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蓦然回首，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已经整整50年。前些日子读了北大右派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其中提到，一批怀抱理想主义的北大学子要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广场》，身为校长的马寅初曾慷慨表示要资助他们500元，放在半个世纪前，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一个北大学生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12元5角。据说这笔钱是他一篇关于节育人口的论文的稿费。因为反右运动已是山雨欲来，马寅初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资助最后没有兑现，但这件事曾激动和温暖过张元勋、陈奉孝们的内心，令他们半个世纪后仍念念不忘。我不知道那篇论文是不是就是名留青史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曾为此蒙尘20年，也为此赢得了超越时代的荣誉。50年后，当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新人口论》和马寅初身上时，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公平，这也许是对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后世知识分子最好的启示。

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保持创造的活力，而且要承担社会责任，关怀民生，服务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说真话，做到以真理为依归，不患得患失，不斤斤计较，不把眼前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即使在横逆袭来之时，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爱因斯坦、罗素他们的选择，也是胡适、鲁迅、马寅初和顾准他们的选择。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首先并非因为他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他担任过北大校长，而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50年前，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当时的时宜，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依然义无反顾地说出真话，甚至在遭到批斗、围攻之时，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依旧毫不屈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述，早在1927年马寅初曾以“牺牲主义”来概括北大精神，就是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服务于国家社会。可以说，他一辈子践行了这样的北大精神，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身为经济学家，不断地说出那个时代的真相，不畏权势，不怕报复，直言无忌地批评炙手可热的强势利益集团。1940年，他在给陆军大学将官班演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并指名道姓地说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他的言论如此锋芒毕露，如此毫不留情，如今读来依然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是今天那些为官方政策作注脚、为大款做托的经济学家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这些言论当然大大地得罪了权贵豪门，他因此一度被软禁在偏僻的贵州息烽，也因此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

马寅初因痛感国民党的腐败而选择了他所陌生的共产党，这是他后来悲剧的根源，显示了他天真的一面。但是，即便在他期待和向往的“新时代”到来以后，他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放弃说真话，像郭沫若之流那样成为只会唱赞歌的喜鹊，成为一个可耻时代的应声虫、传声筒，《新人口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知识分子而言，老实说，说真话算不上一个高调的要求，只是一条立身处世问学的底线而已。但不说真话一定是可耻的。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以时间作证，那些由虚伪、贪婪、懦弱和犬儒编织起来的精美花环注定了只是泡沫，50年后马寅初受到的普遍尊敬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观察》首发

 

随着香港的回归，也随着八九杀戮记忆的渐渐远去，香港的环境在中共多方面的渗透控制下，无论是在其“繁荣”还是在“自由”度上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香港的新闻自由、民主法治正在持续倒退之中。

一

一方面，中共现在十分自豪地向外界宣称，香港依然“保持着繁荣稳定”。这话似乎看起来说得不错。而实际上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空气却已使香港社会像肌体患病的混血儿一样，内在元素正在悄然发生着润物细无声般的质变。虽然一眼望去，香港的高楼大厦依然漂亮地林立在那里，市面上灯红酒绿的景观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波动，但里面的一切已然不是原来那么一回事了。

本来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是一个小市民、生意人聚居的世界。生意人历来就讲究“和气生财”，何况像香港这样一个生活空间闷窄，熙熙攘攘的城市，素来习惯于以生意人头脑思维的香港人在中共的耐心调教下，更是对“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领会尤深。

从香港的媒体在回归后变得越来越自律，越来越不想刺激中央政府就可以看出，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可以让北京放心。据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今年1月访问700多名香港的新闻工作者之后公布的新闻自由调查报告中披露，有58.4%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自由的情况较1997年的情况有所倒退。有接近六成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业界的自我审查情况较十年前严重。主要表现在淡化有关中国政府的负面消息、北京政府认为敏感的消息以及有关媒体老板或其相关利益的负面消息。在受访者当中，30%承认在过去一年曾发生自我审查的情况，有40%的受访者表示，知道有业界内的同事或管理层出现自我审查的现象。调查认为，香港的商业传媒现在已经自觉倾向于低调处理一些不利中央政府的负面消息，以及一些中央政府认为是敏感的新闻题材。一句话，也就是自觉养成了对北京察言观色的做事趋势。当然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方面，中共通过各种方式促使香港媒体“自我设限、自我审查”。另一方面，让媒体人如郑经翰和黄毓民等名嘴们下岗，或让政界人士如李鹏飞先生等都不时遭遇莫名其妙的恐吓，成功地使这些香港人也像大陆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诸如此类的黑社会做法让敢于批评共产党的媒体和言论噤若寒蝉。名嘴郑经翰和黄毓民的下课便意味着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已在日益恶化。

香港的新闻自由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这与那些渗透在香港各行各业负有特殊使命的中方人员的工作成绩是功不可没的。

尽管如此，依然有不畏威胁的媒体人一如既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名嘴——时事政治评论员黄毓民说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可以继续讲自己相信的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宁愿为香港的民主自由付出代价。

二

在刚刚回归不久的那几年，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至少还可以通过香港荟萃台播出的《头条新闻》那样的时事讽刺节目。我们在节目主持人以轻松调侃的形式针砭时事之中，了解到香港人的想法和 “国家领导人”的不堪，但后来经过港媒犬儒化的“自律”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档雅俗共赏的好节目了。

比较香港两个电视台，感到荟萃台没有亚视台表现得那么“亲中”，这是我曾倾向于喜欢收看荟萃台的原因之一。而十年过去了，发现荟萃台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了。更何况在新闻节目播出敏感新闻时，内地的转播因为故意迟滞几秒钟的原因，会随时遭遇强制性的转  播中断。以前在中断时，常常强行打出一行与播出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广告语，而现在内地政府部门在干预的手法上也更加趋于细腻了，遇到必须掐断时，就突然插入一段事先录制好的香港电视台的商业广告节目，乍一看，还以为是香港电视台自己出错了呢。

二

自回归伊始，中共就十分担心，香港的政制如果一旦民主化，就极有可能使香港成为“反共基地”的长青藤。所以十年来，北京不断通过它的代理人或代言人以各种渠道用文化、文字、传媒等各种手段来控制香港社会和香港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教育港民，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相当良好，没有必要即时改变，若将西方的民主制度照搬到中国，引入普选“不利香港的民生，民主化会令香港‘非商业化、政治化……’。”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以及资讯自由，是以往香港四大成功的支柱之一，如果资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受到破坏的话，香港迟早一天会走向大陆化。这当然不是香港人的希望，也更不是民主世界乐意看到的情景。

我记得在董建华特首的第一届任期中，电视直播了由香港记者协会对他的一次采访，董面对五、六席记者呈扇形的自由提问时，倒也不失大家风度，但当记者忽然问到董特首如何看待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杀时，董建华顿时乱了方才，他摸着本来就稀疏不多的后脑勺，支支吾吾地回应说：“当时，我是很注意事态向何处发展的，八九年那段时间，我全面地观察、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因此我对那段新闻还是有我自己的考虑的……” 从董建华这番答非所问的表态即可看出，以香港特首为代表的商人政客们早已使是非标准让位于实际利益。

而且，前一段时间，中国民建联主席马力发表对记者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言说，与其说是他自己的心里话，还不如说是他有意识地透过媒体向中央政府发表效忠演说。

三

7月1日，看到电视上正在转播香港 “回归十周年”庆典活动，感觉看香港台与看中央台已经完全没有多少差异感。

当胡锦涛主席板着面孔，长篇大论地读着秘书们写好的、枯燥无味的讲话稿时，他可能把台下香港听众意淫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人大代表。当他最后大声地读出大意是希望香港的明天更好之类的话时，我真希望他改变一下自己那付看惯了的刻板表情，然后令我失望的是，连这样一句本来给人希望和鼓舞的话语他都无法做到一丁点儿放松，居然连最后一刻都仍然保持一脸的严肃甚至是大厦将倾式的表情，我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长篇大论的评功摆好本来已属多余，可是，连最后的祝福语都楞是要让人陪着他紧张到底，这难道就是中央政府要给香港人的希望和鼓舞？

我十分怀念九七之前的香港，因为我可以被香港电视人的轻松心态和自由挥洒的情绪所感染，还可以从电视谈话节目中看到对李鹏弱智形象进行绘声绘色地调侃。而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以致于我原来很喜欢看香港电视尤其是时事节目的习惯也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成功控制而在不知不觉间彻底地改变。我想，如果香港的新闻自由得不到保障，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等也势将难以维持。这个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必将直接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现在，虽然香港在中央方方面面的耐心调教下已难以重振昔日“反共基地”自由民主的雄风，然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要把香港变成“拥共基地”只怕也是北京当局的一相情愿而已。就当下或未来而言，香港、台湾应该也仍然可以担当起推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示范责任。

 

今年的兰州，有关“牛肉面”的话题就象牛肉面一样“热”气腾腾。

黄金5月，作为兰州最具特色的大众化经济小吃，其制作工艺刚入选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6月份，突如其来的牛肉面涨价风潮让广大市民感到不知所措。6月16日，兰州市西固区市民首先发现，他们钟爱的“牛大碗”竟一夜之间上涨0.5元。小碗牛肉面由原来2.3元上涨到2.8元，大碗由原来2.5元上涨到三元。消息传开，舆情哗然。许多市民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于是，兰州物价部门出手，近日在“掂量”了“牛大碗”的轻重厚实后首次限定：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0.2元，违规者将严厉查处。（7月4日中新社http://news.sina. com.cn/c/2007-07-04/075013370528.shtml）

一碗小小的牛肉面，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居然引来那样多的市民感到了生活难以承受之重，居然引来物价局下限价令。

人们会关注这里面的什么问题呢？关注物价局的限价令吗？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它代表了政府有关部门在类似问题上的一种态度。至于这种态度合不合理，见仁见智，又自然会有各种说法。不过在我来说，所关注地却是牛肉面涨价这件事本身。因为在我心目中，它透出了当前中国的民生之艰。

看兰州牛肉面的涨价史：据了解，2003年兰州推广卫生碗时，大碗牛肉面价格从二元涨到2.2元，小碗从1.8元涨到二元；2006年，无论大小碗均再次上涨0.3元；到了这一次，是无论大小碗均上涨0.5元。不要小瞧这样的涨价，因为它是对于一种大众化经济小吃而言的。不客气地说，它有时就可以扮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它是因为什么涨价的。听牛肉面老板们怎么说：“牛肉、清油以及调味品等原料价格都在大幅上涨，再不涨价就难以维持。”我们不必去对牛肉面馆老板的说法做什么调查，每一个人只要感受一下自己身边的油价、肉价以及各种物价，那么就完全可以否定牛肉面馆老板说谎的可能。

但是，你因为什么涨价其实也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公众是否能承受得起。说到这一点，恐怕只有期待于这样一种设计：物价涨，人们的收入也同步的涨。于是，人们继续吃牛肉面，牛肉面也得以继续经营甚至发展。不过看来现实并没有实现这种设计，因为人们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而且确实较少的去吃了：新闻告诉我们，虽然物价局下了限价令，但许多面馆依然在涨价经营，而前来吃面的客人明显减少。而接下来又会如何呢？牛肉面馆会不会出现经营困难？会不会大面积的关门歇业？我不敢对此保持乐观！

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牛肉面所面对的困局仅仅体现于牛肉面身上吗？恐怕未必，它也许只是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民主论坛

（独立中文笔会简讯）国际笔会第73届代表大会于2007年7月5日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幕，塞内加尔总统阿布杜拉耶。怀德主持了开幕式并致祝辞。

今年是国际笔会的“非洲年”，这是国际笔会第二次在非洲举行的代表大会，由15个非洲国家联合支持召开，主题是“话语、世界与人的价值”。来自国际笔会总部和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分会及各方面来宾共4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包括本会张裕、廖天琪、杨炼、阿海、齐家贞、高瑜、楚金，以及蔡咏梅（代表香港中文笔会）。

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致开幕辞

塞内加尔总统阿布杜拉耶。怀德主持开幕式

廖天琪与格鲁沙会长交谈

高瑜在狱中作家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蔡咏梅在女作家委员会会议上演讲

 

[编者]9月24日，十几万美国民众再次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要求布什政府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美国人好象非常喜欢给政府“找麻烦”，动不动就要上街去示威，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感觉美国的政府“真是没面子”。不过，美国为什么会如此“乐此不疲”，频繁地给政府施压？“我们只想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是一个有裂缝的美国。”一个美国参加示威者如是说。……

一、美国认为何总跟政府过不去

1．示威，“另类的”政治参与

西方社会有一个重要思想：“公民社会制衡国家”。认为国家是“必要的邪恶”，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民社会需要国家调解其内部的利益冲突，保护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会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但是国家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若无力制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范围将会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从而危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划定国家行动的界限，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现代的民主主义者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并已形成一个共识，即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乃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条件。

2．本能警惕：对政府行为设防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这种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

3．美国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美国人民本来就不相信政府，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呈逐年降低趋势。如今有3/4的美国公民不信任政府。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具体涉及到两个方面：政府行为的客观效果；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感知。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民调显示只有1/4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不仅存在于联邦政府，更普遍存在其他公众部门。

4．示威游行的拥有法律依据

人民之集会示威游行及集会机即根据美团宪法所作之下列规定：1、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之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剥夺人民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2、第九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列举各种权利，不得解释为否认或取消人民所保有之其它权利」（所指即隐私权，亦指民权隐摄论，即人民握有对隐私的隐摄权的保留权。）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之规定，美国迄无一综涉游行示威或和平集会之联邦法律，可资普遍应用于全国。

二、享受示威，温和的表达

1．美国的示威文化

示威游行在美国颇为常见，但它不再是异见人士的专属行为，而成为主流人群的政治参与形式。1999年抗议世贸组织的示威成为劳工组织、环保主义者以及激进份子的“不可能”的联合。与往往以暴力冲突收场的反全球化示威不同的是，最近美国爆发的反战示威，吸引了社会更广泛人群。这次游行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庞大的规模，广泛的支持以及暴力事件的空缺。游行吸引了许多过去不知抗议示威为何物的普通百姓。初来乍到的示威者极少采取令人反感的极端暴力活动……

2．两种利益一个平台上的交锋

分寸、文化在美国的示威文化中，政府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不是你有我就没有的关系，而是你有我也有的关系。当两种利益处在一个平台上时，便要寻求折衷与妥协，这是美国示威文化的精髓。首都华盛顿是双方都有权利表演的一个大平台，政府可以去实现政府的利益，老百姓则可以享受示威自由。这样就出现了电视上极有对比色彩的画面：这边总统就职典礼显得神圣庄严，那边老百姓示威则色彩斑斓，各不相干，虽然极不对称，但却相映成趣，双方遵循的原则是谁也别乱来。

3．示威，“低成本”的政治手段

美国人内心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深深的恐惧，担心在某一天这个政府会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变成一个专制机器。在美国人心中被牢牢树立了这样的信念：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自己去捍卫。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在美国遭遇私闯民宅的宅主，不是先去打电话报911，而是拿起枪指着匪徒，如果不立刻出去，被崩了白给。公正地说，美利坚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进取心，最具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民族。而示威游行则成了他们表达和争取自身权益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方式，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被不断地利用，并且在法律上给予了极高的保障。

三、“示威，让世界知道美国的裂缝”

1．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在互强

“我们不想挨催泪弹，或者搞一个火药味很浓的示威，我们会沿着规定的游行路线行进，我们只想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是一个有裂缝的美国。”我想，这是美国示威文化培养出来的典型示威者。在这个国家，社会秩序、国家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整齐地展现出来，彼此共存，相安无事。他们之间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在互强。用中国最时髦的话语符号表达则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得到了合理兼顾。示威没有允不允许的问题。美国大选，总统是谁，不等最高法院就选举中的关键性争议作出来裁决，谁都不知道。

2．示威，争取“上帝”的待遇

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通过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争取权益。……一般来说，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所以有些人很少有进入政坛的机会。反过来，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详细]细想来，在所有的民主法律之中，游行示威从来就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力。由此说来，美国人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参与他们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争取合法权益，实在是合情、合理，更加合法的事情。据说，就是因为如此，在美国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

3．结语

细想来，在所有的民主法律之中，游行示威从来就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力。由此说来，美国人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参与他们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争取合法权益，实在是合情、合理，更加合法的事情。据说，就是因为如此，在美国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

附：

美国的反战示威游行

1.2005年9月24日，数万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反战人士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集会，并围绕白宫游行示威，呼吁布什政府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将巨额战争开支投入到教育、就业等方面。

2.2005年1月20日，美国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游行示威。与此同时，在去年11月大选中获胜连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这里宣誓就任第55届美国总统。

3.2004年10月18日,数百名工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聚集，要求解决医疗保障、改善工资待遇、有保障的社会安全权益，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

4.2004年8月29日，在美国纽约第七大道上，游行示威者抬着伊战阵亡美军士兵灵柩的仿制品向麦迪逊花园广场进发。……    

 

近年来中国社会里民权意识的觉醒已有长足的发展。在“反右”运动过去五十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受害者都站起来，要求政府赔礼道歉，并且给予精神和物质的赔偿。然而不论是群体性的联署公开信、申诉信，还是个别人的呼吁、呐喊，这些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或胡、温等个别领导人所发出的信息都石沉大海，除了海外网站报刊上刊载了之外，中国境内的媒体一概如死水一潭，水波不兴。当年“右派”云集，运动的主要发端地的北大，在这个纪念性的历史时刻，对于当年自己学校劫后余生的学生所发出的“紧急呼吁”、“最后呐喊”也依然“五十年不变”，装聋作哑，毫无反应。

有一些当年的右派或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只要一跟权力沾边，就立刻站队到“加害人”——政府的阵营里去，再也不从历史的公正角度来看问题。对于中共权力核心来说，不论是法理上或是道义上都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正与邪的问题，唯一算数的是权力的有与无。因为“拥有”还是“失去”对于这些深谙厚黑学的贪官污吏来说就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民主社会里，一位政治家下台以后，还可以继续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可用其他的方式贡献于社会，然而，专制政体的高官一旦失势，身败名裂不说，有时甚至人头落地。显然，胡温等党政军的头头们认为，一承认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上的错误，他们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严重的反弹意味着自己身家性命皆不保。因此老耄右派在发出了维权争抗的呼声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善意回应，相反地，多半立刻就被警察公安盯上，被警告要噤声、住笔、禁足。许多人被警告不得出国参加相应的研讨会。

然而历史的面貌总会还原的，在中外的历史上，国家暴力是罪孽最深、为害最烈，也最不可原谅的，犯了罪的政府应当接受审判，它的政权继承者必须向人民道歉赔偿，这是绝不能姑息、逃避、掩盖或推诿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时间。下面以韩国的光州事件、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德国对二战受害者的赔偿为例，看几个政府如何审判旧政权并且背负起历史的道义和经济责任。

光州事件还原了历史真相

韩国的光州事件發生於1980年5月18日，混乱持续约十天。这是一次光州市民响应汉城及全国各地的和平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民主、抵制军人政变、抗议戒严令。握有軍權的全斗煥將軍出动军队和坦克鎮壓這次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死亡和受傷。反对派的领袖金大中被起诉，判了死刑。数千名市民遭逮捕。这次运动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景象：市民，包括妓女们，为受伤者捐钱捐血；坦克碾过抗议学生的躯体；5月21日一名青年爬上坦克挥舞国旗，遭到枪杀。凡此种种跟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有很多令人感动的雷同之处。

在往后几年内，人们一直试图纪念受难者，却总遭到打压。1987年新总统卢泰愚上任后，开始变调，承认光州事件是民主爱国运动。九十年代以降，开始关于赔偿受害者的讨论。1996年事件的罪魁全斗焕和卢泰愚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刑狱17年。1997年五一八终于被定为国家纪念日。同年年底金大中当选为新的总统，他赦免了全斗焕和卢泰愚，一切的赔偿、医疗保险、平反复职的事宜得以开展。在事件中死亡和失踪的人约六百多名，负伤的五千多名，他们都分别得到政府的总计大约十亿美元的赔偿， 所有受害者获得国家所封的荣誉称号。

二二八事件的索赔

1947年2月27日在当时台北街头，因政府查缉私烟造成血案，触发了台湾本地人的示威、罢工罢市的运动。由于士兵开枪击杀请愿民众，爆发的军民冲突遂转变为省籍冲突，蔓延全省。政府除了当即的镇压，随后接着是清乡，大肆逮捕台湾的社会精英分子，台湾从此进入戒严状态的白色恐怖时期。在事件中罹难的人从数千到数万，各方显示的资料有极大出入。

省籍情结毕竟还是得台湾人自己来解开，台湾虽在1987年就解除了戒严和党禁、报禁，逐渐步入民主化，二二八事件也開始啟动了正名和平反，次年“二二八事件调查委员会”成立。但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上，还是到了台湾籍的李登辉当总统的1995年，才正式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家属道歉。1996年台湾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行政院也将每年二月二十八日订为国定纪念日。2003年和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馬英九代表国民党再度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

1995年 “財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会”设立了，事件中傷亡的遺属，可向基金会报备和申请賠偿，整个赔偿的过程为时十年，直至2004年10月6日才屆滿。据称，受理申请的案件为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蹤177、其他1383。最高賠偿金額600萬新台幣，賠偿总額达71.6亿元。台灣政府还将平反范围扩大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间的7000多宗冤假錯案，受害者得到了政府的賠礼道歉。台湾各地树有纪念碑、纪念馆，每年逢忌日都有纪念活动。今年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一座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行了落成典礼。至此，可以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得以还原，受难者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尊严。惟其这样，长期困扰台湾的省籍情结才有可能逐渐化解，社会的公义和正气才能树立。

德国对纳粹受害人的赔偿持续了半个世纪

众所周知，战后有24名纳粹的最高统领人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审，其中12名被判了绞刑。同时盟军在二战胜利之后，立刻在“四强”占领区推行“非納粹化”运动（Entnazifizierung）。這是根據波茨坦協定的精神，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政治、经济、司法、社會、文化、出版等领域內進行清除残余的納粹分子。大约有20多万德国平民被逮捕，受到审查，并且按罪行的轻重定罪从死刑到无罪发落不等。

在经济赔偿方面，一分为二的东西德各自承担了责任。西德方面主要向以色列和其他自由地区的受害人和国家，东德则向前苏联和波兰进行赔偿。总的说来德国从1952年开始进行的赔偿直到2007年夏季才结束，整整延续了55年，总共的款项是个天文数字的632240亿欧元（根据德国财政部的数字）。

根据 “德国赔偿政策” (Deutsche Wiedergutmachungspolitik)，尚处于废墟状态的德国于1952年就通过“以色列索赔会议”（Jewish Claim Conference）这个机构开始向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发放赔款。赔偿的对象是个人、团体或国家。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政治的原因而在生命、财产、健康、劳力受到剥夺和侵犯的人，都拥有索赔的权利。战后以色列建国，这些巨额的赔款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建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德国的这项“联邦赔偿法令”（Bundesentschaedigungsgesetz）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扩大，连间接受害者，如艺术家、学者由于不同意纳粹的理念而失去职务或经济利益受损，也可以获得补偿。

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继续进行并扩大赔偿的对象，将原来关在铁幕后的那些东欧国家里的纳粹受害者也囊括进来。“和解基金会”于1990年建立，由政府和民间投入了18亿马克（相当于9亿欧元，向波兰、白俄、乌克兰、捷克等
前共产国家的受害人开放，对每个被纳粹关进劳改营的受害者赔偿一千马克。后来施罗德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共同创建“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再次由德国政府和企业存入十亿马克，接受世界各地最后一批的二战受害人或其后人的赔偿申请。

长达半世纪的对纳粹罪责的谴责并没有因为2007年夏季终於收尾的赔偿行为而告终。德国社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以为赔了金钱，就能洗掉罪责。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于德国人对于自己历史责任的反思和忏悔比较深刻和真诚，所以现在虽然又成为欧洲的大国和最强的经济实体，却并没有遭受到邻国的猜忌。最近德国刚刚结束欧盟轮值主席任务，担任主席的女总理莫克尔委屈求全、顾全大局，终于让27个参与国在欧盟基本条约上达成共识和协议，她克尽职守，谦虚低调的态度得到一致的赞誉。相反地，波兰的双胞胎首相和总统在会议期间百般刁难，摆出苦主的态势，甚至提出波兰二战期间（被德国人杀）死的人数今天也应当算进去，这样波兰的人口就有66万，因此应当分得更多的权力。对波兰的缪论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和同情。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物质和金钱的赔偿虽然并不能清洗罪责，但是却是必要的。以色列、俄国、波兰和其他一些曾被纳粹荼毒的国家和个人都得到了德国的物质赔偿。这对彼此在跨越历史鸿沟、治愈伤疤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反观中日之间的恩怨，由于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以德报怨”，周恩来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毛泽东感谢日本，说对中国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么一来，本来就缺乏忏悔意识的日本，就更加拒不认罪，既不赔礼道歉，又不进行经济赔偿。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仇恨情结始终无法解开。现在中共政权更是利用中日之间的积怨作为政治资本，随时见风使舵，一放一收，这其实是极为愚蠢而危险的。情感如洪水，宜疏导，不宜围堵。日本这个岛国毕竟没有大的眼光和气度，而且受了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是个缺乏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的民族。但是只要日本政府和民间不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对亚洲人民道歉并进行一定的、哪怕是象征性的赔偿，那么日本今后依然得承受亚洲邻国的敌意和防范，开诚布公的友谊永远无法建立。

中共建政以来，对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罄竹难书，比日本军国主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现政府向受害者赔礼道歉、给予物质和金钱赔偿的问题了。东欧的共产阵营垮了之后，近年来开始有了向共产政权讨回公道的组织：“前共产主义政治犯和受难者国际协会”（Die Internationale Assoziation ehemaliger politischer Gefangener und Opfer des Kommunismus e.V.）这个组织遍布东欧各国和波罗地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等地。它们向现政府要求发放被没收的土地和房产，赔偿健康损失和被强制劳改所失去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收集资料文献，把共产主义在各国的暴行、残害的生命全都记录下来。兴许中国人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盼到这一天。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为历史作见证和记录，中国的老“右派分子”们如今已经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应当坚信，历史的真相和正义是一定会还原的，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观察》首发

 

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反腐败的调门非常高，其中一只曲子就是中纪委于5月29日下达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即媒体简称的“七号文件”。该档称，凡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可考虑从宽处理。

但各地官员却并未与党中央充分配合上演“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一久演不疲的戏剧。截至6月29日这一“大限”，只有河南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山西省则没有一人去主动说明问题。其他各省市则均表示，官员交代情况属机密，不能透露。不过从河南省的情况来看，平均一人的违纪款不到一万元──官场如此清廉，恐怕连中国当局自己都无法相信这张成绩单的真实性。

不说别的，仅官员们在官场阶梯上一级一级辛苦往上爬时付出的巨额买官费与不菲的日常维持费用，早就超出了他们的工资所得。高官们大都是这么爬上去的，而低阶官员们正在为往上爬付出这些费用，他们全都清楚：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可能产生于官员们以权谋私的渎职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那么，这一结果中纪委是否早预料到呢？如果早知结果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上演这么一场反腐戏呢？

中纪委的人员每天接触这类贪腐案子，贪腐案发生的重重黑幕，他们自然比外界更清楚。他们当然也很清楚能够在宦海里浮沉多年的官员绝非智障人士，都了解中国多年政治运动中“坦白从严”的真正规则，一个“七号档”并不能就将这些官员们呼喝出来主动说明问题。既然如此，中纪委为什么还要下发档？答案也很简单，中纪委作为一个党的监察机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必须不时闹腾点动静出来，向世界也是向中国公众表明，中纪委工作很努力，党中央有治贪决心，中国共产党是有希望的（亦即是有资格继续执政的）。这与每年国家审计局公布部分审计结果的功能雷同，政治作秀功能远远高于反腐败功能。

中国的贪腐之严重，不在于缺少这些由官员本人自查自纠的党纪，也不在于缺少由当局实施同体监督的法律，如果将近30年内这类中共党内的档汇集起来，完全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其中最近几年颁布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等。中纪委“七号档”中列举的各种行为，无一不早就在这些党纪与国法禁止范围之内。

那么，既是党纪国法明令禁止的事情──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的话来说，“《规定》所列的行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所严格禁止的”，那么这些明文禁止的腐败行为为何又在中国官场又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政治早就烂到了根子上，权力的授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买卖过程──中国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中列举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买官卖官早已成了中国官场通行的潜规则。

而一旦买官卖官这一利益链条将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政治保护关系，清查贪腐就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败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这就是目前许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上告，贪腐者照样能够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根纠结得很紧很紧的利益链条。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要想依靠同体监督，即中共自身来纠查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哪怕中纪委每天下达一个惩贪档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中国当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负责分配国家资源，管理经济以充分自利的权力格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讲过“十大关系”，完整阐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辩证关系头头是道。但是谁知道呢？经过了三十年河东，即毛泽之东，东风吹得社会主义草不长了，战鼓擂得百姓啼饥号寒。怎么办？大船掉头向西，于是三十年河西，即小平之西，江泽万民，虽然说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大江南北皆污染，五湖四海都腐烂。怎么办？老百姓在朦朦之中看到有条船。毫无疑问，这条船不是党中央，就是国务院，因此，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义无反顾，去北京上访伸冤。不错，金銮殿上坐着“胡总舵”，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胡总躲”，躲在中南海里玩先进，享受真皇帝之福，文武百官跟着胡总打哈哈，享受土皇帝之乐。如此一来，老百姓困惑了。

学者说：中国的问题复杂了，复杂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都难以应付，因为中国的矛盾已经不是对立的统一，而是三角的统一。大到中美日，中到中港台，小到胡温曾，都是三角问题。所以，党中央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角关系。各级官员说，要处理好包二奶之后的三角关系。银行说，要处理好企业债务的三角关系。中国真的变了，从毛泽东的“斗争时代”进化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又从江泽民的“代表时代”又进化到胡锦涛的“三角时代”，而马克思主义也与时俱进了，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步步先进过来，到今天胡锦涛的三角帽哲学，假大空并举，亦即假“和谐”、空“先进”以及鞑子的“科学发展观”。我想，假如毛主席从纪念堂的棺材里醒过来，一定会惊叹不已，自叹弗如。因为，十大关系无论如何比不上三角关系。

俗话说，三角形的稳定性。在胡总指引下，中国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一是最高领袖，二是地方诸侯，三是平头百姓。首先，最高领袖时刻保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可以做到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次，地方诸侯时刻注意剥削压迫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就可以做到孔子说的“居其所”。最后，平头百姓时刻注意“和谐”与“八荣八耻”等，就可以做到孔子说的“众星共之”。这不是很好吗？在我看来，这个三角的确具有某种合理性，起码各有取予：老百姓得到空头支票，地方诸侯得到金钱利益，胡锦涛得到权力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种畸形的政治三角恋，建立在单相思之上。换句话说，老百姓心向最高领袖，可以画饼充饥，得到某种虚幻的希望。地方实权派心向老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胡锦涛单心向地方诸侯，可以稳定自己的权力基础，把十七大开成一个成功的大会。

当然，在这个政治三角恋中，最可怜的是老百姓，所谓情真意切。老百姓走投无路，上访北京，对胡锦涛说，我爱你，救救我们吧。可是胡锦涛的最爱是权力，在一党专制中，老百姓手里没有选票，在胡锦涛心目中能有什么地位？所以，胡锦涛对地方实权派说，我的心里只有你，请支持我吧。但是，地方官并不在乎胡锦涛，只是假意逢迎，他们爱钱爱地，所以对老百姓说，我爱你，交钱交地吧。老百姓对胡锦涛说，管管地方官吧，不要让他们乱收费了。胡锦涛对诸侯说，管管你的百姓吧，不要让他们到北京来烦我了。地方诸侯对老百姓说，不要上访了，上访也没用。因此，在“中国式离婚”之前，这个政治三角恋注定是一场人间悲剧。

十分讽刺的是，老百姓上访越多，胡锦涛就越感到威胁，越视其为敌对势力，因此，就越依赖地方诸侯。然而，胡锦涛越依赖地方诸侯，地方诸侯就越嚣张，欺负老百姓更加肆无忌惮。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恶霸越来越多，无数猪八戒纷纷入住高老庄，老百姓苦不堪言啊。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实在不愿意造反，只希望改善奴才待遇，所以压迫越深，相思越烈。相思越烈，上访越多。地方官实在不愿意放弃老百姓，只希望继续作威作福，这么逆来顺受的顺民，举世无双啊，所以你越跑我越追。胡锦涛实在不愿意放弃地方官，只希望继续当皇帝，然而官员不贪，专制难办啊，所以你越坏我越爱。如此一来，中国政治的三角恋就有了内在动力，因果相依，三角循环。

佛说，世间万恶，皆因贪嗔痴，有道理。地方官贪，胡锦涛嗔，老百姓痴。佛又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是，温柔乡里，何必回头？要让地方官不爱钱，胡锦涛不爱权，我看很难做到。所以，最大的希望是老百姓回头是岸，亦即破除对最高领袖的痴迷，停止对胡锦涛的移情别恋。在如来佛的照妖镜下，胡锦涛不过是一件爬满虱子的貂皮大衣，掩护贪官污吏来吸老百姓的血。种种迹象显示，老百姓正在脱掉胡锦涛这件貂皮大衣，这让所有的虱子都着慌。因为，一旦老百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吸血的虱子也就没有着落了。实在说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条件不好。如果他们像美国人那样，花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条枪放在家里，估计贪官污吏乱收费不会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的程度。最近，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强化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一次次证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巨大力量。一句话，脱掉貂皮大衣，中国政治的三角恋可以休矣。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节，这个国家建立了231年。在美国居住近二十年，每年看美国的国庆节庆祝活动，都相当感慨，它至少有两个特色：

首先，美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不是官方为了宣传国家强大、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而组织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团体或私人公司举办的。像我所在的纽约，每年的国庆焰火，都是由梅西百货公司举办的。今年的焰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比往年更加多彩绚丽，据说要几百万美元。而首都华盛顿的烟火，以及各地的庆祝游行活动等等，几乎都是私人团体举办的。而不像共产国家那样，从来都是倾国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纵的宣传。

美国国庆纪念活动的第二个特色是，它虽然是纪念国家的建立，但主要是赞美这个国家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发表的《独立宣言》所确立的那些原则。美国人不说国庆节，而是把七月四日称为“独立日”，不仅是纪念美国当年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更是传递《独立宣言》所确立的美国立国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强调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这三大权利，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这三大权利今天这个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强，并不是因为它的幅员，人口和资源丰富，而是《独立宣言》所确定的这种保护个人的精神。纵观美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有一个英文词被最多地强调，那就是Individualism，中文把它译成“个人主义”并不妥，因为它容易和中文里贬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连在一起，根本就背离Individualism的本意；因此把它译成“个体主义”比较准确。保护“个体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形形色色色的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最后都是以“群体的名义”奴役个人，剥夺自由。而个体主义，正是对抗集体主义，对抗集权的最主要武器，也是人之所以能有自由、尊严的保障。

整个一部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扬个体主义，追求个人自由，对抗集体主义和极权的历史。美国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高举了个人自由的伟大旗帜。例如连写信这种小事，美国人都是先写人名（凸显个人的重要），然后是城市，最后才是国家。中国则是：先国家，再地方，最后才是个人；国家、集体永远高于个人。而美国人，即使姓名，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父姓在后，而不是中文人名的父姓在先（父权、家族社会的表现之一）。这也是强调，你自己的名字是独有的，最个人化的，你这个“个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体现美国人对“个体主义”价值的推崇。

在美国国庆节前夕，俄亥俄州阿什兰德大学（Ashland）大学政治学教授、匈牙利移民施拉姆（Peter Schramm）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选择做美国人”。他说，五十年前，他还不到十岁，随父亲逃离匈牙利。当他听到要逃往美国时，问父亲“为什么是美国？”他父亲说，“因为，儿子啊，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

施拉姆说，他用了过去大部分的时间琢磨这句话的含意，最后更清晰了，“我父亲用他的方式，说明他向往的美国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一种价值。”施拉姆认为，“做一个美国公民跟当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同，我们美国人不以血缘或历史当作成为公民的连接；相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认的原则。这种认同\x{2014}\x{2014}正如林肯在提到《独立宣言》时所指的”电缆“\x{2014}\x{2014}将我们跟签署宣言的先贤们像‘血中血、肉中肉’那样紧密连结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这个定义，已超越了具体是哪国国民的界限，它代表着对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这三大个人权利的信奉和坚持，代表“自由人”！

 

继任命万钢为科技部部长之后，学者陈竺亦于近日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安排了两位党外人士出任中央部委正职，为35年来所仅见。因而有媒体称，已隐见“党外正职工程”。

是否已经形成为一个“工程”，固然还有待观察。但高层人事上一向持重的中央政府，这次一反常态，以惊人的效率，快速推进党外人士入阁，显而易见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沙盘推演之后渐次推进的战略布局。考虑到十七大前夜的特殊时段，就更给人以想象空间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何时启动，这是公众一直关注的焦点话题。其实答案很清楚，从党内民主试验，到基层民主试验，再到中央部委正职向党外人士开放，这些迹象可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悄然启动并持续展开。

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伟大的进军，那么这场伟大的进军未必需要一个冲锋号、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最复杂，最敏感，暴风骤雨般的快速推进固然浪漫而富有诗意，但它可能引起的震荡，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却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勇气和魄力，也需要缜密的设计，需要务实的操作，而无须高调，无须先声夺人。

行重于言，做先于说，小步快进，因此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就这个意义而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悲观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悲观论者还是速胜论者，都容易把党外人士入阁技术化，而忽略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符号意义，断言其不值得关注。这显然过于轻率。快速推进党外人士入阁，不是1950年代初政治格局的简单再现，而是基于当今执政党对时代使命的体认。

其一是，转型期社会问题之纷繁复杂，不是某种单一的力量所能从容应对的，需要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全社会的力量，而党外的确有力量，有智慧。

其二是，过于刚性、包容度不够是现有体制的一个致命弊端，因而需要扩大现有体制的包容性，使之更柔韧，更具弹性。

其三是，权力需要分享。只有通过分享，才能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只有通过分享，才能使现有体制具备柔性和弹性。最关键的是，只有通过分享，达成真正的共治和共和，才可能分担责任，分散风险，最终达成政治的均衡和社会的和谐。

就此来说，快速推进党外人士入阁，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事件，是向着现代政治文明迈进的一步。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要素，就在于它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分享的体系。快速推进党外人士入阁，释放了执政党在这方面的诚意。

分享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义。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分享。我们早已见识了现代政治文明，我们早已向往着现代政治文明。但我们毕竟没有经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洗礼。现代政治文明对我们来说，一直仿佛是玻璃窗外的风景，既亲切又陌生。

我们还没有为全面拥抱现代政治文明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也就注定了，无论社会转型的进程如何，现代政治文明都不可能一夜降临。对于现代政治文明，对于分享，人民需要学习，执政党需要学习，全民族都需要学习，全民族都是学生。这就需要强大的学习能力。课程已经有了，重要的已经不是现在的成绩单怎么样，重要的是有没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党外人士入阁最可庆贺之处，正在于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执政党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分享的能力。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生长过程，既然不能揠苗助长，而只能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那么对任何点滴的进步，我们都不应该吝惜我们的掌声，都应该充分鼓励，使之成为方向，成为趋势，而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