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各国关注人权的民主政府首脑，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国际社会关注人权民主的体育界、 商界、学术界、艺术界等各界人士：

鉴于《奥林匹克宪章》指出：“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 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由此而来的奥运宗旨为“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 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 贡献”；

鉴于中国政府为北京奥运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鉴于现在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标准而对北京奥运充满了疑虑和批评；

我们特向你们提出如下 呼吁和建议。

今天，是举世瞩目的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在北京举行奥 运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奥组委上个月发布了  年奥运主题口号“同一 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我们，这些普通中国公民，对这样一个美好的口号，对能在自己的祖国举办 这样一个象征人类和平、友谊和公正的盛会，本应感到毫无保留，充满自豪和欢欣。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包括奥运筹备中的一些现象 ，让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倡导的，究竟是何种世界、谁的梦想？中国如何才能成功举办一届让世人赞美、国人同庆、真正发扬奥运精神的盛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但这个世界并不平等和安宁，强权对贫弱的欺凌，专制对人权的剥夺，暴力对生命的屠戮，仍然是日所常见。从二十世纪的战争、贫穷和政治制度造成的灾难中挣脱出来的 人们，日渐清楚地意识到普世人权对促进自由、维系和平和实现公正的重要，一个美好而人道的“同一个世界”存在的前提，必然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而一个基本人 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世界，只会是一个分裂而破碎的世界，不可能有尊严、 平等与和睦。所以，那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 ，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 人人应享有的普世人权。

正是基于此，我们 认为，北京奥组委这个激励人心的口号应加入改善人权的内容，以期更确切更完整，也更符合奥运精神。借此世界瞩目之机，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世界展现其符合普世文明的良好形象，庄重地履行中国宪法中保障人权的规定，切实地兑现中国政府在申奥时就改善人权所作的承诺。所以，我们认为，北京奥运的口号应 该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

这样一个更完整的口号，不仅可以更好地表达奥运精神 ，进一步推动奥运事业，也能够为我们中国提供检省发展道路的良好机会，为所有中国公民 提供支持奥运的激励，最终为中国的进步、为建设真正的社会和谐提供新的动力。难道还有比“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更美好更宏伟的人类共有的梦想吗？！

正因为我们怀有这个共同梦想，我们才会对中国的人权现状充满疑虑。过去数年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为申奥做过改善人权的承诺，  年作出过废除收容遣送的制度改革，  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中国政府拿出更实质性的 具体措施，以证明其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相反，我们目睹的、听闻的、乃至亲历的，却 是对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更严厉的扼杀，对人权捍卫者的变本加厉的迫害，对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的任意践踏，对贫弱群体权益的肆无 忌惮的侵犯，甚至奥运筹备过程本身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侵犯人权、盘剥弱势群体的堂皇口实。这一切，严重违背了奥运精神，正在使中国政府失信于世界，失信 于国民，以至于民怨日兹、危机日深，政治领导人的亲民形 象日损。

当然，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之严重，故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政策的提出。但扬汤安能止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口 号的鲜亮，而在于行动的切实；不在于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而在于宪法早有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无 法平等地落实到每个国民的身上，即使动用各种资源强行美化城市、修建壮观的场馆、夺得众多的奖牌，又怎能掩盖人权缺失这一国家发展上的 致命弱点？那庆祝奥运的焰火，又怎能掩饰矛盾激化的社会和污染严重的环境等严酷现实？如此政府作为，又怎能奢望国民会有 同一个梦想？

我们，作为热爱这片土地的国民，也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是多么希望上述人权问题能够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公正解决，让奥运能够在 一种自由、祥和、喜庆的氛围里举行，让各国的朋友见到一个以尊重人权而享誉世界的国度。但中国 的人权现状却让我们遗憾、失望、痛苦、愤怒。我们知道，在尊重人权上，中国政府本应、也能够做得更好，却一次又一次地丧失掉人们对其抱有的希望和信任，也让自己陷入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中。

本着公民的良知和责任感，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善用契机，使奥运真正成为中华 民族的一件盛事，由此开启社会和解之门；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为达成这样一个盛会做出努 力，让中国的崛起不再成为世界的疑虑。要知道，今日中国发生的一切也必将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未 来。

为此，我们围绕“人权奥运 ”提出以下几条具体建议：

——对良心犯实行大赦，释放那些因言论、信仰、结社、维权和其他政治原因 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使得他们能够在自由的氛围里享有与家人一起观赏奥运的权利；

——允许因政治、宗教和信仰等原因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归故土，能在自己祖国而不是异乡观赏奥运；

——不打折扣地落实中国政府有关外国记者到   年 月 日可以自由采访的规定，并让中国媒体的记者享有同等权利；

——给与所有那些因奥运工程遭受拆迁的居民以公正的补偿；释放那些因反抗强制拆迁而被逮捕判刑的公 民；向其中受到非人道对待的公民道歉并依法赔偿；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为奥运工程建设付出辛劳的工人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立即停止以举办奥运为名强行甚至暴力遣返羁押上访访民，停止遣返那些来自外地的居民和农民工， 尤其不应该关闭民工子弟学校，让他们的迁徙自由、表达和申诉的权利得到保障，让农民工的孩子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参与奥运的权利；

——为国际体育界反腐做出表率，应该对奥运资金的使用实行完善的制度化监督，向中国纳税人 公布真实的奥运建设的成本、招标和资金使用过程，办一个公开化透明化的奥运。

——为保证上述要求能够公正落实，让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维权工作者能够充分地参与，成立有国内外民间人士参加的奥运 监督委员会，检查并定期公布执行情况。

我们没有将奥运政治化的意图。这些建议符合“没有任何歧 视”的奥运宗旨，符合国际人权人道的原则，符合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符合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乃至中国传统的人之常情，也是北京奥组委提倡的“开放、绿色、人文奥运”最应该体现的。如其得以落实，虽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起码可以作为中国 人权事业的进步的新起点，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一个新的基础，也会成为中国 政府向世人展示其改善人权的诚意、以人为本的一个机会。

我们认为，上述建议具体可行。只要中国政府兑现改善人权的承诺，拿出切实的行动，与民间社会进行沟通合作，这些建议就能够实现。

如果连这些起码的举措都加以拒绝， 那么我们相信，这次奥运绝不会以“奥运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奥运”载入史册，也不会让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感到荣耀。因为，奥运的自由、平等、团结，公正、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并没有得到根本展现。相反，它将伴随巨大的怀疑和批评而进入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举办奥运而压制并积累下来的种种 社会矛盾，也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严重的后患。我们切盼中国的领导人能做出明智的抉择，切盼中国公民拿出参与奥运公益的行动，切盼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和良知人士 为弘扬奥运精神、推动奥运事业和人权事业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7年8月7日

签名人（维权网授权发表国内人士就奥运发表的签名信，第一批签名名单以此为准）：

丁子霖（北京 教授）

刘晓波（北京博士）

包遵信（北京历史学者）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鲍彤（北京 公民）

戴晴（北京作家）

沙叶新（上海 剧作家）

蒋培坤（北京 教授）

张先玲（北京 工程师）

江棋生（北京 学者）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祖桦（北京学者）

廖亦武（四川 作家）

王怡（ 四川学者）

焦国标（北京 学者）

陈小雅（北京 学者）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徐友渔（北京 学者）

贺卫方（北京教授）

夏业良（北京 经济学家）

艾晓明（广东教授）

孙文广（山东 教授）

张闳（上海 教授）

余杰（北京 作家）

余世存（北京 作家）

马 波（北京 作家）

傅国涌（浙江 作家）

冉云飞（四川 作家）

高瑜（北京 记者）

昝爱宗（浙江 记者）

浦志强（北京 律师）

滕彪（北京 律师）

庄道鹤（浙江 律师）

夏霖（北京 律师）

胡佳（北京维权人士）

刘飞跃（湖北 维权人士）

温克坚（浙江 自由撰稿人）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秦耕（海南 自由撰稿人）

王德邦（北京 自由撰稿人 ）

 

装扮成最新《哈利波特》的书在真本面世前十天投入市场，对这样一个国家，还有什么要说呢？

这个国家是中国。在这个地方，似乎每一块商业石头都被翻遍，无论这是否意味着假矿泉水、假苹果iPhone、甚至是假血浆。

人们必须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开始。中国的规管体系薄弱，在那里，欺诈者和勤奋工作的企业家，道德的和不道德的，都同在一场巨大的混战中竞争。

这常常让我想起《小巨人》中，流动推销员因出售某些等同于蛇油的东西而被涂焦油的情形。最近，中国富裕的贸易伙伴提出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而在这以前，在中国随心所欲的市场里却几乎没有被涂焦油的危险。在这个市场里，任何东西都可以以合适的价钱出售。

这幅画面向外界呈现了当代中国主要悖论之一。同时，如同产品安全问题或知识产权问题，政府更像是在赛道上追逐机械兔的灰狗。现实超越了它的控制，而且没有追上的希望。

从邓小平时期以来，中国的口号就是致富。这带来了惊人的结果，以不可想象的速度鼓舞了数以亿计的人们，敦促中国跻身世界一流的经济体，并创造了之前从没有过的庞大而增长快速的中产阶级。

这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尖锐的社会不平等，腐败官员抢掠公共财产，也许当中最危险的就是凝聚这个国家的老道德秩序爆裂。当今中国的生活常常看起来纯粹是情景性的，掌握支配权的与其说是对与错，不如说是可以蒙混过关的人。

邓小平的名言对国家的复兴十分重要，但这同时也是理解中国假冒伪造文化普遍的关键。这里的肮脏小秘密是这些做法的兴旺很大程度是因为市、县、省级政府发现这种方式很便利。

当增长率提升到信仰的水平，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泡沫及其创造的就业，而不是知识产权或产品安全细节。

中国目前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争论（no debate）”。用国家民族的角度而不是用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对任何一个发展中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在中国媒体中找不到严肃持续地讨论造假和违反知识产权行为的迹象。

一位读者写了一封长信，质疑为什么要大惊小怪于假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蔓延。这位读者认为，这毕竟是“西方媒体不知疲倦地详述多年的老故事。”

这个回答是民意躯体给出的集体耸肩。世界民意有意或无意分裂成我们和他们，自动地鼓励信徒反对任何被视为外界批评的东西。

一个老论据是如果外国人抱怨软件、奢侈品、产业设计、电影、书籍的盗版，那他们应该降低价格，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支付得起这些东西。

这封信的作者更进一步，提出盗版的丰富和传播是西方公司的幸运。“多亏反盗版行动的松懈，它们获得了真正良好的市场渗透，而且可望在未来卖得更多！”

这样的解释中缺失了一种感受：中国自己正变成怎样的地方。尽管生机勃勃，但如今的自由赛只能把国家带到这种程度，对中国而言，越早意识到这点越好。（作者 Howard W. French）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iht.com/articles/2007/08/03/news/letter.php

 

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研究者甚多，对于整风到反右的具体过程，出入不大。但对“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始终让人疑惑不解，众说纷纭。事情过去50年了，这个突然转向的原因何在？还是不得要领。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只要我们就事论事，这个争论多半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当我们把“反右”运动置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置于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的反对个人崇拜，并由此将党章中删除涉及毛泽东思想的相关部分，以及紧接其后的匈牙利事件，八届二种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背景中，这个从整风到“反右”的所谓阳谋，反倒更加真实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对这个背景的解读，就不得不从胡绳所说的八大的一桩悬案说起。所谓八大的这桩悬案，就是指毛泽东在八大之后不久，出尔反尔，否定八大政治决议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如此天大的事情，自己参与修改达21次并亲自定稿的决议，伟大领袖竟能以如此理由来否定，无赖嘴脸可见一斑。对党内尚且如此，对党外那些民主人士无论如何对付都在情理之中。这件事发生在八大之后、八届二中全会之前，时间大约在56年的10月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并以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契机，在党内提倡集体领导，淡化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共产国际也好，之后的苏联老大哥也好（包括斯大林），从来就是不予理睬。在中共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文件的交往中，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般都不会出现，即使是毛本人批发的文件也是如此。对此，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删除了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章节，可以把它解释为考虑到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加强集体领导等等。总之，只要在面子上说得过去，既无伤大雅，又得到实际效用，应该是相安无事的。

问题是，毛泽东是信奉“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的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在延安整风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树起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八大一开，这个权威就不提了？在七大时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人民出版社）那么现在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没有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思想也能统一了？因此在八大讨论时，一些代表对此有些议论，刘少奇这样解释到：“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意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队，1967年5月）

事情真如刘少奇讲的那样？其实不然。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这股“逆流”对毛泽东本人的冲击不可低估，并成为紧接其后相关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对斯大林问题不得不敷衍几句，在背后他讲得更多的则是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这把刀子不能丢之类的东西。而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却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号，第293-295页）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

对于与苏共20大秘密报告互动的国内动态，毛泽东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他却能深藏不露，装出一副胜似闲庭信步坦荡来。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双百方针竟由毛泽东认可正式出台了！对于双百方针，国内多以正面的评价为主；国外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恰好相反，始终是把双百方针与反右运动看作是个互动的整体，而并不太关注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在毛泽东公开场合大讲双百方针之时，他背后却是念念不忘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就是一个明证。这次讲话的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他提倡双百方针是同一时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八大通过修改党章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部分，无论毛泽东表面上怎么讲，同意也罢，赞成也好，都不过是违心之论。不但“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的说法可以说明这点，紧接其后的这桩“悬案”更能证明这点。

胡绳在《谈党的“八大悬案”》一文中写到：“党的八大时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会通过一个政治决议案。可是过不久，毛主席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八大政治决议案哪里错了呢？既然这是不对的，那对的又如何呢？胡绳说：“在决议上主要矛盾提了三点。毛主席似乎主要攻最后一点，为什么不攻前面两点？可以说是攻其要害，因为第三点带点理论性。……所以毛主席在这时候有些想法，和起草决议的人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都是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在这个前提下，毛主席还有点保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后来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在决议中没看到。”（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作为理论家，胡绳把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理解，情理之中。但真是理论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段话，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这句话后来浓缩、演变成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阶级斗争”。讲阶级斗争，就要讲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这就成了一对概念，一个范畴。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事实上也在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什么？是暴力，是国家机器。懂得这一点，就懂得了毛泽东理论之争背后的实质。那么，阶级斗争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是理论问题吗？不是。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政治运动无数，哪一次不是讲的“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从地主、资本家到知识分子，最后干脆整到农民头上。农民算什么资产阶级？算！算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了这根资本主义的尾巴，当然就能割到农民那里去。当年那些农民已经讨口要饭了，也能称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潜台词就是要专政啦！要整人啦！所以，阶级斗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理论的含义，不过是根打人的棍子、暴力镇压的武器。就如同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教条主义一样，就是拿来制服张闻天等人的棍子。只不过阶级斗争这个棍子，比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更血腥！打遍中国无敌手，一直打到继续革命那里去。有阶级斗争作先锋，有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这天下岂有不服之理？而这根棍子，恰好是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章节这个背景下，最能维护毛泽东皇权政治的法宝。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态度，但要把八大的政治决议反掉，凭“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这个理由，确实是拿不出手的无赖说法，不过毛泽东自有他的办法。事情也很凑巧，东欧的政治反抗加剧了，这无疑给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八大政治决议提供了依据。二中全会是56年11月10日召开的，距离八届一中全会不过42天。11月14日，毛泽东作临时发言就明明白白地说了：“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才是他推行双百方针、整风的大鸣大放背后的真实。显然，这才符合毛泽东本人一贯的政治本色；而所谓双百方针、帮助中共整风，对热衷于一党专制的毛泽东来说，却是一个反常、一个真正的180度的大转弯。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发出另一个信号：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这就是57年整风运动的由来。对于“整风”这个概念，党外人士未必明白就里，而对党内人士来说，岂有不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的道理？这个“整风”的厉害，刘少奇清楚，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就是靠延安整风，整倒了党内反对派，成就了以他为核心的大一统。其斗争之残酷、血腥，不是过来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毛泽东整风提议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这对党内的诸君来说，没有哪个不清楚。

整风运动有没有针对党内政敌的动机？当然是有的。不过，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党内体制的原因，党内的各派力量，尚不足以撼动毛泽东。因此，即使毛泽东对党内摆出一副攻击的姿态，不过是敲山震虎，提个醒、吓唬吓唬而已。即使要整，也是少数、个别的，尤其是那些对一党专制毫无感觉，也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那些愣头青。如此一来，那些跟着反个人崇拜转的、甚至想借此出徐州的人来说，不说是心惊肉跳，至少也知难而退了。毛一提出要搞整风运动，对党内的威慑足矣；对党内而言，提出整风之日，就是整风结束之时。既然如此，这个整风为什么还要搞下去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不在党内，而是在党外的民主党派。

对于整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重要的只有一条：即整风是关门还是开门。毛主张要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而刘少奇则主张在党内关起门来整风；除此之外，在研究从整风——反右运动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里，面上的东西歧见并不多。而这个“歧见”，恰好是说明整风是假，反右是真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是个伪命题的关键所在。在众多的研究中，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所谓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还有章乃器、黄绍泓、龙云、费孝通、浦熙修等人的诸多“反党”言论。还有人考证说，正是因为罗隆基讽刺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毛内心深埋的屈辱感再度勾发。并把这当成毛泽东从整风突然180度转向而“反右”。还说从此不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走入深渊，连带着数亿中国人开始几十年的灾难。如此说来，这个罗隆基才是一言而兴亡天下的活神仙，比毛泽东的一句顶一万句还厉害？无稽之谈！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国内的反个人崇拜、直接针对毛本人的激烈言词，天天都由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送到毛的桌子上。前面提到的那些言论，比罗隆基偏激者有的是。毛泽东听到的多得很，岂在乎罗隆基的一句话？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要不要党外人士介入整风，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试想，如果没有邀请党外人士来帮助整风，没有党外人士提意见，哪里还有反右不反右的问题。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还真是花费了一番心计；正是因为这条暗藏杀机的意见，才可能把那些与中共整风本无任何关系的党外人士联系起来；党外人士，自然也包括民主党派。

对于民主党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论如何都是了解的。尤其是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头面人物，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不会不知道。要他们来帮助中共整风，无疑是自找麻烦。但毛泽东偏要这样做，以至他不惜和党内高层产生分歧。毛泽东的动机何在？在反右运动没有开始之前，这姑且算是谜，但反右运动开始后，毛的动机昭然若揭。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毛泽东心里当然是清清楚楚的。这与他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的政治理念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对党内，与毛泽东思想不一致他都不能容，何况你党外？能容你一时，也不过是策略罢了，要修理诸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况且，他已经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打造好了“阶级斗争”的金棍子，至于何时下手，那就看他如何造势了。而眼前，反个人崇拜的国际背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强调集体领导，政治决议讲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会无动于衷？那好，我就让你们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还心有余悸，那就请你们来帮助党整风。其实，象章伯钧、罗隆基这种政治思想的人，要么他不说，要说，不外就是民主法制、反对一党专制、外行领导内行那一套。对于让他们彻底臣服、成为政治花瓶的目标来说，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听到的。

除此之外，请党外人士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则是毛泽东整人惯用的一个狠毒的伎俩，这就是借力打力、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在高层对整风的鸣放，其实更多的则是基层对各级党的领导的鸣放；提得最多的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官僚作风、外行领导内行这类的问题。而这些恰好是基层干部最不愿意听到、最反感的。当毛泽东一说要反右，基层干部在整风时的那口恶气当然就撒在右派们的身上。要不然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是如何被整治下来的？而且被整得那样的血腥、那样的恶劣、那样的悲惨？在这个意义上讲，整风同时也是他发动基层干部参与整治民主党派的一个手段；这种因提意见在基层形成的对立，使基层干部自觉地成为了一党专制的当然打手。这种伎俩，毛泽东在党内屡试不爽，一直用到文革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而在反右时，他利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而挑起党内与党外人际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围剿知识界却被人们忽视了。

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他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写到：“陡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两千年的皇权政治，封建文化在他们的内心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痕迹。看了好些年的脸色，思想改造整得一个个灰头土脸，今天几句好话，就如天籁之音，一个个已不能自己。章怡和对此回忆说：“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如果说傅雷是一介不懂政治的书生，章伯钧可是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摸爬滚打过的政治家。看来他们都不是毛的对手，他们哪里知道，在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党内讲了：“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一边大讲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暗藏杀机、磨刀霍霍；一方面大讲双百方针、讲人民内部矛盾、请你们帮助整风，一脸的春风和煦；你说他那句话是真的？凡是读过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从整风到反右有个突然转向的问题；读过56年4月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1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苏共20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一系列讲话，诸如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七开、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等等，更没有人会提出所谓从整风到反右是阴谋还是“阳谋”和突然转向这样的命题。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把张闻天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将下来，而在他得到整个中国后，本以为有了这个毛泽东思想，自己又在50年五一节的口号里把毛主席万岁添进去，这尊神应该安然无恙。哪知天有不测风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反个人崇拜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就不得不把维护他在延安整风时争得的个人崇拜地位提到日程上来。对八大政治报告反对的真实动机，就是要为维护他的神圣地位死死抓住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那个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根棍子，在中国横冲直撞20年！是他历来克敌制胜的法宝。苏共20大以后他哪里还有松手的道理？在八大之后不久，更是不顾一切地捏在他的手上，并在八大二次会议再次确认后，成为中国皇权政治最大的家法。

综上所述，从整风到反右跟本没有突然转向的问题。要说突然转向，这个一言堂主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这段时间才是——从舆论一律的专制主义，摇身一变成了虚怀若谷的民主战士，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包藏祸心的表演而已。整风的大鸣大放，就是为修理民主党派制造一个口实。之所以要制造这个口实，是在双百方针后，民主党派不是没有、而是不敢上当，继续默默地接受中共无视共同纲领，从联合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从54宪法的出笼，到民主党派被赶出政府，到那个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的边缘化，一切都从侧面证实了：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而民主党派该如何远离政治权利中心，除了把他们从政府赶到人大，把他们虚拟化——即所谓的政治花瓶，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大计。而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双百方针的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最终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口实，而且这个口实一定是民主党派自己说出来的。终于，他们都上当了！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匈牙利事件。当中共看到在东欧受威胁的不但是苏联对卫星国的操纵、而且是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时，其态度就是坚决镇压。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苏联领导集团举棋不定时坚决要求苏联出兵。而毛泽东也同意出兵镇压，但他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而这个时间点正是八大之后不到一个月。匈牙利事件的血迹未干，他居然能在国内提倡双百方针，号召帮助中共整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说转向，这才是他突然转向——从镇压、改造的暴力专政转到双百方针、大鸣大放的开明政治；但，这不过是个表演而已。其实，在这点上，他和处理匈牙利事件的策略一样：“再给”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要不然他在57年5月15号已经写了《情况正在起变化》，并在党内高层秘密传达，5月28日，李维汉还生拉死拽将章伯钧“请”到统战部去“帮助党整风”？明明是诱人进入白虎堂，还倒打一扒说人家是闯入军机重地，图谋不轨。这真算得是天下最不讲道理的道理了！

在此之前，通过镇反、土改这些充满暴力的威慑，再有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中国知识分子不光是在精神上被摧毁，就连安身立命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这堆毛还能依附哪张皮上呢？当然只能寄人篱下，依附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张皮上去了。什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统统都成了屁话，活命是真，思想是假；吃饭是真，学问是假。章伯均先生做官去了，罗隆基先生做官去了，成员们也纷纷吃上了官饭。据说，罗隆基先生说起政治来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他怎么就不明白吃人嘴软的道理呢？吃饭还是自由，这是个问题，57年反右时，多数成员都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谁管饭谁就是老板，院系调整后，毛泽东在给他们开饭，当然毛就是真正的老板。更何况，你自己的章程里就明明白白的写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章伯均、罗隆基先生们已在不知不觉中由老板成了掌柜，这些民主党派早就在懵懵懂懂中名存实亡了。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按照他报告斯大林的建国目标，把这些民主党派通通修理成名副其实、不敢多说半句的政治花瓶。这大概就是他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真正嘴脸吧！

对于政权来说，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打江山坐江山要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笔杆子的重视胜过枪杆子，所谓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舆论的控制，其力度可谓前无古人。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转移，即他一定要把他所谓统一战线的盟友们，从政治权利中赶得远远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东方专制政治游戏的铁律，习惯民主制的西方人岂能明白？院系调整完成了对知识界的包围，57年就成了向知识界决战的最后时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整个知识界必须向他俯首称臣。而之前的双百方针、大鸣大放，都不过是暴风雪前的一缕亮光，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却把这当成了春的消息。

总之，中国知识界从此被置身于精神的蚕室任其阉割，独立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高度统一在中共的旗帜下，这就是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整风运动之初，这些民主人士在帮助党整风的引诱下，终于说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这类的言论，这看似犯了毛的大忌，坏了一言堂的规矩，其实这恰好是毛泽东最希望听到的。有了这个口实，毛泽东就可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就反右，就讲阶级斗争，一点民主的希望都不能留给你。从此，中国更是中共说了算，而中共则是毛泽东说了算。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而毛泽东却向一个更大的神坛迈了一大步。这哪里是什么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呢？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为中国知识界向他俯首称臣做的一场民主秀，这才是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史上一次最令人吃惊的突然转向。而整风到反右反而不是什么突然转向，而是他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的根本立场，是他“党天下”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右转向之说不过是个假象，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需要一个口实，于是就邀请诸位一起来制造这个个口实；而整风的大鸣大放，则是触发一场将知识界炸得粉碎的大爆炸的引信。而这一切，都是他定自己为一尊，容不得人的皇权政治、现代造神运动的必然。至于整风对党内的意义，他在八届二中全会就已经达到了，之后所谓和风细雨的整风，对党内不外是敲敲打打而已，免得他们再生出窥视毛泽东权位的二心来。而由诱人帮助整风，结果误入白虎堂，把民主党派修理成货真价实的政治花瓶，成就了他一党专制的大业，这才是从整风到反右的“阳谋”的真相。

（本文提到的八届二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是不同时间召开的两次会议。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涉及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时也否定了八大的政治决议。）

 

有关部门调查师涛和王小宁期间，雅虎和有关部门的文件。文件显示，雅虎开始就知道有关部门调查的目的，而雅虎总裁在国会作证时称当时不知道调查师涛等人的原因。此次披露的证据显示雅虎公司和管理高层撒谎。为此，引起NGO的谴责。以下是美国国会对此事的反应。

据记者无国界新闻稿报道，美国国会决定调查雅虎在师涛被捕中扮演的角色。

记者国国界组织称：“雅虎终于要对它的声明做出澄清，美国公司现在应该承认它的错误并为其错误负责”。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Tom Lantos8月3日表示，雅虎开始就知道中国当局为什么调查师涛，并导致他被捕，这是令人耻辱的。

Lantos议员还说：“当国会要求（雅虎）解释这样可耻的做法时，雅虎试图掩盖是严重的错误，雅虎一定有更多的秘密应该公布”。

雅虎总裁Michael Callahan在2006年2月在国会作证时称，雅虎当时没有被高知调查师涛的原因。 事实上，2004年4月22日的文件显示，有关部门表明调查师涛是因为师涛涉嫌“非法向外国机构提供国家秘密”

 

北京大学近年来丑闻不断，最近的一个丑闻便是聘请刚刚下台的“红卫兵外长”李肇星担任教授。

李肇星是文革时代毕业于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他的人格形态、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典型地表现着毛时代的愚昧、荒芜、粗鲁和猥琐。他在担任驻美大使和外长的时候，经常在正式场合，用蹩脚的英文或山东土话破口大骂，被他骂过的欧美港台的记者及外交官数不胜数。华府外交界将其形容为“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李肇星却颇为得意，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火热的忠党爱国之心。

李肇星在受聘为北大教授的仪式上，再次宣称“挨饿使我更懂人权的意义”。在和外国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李氏的杀手锏便是：“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这一招让那些养尊处优的西方人顿时哑口无言，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李氏将此招数教授给北大学子，算是一份见面大礼。以后，若西方元首访问北大，再敢对中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不妨依葫芦画瓢，在提问中让其“沉默似金”。

只有挨过饿才知道什么是人权，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应当骄傲地说：“我当过窑奴，我知道啥是人权，你当过吗？”杀人犯也同样振振有词：“我杀过人，才知道生命的价值，你杀过人吗？”

如此教授，堪称北大之耻。有网友发表评论说：“李部长的演讲通过媒体迅速传到了世界各地，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许多欧美日等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学习了李部长的讲话之后，都纷纷宣布辞职，理由是他们没有挨过饿，不了解人权的真正意义，不适合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工作。据了解，人权委员会在立即进行紧急改组，目前仅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伊朗、苏丹和索马里等少数几个国家的代表在艰难地维持着人权委员会的运转。”这不仅仅是一个黑色幽默，这也许正是中共所期望出现的“国际形势大好”呢。

李教授以挨饿为荣，却从未思考过究竟是谁让他挨饿的。让他挨饿的，不是万恶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驱使的中共当局。挨过饿，且幸运地没有成为数千万饿殍之一，便应当反思饥荒的根源并寻找避免的方法。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即是研究饥荒问题的专家，他指出饥荒的蔓延乃是因为专制制度实施的信息封锁。李前外长真不该到北大窃取教授之位，而应该谦虚地当一名学生，认真学习森的著作。

李肇星的石破天惊之论，与彼岸另一位李姓闻人李敖大师形成了紫禁城巅的对决。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脱口秀节目中，公开赞扬中共半个多世纪在大陆的统治，有两大杰出成就，一是让中国人不再挨饿，二是让中国不再挨打。我曾撰文驳斥其荒谬的言论，如何对得起大跃进中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李敖以此向北京当局抛媚眼，却没有想到，北京政府的部长大人李肇星突然透露出自己也挨过饿的惊天真相。

这两种不同的马屁，哪一种真正拍得胡锦涛舒服，哪一种拍到了马腿上？究竟是李肇星的“挨饿论”，属于泄露国家机密，应当被逮捕法办呢；还是李敖的“不挨饿论”，阻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念的推展，破坏了北京的外交和统战大局？最高当局应当迅速作出判断和宣告，以免海内外的吹鼓手们首鼠两端，无所适从。

 

一、目的比手段更重要吗？

共产党一夺取中国政权，立即进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向国人展现一幅美妙的图景，那就是，将来人类社会必定会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愚昧、没有落后、没有战争、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互相残杀，人人相亲相爱，全人类都得到解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都能满足的天堂。（请参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那就叫做“共产主义”。从少先队、共青团到共产党，无不需要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然而，为了达到人间最美好的目的，首先得运用手段，这手段就是破毁人间最美好的一切，同自己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

目的是消灭剥削，手段是实施剥夺。从剥夺地主的土地开始（名曰土改），到剥夺企业主的企业（名曰公私合营），剥夺手工业者的作坊（名曰集体所有），剥夺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名曰合作化），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把平民百姓的财产转移给一个叫做“国家”的东西；然后，以“改革”的名义再剥夺，把国有企业改制，把集体的耕地、池塘、林木征用，把居民的居屋拆迁，统统把它们转移给新兴权贵，成为他们的一桶又一桶金，使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屋居民沦为真正的无产者。

目的是消灭压迫，手段是实施镇压。看谁不顺眼，只需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把他们从“人民”的范畴中驱逐出去，就可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许他乱说乱动，剥夺他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乃至生存权。即使是御封为“中国第一等圣人”的鲁迅，如果不“识大体”，还要“说话”，那也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得在监狱里呆着。（据1957年7月7日毛泽东答罗稷南问。毛如是说，并非失言，而是威吓，警告在座各位，好自为之，否则严惩不贷。当然，反正鲁迅早已不会说话，经过九年零一天，到1966年7月8日，毛仍可大言不惭：“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目的是消灭愚昧，手段是愚弄民众。讲过的话可以赖账，签订的协议可以不算数，历史可以捏造，甚至可以驱使导弹专家去论证粮食亩产5.85万斤的“科学根据”。

目的是消灭战争，手段是拿起枪杆子。（最高领导人自己倒不必亲历枪林弹雨，尽可以潇洒地躺在担架上，边吟唱万水千山只等闲，边指挥梁山英雄争座次。）

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手段是迫使别人都去做党的驯服工具，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约束。（当然不包括最高领导人，否则谁来操控那么多工具？）

目的是达到富足，手段是饿死4000万中国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必亲自饿死，只需要少吃红烧肉，多吃鱼虾鸡鸭，有这样的实际行动，就足以青史留名，和老百姓共患难了。）

目的是消灭尔虞，手段是实行我诈，或者叫施展阳谋，反右、文革是最好不过的教科书。

目的是人人相亲相爱，手段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所谓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共产党害死的同胞弟兄的数字，远超过被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害死的中国人的总数，这不是秘密。

目的是制止杀戮，手段是制定杀人指标、开展杀人竞赛。（“镇反”时毛亲自下达杀人指标的书面证据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够了！用不着一一列数了！总之，只要声称是为了某个高尚的目标，一切手段都显得正当；换言之，任何卑鄙的、野蛮的、不齿于人的手段，一旦戴上神圣的光环，就有了不容非议的豁免权，因为它们是在光辉灿烂的最终目标下进行的。

列宁就是一位目的崇拜者，他挖苦伯恩斯坦是“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其实伯先生又有什么错呢？被列宁本人奉为圭臬的唯物史观岂不认为人类社会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吗，共产主义社会岂不只是他们设想中的继资本主义之后将要出现的一个阶段吗，如果可以把阶段定义为最终目的，请问列宁，准备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置于何地？

1905年的列宁，把召开立宪会议列入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提出过“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1912年的列宁继续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纔是民主的委员会。”但是，十月革命后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不幸只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列宁就随机应变，转而宣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为反革命口号，悍然解散立宪会议，逮捕和处决坚持与会的享有豁免权的议员。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为了达到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目的，1918年的列宁不惜打自己的耳光，公然认为用武力来粉碎民主是正当的。

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绝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慷慨地赋予 “不择手段”以最高的光环。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残杀昔日的同志孟什维克，放逐昔日的导师普列汉诺夫，都是不应该拒绝的！

二、温斯顿悲剧

在激进青年中，目的崇拜的市场极为广泛。“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流氓的目的。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浮士德便处处逢凶化吉。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下，目的崇拜畅行无阻并不奇怪。

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这么一个插曲：主人公温斯顿不满老大哥的专制独裁，决心投身反抗运动，找到他以为是反抗运动领导人的奥勃良，奥要求温为了结束暴政，必须准备去说谎、盗窃、伪造、杀人、吸毒、卖淫、散布性病，做一切能引起“英社党”腐化堕落和削弱它的力量的事情，甚至必须准备“向孩子脸上浇硝酸”……。

温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在自我解脱中得到了升华：“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地去做，等达到目的时，就不需要再干这类事了”。于是温一一答应。没想到，奥竟是老大哥的鹰犬，将温投入了监狱。温在严刑拷打下不甘屈服，尚堪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在精神上毕竟优于奥。不料奥重放温当年答应奥各种要求的录音。发现自己在“为了达到目的，甘愿不择手段”上和奥如出一辙，温的精神终于崩溃。

请看目的崇拜的非凡作用：奥勃良利用“结束暴政”的目的欺骗温斯顿，使他相信不择手段是正当的！直到最后，奥才向温亮出了底牌：老大哥“只对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相反，进行革命是为了专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提出崇高的终极目的，无非是自欺欺人，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去不择手段，和暴政同流合污。温斯顿中招了，从暴政的反对者滑落为暴政的施行者。目的崇拜像病毒一样富有传染性，以暴易暴，使暴政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三、中国版的温斯顿们

中国也有许许多多温斯顿。当年，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不满北洋军阀专制暴政，追求民主的热血青年组织起来的。公认的缔造者陈独秀就是主张把德先生请到中国来的民主先驱。后来又有许多不满蒋介石统治、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参加进来。这些人都是些激进分子，和温斯顿差不多。

其中有的不愿意以暴易暴，早早地退出了，如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张申府（他当年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组党，分工为陈南、李北、张海外，周恩来、朱德都由张介绍入党）。他们被视为叛徒，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受尽迫害凌辱。

有的在同军阀、国民党的斗争中罹难，这些人被中共尊为烈士，但其中有的也已经发现党内的黑暗，有着诸多的疑虑，只因仍相信最终目的一定会胜利，没有勇气决裂。瞿秋白临刑前写了《多余的话》，披露了内心的矛盾。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欺骗青年，所以领导集团先是否认《多》是瞿所写，继而毛、周唆使红卫兵将瞿掘墓扬骨。与瞿秋白有同感的人，或者没有瞿那么著名，或者没有类似《多》那样的传世之作，就难以为人所知了。

也有的在党的队伍中逐渐觉悟，提出意见，试图改变，未能成功，或被杀（如王实味），或被逐（如司马璐），或被整（如王若望）。

那些没有遭到断然处置的“民主派”（这是毛泽东封的带贬义的帽子，显然，他和他的同伙不属于这个范畴。）则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有的像温斯顿那样，无奈地同流合污，但日子很不好过。某些时候可能很风光地去整人，另一些时候则屈辱地挨整；也许更多的，虽然还留在党内，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充当“运动员”，内心向往民主，但无法与专制政权分手，不甘心于噤声不言，又不得不逆来顺受；也有一些老者，在党内继续鼓吹民主（如谢韬），当局顾忌舆论，顾忌面子，碍于诸公年事已高，不便公然讨伐，只得外松内紧，严密防范，限制他们的影响。

本文只涉及加入共产党的“民主派”，无意分析党内的 “非民主派”，对于那些把加入共产党作为投资的，作为台阶的，作为护身符的等等，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中国的温斯顿们令人扼腕叹息，其中的不忘初衷者更值得尊敬。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从他们的遭遇中吸取点什么教训呢？

四、游戏规则比终极目标更重要

不择手段的革命派使人发指。不择手段的民主派又当如何？细细想来，被高悬在旗杆上的革命口号未必是权力狂人的真实目的，被踩在脚下的民主也大可不必为自己去争“目的”的名分。毛泽东企图以社会主义这个“目的”来贬低民主那个“手段”，但是我想说，民主非但不必去高攀什么“目的” ，其实也不必去高攀什么“手段” .民主只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而已。当然，说一种，并不意味只有一条，可以是一组，或者一个系列；同样也不意味不许有任何变通，比如公认美国与英国都是民主国家，但它们的政治制度却有不少差异。但是民主有其鲜明的标准，容不得假冒伪劣。那个标准就是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如果政府的主人不是民众，而是官老爷，哪怕这些官老爷自称是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要他只听命于领导一切的皇家，可以随心所欲处置百姓，那样的政府绝不是民有的；如果政府的成员是由领导一切的皇家指派接班、随意空降，而不是由民众通过“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产生的，那样的政府绝不是民治的；如果政府用“改造”或者“改革”的名义把社会财富都聚集到领导一切的皇家以及他们的子孙弄臣们的手中，归他们享用，哪怕他们头上戴着什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桂冠，其实民众只有失地、失业、失屋的份，那样的政府绝不是民享的。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哪怕他自己说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民主”（列宁语），也只是独裁政府一个，跟民主绝不同种。

是的，民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游戏规则。人类社会盛行过以暴力定输赢的规则。比谁的拳头硬，是一种从远古时代起，通行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最原始的游戏规则，只不过它成本太高，如果永远照此行事，游戏各方有可能同归于尽，玩不下去。这才使人们去探寻暴力以外的规则。后来的君主制、寡头制、分封制、郡县制等等，都是暴力统治的修改版，没有脱离暴力决定的窠臼。现代民主制出现到现在，不过三四百年，它远未完美，好处是有利于和平地化解社会矛盾。美国奉行这种规则二百多年，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且内战之后的胜败双方，几乎没有向对方发动镇压或报复的恐怖行动，和中国几千年来那种人头落地的改朝换代，迥然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邓大人把民主制度奚落为 “扯皮”、“麻烦”、“效率低”，可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对低效率的民主（而不是对高效率的暴政）寄予希望，连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在说它“是个好东西”。我以为，好就好在它不是最终目的。有谁会把尚待改进、并且正在改进的规则当作最终目的呢？作为游戏规则的民主，正是一种可以根据民意不断改进的规则。

依我看，对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来说，实实在在的游戏规则比高深莫测的终极目的更重要，更有价值，也应该更有约束力。后者是彼岸的，前者是现实的。目的往往流为欺世盗名者的防空洞；规则却必须人人看得见，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条一条，付诸实施，接受检验。如果说，神圣的目的很容易变成不择手段的遮羞布；那么，建立规则绝对不可能成为违反规则的理由。所以，不管奥勃良弄什么玄虚，替他那些伤天害理的要求辩护，温斯顿都可以用一句话断然拒绝：“不，我不能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游戏规则。”

 

自从去年9月份中央对陈良宇“双规”开始，到7月26日陈被双开，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胡温借“上海社保基金案”对“上海帮”的出击渐进明了，并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十七大。一个权力斗争的事件将告一段落，不过，在我看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