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建:国民性救不起黑砖窑

 

山西黑砖窑事件并未尘埃落定,《南方周末》便刊出山西省长对这一事件的反省。其中这样两个维度可以注意:一是“基层政权急需变革”,一是“回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大声呼吁”。前者属于体制问题,后者属于人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曾经纠缠了中国一个世纪,并产生了两个世纪性的代表人物:胡适和鲁迅。今天,面对黑砖窑(其实不仅是黑砖窑,而是面对以它为表征的一种现实),“胡”还是“鲁”,亦即改造体制还是改造国民性,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再度被凸现出来。

当记者指出一些村民和村干部面对身边的黑砖窑“麻木不仁”时,这位省长回答: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大声疾呼。鲁迅先生作品描写的吃人血馒头治肺病的悲剧,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牺牲,但当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时,围观的人却麻木不仁……。因此,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

应该说,当年鲁迅改造中国的路径依赖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制度与国民性的选择中,鲁迅排斥制度努力,转而把改造国民性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要著”。 对于国民性,鲁迅这样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另外,卑劣与说谎,也是鲁迅经常批判的国民性主题。问题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并非中国独有,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国人的专利。鲁迅涉及的劣根性实乃人类之种性,它是普遍人性中的幽暗一面。在什么意义上,卑怯、卑劣、说谎、贪婪只国人有而西人就没有呢?

如果把以上人性的天然缺陷包揽为自己的国民性,只能说明一点,它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得太厉害了,太有才了。果如是,就不要追究什么人性或国民性,而应追究,它何以在这片土地上有如此之表现。问及此,就不是人性而是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问题了。所谓“桔逾淮则为枳”,人性可桔可枳,决定的因素是“淮”。作为环境动物的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性的表现可以不一样。鲁迅抓住了“国民性”,却忽略了那个时代比国民性更重要的“国体性”。比如鲁迅批判国人爱说谎,岂不知,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里根本的原因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在制度性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国民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倒是要改变那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因此,就“基层政权急需变革”和“回到鲁迅改造国民性”而言,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应该是前者。这一点胡适可以给我们启示。胡适并非不知道人性的幽暗,但他的举措不是改造而是制约。人性不可改造也无以改造,制约倒是可能的。制约靠制度,这就是胡适终生倡导的民主、法治与宪政。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对于国人来说,“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这里强调的就是制度对人性恶的制约。在胡适那里,“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制度,还是国民性,先哲不远,言犹在耳。最后用一段西方学者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一句话,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戴 晴:谁在十年前获益

 

大概一周以前,一名英国自由撰稿作家殷·布鲁马(即《罪孽的报应》作者布衣——戴晴补记2007),在美国最为知识界广泛阅读的周刊《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安门股份公司》的文章:对眼下已经成了一家有名的美国电脑公司的总监和正经营着“套期保值”投资基金会的两名前激进学生领袖柴、李,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一名想来是当年正留学美国或加拿大的学运参加者,以“北美常客”的笔名,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兼分析的文章。他在文章里为十年来依旧蒙在鼓里的八九抗议运动支持者,提供了分析的依据。十年来,人们一直苦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那时面对如此明显的、即将到来的镇压局面,在那么多人一次次苦劝之下,学生领袖就是不组织大家撤离。这位作者给出了柴那时说的一段话:

“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这位作者也引用了一段李录的话。是在更紧急的时候,6月3日,当时高自联开常委会,决定“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和两周前刚颁布戒严令那次一样,领袖们再一次分发逃命钱;在部署了逃亡路线和接应人之后,趁着他们的追随者正在睡梦之时,悄悄地撤离了广场,经香港逃亡法国、美国。

文章说:一个姓郭的头头临跑前,有些犹豫地请示李录:“同学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大家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那我们就撤不了啦。”——这其实正是那些领袖们常说的,“要是学生都撤了,我们就成为秋后算账的对象。”

另有一名以笔名写作、想来也是当年留学美国的作者,写出他当时亲身经历的场面。

本来,对着电视屏幕旁观学潮的他,从绝食开始,一直心头沉重。到戒严令宣布以后,这位靠打工维持学业的作者已经抑制不住地冲着电视屏幕大叫:“还不快撤!” 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些和他一起在大学里看电视的“公费生”们,也是在对着电视大叫,只不过叫的是:“开枪呀,快开枪!一开枪老子就不用回国了。”而当机枪、坦克和鲜血的镜头终于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这些人立刻高举起手中的啤酒易拉罐欢呼起来:“乌拉!到底开枪了!我们不再受回国的限制啦!”

我们已经知道,六·四开枪使美国政府和别的发达国家政府向多达大约五万名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颁发了“政治难民永久居留权”,即“六四绿卡”,其中一多半是受中国政府派遣、享受中国农民供养、本该学成回去为祖国效力的公派生。

清场镇压另一方的获益者,是容易辨别的,那就是一直在一旁看掌权的温和派的笑话、等着他们一败涂地之后自己好取而代之的强硬派。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代表有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下子升到总政治部主任、并进了政治局的——杨白冰,还有大大小小、随后由于没人再敢和再能批评他们,从而迅速爆富起来的权势人物。

这些人现在都不喜欢回忆十年前的往事,更不愿意把当时的细节说清楚。共产党那边是谁说就抓、谁发文章就查禁。这边呢?用柴回答殷·布鲁马的话说就是:“你干吗还提这些陈年的垃圾?”

六·四清场、镇压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而在分析了什么人在十年前的那场流血、镇压中获益之后,找到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的日子就不远了。

林  达: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最近,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和中日之间六十年前的战争有关。先是6月下旬,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以39比2的悬殊比例,通过催促日本政府针对二战强征慰安妇的行为提出正式明确道歉的法案。这个由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提出的法案,目前正在推动众院投票表决。

慰安妇这段公案始终未了,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发生在日本军队和被侵略国之间的事情,受害者都是亚洲人。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为日本建立了和平宪法,实行了民主转型。此后的美国和战后的日本政府,一直是盟友关系。据报道,这次为议案问题,日本驻美大使已走访众院议长波洛西两次,日本政府亦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大使馆官方网站特别提出对美国慰安妇法案诉求的反驳,声称此决议案将有碍美日友好关系。这一次,所幸的是没有看到我国有人指责美国这是“多管闲事”,是在“干涉他国的内政”。

那么,美国的许多众议员为什么不顾日本反对,要推动这样一个法案?我们以前常听说,一切外交姿态都是出于利益。假如作出一个道德批评的表态,像谴责他国种族灭绝,谴责屠杀,等等,那必定是有干涉他国内政的不良用心在里头,或者说,这是一种傲慢的、居高临下的价值观输出,暗藏着一个国家的私利。我们从来不会去说,这样的道德谴责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正义感的表达,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美国民众眼中,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美国的众议员由各地选区选出,是底层民众的代表。这次,他们只是在间接表达美国民众对日本政治人物在慰安妇事件处理方式上的不满。虽然事情过去多年,虽然没有美国妇女做过慰安妇,但对美国民众来说,这是国际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们觉得不能视若罔闻,应该站出来,为受难的中国和亚洲妇女说一句公道话。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像当年志愿来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美国飞虎队军人,完全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陌生国度陌生人民的自由事业,就是出于非常简单的正义感。

我们在看待国际事务的时候,假如刻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相信国际关系中也有超越利益的单纯正义感,其实说明了我们自己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读得太多,外交观念还远远没有跟上时代。

无独有偶,继美籍华人张纯如写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之后,有美国人感动之下,以此书为蓝本,投入200万美元,聘请名导演,以两年时间走访六国搜集各种资料,拍出珍贵文献记录片《南京》,“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虽然南京在中国 ,虽然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事情,可是,正义不分国界,感动不分国界,历史教训不分国界。有这样的民众基础,才会有前面所提到的国会提案。

这还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年初,中国的学校组织孩子集体去看《东京审判》,我遇到一个读高一的女孩,她告诉我,看完电影之后,全班同学写的作文几乎都是恨死了日本人,恨死了日本。她指的不是历史上的日本侵略军,而是今天的邻国人。她对去过日本的母亲说,看过《东京审判》之后,假如你再去日本,你以前觉得好看的那些风景,就一定都会变得很难看,你以前觉得好的日本地方和日本人,就一定会感

觉都很坏了。我当时并没有看过《东京审判》,却对中国高中生以这样独特的方式看待历史感到很惊讶。我问,你们的老师怎么说,回答是:老师认为同学们的反应很好理解。

我之所以觉得惊讶,是因为习惯了美国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的历史观。美国和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是对手。日军偷袭珍珠港,几乎摧毁了美国海军。在此后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牺牲了大量军人。日本军队还以虐待战俘出名,包括美国战俘。有大量的电影和记录片表现这段历史。可是,这里的历史教育和仇恨没有关系。它只是教育孩子,人类曾经陷入过这样的罪恶,发生过这样的悲剧,我们所有的人,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心中建立正义感、爱和悲悯,而不是仇恨。

记录和呈现历史当然是重要的,而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专访: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2)——余英时纵论中国近代史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认为:中国大陆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些教条。是政治宣传代替历史。根本没有,无所谓“翻案”。真正的历史还没有建立、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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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关於教科书中的近代史

北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企图瓜分中国”是中国大陆史学家对庚子祸乱这段历史的定论,它是中国百年屈辱的象徵。一代代中国人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查阅大量美国国会那些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不外借的档案文献之后,发现义和团的暴乱和清政府的暗中利用,是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背景,而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是他们的唯一目的。而美国在其中,运用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还起到了制约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积极作用。我对一些中国学界朋友说,义和团八国联军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应该翻案。所有几乎所有这些朋友的反应都是:你要谨慎,第一,这是一个太敏感话题;第二,能否翻案,要有充分的材料。

您怎麽看这个问题?就您的了解,这个“案”够条件翻吗?能翻吗?

余英时:我不知道你跟哪些学者谈的,是大陆出身的学者呢还是……

北明:大陆的,都是大陆背景的学者。

余英时:噢!大陆的情况是,过去(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历史”都是假历史。它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些教条。所以根本没有,无所谓“翻案”。我们真正的历史还没有建立呢!真正历史还没出现呢!都是政治宣传代替历史。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包围北京使馆区,最后终於閙到不可收拾。(资料图片)

所以在这个口号之下,只要是说“外国人也有他们的道理”,各种道德谴责便马上加在你身上,你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搞政治宣传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在道德上威胁你,叫你不敢说任何一句真话。今天我们都知道,湖南的郭嵩焘是在英国驻使的,他了解外国的长处,外国的贸易,外国的政治,外国的法律、法庭,种种好处。回来报告以后,就被认为是“汉奸”。过去有所谓“清议”,这些士大夫总是认为只要你说外国一句好话,或者说一句真相,而不采取极端仇外态度,大家就把你看成“汉奸”。所以对郭嵩焘的许多意见,李鸿章明明知道是对的,但是不敢采用。郭嵩焘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他的日记,他的著作都出来了,他是对外交最注重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英国驻过很多年,跟严复很熟。

北明:他是驻英国外交官?

余英时:等於是公使。那时还不叫大使。所以他知道,不是说血脉贲张喊打就能解决问题的。他要找出一条办法来。

因为帝国主义是个事实。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他们要做生意,做生意就要你开门,你不开门,他们最后只有用炮了。鸦片战争也是这样开始的。最开始他们也不是要用鸦片来害你,因为中国没有市场,各种的外国东西到中国来都没有市场,没有人买得起。这是外国人的一个误会,以为中国这麽多人,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因为有了中产阶级,可能还买些美国货,如果在从前,200年前,150年以前,哪里有这个可能呢?它卖不掉东西,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印度制造鸦片,中国人吃上以后上瘾,就再也逃脱不了了。销路大好。这样就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大门。所以就把贸易转到鸦片上了,鸦片贸易就变成非常中心的问题了。中国政府之所以反对鸦片,最初也是因为银子大量外流,没有办法,国库钱不够了。所以才想到要禁鸦片。不完全是道德问题。

关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北明: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情况。台湾学者对八国联军这这个话题是否也这样敏感?

余英时:我不是专门研究近代史的人,不好对台湾史学界作概括式论断。不过海外史学一般意见,提八国联军也都认为(义和团)是一种无知的莽撞,承认它有爱国动机,不过所谓爱国动机也不简单。必须结合每一地区的社会情况作深入探讨。一般老百姓在实际生活里体验到某些外国人在中国,包括传教士,盛气凌人,而有些中国“吃教饭”的人又仗势欺人,这样他们就要杀“洋鬼子”、杀“二毛子”、杀“假洋鬼子”。任何人跟外国人有点关系,老百姓都看不顺眼。实际这是在中国一直到今天都有的现象。从前跟苏联亲的时候,是“苏联老大哥”,(他们)只要有一句话,大家都不敢违反;只要苏联有个什麽历史的理论,中国就不敢怀疑,就照着说;苏联怎麽讲欧洲史,你就怎麽讲欧洲史;苏联怎麽讲世界史,你就怎麽讲世界史,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一个国家。如果是美国,那你就骂他是“帝国主义”;要是苏联,那就是“老大哥”。如此而已。

北明:那就是说,台湾学界不认为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

余英时:台湾一般人根本也不大清楚八国联军这回事情。台湾史学界好像没有集中讨论过这个事件。我不能冒昧下结论。

北明:在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俄国出兵满洲,把东三省给占了。可是这样的侵略行为,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提及。但那是真正的侵略中国啊,虽然他借口是镇压义和团。

余英时:八国联军要个别地看。俄国大概野心最大;日本也有野心,但是日本那时表现还比较温和;美国是因为隔着太平洋,很远,所以他最早的政策是“门户开放”,就是大家利益均沾,大家公平竞争这个市场,我们都可以来,不要谁特别占某些地方。所以美国从它的利益着想,从他的外交背景着想,它愿意保持中国是一个和平开放的地区。大家都可以来做生意。所谓“瓜分中国”种种,其实包含了自己吓唬自己的成分,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你要研究当时各国的外交档案,你绝对找不出有什麽计划要准备瓜分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国家各有各的想法,怎麽瓜分呢?谁占哪里呢?租界,只是因为有个租界就可以有个根据地,就等於今天所有的大企业,欧洲的美国的,都到上海呀、广州啊,占些地方开公司一样道理,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租界。

哈利波特作者致读者信:最爱完结篇

奇幻小说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getty images)

(中央社伦敦二十日法新电)奇幻小说哈利波特完结篇午夜过后即将全球开卖,目前书迷兴奋情绪已达最高点,作者JK罗琳今天特别致函读者,透露这众所期待的完结篇,也是系列小说中她最爱的一本。

罗琳的第七集哈利波特小说将从英国时间午夜过后一分钟(台湾时间二十一日上午七时一分)全球开卖。

全球书迷焦虑等待著书中剧情揭晓,在最后一本大作中究竟哪些主角将丧命,而哈利与他的好友是否在内;罗琳特别选在开卖前发表致读者公开信。

罗琳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写道:“数小时后诸位将知道哈利、荣恩与妙丽的命运,以及他们最后冒险之旅的其他故事。”

罗琳说:“诸位将知道我保守这么久的秘密,那些猜对剧情的人将获得证明,猜错的人,我想也不会太失望。”

她说:“我想,我现在的心情既兴奋、紧张,也松了一口气。”她并说,编辑此书时“更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她写道:“反覆读了许多遍,完结篇是系列作中我的最爱。过去六集作品与我交会的读者,我等不及与你们分享。”

新书上市引发全球狂热,但罗琳说她十三岁的长女洁西卡也喜欢这本书,更让她感到骄傲;罗琳撰写哈利波特首集冒险故事“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时,恰好身怀洁西卡。

罗琳说:“事实上,洁西卡床边将放着完结篇,不断翻动阅读直到书页皱摺,甚至整本书都散开,这对我比大型印刷机不断运转,比此书受到全球欢迎,意义更是重大。”

罗琳特别感谢英国书商,并坚称此书最初能畅销,并“不是靠着聪明的行销,而是靠着一群相当聪明的读者光临书店买书,口耳相传推荐他人阅读”。

罗琳写道:“这几年来哈利已成为书商最头痛的事,常常遭到禁卖,或是大批民众挤爆书店,让店家相当紧张,少了许多过去的亲切感(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相当享受午夜开卷阅读的乐趣)。”

前六集哈利波特小说全球已卖出三亿两千五百万册,并翻译成六十四种语言。

罗琳写道:“我常常告诉自己,这样一本书能问世,全球各地从中国到加拿大,还有中间许多地方,都有许多人鼎力相助。外语版能出炉,真的让我很兴奋。”

她说:“我的孩子中,两个最小的孩子还不知道哈利波特是谁。我一直希望他们长大时能与他们分享这套小说,所以现在要结束这部小说,确实感到很难过。”

武宜三:山西黑砖窑与人民公社、劳改农场、血汗工厂和奥运会,都是一脉相承论

 

【导语: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张宝顺、于幼军,不但不需负渎职的罪责,还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正如张三一言先生所说: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当然,它又不是孤立的,它与人民公社、劳改农场、血汗工厂以及奥运会都是一脉相承。】

(一) 山西黑砖窑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这起惨绝人寰、天人共愤的反人类罪案,虽然惩处了95人,看起浩浩荡荡、阵容强大,实际上全是以乡村一级虾兵蟹卒来充数或当替死鬼的;县一级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县的县长宋延龄受处分,而且仅是免除职务。被采取司法措施的6人全是广胜寺镇的工作人员。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当家的。只要有屁大点的好事,都忘不了“这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那怕到香港上个市、“招商引资”,签个意向书、合同什么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区、县、镇的委员会书记挂帅带队。不信,请查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上的大幅广告,凡是来港捞好处的活动,十居八九都是当地中共第一把手抢着出风头。但偏偏做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党委书记可以置身事外。至于省里、部里的官员更是“刑不上大夫”,事虽关己,仍能逍遥法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长于幼军,不但不须负渎职的罪责,还居然当起“法官”来,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

(二)、党国头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窑事件张扬出来后,党国大小头目一直在那里搞“批示”欺世,开展新一轮的愚民运动,什么“震惊”呀,“高度重视”呀,“严肃查处”呀,装出一副天真无邪、如梦初醒的样子。殊不知这一类令作呕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这伙人民公敌的残暴、贪婪、嗜血、无耻、昏瞶、无能的真面目。

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明白,中共这个非法的、丧尽天良的流氓政权正是这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不容讨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大于法、“稳定压倒一切”、GDP挂帅、消灭新闻自由、破坏教育、迫害异见分子……几十年来的这一类倒行逆施,才导致今日中国政治的日益縻烂,中国大地的罪恶丛生。

山西黑窑是新生事物吗?原来不是。5年前,山西省万荣县六毋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罚14万多元。5年后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六毋村又发现,这里的六十余家瓦窑厂仍有童工,仅记者视野所及便不下20个。据曾三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1,000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数。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一千多个失踪儿童都哪里去了?显然,在警方清理前,他们被连夜转移,甚至被杀人灭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进搅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窑里?在铁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国,送都已经成了党国最高机密,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九年前的1998年5月,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的陈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西姬的黑砖窑解救出数百名“包身工”;工人们入黑厂后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个老民工被贩卖3次,民工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来自何方。至于工资,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象山西、河北这样的黑砖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于是陈建教在2006年就上书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这个动不动就掉眼泪的伪君子,仍然以“批示”来买空卖空,明明知道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明明“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愿从根子上去解决”。以致使奴隶制在中国全面复辟,中国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挣扎。
 
(三) 、大跃进时代的奴工

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中记载:河北省徐水县由四百八十名妇女“奋战”三昼夜,修成了一座一万三千立方米的“妇女水库”。
  
七百名学生加四十名教员“苦干”一天,就建成了一万五千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这是以前的奴隶能做得到的事吗?
  
当时的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就有办法叫他的奴隶们做到。奴隶总管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收拾不听话的奴隶们。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饭。1958年一年中,张国忠在三十一万人口的徐水县内,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产队干部和中共党员,其余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许多人在劳改队中被折磨致死。
 
大饥荒暴发时,徐水县有大批人被饿死,许多人要外逃讨饭渡荒,可是县委却派人在各车站堵截,结果许多农民就在堆满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粮食的国家粮仓旁边活活饿死。当年的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承认,到1960年2月为止,信阳地区就有三十万以上的农民饿死。全新中国有四千万人被饿死,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幸福的人民公社员。
  
李锐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时,亲眼看到村干部深更半夜突击性地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搜查、抢夺粮食。东北的老头在向李锐诉苦时,“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跃进亲历记》)这种强盗式的公然抢劫,在大陆广大农村,随处可见。乡村干部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一直是用这种办法。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夫妇《中国农民调查》中都有大量记载。现在,与时俱进,早已动用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征用”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四) 、劳改农场里的奴工

甘肃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其中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六百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这样的杀人农场,甘肃省还有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十四处之多;全中国更不计其数,黑龙江八五O农场、北京市团河农场、四川四一五筑路队、新强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就是一座阶级灭绝的炼狱、就是一部滥杀无辜的搅肉机。

黑龙江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右派分子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滂沱。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结果直到下午一点多,才让右派分子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右派们两点起床吃早饭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 由于寒冷、饥饿、疾病、超强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虐待,劳改农场开始大量死人。

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无人过问……死者有的无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戴煌:《九死一生》)

(五) 、锦西煤矿劳改队,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了1000人

曾慧燕小姐在纪念她父亲的《悲欢离合三十年》中说:“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

这个拥有5,000名右派分子的四川省“415”筑路支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另外2000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生还者的我迄今仍怵目惊心,常有恶梦相伴。(《铁流文集》)

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潘家园发现了一份一千个北大荒受难者的名册,一千个才华卓著的青年俊杰,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他们都把美丽的青春消耗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在那里断送了生命。

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面对黄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苏省公安、司法部门创办管理,占地20多万亩,有10多个水产、农副产品加工厂。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水冲积的盐土和沼泽地,当年是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4万多名右派分子在这里劳动改造。2005年一月还发生了一万多人的集体大暴动,造成五百人伤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员外逃。可见劳改农场的残酷、黑暗,也在与日俱进;逼得奴隶也敢造反了。

(六) 、全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

现在再看黑龙江省,从1950—1960年10年间,就建了38个劳改农场:梧桐河农场、密山劳改管教大队(沈阳市密山农场) 、青山农场(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后来又把梧桐河农场二分场扩建成鹤立河劳改农场。

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县新建了23个劳改农场。当年开荒100万亩;同年9月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1956年开荒27,2万亩,播种12,8万亩。当年创建的较大型的劳改农场还有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当年开荒均在20万亩以上。1956—1960年,全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38个。

兴凯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老莱、海伦、绥棱、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及多少受难者家属的恶梦。至于全新中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恐怕也是永远算不清了。

农改农场开垦了这么多的土地,种了这么多的粮食,然而,右派分子等劳改人员却活活地被饿死了许多。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然而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奴隶队伍。据统计,眼下主宰新中国命运的0.4%的奴隶主家庭占有了全中国70%的财富,所以新中国的奴隶队伍只好要不断地壮大。

(七) 、世界工厂是血泪工场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为574元(人民币,下同),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调查:有的工厂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时每月加班工时超过120小时,每天工作12—13小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远超法律所规定;而且加班工时也得不到法定的补偿。节假日不许休息,连生病也不让请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过600—1,000元。淡季则被迫放无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工厂扣压工人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数量由两星期至一个多月不等,工人要辞工,即使按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也要受刁难、得不到批准,特别是生产旺季;工人要离开就得放弃被扣压的工资,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完全被剥夺。
  
大部份电子业工厂只与工人签订一至三个月短期合约。短期合约同时成为工厂逃避给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负责的工具,如女工怀孕产假等;工人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厂都不为工人购买这两种保险,或只购买一种。珠三角工人都面对严重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毒化学物、金属粉尘、焊接烟雾、噪音、缺乏良好通风等,严重影响工人健康,职业病十分严重。大部份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职业安全训练,没有提供保护用品。如冲压工人没有配载护耳;金属打磨工人,没有面罩;压制机械亦缺乏保护装置;而绝大多数职业病、工业事故伤亡,在官商勾结之下,都得不到赔偿或赔偿不足。(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墙报)

珠三角等地关于工人集体被烧死、集体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伤、被虐待、被逼下跪,劳资纠纷、工人罢工,都时有所闻;但在稳定压倒一切、金钱决定一切的黑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很快也消声匿迹了。

(八) 、新中国的国粹:奥运奴隶

中国除了盛产农业奴隶和工业奴隶之外,还盛产名为“体育明星”的奥运奴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现在正是奥运奴隶加紧魔鬼式的训练、加码受罪的时候;但等他或她们拿到金牌,为党国领导人争了光之后,他或她就要到澡堂里去为人擦背、按摩或到街边当小贩谋生了;他或她们手无寸技、胸无点墨、身材畸型,除了成为货真价实的劣等奴隶被抛弃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同时,还别忘了杂技奴隶和特种兵奴隶,在爱护动物团体要求取消马戏团以免动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苏等所谓“杂技之乡”正有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正受着非人的折磨。这篇文章写了好几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谈杂技问题。古先生说:为了娱乐胡锦涛三分钟,几十个孩子辛苦排练了一个月高风险、高难度的“空中飞人”。 排练中有多少跌伤或跌死,没人知道,但知道,这些孩子为了排练和到处演出,是不用读书了。(《杂技里的国民教育》,〈苹果日报〉)唐文宗当年做皇帝时,只有十八岁,见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戏,尚有“恶其太险伤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复作”,不让再表演了。然而,胡锦涛却看得兴高彩烈、欣然鼓舞。“上以风化下”,黑砖窑、黑煤矿、黑工厂、黑农场、黑狱遍布域中,自是成理成章,不值得国人或“友邦诧异”了。

最后我想用张三一言先生的话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只是表现得太真实和赤裸裸而己。(《包装的奴隶国和赤裸的奴隶窑》)

杨恒均:警惕一小撮败类借假包子搞事

 

北京电视台报道假包子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政府部门出面辟谣后,竟然出现了相信包子是假的民众仍然远远超过了认为新闻是假的人数,耐人寻味。但是,无能多么耐人寻味,也掩盖不了制造假新闻的可恶之处。

中国人民蒙受假新闻之苦不是一日两日了。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又有几个不记得亩产万斤粮的新闻以及小孩子站在麦尖上跳舞的照片?当然还有揭露旧社会的暴露新闻,例如四川大地主刘文采的水牢。好几个亿的人民因为这个水牢而加倍仇恨刘文采。可是不久前我们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水牢存在,当时的宣传部门和媒体人为了增加我们的仇恨和热爱,捏造了一个水牢。刘文采的庄园没有水牢,从此我们心里就多了一座水牢,这座水牢囚禁的是我们追求真相和真理的心灵。

建国后出现的假新闻潮流是由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引起的,报社和电视台没有主导权,个人也是绝对无法站出来指责和抗议的。就连贵为开国元勋的彭德怀明知亩产万斤粮是造假,也无能为力,最后搞到自己郁闷而死。

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的风气浓了一些,但假大空,特别是以愚弄民众为主的假新闻还普遍存在。这些假新闻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可怕和可恶之处又在哪里?简单一句话,假新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捏造了假新闻,却不容你质疑和揭露,就算你明明知道是假的,是无稽之谈,你也无能为力。例如,就在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农田长出万斤甚至十万斤稻谷的时候,全国至少有好几亿人明白这事不可能,但他们要就是不敢说,要就是说了也没有报纸报道,没有人听。再如刘文采的水牢,如果你不怕被打成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你大可站出来说,刘文采剥削了人,但人家庄园里没有设水牢。你当时绝对不敢说,因为如果你说了,我估计你活不到今天。

上面的例子太远了,就拿近一点的例子吧。假包子事件的原产地北京好几年前出了个陈希同。此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加入压制人民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的行列,欺上瞒下,包二奶,贪污挪用公款,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鸟,肯定是共产党中的败类,是人民的败类。可是,大家不妨看看整个九十年代,由陈希同控制下的北京宣传部和电视台、报纸是怎样一次次肉麻地吹捧这位败类如何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抵制和平演变,紧跟江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在看来,这些每天都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新闻都是假新闻,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再讲近一点的事,就讲现在吧。无独有偶,北京的陈希同——共产党身上的毒瘤好不容易被挖出来了,结果上海又出现了一个“坏包子”——陈良宇。只要查一下过去十年陈良宇当政的上海的报纸、电视台以及各种新闻媒体,报道最多,吹捧最肉麻的就是这个“坏包子”。什么带头学习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带头人,在先进性学习中一马当先……当然,无庸质疑,这些都是陈良宇控制下的上海电视台和宣传部捏造出的假新闻。现在英明的党中央出来打假了,原来陈良宇从来都不先进,也不是什么代表,而是一个贪污犯,一个包娼养情人的败类——共产党的败类,人民的败类!

我还要说,假新闻不可怕,可怕的是当那些假新闻被特殊利益集团精心炮制、散播的时候,普通民众失去了话语权,更不用说打假的手段和权力了。就拿陈良宇事件来说,早在他控制下的宣传部和电视台高唱赞歌的时候,就有很多民众冒险出来揭露他。可悲的是,不但毫无用处,很多人还受到打压和迫害。当然,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上海市人民,以及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另外,陈希同和陈良宇都被抓了起来,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宣传部和广电局搞个什么联合通知,或者集中那些吹捧、捏造他们两人“伟、光、正”新闻的报纸和电视记者开会学习三个代表和先进性,以免类似造假新闻反复出现。

现在让我再回到闹得纷纷扬扬的捏造假包子新闻的事件上。

假包子新闻是个别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提高收视率,完成任务,提高知名度,图利赚钱而捏造新闻的恶劣事件。捏造者显然比较清楚民众的心理,那就是对现在的食品安全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民众为什么对食品安全不相信,而对揭露食品安全的媒体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原因很简单,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几乎各种各样的假食品,从放DDT的金华火腿,到大头奶粉,还有毒大米,带血的石膏搅出的豆腐和冻肉等等。这些假食品的揭露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媒体人。至今很少听说揭露假食品的新闻是假的,民众凭直觉更加相信媒体,而不是工商局,食品管理部门,以及药物监督局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媒体人的骄傲。当然,也是那些捏造假包子事件的媒体人可以乘虚而入、利用民众心理的大前提。

捏造假包子这条假新闻的媒体人缺乏基本的新闻操守,但在我看来,他们捏造的新闻还没有造成严重恶果,比起前面讲的假新闻,以及各种各样的假食品,他们的造假甚至是民众可以原谅的。但作为一个媒体,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必须追究造假人的责任。

怎么追究?要依法追究。首先,他的造假行为严重损害了他所在的电视台(或媒体)的声誉。作为电视台以及电视台的主管(宣传部门和广电局)有责任也有权力解雇他们。其次,如果他的新闻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国家政法机关必须依法介入调查并立案起诉。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并不存在,因为那两天没有人因为不敢吃包子而饿死。不过,有报道指出,他们捏造的假新闻造成了市民恐慌,影响了和谐社会,破坏了北京和党的形象,于是他们都被抓起来了,估计要严判。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假新闻的直接受害人——新闻中那个制造假包子的馆子和个人应该对造假新闻的人进行控告,不但告他损害了这几天的营业额,而且可以要求他赔偿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营业收入,直告到那个造假者倾家荡产——看你还敢不敢捏造假新闻!

然而,让我困惑的是,我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先是看到北京地方当局各个部门都出动了,新闻部门,宣传部,工商局等等都好像从魔瓶里跳了出来,都来指责假新闻制造者,然后是全市新闻媒体工作者集中学习,一份又一份的文件。

接下来就出现了让我连夜写这篇文章的7月23日的新闻联播。

今晚的新闻联播用了三分多种传达一个通知,是宣传部和广电总局联合发布的。在这三分钟里,宣传部和广电总局几乎把这起孤单的新闻造假事件无限上纲上线了。我已经听不到假包子几个字,我看到的是损害党的领导、舆论阵地要失控、北京形象被严重损害,和谐社会将不复存在等等耸人听闻的字词。三分钟下来,我感觉到了一场针对全中国的新闻媒体的暴风骤雨即将降临。

我先是郁闷,接下来是不解,随后就是气愤,到后来就是怒发冲冠,就想骂娘了!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一名中国公民,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利。

我不敢相信那个制造了一条假包子新闻的人就有那么大的能量,就破坏了北京和党的形象?就损害了和谐社会吗?那么那个受贿而制造假药的药检局局长郑筱萸又损害了谁的形象?坏包子陈良宇又如何破坏了党的形象和和谐社会?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宣传部和广电局或者任何一个机构出来发通知,号召全国的局长和市长集中起来学习,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更没有看到新闻联播里说这些人如何破坏了和谐社会和党的形象。

前不久,著名作家王朔先生公开指责广电局系统贪污腐败,渎职敛财,可是广电局却默默无语,一点也不顾党的形象,更不用说站出来和王朔对质以维护党的形象了。

再拿最近的黑窑奴工事件,这事情闹得这么大,可是作为主管宣传的宣传部和广电局却一声不响,闷声发大财去了。

这里就不用我再提请大家注意各种假食品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看到主管宣传的宣传部和广电局发出通知,提请民众注意食品安全了?可是针对一个绝对不具有普遍现象的、个别媒体人的造假事件,他们来劲了,大有全面打假,要彻底整顿新闻媒体,要夺回舆论阵地的架势。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同志们,有一小撮败类坐不住了,他们害怕亲民的胡温政权,他们害怕渐渐觉醒的民众,他们更害怕在揭露黑暗和暴露腐败中一马当先的媒体,还有势在必行的体制改革……

最近几年在胡温的领导下,新闻打假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出现了一两个操守不好的媒体人捏造假新闻不必惊慌,只要拿过去四五年间媒体揭露的假食品和造假新闻的数量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因为也许这个比例是几百甚至上千比一、比二这样的比例。

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帮子人耐不住了,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跳了出来,要搞清洗,要来算账。据我得到的消息,他们已经开始插手各种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大规模的删贴也在密谋之中。可惜,他们找错了机会。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胡温主政的年代,是逐渐走上舞台、扮演监督的媒体同各种力量一道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

就拿前段时间的黑窑奴工事件,要不是勇敢的媒体人率先在网络上揭露真相,要不是有良知的新闻人和网民的穷追不舍,一个奴隶社会就保存下来了,我们党的形象就永远无法弥补了。好在党中央英明果断,相信媒体人和广大的网民,最终捣毁了黑窑洞,把肇事人绳之以法。事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的亲自督促下,山西省长于幼军第一次向民众道歉,而且破天荒地赞扬了媒体在报道这起恶性事件中起的积极监督作用。

这不但是我们网民的骄傲,也是中国所有媒体人的自豪,同时也是我们党积极依靠人民,依靠舆论监督而取得的新的成绩。我说这话不是吹捧,也不是讽刺,毕竟黑窑奴工曾经长期存在,这次如果不是我们的胡温政府从善如流,信任和依靠民众和媒体,那么不难想象,黑窑洞将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历史也向我们明确宣示,中国民众和媒体工作者、知识分子从来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敌人正是一小撮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败类,例如“四人帮”。他们借共产党之名垄断权力,为的是一小撮人的个人利益。如果听任他们肆无忌惮,他们将最终断送共产党。就像极左的“四人帮”几乎断送了共产党一样。

普通民众都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前段时间的黑窑奴工事件中,我们听不到主管宣传的宣传部和广电局的任何声音,他们不但没有搞什么通知,甚至也停止了学习,也没有什么文件下发到各个媒体,他们仿佛不存在了。我当时就感到奇怪,朋友告诉我,正因为他们好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媒体才真正发挥了舆论监督和共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才能够得到胡温督促下的于幼军省长的赞扬。

现在才知道,他们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一直在领取人民发的工资,躲在阴暗的地方暗中观察,这不,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媒体的最大问题:有人捏造了假包子的新闻!他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假包子新闻,要大做文章,要上纲上线,要拨乱反正,要夺回舆论阵地!!

全国媒体人揭露黑窑奴工事件,他们不见踪影;每年全国记者成功打假无数次,他们没有一点高兴;每年各地记者都遭受暴徒毒打和地方官员的无耻报复,他们从来屁都不放一个,更不用说主动关心和保护记者……

现在有几个记者捏造了一个假包子的新闻,而且也都被抓了起来(有网络朋友说,他们的效率真高,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抓假食品有这么高的效率,更不用说对付那些贪污腐败份子了)。他们还不肯放手,而且只要打开各大版面的新闻,就知道他们有多关心,多气愤,也多害怕了。他们要集中所有的媒体人开会,他们要在全国清理假新闻,他们要从新掌控舆论阵地!

他们大概忘记了,现在的舆论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胡温党中央手里,掌握在人民手中。表面上他们对假包子新闻义愤填膺,实际上他们是因为害怕和恐惧而坐卧不安。他们害怕在黑窑奴工事件中网民们表现出来的主人翁精神,害怕媒体穷追不舍的打假和揭露黑暗的劲头,害怕胡温依赖民众和媒体监督直指腐败势力和党内一小撮败类的坚定决心,当然他们更加恐惧的是十六大和奥运期间势在必行的体制改革!!

好在这一帮害怕民众,害怕舆论监督的人只是一小撮,是共产党中的败类,是人民中的败类。他们借假包子新闻事件试图破坏民众和党的关系,试图让他们的贪污腐败和绝对权力不受到任何媒体的制约和监督,他们试图破坏和谐社会,破坏党的形象。他们比谁都更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可偏偏要用手中的权力控制宪法和党章赋予民众和党员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于这一小撮隐藏在共产党中的中国人民的败类,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不过,也得谢谢他们,从我小学时候就灌输给我的、今天终于有机会使用在这篇文章中的语言。)

杨恒均2007-7-23

陈破空:仅次于文革:中华文物古迹的又一场浩劫

 

2007年7月6日,湖北省襄阳市,又一座千年古刹遭拆毁。那是一座建于明代、纪念曾为襄阳太守关羽的汉圣庵。强行拆迁发生在午夜时分,一群壮汉潜入,趁两名守庵的老居士熟睡,用绳索将两名老居士捆绑,然后用推土机推毁中殿,继而又捣毁南寮房,甚至连庵门前的石头狮子也没有放过.加上1985年被拆毁的前殿,1998年被拆毁的大雄宝殿,昔日雄伟的古迹汉圣庵,终于被夷为平地。

在此之前,为了保护这处珍贵的古迹,守庵居士和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对峙了整整3年,最终,民众不敌官商勾结,汉圣庵惨遭厄运.主管该地的襄城区政府对守庵居士和当地居民说:”我们对你们也很同情,但这不关我们的事,要怨只能怨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然而,正是这个区政府,将汉圣庵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商业开发”.又一出典型的权钱交易。

实际上,以拆迁和开发为名,破坏和毁灭文物古迹,一直在全国各地上演。在江苏省无锡市和常州市,千年古桥,包括无锡着名的三孔拱桥,都被一一灭迹,无锡的水文化和常州的运河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在东南名城福州市,几十座中西合璧的古建筑尽遭拆毁,包括着名的”赵氏祠堂”和”八旗会馆”等;在北京市,仅大前门一带,就有几十处文物古迹,在拆迁中被毁于一旦。不一而举.另外,官方承认,仅在北京市,就有一半以上的文物古迹被不合理占用,包括,中共中央占用的中南海。有人因此建议:中共中央迁出中南海。

近三十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中华文物古迹遭遇又一场浩劫,规模仅次于文革。如果说,中华文物古迹的百分之七、八十,已经毁于文革(不计文革后重建的赝品),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则正毁于拆迁狂潮。

有智者早就预言,如果现行制度不变,类似文革惨剧,还会再次上演。而今,文革虽然没有全面上演,但是,以中华文物古迹再度遭受浩劫为形式,文革闹剧中的部分场景,已经再度上演。从”砸毁”到”拆迁”,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从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从政治”文革”,到经济”文革”;中国社会,并没有走出极端狂热的怪圈。

在”搞活经济”的名义下,不要民主,只要金钱.一个钱字,就迷住了中国人的心窍.中国贪官和奸商,恨不得把什么都换成钱,文物古迹自然也不例外。当文物古迹被换成钱的时候,肮髒的钱,只是撑鼓了贪官和奸商的腰包,老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且不提拆迁户的血泪故事,单说毁灭中华文物古迹,就是葬送了祖宗的产业,就是断送了子孙的福荫.

每一次拆除,都有人抗议;每一次捣毁,都有人抵抗。但最后,愤怒也罢,痛心也罢,珍贵的文物古迹,还是被一一拆毁了。就在湖北襄阳汉圣庵遭拆毁前,7月1日,在襄樊市召开了”国际关公文化研讨会”,与会者还曾讨论如何保护和修缮这座汉圣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圣庵不仅没有受到保护,仅仅在5天之后,就惨遭拆毁。

为什么?社会上的舆论,仅仅成了微弱而无力的呼声?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够敌得过制度。不受监督和制衡的现行政治制度,恰恰充当了贪官和奸商的保护伞,因为,正是这个制度,为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大开了方便之门,老百姓,则只能任凭鱼肉,更何况文物古迹?

一切罪恶,都发生在这个罪恶的制度之下。在这个”以钱为本”、”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罪恶,可以令人惊奇。中华文物古迹的又一场浩劫,将把谁,再次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可拭目以待。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Nixon's Final Campaign

Nixon’s Final Campaign

By MICHAEL NELSON

Richard Nixon ran more campaigns for national office than any other American except Franklin D. Roosevelt, whom he tied. In the six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rom 1952 to 1972, Nixon was on the ballot five times, as the Republican nominee for either vice president (1952 and 1956) or president (1960, 1968, 1972). He was elected twice as Dwight D. Eisenhower’s running mate and twice as the head of the ticket, losing only to John F. Kennedy, in 1960. Another of Nixon’s national political campaigns, his battle to hold on to the presidency during the Watergate crisis, ended in a second defeat. He resigned in August 1974 in the face of certain impeachment and removal.

But what of Nixon’s final campaign, the one he waged from 1974 until his death, 20 years later, to be remembered as a statesman and foreign-policy maestro rather than as a crook and subverter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ll of Nixon’s earlier campaigns had clear outcomes: He either won the office he sought or lost it. A recent flurry of Nixon books and a smash London and Broadway play about his famous post-presidential interviews with the British television-talk-show impresario David Frost indicate that the returns from Nixon’s last campaign are still coming in. And the outcome may remain too close to call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play, Frost/Nixon, dramatizes the first major battle over Nixon’s reputation between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his critics: the lengthy televised interviews with Frost in 1977. Frost paid Nixon $600,000 for the privilege of questioning him on camera for more than 28 hours, resulting in four 90-minute programs. In their session on Watergate, the last to be taped but the first to be aired, Frost drove a visibly shaken Nixon to admit that he had “let down the country,” “did abuse the power I had as president,” and “said things that were not true.” Most memorably, Nixon mourned, “I brought myself down. I gave them a sword, and they stuck it in. And they twisted it with relish.”

The interviews were seen at the time as a clear defeat for Nixon. As David Greenberg shows in Nixon’s Shadow, “Far from changing minds, Nixon’s victim pose elicited mostly scorn.” A Newsweek poll showed that considerably more people lowered their opinion of Nixon after watching the interviews than raised it. In 1982 the first survey of historians to be conducted after the interviews ranked Nixon in the lowest category of presidents, ahead of only Warren G. Harding and Ulysses S. Grant and behind James Buchanan and Andrew Johnson.

The Conviction of Richard Nixon, James Reston Jr.’s contemporaneously written but only recently published account of his work 30 years ago as a researcher for Frost, shows how hard fought Nixon’s Watergate concessions were. Until nearly the end of the 12 days of interviews, Nixon successfully dodged, weaved, and filibustered Frost’s questions on subjects he didn’t like while discoursing impressively whenever Frost asked about foreign policy or other topics on which he felt at ease.

Meanwhile, between bouts of fuming at Frost for his weak questioning and docile listening, Reston dug deeply into the available Watergate tapes and found a previously neglected June 20, 1972, conversation between Nixon and his chief political staffer, Charles Colson, that seemed to place the president in the Watergate cover-up three days earlier than did the more familiar June 23 recording, which Nixon had come primed to discuss. (That’s the one in which Nixon suggested that aides ask the CIA to divert the FBI from its Watergate investigation on dubious national-security ground.) Frost did his homework, surprised Nixon on camera with the new transcript, and successfully badgered him into what remains the closest thing to a confession he ever made. “He was firmly skewered,” Reston writes. “His face showed it. His gibberish confirmed it. … After the interviews a role for him as an American plenipotentiary seemed highly unlikely. He died in 1994, with this last dream unfulfilled.”

But were the Frost interviews the stake in the heart that Reston claims? In hindsight, argues Conrad Black in The Invincible Quest, the interviews were actually the forum in which Nixon was allowed to lay claim to the limited zone of culpability  Nixon called it “horrendous mistakes unworthy of a president,” which Black notes is somewhere “between mere mistakes and a crime”  whose boundaries he would defe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interviews also allowed Nixon to show the full sweep of his mastery of foreign affairs, so much so, Reston reports, that technicians on the film crew, “bored as they were by the fineries of foreign policy,” said they “might even consider voting for Nixon again if they had the chance.”

Arguably the main contribution the Frost interviews made to Nixon’s redemption was the predicate they laid for Frost/Nixon. I have not seen the play, and I am eager to find what the director, Ron Howard, makes of it in the film version he plans to release in early fall 2008. But I have read the playwright Peter Morgan’s script and confirmed the judgment of most leading theater writers that, as Ginia Bellafante observ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so committed is the play to the idea of Nixon’s likeability that it may be one of the great victories of Nixon revisionism.”

The Nixon of Frost/Nixon is strange, to be sure. Attempting small talk, he asks Frost, “Did you do any fornicating?,” and throughout the play he gazes enviously at Frost’s hand-tooled Italian loafers. (The former actually happened; the latter is Morgan’s invention.) But Morgan also puts words of, well, wisdom in Nixon’s mouth. “Never retire, Mr. Lazar,” Nixon tells the book agent Swifty Lazar in his first long speech of the play. “To me the unhapp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those in the watering places, South of France, Palm Springs, Newport … going to parties every night, playing golf every afternoon, then drinking too much, talking too much, thinking too little, retired  no purpose. What makes life mean something is purpose. A goal. The battle. The struggle. Even if you don’t win it.”

Nixon’s odd attractiveness in Frost/Nixon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All of Morgan’s recent scripts  notably The Queen, about Elizabeth II in the aftermath of Princess Diana’s death, in 1997, and 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about the Ugandan dictator Idi Amin  have portrayed their historical protagonists as more complex and substantial than their prevailing public images. The choice of accomplished and appealing actors for these roles has helped to win a measure of audience sympathy for their characters: Frank Langella as Nixon, Helen Mirren as the queen, and Forest Whitaker as Amin.

One reason the Frost interviews have been so important in helping to fix Nixon’s place in history is that until recently the records of his presidency were locked in escrow. That was the result of yet another Nixon campaign: to keep his administration’s secrets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Now that most of them are available, though, what the historian Robert Dallek rightly labels “a striking irony” has become apparent. The combination of 2,800 hours of previously secret White House tape recordings and 20,000 pages of transcribed telephone calls (in addition to all those papers) makes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more transparent than any before or since.”

Dallek is a self-proessed document maven, so much so that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he chooses which presidents to write about based partly on which new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have recently been opened for inspection. Over the years, this approach has served him well. His biographies of Lyndon B. Johnson and John F. Kennedy are solid, if somewhat ploddingly written, and each is marked by fresh revelations.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for example, famously revealed the wacky drug cocktails that Kennedy took as president to deal with his terrible health problems.

Dallek’s new book, Nixon and Kissinger, is very much in the three-documents-and-a-cloud-of-dust tradition. It is a dual biography of the president and his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which focuses on the major foreign-policy decisions that Nixon, advised by Kissinger and almost no one else, made from 1969 to 1974. Dallek describes himself as a “Franklin Roosevelt Democrat,” so it’s no surprise which of those decisions he thinks were good (the opening to China, déten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which he thinks were bad (the slow disengagement from Vietnam, the overthrow of the socialist Chilean president Salvador Allende, the tilt toward Pakistan in its war with India). Dallek does find it remarkable, given the wild insecurities and hatreds that plagued both Nixon and Kissinger and often poisoned their working relationship, that so many of those decisions were good ones.

What’s lacking in Nixon and Kissinger is, well, anything we didn’t already know from lots of other Nixon books. Those were written with fewer documents, but enough, apparently (along with interviews, the public record, and the insights of careful Nixon watchers), to tell us as much about him as Dallek does. Stephen Ambrose and Richard Reeves on Nixon, Walter Isaacson and Jeremi Suri on Kissinger, and Larry Berman on the two men’s relationship are among the many who have plowed that field, and it’s not clear what Dallek adds to their labors other than a few more illustrative quotations.

In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Nixon, Dallek seems to follow Reeves’s 2001 book, President Nixon: Alone in the White House, in arguing that Nixon was mainly motivated by his twin desires to win elections and do great things in foreign policy. But it’s not evident that Dallek understands what Reeves understood: Nixon wanted to win elections in order to do great things in foreign policy. Dallek also puzzles, as Reeves did, about why so flawed an individual as Nixon chose politics as his vocation, but it’s Reeves who figured out that Nixon saw politics as the arena in which, through great deeds, he could become a better person than he knew himself to be by nature. “Each day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memorable for someone,” Nixon wrote on one of many Reeves-quoted lists he drew up for himself as president. “Need to be good to do good. Need for joy, serenity, confidence, inspirational. Goals: Set example, inspire, instill pride.”

Perhaps to compensate for the absence of document-generated revelations or insights in his book, Dallek sometimes inserts offhand claims that take him recklessly beyond the archival record, in which he is, if not interesting, at least secure. For example, more than once he writes that a rapid pullout from Vietnam, far from signaling weakness to the world, as Nixon and Kissinger believed, would have signaled strength. But where’s the evidence or even the argument to support that claim? Does Dallek seriously think that Nixon could have conceded defeat to the Communists in Vietnam without losing the political base that enabled him to pull off his openings to the two major Communist powers?

Elsewhere Dallek asserts (again, more than once) that when Watergate heated up after Nixon had the special prosecutor Archibad Cox fired in the October 20, 1973,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Nixon should have invoked the 25th Amendment, “suspended his authority until his culpability could be determined,” and turned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cy over to “Gerald Ford or House Speaker Carl Albert.” But after Spiro Agnew had resigned, Ford wasn’t confirmed as vice president until December, and Albert was a notorious public drunk. Besides, the 25th Amendment deals with presidential disability  comas, nervous collapses, recovery from heart attacks, and the like. As its legislative authors made clear when Congress approved the amendment, in 1965, it was never meant to supplant the impeachment process.

Conrad Black’s The Invincible Quest is also full of opinions about Nixon, most of them upbeat, but then Black doesn’t make much pretense of offering anything else. His relentlessl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reads like an annotated timeline of Nixon’s life drawn from other Nixon biographies, a thick file of clips, an occasional document, and some late-in-life conversations with Nixon, whom he grew to like immensely. This goes on for 1,152 pages. Sounds awful, doesn’t it?

Except it isn’t. Two qualities redeem The Invincible Quest. One is the verve, style, wit, and vibrancy of Black’s running commentary on the people and events who populate the book; he’s the drink-in-hand raconteur who never stops talking but somehow never bores. The other is his opinions, which are so unpredictable and interesting.

Black’s forte is the extended riff, but here are some of his pithier comments on various public figures:

“Ronald Reagan was much disparaged as an ex-actor, as if that were an undignified occupation, especially in starstruck America.”

Hubert Humphrey “was a good man, a sincere liberal, but more dated and caricaturable in his yokel’s enthusiasm than Nixon.”

In his relations with the FBI director J. Edgar Hoover, “Nixon was in the classic 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leader who feared his own police minister, like Napoleon and Fouché and Khrushchev and Beria.”

John Connally “was the sort of tall, firm-voiced, confident person who always impressed Nixon, provided he actually kne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and was not just a blowhard.”

Henry Kissinger “has always been an inexhaustible storehouse of nasty opinions about almost everyone … no matter how congenial he is with the individuals when he sees them.”

Nixon’s party on the China trip “had hardly got to the end of Mao’s long driveway before they bega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ir host’s anodyne, geriatric remarks into Confucian proverbs virtually written on giant tablets of the rarest marble. … This self-important, affected, aphoristic style took like measles among the Americans.”

As for Nixon himself, he “thought that he was doomed to be traduced, double-crossed, unjustly harassed, misunderstood, underappreciated, and subjected to the trials of Job, but that by the application of his mighty will, tenacity, and diligence he would ultimately prevail.”

Well, does Nixon seem likely to prevail in his final campaign, the one for historical vindication? Certainly he played his post-presidential hand skillfully, starting with the Frost interviews. For 20 years after he resigned, Nixon avoided partisan politics and controversial domestic issues, made foreign trips and wrote well-received books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confidentially advised presidents who consulted him on world affairs. Bill Clinton was especially smitten, and, at Nixon’s funeral  attended by all five living presidents  spoke the words Nixon would most havewanted the world to hear: “May the day of judging President Nixon on anything less than his entire life and career come to a close.”

Historians still rank Nixon low among presidents, although scholars in a 2000 Wall Street Journal survey lifted him from the “Failure” category into the lower range of the “Below Average,” enabling him to surpass Buchanan, John Tyler, Millard Fillmore, and Franklin Pierce. Black’s generally pro-Nixon book isn’t selling nearly as well as Dallek’s generally critical one, and reviewers have been kinder to Dallek than to Black.

Outside the academy, however, Nixon’s prospects are much better. In a key indicator of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former president, over the years voters have gone from disapproving Ford’s pardon of Nixon by two to one to approving it in the same proportion. College students, I find, accept what Ambrose has called the Nixon-inspired “impression that the only thing he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d done wrong was Watergate.” What’s more, students tend to regard Watergate as politics as usual. That’s no surprise: The news media’s reflexive use of “gate” as the suffix attached to every small scandal has made the original seem small, too. And Nixon’s ability to win campaigns never depended on carrying the faculty vote.

Michael Nelson i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Rhodes College. He is author, with John Mason, of How the South Joined the Gambling Nation: The Politics of State Policy Innovati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with Sidney Milki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776-2007 (CQ Press, 2007).

The Post-Celluloid Era

The Post-Celluloid Era

Is Tinseltown really about to disappear from our cultural radar screens? Not likely.

A REVIEW
By Geoff Pevere

The Decline of the Hollywood Empire
Hervé Fischer
Talonbooks
160 pages, softcover
ISBN 978088922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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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eed not venture far into The Decline of the Hollywood Empire before stumbling across the first exclamation mark. It is right th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first page of chapter two: “Digital distribution,” writes author Hervé Fischer, “will end this archaic system of distribution and hasten the decline of the Hollywood empire: two giant steps forward for film in one fell swoop!”

If this is true, the excited punctuation is wholly warranted. The mere idea of the collapse (“imminent” and “inevitable,” apparently) of the planet’s mightiest pop cultural apparatus evokes images worthy of the kind of apocalyptic spectacle Hollywood has been trading in since D.W. Griffith hired his first elephant wrangler: walls crumbling, skyscrapers toppling, seas rising, ships sinking, great cities consumed by conflagration—the whole judgement-day, world’s-end, made-in-California, Day of the Locust shebang.

Like most people who have been prophesying Hollywood’s fall since C.B. Demille was in junior-sized jodhpurs, Fischer—a philosopher, multimedia artist and holder of the Daniel Langlois Chair for Fine Art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t Concordia University in Montreal—sees the prospect as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Ergo, all those excited exclamation points: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budgets for A-movies are as staggering as those for the productions themselves!” he exclaims by way of noting just how insanely cost-inefficient current mainstream Hollywood production practices are. Yet, at the same time, “movie-making is a license to print money, which the majors don’t want to let expire!” Yet what is the average cost of your run-of-the-mill blockbuster, as of 2002? “A record $102.8 million!”

While not always quite so breathlessly, doomsayers have been bellowing through the Hollywood hills for years. Clearly,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industry, which has held the planet in its twinkly thrall for almost a century, and which has transformed so much, that summons wishful thinking of the deathly variety. Artists would like to see it suffer and die for its philistinism. Small businesses want it dead for its muscular monopolism. Non-American film makers would kill it for killing non-American film industries. Minorities loathe its stereotypes. And really: who wouldn’t like to see Tom Cruise counting his change at the 7-Eleven?

But if there is one reason why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movie industry has incurred such biblical wrath over the decades, it has probably got something to do with guilt. If you love movies, you’ve loved Hollywood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And if you love movies, you’ve had to hate yourself for that.

Fischer’s slim polemic, which was published in French in 2004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2006, is steeped in the spurned lover’s pain. “There are two Americas,” he clarifies. “The creative one that we love … and the imperialist one we love less.” (That “we” is revealing. You talking to me?) Indeed, when it comes to citing examples of films and film makers that the author holds as models for potentially promising cracks in the system, his examples are not that far from the middle: the long-redundant Woody Allen is “the symbol of independent film, a unique anti-star who has rejected the Hollywood studio system.” (He is? Hasn’t the studio system rejected him?) The Matrix, which has so far spawned two sleepy hundred-million-dollar-plus sequels and a brisk business in merchandising, “will also go down in the history of this return to the original, fantastical spirit of film.” Michael Moore’s Fahrenheit 9/11, the most blockbustering, multiplex friendly documentary made prior to the long, profitable March of the Penguins, even gets its own exclamation point: “It beat documentary sales records in every country, from Great Britain to Cuba, the latter of which showed a pirated, subtitled version in 120 theatres and on television four weeks after the movie’s rel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glee we can only imagine!”

If I seem to stress, unfairly perhaps, Fischer’s taste in movies—he also praises, of all things, Steven Spielberg’s flair for “naturalism”—it is not simply because my enthusiasm is less than his for Woody, Mike and The Matrix. It is because his book is about technology—specifically about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olls the bells for the empire”—and when reading about either the technology or business of movies, I am likely to slip right off into oblivion without having some real movie references as a form of intellectual purchase, no matter how many exclamation points may spike up the prose. These are matters that matter to me only insofar as they inform what is actually on screen.

Thankfully, Fischer reveals that they do inform what is on screen, although perhaps not enough to save the book from frequently reading like a digital media convention catalogue: “HD, as defined and adopted for television in 1999—HDTV—refers to the SMPTE standard of 1920 × 1080 pixels. In reality, HD is more commonly in the order of 1280 × 1024 pixels, what is referred to as 1K. In fact, a properly adjusted digital image of 1280 lines offers definition that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a standard 35mm print, which is in the order of 1920 × 1080 pixels.”

Sorry? Did you say something? If this is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ing digital revolution, wake me when it’s over. But when it is over—Fischer gives the smoke a decade or so to clear—we may well find ourselves on a vast and open new frontier: the post-celluloid era.

For here is the crux of Fischer’s argument. Film is a 19th-century medium, projected by a contraption that fires beams of light through a strip of perforated celluloid as it runs at a regulated speed from one reel to anoth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is antiquated, expensive, damaging and ungainly, it remains the operative form of distributing and exhibiting movies for the Hollywood-dominated commercial mainstream. And this for a simple, vaguely sinister reason: as long as the standard exhibition format for Hollywood movies remains 35mm film, the industry maintains its monopoly over the multiplexed middle. All other formats, no matter how much more cheaply produced and disseminated, are closed out and marketplace dominance is assured.

Here are the consequences: movies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requiring a tighter hold on the global market to make a profit. As they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and more global, they have necessarily become blander and more disposable: the only other products that sell as readily in Singapore as they do in Saskatoon are probably Big Macs and diet cola. Promotion costs now almost equal production cost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aking movies that require an enormous opening weekend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 to turn a profit. (And who has the energy and intestinal fortitude to line up opening night? Teenagers.) This is why most of the people on the planet can now enjoy the same new talking baby dinosaur sequel on exactly the same day, why the same six movies are playing on screens in virtually identical multiplexes from here to Bangkokand this is why, not to put too fine a point on it, most Hollywood movies today suck like the retreating tide preceding a tsunami.

So there is a connection, loath as someone as technophobic, numerically challenged and content oriented as I am might be inclined to admit it. Technology plus economics equals the current sorry state of the mainstream cinema.

But this is changing, as The Searchers Ethan Edwards might put it, as sure as the turnin of the earth. Digital, which eliminates celluloid and thus the huge production, promotion, distribution and exhibition costs, is the rampart-storming battering ram of the empire-collapsing revolution. It will democratize the form, open the floodgates of access, reinvigorate the art, revitalize national culture and restore the cinema to what Fischer, paraphrasing McLuhan, calls the magic lantern of the imagination.

In Fischers scenario, the Imperium of Hollywood has been struggling to keep digital from penetrating its walls, but the barbarian flood is about to breach: With the adven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the film industry will fragment, diversify and take root again in national cultures, Fischer concludes. Logic is not on Hollywoods side.

This too may be so, but logic, especially in this most whimsical of spray-and-pray industries, has never held much sway. Surely logic would have dictated that Hollywoods decline would already have transpired. Already,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movie industry has defied logic by surviving, against such other thought-to-be-catastrophic developments as sound, anti-trust legislation, TV, video and the massive decline in attendance that occurred first in the early 1950s and then in the late 1960s. Didnt happen: in each case, the industry recovered with new muscle and even deeper pockets. Take DVD, the first major incur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in the distribution market. Thought as recently as just a few years ago to mark the coup de grâce of the theatrical market, it hasagainst all logicproven the opposite. Even with the price of the average DVD hovering within a few dollars of a multiplex ticket,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the show in droves. If anything DVD seems merely to have stoked the appetite for the theatrical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boosting Hollywood revenues for ancillary profits to heights that make the videocassette market (also thought to mark a death knell) look like small change.

While there is no doubt there are major changes afoot, and that these changes, whether they are based in digit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exhibition technologies, represent seismic shifts for the movie industry, it is far from a done deal that they will incur Armageddon for Hollywood.

Like many forecasters of the cultural future, Fischer notes the mind-bending recent changes in movie consumption habitsDVD, downloading, pay-per-view, massive home theatre systemsto which he might now add iPods, cellphones and other handheld wireless gizmos. But does this really portend an end to Hollywood hegemony or a mere digital dispersal of its influence? Certainly it indicates that the theatrical experience is, more than ever, merely a kind of trailer for the multiplying ancillary markets, which in turn implies the inevitable deterioration of movie going as a collective event. As cheek moistening as this news might be for those dwindling numbers of us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e ancient ritual of going to movies in sticky-floored single-screen palaces, it hardly marks the last gasp of the popcorn empire.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more places than ever to dump the junk.

At best digital technologies will facilitate at least part of what Fischer is predicting: more movie theatres, more low-budget art movies and documentaries, and a return of something resembling repertory theatres, robust national cinemas and artist-driven productions. If anything, the future will force a compromise, a digitally driven market of more diversity and choice. And that, given the resoundingly multiplexed, monopolistic dreary mainstream recent state of things, is revolution enough. Better than nothing, its a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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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 Pevere has been writing, broadcasting and teaching about film,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for more than 25 years. 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as a movie critic with the Toronto Star.

By this contributor:

The Post-Celluloid Era, a review of The Decline of the Hollywood Empire by Hervé Fischer, LRC July/August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