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在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时候，有司鹏程者出来唱反调，质问道：《“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马上有老右派严家伟先生写了《你要“右派”忏悔什么》作了回答，指出司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至将‘右派’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我和几位老右，读了双方的论战文章，觉得严文虽然痛快淋漓，但司文的咄咄逼人，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回答的。我要作一点补充，将题目的“你们”改为“我们”，以一个右派的身分再作回答《“右派”，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我的这篇文章已经写到八千字了，还没有写完。回头一读，感到过于冗长。其实，对于司鹏程，实在没有必要在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上辩论。这是一个伪问题。现在难道还需要辩论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就总体而言──是否应该“忏悔”吗？辩论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就掉进了司鹏程预设的陷阱里了。
我们可以查阅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连中共中央也不认为右派还有什么需要“忏悔”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关“改正”右派的文件是根据邓小平的“理论”，也就是担任过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了反右运动的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反右是必要的，所以留下了几个“不予改正”
的右派垫底，但是仍然承认“确实扩大化了”，“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云云（《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起码是这些被扩大化“误伤”了人，他们占了右派总人数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司文的确荒唐透顶。他认为右派对共产党来说，是一群“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纣者，虎者，共产党也。按照中国语言习惯和道德标准，纣和虎虽然可恶，但助纣、作伥者是帮凶，司鹏程称之为“御用帮闲者”，是“共产暴政吹鼓手”，更加卑劣下作，寡廉鲜耻，面目可憎，比纣比虎还该挨打挨咒，因此，今天应该“忏悔”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这些“右派”。今天清算历史旧账，是右派欠了中国人民的血债，哪有资格要求“平反”、“索赔”？结论就是“平反，平反，平个鸟反！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的专制合法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
司鹏程这样立论，标新立异，却完全颠倒了是非，受害者换位成了害人者，令人目瞪口呆，大可惊世骇俗，原来应该“忏悔”的成了受害者“右派”！躺在天安门前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一定会哈哈大笑道：“司鹏程先生，我要好好谢你，请你吃一大碗红烧肉啊！”
司鹏程当然可恶可恨，但是，我反思一下认为，发表任何观点，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在国内争取言论自由，在海外对于别人说三道四就怒从心起。我虽然反对司鹏程的观点，但是我要维护他发表这种观点的权利。他司鹏程爱说什么都是他的权力。莫说要“右派”忏悔，就是认罪，请罪，接受惩罚，也未尝不可。
在中国，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认为“右派”要“忏悔”。只有思维出了毛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那么，司鹏程的思维出了什么毛病呢？就是已经辨析不清历史的真伪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真伪莫辨。
中国古人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论辩规则：这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不过这“持之有故”四个字大有讲究，第一就是论据一定要可靠，第二推理要合乎逻辑。如果你持之无故，论据虚假，推理出格，那就要向你亮出红牌。正是在“持之有故”上，司鹏程先生犯了规，随心所欲地改铸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出示红牌！
司鹏程先生的文章想要走偏锋，走极端，一鸣惊人，与实际的历史事实唱反调，南辕北辙，从而引申出别具新意、一鸣惊人的结论，因此他不得不改铸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谁也不能超越的铁律，这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谁为了迁就自己的观点而改铸事实，从虚假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可信的结论。反之，为了证明自己偏执的观点而随心所欲地改铸事实，自然也是历史研究的自杀之路。司鹏程的文章充斥着大量改铸的伪造的事实，我列举数例如下：
1、司鹏程说：“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运动是毛一时兴之所至还是当局刻意设计的引蛇出洞，殊难考证。但毋庸讳言，‘右派’们无不是抱着治病救人、帮党整风的初衷，对中共提出建言的。孰料高瞻远瞩的毛主席受到蒙蔽，将精忠报党者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历史才过去50年，还有一大批右派活在世上正在现身说事，对于反右问题，《毛泽东选集》、《文集》、《文稿》都言之凿凿，毫不隐瞒他是采用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他设置陷阱的全过程都基本上公开了出来，而且是洋洋得意，自鸣得意。当年的报纸一页一页都可以翻查，有关的书籍出版了一大批，回忆文章不断在问世。这位学者却故作高深地说“殊难考证”，毛主席是“受到蒙蔽”，反右运动是“历史的误会”。司鹏程先生好象在写《红楼梦》新考，在“太虚幻境”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司鹏程为了颠倒反右运动的实质，为了开脱毛泽东自己也不推委的责任，他故意隐瞒真相，欺世惑众。
谁说毛泽东不是英明领袖呢？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到蒙蔽”
过。反右是他最得意的大手笔大功劳。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主政28年。这期间他写出的文章也是车载斗量，其中最具有文采气势的就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反右之后，毛泽东诗兴大发，不断地抒发他万事如意万事顺心的豪情，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送瘟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到韶山》）、“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答友人》）等等。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受到过蒙蔽！
假若司鹏程先生没有经历过反右，对于以上明明白白的事实又不愿意费心费力去考证求证也不要紧，那就请不要信口开河，更不要说“殊难考证”，装出一付学者的模样，欺世惑众。
所谓引蛇出洞“殊难考证”，毛主席是“受到蒙蔽”，反右运动是“历史的误会”都是伪问题，司鹏程制造出来的。
2、司鹏程说：“运动中遭受密集批判的是所谓‘三大反动理论’，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说过‘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类的话语。因此前述语言是否出自中共的归纳或假想，姑且存疑。”
司鹏程的高明手法就是故意把水搅浑，弄得真假莫辨。章、罗的两人的言论实在没有“姑且存疑”的道理。当时，毛泽东就是据此捆绑出一个“章罗同盟”。章、罗两人之间是多年的冤家对头，互相交恶，所以后来中共中央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我最近极为过细地反复地查阅过1957年6月份的《人民日报》。当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开的座谈会记录，都在第二天的报上发表，凡自己认为有重大出入之处，发言者都立即去信要求更正，报纸也给发表，看他们要求更正的信，好象都不是报社故意篡改造成的。
章、罗两人的发言就刊登在报纸上，其真实性问题，从当时到后来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章、罗本人，表示过怀疑或表示否认，而这位司鹏程先生所谓“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制造玄虚的所谓“姑且存疑”，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世界保证，司鹏程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制造谎言，欺世盗名。章、罗两人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的发言。作为历史研究，这是学术品德不端的表现。这样的历史研究，有千害而无一利。假若，“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说过”，请司鹏程先生举证一二。对于重大史实的更正、考订，学术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任何重要的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引文，必须标注出处。如此重要的史实，不引用原文，不注释出处，虚张其势说有“多次”，那就不打自招地证明是假的。
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旁证，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大学的大右派葛佩琦的例子。《人民日报》发表人大通讯中，把他的发言作了重大篡改。葛佩琦在人大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刊登在该校校报上（其中就动了手脚，葛佩琦本人已经要求更正），原文是：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刊登时添油加醋篡改为：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
葛佩琦当时去信报社要求更正，但是未予理睬，直到20几年之后，改正右派时，才从《人民日报》的档案库中翻倒出当初的这封信来。《人民日报》敢于篡改葛佩琦的发言，大概因为认定他是国民党的少将、战犯，可以无所忌讳，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似乎还没有任意篡改的情况。
不过经过篡改之后的葛佩琦发言，使他成了全国最凶恶、最猖狂、最反动的右派代表，是右派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葛佩琦因此受到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宣传反右的正确必要，葛佩琦成了第一个例子。
章、罗两人的发言，从来没有出现过真假有无的问题。这是司鹏程制造出来的一个伪问题。
3、司鹏程说：“中共党史这样评述章、罗、储等人，‘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同样的道理，司鹏程对引文加了引号，却不注明出处。他如果是严肃的历史著作，这里应该注明是哪一本“中共党史”，因为中共党史的版本实在是数不胜数，读不胜读，我无法证明司鹏程言之有据或言之无据，但是，揆情度理，既然章、罗、储是中共中央决定“不予改正”的三个右派，恐怕党史著作不敢也不会和中央唱反调，如此明目张胆地为三个“真右派”评功摆好，大唱赞歌。如果倒退到反右之前，著名的民主人士有的是，根本不可能为“章罗储”三个人摆功。
打乱时间、地点、条件，按照需要剪裁和嫁接史料，是司鹏程的拿手好戏。司鹏程在这里为章罗储编造“革命”功绩──事实如何另当别论──是为了证明右派是一群“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写作历史文章，首先要史料真实可信。如果史料虚假，或者按照需要剪裁、嫁接、杜撰，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从虚假的前提哪里能够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呢？司鹏程按照自己的假想写文章，因此充满了这样似是而非的历史陈述，所有历史事实，经过司鹏程的叙述剪裁嫁接，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面目全非，连官方史书中也不敢这样放肆地明目张胆地造假，实在是一种极为卑劣的学风。
司鹏程采取了反右斗争章、罗的手法。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说当时批判揭发章、罗的手法：“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凭空捏造的事，是并不多见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据需要随意解释。如果材料还不十分合用，可以加以剪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倒是非。”（第203页）隔了50年，司鹏程以极左的姿态高调上纲批判章罗储，其手法依然是继承了旧的衣钵。
现在有司鹏程者站出来，猛喝一声：“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问得众老右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我忽然发现，这位司鹏程先生的双脚不是站在大地上，而是站在心造的幻影上。他企图用虚假的史实一拳打遍天下众“右派”。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司鹏程出示红牌！
（2007-07-09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