无限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财务负担,破坏国家形象,损害发展的“软实力”,以反社会、反文明的方式,吞噬、抵消着改革的成果,已和腐败一样,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其根治问题上,任何形式的怠惰、姑息、迁就、庇护,不是利益粘连,便是怙恶不悛。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涉国家利益,而且——它干脆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余 杰: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资深参议员布朗贝克,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州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向支持者承诺说,他会为国家传统价值、重建家庭观念而奋斗。布朗贝克是“共和党中的共和党”,是已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人物中最保守的一位,他的许多政见与“共和党中的自由派”朱利安尼截然相反。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明确反对堕胎、同性婚姻胚胎干细胞研究。

在宣布参选的演说中,布朗贝克大声疾呼,美国人民应当回归开国之父们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我们是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伟大是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上,我们一旦失去了我们的美德,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伟大;从美国建国之初,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超越自己,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目标就必须如此。”他特别强调家庭的价值:“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家庭,我们需要坚固的家庭,我们需要人们互相承诺,我们将因此减少贫穷,使国家强大,增添希望。”

在国会山庄,布朗贝克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他是国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亦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务及国际运作小组成员。他娴熟国际事务,尤其关心全球人权状况,我在访问华府的时候,有幸与之就如何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改善作了详细的探讨。当谈及美国在全世界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必须为那些被压迫的、没有声音的、以及没有权势的人奋斗,我们必须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否则就背叛了我们的立国以来的传统。”布朗贝克最严厉和最频繁地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国家的人权问题,被人们亲切称呼为“人权议员”,中共方面却攻击他是“反华议员”。

此次布朗贝克参选,中国方面对其政见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倒是有一则突出的花边新闻:布朗贝克收养了一名中国裔的小女孩,如果他当选的话,白宫将迎来首位“中国公主”。

布朗贝克的“中国公主”,以及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布朗贝克共有五名子女。大女儿阿比和二儿子安迪在堪萨斯州,阿比是一名新闻编辑专业的大学生,智商超人的安迪则是大学冠军数学小组的重要成员。三女儿丽兹是一名高中生。除了三个亲生的孩子之外,他和妻子还领养了两名孤儿——九岁的养子马克和九岁的养女詹娜,马克来自危地马拉,詹娜来自中国。作为全家最小的孩子,詹娜是布氏夫妇的掌上明珠。

我在与布朗贝克参议员交谈的过程中,他谈到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的忧虑,他表示知晓中共当局对他的敌视,但他并非“反华派”,相反他对中国人民深怀敬意、对中国文化亦颇有兴趣。他说,他的中国女儿詹娜让他更多关注到中国,关注到那里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每个因公义而受苦的中国人的故事,都让他牵肠挂肚。

当中国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判刑之后,布朗贝克立即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陈光诚,并停止骚扰其他维权人士。他在书面声明中措词强硬地表示:“这场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是对司法的嘲笑。陈光诚过去一年来不是遭到软禁就是被监禁,无法和他的辩护律师联系,连这些辩护律师也遭到关押。”陈光诚揭发了山东临沂市当局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妇女人工流产和绝育的事实,此后一直被囚禁在家。当地法院却判定其“故意损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成立,入狱四年三个月。这种赤裸裸的践踏司法和戕害人权的行为,让布朗贝克十分愤怒,他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打击辩护律师和努力通过法律系统来争取权利的活动人士。这些基层运动的参与者不应因为他们致力于捍卫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甚至殴打和关押。”

当许多美国政客着眼于同中国做生意,或者希望在北韩、苏丹、伊朗等问题上获得中国的支持,而对中国本身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的时候,布朗贝克没有被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蒙住眼睛。他多次公开表示,中国与美国可以成为好朋友,但这个中国必须是民主的、自由的中国,而不是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他指出:“美国的经济活动帮助数百万中国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摆脱了贫困,但是中国的政治意图往往是不清晰的。中国继续扩军,继续扩大自己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同时排挤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势力。中国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继续进行政治压制。尽管如此,中国去年就发生了八万七千起大型示威活动。”他也没有被“中国崛起”的泡沫所吓倒,他洞察到了此事实:“腐败的泛滥可能把中国政府从内部掏空。”

布朗贝克也是最关心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美国议员之一。他多次呼吁中共政权不要害怕怕宗教信仰,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应当是剥夺和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宗教信仰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他指出:“我呼吁中共政权遵循他们的宪法,让每个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他们不应该对宗教感到恐惧,宗教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力量,对人民的生活将能带来好处,我不懂为什么要害怕宗教信仰自由。一个现代的社会在成长的同时将提供更多的自由给人民,中国应该这么做,首先就是提供人民信仰自由。”他说,他经常为中国受到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因为所有基督徒都是一家人。

如何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我和布朗贝克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在如何有效凝聚外部压力方面,我向其提出了一个建议:仿效当年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由美国主导,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亚太国家支持,缔结一个亚洲版的《赫尔辛基条约人权宣言》,让中国、缅甸等此区域内的非民主国家参与其中。以此为着力点,推动中国政府切实保障基本人权。当年,《赫尔辛基人权宣言》成为苏联东欧人民战斗的武器,此经验值得在亚洲推广。布朗贝克回应说,他十分欣赏此思路,并叮嘱助手详细记录下来。他告诉我说,他本人是《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支持者,参与过监督该宣言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实施,如果有一个亚洲版的《宣言》,一定会改变亚洲的历史进程。他许诺说,以后将召集国会、国务院和民间智库等机构探讨此问题。


人权不是幌子,而是普世价值

中共的官方喉舌常常攻击美国说,美方“以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这个说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关心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非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并非美国能从这一领域获得什么具体利益,而是出于对普世人权和自由价值的尊重。对于像布朗贝克这样的政治家来说,频繁地就中国、北韩、伊朗、古巴等国家的人权问题发表看法,为那些受专制政权迫害的良心犯呼吁,并不能吸引普通的美国选民的注意和重视,并不能为他拉到更多选票。如果出于个人自私的考量,他根本不必涉足这些离美国十分遥远的国际问题,而应当专注于国内问题。如果就国内减税问题说一句话,比在别国人权问题上说一百句话,更能吸引选民的眼球。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是被权力和私利所污染的“厚黑学”,就认为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物都是阴谋家和策士。像布朗贝克这样的政治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状况,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阴谋”。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表面上看是“亲华派”的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是没有原则和道义的政客,他们不是“亲华”,而是企图通过与中共的妥协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在与中共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根本不顾普通中国人的人权和自由;相反,那些表面上是“反华”的人物,如里根、布朗贝克等,才是有原则和道义的政治家,他们不是“反华”,乃是“反共”,他们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自由,在此意义上,他们与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除了中国以外,布朗贝克最关注的一个国家是北韩。他曾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敦促布什政府开放接受更多的北韩难民,他称这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伟大行动。这种同情心显然来自于圣经,圣经中说:“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诗篇》七十二篇十三节)因为每一个受苦的北韩难民都是上帝所造的、有上帝形象的同类,所以不能对他们的苦难掩面不顾。布朗贝克呼吁美国政府将人权列为主要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张开双臂,尽可能多地欢迎北韩难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致力于改变北韩的生存环境。”

布朗贝克是《北韩人权法案》的积极推动者。该法案的重点便是使美国政府当局更容易接收来自北韩的难民。二零零四年,该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时候,布朗贝克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一九九五年以来,由于北韩政府中央化的农业政策失败,导致大约一百万北韩人饿死。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北韩人逃难逃到中国,又被遣送回去,其中大部分人受到加倍的虐待乃至被杀害。他引用希伯来谚语表示,对这些处境悲惨的人提供援助,是基本的人性要求:“我们看到有人受监禁,看到有人受难,我们应当设想我们自己也在监禁中,也跟受监禁的人一道受难。现在是结束北韩人民悲惨处境的时候了。”他说,现在是中国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官员调查北韩难民在中国的情况的时候了,现在是中国政府让那些北韩人安全通过中国到第三国的时候了,不能让那些北韩人重新回到那个迫害他们的国家。

布朗贝克持续呼吁美国朝野重视北韩难民的处境,因为“挽救生命刻不容缓”。二零零六年春,包括四名妇女在内的六名北韩难民,成为依照《北韩人权法案》第一批获准在美国寻求避难的北韩难民。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在白宫接见了一个刚刚来到美国的北韩难民家庭。这一切与布朗贝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布朗贝克还长期关注伊朗的人权问题。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将考虑通过《中东伙伴协议》资助一些对伊朗播送的电台或电视台。《中东伙伴协议》是一个以支持中东民主运动并推动该地区独裁政府改革的计划,该计划的倡导者又是布朗贝克。他首先提出建立一个五千万美元的年度基金,用于促进伊朗的民主进程,其中大部分用于资助对伊朗的卫星广播。国务院不支持该项目,担心触怒伊朗方面,布朗贝克却积极支持,丝毫不怕伊朗的抗议。他表示,他看到伊朗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原教旨主义政权不满,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些新闻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思考。在其压力之下,国务院不得不赞同该计划。


美国家庭里的中国孤儿,以及美国人的生命观

一个人权议员领养了一名中国孤儿,这是布朗贝克生活中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息息相关。布朗贝克在公共领域内大力推进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在私人生活之中领养两名异国孤儿,这两个举动都是美国清教徒传统的突出体现。领养异国孤儿的义举,让这位政治家的政见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也让他的形象也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我在布朗贝克对中国女儿的爱里,看到了他对遥远的中国的爱,看到了一个基督徒从上帝而来的爱。这种无私的爱,比那些骄狂的爱国愤青的“爱”更加真实,也比那些中共官僚们口头上的“爱国情操”更加真实。爱国愤青们义愤填膺地谴责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恨不得立即对美国发动战争,却不知道五万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并没有收养过任何一个贫困地区的孤儿,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数百万孤儿处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境况之下,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坐拥亿万财富,这样的领袖能代表“中国”吗?

在我看来,最爱中国的,不是胡锦涛、温家宝及其统治集团,也不是擅长“嘴上爱国”、“网上爱国”的愤青们,而是被侮蔑为“反华议员”的布朗贝克,和像他一样收养了中国孤儿的五万多个美国家庭。为远方的、苦难中的人们捐献一点善款,很容易;但要收养一个不同族裔的孤儿并视若己出,却很困难。后者需要的是一种超越之爱、一种人类之爱。

布朗贝克家的“中国公主”的故事让我好奇,更让我开始关注到美国家庭从中国领养孤儿的情况。美国家庭从中国领养孩子,是从十年前开始的。近几年,每年都有五千到七千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中国是美国家庭从海外领养孩子的最大来源国。据统计,近十年来,被外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儿童大约有六万多名,其中百分之八十被美国家庭领养。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孤儿,他们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在新家庭里过着幸福的生活。领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大都非常重视让孩子们学习中国文化。有的美国父母陪孩子到中文学校,在督促孩子学习中文的同时,自己也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在这些中国孤儿的美国父母中,有一位俄勒冈州的萨米埃女士。她在五个亲生子女长大成人以后,陆续收养了五个中国孩子。最初,她在领养中心做义工,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她领养了第一个中国女孩。后来,为了让这个女孩有与自己背景相同的姐妹,她又从中国领养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女孩。在领养第五个女孩时,她选择了一名残障儿童,现在每两年就要带这个小女儿到医院做一次手术。

我在弗吉尼亚短期停留期间,为了寻找住房,得到了一个美国家庭欢迎中国学生学者居住的信息。原来,这个家庭一共有五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从中国收养的孤儿。他们希望两个来自中国的孩子有机会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便在网络上发布消息说,特别欢迎中国人来他们家中居住,希望客人与中国孩子用中文交流。他们仅仅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费用,便让客人与他们全家一起生活。虽然我并没有入住这个家庭,却深受其感动。

布朗贝克并非惟一的收养中国孩子的名人。最近从中国领养孩子的金融界头面人物是商人马特•安德森,他是世界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老板,他和妻子已有三个男孩,却又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她来自湖南,只有十个月大。”领养中国孩子的金融界名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包括纽约纳斯达克资深通信副总裁贝瑟尼•谢尔曼,以及“财富五百强公司”的顾问、畅销书作家费思•波普康等。很多文艺界的名人也领养中国孩子,如女影星梅格•瑞恩、歌手史蒂文•柯蒂斯•查普曼、丹•马里恩、罗伯特•琼斯等。当然,更多领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

中国人和美国人领养小孩有一个重大差别:在中国,领养小孩是常有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让小孩知道任何有关其来历的实情,以免将来长大后要找生身父母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美国人家庭领养中国孩子不仅不隐瞒,而且鼓励孩子知道中国文化,了解自己的身世,甚至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了解自己身世的条件。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信仰传统、不同的生命观。一般的美国人认为孩子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宝贵的礼物,是神圣纯洁的化身,父母将孩子这样的天使抚养长大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最后孩子将归于国家和社会,而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无法接受中共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强迫农村孕妇堕胎的事实,甚至有美国宗教团体呼吁说:你们不要杀害孩子,你们可以把孩子送给美国人来养!

一直以来,我知道有很多人批评我过于“亲美”。其实,我对美国的“爱”,哪里比得上这些美国家庭对中国的爱呢!他们才是用自己全部的人生去爱中国。很多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表示,今天他们领养中国儿童,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未来中美两国友好相处。我在美国接触到许多这样的家庭,我看到了中国孩子在新家中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美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美国就是由这一个个的家庭组成的。面对这些真心热爱和帮助中国的美国友人(当然包括布朗贝克参议员在内),中国大陆盛行的反美情绪显得那样疯狂与变态。那些为“九•一一”恐怖袭击叫好的愤青们,以“美帝国主义遭难”为喜事,你们是否知道:在两千多名无辜的死难者当中,也许正有中国孤儿的美国父母?此种阴暗邪恶的心态应当得以医治。

让我们祝福布朗贝克和他的家庭,祝福那些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也祝福每一个美国和中国的家庭。美国固然不是我的美国,我却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变得与美国一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