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没能准时离站的列车》，赫拉巴尔著，徐哲译，台湾大块文化2007年6月出版。　　

　
　　
　　这本小说的作者，就是被米兰·昆德拉誉为“我们这个最了不起的作家”的赫拉巴尔，他的一生也是一个传奇故事。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赫拉巴尔，先后当过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站打包工等十多种不同工作，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例如《过于喧嚣的孤寂》主人翁汉嘉，原来是他在废纸收购站的同事。的确，他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掇取，又饱含寓意，但在作者独特的语调下却深藏着反讽语调。他说：“作品即生活的图景。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未写作，也就是先生活。”然而作者也说他即使到了六十岁仍然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他与常规俗套作斗争(见《我是谁》)。赫拉巴尔发明了“巴比代尔”(Pabitel)一词，“巴比代尔”指的是拥有流淌不息的独白、不肯与现实妥协、其思想行事彷佛着了魔的人。“巴比代尔”是作者的化身，赫拉巴尔在现实生活的荒谬中创造了既有悲剧命运但又轻盈地闪过的小人物。
　　
　　“巴比代尔”式人物
　　
　　《没能准时离站的列车》(Ostre　Sledované　Vlaky，或译《严密监视的列车》)是赫拉巴尔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后来被捷克新浪潮导演闵采尔(Jirí 　Menzel)拍成电影并获得奖项。赫拉巴尔后来在1982年与皮尔森(Plsen)业余剧团成员谈话时提到，自己利用个人带旁注的笔记开始写这部简短精练的小说，描述的都是自己在科斯特马拉迪火车站上当调度员时所遇到的事情，也讲述了整个欧洲和他的同胞们在二战中所遇到的不幸。他以这部小说参与了这场战争，成为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声援行动”。

　　主角米洛斯(Milos)及其父辈都是奇特的“巴比代尔”式人物。米洛斯住在布拉格附近的小镇里，故事一开始作者便交代了年份“1945年”，还有背景“德国人已不再能控制我们这个小镇的上空，自然谈不上控制大城市和全国的上空了”。在纳粹德国占领的最后岁月中，捷克成为德军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之一。

　　战争的阴影也落在米洛斯所能见的生活景象中。作为铁路调度员的他，目睹铁路运输混乱不堪，“该早上到站的列车午间到，该午间到的列车晚上到，该晚上到的列车深夜才到”，有时会也会有下午准时进站的列车，不过那是因为该列车本该上午到达，足足晚了四个钟头，才恰巧在下午准时到站。作者以铁路运输系统失误来描绘出战争的影响，已经很具体地指出战争的祸害。

　　对于平常人来说，战争是荒谬而残酷的，他们只能像米洛斯的父亲那样，趁着德军战机被击落时，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捡拾一些银色管子、螺丝、铁皮或者战机零件，带回家去做成各种玩意。这种面对荒谬聊以自娱的态度，有点加缪的况味。捡拾破烂零件和废品回家也是作者的生活习惯之一，而赫拉巴尔也说过，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卑琐的“垃圾堆中的人”，不能改变历史的命运，但又像钻石般在自己渺小的生活里发光发亮。

　　米洛斯一家人见证了从奥匈帝国到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捷克历史。米洛斯的曾祖父生于1830年，1848年在奥地利军中担任鼓手，反讽的是，他在执行任务遇上同胞捷克大学生向他扔石头，石头砸中膝盖而导致残废。奥匈帝国时他还能领取一金币的残废抚恤金，捷克独立后他就只能领取微薄的“克朗”了。米洛斯的祖父同样不受人欢迎，他只是个在马戏团表演催眠术的演员，德军开入捷克边境时，他的爱国心突然发作，想去只身阻挡德军的坦克车，“用手指敲敲坦克”，结果被压扁在履带下，米洛斯和父亲几经周折才领回祖父的“尸体”，人们都讥笑米洛斯的祖父是白痴。

　　在德国人统治下担任铁路调度员，大概是既屈辱又乏味，然而米洛斯无法改变命运。赫拉巴尔的世界里没有英雄也没有烈士，只有忍受生活的平凡小人物，每天目睹列车上从东线回来的德军伤兵，卡车内载满受伤的牛只、孱弱的小羊和垂死的马匹，还有一车车坦克和炸药，对着这些对他毫无意义而且令人萎靡的事件，米洛斯时常觉得苦闷，米洛斯亦目睹女同事胡比奇卡在办公室大搞男女关系，甚至盗用了办公室的印章假公济私。在如斯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他想起了自己那可笑亦可敬的祖父。

　　当米洛斯的祖父被坦克车碾死时，有人说：“他是个白痴！”也有人说：“如果每个捷克人都能像他那样，德军也不会那么容易得逞！”一种勇气突然告诉米洛斯他该做什么，他想到一列列盛载军火物资的车卡，于是开始计划怎样将这些车卡炸掉。
　　
　　微妙地体会时代的世情
　　
　　米洛斯的故事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捷克人都被德国人击败了，不过他们仍然可以反抗，即便失败了，被处决，也证明了自己曾经有意义地活过。1943年华沙犹太区的起义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范例，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不抵抗也不完全等于苟且、卑琐地活下去。

　　然而“巴比代尔”为数不多，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巴比代尔”，正如在小说中只有米洛斯一人，而“巴比代尔”不失原则地活在垃圾堆中的处境故事，也仅仅是作者的期许。作者期许的时候，或许已经知道世上不会再有英雄人物，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小角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抛开道德问题不说，如果大家打开赫拉巴尔的任何一本小说，第一个反应都是惊讶于作者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许多陈腐的东西都像被循环再用的垃圾般重新被运用。大概赫拉巴尔是个专业的废纸收购站打包工，也必定深谙这门技艺，正如他曾以“剪纸”来形容自己的作品。“巴比代尔”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喜欢没完没了地侃侃而谈，而又没有沦为废话连篇，关键就是赫拉巴尔那种带着同情心而不着痕迹的个性。

　　对我来说，没有别的作家给我如此感觉，赫拉巴尔的文字令人感到鲜活，就像呼吸清新空气，没有滥情，没有冗赘，自然流畅而充满哲理。没错，这是一种语调，语调像黏附在衣袖上的花粉，它能够重构作者的样貌、为人处事态度和成长背景，当我们阅读“巴比代尔”对于生活的独白时，我们也阅读到作者内心的独白。

　　这也是为何人们会认为赫拉巴尔比米兰·昆德拉更能予人一种老布拉格的感觉。人们还说，在捷克当代小说家之中，米兰·昆德拉是一把刺向形而上的利刃，伊凡·克里玛是一捧碎沙撒到笔下甜腻腻的生活蛋糕上，而赫拉巴尔则是一块砸穿卑微粗糙的人生的石头。我认为，昆德拉阐释生命的形而上本质，而赫拉巴尔则让你微妙地体会时代的世情。　　
　　
　　延伸阅读

　　《过于喧嚣的孤独》，(捷克)赫拉巴尔著，杨乐云、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16.00元。　　

　　《巴比代尔》，(捷克)赫拉巴尔著，万世荣、杨乐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5月版，15.00元。　　
　　

　　《严密监视的火车》，根据《没能准时离站的列车》改编，赫拉巴尔参与编剧，改片获得了196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导演闵采尔(Jirí　Menzel)是捷克新浪潮时期重要的发起人，还拍过《反复无常的夏天》和《焚尸人》等影片。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六

胡文辉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咸丰十一年春，有一位将军，忙里偷闲，去皖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接受了一次“拓展训练”。他的任务是攀上皖山主峰－－天柱峰。此峰海拔1488米，“一石浑成”，挺拔削立。在没有磴道、缆车的时代，他能利用的工具不过是竹竿和绳子。当然，既是“训练”，自有老师辅导他；老师贺良谋，系潜山土著，是登山高手。竹竿和绳子，也是贺老师为他准备的。竹竿长约二十米，巨则巨矣，在黄河以南倒不算稀见。两条绳子比较神奇，“以淡黄细草为之，如汲绠而略纤，长十丈许，滑润不龟手，真灵物也”。然而，仅用一竹二绳，就能登上“平直如砥，光泽如蜡”的绝壁？

天柱峰西北隅有石壁，略分四级，每级不过三十米，逐级而上，遂至顶峰。方法是，先将一条绳子缠在竿头，再将竹竿竖起，卡在石缝中；贺老师在腰间缠住另一条绳，攥住垂下的竿头绳，缘壁而上，及顶，则将竿头绳系在石顶小树上，以便将竹竿牵引上石。待老师料理妥当，将军亦将绳子缠在腰间，援壁而上。如此，重复四次，即能登顶。

只是，谈何容易。真攀爬起来，即使是以前登过恒山、崂山与华山的将军，对此奇险，也是“意颇窘”。贺老师教他别害怕，并授秘诀：“用双手牢握垂绳，伸直两骽(腿)抵石壁上，凝心定气，把这石壁当作平地看，屈身作扫地形，须要手足相应，手进一握，足进一踏，初觉艰涩，十步外即不难矣。要紧在足心贴石，膝盖放平，膝平骽自直，开步自易，若稍一跧屈，则头额烂矣”；这段话要总结，就是一个“绷”字。绷紧了，则人与绳与壁成为一个三角形；今日地球人都知道，三角形是世间最稳固的形状。将军依计而行，兼之贺老师不时“从上提挈之”，果然，先难后易，没花多长时间就登上了第一级。如此，重复四次，即登上了天柱峰。

登顶后，看一回状如烛焰的巨石，将军向老师问起传说中的“天池”。所谓“天池”，也就是高处的池子，天最高，故名天池。吾国高山似皆有天池，天柱峰不能例外。而且，平素安徽官员祈雨，都请贺老师登顶从天池取回“天水”，方有灵验。乍听将军问天池，老师笑了，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将军一看，不过是“石中略凹，仅如砚受墨处”，与想象中的天池大相庭径。再问，“天水”呢？老师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天水”！“往昔取水，皆我以竹筒盛水携上，倾水凹处，复掬入筒中耳”。将军闻言，相视而笑。

下山后，将军写了四个大字：“孤立擎霄”，请贺老师刻在山崖，直到今天，游客仍可欣赏他的书法。又写了一篇《天柱刊崖记》，纪念这次壮举。此后，他又参加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役，再后，去到新疆，官至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兼署伊犁将军，赫然二品大员矣。惜未能善终，“晚年生计窘甚”，中风瘫痪，死在哪一年，也没人知晓。

当将军还是一个青年，他从故乡来到湖南，拜会守丧在家的曾国藩，适逢主人不在家，其子纪泽接待了他。其时，年未弱冠的纪泽尚不谙外交礼节，看到一个徒步而来身汗身水讲一口普通话的人说要与他父亲商讨军国大事，不禁起疑，乃以对“役夫”的规格接待将军。将军“怒”，未多言语，打到他仆街(“捶子仆地”)。国藩归，立向将军谢罪，“留宿焉”，并畅谈数日。将军终不喜国藩，转回湖北，投奔了胡林翼。登天柱峰，就是他在鄂军时的事迹。

将军姓李，名云麟，字雨苍，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所谓“盘山李氏”也。

 

作者：龙应台 作家，现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及香港大学

今日独立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会依靠、依赖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个题目，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做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做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

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仰观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

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快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注）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沉思、体会”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做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难有空间自己对自己检讨、探索、深思。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他真是这么说的，老天，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比夜还黑的内心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加缪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2003年，我因为“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作。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作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惟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加缪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加缪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χ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χ光。它照得到“空”。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分手也是缘分

今天在座的，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做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χ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但是心灵的χ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

2007年6月9日

（注）见《大学一解》

 

作者：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所在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近两三年来，房价与车价照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变化着。房价一直走高，而车价一直走低。三年前一所价值相当于两辆车价的房子，现在卖掉可以买三辆同样的车。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了一些素材，供我们分析价格变化的原因。

住房和汽车都有同样的消费群体，都是富有家庭的消费对象。它们的价格都很高，一般人买不起。但不论是住房还是小车，它们的销售量都节节攀升。这说明我国的富有阶层近年来的收入是持续不断地增加着。他们的巨大的消费能力是牵引市场的一份主要力量。钢材、铁矿石、水泥等基础性商品的价格上升主要是这个群体的消费牵动的。因为他们所消费的房屋和汽车都要用大量钢铁和水泥。他们的消费行为甚至改变了国际市场上有关商品的价格结构。铁矿石和能源的价格成倍上升，都与他们的消费行为有关。如果我们设想印度经济也像中国一样起飞，世界市场上价格结构将进一步朝同样的方向变化，基础材料的价格会大幅度地上升。人类社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可再生资源。

住房和汽车都很热销，都是富有阶层的消费在推动着。它的背后是富有阶层收入的提高。一方面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更由于财富增长的分配中偏向于高收入阶层。所以富有阶层的消费能力，以超过全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发展着。这一特点不但表现在汽车和住房上，也表现在其他市场上。比如教育业中的私立贵族学校，旅游业中的国际旅游，化妆品中的高档进口品。这形成了我国的消费品市场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国际上著名的奢侈品生产者，汽车，首饰，衣服，名酒，手表，纷纷将市场开拓瞄准中国这样一个穷国。

住房价格的不可抑止的上升，根本原因是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高速度，以及增长的这一部分钱没有其他出路。股票市场充满着风险，国债收益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率，存银行就更不合算了。大家存的钱总要有去处，最后就选择了买房。现在房价这么高，开发商的利润这么大，空置的闲房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房地产很可能存在着泡沫。买房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下的惟一还算合理的储币方式。中央政府三番五次想压制房价，出台了压房价的政策，可是都不见效。其原因就是没抓住资金流动的大方向。要想让房价降下来，惟一的路子是开放金融市场，让大家手中的钱可以流动到渴望贷款的中小企业家手里，流动到告贷无门的农民手里去。他们愿意出20%以上的借款利息率，可是我们的金融市场缺乏效率，不能将多余的资金引导到最需要资金的地方去。

汽车和住房都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对象，市场都非常兴旺。但是车价却没有因为需求高昂而涨价，事实上反而还跌价了，住房价格却节节攀升。究其原因是供给的状况不同。汽车的供给没有瓶颈，原材料，劳工，技术，都有保障。而住房却受土地供应的限制。按理说，我国的土地虽然紧张，但是城市周围可用的土地并不缺。问题在于我们受了冻结农用地政策的自我约束，走不出困境。我曾经多次写文章说明，保护耕地的政策是片面的。不改变这项政策，不但房价还要猛涨，我国解决城市化和三农问题也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矛盾。

不管什么政策，如果不能解决多余资金的出路，或增加土地的供应，房价是下不来的。近几年国务院出台了不少抑止房价的政策，可是收效都不明显。原因就是没看见资金流动的基本趋势，只是在细枝末节上打主意。这就是我们分析房价和车价走势不同所能得出的结论。

 

作者：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

7月29日深夜，日本第21届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惨败，改选的64个议席，仅获30个议席，甚至比1989年导致宇野宗佑引咎辞职的史上最低记录还少了6个席位，可谓历史性败北；而民主党则从改选的32个议席跃升为59个议席，大大超过其55个议席的预期，首次成为执参议院牛耳的第一大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不尽如人意，改选后，席位从12位缩水为8位。加上非改选的席位，相对于在野党的132席，执政自(民)公(明)仅占103席，乃自民党自1955年结党以来第一次在参院跌破半数。

国内舆论反应激烈，一致把选举结果当做是国民对安倍政治“不合格”的严厉审判。对此，尽管安倍表示自己的改革大业刚刚起步，“今后仍将作为首相践行职责”的决心，但已有主流媒体敦促其“退阵”以谢天下，执政党内也出现了要求其承担责任的声音。

其实，如是结果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不仅选举前众多的民调表明，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持续走低，而且相对于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破釜沉舟式的表态，安倍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尽管如此，自民党竟输得这样惨，确实超出了众多人的想象：在一些历来被看成是“自民王国”的选区，自民党居然颗粒无收；而在那些两年前小泉“邮政选举”时以生猛之势摧枯拉朽的大都市，民主党连连当选。选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投票率创历史新高，达58%；此前力挺自民党的无党派阶层，纷纷流向民主等在野党的事实，强烈诠释着国民对安倍政权的批判。

众所周知，此次参院选举被称为“年金选举”，因政府在年金管理问题上的巨大漏洞(逾5000人次的缴纳记录遗失)而引起国民的愤怒是导致自民党败北的直接动因。其次，围绕前农相松冈利胜自杀事件及其继任者、现任农相赤诚德彦的事务所经费问题，政治黑金丑闻频出，加上前厚生劳动相、防卫相等阁僚一而再、再而三地恶性“失言”，让国民对这个“哥们义气”色彩过浓的内阁的耐心撑到了极限。尽管从统计数字上看，经济景气有所恢复，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地方的疲敝，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诱发了国民对未来的不安情绪。这种不安在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和年轻一代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客观上也构成了对安倍政权说“不”的力量——此次选举中上台的，即不乏代表所谓“迷惘的一代”的年轻面孔。

自民党的惨败，从侧面印证了一个其实在民主社会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抱负永远无法替代人民的选择。安倍上台以来，始终念兹在兹的“美丽国家”论、“脱离战后体制”论，跟国民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不合拍，其“位相偏离”的事实，使前者有终于首相个人政治标签的危险。如何使精英话语不脱节、外化于当下的民生福祉议题，并引导、服务于后者，是安倍政权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否则，无论看上去多么“美丽”的国家战略，都是纸上谈兵的宏大叙事而已。

无疑，民主党是此次选战的最大受益者。但需说明的是，民主党之所以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是拜“反自民”势力所赐，并不完全是真正基于自身政治实力的结果。从其选举公约上也反映出，与“倒自民”的鲜明色调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堪称政策建构的内容其实有限，而且实质上与自民党的理念不无相通之处，甚至给人以“保守两党，惺惺相惜”的联想。

邻家有女初长成，多年媳妇熬成婆。从此成为参院掌门人的民主党，如何以对国民负责的心态，稳健、从容地建构利国利民的政策，重建清明的政治，而不是“逢自(民)必反”、作秀哗众式的一味“解构”，是能否做成执政党，主宰“永田町”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对安倍政权的大考也未尝不是对民主党的试练。前者考“糊”了，而后者却刚进考场。

首发南方都市报

 

《怀念任仲夷》，《怀念任仲夷》编委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80元。

改革开放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气势恢宏，却也凶险莫名。多少潜流翻涌，多少暗滩密布。这样的大河之旅，因此决无可能是一次轻松的度假之旅，而毋宁说是一次空前的政治历险和精神历险。

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一天，他外出散步，路到尽头，他却不肯回头，而是猛然一跳，跳到了下面的断层沙滩上。尔后他朗朗大笑：“我终于安全着陆了！”

是的，他终于安全着陆了，没有像他在福建的老战友项南那样遭到重创，没有像他在海南的老部下雷宇那样蒙受奇冤。当然，更没有像他的很多老领导那样，在后来的政治狂飙中悲壮地沉没。

他终于安全着陆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他甩开卫士，在沙滩上深一步浅一脚地蹒跚独行。纵然已是老病之躯，纵然只能挣扎着前进，他也决不回头。他知道，前面就是大海。

他的背影最终融进了大海。夕阳下，大海金星狂舞，充满了梦幻和诱惑。

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有两艘航船——一艘是广东号，一艘是福建号，那么，任仲夷和项南无疑都是最优秀的船长。

而这样的船长之梦，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在任仲夷心中萌芽了。那时他正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他向中央政府主动请缨，要求在大连办特区。大连特区没能落地，但他卓越的船长素质，却已经在真理标准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风云激荡中，脱颖而出。所以，以广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广东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最高决策一经形成，广东号船长的使命，就无可争辩地落到了任仲夷的肩上。

而这个船长之梦，决非心血来潮。

文革中，任仲夷跟整个民族一样在劫难逃。那张将满脸墨汁的任仲夷揪斗于万众之前的著名照片，既是他个人受难的经典记录，也是整个民族受难的经典记录。经历过文革劫难的老干部，莫不大梦初醒而迅速成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方式。一种成熟是看破红尘，理想主义自此云散烟消，一心只为稻梁谋，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另一种成熟恰恰相反，它完全超脱了个人的际遇，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思整个民族的苦难，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逐渐回归赤子之心。如果说前一种成熟不乏市场，那么后一种成熟同样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已成风尚，因此才有了现在颇具规模的自号“两头真”的老干部队伍。

任仲夷是这支队伍的重要代表人物。

任仲夷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掌握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富强。他主持平反的张志新冤案，则可能是对他最强烈的震撼。他曾在看过张志新卷宗后这样气愤地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变了质，就会成为法西斯”。文革的血色悲剧生动地证明，不能兑现承诺，就必然走向承诺的反面。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承诺，青年时代的那些梦想，从此在他的心中复活。1979年，当人们还只是谈论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时，他已经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在中共辽宁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他明确强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应该是石破天惊吧。任仲夷却视为平常，因为他坚信，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党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文革标志着背叛承诺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我们民族需要突围，需要找到一条新路。那条新路，应该以兑现承诺作为总方向。这样的信念，任仲夷至死不改。逝世前一年，他还如此喃喃自语：

“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吗？”

他这样不断地自我拷问。青年时代的梦想，一直在他的心中砰砰作响。

创办大连特区的建议，刚巧跟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同时发端。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任仲夷，太需要一块试验田，来种植青年时代的梦想了。但是，大连或许不是最适合特区试验的地带，特区那个圈，最终划到了中国的南海边。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旗舰。

任仲夷由此登陆广东。

率先主张发展私营经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至今记忆犹新。1982年，他从他那篇有争议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抽出最关键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径直寄给了任仲夷。他本人对有没有回音并不抱期待。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仲夷约他长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次长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坦诚而畅快。任仲夷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而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何况“私营经济”。郑炎潮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引起争议，原因正在于此。那时人们最多谈谈个体经济，甚至就连“个体经济”，事实上也带有某种耻辱的印记。任仲夷却毫不含糊，不仅在观念上完全认同，而且要写进公共政策之中，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舵手的思想有多远，广东改革开放的航船就能走多远。广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三年里迅速打开局面，进而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任仲夷思想的奔放和开阔，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但这不可避免地要触怒一种势力。风暴接踵而至。

已知的最狂野的飓风，爆发于1982年。广东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异端，特区深圳更是异端中的异端。据说有人参观深圳之后大哭一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全都是资本主义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反走私贩私、打击经济犯罪为由头整肃广东的政治风暴，就这样拔地而起。

风暴在1982年初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达到高潮。某领导人在会上扬言：“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一位与会者后来回忆：这段话他当时听得背心发凉。

甚至还有领导人扬言，这是不是运动的运动，要整掉一批，杀掉一批。

压力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当任仲夷奉召进京时，胡耀邦建议他向中央检讨。任仲夷想不通：自己一直忠实执行中央政策，有什么理由做检讨？对此胡耀邦也说不清楚，而只能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都检讨了啊，你不做检讨行吗？”

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不做检讨，压力竟大到这样的程度。还不止此，当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召见任仲夷，当面倾泻雷霆之怒时，邓小平也在座。然而，就连邓小平，此时也不能不抱以沉默。

任仲夷成了风暴的中心，成了迁怒的全部目标。一位领导人甚至公开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

稍后，任仲夷被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被人家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泰山压力不弯腰

任仲夷付出了代价，但这毫不足怪。早在他去广东赴任之前，老战友杨易辰就对他说过：“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罪。”作为开拓者，风险之大谁都看在眼里。而据任仲夷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任在广东期间，“始终有人盯着”。

任仲夷当然就更明白了。当他奉召进京检讨，胡耀邦告诉他，中央政治局对广东不放心，他后来直率地承认：“其实，就是对我不放心嘛。”

泰山压顶。但是，任仲夷不肯弯腰。

任仲夷奉命回广东整改，实际上是要他“戴罪立功”。如果只考虑个人仕途，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惟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甚至我做的比你说的更严厉。那就真的要整掉一批人，杀掉一批人。这样反戈一击，任仲夷的个人风险固然能够化解，但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形势，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就不免要逆转了。

用牺牲改革开放的大局来挽救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仲夷坚决不做这种事。

任仲夷回到广东，奉命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纠偏”。绝大多数地方干部都是战战兢兢而来，甚至有人把铺盖卷都带来了，来了就不准备回去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整个会议和风细雨，波澜不惊，他们预想中的“杀气腾腾”连个影子都没有。任仲夷开宗明义，强调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他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更要承担责任。他宣布下面的干部是好的，只要不是违法犯罪，要允许下面的干部犯错误，对有成绩的干部更应该鼓励。与会地方干部莫不喜出望外，一时人人欢腾。后来任仲夷对谷牧介绍这次会议时，风趣地说：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就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成“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

尽管在全国范围，那时已很少再提什么改革开放了。但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仍然宣布：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广东要“排污不排外”的著名口号。

广东的改革开放因此有惊无险，继续破浪前进。而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风险，都由任仲夷一个人来顶。他用自己全部的政治生命做赌注，顶住了压力和风险，为广东的改革开放顶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1984年1月，邓小平到广东过春节。照规定，任仲夷只有二十分钟时间向邓小平汇报。他抓住这个机会，集中介绍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引起邓小平的强烈兴趣，会见比预定时间多出一个小时。邓小平随后决定视察深圳特区，并对视察结果非常满意，回到广州后，终于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辩论性极强的题词，显然是有所指的，是别具深意的。一位当事人对此曾有精辟总结：

“仲夷同志的重大贡献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对改革开放能够坚持，顶着巨大压力，坚定不移，使小平同志来视察的时候有实际成绩可看。如果仲夷同志当时不坚持，自己承受的压力固然会小一些，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是正确的。他如果退一步，内地就会退的更远。那时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反对掉了。”

广东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任仲夷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的确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不愧是一个铁打的硬汉子。

生命不休 探险不止

1985年任仲夷安全着陆。但是，船长的天性，注定了他不可能让自己停顿下来，他还要继续搏击风浪，继续他的探险之旅。只不过，他主要不是在现实政治中探险，而是主要作为一个思想家在精神领域探险。他的思想，因此完全超出了他的身体所在的时空的限制，而真正地融入了大海。

任仲夷的晚年思想，深沉博大，主题一言以蔽之，无疑是怎样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安全着陆，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从而让每个人的天赋权利都在事实上不可侵犯，让每个人都真正能拥有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他排除一切干扰，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临终前，他还在谆谆告诫儿孙：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反复对儿孙强调他集毕生经验总结出来的三个真心反对：腐败要真心反对！讲假话不讲真话，也不让别人讲真话，要真心反对！极左路线的血的教训不彻底吸取，彻底纠正，要真心反对。青年时代的梦想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最后一刻。

中国是一个很多政治、很多政治人物的国家。但是，真正让人们记得住，真正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政治人物并不多。任仲夷则是这样不多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始终怀有梦想，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梦想，始终践行着自己的梦想，代价再大也无怨无悔。任仲夷因此是以崇高人格而让人们记住，而在历史上站住。他因为梦想而伟大。

 

今年春天﹐因为拆掉皇后码头事件﹐香港人突然大谈“集体记忆”﹐连不涉政治的民间团体也出来捍卫正在被消灭的集体记忆﹐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不论是九七前﹐还是九七后﹐与大地产商友好的香港政府﹐在“发展是硬道理”理论指导下﹐不知道填了多少海﹐不知道拆掉了多少旧建筑﹐摧毁了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这次众多香港人终于挺身而出了。国际巨星周润发四月二十八日现身皇后码头，签名支持请愿者争取保留这具集体回忆价值的建筑。他在码头逗留了半小时，除了用专业相机拍照，更与请愿者合照和交谈，离开时更振臂鼓励：“如果真能保留码头﹐你们就是英雄！”当然﹐民拗不过官﹐尤其是现在由中共当局撑腰的特区政府﹐对民意当然更不置一顾﹐他们只承诺保留码头的若干部件将来重新建造。问题那还是皇后码头吗﹖由于香港岛北海岸的北移﹐现在的皇后码头已经是第三个了﹐但是不论是第几个﹐位置总是在附近的中环。如今中环寸金尺土﹐加上香港的共军司令部就在码头附近﹐而香港的轮渡事业已经衰落﹐当局当然不想再容许闲杂人等聚集的码头占据黄金与保密地带。问题皇后码头有其历史意义﹐虽然现今这个码头只有五十四年历史﹐因此作为哪一级“古迹”存在争议﹐但是如果知道香港总督莅任或离任﹐都要从这里上岸或下海﹐包括最后一任离开的港督彭定康﹐那么人们就会明白它的历史价值了。

但是北京当局与香港特区政府则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开始﹐北京也许还以为这只是香港市民单纯的“怀旧”思潮﹐后来想想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其貌不扬的皇后码头﹐值得那样大张旗鼓的去捍卫吗﹖对香港市民来说﹐不论是皇后码头﹐还是天星码头﹐乃至中环警署等旧建筑﹐都可以讲述其中的故事﹐但是善于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事物的中共当局﹐才明白﹐这个“集体记忆”﹐竟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集体记忆﹐缅怀他们过去的一切﹐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唯命是从的特区政府﹐在北京与地产商的双重压力下﹐又怎么会屈从民意﹖所以结局也就很明白了。

问题是香港人这时候被激发出来“集体记忆”﹐正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十年来“集体洗脑”的反制。人们应当还记得﹐中共收回香港以前﹐就不断高喊“洗刷百年耻辱”的口号。连主权移交那天﹐英国请来的歌星吟唱“夏日最后的玫瑰”时同时降临的滂沱大雨﹐象征六百万香港市民被送给中共独裁政权统治﹐老天所表现出来的的悲哀﹑难过﹐也被共产党解释为洗刷百年耻辱。其实﹐是否耻辱﹐检验标准就是这百年来香港人的生活比中国人好还是坏。不论政治还是经济﹐答案都是明显不过﹐否则不会有那样多人“避秦”逃到香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中共专制独裁集团的歪曲解释下﹐就是对香港市民的强制洗脑。如果说九七前还只是在在中共喉舌与御用组织内﹐那么九七后香港称为中国的“内政”﹐这种“集体洗脑”就无所不用其极了。而最重要的是渗透与收编香港媒体﹐制造“洗脑”舆论﹐形成氛围。所谓“慢火煮青蛙”﹐这种洗脑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见证这十年来的洗脑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爱国教育”﹐加强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对普通民众来说﹐除了修改教科书﹐以保证从孩提时期就改变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每天傍晚电视新闻播送前的爱国教育﹐就如同当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这种滴水穿石的工夫﹐不怕没有见效的一天。在这方面﹐忽然爱国的父母官们自然要起带头作用﹐于是有见到五星红旗就激动到血压升高者﹐有北上祭祖证明自己是“纯种中国人”者﹐总之是到“认祖归宗”的时候了。过去的记忆应该还原成一片空白﹐换入新的“爱国”芯片。

第二﹐“祖国”是香港的大救星。文革刚刚过去的八○年代﹐中共还肯承认它有“失误”﹐肯定资本主义而承诺“一国两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英国统治香港的功绩﹐并以此稳住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六四屠城以后﹐中共极左派掌权﹐香港也变成“反共基地”﹐所以对香港的说法出现转弯﹐逐渐否定英国的功绩﹐并且大肆攻击彭定康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九七后香港成为中国内政﹐英国被全面否定。按照现在的说法﹐香港的繁荣﹐在九七前也是因为中国的支持。只是中共不敢解释﹐为何当时不支持上海与北京的繁荣﹐而对殖民地的香港情有独钟﹖连九七前都这样解释﹐那么九七后﹐香港更是仰共产党的鼻息才能生存了。共产党通过董建华把香港打入十八层地狱﹐再用“尸爬”（中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把香港救出地狱﹐中共当然成了香港的大救星了。于是香港人每天等待中共“送礼”。当年香港同胞寄出外汇﹑粮食﹑猪油﹑药品拯救大陆亲友﹔改革开放后香港中小企业带头投资中国﹐并且带动外资投资中国﹐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的“集体记忆”都被共产党抹掉了。在中共眼里﹐香港人几乎沦落为乞丐了。

第三﹐为“反资乱港”的“左仔”恢复名誉。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响应文革的暴动﹐使“左仔”一词成为蔑视亲共人士的流行名词。邓小平以否定文革重新上台﹐自然不便为这些“左仔”平反﹐即使九七前后﹐因为中共要统战“忽然爱国”人士﹐自然也不便大量起用“左仔”﹐因此也爆发忽然爱国与传统爱国之争。但是董建华已经率先为六七暴动“斗委”总指挥杨光颁发大紫荆勋章﹐开了“平反”与“恢复名誉”的头。曾荫权新的任期﹐组织新班子﹐当年因为暴动而坐监牢的曾德成被委任民政事务局长﹐做起香港人的父母官来﹐当然就彻底恢复名誉﹐甚至是恢复身分了。想当年他们的暴动﹐不就是要争取“掌权”的身分﹐将香港人救出殖民主义者的火坑吗﹖同时坊间也正上映“老港正传”的电影﹐说是“老港”﹐其实是“老左”才真﹐当年的左仔﹐现在老了﹐甚至像这位主角一样﹐已经入土了。他们并不那样可憎﹐甚至还有“理想”﹐只是生不逢辰﹐其情可悯。把“老左”说成“老港”﹐是不是说明﹐最终﹐他们才是真正的香港人﹐不同于已经被英国人奴化的香港人﹖当然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集体记忆已经或准备列入中共的洗刷范围﹐效果如何得接受时间的检验。

在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政治木乃伊﹐例如前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前新华社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纷纷现身﹐讲述他们当年的英雄事迹﹐可怜亡命海外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也被他们声讨他的卖国行径﹐以致已经九十一岁的许家屯也要隔着太平洋进行反击。这当然也勾起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九七前不但有中国与英国的斗争﹐中共党内不也斗得不亦乐乎﹖这大概是群魔乱舞庆十年吧。其实这种“纪念”方式﹐表面上要洗刷百年耻辱﹐但是结果却把民众带到另一个记忆的世界中去。共产党再英明﹑伟大﹐可以炮制许多假象向人们的脑海里灌输﹐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到可以代替人们脑海里的记忆。最新科技能否帮共产党这个忙﹐看来得看共产党愿意出多少钱了。

 

突然之间，媒体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纸馅包子事件、“史上最毒后母”事件，将媒体公信力下降的问题突显出来。这两天，桂林日报因报道旅游业整顿新闻而道歉，进一步显示今年的夏天对媒体来说是一个多事的夏天。

然而，这个多事的夏天是意蕴复杂的。假新闻事件让媒体这个行业承受巨大的耻辱，也让人得以表达对媒体公信力的深度怀疑。我深知，一个怀抱理想和职业追求的媒体人，耻辱感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又何待纸馅包子和“史上最毒后母”事件的出现呢？而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怀疑，其实也早已深深种下，只不过因这两起假新闻事件而得以公开表达而已。

也许我该怀抱良好的愿望，相信假新闻事件引起的巨大反响，能够促使人们在恢复媒体公信力上面去做出一些深度的思考和改变。但紧接着看到的桂林日报编辑部和记者的道歉，使我对媒体公信力的恢复几无信心。

这是怎样的道歉呢？桂林日报记者刘桂丹7月26日报道桂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新闻，随后一些旅游从业者连续几天到桂林市委、市政府上访，29日，桂林日报编辑部称由于“把关不严”，在《整治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文中“有不当之处，造成了不良影响，特此公开致歉”，同日还刊出记者刘桂丹的道歉，称“文中有不当之处，特向导游及旅行社公开致歉”。

在“编辑部致歉”和“作者致歉书”中，我们只看到致歉方称“文中有不当之处”，但看不到那篇稿件究竟不当在哪里。这种含混的道歉，既未引述稿件 “不当”的事实，也未涉及报道是否真实的问题，不仅不足以使人知道当与不当界线何在，而且只能使人因不知界线何在而在报道时产生内心的恐惧。

看《整治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一文，其中没有对桂林旅游业以整体的否定，只不过客观报道了桂林市开展旅游业整治行动的由来，违规旅行社和导游在门票、吃住标准、迫使顾客购物等方面的手脚，并附有一些被整治的不良行为的例子。在这篇报道出现以后，部分旅游从业者连续上访，到底是因为报道不实，还是因为对旅游业管理方面有什么集中意见，我们也未能看到桂林方面正式的说法，直接就出现了“文中有不当之处”的报社和记者道歉，而不当在何处又莫名其妙，整个事情弄得如烛影斧声般神秘无比。

谁能给公众一个交代，桂林的旅游业整顿到底是否正在进行，旅游从业者上访中所反映的意见或提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报纸的报道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谓的“不当”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没有任何明确的信息，道歉是所为何来，又有何可信之处？如果整治是确实的，旅行社的导游中有部分不良行为是确实的，那些被报道的例子是确实的，那么报道有何责任可担？难道仅仅是因为报道以后有了上访吗？那么请问上访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是因为对旅游业内不良行为的报道，使得不良行为难以为继；还是因为这些不良行为本身就是旅游业管理方面不合理而导致的？

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解释，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只看到了编辑部和记者的道歉，而他们为何要道歉，却不清不白。“报道不当”成了笼统而且具有某种何患无辞意味的说法，好像哪一方都没有问题可以检讨，而媒体和记者可以随时作为被抛出的卒子，抛出的理由则是含混无比的“有不当之处”。

请给当与不当一个标准，让人在行为之前就可以预判自己的行为，而不要将它弄成一块专用于事后追究而事前人莫可知的膏药。请给人的行为一个确定的规范，而不要用恩威莫测的办法来神秘管理。恩威莫测的做法，可以使人噤若寒蝉，可以使人恐惧于未知的祸福，可以使人唯唯诺诺无所措手足，而不足以使人站立起来，不足以使人培养出尊严和道义，而无尊严和无道义的人，也无法以公信力、道德等要求来约束。

我确信媒体面临着公信力危机，媒体从业者也面临着道德的危机，但我想这些危机首先是一种职业责任的危机。当媒体人难以进行真实的报道时，他就难以承担职业责任；当他即使报道了真实也往往“不当”，甚至越是真实地报道越是“不当”时，他的道德将怎样树立？没有一个敢于面对真实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会惧怕真实的信息，媒体往往因此而被牺牲。而没有负责任的媒体，就不会有负责的舆论，因此也不会有负责任的社会。

 

近期，与媒体有关的新闻接二连三，最新的动态发生在广西桂林。7月26日，《桂林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桂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新闻，对该市新近整治旅游市场的政府行动进行了周详报道。报道面世之后，受到冲击的当地导游连续三天到市政府上访，申诉自身利益，要求改变不合理状况。一时人群聚集而事态紧急。7月29日，《桂林日报》和当事记者公开致歉，称报道“造成不良影响，特向导游及旅行社公开致歉”。

合理的推测是，报社和记者的公开道歉，意在安抚受报道冲击的当地旅游业者，平息事态。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官方信息，还是报社和记者本人的公开道歉，均无一字说明公开道歉的具体原由。这使外界一头雾水，以为当地导游集体上访，竟然只是为了一篇报道要从媒体讨回公道。

然而，熟悉当前旅游市场的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次由媒体报道所引爆的行业积弊，是导游争取行业生存权的一次集体申诉。畸形旅游市场存在已久，处于利益末端的导游，生存空间日益逼仄，而媒体的整治报道将所剩无几的灰色利益和盘托出，当地导游终于忍无可忍，要向旅游市场的监管者——地方政府讨要说法。

事实上，近年来，海南海口、四川九寨沟、云南西双版纳等旅游地区都曾发生导游罢工事件，足以见证导游的行业生存窘况几近积重难返。由于旅游是充分竞争市场，配套市场监管却滞后混乱，各地旅行社竞相低价拉客，零团费、负团费旅行团充斥市场。恶性竞争产生的低价组团，很难支撑旅行社、导游、司机和购物场所四家分肥。而位于利益末端的导游，不仅无法从旅行社的团费中获取收入，相反还要以预付管理费的方式才能得到带团资格，误导游客高价购物吃回扣，或是带游客进入自费景点赚差价，成为导游收入的全部来源。这种状况已经是旅游市场的痼疾。

如此，《桂林日报》有何罪过要公开道歉？从引发事件的报道原稿来看，这是一篇完全吻合官方立场的四平八稳的时政报道。报道引述的案例，则完全出自当地旅游质量监管所的立案卷宗，行文语气也显然充满政府监管部门的底气。甚至，报道开篇即点出市委书记整治行动的批示，要求“在旅游行业整顿一下，该曝光的要予以曝光”，报道的政治正确性应该毫无疑问。

不过，正是这种被行政意志牢牢捆绑的媒体报道，完全未能展开事件必要的前因后果与利益格局。只说政府整治的铁拳所向披靡，不说被整治者的申诉反应；只呈现政府治理的单方意志，不反映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其结果，媒体报道应有的减压阀作用消失了，反倒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非但丧失了政府与行业之间的缓冲带，反而将媒体自身与固有矛盾绑在了一起。俗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桂林导游上访，不能不说，其间就有媒体放弃应有的公共立场，从而激化了行业矛盾的原因。如果媒体在报道政府整治的同时，也能照顾利益相关方的处境和申诉，事态不致一触即发。

《桂林日报》公开道歉，已经表明媒体在客观公共的立场缺失之下，可能遭遇的尴尬。媒体身不由己，或自愿成为配合的工具，同时也会成为必要时被迫放弃尊严作出牺牲的理由。专业立场既然不保，媒体尊严便成为了伪问题。

《桂林日报》的公开道歉，是今日媒体处境的一重镜鉴。在真相是非要服从于其他某种大局的诉求下，“道歉”可以含含混混，“失当”却是确确凿凿，媒体的尊严轻易地可以遭到扭曲与抛弃。而媒体在尚能自主的范围之内，无意识地丢失专业立场，同样攸关重大。前者关乎政治干预媒体的尺度，后者关乎媒体恪守的专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