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罗里·佩克摄影短片奖征求2007年参赛评奖作品

 

(独立笔会新闻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英国的罗里。佩克基金会摄影师奖评委会最近发出通知,征求2007年罗里。佩克摄影短片奖(Rory Peck Awards)的参赛摄影作品。全世界自由职业(不长期受雇于任何媒体)的摄影师均有资格提交作品角逐该摄影大奖。此奖是表彰新闻与时事报道方面的最佳自由职业摄影人员的摄影短片作品 – 特别是针对自由职业的新闻媒体人员难以开展工作的那些地区。

此奖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93年10月在莫斯科电视台外报道政变事件而在双方交火中被射杀的英国自由职业摄影师罗瑞。派克(Rory Peck)。

该奖分为三类:最佳人文短片、最佳事件报道及最加故事短片。在所有三个奖项中,评委都根据摄影工作质量、摄影工作及概念的独创性、记者报道能力及真实可靠性(包括研究与准备工作)、摄影工作的环境条件等标准来评选。提交参赛作品的截止日期是2007年9月3日。参赛人应该为自由职业摄影师,而参赛作品应该是2006年8月1日至2007年7月31日已被某电视台接受而播放的作品。作品请寄交:

The Rory Peck Awards,

2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SW1W 0DH, U.K.

更详细信息可查看其网站: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eligibility, see: http://www.rorypecktrust.org/

笔会新闻秘书附记:为读者了解此奖,特从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页上摘录以下介绍:

罗里。佩克摄影短片奖

“如果在大街上,你突然遇到一场枪击事件,你会怎么办?我想,大多数人会走的远点。可是有一种人会采取相反的行动,那就是电视摄像师。如今在英国,大多数电视摄像师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也享受不到别人提供的意外保险,但却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场合。英国有一项专门奖励自由职业摄像师的大奖罗瑞。派克奖。今年(2003年)该奖的获得者是为BBC工作的自由职业摄像师斯哥特(FRED SCOTT)。 他因为纪录了一群记者在伊拉克北部遭到美军导弹误击的事件而受到褒奖。

“‘我能够听到F-14战斗机在头顶上方盘旋的声音,非常低。那是一种特别的引擎声。我们都伏下身子,几个礼拜前,我们见到过他们攻击伊拉克目标的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飞得这么低。作为一名摄像师,我想,太棒了,我可以拍点飞机的特写。我对一位在一辆卡车背后拍照片的美国人说HELLO,忽然我听到一声尖叫,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可能是那个美国人发出来的。他看到导弹离开飞机的一侧,我看见导弹从我的右侧飞过去’. “斯哥特一行人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误炸,他所纪录的画面上,镜头前粘满了血迹。SCOTT本人也受了伤。

“‘后来发生的就是,导弹击中了我身后十到十五码的地方。幸运的是,我在爆炸地点的背风面,而在我身边右侧的那个人,脑袋被炸飞了。我的头部也受了点轻伤。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反应,先试着呼吸,然后才意识到我的四肢还完好’. “斯哥特的这番经历,正好说明了一名记者有时候不得不面对的危险。

原文可查: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3268000/32680491.stm

方励之:纪念反右三十年讨论会流产始末

 

二十多年前,李淑娴因为在业务上的卓越贡献,被邀请出席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个庆贺活动,回家后她向丈夫方励之吐露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委屈:“右派”虽然担当科研上的主角,但在政治上继续受打压。由此触发了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筹划在一九八七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后来因为有人告密,遂成为胡耀邦下台、刘宾雁和方励之等被开除党籍、邓小平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导火线。事实上,这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前奏。此文为作者论文《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的题记,标题为本刊所加。

——编者注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於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短暂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一九八七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写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瞭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一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二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三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四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五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六反右之后“左”极右派的运动轨迹;

七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一九八七年二月三-五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收到通知后,请您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八一二楼七○四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作为当事人,或作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右派的正式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十二月五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二十九个城市中的十五、六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十二月九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大概是风暴之前的无言和沉默。根据经验可以预感,运——动——要——来——了??。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结束。赶到北京,正好是一九八七年元旦。第二天,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一九八七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一月十四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一月十九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记入中共的文件。

虽然“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夭折了。我还是记下了我在一九五七的片断经历,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下文的来源。所以,上述的“通知”(一九八六年)应是下文(一九九○年)的一个前言。

冉云飞:苏联的欺骗与中国的灾难

 

我对苏联于中国近现代中国之害——沙俄之害清政府时代之中国暂且搁置不说——常常耿耿于怀。耿耿于怀,不是我有多么混账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说苏联于近现代中国之害,比日本之害近现代中国,更受到当轴者的信息屏蔽,而让许多民众不明就里。在中国大陆,关于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里,有许多禁区,有许多不能公开言说的东西,除了中共自身崛起和内部整肃的诸种秘辛,不能公开研究与言说外,还有事关中国走向乃至当今中国人生存命运的几个需要特别澄清的国家:苏联、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与中国近现代之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一党一派之私在其间夹缠不清,枉顾事实,颠倒黑白,可谓一团乱麻。但现在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舍这些真问题不谈,却在许多给当轴者贴金的地方,大谈特谈,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与品质,完全成为官方宣传机器的跟屁虫和传声筒。

J.B鲍威尔自从1917年来到中国开始编《密勒氏评论报》,后来作为该报的总编辑,一直工作到1941年12月20被日本关进上海大桥监狱,共计在中国有25年久。其间他在中国所看、所写、所思可谓多矣,书中涉及民国之建立、中日战争、共产党之借时势、美国对华之关系等,但其中的日本及苏俄问题尤多,大概鲍氏也深感这两个国家与近现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瓜葛尤深。顺带说一句,对于近现代外国人在中国所干的许多事,我们至今缺少相当之研究,如《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于上海租介的英文报刊,对中国的诸方面影响,中国研究近现代史包括新闻史,都没有切实且负责任的研究,这便是拿了许多纳税人的钱作为科研经费的大学学者所为。我们不在这些不为常人所注意,且于官方宣传有意遮蔽的地方,着实地挖掘与努力,我们要想知道近现代史真实的脉络,其嘎嘎乎难哉!有人说,近现代史的真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嘛,只要我们努力挣钱,改善生活就成。这话原本也是不错的,但不知近现代史,便不知你原本应该得到之权益为何被“和谐”掉,便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为何至今如此悲苦。

日本和苏联,都是改变近现代中国历史脉络与轨迹的重要国家。再直接点说,这是两个造成中国近现代悲苦命运,造就更加独裁的政府得以出笼的国家。对这两个国家不加深透之研究,中国以后还要吃他们的大亏而不自知,这并非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祟。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之侵略中国,到中国土地上烧杀掳掠,这是比较容易识破的扩张野心,容易引起民族之觉醒。而苏联共产党之极权政府,于中国之害,则相对隐蔽得多,甚至更为狡猾,而不为人所知。换言之,苏联于中国之害更具有欺骗性——如对外蒙古之要挟与唐努乌梁海之窃夺就不为现今的中国人所知——加上苏联共产极权与中国执政者在政权性质上的同构性,使得苏联于中国的伤害被遮蔽而降至最低程度。中国人与日、苏两国之情感,完全为政府之宣传所左右,因为老百姓没有言说之自由,没有独立思考之余地,故许多人对日、苏两国于我们生存之影响懵懂不知。对日本,我们采取的是泛滥谩骂,让民族主义情绪击溃理性思索之大堤;而对苏联,我们用的是一直的温情来面对他们自沙俄以来于我们源源不断的伤害,还称他们是如何的护着中国。这当然是拜打意识形态牌且只注重一党一派之私利有关。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所涉苏联不少。苏联十月革命后,深陷困境与包围之中,各国对他们封锁也不小,于是他们便大做中国文章。所谓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系列权益——其实有不少根本就没能真正实施,如著名的中东铁路事件,苏联人在东北的恶行所在皆有,苏联最后把中东铁路以5000万美元卖给日本——全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临时性招数,到中国来灌输共产主义,趁机把中国搞乱,以至从中谋利才是他们的目的。鲍氏在谈及苏联对中国的渗透后,不无指向性地引用列宁那句著名的话:“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列宁这话,翻译成我的话法便是,中国既已乱起来,就应该让他永远乱下去。这是符合他们苏联共产党之利益的,中共也才可能趁机乱中夺权。抗日战争之后,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利用乃至出卖中国的利益,也是昭然若揭的事。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苏联进入中国参加“驱赶”日本,最后对中国东北的破坏,引起了当时学生的反苏情绪。与此同时,他们“驱赶”日本后为其中国“兄弟”共产党“劫收”东北打下了坚实之基础,为日后的国共内战、兄弟阋墙,酿成中国巨大的民族灾难,种下了祸根。但苏联他是不考虑这些的,他要的是在中国扶植一个亲苏的极权政府,好在从中谋利。

我曾经写过《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成三部分发在去年的敝博,大家可以查看)谈苏联对中国之害。我认为对日本、苏联于中国近现代的祸害,以及对于我们如今生活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要有理性的梳理态度与认真的反思。我们要了解更多的过去,才会知道今天的我们为何在过着如此的生活。而了解过去,单靠官方的愚弄,是不能了解其全体的,因此四九年以前的许多文献包括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重视。一个对我们有这么多伤害的苏联,为什么能受到当今中国的执政者那样的追棒呢?这也是我们必须深加思考的问题。

2007年7月17日7:15于成都反动居

吴  思: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官家主义和潜规则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时  间:2007年7月14日上午
地  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
主  题: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官家主义和潜规则
主讲人:吴思
主持人:龙科

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前来参加我们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我是南方都市报评论部评论员龙科,非常荣幸担当今天这场演讲的主持人。

今天的演讲大家一定非常期待,今天的主讲人是读书的朋友都非常熟知的很有思想的吴思先生,大家欢迎他。吴思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其后在《农民日报》工作多年,目前担任非常重量级的理论前沿杂志《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吴思先生所在的杂志刊发了谢韬先生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掀起了一场思想交锋,同时也开始了又一场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讨论。在此之前,大家对吴思先生熟知的就是他两本书,2001年出版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2003年出版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这两本书中,吴思先生通过对官、民、贼等中国历史上的身份集团的生存分析,提出了潜规则、血酬这样的概念,读过吴先生书的人都会觉得好像挠到了中国人的痒处、中国专制痒处。吴先生看中国看的透、说的准,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大家如何走出潜规则、走出血酬的规则。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推荐推荐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说这是兼具实用性和大众性的书。我相信吴先生一定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后面自由提问的阶段,希望大家踊跃的向吴先生发难,不要放过他非常精彩的见解。

下面把时间交给吴先生,大家欢迎他。

1、土匪也讲规则

吴思:大家好!感谢大家周末来听我的讲座。这个讲座主办者刁难我,说你不能讲潜规则,也不能讲血酬定律,大家都看过了,省委宣传部也刁难我,你把中国历史描绘的那么黑暗,最后应该给大家一个光明的尾巴,所以我今天要在夹缝里开讲,不能谈潜规则,也不能谈血酬定律,但是我难免要捎带一些。我今天的重点放在今天的题目,“中国历史演讲中的官家主义和潜规则”,我把自己认识的中国历史框架、历史观给大家勾勒一些,想法还不完整,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我先讲一个故事,第一部分是血酬定律,暴利集团内部和暴利集团在社会上的资源分配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我从一个案例开始分析暴利集团的收入来源和他们的分配方式。1913年四川县广汉县,这是成都,这是广汉,这是陕西,在川陕大道上的交通都要经过广汉,但是里面有五帮土匪,他们在路上栏路抢劫,强度之高,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安的走过这条道路,即使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小股的武装部队都不要想平安的通过,他们可能会被土匪包围缴械,最后的结果是大路断了人烟,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有饭吃了。这五帮土匪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说我们不能这样抢,抢来抢去大家都没有饭吃,怎么办?最后达到一个协议,五帮土匪,比如说那一段路有一百里,每一帮土匪负责20里,这20里之内你在入口处立一个收费站,收了一次费之后,这20里之内的安全由你负责,而且保证不重复收费,到了第二个收费站再收。收费多少呢?空手通过收5毛钱,包袱客,就是小商小贩,带货物的,收一块钱。当时的一个县大洋大概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5块钱人民币,空手的大概收17、18块钱,跟现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标准差不多。

很快这些政策就见了成效,渐渐的川陕大道有了人烟,也有了人的来往,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土匪们就把这个政策推广到广汉县。广汉县境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还有土匪,没有什么人烟了,我们可以想象在广汉县当农民种地,结果会怎样?你种的庄稼可能会被人抢走,连人都可能被人抢走,这样一来没有人种地了。土匪想这样不行,也开了一个会立了一个政策,像现在招商引资一样,请农民们回来种地,我们保证这一亩地只收你一斗谷,当时的产量,在成都平原上大概每亩可以有两担。一斗谷意味着只收5%的税。前几年党中央反复强调,收农民的税费不能超过5%,但是实际我在下面调查,经常收到20%,很难做到,但是土匪做到了,就收5%,而且不重复。

收了之后,那个土匪负责保护这一带的治安,如果有外来的土匪,他们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土匪内部有人敲诈勒索,有人重复收费,土匪们承诺你来告状,我们严肃处理。果然,有的土匪重复收费,到下面敲诈勒索,然后这个村子里就推选他们的村长找土匪头子你们那儿敲诈勒索多收钱了,然后这个土匪头子果然就查到了这个小罗罗,把他毙了,就跟前两天毙那个郑筱萸一样,绝不客气、绝不手软。很快四川广汉县建立了一个安稳秩序,土匪们也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2、血酬定律:可以想象,什么时候土匪变成农民,农民变成土匪。

现在我们就讨论这个故事。看从这个故事中能够发现什么东西。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土匪们吃的是什么?地主吃的是地租,资本家吃的是利润,劳动者、工人吃的是工资,那这帮土匪吃的是什么?我那本书中给它一个名字,叫“血酬”,吃的是卖命、流血换来的报酬。土匪自己怎么说的呢?土匪说山东土匪当时说我们吃了这个钱叫红钱,红色的红。江湖黑话有一本辞典,“春典”,说这个人钱多就是血旺,要赚这个人的钱就要给这个人放血,现在这个词我们还在用。每天给警察一点好处费叫上日血、每个月一点好处叫上月血,他们不约而同用红钱、用血来描述他们的收入。我用民间的智慧,杜撰了一个词“血酬”。

他们吃的是血酬,血酬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呢?它不像土地地租,租的面积越大、地点越好付出越多,但是土匪不见得你卖命越狠就得到越多,比如说抢银行被抓住就可能被枪毙或者当场击毙,银行里如果有一百万,你抢的话血酬就价值一百万,如果银行里只有五块钱,你抢了五块钱,不因为你卖命就价值越高,血酬的价值是由抢劫的对象决定的。如果是绑票,那么血酬就由这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的,即使你有钱也不够,还得愿意赎,比如说我现在得了癌症,一个星期就得死了,虽然你现在绑了我,我是亿万富翁,我也不愿意赎回。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要顺着这个逻辑推理可以推理出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说民间时期绑票赎金一般是多少呢?一般来说在河南,中原一带,一个老百姓被绑票了,当时的赎金是200现大洋,折算就是七千块钱。后来河南一带土匪遍地,见人就抢、见人就绑,赎金的价格急剧下降,最后是一百个鸡蛋就可以赎一条生命。一百个鸡蛋相当于四五十块钱的人民币吧,如果这个价,再低再高,费了半天劲,找到一个人,绑票了,最后发现他的赎金才十个鸡蛋,那绑票的生意没有办法做了,因为你养活不了自己,绑票血酬的价值越来越低,低到一定的程度,土匪这个行业就会消失,还不如自己找一块地种种,或者是打打遍地跑的兔子,就能活命,这就是大乱走向大治的一个转折点,血酬定律决定了你的抢劫收入还不如去种地,于是这个社会就会大量土匪转化为农民。

同样这个道理推出来,如果一些农民,他日子过不下去了,每天地里带来的收入被政府大量的征走,最后剩下的还不够活的,他可能就会算我是不是该改行了,比如说我去抢劫,死亡率有多少,农民不那么算,但是他们心里会有这样的帐。比如说像民国期间,东三省的马贼当土匪的死亡率是38%,一百个人里死38个。如果你不当土匪,比如说大饥荒,饥民的死亡率是50%,那你说是忍饥挨饿还是当土匪?所以你可以想象,什么时候大量的土匪变成农民、什么时候大量的农民变成土匪。

如果政府觉得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一个政府他觉得比如说明天我就被另外一拨军阀打走了,我能在这里搜刮多少就多少。四川的军阀从三十年代收税费,预征十年、预征二十年,一直预征到现在还没有交完,预征到2017年。他们为了追求血酬收益的最大化,我先预收,军阀实际上变成了土匪,土匪才5%,他们征到了2017年。反过来,土匪为了追求血酬收益最大化,我要一次把这个鸡都杀了,杀鸡取蛋,第二年我就没有吃了,路上断了行人我没有吃的了,宁可降低收费,压下来,于是每年只有5%.血酬定律的推论,你可以推论出来什么时候老百姓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成老百姓、什么时候政府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化政府。

3、黑帮内部分配也不均匀

刚才的故事,土匪吃的是什么?结论是血酬,而且又讲了什么是血酬定律。下一个问题是,具体分析川陕大道广汉县的土匪,他们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水平,原来是栏路抢劫,拿出枪来你要钱要命,要命就留下买路钱,刀刀见血每次都是玩命的勾当。后来土匪建起了收费站,建起了一种制度,你交这么多钱可以平安通过,每年交5%的税可以安心种地,这时他们吃的还是血酬吗?我们看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像政府了,他们吃的钱也不那么直截了当刀刀见血那样了,这时候我杜撰了一个新词“法酬”。

法酬这个词,我觉得是可以解释中国历史很多现象的一个关键词汇,它仍然是血酬,但是转化为一种高级的形式。这个概念在很多理论体系里都没有,比如说历史唯物论有法酬这个词吗?没有。现在西方的经济学,财政理论,有没有法酬这个词呢?我问过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说你们财政上怎么解释法酬,他想了半天,说没有。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有的,我们从纳税人那儿,从老百姓那儿,比如说征来了一百万,我们在理论上除了自己的运作费用、工资之外,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百万扣除必要的花费和成本,应该都花在老百姓的身上,公共税收等于公共开支,这两个应该相等,中间扣的是必须的运作成本。但是如果公共税收来了一百万,我花在他们头上十万,中间我扣下九十万,这九十万叫什么?怎么分析这九十万?

我说我给你提供服务,实际我什么都不管,你到我这儿来告状,说这儿出事我不管,你们自己搞联防去吧,我钱收了我不管这些事,这些钱我盖我们家房子、包二奶、包三奶去了,这些钱叫什么?我试着给了一个说法,叫法酬,是血酬的高级形式,它实质仍然是要钱要命,留下买路钱,仍然是卖命钱和买命钱。这是我对法酬这个概念的解释。

刚才我在这个故事之中分析了暴利集团、抢劫团伙和生产者、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现在我来分析一下暴利集团内部的关系,从这个内部关系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法酬是什么,血酬又是怎么分配的。诸位知道梁山好汉是怎么分配的吗?我们想象一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实际上看水浒传不是这样的,水浒上讲宋江上了梁山,下面有人来报有一百多辆车从山下经过,问怎么办,抢不抢?宋江说抢,注意别伤人。过一会儿汇报说抢来了,怎么分呢?水浒上说,梁山好汉的分配方式,是这些财物分为均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入公库了,就是国库了,支付维持梁山好汉运行的费用,另外一部分,当场就分,怎么分呢?所有的头领,梁山好汉的108将,当时可能108还没有凑齐,他们分半,剩下的所有罗罗是分另外一半,是高度的不均匀的。

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特色,去年我看到一本《魔鬼经济学》,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得到了黑手党的一个帐本,详细记录了美国黑手党是怎么分配的。美国黑手党是一个贩毒团伙,有自己的分区,他得到的是分区销售的帐本。美国团伙老大每个月是8500美元,大概相当于60000的块钱的人民币,这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连着三个助手,合起来一个月才2100美元,人均700美元,也就是五六千块钱人民币,估计跟大家的工资差不多。还有50个罗罗,合起来分7400美元,人均148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00多块钱的人民币,可能比各位的工资都低。这就是美国黑帮的分配方式。

一个黑帮老大他的收入几乎顶他的副手和罗罗合起来相加的费用,贫富差距极大。他把这个收入方式扩展到整个美国的大芝加哥地区的黑帮团伙,发现这个团伙之中,像分区经理有120个,120个顶级黑帮分配所有的黑色收入的一半,剩下的下属,总共有5300个罗罗,他们分另一半,120人的收入等于5300人的收入,也是贫富差距极大,这个收入差距是1:44.

我们就用美国黑帮和中国梁山好汉的内部分配方式来类比一下我们最熟悉的老板、工人。在暴利集团内部也有老板、也有资本家,也有工人,就是这些罗罗。老人怎么赚钱呢?头一笔钱招兵买马,买一些武器,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为血本,不是资本,因为它买人命、买武器。打下一个地盘之后有了血酬或者是法酬的收入,他把这个收入减去支付血本,就是支付士兵的工资、军饷、武器弹药的钱剩下就是他的总收入,这在商业上叫利润,但是在暴利集团的内部,我们应该称之为血利,有血本、血酬、血利,血酬扣除血本之后都是血利。暴利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和商业集团的分配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有人在追求利润,而且正像在商业工业中有剩余价值一样,在暴利集团内部那些大官处于高级位置的人,比如说皇帝、大军阀,他们处于最安全的位置上,他们的确是在玩命,但是玩的是下面士兵、下面低级军官的命,而不是自己的命。

4、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不了中国历史纷纭变化的很多现实

顺着以上介绍的逻辑,我就想解释中国历史不同的社会体系,我用我刚才讲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血酬定律、暴利集团的收益分析,这个逻辑,回顾中国历史,看看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把中国历史分作两个形态,一个是封建主义形态,一个是官家主义形态。

我想请大家注意,按照我们最熟悉的方式,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式分析中国历史,它最强调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可我刚才强调的是破坏力、强调的是暴力,如果用生产力、生产关系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2000年生产力发展虽然有很多进步,但是那个进步很有限,解释不了中国历史纷纭变化的很多现实。1985年我去山西雁北地区采访,进了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存的一些辽代,还有更早时期的犁铧。我在农村插队时当过保管员,非常熟悉犁铧,博物馆里的犁铧拿出来擦擦锈马上就可以使用了,也就是说一千多年生产力的变化,在农业上几乎是看不到。

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血酬定律、暴利集团的收益分析。第二个问题封建主义,暴利集团如何打天下。前一段我看了一个电视,电视上讲黑猩猩之间的战争,一个黑猩猩团伙在这个地盘里,另外一个黑猩猩团伙在另外一个地盘里。这帮黑猩猩他们的食物不多了,就开始想抢另外一帮黑猩猩的,开始组织进攻,黑猩猩这里一对,那里一对,悄悄向对方的地盘行进,突然大喊起来,冲入另外一帮黑猩猩的地盘,那帮黑猩猩正在过好日子呢,在树上抓虱子。结果他们多数逃掉了,结果一两个年轻的黑猩猩被抓住打死了,被撕掉了,被吃掉了。

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就想到自己祖先的生活环境,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是充满暴力的环境,在生产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抢劫、争地盘,地盘上的树和地不是你自己的,但是你直接抢来就可以活,甚至可以吃对方的肢体,暴力行为不需要建立在生产行为的基础上,在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就已经是有这样的生存方式。在高浓度的暴力环境中,人们怎么适应、怎么生活、怎么能够不被对方杀掉,反过来你能够战胜对方?适应这种高浓度的暴力环境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亲属集团,家族、宗族,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谚语,“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打仗时谁也不敢先逃,你想如果你逃回家,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5、封建制度是一个根据暴力的方式分配资源的方式

《三国演义》里结拜兄弟,有了结拜的关系,就会有了更强的战斗力,这种结拜的虚拟血缘关系在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暴利集团里。像是朱元璋、蒋介石,他们都用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建立起远远超过平常的社会联系方式一种固定的社会联系。凭着这样的关系,有了坚强的团结,谁也不敢临阵脱逃。在暴力高浓度的环境里,亲属和模拟亲属组织是适应这种环境的一种很好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是关于封建主义,我说的第一点,他们有明显的亲属色彩,而这个亲属色彩与暴力浓度是成正比的。

第二点,不管是虚拟的血缘组织,还是真的血缘组织,内部都要建立一种机制,激励人们勇敢的冲锋陷阵,激励人们卖命。即使是在一般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组织之中,也要建立这样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种叫军功封侯制度。商鞅在秦国订立的制度,他把秦国分成二十级,每个人都可以一级一级往上升,条件是什么呢?你要有战功,斩敌方一首就可以升一级为公士,给你一顷田,相当于现在100亩,5亩宅基地,还有一个奴隶。你想想,你到外面栏路抢劫,抢了一个阔商人,可以得到这么多吗?如果你在战场上斩敌首一个,就可以得到这么多。接下来如此类推,一直到五个,就是五顷亩、25亩宅基地,再往上你要那么多宅基地干什么,就开始给你食税,砍了九个脑袋,可以吃三百家的税,这三百家每年的租金全给你,作为你的俸禄,一直到第20级。这就是商鞅先生订立的暴力、激励方式,一种军工封侯制度。

这样的制度下,秦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时的人描绘秦国进入战争的状态,突然听说要打仗了,秦国的大街上,咸阳的大街上,那些小伙子蹦着、跳着,像过节一样,嚷嚷着要打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机会赚钱了,只要砍下一个敌人的脑袋,就可以从贫民变成小地主,再砍一个就变成中地主,再砍一个就是大地主了。所有的壮汉、所有的小伙子都像期待一个节日一样期待着战争,秦国的战场上那些士兵上了阵,本来还有盔甲,结果他们衣服一脱光着膀子,蹦着、跳着就这样杀过去了,在秦国这样排山倒海的攻击前对方不堪一击,所以他们有非常强的战斗力。在战场上,秦国的士兵光着膀子,腰带挂着脑袋,胳膊下还夹着一个,结果还在疯着追。这样的暴力激励机制,使秦国具有了统一中国、灭六国的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这是在暴力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人们如何建立一种激励制度,使人们在暴力竞争中获胜,军功封侯制度发展起来就是封建主义,如果你有了战功给你东西,功劳越大给你越多,论功行赏,最后建立的制度就是论功行赏,按照暴力的贡献,按照暴力的资源进行分配的制度。

欧洲的封建制度也是这么建立的,我们经常说欧洲是奴隶制度不行了向封建制度转化的,其实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罗马解体了四面都是敌人,东面是匈牙利人,也是疯狂的追杀欧洲人,他们发愁的事是什么呢?抢劫来的东西运不回去,而且抢来的人经常逃跑,他们发愁的是这些事。南面是阿拉伯人,北面是维金人,四面都是强敌,内部都是你杀我杀,暴力程度如此高,老百姓如何生活,他们就要找大户,互相结成一个团伙,大户也需要有人给他卖命,这就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由来。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很能打仗,你给我当骑士吧,举办一个仪式,臣服,表示我接纳、我包容,我给你一块地,叫采邑,我给你这一块地就是你给我提供暴力服务的报酬。西方的封建制度,欧洲的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一种对暴力的激励方式,都是一个根据暴力的方式分配资源的方式。

6、管家主义的问题:暴力均衡破坏就会天下大乱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和欧洲的封建主义是怎么来的。但是封建主义又有很多问题和弊病。第一个弊病就是一旦建立了这个封建制度,一代一代往下传,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一代不如一代,老子打仗很英勇,儿子差一点,孙子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反过来,封侯的那些人,有了大权的这些人,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把财富分给谁呢?当时墨子责备说,当时的王公大人不知道要崇尚贤人,要使用能人,不知道要这么搞政治。他们怎么统治呢?墨子说你是我的亲戚我就用你,你没有功劳我也让你富贵起来,你要长的漂亮我就用你,这主要是他在责备秦国的太后。像这样的一批人,一个一个起来,你想想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效率就会非常低,因为领导者、管理者都是一些无能的人,不是竞争筛选出来有才干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糟糕。

封建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封君、每一个贵族都有自己的军队,都有自己的一批骑士,都有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收税、行政的一个社会组织。一旦我发现你的地盘的势力不如我,我就可能打你,我就可能吞并你,于是就形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暴力的军事一旦破坏,强者就可能吞并弱者,而且造成遍地的战争。我们看中国历史,最早周天子实力不行了,于是有了春秋五霸,再往下战国七雄,汉朝按照军功封侯制度开始封王,不是异姓的也可以,最后这些王要反,比如说刘邦把韩信杀了等。之后的朝代也是如此,只要觉得你不如我了,我就反你。朱元璋一死,朱棣也反了,带着自己的军队把周围吞并了一些,杀向南京,把他的侄子,皇帝给杀了,自己夺取了皇位。只要暴力集团格局稍有变动,就会出现战争。

一直到民国,袁世凯势力一弱,马上就是军阀混战,封建主义有一个大问题,战争不断,各个军阀之间不断的打。从这个意义上,我刚才说的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就会出事的基础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岳飞会死。如果各位当皇帝,现在你发现自己的部下出现一个特别强大的将领,就是岳飞,岳家军纪律严明、声誉极高,都知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你会怎么想?以前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军阀实力强时百分之七八十都会反,即使不反,比如说赵匡胤,他的部下非得逼他他反,把黄袍往他身上一披,你当皇帝我们就都升了一级,你当了皇帝我们就是皇帝的下级,到这个程度不反都不行。他自己不想反,部下想反,这个时候根据历史经验,皇帝就会想我怎么对付岳飞,你可以指望他人心善良,岳飞是一个好人,但是是把整个王朝,整个赵家的身家性命都建立在一个将领的良心基础上,这个基础太脆弱了,这个良心太不可靠了,你愿意让这么一个王朝就建立在这么一个脆弱的基础上,这个良心一改天就可能塌了。

当时的皇帝想杀岳飞的念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干这个活太脏了,他可以让秦桧干,他自己不干。但是秦桧干完这个事之后,上面的批示,说杀岳飞但是放了岳云和下面他最能打仗的将领,但是最后皇帝还不放心,把这两个都杀了,皇帝要斩尽杀绝。如果一个皇帝非常强大,他敢不杀,我知道你怎么着不了,但是如果他很弱势,他就不敢放虎归山。

赵匡胤行,带着士兵反了,最后觉得不踏实,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一帮铁哥们儿,他们再反怎么办,就有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喝了一通酒,他说最近睡不着觉啊,部下问怎么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怎么办,那几个人赶紧跪下皇帝给我们指一条路吧,赵匡胤说你们回去过你们的好日子,多养一点美女什么的,我也过的放心。

到了袁世凯,练出了一支军队,很有私家军的色彩。他每天都练兵,每个月发饷的时候,袁世凯坐在操场上,这边堆着现钱,旁边念名字,念过来一个,袁世凯把四块现大洋,一个月的军饷放在士兵的手里,让每个士兵都知道是谁给的饭吃。这时慈禧、光绪死了,新上来一个人怎么看袁世凯,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手里,就动心要杀袁世凯,周围的人劝说杀不得,那好吧回家养老,袁世凯就回家钓鱼了。但是一旦有事,辛亥革命,武昌打起来了,要调这些军队去打,这些将领都一天到晚请示袁世凯怎么办,结果还是请了袁世凯出来,袁世凯就是两边都打,你们要么退位,不然他们就会打过来,你们退位还可能每年有固定的收入。最后就是皇帝退位了,他给当了大总统。你想想如果岳飞像袁世凯这样,岳飞比袁世凯厉害,他的军队不是练出来的,而是真打出来的。

7、解决封建制度问题之后开始出现官家主义

刚才我们说了杯酒释兵权,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封建主义造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暴力均衡破坏就会天下大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祖先前赴后继,用尽心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收兵权,给你一个小卫队,如果你要行动,一旦要用虎符,两个对上才能动。还有就是收行政权,虽然你是这个地盘的老大,但是皇帝给你派一个人当你具体的这摊事的管事人,你不能管事,我派去一个人他当然听我的,我觉得他不好就换他,这样在行政上就把贵族架空了。还有就是立法权收了,你要行中央的法令,不能立地方各种各样的规矩,土政策不行。还有就是收你继承权,这一辈子你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你下一代不行,一般是五代,第一代是公、第二代是侯等等,每一代降一级,到第五级什么都不是。你的祖先功劳再大,也不能让你的子孙后代永远吃这一碗饭,每一代都减一点,最后到第五代跟平民一样,这就是第四个办法,收继承权。

第五个办法,收你的征税权,你自己不能派人收各种税,中央派,像发工资一样发给你。这是第五个办法。第六个办法,这个人你不许去你的地盘就封,你就在中央、就在首都过日子,免得跟内部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搞什么阴谋诡计我也看不见。法国为什么要建设凡尔赛宫,建那么大一个宫殿,给每一个贵族一套大房子,请他们过来住,就是要请他们离开他们的封地,离开自己的地盘,但是皇帝说的是请你们来过巴黎的上流生活。

第七个办法,就是压缩你的地盘,即使我这些办法都不行,我也要让你现在的地盘从现在广东省这么大,压缩到佛山市这么大,你再反,你的实力也不够,你闹不翻天。这是中国古人用过的办法。

为了使用这些办法、采用这些办法,真的是前赴后继,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商鞅变法就是禁止继承,你这一个人立功了,就可以继续贵族的爵位,你没有立军功就不许继承,结果商鞅得罪了一批太子党,他一死马上太子党就起来,我们知道商鞅怎么了,被车裂了,五马分尸。这就是想在继承权上打主意的人,第一个牺牲人。

到汉五代的时候,有一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非常绝,怎么让这些人变得弱小,让你下面的暴力均衡根本不会威胁到你,又不让他们反。汉五帝用了一个高招,这是我在世界历史上看到最聪明不流血的办法,叫推恩令,你可以把地盘传给你的儿子,但是不能传给一个儿子,五六个儿子大家均分。大家想如果你的父亲是王,下面说各兄弟可以平分,老大要想一个人独吞,你会干吗?内部肯定会掐成一团,自己互相杀起来,于是一下下面非常强大的王,马上支离破碎,两三代之后跟老百姓差不多,一个推恩令就将暴力威胁压下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的祖先费尽心机,很多人流血牺牲,要解决封建制度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暴力均衡不稳定,容易破坏,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一个新制度就诞生了,这个制度叫什么,我称之为官家主义。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官家主义。

8、什么是官家主义社会呢?什么是官家主义制度呢?就是上市公司

在我们学的各种概念里没有官家主义这个词,但是都有这么一种区别,中国历史上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随时都可以换人,谁都不是主人,都是代理人,建立的制度和当年的封建制度有非常大的差别,差别之大我们可以用公司来比较。什么是官家主义社会呢?什么是官家主义制度呢?就是上市公司,有几个大股东,还有一帮小贵族,就是股民了,一大帮的股民,实际上他们都不能影响到决策,最影响决策的是大股东,是董事长。他选拔几个CEO、总经理,CEO就是宰相,然后层层的中级管理干部、基层管理干部,就是郡县,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最能干的人当代理人、当经理,这就是上市公司这种大公司聘用经理人,股东退居二线的制度,这就是官家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呢?一帮小老板,合伙弄一个公司,合伙人制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儿,最后听老大的,老大负责照顾下面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谁也不能干涉。这两种制度的差异极大,这就是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的区别。

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皇帝,大家看水浒传,说赵官家,说的谁?就是说皇帝。从宋朝还有更早,五代的时候,官家就有了一层意思是皇帝。第二个意思,在古汉语里官家是指衙门,县衙门、吏部衙门、户部衙门等等,一说这个桌子是谁,官家的,就跟现在说公家的、单位的。第三个意思,说这人见了他尊称官家,说的是官僚个人,对官僚个人尊称的就是官家。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皇帝、衙门、个人,每一个主体都有自己立法定规说了算的空间,皇帝说了算是王法立的一套规矩,部门衙门出来的是体现部门利益的各种立法,官僚个人你到我这儿来,申请办一个什么事,我一看下个月再来。就利用自己合法伤害的能力、空间,让对方一笔大生意做黄了,做不成,于是你懂事看明白了,于是马上掏一个红包放在这里,我一看通过了批准了,这就是潜规则。

围绕着官员个人建立了潜规则体系,围绕着部门衙门建立了部门法规,围绕着皇帝建立了王法,这三个主体各有各立法定规的空间,合起来形成的整体结构就是官家主义。这个动态的三个主体的结构里又不断有内部地盘的变化,皇帝强了比如像朱元璋这样,可以压缩部门的地盘,也可以压缩官僚个人的地盘,一看贪污盗窃马上就毙了,老老实实按照我说的办。如果弱了,可能出现一个事,政令不出中南海,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自行其是,大家都跟着立规矩,有利于自己部门的,每个部门里的官员也都是各自一套潜规则。于是官家主义的决策机构,说了算的这些主体,就变成一个非常丰富的、动态的官家主义结构,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究竟谁说了算,天下究竟是谁的,谁是中国的主人,结论就是两个字,官家,中国历史上官家说了算,不是封建贵族说了算,中国历史上立法定规的是官家,这三个主体。

于是2000年以来,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在中国流行的制度就是官家主义制度。如果官家主义制度之下,这一个一个的衙门、一个一个的部门强大起来,就象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就象是魏晋一样,一个一个门阀大户,最后垄断了用人权,恨不得比皇帝还厉害,我们看封建社会就来了,一个一个地盘就出来了,自己的私家军就出来了,封建主义的萌芽就抬头了,最后可能压倒官家主义制度,变成了临时的一个封建体系。所以中国社会有一个观点叫魏晋分封建论,说的是中国魏晋的时期还是封建社会呢,到处都是地盘,官家主义的内部不同的主体,他的此起彼伏、此消彼涨,有时候让官家主义临时变成封建制度。

9、官家主义制度整个社会的价值是升官、升官、升官

中国新社会的体制克服了封建主义体制的弱点,我的新命名就是官家主义体制。官家主义体制形成了官家主义的文化,这种官家主义的文化你可以类比一下,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立法,整个国家机器是资本家的守业人,符合他利益的东西大规模推动,而且人们就一个念头赚钱、赚钱、赚钱,利润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在官家主义制度里,说了算的是官家集团,整个社会的价值,主体是升官、升官、升官,我们就认升官,就好象资本就认赚钱一样,只要能够升官,一切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儒家的说法我可以改过来,道家的说法我可以利用过来,法家的说法我也可以利用过来。说什么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代表,或者是儒法、儒道互补都没有说到根子上,实际上就是官家主义文化,我看什么合适就用什么,我看这些东西都不合适,我就把这些东西当做旗帜举着,说是道家,说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我就是想升官,保住这些东西,别的我不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比较起来,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如果一个大公司,上市公司,那是官家主义,一个个体户的联盟,那是封建主义。如果我们换一个比方,这个官家很像是一个牧人,带着一帮牧羊犬放羊,古人就说自己是牧,这个牧字就是古人描述官员,官家集团和老百姓,民这个集团,关系的核心词,牧,我是放羊的。一个牧人带着一群牧羊犬,放着一群羊,然后有了利益,定时屠杀,按量屠杀,按比例屠宰。封建主义是什么呢,草原上一片羊,老虎一片地,狮子一片地等等,谁的力量强大就挤别人的地盘,就象我刚才说的黑猩猩抢别人的地盘,吃不得把别人吃了。这就是封建主义。

从羊群的角度来说,谁好,官家主义好还是封建主义好?中国古代的说法宁为太平犬不做混战人,封建主义就是欲做安稳的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们从人口密度,也就是羊群的密度,就可以看到官家主义比封建主义好,中国人口密度大,这片草原上承载的羊多,而欧洲互相杀来杀去,弄的虎豹豺狼活不好,羊也活不好,那么大的地方才这么小一点羊,中国这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羊,有一堆狗,还有牧人,从生态学、资源利用的角度,官家主义有更高的产出率,有更低的成本。这是我对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较。

但是官家主义本身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说了就是地盘之中随时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它都可以反了,藩镇割据,不听指挥,重新建立虎豹豺狼平起平坐的乱世,就是封建主义,有复辟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即使是太平盛世,每一个官员也会在上一级代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谋利的潜规则体系。但是皇帝派一个人下去被收买一个,最后就只能派太监,因为太监没有自己儿子啊,他就派了一个私心最小、欲望最小的人派下去监督,结果发现这帮太监也被收买了,比如说著名的刘瑾等。皇帝没折了,除非自己下去,只要派人下去都有可能收买,而且可能上层是10%,中层是50%,到基层可能是百分之百。官家主义的毛病,就一个最大的在上面,他就是三头六臂也看不过来,最后就是潜规则流行,名义是王法的社会,但是实际上没有王法,就是潜规则。

10、潜规则:按照世界成功的办法可以消灭的

官家主义内部的这些问题很可能像封建倾向发展,每一个代理人都想把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好处传给自己的儿子,一代一代往下传,而且是恩荫制度。我刚才讲了第一个部分,血酬定律、暴利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第二个问题暴利集团怎么打天下,怎么建立激励制度,怎样适应暴力高浓度的环境,第三个问题,暴利集团怎么坐江山,怎么解决封建主义带来的弊病,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用什么特点,内部是什么样的关系,本身有什么问题。

我接着讲的就是一个光明的尾巴,省委宣传部给我派的活。

我们知道潜规则是官僚用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我可以伤你,判你的刑,可以判你三年、五年,可以批你一个事也可以不批这个事,这个倒腾的空间可以建立自己谋利的空间,怎么对付,是不是无懈可击,是不是无解?有解,而且很好解。怎么解呢?刚才说了,皇帝历代都有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一个官我派一个监督的,监督者又变成了一个坐地的官,我再派一个监督者,左一个监督的、右一个监督的,好几条线监督,这些都是皇帝的解决办法,实在不行我派太监。解决了吗?没有解决。

去年我看中纪委出了一个制度,巡视员制度,我一看又把皇帝当年的办法拿出来了,不管用。巡抚,当年的巡视员,巡抚老在那儿坐着,不像现在坐着飞机当天就回北京了,他到这个地方不容易,从北京到这儿要走两个月,在这儿住三个月期间,省长是听谁的?听监督你这个人的,还是自己说了算?当然事事请示监督的,谁是一把手?一把手就成了来巡的人。最后巡抚就成了各省一把手的代称。中国历代都用了这个办法,用了两千年也没有解决问题,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谁是受害者?让受害者反抗的成本降下来,比如说你拿一个文来让我批,我批你们公司可以办这个事,你就办了,我不批,我下个月再批,耽误你一个月,你一个大公司,一个项目一个月办不成,损失十万二十万,你知道你会损失二十万,那么你给我十万,然后我就批了。你当然可以不给我,硬拖一个月,你损失二十万,这就是潜规则给你造成的损失二十万。

你说你可以反抗,你可以去北京上访,去一个人,就算住最便宜的宾馆,二千块钱总得花吧。信交上去了,又给转上去了,不给你办,一百个人里也不见得会给你办一个,1%就是二千,10%就是二万,按照概率就是二十万,而且人工什么都搭上去了,你想想还是干脆给我十万得了?还有比如说找传媒,传媒说不行,这条路走不通,然后你说我们上法院告你,法院听谁的?听政法委的,我就是省政府的,我们对门,我们熟着呢。这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司法不独立,告不下来,不立案,就算立案了我也判你败诉,白搭。

上访没有通、传媒没通、司法不通,你说你不就是某个局的局长嘛,我找人大代表问责,找政协委员,如果你们不好好答把你选下来,试试这条路,可能广州走的比较好,在其他地方找一个人大代表,谁是你人大代表,你可以说出来吗,你们区的人大代表是谁?又走不通。成本很高啊,三条路都走不通,最后你说算了,我掏十五万。

你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就象南都一样,南都不是弄了一个孙志刚事件吗,当然你们头也进去了。如果各个传媒都可以揪住这个事不放,就像现在的黑窑事件一样,我打一个电话请记者吃一个饭,详细介绍情况,最多二百块钱,我要抠门一些,最多50块钱。当然法院也行,法院法官的前途全凭案子的判决,最多花个几千,还有加上律师费,最多二万块钱下来了。还有比如说我给人大代表打一个电话,我问过台湾,台湾当年警察敲诈勒索吗,他们说有,但是现在不敲诈了,为什么?只要警察敲诈勒索,拨一个电话给议员,谁谁谁,我当年投你票了,我现在被人敲了,议员就兴高采烈的打上门去,好,你们县长怎么管你们警察的,他把事闹大了,明年就可以多得选票,可以继续当选,我这一个电话就是一块钱吧。

如果被害者的成本可以低成这样,这时候人家来敲诈你,算来算去,我最多五十块钱、一百块钱,我们不说一个电话解决问题,就算200块钱请一个记者,你再敲我我就很容易反抗,把你整下去,实在不行,我认这个帐,你不是要二百块钱吧,我给你一条烟,比你敲我15万强多了,潜规则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反制成本的下降,潜规则的空间大大压缩,压缩了99%,最后就是一个小零头,我想各位都不会在乎这点烟钱,给他就行了,这时候潜规则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世界各国这些办法都非常成功,流行着,我们照搬过来,潜规则就可以消灭,看起来很可怕,那是按照中国历史逻辑往下走非常可怕,无可救药,就象癌症一样,但是其他地方的经验,收拾起来是小菜一碟,没有什么,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

11、官家主义也可以消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前途光明的

第二个官家主义怎么消灭?在历史上官家主义是可以消灭的,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能消灭,你看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一个皇上,那些农民你敲我一点就敲了,他一个一个一盘散沙,抱不起团来,如果有工会农会上访,还可以大家凑凑钱,当然那是属于非法集资去上访。但是农民一般是信息闭塞,一般都认帐,这样的社会官家主义几乎没有办法办,但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一个一个工商集团的老板见多识广,出个门就象平常从家出来一样,他们也出得起钱,他们网络密布,这时官家主义的末路就快到了。

在西方,暴力均衡、星罗棋布的一个一个城镇,一个一个地盘的基础上,突然有一个地盘,突入说荷兰阿姆斯特丹,那里的老板凑起钱来建立民兵组织,联防,维持内部的治安,外面人来了他们反抗,他们打。他们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这个城市,管理这个军队,这个时候在这个城市,这个小地盘里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资本家说了算,商人说了算,商人控制了武力、控制了暴力,维护法规系统,于是资本主义诞生,官家主义灭亡了。西方历史上官家主义就是在暴力均衡空缺出现一个局部时出现的,毛主席说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会出现红色革命地,我们也会用同样的道理说,在军阀混战的格局体系中会出现局部的突破,局部的红色根据地,资本家的根据地,他们从此不再是暴力集团的受害者,不再是贵族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操作了案板和刀。

其次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的老板、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贵族,国民大会说了算,这又是法国的官家主义是怎么失败的,法国的资本主义是怎么诞生的。再往下我们还知道,台湾,工商业发展起来了,资本家强大了,人们的民主呼声越来越强了,最后蒋经国听人来汇报,说那儿民进党在什么饭店集会了,他们又要成立新党怎么办,蒋经国想世界潮流挡也挡不住,我现在按下去过两年还会起来,而且我按下去一次,他们在台湾各县的选举当中票都大涨,我把他们打下去了,基层政权都成为民进党的了,因为大家都同情他们,于是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的官家主义解体,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民选的政府出现了。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成功经验。

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讲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血酬定律,暴利集团的分配方式;第二个部分,封建主义,暴利集团怎么打天下,他们的激励机制,这种适应暴力的社会组织;第三个部分,官家主义、暴利集团怎么坐江山,适应管理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第四个部分,潜规则和官家主义的前程并不光明,而我们现在正在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前途光明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吴老师,不仅跟看病而且开药。接下来是自由提问的时间。因为今天来的朋友特别多,所以请大家提问的时候尽量简洁明了。

现场提问1:吴老师您好。我对历史这个方面也算是一个爱好者,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历史不太感兴趣,仅限于建国之后到现在中国,比如说林彪反党反国反对毛主席特别感兴趣。我看了林跃的博客,我逐渐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看法,慢慢沉迷在其中,而且也是通过南方都市报之前写的专题报道,也知道吴先生之前写过《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两本书。我有一个想法,既然之前我因为在中学枯燥的教材,导致我对中国历史不是很感兴趣,吴老师作为历史专家,能不能像林跃一样,能够把历史写的人文一点、趣味一点,让大家能够看下去,既然你现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了,按照马克。斯洛人生的成就观点,你是不是应该出来在中学教材方面做一点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吴思:第一个问题,你建议我写中学教材,首先我没有这个本事,我讲的这个路子,都是歪门邪道,非主流,即使我想写也不会让我写。

现场提问2:吴老师您好,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山西黑奴事件,和您著作里所提到的理论,我觉得是非常相似。请问吴思老师,对当前社会出现的现象和您书中所提的理论那么吻合,您对此有何感想?

吴思:你这个问题两个星期前南都周刊也问我,后来还在南都周刊上登出来了,问我听说这个事有什么感想,我说很正常,问我震惊吗,我不震惊,我随手拿出我记的笔记,我说当年乾隆年间怎么有黑窑,怎么把人关起来,而且有术语,把人关在煤窑下面车水,术语叫水蛤蟆。河南把人抓进来不让走,而且不好好干活就鞭打,就叫“死拨子”(音),当地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工,叫“活拨子”(音)。这些事中国历史上都有,而且管制的方法也一样,比如说皇帝批示,我就念了一个嘉庆的批示,怎么严肃处理,当时接到这个批示,顺天府尹带着人去解救出了好几百人,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人家当时北京市长就去排查去了,我现在还没有听说于幼军有带谁下去,现在都是县里处理,也没有县委书记、县长带着人去,而且平常处理的方式也比现在严,比如说陕西有一个县有一个道台听说这个事,微服私访,人家一看好劳力送上门来了,关进去了,关了两天他坦白交代说是道台,你想窑主一听把地委书记关起来了,绝不许他走,天天挖煤,背上一筐煤就给半个馒头等等,比现在的黑窑管理我估计还要到位。最后是写血书,过了几年被一个县官看到,才把他解救出来。我估计中国这种事绝不只山西有,历史上中国那么多省都有,我猜别的地可能有,现在有,十年前有,十年之后还会有,官家主义每个地方、每个部门都有利益,对上都瞒着,对下都欺负着,形成了自己的地盘,这个地盘上形成了一个地盘秩序,反正是一个一个的地盘,解决的方式就是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怎么对抗潜规则的方式,让反抗的成本降下来。
有,现在有,十年前有,十年之后还会有,官家主义每个地方、每个部门都有利益,对上都瞒着,对下都欺负着,形成了自己的地盘,这个地盘上形成了一个地盘秩序,反正是一个一个的地盘,解决的方式就是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怎么对抗潜规则的方式,让反抗的成本降下来。

谢南冠:不是东西

 

自从“民主是个好东西”穿着黄马褂出来行走江湖,坊间议论纷纷,有识者以为此系中共十七大前释出的政改信号,毕竟,“民主”二字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都是禁忌词,如今此词公然出来“裸奔”,俨然第一只春燕,预示着十七大的风向,看来确实是要实行“政治文明”了。

其后谢韬又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文在坊间的反响不及前一篇,但在党内的反响却甚为强烈。中共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原教旨斗士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能量却很大。十七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最令他们牵肠挂肚。自邓力群被彻底搁置起来“晾干”,这一派系看似没有了代言人。其实不然,中共政治局里近期逮住一切机会去再三重申邓小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的,首先是贾庆林,其次是李长春。这两人原来并非铁杆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的捍卫者,当然更不是甚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他们只是机会主义者,皆因早前奉迎江泽民,便得以从庸官的行列中被破格擢升,进入中共权力核心。而今他们两个笃定在十七大后出局,于是就陡然“左倾”,言必称“四项基本原则”。故而这次党内原教旨左派就簇拥着这两位,奉为本门代言人。

左营猛烈攻击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要求分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向中央反映。李在政治局上把这批人的意见逐一陈明,但除了贾庆林外,其它都不肯表态。会后李长春再和胡锦涛谈了一席话,但胡的态度还是不得要领。

按官场潜规则,李长春就应该偃旗息鼓了,再纠缠下去实属不知进退了。但想不到,李长春本人在思想上最接近于马列毛原教旨主义,加上他又受到这个阵营的催逼,非要向中央“讨个说法”。偏在最近胡锦涛又访问德国与瑞典,好像有点向“社会民主主义”取经的嫌疑,于是左营鼓噪得更厉害。李长春遂于胡锦涛访欧归来再次晋见,并郑重地“转达党内同志的意见”,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态度云云。怎奈在太上老君炉里修成正果的胡锦涛,仍然不动声色,到最后,李长春只讨得一句话,胡锦涛说:“中央不介入这类学术争论。”李长春于是语塞,大失所望地怏怏而去。

然而,“政改派”是否就因之士气大振,进而灭此朝食,以为可在十七大上毕其功于一役?其实,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的恩爱情仇真是一波三折。以前中共未曾坐江山时,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而且从早到晚都挂在嘴边。及至中共建政,民主就迅速完成了从好东西到坏东西的过渡,凡是“民主”与“自由”的前面必冠有“资产阶级”的定语,凡被提到,必是拎出来示众批斗一番。又到而今,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普世价值如春风化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民主是个坏东西”已经说不出口了,所以民主自由在后极权的中国,就成了“不是东西”。它不是东西。自然谈不上好坏;即便俞可平说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因为它永远只停留在字眼和纸面上,所以它就永远不是东西。

至于在十七大之前的各种“吹风”文章中,《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否预示着中共真要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欲知答案,首先要闹清楚甚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世界上只有“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过甚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脉香火,来自“第二国际”,追溯前尘,在俄国有过孟什维克,在中国有过陈独秀,他们都被“革命”的战车所辗倒,化为齑粉。但社会民主主义却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成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宪政国家,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社会民主主义能够生存、发展与执政的国家,都有民主选举、政党轮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这一切,在中共治下的“和谐社会”里统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故此,中国只能有新鲜出炉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从来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生长的土壤。只不过,“民主社会主义”如果真在十七大后降世,它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天晓得!

余  杰: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九十五岁高龄的刘德伟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一粒珍珠的故事》的自传。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海与桑田、苦难与幸福之后,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仍然保持着一颗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她仿佛是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一颗由千万滴泪水凝结而成的珍珠,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她的一生堪称多灾多难、崎岖蜿蜒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而她那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生命亦足以证明中国女性之伟大。

在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刘德伟出生于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家庭。她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县长,后来在军队任少将军法官。他们的家庭清贫而俭朴,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念书,刘德伟是靠武汉圣公会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学英文文学的学业。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她的一生:有一次,父亲替一名被冤屈入狱的犯人洗清冤案,当事人悄悄在父亲的褥子下放一千元钱便离开了。由于无法归还这笔钱,父亲便用它买成馒头,分发给当时遭受长江水灾的武汉灾民。父亲告诉子女们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保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

这样的细节让被妖魔化的民国政治生态恢复了原貌,那个逝去的时代并非如后来描述的那么暗无天日、荒谬绝伦。在那个时代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刘德伟的父亲这样既恪守传统道德理念、又具备西方民主思想的,带有浓浓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官员。在动荡的民国时代,他们竭尽所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他们值得我们纪念。

刘德伟从小接受的便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先后在汉口圣约翰女子中学、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许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服务的欧美基督徒,她与这些老师朝夕相处,老师的品格与言行让她深受感染。正是在教会学校浓郁的宗教氛围里,刘德伟很早便接触到了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中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给了她生命、希望和快乐,她在十七岁的时候便领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让刘德伟终生受用无穷。比如,学生被教育得要绝对诚实,也被要求掌握职业技能、从事社会服务。圣诞节的时候,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准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

当刘德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成为校园里一朵灿烂绽放的花朵。当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之时,众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刘德伟所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北大校园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刘德伟多次与校长司徒雷登面对面地谈话。司徒雷登告诉她,大学应当教育中国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司徒雷登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而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为了体现这种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具有装饰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的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这些建筑和园林设计,至今仍然让北大师生引以为自豪。

作为一名早年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之子,司徒雷登本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把大半生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第二故乡”的中国。在司徒雷登与刘德伟的这段对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深沉而真挚的爱。后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此任上给予陷入抗日苦战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这样一位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实在不应遭致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这般轻佻无礼的侮辱。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刘德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精英分子,她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水准之高,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学生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历史的突然转折、政治的酷烈风暴,他们这代人原本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刘德伟漫长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一九三八年夏天,她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抗战,为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的祖国争取到了美国民众关键性的同情和支持。刘德伟流畅的英文演讲和东方女性雍容内敛的风度,倾倒了无数北美民众。在三十年代末期,刘德伟的这次风尘仆仆的巡回演讲,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间外交。当时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见到中国人,即便见到少数的中国人,大都也是在当地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穷人阶层。而像刘德伟这样风采照人的中国女士,在他们面前出现简直宛如仙女从天而降。刘德伟本人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堪称中国在跌跌撞撞的现代化进程中结晶出的一粒珍珠。她从数千年中国女性被专制制度和文化压抑的命运中脱颖而出,走出了一条自由、浪漫而坚实的人生之路。

刘德伟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指出,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丝是从日本进口的丝,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用这七颗子弹来杀害中国士兵和平民。美国人生性单纯而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就在演讲的会场上,许多美国女士当场脱下丝袜宣告说:“我们今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据统计,在此次抗日宣传以前,支持中国的美国人只占百分之四十,支持日本的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的人中立;而在宣传活动之后,以上三种人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十四。从此意义上,刘德伟堪称抗战的一名大功臣,她理应获得一枚抗战胜利勋章。

刘德伟最值得称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她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在抗战胜利之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负责人,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的孤儿。在这几年的工作里,刘德伟在同仁的帮助下,开展了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推动了托儿所事业,出版了《儿童与社会》刊物,还开办了“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她放弃了许多能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机会,投身于这份不仅收入极低而且杂务多如牛毛的事业。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且具备相当国际知名度的“前辈海龟”,她的这一选择,大概是今天某些热衷于回国捞钱和捞权的“后辈海龟”们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也是她有感于在访美期间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在公共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当时的中国,这一领域差不多是一块无人涉及的处女地——而决心以之为榜样,在中国开辟出一片属于社会工作者的崭新天地来。刘德伟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福利工作之中,与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同吃同住,深入贫民窟给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细水长流式的做法和活水的江河般的爱心,比某些革命家改朝换代的豪言壮志来,更是黑暗中闪烁的光芒。

一九四九年,国共之战尘埃落定,政权更迭不可逆转。刘德伟的丈夫向景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担任高官。但是他们共同决定留在大陆。一是因为厌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二是因为也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但是,很快新政权便开始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像章鱼伸出长长的手掌,卡住所有人的脖子。即便是刘德伟所热爱的儿童福利工作,也被政府纳入到民政局的严密管辖之下。民国时期生气勃勃的民间社会不复存在。长期受美国文化熏陶,崇尚民主自由,且个性直率真诚、疾恶如仇的刘德伟,逐渐被新官僚们排挤,被迫靠边站、甚至被剥夺了工作权利。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工作认真、不留情面的刘德伟,便成为上海民政局系统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之一。一百二十多位民政局干部在批判大会上群起而攻之,从晚上八点一直开到凌晨两点,终于逼迫她签字承认“右派罪行”。此后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刘德伟失去了公职、工作、户口以及其他的公民权,成为“贱民”和“黑人”。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来临,她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中间最能施展才华的宝贵的岁月,在人为制造的困厄和恐惧中被白白浪费掉了。

一粒美丽的珍珠就这样被扔进泥潭之中。一九五八年冬,刘德伟被流放到偏僻的西北地区“劳动改造”。向景云拒绝与妻子离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贬到云南昆明做资料翻译工作,从此被迫告别了专业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协调如何合理利用资源至关重要。这位本来在学术上具有深厚潜力的优秀学者,为了坚贞的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又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多少家庭在政权的逼迫下崩溃了,这个家庭却经历了风雨,终于见到了彩虹。由此可见,一个通过“株连”政策来切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亲情伦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违反人性、侵犯人权的黑暗时代。

刘德伟在甘肃定西县的一个村子里“劳动改造”期间,亲身经历了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一九六一年,村里的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饿死。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婴儿。十几岁的儿童与成年人仍然在田里工作,但是他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已经肿到抓不住农具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名流们开始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了,他们不妨读读刘德伟书中记载的她与农民之间的一段让人心碎的对话:有一天,一个六岁的孩子死了。田里有人问:“为什么死的?”回答他的人想了一下,才说:“还不是那个‘老病’呀!‘”。在乡下,“老病”就是饥饿的代名词。田里所有的人突然冲破了沉闷的空气,同声悲惨地哈哈大笑。“老病”这个代名词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创造力和忍耐力,可谓举世无双。这笑声比所有的泪水和哀哭还要沉痛。当时,刘德伟还听说村子里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并亲眼目睹了一些企图逃往到苏联求生的农民在半路上饿死,而她本人是靠着丈夫和上海亲人寄来的粮票才得以死里逃生。这段经历,也让刘德伟看到了谎言幕后可怕的真相。

三年之后,刘德伟终于被获准到昆明与丈夫团聚,她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被安排做了一名中学老师。然而,苦难远远没有结束。五年之后,文革爆发,刘德伟和丈夫再次成为被残酷迫害的对象。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她被打断三根肋骨。由于下肢经常被踢,从腰部以下全部淤血,两条腿整个变成黑色。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刘德伟多次自杀,她尝试过吞碎玻璃、瓶塞和铁锯条等,但最后都未能“成功”。基督教教义明确反对教徒自杀,自杀的教徒不能享有永生的幸福,而刘德伟宁可违背教义也要选择自杀,可见其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她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她自杀未能成功,可以看作是上帝在她身上所显示的一个神迹。因为一旦自杀成功,便意味着被黑暗势力征服和摧毁;而继续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一存在本身就成为黑暗时代里光明的见证。暴力可以使得一粒珍珠失去其瑰丽的光泽,却不能将珍珠变成臭气熏天的淤泥。

究竟谁将珍珠扔进了粪土之中?究竟谁在摧残中国的脊梁?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封建法西斯”时代,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名无私的社会工作者、一名热爱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真理和良心,是何其艰难。但刘德伟女士做到了,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她虽然没有像林昭那样以生命来殉道,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信仰散发出了持久的馨香。

在这本自传中,附录了作者从童年直到现在的数十张不同时期的照片。我发现,一九四九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此后刘德伟照片上的表情、神态和穿着皆迥然不同:一九四九年之前,她面带着自信的笑容,充满朝气和活力,衣着也是那么优雅得体;一九四九年之后,她面容严肃,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阴云,衣着也变得粗糙、厚重而单调。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像病毒一样侵入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泯灭了人们基本的审美情趣,爱、信任、善良和真诚这些品质也受到贬斥和摧残。但是,即便如此,刘德伟仍然守住了当守的道,走过了当走的路,见证了黑暗一步步地退却。

一九九三年,刘德伟老人被女儿女婿接到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居住。在参加当地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的长乐老人会的活动时,老人积极发起组织了“崇爱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云南贫困山区之一的武定县东坡乡的贫困学生完成基础教育。刘德伟老人自告奋勇担任该基金会驻云南代表兼执行委员会文书。一九九九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基金会通过当地的教会和学校系统,先后帮助贫困儿童达六百六十二人次。尽管这只是杯水车薪,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应有的义举。相比之下,连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好好施行、相关法律成为遮羞布的中共当局,还有什么资格宣扬“和谐社会”的理念呢?

刘德伟老人在自传的最后一页中深情地写道,她的一生直到老年都还在“取”,她对苦难和挫折没有任何的怨恨及愤怒。她说还要更努力地做帮助贫困儿童的工作,让自己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她说:“我在精神财富方面,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谢不尽。我祷告,祈求天上的父,赐给我更好的健康、智慧与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工作。”好一颗历尽磨难之后仍然持有的赤子之心与仁爱之心,好一颗永远美丽的珍珠。让我们祝福刘德伟老人健康长寿。

杨恒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受不了北京寒冷的气候和严酷的环境,我决定舍弃北京大机关,只身前往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发展。就这样,我兜里揣着正规调令和两封北京的老上级写给梁湘省长的私人推荐信,混在十万南下淘金的大学生以及十多万渡海作战的妓女中,从当初解放军登陆的地方踏上海南岛。

当时单位没有宿舍,我住在海军南航招待所,离梁湘省长的别墅只有二十米,和梁湘省长的秘书住隔壁。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始终没有要求见梁省长,更没有把那两封很可能改变我命运的信件用上。要知道当时的海南岛可谓群魔乱舞,不要说一位北京的老同志给梁湘省长的亲笔信,就算是一位普通朋友转弯抹角的介绍,也可能会让你平步青云甚至鸡犬升天。 (接下来在工作中,我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了梁湘省长,感觉到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各路神仙,忙得不亦乐乎。人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敬畏。只是不久后他就因为以权谋私被撤职了,他的错误包括为自己的儿子办理香港单程证,纵容儿子从非法进口汽车中谋取暴利,以及支持家人倒卖房地产。虽然明白人都清楚梁省长被撤职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可是作为知情人,我无法否认,他的屁股不干净,他在海南工作期间确实搞了不少以权谋私。我始终认为,不管你思想多么开明,无论你是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你首先应该保证你的屁股是干净的。

不过,我在海南工作的几年,又碰上了几个屁股干净的领导?就拿省级干部来说,和我有较多接触的几位省长和省委书记,都先后落马,加入到当时职位最高的“贪官”行列。

我接触最多的省委领导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任政法委书记韦泽芳。1989年底,我陪同韦泽芳以及另外两位广州和福建的领导前往美国旅游。韦泽芳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稳,少言寡语,有点莫测高深。这一形象很快在夏威夷遭到破坏。这位一路上眼珠乱转但始终保持一名省委副书记应有风度的老同志在波光臀影的裸体海滩失去了控制,穿着西装革履的他第一个冲进了裸体人才能进入的海滩,在饱享一阵眼福和遭受了不少白眼之后,晚上他在饭桌上总结了海滩之行的收获:海南岛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是不恰当的,我们有更美的海滩,但我们绝不允许光屁股,海南岛一定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最好规定三亚的海滩上也不准穿三点式泳衣。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杨,你今天见到的就是精神污染。

我这才知道,原来精神污染一直藏在我裤裆里,一旦我脱掉短裤头,就精神污染了。

这位第一次到美国的省委副书记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试图教育我这名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但我听来听去,就发现他讲的如何分辨高级燕窝还有点条理,也是他唯一一次连续讲半个小时而没有出现词不达意现象的。不过他的形象在我们登上现今已经被拉登炸毁了的世贸大厦楼顶时遭到了彻底破坏。当时楼顶上的小卖部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承包的,广东来的领导和那位留学生聊天,当听到留学生说自己不想回去,就是黑也要黑在美国时,韦泽芳把我拉到一边,气愤地告诉我,不要听了,那个留学生是叛徒。

如果不是另外一位福建的领导也听到了并且晚上同我提起这件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来自侨乡的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竟然使用“叛徒”一词来定性一位不愿意回国的普通留学生!

后来韦泽芳因为受贿不到十万元而落马,我认为实在是阴差阳错,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或者早应因无能而下台。在我这位普通干部眼里,他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队长的水平,无论见识和知识大概都和我这位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仲伯之间。

接下来是孟庆平副省长,此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一路从铁矿技术员和厂长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上,自然有过人之处。我第一次见他也颇具传奇色彩。当时他在省政府琼苑宾馆宴请澳大利亚的矿业大老板,可是外办的翻译突然无法赶到,陪同的领导想起了我。

谈话一开始,我就知道大事不妙。这位孟省长不愧为矿山厂长出身,张口闭口就是化学元素以及专业术语,并非专业翻译的我甚至连中文都搞不清;更糟糕的是那位澳洲矿业老板的英语,一开口就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澳洲英语,听得我云里雾里。总之,整个谈话中,我自己只听懂了三分之二,更不用说准确翻译了。不过,我还是从头到尾为两位进行了“翻译”。可想而知,有很多话是我从课本上记下来的,按照我的理解,向双方讲话。整个过程中,这两位其实都是在同我对话,听不清或者译不出的词,我全用自己合理的想象糊弄过去了。“翻译”结束后,孟省长拍拍我的肩膀,小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翻译,有水平!

孟副省长人也不坏,据说有点好色。只是接触久了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其实他始终是一名铁矿厂长,除了翻来覆去向人炫耀海南的各种矿藏分布和含量,以及到处喝酒搞关系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用做。所有的报告几乎都是秘书写的。后来他也因为在海南工作期间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党籍,逮捕查办。

和孟副省长接触多了,我有了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有人任命我当一名副省长或者省长,我完全可以胜任,至少干得不会比孟省长差。

第三个接触比较多的是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辛业江,此人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度,经常有报告需要他批,也就接触多了。发现辛副省长城俯很深,思想有点左,此人闷声发小财,最终也出事了。最近一次听到辛业江的消息是几个月前在广州翻阅一本以前的《炎黄春秋》,突然读到辛业江回忆梁缃的文章,情真意切,还不时透露出强烈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读到这样的文章,虽然知道他已经作古,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很佩服那些体制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弊端,但对于那些被体制踢出来后或者退休后才开始攻击自己心安理得效劳了一辈子的体制的人,我是有所保留的。

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干部和刚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我需仰视才能看见的。可是,我接触最多的几位领导都先后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逮捕,无可否认,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我早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就被培养起来的革命信念。有些朋友分析说,我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不少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可糟糕的是接触的全是上面这类人,难怪我后来走上反思体制之路。

可说实话,同上面三位接触留给我更久远的思考并不是这几位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事实上,他们三位的贪污腐败事实都很搞笑,判决词上显示的最大金额不超过20万。和我后来接触的省级领导,甚至厅长、处长和科长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让我思考的是这些省长的能力以及人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他们推上省长的宝座,又是什么样的人选拔了他们。

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如果我想当省长,我该干些什么?我当了省长后又会干些什么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德行,等等。

省级领导的任命一向很神秘,甚至被认为是国家绝密,自然和普通民众毫无关系的。我们只能靠小道消息和海外媒体探知一二。待中央开了会,尘埃落定,就该轮到媒体和我们一起揣摩这些所谓“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背景了,再从这些推测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个人人品,以及对我们这些小民命运的影响。

至于对于今天这个帮全面接掌权力,明天那个派迅速上位,普通民众除了一次次暗自祈祷外,只能干瞪眼。等到英明的党中央揪出了一个蛀虫陈良宇,市民终于可以放鞭炮庆祝,扬眉吐气一番,至于陈良宇如何爬到省级高位,现在全国的省级干部中还有多少个陈良宇,民众也只好继续祈祷。

党中央当然有一套考察和任命干部的标准和方法,而且我相信出现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后,中央也在苦苦思索改进提拔干部的机制。但只要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机制是建在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是违背宪法甚至是党章,屈从于潜规则,是由上面领导说了算,而不须得到下面民众的认可,并且由他们自己操控媒体的生杀大权,而不须受媒体的监督,就始终难有一个清廉的领导队伍。

不久前,一位广州朋友突然来电,神秘地问我手头是否有想当副省长的人选,只要基本条件符合,投资四百五十万,他就可以疏通关系把一名正厅级干部提拔为副省长,而且不成功就全部退款。听他的口气,四百五十万是最最便宜的,毕竟他要用来打点组织部和上面的各个领导,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人,平均分配也没有几个钱了。我并不觉得诧异,因为这是个连人民教师都把自己十二岁女学生的处女膜公开拍卖的时代,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又为何不能明码标价?当然,我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省级职务都要用四百五十万来购买,但按照目前提拔干部的审查和任用方法,就是智商接近零的傻子也知道如果不到组织部和上面打点是万万爬不上省级职位的。

虽然好久没有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找我收党费,但每年的七月一日建党节,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党员的位置上思考一下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忧心忡忡。忧心什么?我不是忧心黑窑童奴,也不是忧心弱势团体,我是忧心共产党。今年七一建党节刚过,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去年七一又有青藏铁路通车,也是锣鼓喧天地弄了好一阵子;当然明年也安排好了,有个奥运会,建党之日七月一日左右的庆祝也不会少。可是,不是每一年的七月一日都能找到东西庆祝一番,让自己和人民忘乎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会把这双眼睛牢牢盯在执政党身上,你腐败吗?你腐朽吗?你还为人民做事吗?你还有救吗?你是否从善如流地进行改革,还是等待忍无可忍的人民起来进行革……

我始终不相信共产党内部清醒的人真的那么少,我也不相信大家都忘记了历史。

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恨和可恶,我却还要多一种感情,那就是可怕。别以为那些童奴们只是可怜,如果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象历史上所有被欺负和压榨的弱势团体一样,变得很“可怕”。——不要忘记暴秦是怎样被推翻的,也不要忘记每个朝代结束时,正是那些一直很可怜的小人物忍无可忍,最终快刀斩乱麻似地屠杀那些贪污腐败的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的……这些绝不是耸人听闻,离我们并不遥远——西方的历史也许结束了,但中国的历史不但没有结束,很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说起中国问题,总有人摇头叹气,认为很难搞,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认为民众太愚昧;他们不敢直视问题,却去从老掉牙的主义和自说自划的理论找出路。十七大前听说又有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开始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还争论得不亦乐乎,有的钻进传统国学里找答案,有的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教义找新玩意,我只有感到可悲。这些人注定是什么也弄不出的,他们自己永远搞不明白倒没有关系,可恶的是还把国人也弄糊涂了。如果真要他们彻底明白过来,我倒有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塞进山西的黑窑洞里,让他们过一阵子皮鞭下的劳役生活。我敢保证,等到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他们就会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奴隶社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和谐社会了。

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什么狗屁理论探索,也不在于有什么主义,这个世界上的理论都被探索完了。过去一百年屈辱的历史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早被两千年的文明消耗殆尽。根本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理论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明,现在被标上“中国特色的”的东西早在人类历史的奴隶社会或者封建时代里就反复出现过。

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就在“问题”这两个字。中国的问题很多,官员和民众都看在眼里,而且诡异的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就有那么一股顽固不化的反动势力阻止我们党和人民来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而让人气愤的是他们阻止的方法竟然是拿那些狗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论。

就拿已经让民众麻木了的官员的贪污腐败来说,如果在街上随便抓一位路人询问,他们都会告诉你“无官不贪”“权钱交易”这些当今中国的硬道理。可是偏要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谁不知道要想阻止贪污腐败其实并不难,只要严格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并把各级官员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那么折磨民众如此之久,也一直严重危害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还有官员的选用制,只要不实行民众参与的选举,只要仍由一小撮人来任命决定广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那么在省级干部中随手抓一个,就是第二、第三个陈良宇。他们象滋生在潮湿阴暗角落里的蟑螂,你怎么都无法消灭它们!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自己先后接触的几十位省部级干部,心中拿自己和他们比较一番。随后又突发奇想:我是否可以当一名省长?当上省长后,我会如何呢?

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资格当一名省长,我有坚定的为民众做事的信念,还有迄今为止没有行贿也没有受过贿的清白历史;我可以和现任任何一位省长坐在考场里考试任何一种理论和学问,我也可以和任何一位现任省长畅谈中国国情(是中国国情而不是官情),看我们谁掌握得更全面,理解得更深刻。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只要依照规则而不是潜规则,我敢单挑现任任何一位省长:我们还可以当着“考官”的面进行辩论,畅谈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及如何施政、如何治理,如何让人民满意,就象前段时间香港特首竞选时那样……

如果我能当一名省长,我知道也许我没有他们的经验,也没有他们的能力,但我将做人民最希望自己省长做到的几件事。其中包括:首先我将主动公布自己的所有财产,而且在职期间,每年公布一次,面对人大和公众的质询。其次,我会公布自己所有直系亲属是否在我的庇护下先富起来了,公布他们的现任工作以及如何得来的。第三,我的任何一个决策都公开到电视和报纸上,接受广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第四,我不会象现在的任何一位省长一样,每次露面都前呼后拥,跳到珠江和保镖一起游泳一下,竟然作为自己控制下的媒体的头条新闻广而告之。为了了解交通问题,我会每个月至少一次独自去挤公共汽车;为了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治安,我会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到最乱的地区去,一个随从也不会带……。第五,也许有人怀疑我的能力,可是,我绝对不会象现在电视上出现的省长那样到处视察,到处发指示,好像他们无所不知一样。我的班子将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包括网民的意见,集思广益。我坚信,只要有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制度,人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党员和官员无法无天,管不住自己的贪欲和妄为!

当然,我是否能够当一名省长最终得由“考官”来决定。可“考官”到底是谁呢?一定不能是组织部,更不能是地方党委,他们视宪法和党章如无物已经很久了。他们玩的是潜规则,我不会依照他们的潜规则起舞,更不会、也出不起钱买通他们。我想,考察我的考官应该是胡温的党中央。胡温是明白人,他们一定比谁都清楚,我这个省长也许没有经验,也许不那么那么相貌堂堂,也许头发不够光亮,随从不够威风,说话不够紧跟,但,我上面提到也能够做到的那几点,则会让一个省的人民第一次拥有一个透明和清廉的省长——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如果决定谁来当省长的“考官”是民众——是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来决定的话,那就更好了,那我就更加有信心挑战目前全中国的任何一位省长。

十七大就要召开了,各级政府紧密锣鼓地换届了,作为一名痴心不改,仍然怀抱一丝理想和希望的共产党员,我仍然安静地等待,就像十几亿普通民众一样,等待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参与到掌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的选拔之中。到那时我也许可以自豪地说,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至少,我也可以参选省长,按照宪法和党章……

(杨恒均于2007-7-1)

郑  义:太阳雨(散文)

沈  默:扑火(回忆录)

扑火(回忆录)

沈  默   

 

    

天不知已黑了多久,有一阵小雨似下非下的迎面拂了过来,刚从灯光眩眼的特别审讯室出来跨进黑幕中的我,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六月天,在这阴气沉沉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竟凉似深秋!

激烈的驳辩、争论、讥讽、针砭、以攻为守、旁征博引、抽茧剥丝、缄默无言……审讯和反审讯中那一幕幕生死攸关的酷烈交锋,那种有如老鼠闯进猫窝里的悲壮场景还在令我热血沸腾,但我的心却已跌至冰点。我忽然想到了因我第一次坐牢而病情加重的妻子,年仅及笄的女儿,年迈的老母亲和正躺在病榻上的老岳母。当我踏出这一步后,一家人将立刻失去经济上的支柱,在一钱逼死英雄汉和物价飞涨的上海滩,她们该如何去支撑一个没有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残破的家?更不用说什么和亲人从此咫尺天涯,生死两茫茫了。

三辆黑头车缓缓向我驶来,轻微柔和的引擎声给这神秘的夜增添了一份令人窒息的气氛。我忽然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段诗:“黑夜啊,黑夜!有多少罪恶在你的掩护下,悄悄地进行……”

蓦一回首,我忽然看到刚才还在对我拍桌摔凳,激烈交锋的市政保副处长望着我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脸庞宽大,身材短壮,周身随时透露出一股精明强悍气息的年轻审讯官的古怪神情。是惋惜?是同情?是遗憾?是失望?还是怀有一种失去了对手的轻松抑或落寞的感觉?

第二辆黑头车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门一开,车后座的两名便衣密探中走下了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他身材瘦削,灵活干练,看上去十分脸熟,可能是因为长期执行过跟踪、监视我的任务,和我打过若干次照面,在我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我姓王,是来接你的。”它边说边快步上前,以一种准逮捕的方式,十分熟练地挟着我的臂膀向车上走去,好象担心我会如蜘蛛侠一样随时随地的在众目睽睽下凌空而去,消失在夜上海的万家灯火之中。

“放开手,我自己走!”我大声喝斥着,挣脱了他的手臂。专门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老毛病又出来了:“你们给我签的是监视居住,可不是什么逮捕证!”为了不被人看上去像是个被押上刑场的囚犯或绑匪手中任人宰割的肉票,我尽可能的快步向黑头车走去,把姓王的小子撂在身后。

当然,此时此刻为了争这一口气而稍微得到些心理平衡的我,绝不会想到接踵而来的可悲而荒唐的经历:那种国家机器对一个小人物身心极其残忍的折磨,差一点让我无法活着走出牢房。

人总是因信仰而觉得自己伟大非凡,但实质上在天地万物间渺小得如同蝼蚁,在巨大的国家绞肉机中更弱如游丝。人永远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类第六感官之退化使人获知预警的能力更远远落后于其它动物,有时即便隐隐感到了巨大的危险就在前面,却还是给自我安慰的惯性拖着向前走,无法停住迈向悬崖的脚步。

于是,我同古往今来背着信仰十字架一直向前走的先哲们一样,毫不犹豫地自己跨上了挂有黑色窗幔,没有警笛和顶灯的警车,像一只飞蛾般扑向颤抖的烛火。是义无反顾?是求仁得仁?是无可选择?还是一时冲动?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这颤抖的烛火,这一丝光明和热量,这种不惜为信仰而从容赴死的魔咒,这种爱神与死神的二重唱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大、太强大了。

飞蛾与蝴蝶,虽属同纲、同科、同目,貌相近却习相太远。在常人的眼中,蝴蝶是翩翩公子,是美的化身,是消遥游于天地万物间的情种。故历来就有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以及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之类的物我两忘的自在境界。我承认,我至今无法彻底解读这位二千七百多年前的智叟,但我想庄子在他的等身著作中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只蝴蝶抑或鲲鹏,他不愿意化作一只蛾子,更不用说以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壮方式从容的蹈火了。而我却只是一只飞蛾,我不是什么蝴蝶,所以我不可能化作庄周去游戏人生或梦逥蝴蝶去遨游天地了。我只能扑向既定的目标,让我的翅膀被烈火烧炙、烤焦、分解、一片片掉落于烛泪之中,在痛苦中寻觅真理之光。

更为不幸的是:偏偏大多数中国民运人士同样选择了作为一只丑陋灯蛾的悲壮权利。在他们一次次扑向烈焰的刹那之间,他们所思、所痛、所爱、所恨、所望、所求的又是什么?他们用这种近乎自残、自虐、自杀的行为去冲击中共专制的罗网,这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扑火之举又会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当代史上留下何等壮烈的轨迹呢?嫦娥奔月是美丽的,夸父追日是悲惨的,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对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今人如何评说?后人又如何评说?这一段真实的历史,虽然早就淹没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掀起的“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大潮中去了。

在我的思绪万千中,车走了很久。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来说,无法认知经过的街道为何,简直是一种耻辱,但黑色的窗幔阻挡了我的视线和影响了我对周围建筑物的判断,挟拥着我的两位政保科探员更是以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硬精神牢牢地看守着他们的猎物,绝不让煮熟的鸭子有从餐桌上飞走的丝毫可能。

我原本就作好了再次坐牢的思想准备。当在第一看守所的秘密审讯室里,疲惫不堪的审讯员们最后向我宣布了对我立即执行“监视居住”后,我还有些不解,不知如何对我“监视”?我又将“居住”何处?记得以前王若望先生曾向我历数他老人家受到监视居住“优待”的情况:他老人家住在高安路上一幢公寓式的小楼房内,楼房有三、四层高,王老住二楼,同层对门还有一户邻居,平时各不相扰。可市政保处对王若望实行监视居住后,王家门外走道上便二十四小时有便衣员警值班,两个人一班,八小时一换岗。这些人在走道上抽烟、喝茶、看报、吃便当、听收音机、大声咳嗽、擤鼻涕或聊天……对上下楼梯和对门进出的邻居们视若无睹,就差没有拉开桌子打麻将了。王先生和他的太太羊子不准出门且不必说,就连亲人上门探视他也一一遭到拒绝。唯一可以允许出入的就是为王家烧菜做饭的佣人,想必是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暂时还不希望王家人全部变成木乃伊的缘故。当然菜篮子拎进去之前还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生怕鱼肚子里夹带了里通外国的密件,臭豆腐中会私藏什么炸药。至于电话当然是被窃听的,邮箱也牢牢的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中,可谓百密不疏到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王家。

谈到这段经历王老实在不胜唏嘘,说象这种监视居住还不如吃牢饭来得爽快,因为有些邻居不知王老又身陷囹圄,还以为他老人家又去游山玩水或寻医访药去了。可象这种监视居住一发生,邻居们求王老墨宝的人气指数急遽下降。连王老亲自出面去邻里借支毫笔,邻居们也必定先从门上的窥视镜孔中左看右看半天,直到确认王老身后并无便衣员警盯梢才敢开门。“这段日子真是前所未有的黑暗!”这位德高望重,却被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视为精神污染总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对我如是说。

车拐向了一所大院子,显然早就有人在那里守株。大铁门打开了,黑头车一辆辆威风凛凛的开进去直至院深不知处。下车后我才诧异的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前面开道的、后面殿后的黑头车竟增加到四、五辆之多。这样兴师动众的押送一个手无寸铁的民运份子来“监视居住”是不是太夸张和浪费了一些?但用不了多久这谜底就有了揭晓:原来这一切调兵遣将大布口袋阵都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的杰作,朱局长在运用斩首行动和大兵团进行震撼教育方面向来是不计成本的——在王若望先生楼道内上演的闹剧便是个极好的例证。

坐在我左手边的政保探员一跳下车立即向最后边的那辆黑头警车奔去,他在摇下的车窗边象鸡啄米一样不时的点头,显然在接受某位上峰的指令,而姓王的年轻警员则带着我在一批更年轻便衣的簇拥下向一座很大的平房走去。

路灯很昏暗,房子入口处的吸顶灯也暗淡无光,似乎永远处于一种电力不足,半死不活的状态。我放眼四顾,见这批平房很大,约有二、三十间房间却全都空空的无人居住,我们的脚步在空屋中引起了一阵踏沓的回声。走进去一段路后,突然一行人自动的停在一间房外,显得训练有素。当王警员将我带进这间约二、三十平方米,有窗户向外的房间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竟看到在屋内迎候的一个瘦骨仃年轻人,穿了件褪了色的过时的旧军装,显出一付傻头傻脑,发育不良和永远吃不饱的模样,两眼光光的定睛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被放逐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周围人都智力不正常或精神不正常的病院中来。当我再看到偌大一个房间,仅在房中央放了一张单人床,那卧床是涂着白漆的铁皮床,活象是医院里用的病床,还挂着病床所常用的白色旧蚊帐时,我就更吃惊了,因为我在床上的草席和一条薄被子上清清楚楚的看到印有“上海公安局康复医院”几个红字。

我想起了精神正常的上海民运人士王妙根就是在自砍左手四指抗议警方施暴后,被警方变本加厉的将他投入到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并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安康医院是一间长期羁押杀人、伤人的精神病患者,甚至粗暴地剥夺了家属探视病人这样一种基本人权的所谓精神病院,其性质其实同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医院差不多。(注)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安康医院其实是上海市公安系统内部专为员警大爷们治疗的医院,康复医院的名字与安康医院如此之接近,前面又都冠有“上海公安局”这块金字招牌,竟使我第一时间误以为自己也被投入了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市公安局精神病院,至于那个在房间中间候着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则一定是一个因杀人或伤人而被长期关押的精神病患者无疑。

我心神不定的坐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著名的日本悬疑电影《追捕》,其中男主角渡秋东人为了洗刷犯罪集团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而假装成精神病患者。他冒着巨大的风险住进了精神病院,去苦苦寻找一名重要的证人横洛井二。他忍受着院内护士把他当作重病人而对他的捆绑、殴打,他把假装服下的药再用挖喉的方式全部吐了出来。这位传奇式的亡命英雄最后终于找到了证人,也查清了犯罪集团制造的,试图控制人的意志并能令人致幻、致疯的迷药Ax的人体试验过程,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今天难道我也要象渡秋一样在与外界隔绝的,壁垒森严的精神病院里去寻觅、去打听或从蛛丝马迹中去追踪王妙根的下落吗?但这可不是什么日本精神病院,一旦踏入上海公安局的安康医院,就连渡秋君恐怕都将无功而返。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狐疑和紧张是多余的,小王公事公办地介绍说:为了执行对我的监视居住,让我好好休息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们已经把病房中的其它病床全部拆走,只留下了一张我个人的睡床。为了对我的安全负责,市公安局领导特地向市委申派了一支武警小队,约有一个排的兵力,要他们脱去军装,换成便衣,免得引起医院里其它人的注意。这些武警将分成两班,有一个排长率领,一班岗哨设在窗外,一班岗哨就在我的床边执勤,两个小时一换班,二十四小时通宵执勤。我如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找小王,他就同其它的武警们一起住在隔壁房间内,随叫随到。“我是照顾你生活的,万一我不在,你可以提出找陈警官。”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那位在最后一辆黑头车车窗边,不停地作出鸡啄米姿态的脸色黝黑的政保探员。

小王特地向我说明:武警们只负责警戒,其它的事情是一概不管的。我除了内急可以在隔壁的小厕所内,在兵大爷们行注目礼下任意发泄外,平时如得不到政保警员的同意,我绝对不可以离开房间半步。

“这些小武警年纪很轻,又没有文化,他们什么都不懂。如果你硬要不服从看守,迈出房门内的警戒线半步,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王警员最后用强调的语气对我再三警告,并也要求我别向小武警们透露任何案情:“再怎么问你,你也不要说,就说这是最高机密就可以了。”

听了这些话我实在是有些啼笑皆非,真亏得局座身边智囊团哪位高参,给朱达人提了这么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找没有文化、“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大兵来看管有文化、“懂得太多”的民运份子,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其实市公安局里有的是闲人,但同情民运份子的也不少,现在派这些乡下兵来看管我,其目的同调外地部队进北京城开枪一样,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对方没有文化,只知道服从命令,你这个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过五年有期徒刑的人,这次即使再鼓动如簧之舌,说得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也是枉然。

难怪这些人看起来象精神病人,我想,但毕竟于私底下松了一大口气:只要不和疯子们关在一起,管他二楞子、三楞子的,只要是人,是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总还有计可施。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瘾又蠢蠢欲动起来。



注:见拙作《夜未央》之诗集《笼中吟》前十一首的注解
(《无可选择》之章一·待续)

 

 

                          

《自由写作》首发

一  平:置身真实,完整地说话(书评)

置身真实,完整地说话(书评)

—— 读《诗与坦克》

一  平   

 

    

    

《诗与坦克》这个书名会让你永远记住,它像一方界标,显示一个时代。凡经历过的人,对之都不会陌生,它会让你想到王维林只身拦截坦克车队,想到捷克少女将玫瑰花插上侵略者黑洞洞的枪口。独立笔会编辑这部书,将此作为标题,寓意是清楚的。它提示我们的时代,提示真实,也提示人的精神和道义。

前几年,我在某大学教课,一位汉学教授和我闲谈,说:“现在中国挺自由了。你们诗人写诗,没谁干涉嘛。”“但是别及政治”,我是客人,不想争论。教授常去中国讲学、考古,他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不一样。黄翔、师涛、廖亦武、杨天水、欧阳小戎等诗人的许多作品并不能发表,郑义的书不能出,万之的剧也不能演,也还有诗人作家在狱中。我在六四写的几首诗,至今也还存在国内某个角落。一个是逃亡的人,一个是被邀请的人,差异悬殊。这位我所尊重的学者,他没意识到,他在中国实享有优待和特权,像许多“老外”,在涌起的楼群之外,他没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的确,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开大放,尤其是经济,可谓天地广阔,一日千里,中国俨然进入了“盛世”。毛时代,人们需效忠,如果抵抗,就会是社会公敌。但八九后,个人却大有“自由”,可发财、成名、炒作、下海、鬻官、走私、嫖赌、玩酷,只要不触犯权力,即可“为所欲为” 。就此,世界没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自由”,无信奉亦没规则,一切全靠“胆量”与“本事”。而“胆量”与“本事”的背后却都勾着权力,其无所不在,亦无所不用其极,权力的魔掌操纵着中国这只大赌盘。故此,中国那道不可触犯的界限非常清楚而广泛,处罚也非常严厉。如果连雅虎、古狗都要向当局提供异议罪证、为之过滤信息,可想中国控制的范围与手段。。

中国作家应该检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是写作的禁区?哪些涉及权力、有碍稳定?圈地、强迁、计生、失业、卖血、污染、腐败、法论功、家庭教会……,如果这些都不能写,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六四也不能提,那么写作被缩小到了什么范围?丧失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中国人生方方面面哪一点不牵连权力与政治?中国的权力与政治不在一般意义之内,其是中国人特定的生活,贯穿细节和潜意识,人性深陷其中。不错,比30年前中国作家是有了许多自由,但是也别忘记,那些重要的话还是不能说。正视它,然后才可穿越。

近日读师涛纪念六四的诗,他写道:“但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疼痛没有月光的温情/我在充满谎言的铁盒子里/挣扎,我努力说服自己做一名安静的/病人,把一口恶气吞进祖国的心脏。”好诗,会记入历史,但这样的诗是不允许公开于中国的,而作者也依然关在监狱里。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中国底层访谈录》、《冤狱访谈录》、《证词》,以及正在写的《土改受害者》,它们于中国的意义不下于《古拉格群岛》。但是,它们在中国被禁止。人需要精神,社会需要道义,历史需要记忆,如果这些都被砍伐,文明便将枯竭而死亡。毛摧毁文明的遗祸,人们远未意识到。如果水源都被切断,哪儿还有河流,大地又靠什么灌溉和生长? 

 

《今天》曾为当代汉语文学开创了一个好开端,这就是独立于权力,坦荡诚实,真实、勇敢而自由地说话,挑战权力的禁忌和压制。但八十年代后,随着作家进入体制、追逐先锋形式,及后来的商业化中,这支传统被淹没了,这是中国文学的不幸。近二十多年来,不是作家、诗人,反倒是记者、学者、思想者更有勇气,更真实,他们的文字更有血色和意义。文学在后极权的“自由”中退化了,也庸俗了。由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到《英雄》、《无极》,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中国精神的沦落。

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作家需要出版商和市场,而在中国他们也就需要依靠现有体制,体制内的作品也并非都不好,亦有好作家好作品。对于他们不好苛求,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无奈,我们尽可以宽容。但着眼整体,汉语文学则有大欠缺,少勇气、少血色、少骨质,如果着眼历史与文明,那就更不幸,它是残缺的,颇有虚假和删节。西乐七个音节,但作曲中有两个不准用,那么欧洲的音乐会怎样?或者京剧《三岔口》没了焦赞,《西游记》中只准有八戒。明此,便知道中国国粹怎么沦落成小品,美女怎么就成了大师。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要用两个音节去谱曲,如果那样就更糟糕,我强调的是剧目——汉语文学的完整和不可删割。

不是说《诗与坦克》有多好,但其体现了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趋向,那就是继承人文精神传统,无视权力、禁忌,也不受制于市场,置身真实,诚实而完整地说话,我写我心。中国需要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或是个别、异类,但对被删割的当代汉语文学则是很好的弥补,将为汉语显出血色、骨质,并在禁止中为之开拓疆域。廖亦武编辑了《沉沦的圣殿》,他也曾喧嚣,但打入地狱后,他放弃了虚妄,在真实的深处写下了《古拉格情歌》,在倒塌的废墟重新奠放基石,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将汉语植入中国黑暗的大地。它们生长,二十年后必将升出地面,起伏绿意,伸入阳光。

感谢《诗与坦克》将许多散落的文字汇集起来,让我们看到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面,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比如北村的“上行之歌”、廖亦武的“致一位死刑犯”、汪建辉的“别人”、张郎郎的“家书”、杨天水的“心灵的痕迹”、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张伯笠“逃亡者”、郑义“神奇的树叶”、郭罗基“梦里依稀慈母泪”、秦耕“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严正学的“与狼共舞”、还学文“在古拉格与卡拉帕群岛之间”等等。由这些文字,读者可看出一般所说的当今汉语文学欠缺了什么,如果将它们排斥在汉语之外,今天的汉语就失去完整。它们让我们看到,在汉语文学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追寻什么? 它们的身后和前方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场景和空间?

 

希尼说:“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井蛙把这段话引为她的一首诗的前言,并将该诗的题目命为“诗与坦克”,于是它又转而成了这部文集的书名。诗人写道 “一次次碾过泥土/作为万物的主体你不该陌生”,“爱的日子充满血迹/因此没有丧礼告别生命的终结”。

事情不浪漫,枪口会射击,履带也会碾动。长安街那些扑倒的学生,不就是热爱祖国的花朵吗?坦克,黑暗残酷的力量真实而强大,那千余具扑倒的尸体不是玩笑,1949年以来的历史脸色铁青。“整座监狱的脊梁/更大的门在脊梁上开了/犹如一道用不愈合的伤口/法警丛伤口里流出来/带着手枪、手铐和电棒/ 囚车停在深谷,人肉仓库的外面/ 我反剪双手,沿阶直下/这是每个犯人都梦寐以求的时刻 ”(廖亦武“出庭”)。对此,我们怎么叙说,怎么面对?

我是悲观者,主持世界的是坦克,而不是诗和花束。人类的存在不是要求完美,只能寻求不至于太坏,如何使坏能有制约和改善。坦克就是坦克,永不消逝,重要的是要有诗和鲜花,以至还有空地与缓和,不仅是坦克的阴影,也还有风,有高处的阳光与芳香。我曾想是什么力量让王维林只身阻止坦克车队呢?事前,他并不知道结果。如果没有那张照片,如果坦克径直碾过去?但他还是扬起了手臂。他想什么了呢?仅仅一瞬,其不来于思考。是生命的质量,道义、信念消失了物体和死亡,那就是希尼所说的无限。那一刻,他就是一首生命之诗。我并非浪漫,而是在文明的本质意义上来谈论,是经过坦克履带的轰鸣来见证。犹如我在那个被打碎的夜晚,在枪声和坦克间听到的高昂辽阔的国际歌声。除了物质、除了死亡、除了坦克和黑暗,人类也还有另一向,其是存在的,在生命中,升于高处辉映此界。

刘晓波在《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中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想活出尊严,没有本能的拒绝,仅有智慧,哪怕是超凡的智慧,是远远不过的。”“廖秃头有一张石头搬冰冷而坚硬的脸,任警察们抽打也无法使他闭嘴;他有一身空气般的骨头,反铐也锁不住他……;他还有一幅能撕碎海水的嗓子,只要波浪冲不走岩石,这嗓子就能为亡灵们哭泣着嘶叫。”人们一般理解不到,精神产生于生的危机,它的极点在死亡的背后,生命由于绝望而越过死亡,消失(无视)肉体与物质——生被放弃转为无限之精神。佛陀、基督都是由于对此世的绝望,而放弃己生,而为拯救众生之爱。王维林的精神属于那里。所有的宗教、神话都是诗意的,生命在那里展现无限。就此,奥斯威辛之后是精神之光,犹如犹太囚徒祈祷着、吟唱圣歌走入煤气室,那是绝境下,生命唯一的希冀。奥斯威辛之后的诗属于那里,在生命的全体、无限与绝对的意义上的精神企望。统观二战后以色列的复活、犹太人的叙说、以及他们奋发与创造,就会清楚奥斯威辛再创了犹太民族,再创了他们古老的神话——一部活生生的神话,他们由此再次走出埃及。这就是苦难和绝望的意义,承受而穿越。但丁是入地狱、经炼狱,然后上升于群星。读读策兰,凝重、纯净、明澈,苦难成为白金与草叶,闪映天空。威塞尔在《夜》中记述那個拉提琴的小兄弟猶列克,他在死前在死人堆上的演奏“他拉的是貝多芬一協奏曲中的一節。我從未聽過如此純正的 聲音﹐在如此的寂靜之中。”“四周漆黑。我能聽見的只是提琴聲﹐它是猶列克以靈魂之弓拉出來的。他在演奏他的生命。他全部的生命都聚集在琴弦上面──他失 去的希望﹐他燒毀的過去﹐他熄滅的將來。他拉著﹐因為他不會再演奏了。”请问,那乐声是什么呢?是在天上还是地下?我们如何阅读曼施杰塔姆、茨维塔耶娃?海子麦田般灿烂的诗,正和他的绝望和死亡相对应,是死渊之上的光芒。廖亦武也是经过地狱之后,转而记叙大地的黑暗,他抛弃了什么?选择了什么?重要的是:什么是诗?诗起于哪里,指向何处?精神死亡诗才死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死诗的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得意的庸俗,是颁发的“自由”中的斤斤计较。

 

四 

这部文集的出版还有一个意义,超出其内容本身。这就是它是对权力禁锢的挑战,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包括言论、思想、新闻、出版自由——的继续努力,是之一部分、一个成果。中国当代文化的转折是民主墙的出现。这一面始由上访人申述的苦难之墙,掀开了中国反极权求正义争自由的历史,其中主要内容一项就是要言论自由。如果说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之思想的代表,那么人们所发表的各种言论、创办的各种刊物,如《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今天》等就是行动。虽然魏京生被捕、民主墙被镇压,但其已经蔚然成潮,并进入体制,再而普及全民,最终带来八九运动。独立笔会的成立,其刊物、网络、文库及这部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持续争取言论自由的集中体现,已自觉而成熟。

人是非常敏感自我保护极强的生物,如果有什么被禁止:你先是恐惧;然后接受,自觉地回避;继而潜意识地回避;再之,被禁对象于你便不再存在;由此,你也就彻底丧失了对其认识与行为的能力。文革后,我们常常惊讶人们讨论的问题如此地简单和幼稚,许多重大突破和“真理”,几乎就是常识。一个民族的眼界、思想、精神、判断能力怎么会退化到如此地步,而且是精英?两千年前,中国人也没这样智力低下。这是中国30年思想、言论禁锢的结果。中国作家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们的悲惨遭遇,还在他们的心被扼杀,由于麻痹而致死。

人们总是谈中国文化,但要救中国文化首要就是言论自由。文化是人和社会的自然需求,其在长久时间中自然生成,贯穿人与社会的细节,完整、复杂而微妙,它是活的,犹如生命。文化不能设计强求,如同生存,人对之也是逐水草而居,自然选择、汲取、吸收、综合、生成。禁止言论自由,即窒息文化官能,人不能交流、判断、言说,文明就将枯竭死亡。禁止言论自由,其主要危害还不在所禁内容,而是导致民族丧失文明能力。极权制度禁止言论自由,将整套自作的符号强制灌注社会,等于人废置自然食品,靠打激素维生。

作家不是政治家,可以不管政治,可以象牙塔,但不能无视禁止言论,言论自由是作家的生命线,也是文明的保障。如果它不涉及你,却一定涉及你的同行,涉及文明秩序中语言的存在与功能。讲写作的责任、语言的责任,却回避言论自由,等于是没翅膀却奢谈飞翔。作家应该维护语言自由,这不仅是他写作的前提,也是他的职业责任,特别是于中国。经过那么残酷的时代,中国作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应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其关系不仅是写作,甚至是包括作家的人生与生命。上个世纪中国那么多作家,为什么五十年代后几乎就再无作品?老舍、傅雷、吴晗为什么自杀?胡风、艾青、牛汉为什么被送进监狱?毛时代未曾受迫害和批判的作家几乎没有。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作家们默许;批胡风,他们还是默许;于是反右,作家们不仅不说话,而且助纣为虐,彼此揭发、批判;于是转眼就是文革。历史教育我们,作家从始就要坚持言论自由,毫不动摇,不保障这条生命线,作家的写作和安全就均无保障。

至今,中国还有作家在监狱中,如杨子立、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等等,中国所有的作家,无论体制内外,都有责任关注他们,为他们获得自由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几代作家的命运历历在目,唇亡齿寒。保护作家,推进言论自由,对于中国作家不是义务,而是份内之责。 唯有在制度上确立言论自由,中国作家的写作与安全才有保障,他们才能免遭迫害的威胁。老舍、傅雷等大批作家受难的亡魂并没有消散,他们看着我们。

感谢这部书收录了数位狱中作家的文章,也感谢独立笔会特别编辑出版了狱中作家的文集。我想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与肯定。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