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来，中南海政局十分诡谲，陈良宇案虽已“审结”，由于胡锦涛与上海帮意见分歧，限于僵局，十七大有可能为此延期的传言在北京不胫而走。东南西北中，凡是“团派”挑大梁的省市，几乎处处告急，而且丑闻一个比一个惊天动地，胡的如意算盘即便不会因此就被搅黄了，说他伤了元气大概也算太离谱。本刊在除了及时地报道了内幕消息，也向读者提供了精到的评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次省市班子换届中，军人参政的比重已经直追十年文革浩劫，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频频借用新闻焦点凸现自己与军队的“特殊关系”。人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胡锦涛抵制“军队国家化”的整体部署的体现，还是他想借助区别与常委一班人的军权以及“军方支持”这张底牌，与政治对手在十七大作新的交易？与胡自己提倡的和谐社会相对照，倒有点像是在玩火。在客观上，也为后集权时期中国军人干政，开启了方便之门。

看过六月二十五日胡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外界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十七大绝无外界期待的政治改革，胡也不可能被正式加冕为“第四代核心”，未来五年中南海仍将是不确定的过渡时期，……不用等到胡下台，人们基本可以看到他所谓“新政”的泡沫已经破灭。

本期特稿《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是北京学者吴稼祥一篇研究中共现实政治的新作，熟悉中南海政情的作者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揭示了中共决策层政治生态演变的轨迹。本文以中南海历届领导人以及新生代政治家为研究对象，在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从政的行为方式作了分析和比较后，作者强调指出：在中国古代，守成者阶层主要是文人；在中国当代，异军突起的是工程师阶层。但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开创，并不是工程师的特长，……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国家不是什么人设定的轨道上跑的动车组，而是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部分幸存者和海内外学者最近聚集在美国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反思并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会者提出，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知识分子，时至今日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性的角色，仍严重缺失。也有人干脆说，今天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学者陈彦在会上介绍了法国思想界的一种观点：当代知识群体的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他联系中国目前的情况指出，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于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襁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难道就已消失于中国社会舞台？

这次会议的一个意外收获是，部分反右幸存者借会议东风，酝酿了在美国对中共五十年前迫害索赔的集体诉讼。本期的特辑汇集了这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富内容，请勿错过。

因为中共刻意篡改和伪造历史，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大多数竟然不知道魏京生和民主墙，更不知道反右运动了；时隔十八年，中国大学生已不知道六四事件了。按理说，这样的研讨会应该在北京举行，才能真正体现它的意义所在。然而，北京恰恰在不断压制反右幸存者的维权活动……诚如刘衡老人说言：“如果连造成一百万人受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肯承认、道歉与补偿，连历史上造成的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要否认，不总结、不反思，怎么可能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去构建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呢？”

这不仅是五十年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受害者及其亲友们的悲哀，也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实在是整个中国的悲哀！而更悲哀的是这种悲哀至今仍在中国大陆持续……

附录：

《动向》月刊200年7月号目录

（NO.263__出版日期15/7/2007）

「长短论」

3 民间自救的新转机

「京华传真」

6 陈良宇案查清，高层有人包庇……争鸣记者□罗　冰

8 中石化董事长

陈同海外逃落网记……争鸣记者□罗　冰

10 贪官自首限期过收效微……争鸣记者□罗　冰

12 16城市游行示威度「七一」……□陈晋江

「小消息」 14

胡锦涛访港200特警护驾

江视察军区引军头不满

华国锋批现行制度

黄华华谈声色犬马问题

徐光春：不搞婚外情有奖

张宝顺遭弹劾

中纪委点名批海南省

全国桥梁八成不合格

积压案件破六十万宗

95%「古董」是膺品

著名大学母语沦落

沪会所成毒品交易中心

浙江千艘渔船抗争

乡村选民证炒卖千元

军营倒塌伤亡百余人

「北京书简」

16 北京政坛新动向：

军人进常委，贾庆林接替曾庆红……大陆□姬　胡

18 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败局……大陆□祁绵逸

「特稿」

20 中南海「工程师时代」近尾声……大陆□吴稼祥

「官场瞭望」

23 从由喜贵落选说起……美国□朱学渊

24 胡锦涛与当代中国的双重变奏……美国□刘晓竹

「政坛迷津」

26 中国政治的特殊夏天……美国□方　觉

28 议陈竺任卫生部长……大陆□吴　庸

「特辑　反右50周年祭」

30 纪念「反右」30年讨论会流产始末……美国□方励之

32 「五七右派」已成为极高荣誉……美国□林培瑞

34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

——纪念反右五十周年……大陆□许良英

37 反右运动幸存者将在美国集体诉讼中共……美国□草庵居士

38 我没想到……     ……大陆□刘　衡

39 刘衡，青春而活力四射……大陆□俞梅荪

58 读「反右运动五十年祭」感赋四绝句……美国□余英时

「众议院」

40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问题……大陆□胡孟德

42 八耻之源……□覃州子

44 泡沫经济后面是泡沫政治 大陆□傅国涌

「谍海谲涛」

45 正视中共在海外的间谍活动……加拿大□盛　雪

48 FBI公开叫阵中国国安部……美国□周文思

「专题：黑窑奴工」

50 中共人大对黑窑奴工案的无所作为……大陆□刘晓波

52 黑窑事件的官场众生相……大陆□綦彦臣

54 四年前就知悉「黑砖窑事件」

温家宝应向全国人民道歉……大陆□朱健国

55 中国的国家是哪个阶级的工具……大陆□李志宁

「香港焦点」

56 胡锦涛的香港版「四个坚持」……□张　滔

59 《老港正传》回避反省……□黄伟国

60 正被洗刷的香港「集体记忆」……□林保华

「台湾话题」

62 「入联公投」及国民党政策大转弯……台湾□金　波

64 拯救经济　改善民生

——马英九力邀萧万长搭档……美国□杨力宇

「英伦飞鸿」

66 布莱尔首相生涯的最后一天……英国□胡少江

「港深一瞥」

67 港深双双沦为「大熊猫」……大陆□朱家台

69 上海猛揭深圳全民炒房黑幕……大陆□孙　章

「经世济民」

70 A股政策市的「周末效应」……大陆□苏　蔚

72 大陆股市会崩盘吗？……美国□李晓路

「知识分子」

73 未完成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

——如何面对后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法国□陈　彦

74 悲哀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悲哀……大陆□姚监复

「一党专制」

75 《物权法》废止「消灭私有制」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合法！……大陆□贺　剑

76 「当选」还是「党选」？……□子　曰

「维权拾遗」

77 高岗夫人李力群反对借奥运毁四合院……大陆□江河水

「书坊探幽」

78 以新的学术视角看反右

——读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瑞典□茉　莉

「神州万象」

80 没有民主　别想有世界工厂地位……大陆□陈永苗

81 三里屯的赞美诗……□石　巍

「编辑者言」 81

「彩页」

封面：（右上）陈同海　（右下）马英九　陈水扁　（下左至右）王兆国　刘　淇　李长春　吴　仪　吴邦国　吴官正　罗　干　周永康　俞正声　贺国强　曾庆红　曾培炎

封二：七一游行就是「用脚投票」的实践

封底：反右50年祭：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目录页图文

「点穴之论」　当代知识群体的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反观中国，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于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襁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难道就已消失于中国社会舞台？

——陈彦（P.73）

「新闻图片」：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园合法招牌，日前被以「打造与北京奥运盛会相匹配的整洁、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为名强制拆除。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公开提出质疑：是否每个奥运主办城市，都要求商家拆除原来的店招，按当地政府一个下属机构的「新标准」，重新制作？

「新闻图片」：因揭露萨斯疫情被誉为民族英雄的退休医生蒋彦永，被美国纽约科学院授予裴杰斯人权奖，但当局拒绝他出国领奖。图为蒋医生去年11月出席「张思之律师执业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庆祝活动」。左起：张思之、蒋彦永、李锐。

「图片报道」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6月22日在中央驻港机构前示威，对于近来大陆多名维权律师、法律维权人士被殴打及拘禁一事表达关注，要求当局不要纵容公安执法人员滥用职权。

「有钱能使党推磨（诗）」

（大陆）沙叶新

读有关山西黑窑的报道，我无言，亦无泪，文人积习，只能诉之于诗了。今日「七一」，七绝一首，庆祝党的生日：

有钱能使党推磨，

有势尽封鬼做官。

天日暗无独窑黑？

神州何处不墨贪！

上海善作剧楼

（欢迎转载介绍本刊文章，敬请注明原载《动向》杂志某年某月号以及本刊网址http://www.chengmingmag.com/）

 

 

在海外网站上同一天读到两篇同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无论论点论据和写作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吴稼祥先生「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笔者个人认为：前者立论正确（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读之令人有正气凛然之感；后者立论错误（观点模糊），牵强附会，读之令人有为毛邓江脸上贴金的嫌疑。

对於两位作者，笔者均不认识，在此发表个人的看法，纯属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请教吴稼祥先生，也请广大读者评议，希望大家通过讨论，能够一起加深对「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认识，更希望中国人民早日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吴稼祥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是结构上的民主，但还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但还在争取结构上的民主。」

笔者不同意吴先生的「基本论点」：一，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现今的中国社会实质不过是「专制社会主义」，因而不存在「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根本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挂「社会主义」之名的封建官僚主义.二，同时也不存在「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不知是否指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等）「社会民主主义」之误？他们的社会制度，本质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之不过据学者研究，北欧国家曾经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实行福利主义因而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已，其实，称之为「福利资本主义」更恰当，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以及中国现实的所谓「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议会政治，阶级和谐，普选和三权分立（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应该相提并论，更遑论「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请允许笔者在下文反驳吴先生的观点时，分散地逐渐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吴文在其「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条路经」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论証「两种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缔造的第二国际.」自从谢韬先生关於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大陆「炎黄春秋」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热烈讨论，是一件大好事，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他的知识层已经有了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再一次面临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他们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是富裕社会，多数人养少数人行得通；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笔者个人认为，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好，但并不适合现时的中国大陆，不一定是我们唯一的选项，不一定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而且，过高的税收和过多的福利，奖懒罚勤，就像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一样，势必严重损害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和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与此相比，笔者宁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让我们中国也获得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资本发展时期，让亿万人民完全放开手脚，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勇敢，勤劳刻苦，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一定会突飞猛进，待中国进入富裕社会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不迟.

现在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当前中国知识界呼籲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甚么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有甚么具体内容？他是否适合於今天的中国？他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发展的方向？……而绝对不是花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他是否产生於「第二国际」？……方石先生说得好：「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让“马家祠堂”替代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继续充当二十一世纪的“真理裁判厅”。我们完全不必万事都找马克思去开“真理証明书”。」我们未来的生活蓝图和马克思主义有何相干？我们讨论一种主义和他产生於第几国际有何相干？为什么一定要请示几具一百多年前的僵屍？正如谢韬先生所说的，马克思的后代德国人和列宁的后代俄国人都已经扬弃了他们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却还把他们奉作神明，争先恐后去他门留下来的片言只语里寻求「理论根据」。难道中华民族就没有一点民族自尊？现在已经到了不少有识之士提出「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彻底批判驱除外来的「马列主义」，恢复传统中华文化的时候了，吴先生等体制内人士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谁是正统？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吴文在其「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开首就说：「尽管社会主义的两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却很少争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只要国家政权的单一民主机能，不争取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机能；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臭名昭着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已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国华盛顿树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数亿「无产阶级专政」受难者而建立的；这段话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吴先生说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闻所未闻！查吴先生全篇大作，只有两个地方提到所谓「真正民主制度」：一，「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实行普选；缩短任职期限以及可以撤职；选举可撤换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二，「无产阶级专政与巴黎公社创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个东西。」

那么，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消过常备军（解放军）吗？取消过警察（公安）吗？更不用说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论功行赏，封官许爵」的各级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还在世袭传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武力夺取政权五十多年了，实行过普选吗？据说现在只在村一级试行，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还要在共产党的支部领导之下，这算什么普选？政府官员是普选出来的吗？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任期」吗？更别说可以「缩短」和由人民「撤职」了？中国大陆选举过「可撤换法官」吗？毛泽东时期长期「无法无天」，现在恢复法官了，上面还有一个共产党的「政法委」，根本谈不上「撤换法官」和司法独立。……凡此种种，有哪一条符合吴稼祥先生引述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阐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条都不符合，又凭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说到列宁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怕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俄国人和中国人都必然心有余悸，还是让笔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话来回答吴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无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产主义到哪里，那里就贫穷、落后、灾难相继、恐怖瀰漫、惨死无数。事实証明，共产党是民众大忧患、大劫难制造者。苏联东欧红色帝国集团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些走过不远的历史脚印还不足以说明“马列主义”的性质和效果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吴稼祥先生还断言说「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呕！

最令人不解的是吴稼祥先生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就其对民主的理解和态度所作的评价和论述。吴文说：「对这个道理，（吴文指：只有当民主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分实现时，国家的专政才是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际上的国家专政，或者说是国家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笔者註.）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有透彻理解，而且他也相当向往受到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还敏锐地觉察到他亲手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蜕变成对人民的专政，他把那些专政者称为“党内走资派”，他要在自己领导下发动第二次革命，彻底打碎变成单纯专政机关的国家机器，……这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先生在这样做时，他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另一种是进行了这场革命的国家。对前一种国家，必要时可以打碎；对后一种国家，重要的是要发育它的民主机能。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一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另一种是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剥夺剥夺者；后者主要使命则是生产，发展生产力……」。

吴稼祥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对人民实行了专政，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毛泽东这样做的错误仅仅在於中国已经革命成功，不应再打碎共产党的国家机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胜利了，不应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应该发展生产.

且不说这两段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谬误在於，迄今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証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从他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之后，党内外对他的神话产生了怀疑，刘少奇等推行较务实的路线，扭转了形势，党内外威望上升，被毛认为威胁到他的地位，於是用群众运动这种不正当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敌（请参见拙文「从“三垂岗”到“大风歌”」等）；就算他事后为自己寻找所有冠冕堂皇的藉口中，也从来没有说为了给人民更多的民主而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无数次庄严地宣称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身旁隐藏着「中国赫鲁晓夫」，他嫌刘邓十七年来对人民的专政和压制还不够，执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谓「资产阶级路线」，他连党内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说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把所有的「阶级敌人」往死里整，甚至连中共掌权后十七年来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没有任何民主。不错，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允许人民使用「大字报」这种特殊的「武器」去攻击他的政敌，但绝不允许任何动摇他权力宝座的言论出现，任何对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后来邓小平复出后，乾脆就把大字报取缔了，这是真正的民主吗？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各级党委，但也祇不过是让各级官僚「触动一下灵魂」，后来几乎全部官复原职，官僚体制原封不动。其实，毛泽东会不会给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就可略知一二，毛泽东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民主就是为民作主，我们就是愚民政策。」（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南宁会议讲话）……。能指望这样认识民主自由的现代秦始皇给人民民主吗？毛泽东已经盖棺定论，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吴稼祥先生却硬说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否请吴稼祥先生用事实说服我们？

举世公认，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不需要像吴先生说的那样複杂：「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一套政治设施，或者一种政治权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人的完全“解放”和彻底“自治”……」——笔者註）所谓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人民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时代直至今天，共产党曾经给过人民任何在其宪法里庄严承诺过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等等吗？人民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谈何民主？因此我觉得吴先生上述的论点大谬不然。

吴稼祥先生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两种使命之间的区别，把对国家的革命变成了改革，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从革命转变为生产.他这样做，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伟大论断，构成了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可以这样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复出后是如何「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吧：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四大自由」（大字报、大辩论……有限的所谓自由）、封杀北京西单民主墙，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斗士、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直至六四出动坦克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就是吴先生所说的「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尚不止此，吴稼祥先生还说：「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份珍贵遗产，邓小平之后的两代领导人都予以继承。」然后引用了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访闽时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引用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所说：「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証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甚至还引用温家宝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採访时说的「请你们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吴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民主光辉图画，可是，人们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泽民血腥镇压法轮功，看到胡温镇压民众维权运动，禁书封报，封锁网络，连天安门母亲悼念死难亲属的活动都不容许……，我们看不到中共政府实行民主的任何行动，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有任何进展，若有，可否请吴先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话回答吴先生：「胡锦涛、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特别是国际论坛以及外国记者云集的地方，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承认民主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他们的话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可是实际作为方面，始终未见动静.中共一贯言行不一，不讲信用，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奇怪。」

吴稼祥先生说：「不要以为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祇是简单地继承了他的遗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从而有可能让我们给他下一个定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佔有社会化，经济市场化，国民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

吴先生理想中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与谢韬先生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不相同。谢先生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方石先生说：「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塑造生活。中国的全部灾难皆来自没有约束、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的一党专政。」而在吴先生的定义里，首要的不是民主宪政，却是「生产资料佔有社会化」！请注意：谢韬先生说的是生产资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产资料佔有社会化」。所谓「生产资料佔有社会化」，不过是权力阶层侵吞国家财产的遮羞布而已，在这块遮羞布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化公为私和巧取豪夺，隐藏着无数的钱权交易和贪污腐败，历史事实証明，任何带「公有」和「社会化」色彩的所有制都无法遏止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贪欲，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势利导，将人性中的这种贪欲引导到各尽其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正确方向，把它转化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吴稼祥先生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和谢韬先生倡议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不同之处。

对吴稼祥先生的讚歌，胡温并不领情，中共官方「人民日报」重申：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正如谢韬先生说的：「如果只改革经济，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很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在大陆走向灭亡的覆辙.」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说的：「如果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通过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达到社会和谐，祇是一种梦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坚持一党专政，根本就不打算实行「政治民主」，抽掉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各种固有的社会弊病已经暴露无遗，无法遏止。现时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崩溃在即，就连统治者都已经感觉到晚清年代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变革就要灭亡，派大臣出国考察，取消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宣布君主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胡温政治嗅觉还比不上慈禧太后，连被毛泽东打断了脊梁骨的知识分子阶层都敢於为民立言，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了，他们还无动於衷，「春江水暖鸭不知」。笔者衷心地希望胡温能够体察民意，顺应形势，开展当年检验真理标准那样的大讨论，让全体中国人民决定我们祖国的未来去向，早日走上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不当之处，请吴稼祥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写於12/7/07纽约）

（7月14日「观察」杂志首发）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

【作　者】(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著

　张敏谦译

【内容介绍】

 RES PUBLICA公共译丛。

该书在强调美国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有冲突存在，且认为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某种起支配作用的精神，即由所有近代各种社会改革思想构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路易斯。哈茨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扬斯敦。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1946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后，旋即留校任教，一直从事以欧美政治理论为主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

本书既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学名著，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史学界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哈茨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了较早源于欧洲并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特征，此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而不是其他。哈茨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从其建国之初起，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 目录：

译者序 1991年版引言 作者序 第一编 封建主义与美国的经历 第一章 自由主义社会的概念 一 美国和欧洲 二 “自然自由主义”思想的架构 三 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动力学 四 一个单一因素的问题 五 欧洲因素的含义 六 进步派学术成就 第二编 一个新世界的革命 第二章 1776年面面观 第三章 美国的“社会革命” 第三编 民主政治的出现 第四章 辉格派的困境 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海格里斯和哈姆雷特 第四编 南方的封建梦 第六章 极端保守的说教 第七章 向“自由社会”开战 第五编 霍雷肖·阿尔杰时代的美国社会 第八章 新辉格党原则：民主资本主义 第九章 进步派与社会主义者 第六编 大萧条与世界性卷入 第十章 新政 第十一章 美国与世界 中译本简明索引 附录：本书人物简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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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主编的更迭，终于从流言变成事实，三联书店已经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看到这条新闻，我跑到书架旁翻检起自己购买的《读书》。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未听说也从未见过这份杂志。可是进入大学之后，不同学科的老师都提到一份叫做《读书》的杂志，我很是好奇，跑到书店买下1995年10月号《读书》。这期杂志上有好几篇10年后还被人记得的文章，比如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李零《汉奸发生学》、（任）东来《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等等。但是，我当时读得一知半解，就没有接着买下去。只记得一篇几百字的读者来信，纠正董乐山先生的一个用法，认为爱伦堡是苏联人，不是“前苏联”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就像民国知识分子不能说“前民国”知识分子，所以我此后一直不太用“前苏联”这种说法。这次重翻才发现，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冯象，当时他的地址还是香港大学法律系。那时网络尚未盛行，在香港看到杂志再从香港写封读者来信，难度要远远超过现在跨国交流。

固定购买《读书》是从1996年3月开始。寒假之后，刚刚开学，无所事事，从隔壁同学那里借了1996年前两期《读书》，逼着自己从头到尾一篇文章不漏地通读一遍。由于手边没有这两期杂志，也懒得查光盘，其中有些什么文章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但我可以清楚地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此后几年，从买后通读到买后只看目录，大概到2000年左右，就基本上只在书店翻看目录，再到后来连翻看目录的兴趣也没了。

2005年10月，在网上看到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从中国选了108名“和平妇女”，与世界各地的其他900名人选一起打包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原以为这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形象工程，一查资料发现《读书》是其中推波助澜最为有力的杂志之一，不仅在2005年第10期编发了专题，还在匿名的编辑手记里盛赞这个活动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出于“供批判用”的考虑，我买下这期杂志，这是我购买的最后一期《读书》，距第一期正好整整十年。

不过，这个数字很有可能在近期被改变。《读书》新任主编潘振平先生是陈旭麓先生的弟子，曾经编辑过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黄仁宇的著作。在《天朝的崩溃》自序里，茅海建先生提及与同窗好友潘振平十几年来多次对鸦片战争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在《苦命天子》后记里，茅海建还提到潘振平有“非专业读者”的概念，“也就是将读者对象定位为非本专业且有高等程度的文化人”。我已经准备从下个月起恢复每期购买《读书》的习惯，虽然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至少让人寄以希望。

 

去年是汉娜。阿伦特诞辰一百周年，中国颇出版了几本译作，这一势头延续到今年，《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定位是否无懈可击，我不是专家，无法置评，这里只能试着谈谈翻译的问题。该书《译后记》称，译作已“六易其稿”，想来经历了一番呕心沥血，令人感叹。我取原著对照译文，仔细阅读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感觉最后一章的译文质量较第一章的稍逊，出错频率倒不高，只是有些句子读起来似乎不大通顺而已。下面举几处出现在第一章及最后一章中的误译，供有心的读者参考。

例一：“它是最坏的政府形式，是魔鬼的统治。”（第19页）假如魔鬼真能展开其统治，也许那会是一种最坏的政府形式。不过，阿伦特在这里并没有提到魔鬼。原文是：it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rule　by　the　demos.这里的demos是“平民”的意思，指由庸众暴民来掌管国家。译者把demos错看成demons（魔鬼）了，“六易其稿”也终未发觉，证明翻译中的一些盲点绝难避免。

例二：“政变和宫廷革命只是权力易手，政府形式岿然不动……”（第23页）原文为：Coups　d‘etat　and　palace　revolutions，where　power　changes　hands　from　one　man　to　another，from　one　clique　to　another，depending　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coup　d’etat　occurs……这里译者没有看懂原文的意思，大而化之了。作者是说，政变发生时，权力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从一派人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上，具体是一个人还是一派人，要取决于统治的形式。比如，若是独裁统治，那就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若是寡头统治，那就是从一派人到另一派人。“政府形式岿然不动”云云，则是错的。

例三：“似乎我们太过相信，战后东西方‘革命’国家之间冲突，殃及的是财富和富足。这已经见惯不怪了。”（第203页）原文为：all　too　often　we　have　acted　as　though　we　too　believed　that　it　was　wealth　and　abundance　which　were　at　stake　in　the　postwar　conflict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countrie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这一句用了两个too，前面一处是“太”的意思，后面一处则不是，它是“也”的意思。所以译作“我们太过相信”是错的，应该是“我们也相信”。译者对整句理解似也有偏差，故重译如下：我们总是表现得好像我们也相信在东西方所谓“革命”国家之间的冲突中，真正要紧的问题是富裕与繁荣。阿伦特其实在暗示，在美苏冷战的过程中，两国真正应该较量的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自由的问题。

例四：“这一现代的、革命的语汇的主要特征似乎就是，它一直以对立的双方：右派和左派、反动派和进步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据，说起来有点不知所云。”（第209页）原文为：the　chief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odern，revolutionary　vocabulary　seems　to　be　that　it　always　talks　in　pairs　of　opposites　—　the　right　and　the　left，reactionary　and　progressive，conservatism　and　liberalism，to　mention　a　few　at　random.这一句中，“以……为依据”和“说起来有点不知所云”似乎都没什么依据，有点不知所云。现将全句重译如下：这一现代的、革命的语汇的主要特征似乎就是，一说什么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左与右啦，反动与进步啦，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啦——就随便提这么几对儿吧。

例五：“民主派与贵族派的观念，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诚然，这些对立面，都来源于整个革命经验，并以此而正名。”（第209页）原文为：the　notion　of　democrats　versus　aristocrats　did　not　exist　prior　to　the　revolutions.　To　be　sure，these　opposites　have　their　origin，and　ultimately　their　justification，in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s　a　whole……我们试想，在革命之前，“民主派”、“贵族派”这类观念怎么会不存在呢？难道它们是突然间创造出来的吗？显然不是。阿伦特的意思其实是：认为民主派与贵族派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看法，在历次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译者没把作者特意强调的versus一词译出来。后面一句则似乎未读懂原文的意思。阿伦特在这里其实是退一步说：确实，从整个革命历程上来看，这种针锋相对并不是没来由的，这种针锋相对最终也的确获得了证实，可是……她在后面还要加上“可是”，用以转折。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词汇与句意的理解方面偶有失误，不过，能将《论革命》这样的学术堡垒攻克下来，也够不简单的了，我们还是得表达谢意与敬意才行。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三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号迹园；江西泰和人。

海通以还，西方近代思想学术，亦紧随坚船利炮逼人而来，国人论学，遂有新旧中西之争。就此，王国维力主“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所言，移以论近世学人及学术史，亦甚贴切。盖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惟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以政治学为例，如罗隆基、殷海光、顾准诸人，西学淹通而中学薄弱，思辨成绩终不能与西人分庭抗礼；萧公权则以西方政治学视野，考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遂能有第一流的独特贡献。

政治学之引入中国，初期以日本为媒介，当时名家如梁启超、高一涵都有留日背景；二十年代以后乃直赴西天取经，尤以美国为重镇，后起之秀如张奚若、浦薛凤、钱端升皆留美出身，萧氏亦其中之龙象。

萧氏在美受教于多位政治学名师，1926年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即在伦敦出版，甚受西方学界佳评。萧氏认同政治一元论，主张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质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多元论，包括英国政治思想名流拉斯基；而拉氏所撰书评，亦乐于承认萧著“才力与魅力均巨”。何炳棣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作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有国际声誉者，仅得两例：一为陈体强《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L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另一即为萧著。

萧氏于近代政治学已登堂入室，但返国之后，既出于个人自觉，亦由于教学需要，开始讲授、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在清华大学时印成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抗战期间避居农家，终完成通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先秦诸子以迄辛亥革命，凡七十余万言。浦薛凤论西洋政治思想史时引言曰：“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而萧氏合政治学、历史学于一，则根深果茂者矣。

按：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名义的撰作，并不自萧氏始，但或为粗枝大叶的急就章，或为名不副实的断代史。而萧氏不仅在政治学素养上超越群侪，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亦无与伦比，故此书一出，群雄失色，至今无与争锋者。此后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无不视萧氏为魁首，论者有谓“……中国通史是钱宾四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踏进去的；中国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踏进去的；中国外交史是蒋廷黻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萧公权先生踏进去的”。

萧氏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应当时中国研究取向之需，著《中国乡村》，重在描述近世中国社会的基层控制；又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对康有为作偏向同情的理解。

萧氏的学问取径，大体以社会科学观念治史，以通观胜，而不以考据胜，以分析胜，而不以发明胜。他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亦可略见其宗旨。他以政治学为志业，却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他的学术专业以西洋社会科学为宗，而他的文学趣味却归于中国本位的旧诗词。政治学与诗歌，几为两端，而他一身兼之，这似是他的矛盾，其实是他的包容。

抗战时萧氏漂泊西南，兼职于成都燕京大学(后迁往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与陈寅恪、吴宓(雨僧)、李方桂共事，一时有“四大名旦”之号。萧氏与陈、李各有专长，以后同登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惟吴宓仅以反新文化运动闻名，以教授西洋文学为业，其学终无所成，殊不足与为伍也。

诗曰：政学师夷已上乘，归来故纸十年灯。华西坝上称名旦，四大如何共雨僧？

最近关于萨尔曼。拉什迪的新闻铺天盖地，先是英女王八十一岁寿辰之际授予了他骑士勋章，引得穆斯林世界叫骂声一片，两周后又传来了他与名模妻子帕德玛。拉克施密（PadmaLakshmi）离异的消息。据拉什迪的发言人JinAuh　宣称，拉什迪是应女方的要求离婚的，并且恳求媒体不要在此艰难时刻大做文章。

拉克施密曾经做过模特和演员，目前在主持美国Bravo电视网的美食节目“顶级厨师”，1999年她在蒂娜。布朗发布《清谈》杂志的酒会上遇见了拉什迪。接着便传来拉什迪与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维斯特离婚的消息，两人的恋情终于在2004年修成正果。在两人的恋爱过程中，一直需要忍受众多媒体对他们年龄差距的指指点点（两人相差23岁）。

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少年时代在英国和巴基斯坦间往返。他的背景决定了他一生无法摆脱宗教和政治的阴影。拉什迪首度引起世界文坛注意是在1981年，他凭借一部后殖民时代的杰作《午夜的孩子》赢得了当年的布克奖，然而小说中的“寡妇”总理形象影射了甘地夫人，令她十分不悦，甚至扬言要告拉什迪诽谤罪。真正让拉什迪名声大噪也给他带来一生灾难的是1988年那部《撒旦诗篇》，这部小说问世后，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极大反感。他们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冒牌先知”麦亨德是在影射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斯兰国家纷纷禁止印行《撒旦诗篇》，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甚至发出了追杀令，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们迅速处决这个作者。这道追杀令逼迫拉什迪在英国警方的特别保护下过了九年东躲西藏的生活。

尽管后来拉什迪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后悔和歉意，伊朗政府也一度缓和了态度，但最近的授勋事件重新引发了争议，巴基斯坦、伊朗和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都举行了抗议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示追杀令仍旧有效。终日提心吊胆的生活是否成为拉什迪婚姻失败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爵士乐歌手兼作家乔治。梅里近日在其伦敦的家中逝世，享年80岁。

梅里一直受到肺癌的折磨，却一直拒绝治疗，还坚持在舞台上娱乐大众。

在梅里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他不仅是个爵士乐歌手，还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先后出版了三本自传和数本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术书籍，深受梅里迷们和读者的欢迎。

乔治。梅里于1926年生于利物浦，其父亲是一名羊毛中间商兼演员。在斯托的学习经历让他接触到两样东西，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爵士乐和同性恋。之后，他又加入了海军，在爵士乐和同性恋方面都有所涉及，这些经历他都在自传《浪姆酒、游荡者和六角形手风琴》中叙述过。

退役后，他开始了歌手生涯，事业蒸蒸日上，非常成功。之后，他又走上了演员的道路，但在1962年结束演艺生涯，专心开始写作。他为《观察者》等报纸撰写影评或流行音乐评论，成了一名公众尊敬的影音评论员。他还和以前吹竖笛的老朋友威利。福克斯合作负责《每日邮报》的漫画专栏。（梅里负责文字部分，福克斯负责画漫画。）

梅里的老朋友，国家电台的播音员迪格比。费尔维瑟这样评价他，“他是位与众不同的、无法替代的文化偶像。”

 

——《梦醒子：一个人在华北乡村里的一生1857-1942》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近代中国的剧烈社会变动对每一个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普通人究竟如何看待，感受和参与这些变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梦醒子——一个人在华北乡村中的一生，1857-1942》通过记述一个不知名的山西省下层乡绅刘大鹏（别号梦醒子）的一生，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这本著作极少直接的理论阐述，纯以叙事和分析为主，传记式的体裁也看似并无新意，但细读之后，却让人感到著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选择本身就含有转换研究路径的意义。

人物和思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过往的研究者通常习惯于聚焦在对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精英人物，革命者和改革家身上。萧公权对康有为的研究，列文森，张灏，黄宗智对梁启超的研究，汪荣祖对章太炎的研究，柯文对王韬的研究等在今天都已经成为认识近代中国思想转换的必读经典。无可否认，一个时代中最杰出或最激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并起到推进作用，也因此容易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呐喊的少数未必在现实中代表沉默的多数的心态和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激进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也并未必象后世想象的那么大。原籍安徽的余英时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就曾经以个人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证明陈独秀在故乡安徽的真实影响其实甚为微小。在这种情况下，对先进份子和反传统者的集中研究有可能会遮蔽其他社会阶层和人士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和影响。近年来，这种以激进现代化为叙述核心的模式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刘大鹏其人，并非不为人知，但从他的故乡的有关网站看来，他在今人眼中的形象和价值无非三点：首先是一个爱国爱乡的绅士，其次他留下的日记对于了解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第三他的日记中表现出“局限性”，比如他把红军称为“匪”。前两点基本上是泛泛而谈，似乎他的日记只有原始资料的价值，第三点则反映出一种思维定势——“局限性”是不好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既然每个人本来就受制于自身的时代，经典作家也说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那么“局限性”云云纯粹就成了无的放矢的空话。更进一步，或许正是一般人的“局限性”，而不是伟人目光如炬的“超越性”，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Harrison通过对刘大鹏日记的系统发掘和分析，首先改变了把这些日记当成研究社会政治的原始资料的路径，而把日记变成透视一个普通人心灵史的材料。这一做法还意在质疑传统的精英/民众二分法。刘大鹏中过举，本应算是中上层士绅，但现实中却不得已务农经商为生。这名寂寂无名的晚清小乡绅，既不算引导潮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不算一般农民。他的经历，更让人想到《儒林外史》，《浮生六记》，甚至《孔乙己》中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儒生。和同时代醉心于现代化的人相比，刘大鹏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正统儒生，以一种失落和怀旧，然而并不偏激的心态看待现代化进程。那么，刘大鹏的这种与现代化疏离的心态究竟是否“典型”呢？面对这一可能的诘问，Harrison在序言中回答我们：“真实的人从来都不是典型的。” 这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提醒读者，个体经验不必非得代表他人才有效，强调典型意义本身可能就是虚妄和误导的。即以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人物来说，他们也未必是“典型”的，甚至胡适跟他的同代留美学生比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异类。

Harrison通过对未经出版的日记的整理，一方面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和个体，一方面试图解答两个大问题：“儒家学说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在国家放弃长期以来对正统儒学的责任之后，这一责任如何演变？” 全书并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而是在六章按照主题分别描述了作为儒生，农民，商人，乡绅的刘大鹏一生生活的多个社会角色，深入探索其文化心理逻辑。在第一章“写作”中，Harrison指出，坚持记日记这一行为，对于刘大鹏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意义。他和许多朋友一样，因为时代变动失去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机会，又因为教育改革，连做塾师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起初，刘大鹏的日记是间断的，但在阅读了曾国藩家书后，日记开始呈连续性，其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耐心，不与他人争论，自省。显然，刘大鹏期望以曾文正为楷模，通过日记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理想的君子，甚至一个古代的隐士。要成就曾文正的事功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君子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也日渐困难。最重要的是，刘大鹏始终在寻找自身作为一名儒者在儒学衰微时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Harrison尖锐地指出，刘大鹏的学圣贤，更象是以农民的身份把自己幻想成统治阶层的一员或者一名潜在的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他的日记中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被排斥在主流权力圈以外的现实。这里，Harrison 确实指出了清末民初下层文人的两难境况——他们身处主流以外，但又以主流的价值观规范自己；他们理想中的旧秩序正在崩溃，新规则又令他们倍感困惑。

在第二章“儒生”中，Harrison集中剖析了作为儒生的刘大鹏的教育背景——八岁入学，随塾师读《孝经》，《小学》，《论语》，渐此进入《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左传》，《公羊》和《毂梁》等经典。1877年夏天，21岁的刘大鹏中秀才，随后为准备举人考试到太原入读崇秀书院并最终未能获得举人功名。1891年，刘大朋最终离开书院，成为一名富商的家庭教师。这所书院的负责人是一名讲求实学和经世的学者，后来在维新运动中名噪一时的“六君子”之一杨深秀。Harrison 同时指出，刘大鹏并非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1877年的山西大旱，激进改革者杨深秀的影响都把刘大鹏引向了一方面特别注重内心道德追求，一方面也关注地方事物和实学的儒生。日记的记载显示出，这种对道德责任的追求使得刘大鹏对于当家庭教师的职业是完全不情愿，而且以之为耻的。教师对他来说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糊口之计，绝不看作终身职业。这一部分叙述还可以提醒感兴趣的读者注意到，传统教师，包括私人家庭教师和乡村塾师这一职业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命运。刘大鹏1894年中举，1895年和1898年两次到北京考进士落第。从后视的角度看，1895年和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有趣的是，刘大朋所留下的日记中，虽然以自己的眼光批评北京城市生活的奢华，对考试中过度强调书法表示失望和不满，但对于《马关条约》，戊戌维新这样的大事件反应并不明显，虽然日记中也提到著名的“公车上书”，但他本人却并未参与。显然，不论是作为改革者的杨深秀还是那场维新运动，都没有更大地触动刘大朋的心灵世界——这无疑对习惯以改革——革命为主线来理解近代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第三章“孝子”描述刘大朋的家庭生活和以孝为先的典型儒家价值观。第四章“人民的代表”中表现了刘大朋的民族意识，社群意识，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大事件的感受和判断。其对旧秩序的依恋尤其值得注意。Harrison 写道，由于清末新政的经费通过增加税收筹集，民间怨声载道，但此时现代化的呼声日益成为主流，传统的儒教价值观越来越遭到改革者，乃至整个国家的怀疑和抛弃。刘大朋的日记中记述说，虽然新政极为不受欢迎，但时人一旦对新政有所非议，动辄被斥责为保守和反动，轻则丢官，重则被构陷下狱。在这种情况下，刘大朋在内心顽强地捍卫自己认定的观念，并感叹自己完全与时代格格不入。辛亥革命在刘大朋的记载中，并非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而是奸臣袁世凯篡位，藏皇帝于深宫，改国号为民国，因而这场革命在刘大朋的眼中实不过一场违反其价值准则的政权颠覆。在刘大朋的观念中，袁世凯是绝不能做皇帝的，但宣统应当复位，他甚至在日记中宣称自己不是民国人而是大清人。Harrison 并没有对这样的思想进行价值判断，接下来表现出刘大朋民国初年的日记中对于日本的对华侵略野心相当敏锐，刘相信，日本的目标不仅是青岛，更是全中国。

根据Harrison的叙述，刘大鹏对时事的了解，不论是袁世凯复辟还是日本占领青岛，都来源于上海《申报》。但稍有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里没有就《申报》和印刷媒体在内地乡村基层的传播稍作进一步的探究——刘大朋还有没有其他媒体，如地方报纸，作为信息来源？如果主要依靠《申报》，那么《申报》本身的政治倾向是否左右刘大朋的判断与态度？民国初年《申报》在内地和乡村基层的发行和扩散渠道究竟如何？

总体看来，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私人日记这一另类原始资料的发掘，重构了一个在激进的时代中的保守者的一生，并表现出“同情的理解”，以其非精英，非激进，地方化，个人化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民间思想史研究的例子，使得晚清的历史图景更加完整。刘大鹏所属的社会阶层必然在时代演进中被边缘化，其道德和政治观念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对于早已把这些价值观内化的人来说，儒学对他们心灵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延续下来，的确不会在外部框架的轰然倒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一个并不那么显赫，也看似跟不上时代，与急速的社会进步疏离的小人物，其真实的价值和追求可能恰恰是沉淀那个时代底层的一些东西，如同汹涌的波涛下平静的河床。

 

毫不起眼的小老头

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新生在校内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从毕业生的介绍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蕊、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

在北大的几年中，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常能见到，而朱光潜先生，则是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几次，他也不大出席。只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儿从附近穿过，有同学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健，全身透出凝重肃穆之气。

我与朱光潜先生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

我是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于是到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由我承担。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喜爱，因为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也就是在那时，我与朱光潜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

朱光潜的家是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环境格外幽静。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精神矍铄。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只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势、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摸的对象。他专攻过心理学，写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坐在他面前，你会感到自己大脑里的每一道皱折似乎都被他看透了。

作为学者，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绝不含糊圆滑，模棱两可，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他又有严格的界限，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高谈阔论，枝叶蔓延。

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在接触之后，我更确切地感到他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

他讲起话来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听起来相当费劲。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但有时笑起来却笑得咧着嘴，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这种笑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而且，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将那咧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眼睛盯着你，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

几次接触后，我就确切地感到，他是一个很自主的人，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但当我小心翼翼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恭维他身体很好时，他会很和气，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每天不必要长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当我又称赞他的太极拳打得好时，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运动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时，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我见过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步子不大，节奏不快，身体前倾，姿态有点可笑。）

从此以后，我一直牢记他这一经验之谈，并效法他的健身之道。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我就会想起他的经验之谈，脑海里浮现出朱光潜先生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

美学理论王国的“王者”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前后十年，共出版了十七册，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册三十万字，总共约五百多万字。它全面地、精到地介译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有一个专集，有的更占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专集，如悲剧理论、喜剧理论、浪漫主义创作论、现实主义创作论著等。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一个启蒙渠道和西方橱窗，它为我国的西学文化研究，为后来几十年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委会中，朱光潜与钱钟书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真正权威，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就是提前在这个刊物上问世的，他还特别为美学问题的专号赶译了德国19世纪后期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的长篇论文《论移情作用》。

在美学理论王国里，朱光潜是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王者”。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不论是什么倾向、什么身份的美学家，从打着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到有资格的老左翼理论家，乃至哲学美学界的新秀，他都没有放过，几乎给每个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大有舌战群儒之概，颇有横扫千军的架势。

“文革”前夕，《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直到十年浩劫结束，朱光潜重新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当时每个研究所都提携了几个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担任学术委员。正是在这个场合，我有幸成为了这些学长的“同会者”和“共事者”。

1978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上，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宜、绿原、罗大冈、王佐良等悉数参加，还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高校领导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名流，济济一堂，竟有二百多人。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我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得到启发，借了这股“东风”，提出了针对日丹诺夫论断，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并在我主持科研工作的研究室与刊物组织了学术讨论，引起了冯至所长等前辈的关注与重视。为了使广州会议有充实的学术内容与新意，决定让我到大会上作一个主题发言。

我的整篇报告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全面批驳。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以敌视西方文化、打棍子、扣帽子、对国内作家进行粗暴打击与迫害著称。他把整个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斥之为反动、颓废、腐朽的文艺，是为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我的那个报告实际上就是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彻底翻案。

会后的反应相当热烈，不少德高望重的师长当面向我表示了热情的赞许与鼓励。我知道，与其说是报告的内容充实，不如说是因为长期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一块巨石第一次受到了正面的冲击，讲出了很多人想讲却一直没有讲出来的话。

朱光潜先生的反应更是热情，他走过来跟我握手，连连称道：“讲得好，讲得好。”第二天，周扬前来会见大会的全体代表，朱光潜特意将我从后列拽了出来，拉到周扬的面前说：“周扬同志，他就是柳鸣九，他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可是，周扬却没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怎样，朱光潜引见的意图既有将我当作他自己的弟子辈，加以亲切善意的鼓励，更有促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抨击加以肯定的愿望。

广州会议之后，我与朱光潜先生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主要都是他作为师长辈对后生的关怀。如他托人转告我，说狄德罗有一篇短篇小说很有价值，建议我把它译出来；再如，他不止一次赠书给我，题词很是客气，总用“赐教”二字，他对后辈学生的这种谦逊，使得我很是惭愧，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

推石上山 永不停歇

朱光潜先生辞世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他，不论是从学术业绩方面，还是从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轨迹方面。

他著作等身，译文浩繁，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美学哲理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所有名家经典，他无不涉及。只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地区，都能看到这个思想者——一个小老头的身影坐在那里，握着拳，支着下颌在进行思考。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并经得起推敲，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只专注于学术，心无旁骛。作为学者，他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毅”与“勤”，像他那样作出了厚重的学术业绩，产生了那么大量的论著与译著，并且是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等这样一些高难度的人物与文本为研译对象，如果不是每天从不懈怠、坚持长时间艰苦的脑力劳动，那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对于早年就已经功成名就、有条件“歇一口气”的老学人更是不容易做到。

他必须排除纷繁的世俗干扰与世俗诱惑，而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这样永无间歇、艰难枯涩的精神劳作，他就从不间断地坚持打太极拳、跑步，尽管跑得那么手脚笨拙，姿态可笑……据他的家人回忆，直到他逝世前几天，他还手脚并用，亲自爬上楼，为他翻译的维柯著作查对一个注释。

在从燕东园到燕南园的平静书斋里，他一直瞄着自己内心里的目标，一点一点实现他的宏图，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一一出版问世，而且大有泉涌之势。他的精神品格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终生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摘自《浪漫弹指间》柳鸣九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