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震惊海内外的山西黑窑奴工案，从曝光之初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但是，与海内外要求深层问责的滔滔舆论相比，也与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批示、派员、道歉、数万警力的地毯式排查相比，更与山西官权“十天内解救所有奴工”的军令状相对照，山西黑窑奴工案的收场就显得过于敷衍了事。现在，广泛存在、长达十多年的黑窑奴工现象，已经被缩小为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家黑窑；被送上审判台的罪犯不过是寥寥几人，起诉罪名也缩小为非法拘禁、强迫职工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而非法使用童工、拐骗绑架和虐待儿童等罪名不见了。宣判结果：砖窑监工赵延兵被判死刑，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被判无期徒刑。其他被告判九年到一年半有期徒刑。

最能凸显敷衍了事的是对相关官员的处罚。7月16日，官方公布了被查处的失职渎职官员，人数虽然不少，共95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数量的庞大掩盖了质量的苍白，被处罚的全是基层官员，最高级别也就是洪洞县的几位“七品芝麻官”：县委书记高洪元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延林被免职，副县长王政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

如此深重的罪恶和如此轻微的惩罚，就连迟到的正义都得不到差强人意的实现，无疑是对受害者的更大不公，是对滔滔民意的极大蔑视，也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所以，无论胡温中央的“亲民”调子唱得多高，也无论山西省长的检查道歉显得多么诚恳，仍然无法真正铲除产生大规模奴工的制度根源，也无法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诚信及其权威的破产。也就是说，官权对黑窑奴工案的处理，根本经不起如下质问。

第一问：为什么官方解救童奴的效率如此低下？ 6月5日，互联网上出现《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求助信：“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然而，半个月过去了，这些父亲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6月20日，400名父亲再次通过网络发出呼吁信，公开信说：在他们的寻亲行动中，虽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全国联动寻亲。

与此同时，舆论继续向政府问责。比如，6月27日，《南方都市报》社论《不漏一人的解救如何可能？》指出：“如何可能让罪恶不留死角，让解救不漏一人？仅仅依靠山西官员的高调表态，不可能达成此境。此时此刻，政府需要更彻底的体检，社会需要更精诚的合作，公民需要更深刻的觉醒，才能令解救奴役黑工的行动不漏一人，更紧迫的是，才能令这奴役残害公民的社会土壤彻底覆灭。这比任何高调的政治表态，都要急迫务实得多。”

但是，截至本文完成为止， 解救童奴的行动并没有新的进展：大陆媒体所披露的被解救童奴的人数只有100多名，仅占上千名失踪孩子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在这场政府与黑势力的较量中，握有巨大资源优势的政府居然斗不过黑社会。

数万警力的地毯式排查和解救的结果，竟然如此可怜，是黑社会太猖獗？还是政府太无能？对此的回答只能是：后者。

众所周知，作为垄断着社会主要资源的独裁政府，其执政能力却表现为难以解决的悖论：在维护官权稳定和牟取特权利益上，诸如镇压民间维权、监控异见人士、管制媒体、化公为私和贪污腐败等方面，中国政府及其官员们，不仅有能，且太有能了，有能到无孔不入！可以动用多辆警车和数名警察监控一名异见人士。而在服务民众、提供社会公正、搞好社会公益和对罪错的负责上，中国政府及其官员，不仅无能，且太无能了，无能到熟视无睹！居然纵容童奴现象长时间、大规模的存在。

第二问：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如此冷血和厚脸皮？尽管，胡温等作出批示后，洪洞县政府派出的十一个工作组，携带县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国十二个省、市登门将致歉信、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该县纪委也介入官员在该事件当中的渎职调查；20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国务院会议上代表省政府作了检查。22日，在中国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在太原举行新闻通气会，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砖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6月28日，山东藉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才会致信山西省长于幼军《吁请山西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辞职的建议》。王金全在信中指出：“近来，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全国。……已为千夫所指，万民所怨！……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向国务院做了检查，向受害者表示了道歉，向山西人民进行了检讨。但处在漩涡中心的、直接主管全省劳动用工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官员却出奇的冷静，竟没有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没有一个人向人民道歉，有的只是劳动监察部门和公安部门‘果敢出击’的报道。人们不禁要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道就没有劳动主管部门的责任？……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高行政主官，还能泰然自若地去领导全省的劳工解救工作吗？国家《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是法制社会的一大进步。失职官员唯有履行引咎辞职，方可取信于民。“”在重大过失面前引咎辞职是一种常规的政治行为，是官员尊重职务、敬畏民意、主动接受公民监督的诚恳态度的体现，也是人类有羞耻感的本能的条件反射。照此说来，那些以“厚黑学”的原则和“千斤顶”魄力，顶住全国舆论的谴责，顽强地赖在官位上的’责任主官‘不但不敬畏民意，连羞耻感也缺位了。“”最后，我再次郑重呼吁在黑砖窑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应面对全国的民怨，勇于承担责任，审时度势，顺从民意，坚决引咎辞职，以实际行动表歉意、正吏风、谢国民！ “

然而，在社会舆论齐声高呼山西高官下台的民意要求下，那些必须为童奴案负责的地方官，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位省级或局级官员辞职？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向这些省级大员问责？为什么媒体仅仅针对山西黑窑而对失踪孩子最多的河南省官权不闻不问？在此情况下，山西省省长于幼军的检查道歉，最终只能沦为敷衍了事的作秀而已。

在千夫所指的山西，受处罚的全部是县、镇级别的官员，而临汾地区的党政机关和官员仅仅被责令检查。据中新网7月16日报道，山西省委责成临汾市委、运城市委向省委做出深刻检查，省人民政府已经责成临汾市、运城市人民政府，和省劳动社会和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工商局向省政府做出深刻检查。其主要负责人在本市、本系统干部大会上做出检讨。

其实，应该公开道歉和引咎辞职的官员决不限于山西，河南省也应该有高官出面承担责任。因为，在此次黑窑奴工案的犯罪链条中，河南省内的犯罪行为决不次于山西省。400名家长的呼吁书中失踪的未成年人中，河南籍孩子超过2／3.那么多河南孩子长期失踪，说明了河南境内的人贩子极为猖獗，成为奴工的主要来源的之一；那么多家长的长期寻找而毫无结果，说明河南公安机关的知情不查，是极为严重的渎职。所以，河南省的公安机关应该为渎职承担责任，河南省省长徐光春起码也应该象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一样，向受害者及其家人公开道歉。

中共的各级官员之所以如此冷酷和不负责任，就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公权力私有化及其垄断性官员的任命制。为了确保一党独裁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中共牢牢控制着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也就是把本该来自公众授权的公权力变成私家授受的一党私权。于是，中国各级官员产生都不是来自自下而上的民意授权，而是来自自上而下的上级授权。这样的官员产生机制，只能鼓励官员们“执政为官”（为上级执政就是为自己的乌纱帽执政），而根本做不到“执政为民”。比如，面对黑窑奴工事件，山西省长于幼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仍然把对中央负责放在首位。他说：“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选我当省长，寄予厚望，我理应守土有责，为中央分忧，替百姓解愁。”（《面对黑砖窑事件 于幼军坦陈心迹》南方周末2007-07-05）

省级大员不辞职不算，就连对黑窑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临汾市的主要官员，至今也无人辞职。而且，对失踪孩子的报案长期不作为的山西、河南的公安机关中，至今除了基层派出所负责人被问责之外，更高官阶的警官却无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渎职。作为独裁党权工具的司法制度，必然导致执法者对民众的有能和对官黑勾结的无能。

第三问：为什么时间如此之长、规模如此之大的黑窑奴工至今才被大面积曝光？

如果在文明国家，发生当代“童奴”事件，不要说上千未成年人沦为奴工，即便只有几人，也肯定会成为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的头条新闻。而在中国，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大陆媒体的新闻头条仍然被中共寡头们的活动牢牢占据，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仍然是所有新闻报道的核心。对此，中共各级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等主管机构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些意识形态衙门象鹰犬一样监视着媒体，逼迫媒体充当党的喉舌，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扼杀新闻自由。

进一步，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长期的信息封锁、言论管制和喉舌体制，早已使媒体变成官权愚民的工具。在此体制下，不仅由于公共信息被隐瞒而屡屡酿成重大公共危机，而且，每一次重大公共灾难曝光后，中共都要通过操控媒体玩弄罪魁变成恩人、恶政变成善政、劣迹变成政绩的把戏，用突出的新闻篇幅来修补支离破碎的胡温形象。所以，在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童奴们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温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们的寻亲行动也被地方政府展开的解救行动所代替。于是，垄断媒体再次发挥着其神奇的功能：对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的言行的报道占据媒体的主要位置，而受害者的言行大都只能通过网络来披露。

第四问：中国的黑色经济、压榨和虐待民工、大量使用童工和拐卖儿童问题由来已久，惊人的大案也时有所闻，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和遏制？正因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才会发展为大范围使用黑工和“童奴”。而在这些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发家致富的大小企业家背后，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保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他们最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发展地方经济”和“确保一方平安”。以至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官黑一体化，黑势力官权化，官权黑社会化。比如，大多数富豪级的黑社会老大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官权动用黑社会力量来平事。

固然，官黑一体化的黑窑主和地方官要对此负责，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官黑勾结势力的横行和地方保护主义却无计可施，任其长时间地胡作非为，无论其原因是客观上的“不能”还是主观上的“不为”，效果都等于对地方性官黑一体化的纵容。也让人不能不怀疑：中央最高决策层是否是官黑一体化的。

第五问：号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及其代表，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一机构负有监督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处理极少数有良心的人大代表有所作为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其300多万名代表们，为什么对地方政府如此恶劣的渎职居然不闻不问？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只有一名湖南省人大代表曾与黑窑进行过长达九年的搏斗，而其他的人大机构及其代表全部缺席。这样的人大，还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民意机构？这样的人大代表，还有脸面宣称自己代表民意？

在中国的制度下，人大监督缺席的由来已久，恰与政府滥用权力的由来已久相互配合。因为，人大和政府源于同一个独裁党权，二者也都是首先服务于独裁党权。首先，人口最多的农民成为人大制度中的最为弱势的群体，占人口比例80％的农民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仅为占人口比例20％的城镇居民的四分之一。其次，全国民众在人大制度中没有真正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各级地方的党魁是各级人大主任，执政党党员和各级政府官员霸占了人大代表中的70％以上的席位。

当人大的权力来自党权的授予，人大也就只能沦为党权的橡皮图章；当 “官代合一”变成人大代表的常态，总书记、总理、省部大员、市长、局长、县长、乡长、镇长……全都是各级人大代表，他们怎么可能监督自己手中的党权和行政权。换言之，执政权和监督权无法分离，也就谈不上制度化的监督。君不见，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窑窑主王斌斌的老爹王东己本人，就是最基层的“官代合一”的典型，他既是村支书，也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

最后一问：自从胡温上台以来，为什么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演变为海外震惊的重大公共危机，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吗？胡温中央更不能以“被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跑了100多家窑厂，也没有找到。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仍然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

由此，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从3月8日到6月15日胡温等高官作出批示，已经浪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为令人愤慨的事实是，早在九年前的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

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试想，如果温家宝对陈建教先生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治理黑窑、解救奴工、打击犯罪的窑主和查处渎职官员的行动，至少能够提前半年多。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谢罪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 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所以，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胡温政权之所以如此冷血，并不是个别官员的缺少人性，而是独裁制度本身的野蛮性质造成的。只要是独裁制度，就永远学不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一个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统治集团，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正因为独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当人，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总之，独裁权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乌纱帽的大小官员，不可能是温暖的。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制度性变革，黑砖窑式的罪恶，非但不能连根拔掉，甚至连枝叶也掉不了几片。

2007年7月16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7年8月号）

伯格曼收山之作—《萨拉邦德》

题记： 当你在流血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受，这样子你是无法表演的。
――英格玛·伯格曼

《狼的时刻》

片名《狼的时刻Hour of the wolf》
片长：88分钟
制作年份：1968
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演员：马克斯 冯 赛多 (max von sydow) 、莉芙 厄尔曼(liv ullmann)、厄兰 约瑟夫森 (erland josephson)
Imdb评分： 7.5/10 (479 votes)

【简介】人心是无根的浮萍，在欲海里沉落

这是个诡异的故事，画家约翰和妻子艾尔玛居住在荒凉的孤岛上，画家经常为怪诞的梦境困扰，醒来他总是将梦境绘在速写本上。妻子有天碰到了一个精灵般的老婆婆，催促她去读约翰的日记，看后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后来，日记里描绘的城堡主人梅堪约他们做客，在城堡里艾尔玛发现了这些人曾经出现在丈夫的速写本上。回家路上，艾尔玛恳求丈夫远离那些人，而画家一言不发走了。回到家中画家对妻子承认在悬崖边杀害过一个孩子，第二天，城堡里神秘的访客再度约翰的家，并诱惑约翰再次来的城堡，看见了恶魔的仪式也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而城堡外艾尔玛徒劳寻找着约翰，但是，她找到的是他的遗物却永远失去了他。

【简评】

《狼的时刻》本质上是心理剧，它展示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和疏远，以及人格分裂和相互防备的主题。伯格曼向我们展示了不忠的后果，当约翰背叛发妻而和旧情人幽会时，他的灵魂就被心魔控制着，色欲使人忘乎所以，不计后果，最终将生命引向悲剧。在影片的开始伯格曼通过约翰之口告诫人们，只有守望爱情才能赢得幸福，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抵御欲望和色相呢。而约翰夫妇在城堡里观看木偶戏《魔笛》则是伯格曼本人对光明和黑暗主题的再思。我们同时注意到伯格曼对木偶戏这种表演形式(间离和内心空乏)的喜好，这是童年记忆，也是导演对生命把握(木偶和人形世界质的差异)的反思。而聚会以大量的特写和戏剧式的布光表现，烘托着环境气氛，有着戏剧式的雕琢和凝重。表明导演对戏剧的偏爱。为了揭示人性，导演安排了一场画家钓鱼时约翰和一个孩子争斗并且恼羞成怒杀害他的过程，这个段落许多读解都是以同性恋话题入手的，可是，我认为伯格曼在此更想表现的是生命本性的残忍和不可预测性。而这段经过处理的高反差镜头充满梦魇的感觉。影片在约翰再入城堡后转入了神秘主义的基调，那个幽灵男爵走上天花板和老妇撕裂面皮的镜头有着一种戏谑和无的放矢。

伯格曼在他的自传《魔灯》里写的，童年记忆让他有了取之不绝的素材，《狼的时刻》里约翰对妻子描摹的童年真是伯格曼自己的昨天。

影片最为出色的是几位主演的表演，特写镜头需要演员出色的表演功底，这莉芙·厄尔曼和马克斯·冯·赛多都做到了。因此影片获得了1969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导演、1968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 奖。

《羞耻(Skammen)》

片名：《羞耻(Skammen)》
片长：102分钟
制作年份：1968
银幕比例：1.66：1
演员：莉芙·厄尔曼 (liv ullmann) 、马克斯·冯·赛多 (max von sydow)
imdb评分：8.2/10 (354 votes)

【简介】极端里的选择，一个生命的真相

杨和爱娃是音乐家，为了躲避战祸来到了岛上，过着相对平衡的生活，一天，他们进城去买草莓，在轮渡上遇见了市长和渔夫飞利浦，在镇上，他们感受着战争前的紧张和压抑。回家不久，战争发生了，夫妇被捕入狱，而占领军的采访给他们日后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战后，他们在此以通敌罪名被捕，市长因为喜欢爱娃给了她一笔钱并舍身相救。杨贪婪占有了这笔钱，并对市长的困境落井下石。游击队长菲利普也希望谋取这笔钱却没有得逞，恼羞成怒的游击队烧毁了杨的家，在杨出逃的路上，杨又杀了一个逃兵，并拿走了他的靴子。杨和爱娃用市长留下的钱买了离岛的船票出逃，在海上无数战争死难者的尸体在船边漂浮。影片以冷静的姿态描述了战争对人性的打击和导致的后果。

【简评】

这部影片是伯格曼以战争下人性为题材的，展现了战争的非理性和对生命的损害。战争像是对肉体伤害，但是，它对心灵的损伤远大于生命能够担当的极限。个体在极端和惶恐里往往被异化成他者，就像小提琴家杨从懦弱走向了无端的蛮横，当拉小提琴的手枪击他人的一刻，伯格曼通过一个音乐家的逆转赤裸裸呈现人性残忍的本能。战争让生命失去了可以依存的社会关系使得生命没有了约束。伯格曼在影片展现了战争惨烈和无人性，比如爱娃在逃难路上看见那个婴儿的尸体。在杨夫妇逃难的小舟上，我们目睹了海上漂浮的士兵的尸体，这个画面预示着我们总是陷入死亡的恶梦和孤助无援的境地。影片的后半部比前半部出色，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内在暴力淋漓尽致崭露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了解人性的阴暗一面。影片诞生在美国越战的年代，宁静小镇上不断驶过的坦克及蓝天上呼啸的飞机场景里教堂响起了钟声揭示了伯格曼内心对现代社会动荡不安的忧虑和哀愁。而渡船上的温文尔雅的寒暄是对应战争爆发后人性毫无顾忌一面的，这是表达社会关系在生存考验里的脆弱。而传媒对真相的扭曲(爱娃接受采访)使我们失去了判别的可能。我们被社会所控制，无法真实表达自我的意愿，这是导演对现代社会的想法。影片反映的审判和被审判的话题有着萨特《密室》的感觉，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性的扭曲和无奈制控于强势力量的绝望。影片更通过他们为金钱的尔虞我诈和杀戮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的伪善。

《噩兆 (The serpent’s egg)》

1977
片名《噩兆(原名：蛇蛋) (The serpent’s egg)》
片长：120分钟
制作年份：1977
演员：海因茨·本南特 (heinz bennent)、保罗·布林 (paul burian)、戴维·卡拉丹 (david carradine)
imdb评分：5.5/10 (252 votes)

【简介】

这部电影是伯格曼看了一本传记后灵光闪现的产物，20年代的柏林，充满着崩溃前的预兆，失业的马戏团空中飞人演员亚伯在公寓里发现他的兄弟马科斯已经开枪自杀了，他到警察局做了笔录，并且去马科斯前妻曼纽拉表演艳舞的酒店告诉她死亡的消息，但是，曼纽拉一点不惊奇，并带亚伯去了她的家，由于纳粹势力开始壮大，他和曼纽拉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生活，亚伯在童年伙伴范瑞格斯教授的诊所兼了一份工作管理档案，在不断介入里，他发现了医学实验耸人听闻的事件，也通过范瑞格斯教授知道了兄弟和曼纽拉的死因，最后，恶贯满盈的教授受到了自我的审判，他也侥幸逃出了魔窟，但是满心伤痕的他又会走上怎样的人生之路。

【简评】

这部影片明显受着表现主义的影响，在影评最初和结尾都有着梦魇般的人面阴郁地行走，充斥着诡异的色彩。亚伯代表了导演的视觉，一个外来者对德国当年生活的认知。比如亚伯悟出警察滞留他原因仅仅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时他发疯似的逃离场景中那些封闭的铁栅栏更是心理绝望的暗示和投影，而无数停尸房里无名的尸体更是表现了德国经济沦陷时期，人们的脆弱和受到的创痕。影片后半部是伯格曼对历史人性角度的反思和询问，有着对科学论理的哲学思辨。同时也是向德国早期表现主义影片《卡里加里博士》致敬，特别是亚伯寻找机密的那些铁梯具有异曲同工的表现主义色彩。影片在德国巴伐利亚片厂搭建的阴郁的街景对影片神秘气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亚伯消逝在人们视野不知所终的命运是导演对30年代欧洲的忧患表述。《蛇蛋》虽然不算是伯格曼的成功作品，但是后半部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和沉重人性话题让我们再次审视灵魂和良知，并且让我们反思手段和目的的距离。

影片的片名《蛇蛋 (The serpent’s egg)》寓意是我们在时代的进程里无法避免那条毒蛇在蛋壳里慢慢长大，直到它长大成为恶魔，就如30年代希特勒的崛起。同伯格曼的其他影片一样，剧中人发出的往往是导演内心的声音，良知和正义的思索让影片有着一种悲悯的色彩。

《安娜的情欲(The passion of anna)》

片长：101分钟
制作年份：1969
演员：比比·安德森 (bibi andersson) 、厄兰·约瑟夫森 (erland josephson) 、莉芙·厄尔曼 (liv ullmann) 、马克斯·冯·赛多 (max von sydow)
imdb评分：7.4/10 (320 votes)

【简介】

中年男人安德里亚斯在小岛过着简单而隔绝的生活，有天，岛上因车祸丧夫失子的女子安娜来他家借打电话，走时将包遗忘在安德里亚斯家，因为还包，他认识了她和她借居的建筑师艾黎斯一家，艾黎斯有个爱好，喜欢收集人面部表情的照片。在晚宴上，艾黎斯告诉安德里亚斯，他的太太爱娃是安娜丈夫的情人。此后，两个内心寂寞的女人先后闯入了安德里亚斯的生活，他周旋爱娃和安娜之间。在安娜和安德里亚斯同居之后，安娜告诉了他自己不幸婚姻和那次车祸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有欲和暴力让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缝，一年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之间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之间除了肉欲旁的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当安娜要离去的时刻安德里亚斯对她拳脚相加，电影以他们分手告终。影片还插入了隐士约翰的故事从而增加伯格曼关于潜在话题的论证。

【简评】

《安娜的情欲》同样表现了人性深处的潜在的暴力，影片像是导演的白日梦，在现实和幻觉里穿越。在片中被焚烧的马、被问吊的小狗都让人有着恶梦样的感受，60年代的影评不免有着新浪潮的印痕，如在正常的叙事里插入演员访谈，还有出现阐述思想的字幕显得生硬而没有必要。值得注意是是为了加深时代感伯格曼在影片中通过电视画面插入了美国兵处死越共的场景，增加了主题人类本性的现实命题。通过隐士约翰的死说明潜在的暴力无所不在。伯格曼通过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观众，情感危机、错位对一个人生活走向的影响和代价。他们在相处后发生的争吵和暴力是因为他们彼此除了肉欲无所依托。人类本质是疏离和隔膜。导演以安娜一个单色的梦境表现人的恐惧和沟通的困难。为了维持谎言人类往往进入损人不利己的怪圈，安娜到将到何处去，影片没有答案，因为人类总是莫名其妙地冲动。

《假面(Persona)》

1966瑞典
片长：84分钟
制作年份：1966
演员：比比 安德森 (bibi andersson)、莉芙 厄尔曼 (liv ullmann)
imdb评分：8.2/10 (2,718 votes)

【简介】

女演员伊丽莎白在一场演出后突然拒绝说话，变得自闭，为此她进了疗养院，和负责照顾她的女护士艾玛一起在一个小岛上，艾玛渐渐受不了伊丽莎白的沉默而变得浮躁和神经质，她开始独自喋喋不休地讲话，倾诉她个人的情欲作为渲泄，在这样的碰撞中两人发现和认同了对方，将自己和对方合二为一了。电影描绘了社会角色(假面)和个体真实的关系，人们活在他说的世界里并受其影响，逐渐困倦于自己的认知世界。这是伯格曼对于生命的再思。

【简评】

这部影片以大量的特写镜头，反映生命思索的片断，需要我们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来解构，意象镜头是导演对生命的两极：本我和(PERSONA)假面间的思索。老人，孩童，手，脸的局部，在太平间的白色里留下人告别的阴影。当伯格曼将艾玛和伊丽莎白的脸庞合而为一时，我们明白了导演用意，生命原本是相互渗透、融合的戏剧。

这部充满象征性的黑白影片是需要多看几遍的，许多段落伯格曼数次重拍从而更好体现导演的意图，作为心理剧，他反映了生命渴望拒绝残忍世界的勇气(伊丽莎白的故意失语)。但是个体往往无法真正和社会对立。影片中伊丽莎白观看越南战争的新闻报道(西贡高僧的自焚)这是伯格曼自觉介入历史的方式，也说明着他的忧患。对心灵和面具的话题，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主题，他一生都致力揭示人性潜在的真相。这部影片让这样的思考到了一个顶峰。

【总评】

伯格曼一生在探讨人性本身的命题，原罪、孤独、绝望、隔阂和距离，这个套装反映的依旧是这样的主题，童年禁闭和压抑的生活给投射在他的影片里，伯格曼的影片有着北欧的凝重和内敛，他的影片有着泛哲学化的倾向，比如《狼的时刻》中画家对时间意义的询问和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究。约翰没有向神靠拢，而是向魔鬼的诱惑投怀送抱，这是人性软弱和人性堕落的体现，表达了现实里信仰的脆弱。在《羞耻》里导演着力表现了人在暴力发生后出现的异化和忍耐力，表现战争对心灵无情摧毁，为了生存和苟活，人变得自私和神经质，影片通过杨在战争发生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将社会对人的影响力充分泄露，也就是讲当我们没有依靠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成为贪婪和无情的人。

北欧导演对戏剧迷恋常常将电影的影像化程度削弱了。但是，北欧导演，特别是伯格曼对于灵魂、存在和生命意义的不断设问和解构，我们看见了大师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索和自己理性的思辨，这是他们的特点，虽然冗长，可，回味无穷。《安娜的情欲》和《羞耻》是对于的关于心魔的电影，是导演对于谎言代价和潜意识认证，为了获得活着的可能，人心往往在自私的境遇里摇摆。《蛇蛋》和《假面》则同样在探讨渗透和霸占的问题，《蛇蛋》里母婴的实验和《假面》里艾玛和伊丽莎白的彼此渗透有着金融的相似，个体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总是企图在存在里找到对应和确立的方法，当我们被恶意的对应覆盖，那样的结果就是崩溃。伯格曼的电影有着太多的哲学话题，让观众沉重和回味。在大多数伯格曼的影片里女性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这和一个人的经历和孤独有关。他对母性的颂扬是他童年家庭状态造就的，母亲的温和和父亲的严厉对他认知世界起了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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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玛·伯格曼（配图：独立中文笔会）

又一位大师离开人世，毫无疑问，英格玛·伯格曼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作者之一，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他的家乡逝世，享年89岁。在商业化侵袭全世界的当下，所谓世界是平的逐步实现，文化差异和个性表达已经被强行抹平，真正的大师很难再现上世纪中期交相辉映的盛况。听到伯格曼仙去的消息，香港电影人、创办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胡子喟叹一声“大师卖少见少”，何等唏嘘！胡子当年曾经引进《芬妮与亚历山大》，那也是伯格曼最后一次在华语地区公映。

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生于瑞典布萨拉，来自一个宗教家庭，父亲做到主教。在他童年的视野和记忆里，风景优美的家乡、尤其是中世纪的的遗迹、海盗传说以及传统壁画对他影响深远，但是家庭中无与伦比的宗教氛围，约束到非常严苛的地步，呆板而压抑，然而又有某种情怀被触动，使得伯格曼的性格极其敏感，因此对灵魂与肉体的思索、存在与时间、生与死、亲近与梳离等相对立的主题有着深深的关怀。

伯格曼的独特，首先在于和文学的隔离，他认为电影本身就应该是第一文本，这在当年是独到的观点。伯格曼相信自己的感觉，可以不必通过剧本的摩擦和翻译，因此情感的损失会更少。“文学的生命胚胎，常常是无法改变成为视觉形象的——反过来，它却破坏了电影所持有的非理性境界”，当文学和电影正式分手，电影才在完全意义上成为一门新的艺术形式。在伯格曼看来，蒙太奇正是最关键的要素－－韵律和一个画面和另一个画面的关系——主要的第三度空间，他的突破使得他的电影荣获了多次国际大奖。

伯格曼在1940年进入电影界，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最终奠定了他绝对的大师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小成本电影的试验，在1950年代中期以《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和《野草莓》震惊世界。这三部影片，充满梦境似的幻觉，更带出生之本质，唤醒观众的自我认知。《第七封印》集合导演电影主张之大成，透过理想主义的骑士布罗克以及他的同伴在蔓延瘟疫的欧洲大陆上的漂泊生涯，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对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影片本身充满了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主义的构图，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伯格曼风格的一部影片。而1960年的《犹在镜中》更加抽象化，以不知何处来的四个人，而塑造出惊心动魄的效果。

1977年的《秋光奏鸣曲》是伯格曼描述逃离状态最重要的电影，本片最大的贡献就是诚实于生活，将母女之间的感情演绎到残酷的地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真实，然而真实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冲突和冲撞。家人之间的揭露真相，无疑需要苛刻的对待，女儿和母亲都说出自己的怨气，尤其是母亲讲她的憎恨、绝望与孤寂，给电影带来以更深的深度。导演最后说他自己也难以肯定谅解与宽容是否完成，因为他从未真正去了解电影中的真实情绪，内在精神是人类遭遇到的最大难题，再伟大的导演也亿元束手无策。

伯格曼最后一部电影便是《芬妮与亚历山大》，这部电影在香港发行时，并没有盈利，但是电影观众/文艺青年评价非常高，胡子回忆说当年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如今在香港很少有人再看“闷片”了，这也是他设问“为何早期有一些大師能拍出作品来，近年很少呢”的答案，“大师都去了哪里”，我回答说“或者无言，或者赚钱”，我想还是有大师直面自我，无论困境多么艰辛，总有可能突出重围，在地平线之上奔突。

本片其实是在作者伯格曼极度困惑时创作，最后他在苦恼之中发现只有掉进同年世界，才能寻找到灵感，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去生活，当她老了反而更能描绘出生命的光明一面。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回到童年，回到人生的最初，内心平和，敏感只属于自我，他体认到宽容和特权，在尚未理解“时间”的童年，才不再需要敏感。在息影之后，伯格曼在家乡就好像回到童年一样，眼睛、鼻子、耳朵、心中的思绪，都彻底打开，随心所欲的感觉自然。在伯格曼的晚年，他在隐居的法罗岛享受到了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的胜景，在完满中离开人世，愿他安息。

 

在众说纷纭的是非喧嚣中，为时近月的“《读书》换帅”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有人欢喜有人忧。从2005年的《中国改革》，到今天的《读书》，为时不过两年，新左派三大公共言论的纸媒阵地已经三易其二，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天涯》在苦苦支撑。不管立场、情感的倾向性如何，中国传统媒体界这种“左倾命不长”的典型现象，值得所有关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深思。

与左右翼倾向极端的媒体因言论激烈而遭致官方整肃不同，《中国改革》与《读书》历来表现温和，并没有干犯当政者之大忌。因此，其“换帅”另有玄机，更加耐人寻味。看相关评论，左翼多认为“换帅”是部分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与右翼媒体联手“合围”的结果，而右翼则认为这是市场选择所致。笔者认为右翼的判断更接近事实。

“换帅”一事，与舆论炒作的关系不大。《新京报》从记者、编辑到主事者，当然有其倾向性。但他们最大的倾向性，不是观念，而是利益，支配他们行为的最强烈动机是新闻的轰动性以及由此可能而来的利益。为了这种利益，有些人连“黑心包子”之类的假新闻都敢制造。事实证明，《新京报》此次率先报道的并非假新闻，反而可以说是抢得新闻先机的典范。表现恶劣的，只是它扭曲了李少君谈话的原意，并且拒绝道歉。从事态的演变不难看出，在《新京报》报道之前，“换帅”决定早已作出，难以更改，只是还需要经过一些程序而已。媒体的炒作并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很难说《新京报》的报道究竟起到了哪个方向上的作用。从陈水扁挨枪子反而支持率大增的例子看，舆论介入很可能增加了“换帅”的难度。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暗箱操作总是比公开操作更容易。如果“换帅”一事客观上犹有可挽回的余地，那么《新京报》的报道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反应，很可能使酝酿中的“换帅”无声无息地夭折。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并非如此，可见《新京报 》只是提前披露了某项既成事实。

与两年前的《中国改革》相同，导致《读书》“换帅”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媒体本身的经济利益，幕后推手则是“观念+市场”——观念右倾（认同“改革开放”）、手中握有实权的一些官员，根据市场的反应（或对市场的预估），作出了“换帅”决定。事实似乎就是如此简单，其间并没有什么“阴谋”的味道。

先说观念。自文革后清除“三种人”以来，历经多番新旧更替和利益、观念的熏陶后，迄今为至中国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赞成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改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占据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主流。这些从观念到利益都认同市场化改革的官员们，自然看质疑这一改革路径的新左派不顺眼。一旦逮到机会，就会毫不留情地安排他们“下课”。

但问题是，执掌实权的官员们的这种观念倾向并非始自今日，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对《中国改革》、2007年才对《读书》出手呢？这说明，观念倾向只是为这些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铺垫了某种思想基础，真正促使他们行动的，还是市场的力量。

在此次争论中，汪晖、黄平都曾以《读书》的发行量为其市场表现辩护。其实这种辩护颇具几份幽默色彩，更凸现了学术人在陷入现实问题时的无奈——新左派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在市场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一强独大，“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如果以批判资本为宗旨的新左派刊物都能够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业绩，那岂不说明新左派的理论错了？《读书》在市场中遭遇滑铁卢，反而印证了新左派理论的坚挺。《读书》虽为同类刊物之皎皎者，发行量有10万之多，但媒体最看重的是“有效发行”，即能够带来广告的发行。《读者》的广告收入又如何呢？前景将怎样？不言而喻，只要我们还承认在资本家、企业家的群体中，受虐狂并不多，那么就不难想象，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将广告投放到以指责他们为宗旨、敌视他们为立场的媒体中。

由此可见，导致《中国改革》、《读书》等原左翼媒体易帜换帅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即资本的力量。由于市场的反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积淀为媒体利益的差距，因此资本的意志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压倒其它因素。原左翼媒体的易帜换帅，往往伴随着媒体或主办单位的“转制”，就是明证。

在市场社会，资本的力量沛然莫之能御。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途中，兼有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的双重特性。表面看，政治权力在中国最强大，但它不能长期忽视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因为后者决定着经济形势，而经济形势左右着政权稳定。只要不正面对抗，资本的力量似乎比权力更有韧性，更加无孔不入——它在无声无息地主导着政权稳定之外的许多领域。

当下中国，象《读书》这样的媒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朝易帜，未免令人遗憾。俗语云：不遭人忌是庸才。为人如此，媒体亦如此。对《读书》持续不断的抨击，正证明了《读书》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在自由主义成为知识界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似乎势不可挡时，始终坚持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当“改革开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似乎“不可动摇”时，始终坚持对公众发出某种表示质疑的不谐之音。越是在众口一词的时候，这种不谐之音就越可贵。怀疑以及对怀疑的宽容，本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但在今日中国，能够这样做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党同伐异。如果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作为标杆，那么可以说自由派是站在权力一边；而独有《读书》等左翼声音，肩负起了质疑和批评权力的责任。

主导今日中国的，除了权力，还有资本。右翼的媒体和媒体人往往因反对权力而遭到权力的整肃，而左翼媒体和媒体人则往往因指责资本而被资本淘汰出局。就现实而言，这是遗憾；就精神而言，他们求仁得仁。由于资本的力量比权力更加无孔不入，所以右翼媒体还能以妥协求生存，而左翼却连妥协都不可得，这就是媒体“左倾命不长”的原因。

《读书》“换帅”一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决定这个社会的力量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可能将中国导向何方？

 

 

尊敬的三联书店领导：

你们好。对于由贵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一事的报道和论争，已经有一些时日了。作为《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我一直在追踪阅读相关的文字，无论是纸面媒体上的，还是网络上的。在这里，我无意重述这场论争的焦点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论争的原因，也无意对围绕《读书》的批评意见比如“不好读”或者“新左派取向”等进行反批评。我唯一想指出的是，我发现，尽管这场论争显得异常热闹，但其间并没有贵书店的声音。直到７月１０日，我才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贵书店的负责人以“三联书店”的名义的答记者问。然而，恕我直言，这篇答记者问透出的四平八稳、居高临下的口气，使它读起来让人感觉这根本就是一则通知或者一个公告，而不是我们熟悉的“论争”的声音。或者也正因为它是一个公告，所以并不需要出现多次，因此从７月１０日到现在，“三联书店”再没有发表类似的答记者问，尽管水平参差不齐的论争乃至口水战在网络上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则“公告”置于“论争”的层面上来看待。因为几十年以来，就像贵书店的全称所寓示的那样，三联书店是或者应该是以直面现实、启发新知、坚守人文精神为己任，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的。在一般人如我者看来，三联书店不应该是任何类型的资本或者官僚机构，任何类型的官僚口气和作派都应该是和它格格不入的，它应该是读者的良师益友。我相信，这也当然是各位领导的共同追求。鉴于此，在“论争”的层面上来阅读这则“公告”，无疑是表达一个读书人对三联书店的真正的尊重。

细读贵书店的这篇简短的答记者问，我谨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贵书店能给予指点：

一，“三联书店”称更换现任《读书》主编是为了“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可我查阅现行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新闻出版总署第３１号公布），并没有发现这项条文。我谨肯请贵书店能出具相关的法律条文以为说明。

二，“三联书店”称更换主编是为了“避免刊物编辑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以“改善经营管理”。那么，我想问，您所说的“经营”是什么意义上的“经营”？是为了使《读书》更深刻地回应我们时代所提出的包括三农、教育和医疗改革问题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经营，是为了坚守并拓展独立的思想空间的经营，是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执言的经营，还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牟利的经营，抑或是为了增加发行量的经营？如果是为了增加发行量的经营，我谨肯请贵书店能在网络上公开陈列２８年以来读书发行的相关数据，以证明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主持的《读书》的确存在发行量下降的问题，而有待“改善”。

三，“三联书店”称为了“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而且“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我请问，贵书店都听取了哪些方面的意见？是否听取了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在最近的多次访谈中推心置腹所陈述的意见，是否听取了王晓明先生、戴锦华先生等京沪学者七月初在上海的研讨会上所陈述的意见，是否听取了像我一样的普通读者在网络上发出的“留住《读书》，留住汪晖先生，留住黄平先生”的意见？恳请贵书店能本着以理服人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回应这些意见。我甚至要恳请贵书店能正面回应那些抱怨《读书》“不好读”或者《读书》“有新左派取向”等等意见，而不是用“为了符合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或者“改善经营管理”等言辞将这些意见轻轻打发。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深知，自己并没有任何权力要求贵书店出具证明或者开列数据。我甚至也不想说要求贵书店出具证明或者开列数据是我的权利，因为在这里，在现在，我们都清楚，权利是一种多么苍白的说辞。我所唯一能做的，只是希望或者说恳请三联书店能秉承三联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毕生提倡的“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的精神，来听一听所有这些“论争”中的意见，并且以“论争者”的姿态，给出自己的回答。

祝

好！

《读书》的热心读者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夜

 

说到底，《读书》换帅应是杂志与读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是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进行——杂志编辑大多没有出席“换帅会议”，可以视作一种隐忧。至于结果是否是汪晖等人出局，尚非最为重要之事。在时代大变局面前，欲维持《读书》传统于不坠，实在是万分艰难的事。固然有杂志本身的原因，但国内学界竞相追逐欧风西雨，集体患上“话语癫狂症”，更须担负主要责任。

沸沸扬扬的《读书》杂志换帅传闻，近日尘埃落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杂志主编；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先前我撰文认为，以《读书》杂志当前的编辑方针、读者反应以及市场状况，确实存在危机，因此，换帅不失为“一个标准选项”。简单说，“汪晖时代”的《读书》杂志，文字晦涩难懂，思想上过于“左倾”，致使许多老读者不满，乃至出现订户数量严重下滑现象。对此，汪晖等人必须有所反思，或者主动让贤。

连日来，这俨然已经成为知识界一大公共事件，很多人对《读书》的现状与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份老牌杂志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总的来看，认为《读书》变得越来越不好读的，人数不少。当然，这更多是一种个人观感，缺乏数据和材料支持。不过，即便汪晖等人，也没有否认杂志存在“内在冲突”。

今年《读书》第5期上，汪晖、黄平罕见地以署名形式发表“代编辑手记”。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巨变，知识界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各种争论与分化成为主要文化图景。在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读书》“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此，他们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答案：“《读书》需要介入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应该尽可能保持它的可读性和对语言风格以及人文趣味的敏感。”他们同时也承认，在上述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

然而，《读书》遭遇来自读者与市场的强烈反弹，只能说明汪晖等人在这上面所作的努力，没有被读者和市场肯定。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对近年的《读书》有所抱怨，更多是出于真情关切。而对于汪晖等人的批评，其实是对杂志可能走向思想“单向街”的一种自觉警惕。至今，我依然对这份杂志抱有最大的温情与敬意。《读书》曾经是个人精神启蒙读物，她以其理性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买《读书》（有时候买两本，一本放家里，一本放办公室）。家里的《读书》，连同书友赠送的一大箱子过刊，一摞又一摞的。

但现在看来，事件的结果固然符合部分读者的愿景，但在具体目标与实际操作上，却大有偏差。

三联书店管理层认为，《读书》杂志换帅是出于“改制”的需要。有关负责人提到：“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读书》）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

也就是说，杂志从外部（汪晖和黄平是社科院学者）引入“高管”，不再符合转制要求和相关规定——“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才是引起三联书店管理层重视并决定换帅的主因。与此同时，《读书》杂志在内容与思想倾向上的危机，似乎并没有得到三联书店管理层的足够重视。三联书店方面称：“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想见新《读书》很难走出“汪晖时代”的阴影，甚至可能最后失去其人文思想领军杂志地位。很简单，如果不正视《读书》杂志的内容与思想危机，这本杂志势必越来越偏离读者期望，直至最后蜕变为小众化、圈子化杂志。

此外，新《读书》还可能遭遇出于“改制要求”的制度约束。在我看来，外聘“高管”并非问题所在，而且还应该是杂志坚持专业化办刊的一招良策。现在，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三联书店泼洗澡水，却连孩子一并扔了。

因此，不能不遗憾地说，《读书》杂志换帅一事，三联书店管理层与读者、市场需求貌合神离，甚至还出现“制度退步”的倾向。——简直是，旧“怨”未消，又添新愁！本来，三联书店方面或可借此契机，正面回应读者与市场的吁求，对杂志进行适度自我调整。现在，这个契机却被重重举起、轻轻放下了。

说到底，《读书》换帅应是杂志与读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是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进行——杂志编辑大多没有出席“换帅会议”，可以视作一种隐忧。至于结果是否是汪晖等人出局，尚非最为重要之事。对汪晖等人抱有同情之理解的话，还可以看到，在时代大变局面前，欲维持《读书》传统于不坠，实在是万分艰难的事。比如，说《读书》文字晦涩，固然有杂志本身的原因，但国内学界竞相追逐欧风西雨，集体患上“话语癫狂症”，更须担负主要责任。

但不管怎么说，“汪晖时代”已经落幕，《读书》杂志新格局正在展开。《读书》曾经作为国内人文思想重镇而存在，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如今，作为一名读者，我认为《读书》在变与不变之中，至少应坚守如下原则：

其一，《读书》不能过于脱离大众，钻入象牙塔。保持《读书》的思想尖锐性，又不使其远离大众，是许多读者对《读书》的愿景。《读书》走向专业化、学术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杂志同时还应保持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追求语言的生动活泼。否则难免有沦为“核心期刊”之虞。当然，《读书》也不应成为《读者》，因为她从来就是一份人文思想杂志，而非通俗读物。

其二，《读书》不仅应该“读书无禁区”，还要有坚持“思想无禁区”的人文精神。《读书》创刊时的这句话，开启了一个自由阅读与交流的时代。而“读书无禁区”的底蕴，就是思想的自由挥洒。这就意味着，杂志在思想多元化方面，必须有所坚持和体现。近几年，读者对《读书》有所批评，也就在于杂志在思想上出现有所偏颇的倾向。

其三，《读书》不能变成中国的《新左派评论》。换而言之，就是不能过于圈子化、阵地化或派系化。细心一点的话，可以看到《读书》近三十年历程，走的是编辑—学者—编辑办刊这样一条路。但无论专业编辑还是学者来主持，《读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人文思想公共平台，而不是由任何思想派别掌握的“机关杂志”。此前，《读书》甚至被视为“新左派”刊物，这也是许多读者表示担忧的地方。

可以说，贴近大众、思想自由、公共平台，这是《读书》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底线。无论是谁，如若不能坚持上述宗旨和定位，都将被看作《读书》传统的叛逆者。

汪晖对《读书》并非殊无贡献，至少在“汪晖时代”，杂志依然没有丧失锐气和深度。但汪晖作为学者，必然有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由此过度介入各种思想争论当中，并且在杂志内容思想上有所体现和倾斜。这就造成了《读书》不仅文字晦涩、思想不够多元化，而且越来越自我封闭的局面。——这也是“学者办刊”的常见病。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今年《读书》第3期上，为这份杂志服务了近三十年的丁聪老先生，刊登了一则《感谢》。这位年届九十的老人，充满深情地说：“是读者造就了今天的我。”我真诚地期待，新《读书》杂志的同仁，以此为最大的感念。

 

 

诗人欧阳江河：我不是学者，我只是《读书》这些年来一个忠实的读者，当然我也在《读书》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专题性质的讨论。《读书》的这十一年，在汪晖和黄平做执行主编的期间，《读书》这个杂志扮演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角色，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在思想层面上所起的现实作用,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本杂志。现在发生的这个《读书》事件，我觉得无论有什么具体原由,有什么样的体制内的考虑,其结果都会导致角色的转换。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复辟、一种后退，从那样一种深具全球性视野的广阔的思想角色变回到一个出版社规模的，体制内部的，这么一个符合常规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杂志。就是这么一回事，说大不大，说小还真的不小。该怎么看待《读书》因汪晖和黄平的介入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这里有一个时间视点的问题，我们先把《读书》放回到它诞生之初去看，刚才钱理群老师也讲到了，最初是范用，然后是沈昌文，这两个主编是作专业编辑出身的，身处出版社的体制架构内，而《读书》在他们主政期间是比较单纯的，它主要是一个读书人的杂志，那么这个读书人呢还不是当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且范、沈那个时代书的概念，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书的概念相比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刚刚开放，读书人手头的书基本上就是人文性质的书，带有很浓的趣味性、人文性。不像现在，书和读书人在定义和概念上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已经远远超出了带有休闲性质的人文趣味。这个变化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办成关于趣味，而且主要是人文趣味的这么一个杂志，我认位它的定位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至于我呢，因为从事文学写作，那个时候的《读书》应该说是对我的路子，但是很奇怪，一点都不，我想可能有点像钱先生所说的，那种没有内容的人文趣味不对我的路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趣味还是小了一点，至少是比较狭窄的，过于单纯的，无论它有多么高级，它对思想和现实这两者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文字上的趣味要是被推崇到极端，那会成为某种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东西。那么九十年代中期汪晖和黄平的适时介入，使《读书》得以避免在文人趣味的消闲之路上走得太过。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刚才孟悦已经讲到了，《读书》这个杂志所具有的影响和贡献真正是不可取代的，我觉得将这种影响和贡献放到整个中国的转型时期去看，《读书》已经不仅仅是对转型和巨变时期中国和世界的很多问题加以关注、提出讨论，它不仅仅只是对现实的讨论或叙述，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现实，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远一点，比如用20年以后的眼光来看吧，或者更远一点，50年以后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汪晖和黄平当主编这段时间的《读书》必将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乡愁，一个共同回忆，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这个预言，我不可能再活50岁看它应验，但是我相信它。纽约今年的一件文化盛事是一部长达九小时的英国话剧《彼岸》持续上演达半年之久，这个大型舞台剧回顾了当年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屠格涅夫，他们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化的辉煌。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已被视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乡愁。

另外从空间格局上看，《读书》在汪晖黄平主持时期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把它从地区性的一个杂志，把地区性的一些话语,一些知识气候，读书人感兴趣的问题，读书人的想法也好，注意力也好，趋向也好、趣味也好，把这些个地区性的东西，和全球性的语境，和全球思想界、知识界所共同关心的那些东西，把它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更开阔的、更贴近现实的、更具活力的、更具思想性的公共平台。刚才钱先生也谈到这点，我觉得这是在汪晖、黄平做主编时期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转折被夭折。80年代的中国比较封闭，改革之初，国内的问题一大堆，我们看待国内问题的时候，肯定主要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全球语境这样一个角度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中国和世界在思想层面的互动式交往非常少。但是这个时间以来，产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中国问题，你仅仅局限在中国的语境和趣味里面来谈论他和关注他，已经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中国问题，亚洲问题和拉丁美洲问题，欧美问题，全球的问题，要联系在一起看待，才会产生它真正深邃的意义。

汪晖、黄平这两位学者，他们本身就在国际上是真正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学者，请他们来主持《读书》这本杂志，我觉得这是董秀玉时期的三联书店为我们这代读书人和整个中国知识界所做的一件大事，这发明了一种模式：一本杂志，不是任用出版社自身体制内的职业编辑来主政，而是请来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很有影响的，而且在全球的范围也很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将他们的声望、他们的思想和知识视野、他们在国内国际同行里的人脉交往，他们的责任感和想象力，等等，将他们身上的所有这些东西带入到这本杂志里面，这是怎样一种资源！所有这些都会抚育这本杂志，想想所有这些远远超出杂志本身的种种角色感，种种背景，种种理想、种种勇气，以及最为珍贵的东西：一本杂志，它与现实发生关系的独特角度，方式，它的直接性，它的参与度，它的现场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是一个超负荷的创举。这个创举，我想它也是在90年代中才能够发生，现在我觉得在消费文化的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创举已经很难发生了。说实话我就一直在等着看，汪晖黄平能够撑多久。我真的一直等，我老觉得11年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等到他们退休，我觉得有关部门是不可能等的，如果汪晖今年62岁了，我估计他们说不定还要让他再干三年，就时候体面退休。但汪晖才40几岁，遥遥无期，所以他们就来单位人事行政手腕那一套，真恐怖，我觉得这实在是无耻，我真的这样觉得。

但这也好，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成就了《读书》这11年，告一个段落。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刚才孟悦也讲了，像《读书》这样的杂志太少了，太可怜、太惨了。不过我觉得有一本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要是连这一本也没了呢？情况会怎样？在某些人看来，一本好读的趣味性杂志办着办着办没了，另一本杂志不那么好读却出现在里面，他们觉得憋闷。这有违初衷。但如何定义好读、不好读呢？想想看，从一本杂志表面散逸出来的趣味，与从其深处逼出来的思想拷问，孰为轻，孰为重？趣味的《读书》和思想的《读书》，孰可有，孰可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怎样、文明程度如何，除了看建筑等等硬件设施，看福利、消费指数、投资环境、教育和卫生保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像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伦敦书评》那样的知识的、思想性的东西。那么在中国呢很大程度上，这个指标性的东西落在《读书》的身上，现在是不是连这个指标也要被抹煞掉呢？这样一个思想性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连一个也没有的话，那真够可怜的。所以我现在提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形象问题。《读书》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学界派系分歧问题，也不是一个行政的或体制内的技术性问题，这个事件事关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背景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冰点》事件，从国际语境讲的话，《读书》事件我觉得影响会更恶劣。因为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的问题了，刚才汪晖讲的，这整个事件是个日常生活的悄悄发生。说到中国形象，一会是食品安全，一会又是黑砖窑事件，环境问题，腐败问题，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这十年来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国际语境中给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国形象长脸的一件事情，是正面影响，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像这样的东西你说说有几个拿得出去、数得出来？有的人物、有的东西在国内响当当的，你拿出去就是笑话。我觉得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它就是在国际上有这个影响，每次我去美国，带十本近期的《读书》，见朋友就送，最好的见面礼就是《读书》。因为大家了解中国学界、思想界现况最快捷而又最全面的一个途径就是《读书》，一本在手，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如果《读书》事件之后，又变回到纯粹的趣味杂志，这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不仅仅是一个派别的问题 。

假如我现在要在美国待半年，我会很怀念中国的《读书》，汪晖他们编的《读书》，我得找哥们每期给我寄，就这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又是这么重要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汪晖黄平离开《读书》的话，我可能以后就没有想看的思想杂志了。对此我是比较感慨的。汪晖先生我跟他其实见面非常少，一年可能见上两三次面就不错了，跟黄平更是两三年才见到一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主编《读书》期间，你看他们对中国的头绪纷纭的问题，各个文化和思想层面，各个话语领域，各个专业和文学艺术门类，都是广泛关注，很多讨论是他们发起的，是《读书》杂志发起的。这些年的当代戏剧、当代诗歌、当代美术，还有当代建筑、摄影、考古等等，还有独立电影，新纪录片运动，都是汪晖和黄平他们主政期间加以关注的，更不要说”三农”问题啊，全球变暖、环境问题啊，等等这些学术圈的、也是紧贴现实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关注问题的目光是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的专业圈子，扩展到整个现实。我觉得他们扮演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角色：就是把很多本来是各自为阵的、分裂的，不同话语层次的，好像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些东西，通过《读书》这个杂志，通过汪晖黄平这两个人的学术敏感，他们的良知，他们的视野等等吧，通过他们把所有这些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碎片般的领域，连成一片。我觉得这一个角色，绝不是其他某个单纯职业编辑所能胜任的。因为编辑更多是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而将就学者和编辑这两个角色奇迹般地合为一体，这正是汪晖黄平这十一年来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再过二十年，也许五十年，我们回头看这件事。不信我们那时候再看，多年以后，这个《读书》事件，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我觉得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那会是一个犯罪。现在我们不必争议更多。什么好读不好读啊，什么发行量下降啊，什么在编不在编啊，天哪，亲爱的出版官老爷先生们，别老拿这样的小儿科说辞来羞辱我们的智力，你们能不能拿出点更正当的、更体面的、更堂而皇之的、更符合权高位重者身份的尊贵说辞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人要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动手脚呢？我觉得简直是太可笑了。把纯属个人的趣味问题、操作问题带到思想的历史层面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犯罪。

 

乌有之乡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韩德强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究竟什么是促成《读书》事件的主因？我也倾向于是体制的日益官僚化，而不是哪一个思想派别。问题在于，体制为什么会日益官僚化？当每一个官员都失去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体制的日益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的体制一定会压缩自由思想的空间。

刚才曹卫东谈的我深有感触。在座许多人都是在体制内工作，大学、研究院所、政府机关，免不了参加各种会议，有会后的闲聊。谈来谈去，三句话就离开本行，交换起有关房子、汽车、职称、职位、股票这一类的信息。知识分子不关心思想文化，政府官员不关心社会大众，大家都成了自我经营的资本家。真是物欲横流！。我后来进一步思考，察觉“物欲横流”也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如果说有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有人就关心自己的房子、汽车，那不就不平等了吗？我在考虑，这个世界，全是流氓的话，那在人格上真是很平等。如果这个世界又有君子，又有流氓，那就有两类不同的、不平等的人格。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想象，就是这个世界都变成君子，但是这个可能性，确实比都变成流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流氓化，同时也是人格的平等化。再没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再没有人抱有“致命的自负”了，再也没有人以“宏大叙事”奴役人了，这岂不是自由？岂不是平等？

知识分子跟官员今天是很难区分的。知识分子躲避崇高，流氓化，官员一样躲避崇高，流氓化。儒家认为，“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地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今天的世界一定会让这条儒家格言显得落伍。“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本来是无恒产者的人生哲学，今天却成了上流人士的行为规范。甚至有人论证，谁不是流氓，谁就是在压抑人性，谁就是在装孙子。在这个流氓大联欢的时代，《读书》确实会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读书》周围有一个仍然关心社会的读者、作者群，一天到晚不是议论医疗体制改革，就是讨论三农问题，要不就亚非拉，全球化。我们都刚刚学会关心自己，你们却还在在关心亚非拉，你们不就是一小群精英吗？你们是小众，我们是大众！关掉《读书》，回归大众，大家就都平等！

流氓还有一个好处是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流氓是独立和自由的呢？因为流氓不需要对别人负责，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就行。“我是流氓我怕谁！”什么黑煤窑、黑砖窑？有钱就要！什么黑社会、白社会？有权就好！什么婊子、妻子？能用就行！什么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看，这个流氓真是做到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人格独立，“大义”凛然！相反，如果一个人老想着天下大同，四海一家，一个人总是想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哪有自由啊！你跟这个世界全部都脱离联系，你就肯定是自由的。

流氓化的第三个好处是民主。既然大家都是流氓，流氓间的公共事务怎么解决？那当然只能是民主了。一旦有君子，那君子还为流氓服务，流氓就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君子、盲从君子的解释，甚至接受君子的独裁，而这就通向奴役社会了。如果要永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只能大家都做流氓。

进一步追踪下去，流氓化其实也是唯物化。“有恒者有恒心”，这是比较唯物的，“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不就是唯心吗？其实我在思考，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流氓化？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唯物主义太强烈了。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是唯物主义，是科学。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还相信，那不就是唯心主义吗？那不就是迷信吗？过去，茶馆里必须高挂“莫谈国事”。今天，再也不需要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谈国事了。如果有，那一定是小众，一定是一小群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闲人，或者是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今天人唯一相信的就是钱包。钱包以外的，别说是宏大叙事，就连爱情都没人信了。

当然，流氓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在物质上、社会地位上还是很不平等。有的是大流氓，有的是中流氓，有的是小流氓。有的是文化流氓，有的是学术流氓，有的是政治流氓。由流氓组成的社会，逐渐形成的是流氓文化，流氓学术，流氓政治。正是在这个流氓化的大背景下，思想逐渐成为小众的奢侈品。也是在这个流氓化的大背景下，体制内的官僚越来越强调服从、统一、标准化。

说到这里，实际上我在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今天社会的流氓化，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唯物主义，一整套非常好的理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西方思想的平等、民主、自由这一面的时候，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时候，其实很可能，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对人性的不信任，人格的流氓化。中国思想一向强调要天下为公，修齐治平，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突出君子和小人之分，强调“人为物役、物为心役”之辨，尊崇“天、地、君、亲、师”，向往人皆为尧舜。这是中国思想的吸引人之处。但是，它的另一面却是人格上的不平等，人际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政治上的权威崇拜。

我的体会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不对称的比较。中国有一张脸，无论是修齐治平还是礼义廉耻，都强调人格的高尚。西方也有一张脸，那是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科学。但是，中国和西方，还各有各的屁股。西方的屁股是人格流氓化。中国屁股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这两者是各自思想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如果拿中国的屁股跟西方的脸比，怎么比怎么丑陋。如果中国的屁股跟西方的屁股比，就不见得谁更丑陋。脸和脸比，也不见得谁更漂亮。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用中国的屁股与西方的脸比，就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历史方位。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一种简单的社会模式走到另一种简单的社会模式。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将落入“理性的自负”陷阱。但是，回避这个问题，并不等于我们就真是听从社会的自发秩序了。事实上，推销“理性的自负”概念的人，也正是在推销西方社会模式的人。他们有西方现成社会模式在手，生动丰富，理直气壮。正如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建议向苏联学习，也是生动丰富，理直气壮。

但是，我们真的能那么理直气壮吗？真的能那么不假思索，照抄照搬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探索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历史图景、社会图景吗？我以为，《读书》的最大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它不满足于西方两百多年前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无论是自由主义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它还希望开掘这两百年的思想和历史的互动，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真实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不但能够照亮东方，而且能够照亮西方，为中华民族，也为世界探索一条新的出路。我主张反思，一层层的反思，不但要反思新自由主义的10年，而且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要反思到1949年，要反思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还要反思到文艺复兴时期，直至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世界历史都纳入到反思范围。这样，我们才能清楚今天的历史方位，才能抑制社会的流氓化，抑制世界的肉弱强食化，才能避免人类社会的相互战争，摆脱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的毁灭性前景。

所以，在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史观，有一个新的世界图景的时候，迫切需要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能够去逐渐形成一股探讨的人气的时候，《读书》这个反思平台，居然又被拆掉了！在这些技术官僚眼里，或许《读书》就是个读书人吵吵嚷嚷的庙会，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一旦影响了仕途，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斩首”！这正如慈禧眼里，北洋舰队的有无，哪有自己的大寿重要！

当然，这些技术官僚只能放慢人类探索的脚步。只要有这个读者、作者圈在，只要有探索新出路的需求在，新的反思平台还是会形成的。

（鼓掌）

 

2000年“长江《读书》奖”事件至今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今年三月初，作为当年尖锐批评《读书》主编汪晖的近百位学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著文重提往事，披露了他与《读书》主编汪晖事后的另一次交锋。 这次，就《读书》话题，徐先生接受了《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的采访。

《外滩》：最近，您发表了文章“知识分子与公权——长江《读书》奖事件的回顾和教训”。为什么在长江事件过了将近5年以后，又重新提及这个事件？

徐友渔：写这篇文章完全有另外的背景和目的，不是旧事重提。“长江《读书》奖”事件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读书》执行主编之一在2002年第5期专供主编发表编后记的地方以人身侮辱的方式回应、攻击一位曾经批评过他的学者。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不正当运用公权的事例。他当然可以反批评，但不能在刊物专供主编发表言论的地方，这件事和“长江《读书》奖”事件一样，是论述知识分子如何正当运用公权的事例，当然，发生在同一本刊物、同一个人身上，也不完全是偶然的。我一开始是给《读书》总编、执行主编和编辑部写信，请求发表我的批评意见。但杂志根本没有理睬我的意见，那位执行主编个人对我作了反批评。我觉得“公私不分”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认为他们对我的意见的反馈应是明确地说《读书》认为那样作对还是不对，我是致信总编、两位执行主编和整个编辑部，谈的是刊物处置事情失当，结果又变成了两个学者之间的争执。

《外滩》：最近网络出现很多对《读书》杂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文风晦涩、立场偏左。作为《读书》过去的老作者，您有什么看法？认为这些评价是否中肯或偏激？

徐友渔：我觉得《读书》不像前半段那样兼容并包，全面反映知识界、读书界的各种观点，促进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是事实。 还有人批评《读书》办得像学报，太晦涩、艰深，因为我不怕晦涩、艰深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没有多少反感。记得听陈平原作这种批评时，我还反驳。不过我现在愿意持中庸的立场，我想既然很多人长期有这种意见，可能《读书》方面也需要考虑和改进，不能只是找各种理由辩解和搪塞。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晦涩、艰深得太厉害，不是太多的文章都晦涩、艰深，也可以承认、适应这种风格。当然，我相信《读书》的主编也不想故意把杂志办得晦涩、艰深，但问题是写这种风格文章的作者凑在一起了。

《外滩》：能够谈谈您接触、阅读《读书》和给《读书》写文章的经历和感受吗？这本杂志经过三代主编的变化，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徐友渔：我给《读书》写文章不是很早，也不是很多。第一篇发表于1986年第3期，借评介卡尔·波普的自传想宏扬一下批判和理性精神。我要说，在各类杂志中，《读书》是我看得最仔细的之一，现在还是这样。超过它的大概只有以前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和《方法》，可惜都没有了。要关注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除了上网，还是应该看看《读书》、《天涯》，我给外国学者和大学图书馆作介绍时，还是说它们。第一代主编的《读书》像压抑中的呐喊，鼓舞人弃旧迎新；第二代时像百花园，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有开风气之先的东西；第三代像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中文版，不管喜不喜欢它的倾向，它的努力和作用还是不容忽视。

《外滩》：有部分对《读书》的批评是直接针对汪晖个人的，认为他的立场偏左，造成杂志倾向偏左。例如，1997年以后，甘阳、陈燕谷、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文章大量发表，这也导致一部分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离开，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徐友渔：我和很多人确实有这种看法，这也是《读书》主编最不愿意承认的。这个问题要说清楚会牵扯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对方感到有恃无恐，要别人拿出证据，证明因为观点不同而拒登文章。中国人做事的方式谁不知道，举证谈何容易！不过我敢说，我就举得出事实。我现在不想把话说到那个地步，何苦呢！我现在只说说见诸文字的一点情况。 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李慎之、资中筠，较年轻的朱学勤、雷颐、刘军宁都在《读书》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后来就没有他们的文章了，谁会相信，他们无缘无故就不给《读书》写文章了？这跟汪晖的态度有没有关系？ 汪晖无中生有地攻击李慎之、资中筠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朱学勤提到1998年“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时，他居然这么攻击：“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对于雷颐，则指称为加引号的、即所谓的“历史学者”。

《外滩》：网络上也有人呼吁让您当《读书》主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友渔：我觉得这个提议是故意搞笑，我不会认真对待。不过我还是乘机要说，既然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读书》的问题出在主编的倾向和色彩太强烈，那么我有同样的问题，且不说我的能力和兴趣也不行。

《外滩》：黄平也承认《读书》文风晦涩的现状。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与时代语言下降有关？还是《读书》自身有关？

徐友渔：当然不是什么“时代语言下降”的问题。你记得几年前在美国发生的物理学家作弄后现代机关刊物《社会文本》的“索尔卡事件”吗？为什么文风一晦涩，《社会文本》的编辑就极其偏爱，失去分辨力呢？如果是时代的问题，那么类似的杂志《书屋》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毛病？

《外滩》：黄平指责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思维和感情依旧停留在80年代，跟不上历史时代，这才是造成《读书》诸多问题的一种，您是否认为这种理解比较恰当？

徐友渔：这倒是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了。 《读书》的整个思想倾向，体现了由汪晖反复表述的观点：中国从90年代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连社会不公正、腐败的根源都要在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扩张中去找。所以研究、分析、解决问题都要用当代西方新左派对他们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批判。这样，就很容易明白《读书》上有那么多没有消化的外来理论，写的人津津有味，许多读者不懂，感到与中国现实隔膜。 时代确实在发展变化，新问题很快地出现了，中国的问题确实不能只靠警惕极左路线，中国未来的危险不会只是重复“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但像汪晖那样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说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对的，也不能仅仅依靠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来观察、解决中国的问题。

《外滩》：您认为当下《读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理想中的《读书》是什么状态和风格？

徐友渔：既然《读书》有自己独特的，得到公认的历史定位，它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本同人杂志，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它还是有兼容并包的气度，能全面反映中国知识界、读书界的现状、倾向和期望。我最喜欢的，还是以前的《东方》。

 

人们对《读书》第三代的批评，主要就是认为《读书》已成了新左的同仁刊物。这个批评也许有些过激，但同仁刊物的痕迹，多少也是有的

人物周刊：有人将《读书》划分为三个时期：陈翰伯、陈原、范用时期；沈昌文时期；汪晖、黄平时期。您如何评价这三个时期？

严搏非：三个时期的说法我第一次听说，但似乎有一定道理。陈翰伯、陈原、范用，他们那一代非常有担当，即使在80年代，《读书》要开创出那样的局面，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也需要极大的不妥协的道德勇气。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人，比如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位老人。没有一大批这样有担当的知识分子，80年代所形成的思想局面是不能想象的。沈公当政，是对第一代的延续，但经历了1989，情况更为复杂，但沈公处理得极为出色，《读书》上仍能常有引领话题的大文，有大是大非。第三个阶段，我已经较少看《读书》了，但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自然会有很大不同。学人容易沾有当下学界的风气，难脱巢臼，而前两代的出版家，他们实际上是政治家，这是很不同的。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9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之争?

严搏非：90年代的思想论争，问题其实是真实的，但准备不足，也缺少像样的思想领袖，在思想上的成果乏善可陈，但却不期然有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些宗派。人们对《读书》第三代的批评，主要就是认为《读书》已成了新左的同仁刊物。这个批评也许有些过激，但同仁刊物的痕迹，多少也是有的。

人物周刊：谈论后期的《读书》时，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否定和冷淡？

严搏非：经历过80年代的人，对《读书》有感情，会自然地认为《读书》是大家的《读书》，现在由新左派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掌控，自然会不舒服。但若中国的出版更开放，也许这种不满就会少些。各种观点可以自由争论，就不一定在乎一个《读书》了。但今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话语权上就是不对等的，只要谈到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声音几乎完全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这样一份杂志由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掌管，引起公议在所难免。

人物周刊：96年以后的《读书》，谈论的话题比以往更宽，涉及三农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局势，但文章晦涩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您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

严搏非：96年以后《读书》的文体问题，也许是一个伪问题。《读书》上都是小文章，尽管问题可以很大，但不一定非要晦涩才能表达。我们知道很多思想大师也会为公众写作，给报纸杂志写专栏，思想的深度并不影响文章的晓畅明白。所以“文体”其实是语文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文章写得好的人少了。但依我看，《读书》的文章绝大部分在文字上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