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对峙
2．瞻仰葬制的创立
3．回眸兴陵护制史
4．存废之争与革故鼎新
5．关联问题评说
6．利益角逐或是文化故障
附件：世界十大木乃伊奇观（略）
2007年 3月
瞻仰葬制困境解读
————列宁墓存废之争史评
自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始，列宁墓的存废之争就已开启。年复一年，难分胜负，现状的维持，在风雨飘摇中延续。此事虽然纯属俄罗斯内政，但因历史原因却广具国际影响。招引中国人关注，当在情理之中。本文拟从历史文化视角，为国人提供一种解读方案。
1．对峙
2005年12月12日，俄罗斯共产党在莫斯科发起一场运动，为“护陵请愿书”征集公民签名。以唤醒传统情结、收揽民意、聚合力量，旨在维持列宁墓的现状，抵制一切变动企图。请愿书向世人宣示，应当承认历史，尊重列宁的功绩。
列宁是苏共创始人，因领导“十月革命”和开创苏联的历史功绩，曾享誉苏联和世界。1924年列宁病逝后，在民众狂热的怀念浪潮推动下，斯大林率苏共顺势而作，将其遗体遗容保护并供奉于莫斯科红场陵寝内，以图永世缅怀。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公案由此而生。
那些兴风作浪，主张废陵迁葬的派别指责说：将法老遗体制作成木乃伊，建造金字塔供奉，始于古埃及，源自一种原始粗俗的宗教活动；继续在红场供奉列宁遗体，实在有辱现代俄罗斯的理性。
春秋轮回，各执一端，对峙两派互不相让，又无力统合民意，令俄政府难作决断。现状虽然由此得以延续，但难以调和的争斗必生变数。对政府而言，只求无损国计民生，何必强作决断呢。
2．瞻仰葬制的创立
以通俗建筑美学审视，列宁墓的造形和色彩应用，均乏善可陈。但从人类丧葬文化史看，它体现的葬制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所谓葬制是指，安葬逝者遗体且已制度化的方式方法，还包括仪式、礼节、规格以及费用等等。它是国家和社会的相关文化，在丧葬领域的集中表达。
列宁辞世后，苏联科学家们以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克服前无古人的重重困难，将其遗体制成绝非标本、又大大优于木乃伊的“圣物”，以呼之欲起的睡姿，常年提供给民众瞻仰凭吊。进而，逐步演化成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民俗和传统，并融入苏联的新文化之中。新葬制的创立，不仅是新科技新文化的重大成就，更是一项政治决策。应该说广大人民对此是拥护的，与领袖生前的意愿无关。
从科技层面看，对人类遗体做长期防腐处理已属不易，“瞻仰遗容”提出的是登峰造极的要求。不仅领袖遗体真身不能腐，而且遗容的保真度不能低于“慈祥”级水平。否则会诱发厌倦心态，缅怀何凭？列宁墓所体现的划时代新葬制，其创新点就在此！可以概述为：对公开展示的领袖遗体遗容，进行外形高保真级永续维护和美化运行，为民众瞻仰拜谒和缅怀其功德服务。我们可以将这种创新葬制称之为“瞻仰葬制”。在人类所有文明史中，笔者尚未查获可与之比肩的另类葬制。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解读瞻仰葬制体现的文化取向？下述方案可供参考：
将已故领袖的遗体遗容，与其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视为一体，不惜代价的予以维护；通过营造已故领袖与在世民众间的良性交流环境，倡导民众瞻仰遗容，培育缅怀和继承遗志的精神，实现代代传承。可以肯定，这一切都必须由官方宣教机构主导和鼓动，并与曾有崇尚皇权传统的社会文化潜在取向巧妙嫁接，才能获得多数国民的回应和支持。其成败衡量标准是，能否以“万岁、万万岁”之类皇权专属尊号，与国家在任首席领袖名号对接，并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同。
无论采用何种方案解读，支持瞻仰葬制的文化体系不能缺失的支柱性价值观必须包括：崇拜最高执政者及其权力（未必是皇权但必含领袖迷信）；将维护遗体遗容视同对逝者丰功伟绩的回报；将瞻仰遗容视为教化民众传承遗志；向维护良好的遗体表达敬意重于经济性权衡，等等。毋庸讳言，这些价值观均系文化情感元素组合而成，很难为理性思维标准所认同。实事上，“瞻仰葬制”不过是这些价值观的制度化包装体，其中任何一组价值判断发生变异，都将危及这项制度。
尽管如此，这套葬制仍不失为伟大的文化成就。它竟然能整合古往今来这么多情感化的丧葬价值观，并将其升华为国家行为和高尚民俗！难怪，反对派可以搞垮拥有原子弹的苏联共产党，却奈何不得幽然无语的列宁墓！
瞻仰葬制，是苏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进行的一项最成功而又未必光彩的文化创造。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全球扩展，该葬制出口到曾经奉行过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各国，至少已在越南、中国和朝鲜生根开花结果。而且，异国之果要此原产地的母体硕大许多。
3．回眸兴陵护制史
苏联解体前，列宁墓也曾经历过两次危机，均化险为夷。回顾这段历史，可感知传统文化的顽强斗志。
为列宁迁灵，最早的事例并非争论所致。苏德战争初期，数路德军挟大胜之势，兵临莫斯科城下。为列宁墓安危担忧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召来红军战神朱可夫问计。这位将军指天明志，可守住首都。出于万全之虑，斯大林还是下令将列宁遗体转移大后方，直至战后方归灵红场。此次移灵，虽系外力所致，但彰显了领袖遗体的“神圣”：莫斯科可以守不住，列宁真身必护，国之重器也！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国政府表现差劲。当年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前，他们只顾自已逃窜，却置先总理孙中山的灵柩于不顾！护灵文化的差距，较苏共短了一大截。因为列宁遗体须作适时保真维护，转移十分困难；而转移中山先生灵柩，则无此虑。
后来的发展，属循序而作，缺乏创意。
1953年斯大林猝然逝世。苏共如法炮制，又将其遗体制成优于木乃伊的圣物，供奉于莫斯科红场。终于使“瞻仰葬制”的创始人，亦成这一制度的受益者。据说，当年前往拜谒遗体者过百万，其中不乏哭得死去活来者。这样，领袖遗体与致敬民众间形成了跨代互动，表明提供遗体崇拜条件，已成为善待辞世领袖的制度性安排，并入俗为民众性传统文化活动。采用同一葬制的各国，也生成了类似民俗，定期瞻仰领袖遗容蔚然成风，尤以亚洲国家为甚。
出乎意料的变局，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赫鲁晓夫执掌苏共领导权后，判定斯大林犯有历史大过，通过法律程序，火化了他的遗体，并移葬克里姆林宫墙下。此举，立即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间引发激烈论争。今天来看，这是一场因误会导致的庸俗政争！各路卫陵或护制诸侯间剑拔弩张，口诛笔伐，混战一场，既干涉了苏联内政，又无益于东方同盟团结和国计民生。
历史证明，赫鲁晓夫们的举措巩固了瞻仰葬制，改善了经营原则，提高了享用该制的资质标准。对列宁墓是护陵而非拆台。其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党的领袖无论何人，均不得虚冒丰功伟绩，骗享瞻仰葬制；二是火化巳陈列的遗体，可以视为对已故领袖历史错误的惩治；三是调整被瞻仰者，须经法律程序审定，不可胆大妄为。
结果，瞻仰葬制大获发展。
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在捍卫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越南、中国和朝鲜，断然排除干扰，义无反顾地将瞻仰葬制的实践推向新高潮，并禁止对此妄言质疑。护陵派横行天下，所向披靡。相互借鉴和攀比，推动各国建造现代化、革命化陵寝的规模和豪华度，节节攀升；防腐保真及护卫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足以傲视全球！
盘点新一轮造陵竞赛，竟然赛出了“以小胜大，以弱克强”的奇观！仅有约2000万人口、国贫民饥的朝鲜，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谋略勇猛夺冠。作为瞻仰葬制的空前杰作，朝鲜为供奉开国领袖金日成遗体而建造的陵墓，刷新了多项世界之最。其中，仅陵前广场建设，就曾列为1998年国家一号工程。据称，该广场的规模和平整度已盖帽世界，可容近百万人同时致敬！同期，国际社会向朝鲜饥民、尤其是妇女儿童提供的无偿粮食援助，也再攀新高。
国情特殊、文化使然，奈何？
4．存废之争与革故鼎新
瞻仰葬制的兴盛历程，存废之争始终相随。传统价值与理性交锋，总会孕育变数。
斯大林事件冲击了瞻仰葬制的神圣性，启发了新的思考。
新中国高层的反思动作一度领先。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率中共高官们发起过“赞成火葬”志愿书签名活动。据传，在领衔上将以上的高官们中，除许世友将军外，均签名认可。这一活动，虽然未能阻止后来万众一心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在国际共运史上，首创共产党高官集体否定“瞻仰葬制”的先例。也留下事与愿违的历史谜团。天安门广场上气势恢宏的陵寝，竟使红场上的同类显得寒酸。不知中国人的志气，可否由此见长？
在中国，真正毁掉“瞻仰葬制”继续传承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解放思想”号召的鼓舞下，国民纷纷质疑天安门广场的豪陵。护陵派已无打压之力，尚有招架之功。胜负难分之际，交锋各方照邓小平的思路达成妥协，大致是：建陵有错，已成又毁不妥。实际上以“维持现状”，换取了“下不为例”。虽然留有尾巴，但在制度层面斩断了传承链条。后来的历史进程，给予了印证。
邓小平逝世后，器官捐赠社会，遗体火化并撒灰祖国疆域，身体力行地破除“供奉遗体”的恶制。此举明证，共产党执政，毋须以“领袖遗体崇拜”来护佑；对民众的迷信文化和供奉要求，无论真伪，完全可以不妥协。作为功高盖世的大国最高领袖，邓小平丧事的理性治理，可以说一次性到位了。
公正评说，俄罗斯当前围绕列宁墓存废的论争，早已大大超越了否定“瞻仰葬制”，斗争的焦点被推进到铲除或是保留其遗迹问题。
但是，历史在这个阶段又提出了新的课题：不是怀着恶旧激情如何去张扬理性，而是如何理性的善待传统和文物。
5．关联问题评说
关于“瞻仰葬制”的源头。很难说列宁墓的形制是否源于金字塔。但是，对政治领袖的遗体作防腐保质处理的葬制，的确源自古埃及法老时代。其宗教理由是：为法老升天的灵魂，保留肉体的归宿。保存列宁的遗体遗容，苏共的官方说词是：为了满足人民缅怀和瞻仰的需求。说法两种，公私分明，境界悬殊。疑点是，人民为何非要有“瞻仰遗容”的需求？就展现领袖风采的效果而言，使用摄影资料拥有不可抵挡的优势。
关于瞻仰葬制的维持费用。与其他比较，此种葬制破费巨大。除建造陵寝和设备投入外，大头来自永无止境的遗体维护动态投入。金字塔和法老木乃伊，系一次性集中投入，虽然巨大，但可算清。而前者的维持性消耗，则是一种无限量的累计增加值。
关于遗体供奉与丰功伟绩。两者的关联性似乎取决于某种故障文化。只有那些愿将自己的肉体制作成木乃伊、并视之为最大享受的人，才会赞成以“供奉遗体”来回报“丰功伟绩”。一般而论，这种人比较难找，应患有智障或偏执症。
关于瞻仰遗容与继承遗志。这两者间难以建立必然联系。因为领袖遗志，往往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思想体系，还含有不可模仿的个性和品德。想学到手要靠刻苦修炼，凭瞻仰几次死者，无济于事；凭此接受教育，纯属自欺欺人。
关于尊重历史与护陵。不惜代价维护“瞻仰葬制”的遗物，不等于尊重历史。如果过去的错误举措继续前行，会损耗民生，散布迷信，阻挠进步，那么废除它恰好是尊重历史发展的要求。当然，也应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支持护陵事业。
6．利益角逐或是文化故障
在当今俄罗斯，驱动列宁墓存废之争的动机，并不局限于拥共或是反共的政治较量。商业利益的角逐，也不容忽视。列宁曾驰名世界，将其陵墓转化为旅游文化资源，市场前景看好。埃及旅游业对金字塔的生存性依赖，可作参考例证。
这回，列宁故里的一些乡亲跟着起哄，主张拆墓移灵回乡，并非出自纯洁的政治缅怀，游客的钱包，可能也是其中的目标。这种新兴的商业文化，兴许会化解僵局，为列宁墓开拓新的出路。果真如此，新文化早迟会替代那些苦撑危局、又趋于衰老的怀旧情结，承担起文物性护陵的历史责任。
怀旧情结，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文化的传承现象。
我们已知，创造和培育“瞻仰葬制”的历史政治条件，只能是以领袖个人高度集权（亦可称领袖专制）为中心的斯大林模式；“领袖迷信”不过是这种政体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实施过度扩张或管制的结果；“领袖崇拜”一旦成为主流文化导向，将控制住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反过来强化这种政体，最终以缺失理性的葬制，来完成周期性谢幕。
最高权力和权威如何传承，是斯大林模式在运行中潜伏的致命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已被虚拟化；在革命观约束下，又难以为最高权力引进世袭制度（惟有朝鲜搞定）；最高领袖生命的终止，往往酿成这类政体延续的巨大危机。瞻仰葬制的创立，主要是为修补这一体制性缺陷。
其创制思路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载体，采取极度夸张的葬制，强化国民对巳故领袖的崇敬和迷信，借以压制邪念和反对派，保障祖制不变，政体在权力转移中和转移后，得以平稳延续。
这是一厢情愿。时势俱变，靠自己拼打上来的继任领袖，一朝大权在握，没法不作新的政策选择，甚至发起改革，从而导致不确定的结果。
但是，前朝出炉的“领袖迷信”，将顽强的在民间自发传承。这就可能与已经变革的形势不相适应。国家和社会在破浪前进，部分领域的文化却暮气十足，抗拒与时俱进，蓄意寻机发难。这就是故障文化。历史经验表明，消解“迷信巳故领袖”造成的文化故障，绝非易事，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现代俄罗斯，迷信巳故领袖的文化已经衰落。但斗志昂扬的护陵团体和民众，渴望自已的政治情感受到尊重。“崇尚自我、发家致富”，正在为更多的人、特别是新生代所信奉。在这种文化冲突条件下，强求社会为红场上的列宁墓，永无止境的承担高昂而又乏义的维持费用，前景堪忧。俄罗斯并不缺这点钱；缺的是继续运行“领袖遗体崇拜”的文化和理由。
向前展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的非文物性领袖陵寝、及其间供奉的真身，都将演变为需要另类保护的历史文物。如同金字塔和法老木乃伊，享受到联合国监督保护待遇。对崇敬领袖、坚决护陵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政治沦落。拥有类似领袖陵寝的国家们，迟早也会遭遇类似困惑。
这就是故障文化推出的历史难题。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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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中国学者、作家和维权人士在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以切实行动改善人权状况，同时提出具体建议。
8月6号`也就是北京庆祝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前夕，中国大陆40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公开信，对2008年北京奥运发出呼吁。
这份致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以及国际奥委会、国际人权机构和关注人权民主的各界人士的公开信说，鉴于“中国政府为北京奥运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以及现在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标准而对北京奥运充满了疑虑和批评，北京的奥运口号应该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
除了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刘晓波、丁子霖、鲍彤等著名异议人士以外，戴晴、沙叶新、陈小雅、刘军宁、徐友渔、贺卫方、艾晓明、余世存、马波、夏业良等作家、学者和教授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
*具体建议*
公开信围绕人权奥运提出大赦良心犯、允许流亡海外人士回国、允许中外记者自由采访以及让非政府组织充份参与监督等具体建议。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说，这些要求是非常合理并有节制的。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抓住奥运契机，解决矛盾，改善形像。他说：“如果依据这样的要求去做的话，可能对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社会未来更加健康地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把奥运会作为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契机，把过去积累下来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有效地加以化解；也是中国政府在外部世界树立更加良好和正面的形像的机会。”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国际社会中有不少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疑虑和批评。这封公开信说，中国仍然存在对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的任意践踏。公开信说，政府虽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政策，也在过去数年里多次重申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口号的鲜亮，而在于行动的切实”。
参与签名的广东学者艾晓明前不久因为拍摄武汉居民维权讲座而受到当地警察的骚扰。她说，虽然中国政府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是还是屡屡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政府常常利用奥运会和其他政治事件，以“维持稳定”作理由，限制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住房和自由出行等基本的人权。
*限制与机会*
艾晓明说：“假如每个这样的事件都要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话，那每个事件都会变成一个限制，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机会，让人们可以充份地享有人的尊严；同时，在享有尊严的前提下，可以充份地参与。”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夏业良也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了名。他批评说，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但是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明显提高，在有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了。夏业良说：“过去说是我们不具备一些经济基础条件，说民主和人权是需要等到一定的条件和机会以后才能改善的。这是一种托辞。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有了很大提高，那么没有理由不明显地改善我们的人权状况。”
夏业良置疑中国政府，到底在实现新闻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方面有没有一个期限，并且应该怎么样对待在政治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公开信说，没有要将奥运政治化的意图，因为这些建议符合“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宗旨，同时也具体可行。
中国学者以往曾多次以联名公开信的形式发出过呼吁，提出过建议，但是都没有结果。贺卫方和夏业良等学者说，他们之所以签名是希望政府能够抓住奥运这个机会，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上能够有切实的行动。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读余杰的书，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十六年前的六四之夜，在川西平原的一个小镇，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哭喊声，热泪滚滚而下，稚气未脱的脸上显现出无比的悲愤与刚毅。他从心底发出一个伟大的誓言――为自由而战！
余杰今年三十二岁，十六年前的一场六四事件，使十六岁的余杰“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余杰说：“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靠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余杰写道：“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十六年过去了，余杰以三百多万字的文章，实践了他十六岁时的伟大誓言。
余杰是六四之子。是六四使余杰成为今日的余杰。然而六四并非私人事件。六四是公共事件。由于发生在信息时代，六四还是全球性的公共事件。通过报纸，通过电视，通过收音机，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六四。该有多少人在同一时刻感受到同样的震撼，同样的悲痛，同样的愤怒。有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事件而同仇敌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纵非绝后，也是空前。
然而，在六四过去十六年后，那些当初有过相同经历和相同感受且一度携手并肩的人们却呈现出巨大的分化。
一位电视台记者在今年六四前夕，花了几乎整整一夜的工夫，把自己保存的有关六四的录像带重新播放了一遍。事后他对我说起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熟面孔：某某手持抗议信带头冲进领事馆，某某在学自联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誓言要和邓李杨杀人政权血战到底，某某在抗议集会上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等等等等。如今呢？某某成了美国某名校教授，多次发表论文高度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就；某某成了著名的海归，担任金盾工程的技术指导；至于某某则下落不明，在这十六年的任何纪念六四的集会上都见不到她的踪影……。这位记者朋友和我都十分感慨：真不知如今的他们怎样面对当年的自己。
读余杰的文章，你能强烈地感到青春的血性。血性当然并不只属于青春，但青春尤其属于血性。说来也是，青春难道还能没有血性？青春如果没有血性，那还叫什么青春？但遗憾的是，在余杰这一代人中，血性竟然是稀有元素。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之前，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爆满；六四之后，他在课堂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他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可是，和前几代年轻人相比，余杰这一代年轻人难道不是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多样的个性？和余杰相比，他们欠缺的是什么？依我看，他们欠缺的就是青春的血性。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提到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常去看望他，这位警察朋友劝廖亦武就一句话——“别那么热血。”真是一语破的。这年月，你知道的事情谁不知道呢？在私底下有几个人真的和你看法不一样呢？区别在于：他们能对那些事背过脸去，保持沉默，而你却不能。区别在于：你的血比他们热。
在今日中国，一种很流行的理论是，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欲望与理性的组合。欲望让人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事物，理性或算计则告诉人获得它们的最佳方法。简言之，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观点，连自由民主的建立也无非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们相互之间多次博弈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暴政之下有人不是调整自己以适应暴政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是甘冒风险，宁可失去物质利益乃至人身的安全，选择对暴政的顽强抗争。必须看到，人除了有欲望和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按照柏拉图所说，这种东西叫做“气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血性”。在很大意义上，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你明知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很可能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正如福山所说：一个只有欲望和理性的人，注定了只会生活在“体制”之内。但一个具有气魄或曰血性的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同胞的尊严，投入反抗压迫的伟大斗争。
最后，录梁启超诗一首，与余杰共勉：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致帝国的悼词——中国大陆的自由状况及前景》，余杰著，香港田园书局，200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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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七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号狷庵，室名读已见书斋；湖南常德人。
中国传统学术，特重目录学，视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必由之径。《四库全书》为古典文献总汇，但由版本角度而言已成刍狗；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论精微，至今仍为整理古典文献的津梁，总结传统学术的枢纽。故《四库》虽可有可无，《提要》仍不可或缺，而为《提要》作订正增补，亦为泽被天下后世的死功夫，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以为不可无之作也。
余氏自少年时校读《提要》，即上下考索，于作者真伪、篇目内容、背景源流等，无不探本究源，积稿二十余册；至抗战爆发，“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遂先写定史、子部分，排印为《四库总目提要辨证》；五十年代复写定经、集部分，定名为《四库提要辨证》。自少及老，前后历时竟五十余年。
《辨证》之外，余氏编著有《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原是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的讲义，虽篇幅无多，而皆能发凡起例，博征详引，为余氏文献学心得的总结，亦不妨视作《辨证》一书的外篇。此外尚有《世说新语笺疏》，亦晚年精力所萃，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其重点不在文字词语的训释，而在人物史事的考异。其余散篇论著，包括《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力作，先后汇集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余嘉锡文史论集》。
抗战后北京为日军占领，余氏深受刺激，乃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名其斋为“不知魏晋堂”，以暗示“人心思汉”；同时，更于著述中寄托其尊汉攘夷的情绪。如他1937年发愤作《世说笺疏》，就颇与国难引发的感慨相关，他在《世说》校勘本后自题：“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盖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耳。又《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作，亦通过考订杨家将征辽故事的发生的时代背景，发掘宋遗民的民族精神，以寄寓其抗日情结，文中更谓“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古今一也”云云，直可作时评视之。
按：抗战前后，史家借古喻今，在历史考证中表彰爱国气节，表遗民，斥降臣，其例不孤。如朱希祖《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皆与余氏用意仿佛。
但另一方面，余氏力辨岳飞《满江红》为伪词，郑思肖《心史》为伪书，指为皆明人托古欺世之作，绝未因《满江红》、《心史》有激扬民族主义的功用而故作回避。可见他能不使爱国心理左右其考证的客观性，最可见学人本色。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委，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1949年鼎革之际，余氏已近古稀，而竟以“封建”罪名被革除教职；复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执笔著书。以后侍奉无人，独居斗室，1955年为馒头所噎而致气绝，死状甚惨。
诗曰：早岁春明梦有痕，群书辨证亦烦纷。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对中国读者来说，2007年即将过去的7个月，无疑是一场拉美魔幻文学的狂欢盛事。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和墨西哥作家劳拉·埃斯基韦尔携带各自的作品先后跨进我们的视野，这让人兴奋。在这两位较陌生的作家身上，存在着容易觉察的交集：她们都是女性，她们都致力于同一类型的文本创作，她们都对食物和性爱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前者的《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台湾译本名为《春膳》)和后者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就是可以信赖的凭证。1992年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巧克力情人》，脱胎于《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导演阿方索·阿雷奥是作家的丈夫，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卖点。
2003年春，劳拉·埃斯基韦尔在芬兰接受蒂纳拉女士采访时矢口否认《恰似水之于巧克力》是魔幻现实风格作品，她说：“有人说《恰似水之于巧克力》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我不这样看。有时描写是夸张的，但是我讲述的是真实的事情。”这实在不能算作是诚实的做法。当你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的魂灵在书页间神出鬼没(我指的仅是魂灵，而非存在的形式，两者不是一回事)，如“蒂塔是那么敏感，她还在我太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太姥姥一切洋葱她就哭个没完。她的哭声那么大，家里的厨娘娜恰虽然耳背，却不费劲儿就能听见”，或者“到了下午，当大家的惊恐情绪过去、由于日晒厨房里的泪水蒸发后，娜恰扫起了留在红色地砖上的泪水残留物。这些泪水晒成的盐，装了一口袋，足有五公斤，炒菜可以用相当长的时间”……诸如此类漫射着前辈作家光彩的碎片俯拾皆是。实验文本被岁月之手归置进传统的烫漆箱柜里后，很少有人坦陈自己的师门，正如中国当年的先锋作家对《百年孤独》的叛离，劳拉·埃斯基韦尔的谎言也不会令她的作品失色，何况这只是文本外的枝节。
劳拉·埃斯基韦尔是一个传统而叛逆的人，这正是她的个人价值凝聚结晶的地方。“传统”指她对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承继及可能的光大，任何一个成熟或尚未成熟的文学流派暗地里都有丰富的可供拓展的可能性。马尔克斯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终结者，劳拉·埃斯基韦尔们依然是此流派的炼金士。“叛逆”指的是她作品中的思想，这是劳拉·埃斯基韦尔作品最生动的特质、最直接的力量。贡布罗维奇说，“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唱反调，这是当今艺术的首要因素。”这个波兰作家雄辩胜于劳拉·埃斯基韦尔，但后者看起来比前者更适合这个肯定陈述句。劳拉·埃斯基韦尔在鸡毛蒜皮洋葱头杏仁芝麻等大堆厨房常见物上巧施魔法，把它们修炼为敦厚且坚韧锋利却不露锋芒的琴弦，她深情地拨弄着它们，弹出和外部世界音响大相径庭的乐章，以此来和“一个不平衡的社会，一个只导向生产与消费的社会，一个不能平等地满足人类的精神与物质需求的社会”唱着反调，伴以阴柔妩媚的甜嗓子。她相信玉米里面盘坐着神，石头会说话，泥土是活生生的生命，火焰有催眠的力量，头顶上放一块小洋葱切洋葱时就不会流泪，食物赋予我们语言和祖国，爱情是人类最后的信仰。她相信“每一个日常的举动变成一种跟宇宙相通的仪式”。总之，她坚守着落伍于时代的东西，我们的时代在她的文本中更加落伍，她用传统理念来挑衅时代，时代见证了传统理念的品质。
对付这个万物让位于商品、严肃被娱乐嘲弄的时代，她所动用的兵力仅仅是玫瑰花瓣麻辣烧火鸡鹌鹑和牛奶，厨房是她永远的营地。她告诉我们，反对不一定得声嘶力竭，将胸罩从窗口扔下去纯属无意义的举动，脚呆在地面上接近土壤，灵魂才能飞上晴空自由翱翔。如果有人由此判断《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充斥着说教气味和思想打滚过的泥泞，担心不忍卒读，我可以声明上面所写只是我的个人体验，因为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即使听了相同的故事，每个人的体验，也都大为不同”。
延伸阅读
《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著，张定绮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50元。
大概是因为标榜自己是球迷这件事情太出名了，因此，中国队一不小心在亚洲杯小组没出线，就惊动了出版界的英才们纷纷出来揶揄我。某总认真地和我说：“你得说说中国出版界和足球的关系。”
也不是不能说。当年中国队打进韩日世界杯，出版界也奉献了一份厚礼，著名足球女记者李响的《零距离》畅销全国。如果用出版现象来分析足球发展，似乎也是可行的。比如，足协前副主席王俊生的自传就不如他的前任主席年维泗的卖得好，可以得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再如，无论王俊生、年维泗等主席，还是李铁、杨晨等球星，他们的书远不如足彩图书卖得好，我们还可以得出“中国足球不如足彩重要”的结论；又如，出本甲A或者中超的书没人掏钱，出本意甲或者英超观赛指南就能挣到钱，说明在中国“五大联赛球迷比中国球迷多”……
这么一想，中国出版界和足球界还真是有相似的地方。就如同世界杯是足球的殿堂一样，法兰克福书展就是出版的圣殿。出版比足球幸运多了，好歹法兰克福书展一年一次，世界杯四年一届；中国出版界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好多次了，中国足球队多少年了才抽签抽进世界杯一次。不过，怎么看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苦难弟兄。
中国足球队出席世界杯的主要使命在于证明了有这么一支足球队，然后就开始陪太子读书生涯。至于出现净吞蛋的尴尬局面，显然是陪读的功力不够深厚。中国出版界干这事情就娴熟多了，摊位一年比一年大，装修一年比一年体面，反正有人买单啊。虽然外国同行未必一年比一年参观人多，但是咱们自己的社长们一年比一年出去的多啊。引用某位著名图书记者的报道：来自国内各出版社的领导们在中国展区热烈交谈。
殊不知法兰克福书展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版权交易。也不知道社长们有没有做功课：知道有哪些著名作家会推出新作吗？知道哪些大腕社今年的头牌作家和主打图书吗？知道哪些牛得不行的出版代理人的日程表吗？您准备把什么书卖向全世界？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您预约了吗？再杞人忧天地问一句，您外语怎么样啊？……
每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差不多也正好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时，这也给中国出版界找点事情干。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展馆里扑诺贝尔奖得主的版权，那热闹劲就和小时候玩的“挖地雷”的游戏差不多。
和中国足球队一样，中国出版界在书展上也肩负着展示中国风采的责任。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世界？有哪位中文作家通过书展走向了世界？法兰克福书展主要展出当年度的世界新书，我们有的出版社却是连续几年都带着同一批精美图书参展。
最近几年，世界上几大著名的书展都有了中国出版界的身影。但在展位上，不但外国同行鲜有驻足关注，就连咱自己练摊的也经常是草草收场。这和足球最终还是靠实力是一个道理。中国出版和日本、韩国比也都还有不少差距。就说说“汉方”这概念吧。明摆着是一个咱老祖宗的东西，日本、韩国出版界愣是将它整得声势浩大，带动了美容、养生行业的发展，还把版权输入中国。
出现在法兰克福仅仅可以说明“走向了世界”的现象，但是，在本质上却还是“没冲出亚洲”。
又是八月，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将拉开序幕，很多出版社又开始忙碌了。我们有机会“零距离”看到部分国外图书，这些年，日本、韩国的出版商一次比一次来得多。大家就不妨买张门票，去观摩另一场亚洲杯。
一个普通读者没有一点八卦精神是不行的。白日里工作够严肃紧张的，回到家中读读书还得紧锁眉头那就无趣了。如果书里书外有些隐秘线头让你捕风捉影，如此读书岂非乐事？
就拿葛兆光的书来说吧。我就很奇怪，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教于清华大学，在中国思想史领域成就斐然，为什么清华大学出版社很少出版他的主要著述？为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很少出版他的著述？作为一个八卦的读者，当然不能要求我对此有什么翔实的考据。但就我所知，除了《屈服史及其他》、《中国禅思想史》外，葛兆光的主要著述大多没有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出版，这实在是一个很八卦的疑问。随便列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天下、中国与四夷》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经典十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葛兆光最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思想史》也是在复旦而非清华或北大出版。上海成为葛兆光的“出版基地”，除开他本生于上海的原因，还有没有其它的秘密呢？
我刚刚开始八卦探秘，就传出葛兆光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消息。令人感慨的是，葛兆光为何舍燕园而就复旦，向来八卦的媒体竟然对此毫无反应，奇怪也哉。
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的自序中，身在清华的葛兆光说，他对清华文科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薄弱状况有些了解，“也深深地为现在历史理论贫乏和研究方法单一而焦虑”，希望自己的课程能对这种状况有所匡救。那是三年前所写的内容，应该也是葛兆光三年前的愿望，为什么短短三年变化如此之大呢？
不由得想起陈嘉映离开北大受聘于上海华东师大的旧事来。陈嘉映的东南飞，据说与他不符合北大某些规章制度，因而无法提为正教授，不能指导博士生有关。我更想到更早之前，因为博士生没有在所谓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被学位委员会拒授学位，邓晓芒愤然提出辞去博导的事情。但当时尚有赵汀阳、陈嘉映力挺邓晓芒，朱青生致函北大校长要求强留陈嘉映所激起的波澜，而今葛兆光之事如此清冷，奇怪也哉。
之前我曾听人说起北大清华里的“校园生态”，其复杂程度不亚于热带丛林。葛兆光不能留北大而去清华，陈嘉映不能留北大而到华东，大概与不适应丛林规则有关。当然，中国学术界的水深不可测，已经超出了一个读者的八卦能力，姑妄听之。
记得朱青生在建议北大校长挽留陈嘉映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慰留不成挽留之，挽留不成强留之，强留不成，负荆天下。”八卦至此，惟有感动。
，籀文
，王庶子碑
，
汗简
，钟鼎文
，
，
，
同文集
，
其中我们没有看到像似或近似的部分。再查了印章部分，京君开国章
，许京私章
，五京之印
，修能印书
，京姜禹
，京博印
，京相丘印
，郭京印 
，京安主印 
，京诸之印
，京口之印
，京当印
，城京印
，等等，我们同样没有发现和 “京印”中的京字有何关连，既便最接近于今天届于篆棣之间的
，也没法等同。实在无法找到这个 “京”的出之何处。为此，我分析原因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