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纽约时报》集束报道中国的药品与食品不安全之后，普通中国人面临的难题也终于国际化了。这不由得不让人感叹一下世界大同：中国人可以通过看《纽约时报》了解中国的消息；美国人可以吃中国的有毒食品生病。不出意外的是，中国质检总局副局长李传卿作出回应，中国政府“极为关注消费者的安全，当局一直努力工作，以保护产品的质量和人们的健康”。人都是要面子的，这样表态我也可以理解，虽然承认人人都知道的错误也许更有面子。

中国的食品制造商本着众生平等的思想，不论华夷一视同仁，迫使美国人关心起中国的食品安全来了，这使许多人又生出了希望，以为我们积重难返的食品安全问题终于否极泰来了。这样其实不好，食品与煤矿不会有安全，这是中国人抚平了多少痛苦才接受的现实，心如止水，该吃的照吃，苦命人争着下矿，就不必又来勾引了。在我们这个地方，连雷公都玩忽职守，只打小学生，又怎么能指望官员在流泪与谴责之外再增加负担呢？

美国人保证不了巴格达的安全，也保证不了中国的食品安全。了不起中国的食品生产商采取双重标准，出口美国的百分之百安全，留在国内的依然下毒——不然利润从哪里来？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别人是指望不了的。不做恶的GOOGLE到了中国马上就开始做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呀，就算你没有撒下卑劣的种子，枝头一样会挂满卑劣。

矿工死难只是矿工的事，官员们不在意，法律也宽容矿主；小贩们被打只是小贩的事，旁观的大学生们只想成为光荣的城管队员，这里面还只涉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环境与食品问题，其实是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除了生产商)，也没有阶层分化，每个人都要吃喝与呼吸，就算有钱人可以只吃欧美进口的食品，空气还是只能用国产的，所以它们本应不难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这套体系只存在于话语当中。所以我有时候会放纵自己的人性恶，每当看到有大人物生病过世的消息时，我算算，并不比可怜的食毒百姓活得长，心里竟然有快感呢。当然这点是需要深刻反省的，毕竟人都死了，我要厚道一点。

环境与食品不安全，这当然是负责安全的人将安全卖成了钱，哪怕是他自己也成为不安全的牺牲品。这说明贪腐成为习惯了，手里的权力一定要转化成金钱。就像那个习惯每天偷肉回家的屠夫，他老婆见他在自家的厨房里切肉，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割一块藏在袖子里，问他缘由，他才失笑道：没办法，偷惯了，手势就是这样的。

众所周知的公共利益都无法保证，那么涉及部分人利益的事情——比如贫困人口——可能就更将遥遥无期了。

税痛

记者 谢海涛

中国的税负现状如何？这是一个颇具罗生门色彩的话题。如果你问私企的老板或者普通的百姓，他们往往会引为切肤之痛：重或者很重；如果你要问到政府部门，他们往往会举出宏观数据：不重或者偏轻。

最新一期的《福布斯》言论，无疑使这个话题如火上浇油：“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像往常一样，中国官方出面驳斥，税务专家表示其指标体系并非国际公认，其排行榜娱乐性强于科学性；媒体则在争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一时纷纷纭纭。喧嚣之下，也有更多的人在思考：中国人的税负状况到底是怎样的？纳税人是幸福还是痛苦？其原因又是怎样？一场宏观的争论，在此转为更为民生的话题。

税负现状分析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6年中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这个数字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表示异议，他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已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这一判断的背景是中国税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线型增长，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达37636亿元；近年来的增速均超过20%，远超GDP、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与周天勇一样感觉税负较重的，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指出，一方面因为税基比较窄，税负主要落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及个人身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1994年，我国工薪项目个税32.13亿元，占个税总收入的44.21%；2000年工薪阶层缴纳283亿元，占全国个税660亿元的42.86%；2004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绝大多数。2005年，工薪阶层为个税总收入贡献了60%的份额，而富人的纳税份额不到10%。

税收专家刘桓认为，在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下，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有网友指出，这实在有违“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原则，税收本应发挥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劫贫济富”。

税收到哪里去了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日前的调查，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却没有随之增高。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出阳光监督老百姓“钱袋子”的问题。

在上海“海归”老刘看来，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近乎玩数字游戏。试问如此多的税收之下，我们的福利如何呢？老刘对此深有感慨：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已经囊括了国民的生老病死，在美国，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而在中国，税率从来都不考虑家庭因素，把养老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在老刘看来，税收的法理逻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与高速增长的税收相呼应的却是“GDP崇拜”下公共服务的递减：教育和医疗卫生已经不是一种福利，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已成为压在纳税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我们的税交到哪里去了？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的小吴，对每月要交1000多元的税养活“腐败分子”耿耿于怀。他认为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纳税人税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2004年，国家审计署核查了2002年和2003年全国的行政经费、税收、基建、金融信贷等违规情况，共审计出违规资金2.252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4000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

哪个阶层更痛苦

《福布斯》的排行榜，以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等一系列指标，把“痛感”量化，并得出在税负上“谁更痛苦”的结论。在小吴看来，数字总是冰冷的，而“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公众之所以对税收痛苦乃至愤怒，在于税收的公共服务逻辑没有得到理想回应，公共服务质量仍待提高，公共保障制度仍需健全。

没有得到理想回报的税收，似乎已构成纳税人不能承受之痛。这痛苦似乎是普遍的，哪一个阶层最为痛苦呢？小吴认为：追问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探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现状。

税收面前，谁更痛苦？是靠工薪为生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吗？随着税基的加宽，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他们的痛苦能减少多少？是农民兄弟吗？废止《农业税条例》以后，每户农民每年可以多得五六百元的收入。他们曾经的痛苦能永远免除吗？

是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税收的新社会阶层吗？对富人的收税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富不税”现象更是千夫所指。相关税收监管政策早在1994年就已开始，13年来，更是下发了10多项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他们会不会更痛苦？

是被称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的中产阶层吗？那些年收入10万元到几十万的人群，当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而2006年，年入12万以上者须自行申报个税政策出台，他们是不是更为痛苦？

面对税负 民众不解

记者 景锦

面对税负，老百姓态度究竟如何？我们采访了月收入不到两千的菜贩，也访问了月入过十万的企业主，还有那些处在中间的工薪阶层。他们对税负普遍表示了一些不满。无论这些言语是否偏激，它多少还是反映了中国税收制度的一些问题。

 

林姐

上海 菜场商贩 46岁

月入低于2000元

税负种类：营业税每个月要交六七百的费用，里面哪些是税我们都不清楚。我带着两个十岁大的孩子来城里卖菜，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来一小半钱都交费去了，我们这些人没文化，不懂什么政策，就是觉得交钱挺多，好像也没什么福利。上面(管理部门)不给我们讲清楚，收的每一笔钱是干什么的，这税交得不清不楚，我们这里卖菜的(指所在菜场)大伙儿都不知道这钱到底怎么交的。

张清

湖北 警察 52岁

月入约2500元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

我在一个小地方干了三十多年公务员，虽然税负不算重，每月只要15元左右。但对我这样工资这么低的普通公务员征收的所得税不合理，不应将低工资阶层作为征税对象。应该再提高个税征税起点。

国家的税收都花在哪里了，我们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占了一辈子积蓄的三分之一，攒了一辈子钱买房子，十万块钱的首付，还要交一万块的房产交易契税，这个钱交得太凶了，剩下点钱留着防老，靠那点养老保险，得点病就真要喝西北风。

在小地方政府机关呆着，看多了税务局的福利待遇比我们好多了。哎，清醒的官糊涂的百姓。

程灵

上海 合资员工 27 岁

月入约3000 元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

每月交税大概240元。交税后我感觉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交这么多钱从来没享受到什么好处，跟国外的福利没法比了。我做合资公司的会计，公司在国外也有办事处，对国外的税务账目也有些了解，发现中外公司员工的税负和福利差距真的是很大，而且每次跟税务部门对接的时候都很不爽，那些人占着便宜还装大爷。老百姓对所交税收使用状况根本无过问权，社保贪污案，腐败贪污税收的案子层出不穷，政府机关的漏洞太大了。

奕奕

上海 航空公司职员 股民 26岁

月入3000 左右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股票交易)

谈到税收这个问题，我才发现身边的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对“税收”这个词基本没概念，只知道做什么都要交税。对于我们工薪阶级，税负的确是一种压力，承受的税负和享受的福利，而且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税收使用情况，不甚了解。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个人所得税是把这个距离越拉越大，并没有起到任何调节作用。

FLORA

上海 媒体从业人员 26岁

月入约4000元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每月交税大概300元左右。我神经比较大条，工作几年了，换过几个单位，但是从来没关心过这个问题。大概就是知道工资多少也不由你说了算，被这这那那的一扣，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基本就是3/4。以前在小公司还好，公司会帮你避税，拿发票去充税，每个月头就抱一堆发票过去，那个公司算是扣钱扣得最少的公司了，其他的就都挺让人郁闷的，没由来地就把你一个星期的工钱砍了，等于一个星期都白干了，真不知道在给谁卖命，也不明白交的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去了。

工作几年，个人所得税是从来没少过，但是社保医保到现在都还没折腾好，因为是外地务工人员，户口啊，档案啊，弄个手续比解乱麻还难。不明白中国的福利待遇跟交税到底有多少联系。

圆圆

上海 公司职员 28岁

月入5000-10000元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700元左右。没享受到相应的国民福利；国家应当在公共教育及卫生事业上降低公民负担；税收制度不透明，征收后个人如何得到回馈，国家如何将税收应用与民我们不清楚；国家低中收入者赋税太高。

本来打算买车，发现购置税、车牌，各样加起来比车还贵，以后养车更麻烦了，一部车硬是咽了回去。

焦路

广州 银行员工 业余股民 年龄：36

月入约10000元

税负种类：个人所得税每个月要交纳1500元左右的税费。付出多，暂时没见到回报，绝对不相等。我们这种接近中年的男人，只吃工资，要买房买车娶老婆，生活负担太重了，最不应该承担比重大的却缴纳最大的比重，而那些私营业主等高收入阶层却负担很轻，甚至没有。国外都有对富人专门征收的多项税种，中国没有，中国就对工薪阶层征税厉害。

去银行存个款，本身存款利率已低于CPI，却要缴纳20%的利息税，荒唐之极，甚至可恨。本身存款在贬值，还要收20%的利息税。房屋过户契税也挺狠的，增加了群众负担，却没把房价压下来。车类税也是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3年前新买了10万元的车，付了购置税10%，外地牌照每个月还要多交120，养车难啊。

BENNY

上海 私企老板 47岁

月入十万元以上

税负种类：增值税、附加税、个人所得税月纳税总额看每月收益不同，要几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33%的税负，太重不合理，觉得没有福利可言。内外资企业的税负明显不公平。外资企业的企业税低得多了。“两税合一”将降到25%，希望落实到位，对我们内资利好多一点。

希望国家改变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希望税负优惠，或按比例返还一些。民营公司和个人的缴费过高，而且交付给国家的税收用途不明确。关于个税，国外都有优惠政策，并把收缴的费用都用到了公民身上，还有小孩与老人的一些赡养费上。认为国内的税收，只有付出，没有让公民享受到福利。希望能低收或少缴税收，或者个税另想办法，做一些补贴之类。

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基本是“劫贫济富”，税法对富人不起作用，只对穷人有用。希望把个税调到从一万开始征最好。加强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强化对税务人员的监管，不要拿税换自己的好处。

茅于轼：痛苦是因为税制的问题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唐思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税务局和纳税人在对峙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百姓不爽的六个问题

记者 景锦

羊毛去了哪里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用之于民”的部分不清晰，哪些用于教育事业、哪些用于医疗事业，哪些是被行政部门以各种考察的名义花掉了，我们很想知道。

雾里看花的福利

上有老下有小，生存成本攀爬不止，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让我们不堪重负。我们承担高税负，我们渴望享受高福利，与税收相对的各种福利仿佛雾里看花。应该享受到的权益和利益似乎并没有得到保障，2006年税收制度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福利，我们等待着它润泽更多。

交多少税谁说了算

国家公开的税赋种类有几十种，老百姓能了解到的没几样，只知道要交钱了，不得不交钱，至于这钱为什么要交，交得合理不合理，一概不清楚。中国税收制度要透明化，老百姓不能做“愚民”纳税人。

孙钢：拿工薪阶层说事是个误区

国外的销售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都是实行的价外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

百姓感受的税收很浅薄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张佩圆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待这一数据和排行的？

孙钢：我不知道这些排行的依据是什么，而且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多少。以前看过一些事务所做的排行，比如他们所说的税负都是百分之七十、八十多，就像是外行人在讲话。他们直接把税率相加就等于负担率，这是不科学的。

南都周刊：民众对税负的感受，所谓“税痛”必然包含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您如何看待民众的这种心理？

孙钢：其实现在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税收还是很浅薄的。很多人对自己负担的税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中国的税绝大部分都来自企业，但负担实际上都是百姓的。比如买东西，东西的价格里都是含税的，你每天只要花钱就等于向国家负担了税款，但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价内税，老百姓看不到税的存在。在国外买东西，任何物品价格下都有一个税。他们的销售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都是实行的价外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

南都周刊：有的论者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未必就相同；相反，在某些税收治理条件下，由于纳税人的人格没有获得较高的尊重，可能在税负不高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却特别强烈。

孙钢：如果老百姓比较理解这个税种，知道国家收了税是为百姓服务的话，像北欧一些国家，他们税收高福利也高，那么他们对此就会比较认同。我们一般认定一个国家的税负都是用宏观税负来衡量，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总额和GDP来比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税负只有18%。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一个偏低水平。

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内资企业税负重，而外资企业税负轻；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中小企业税负重，而大企业税负轻。在您看来，哪个阶层所承担的税负是最重的？

孙钢：对企业造成直接负担的是所得税。外资所得税会轻，内资所得税要重，这个别是客观现实，但我国也没有超过国际标准。现在喜欢拿工薪族说事这是个误区，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里面有月入几百元的，也有月入几万元的工薪族。这个差距很大，如果笼统地讲工薪族是很难说的。工薪族按月发放工资，这个在个人所得税里占的比例是很高的，国内外都是一样的。而且国外在其中的比例比中国还高得多。像美国在70%多，我国去年是在52%左右。

我们缺乏富人纳税排行榜

南都周刊：但富人经常通过各种办法逃税，造成高收入者纳税未必高，可能来自工薪阶层的不平衡感就来源于此。

孙钢：是的。但目前的税制是很难制约他的，比如演艺明星，他们的收入都是很高的。但他们签的协议都是税后的，交税的应该是投资方，明星是不用交税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富人把一些生活的开支通过企业来逃脱。这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目前的税法在这方面没做明确的规定。所以目前所偷逃的都是企业所得税不是个人所得税。

其实高薪者纳的税比低薪者多得多。像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一年交个人所得税两百多万，这些人人数不多，但税收交得多。今年总局有资料显示，今年按税率25%纳税的人增长了8%。但按30%纳税的增长了33%。所以不能说高薪收入者方面税收低缴了，问题出在其他方面。如通过企业走账、期权，企业家持的股票价值很高，但暂时都没有兑现。再如现在股市好，但我们对炒股赢利是不征税的。我们的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改善。像对工资外收入的统计，如现在地税的分区域管辖，北京的地税局就管不了从北京去上海上课的人。

南都周刊：税收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实现社会公正，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孙钢：我们现在在纳税宣传方面还不够，没有所谓的富人纳税排行榜，很多富人纳了税老百姓也不知道，而美国的总统纳了多少税是公开的。这方面应多做披露，在体制和制度等方面还需要完善。税收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他的主要职能还是组织收入，并不是有了收入就没有贫富差距了，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制约机制。

 

300年前，不算太古；江苏吴江，不算太远；有个文人，现在也不算太有名。此人姓吴名兆骞，生于1631年，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强学博览，因用眼过度，以致近视。王晫的《今世说》说他：“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那时是线装书，很厚，但日读数寸，量也甚多。他少有隽才，7岁参玄文，9岁作《胆赋》，下笔数千言，胆大如斗；却也调皮，在塾中，曾窃取同学巾冠，溲溺其中。老师骂他，还强辩，说：“（帽）居俗人头，何如盛溺？”实在是恶作剧，不像我，我是“善作剧”。

吴兆骞13学经史，习诗词，年方英妙，才名渐起，相随诸兄加入诗社“慎交社”，为鸡坛牛耳之盟。当时并无冠冕堂皇的宪法，但结社却自由，无需登记，无需审批，也无需“掺沙子”以加强党的领导，更无需担心会以“非法组织”之名而被取缔。在社中，他与诸社友意气豪壮，纵酒放歌，吟诗作赋，角逐艺苑。他曾自诩“仿佛班扬”，这话放在现在就好像说自己是当今的鲁迅和巴金。吴兆骞之狂，还有一例，某日，他和社友出游，中路忽对同郡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就是说：“没有我，你就是第一！”好大的口气，同行者侧目久之。曾有人规劝他不必如此傲慢，他说：“安有名士而不简贵者？”吴兆骞简傲自负，自比班扬，只看见自己鼻尖，目无余子，那是他高度近视，是眼疾；近日却有“文化大师”自命“当今孔子”，不知何病？

吴兆骞的老师计青辚针对吴的狂妄曾说：“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幸而言中了，不幸也言中了。幸的是吴兆骞以后果然名盛一时，文坛魁首吴伟业曾将他和华亭的彭师度、宜兴的陈维崧称为“江左三凤凰”，说他“辞赋翩翩众莫比”。“凤凰”之一的大词人陈维崧说他“当时彩笔撼江关”。《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兆骞诗天赋特高，风骨遒上。”确实已有了盛名。可是到了顺治十四年，正当年少气盛、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以丁酉科场案逮系，大祸及身，老师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顺治十四年丁酉江南乡试，吴兆骞等人中选。此科的主考方犹、钱开宗纳贿舞弊，取士不公，物议沸腾。给事中阴应节参了一本，顺治皇帝震怒，第二年的三月，下令复试。复试地点一说是在北京中南海的赢台，试题为《赢台赋》。是日，为防止舞弊，警卫森严，堂下列武士，“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李延年《鹤征录》）堂上，每一复试者，都有护军二员持刀夹其两旁监视，以致与试者震惧失措，“皆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王应奎《柳南随笔》）心高气傲的吴兆骞不甘于无辜受辱，掷笔而叹：“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乎！”（《吉林通志•寓贤传》）于是名士气又上来了，他交了白卷，以示抗议。这和300年后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同志不一样，人家吴兆骞是真有学问交白卷，是名士之气，铁骨铮铮，可敬可佩。

此案鞫讯经年始结案。方、钱两主考正法，16名房考官处绞，方桌钺等8名原中式者革去举人，“俱着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清世祖实录》）惩处极为严酷惨烈，是震动全国的大狱。如今的高考腐败，比起清代的科场舞弊，严重千倍，换到现在，教育部长早该枪毙了吧？

吴兆骞呢？他虽有仇人“一纸谤书”的诬陷，但“审无情弊”，没夹带，没行贿，没通关节，是清白的。最后可能还是因为复试罢考的犯上之故，也一并革除了功名，流徙宁古塔。所以徐世昌说：“汉槎（吴兆骞字）意气傲岸，不可一世，卒以是贾祸。”（《晚晴簃诗汇》）性格即命运，信然。

宁古塔，即今之黑龙江宁安，天寒地冻，绝域穷荒，300年前那里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比如今更是险恶百倍。同案方拱乾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300年后大批右派分子也被赶到这里来改造，可见古今治人者所见略同，都将此处视为流放宝地。流是五刑之一，笞，杖，徒、流、死，流仅次于死，不是好受的，而吴兆骞一去就是23年，极人世之苦，这些都表现在他给后世留下的著作《秋笳集》里了。

重读已读之书，如晤老友；初读未见之书，如识新朋。吴兆骞的《秋笳集》是我新朋。此书由麻守中先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出版，仅印2000册。其实此书我已买来两年，一直束之低阁，大为不敬。最近翻阅，兴趣盎然。有兴趣的倒不是吴兆骞的诗。他的诗当时虽然负有盛名，但他既不能和他的前辈李、杜、苏、辛相比，也无法和他的同时代人陈子龙、陈维崧、王士祯、纳兰性德以及他的后辈黄仲侧、龚定庵、郁达夫、聂绀弩等相提并论。300年的时间是一张筛眼甚大的大筛，当年名噪一时的名家、名著经300年的不停不断地簸扬筛选，绝大多数已落入筛眼之下，化作尘土，至今还能留在今人眼中的所剩余几呢？吴兆骞的《秋笳集》里有诗词400多首，很多都在当时被人传颂。可到了清末，谭献编选《箧中词》时，收清人词1000首，但只选了吴兆骞一首《念奴娇•牧羝沙碛》。当代汪泰陵的《清词选注》，也是规模较大的清词选本，选词700多首，吴兆骞竟无一首。吴兆骞的诗作境遇也大致如此。钱仲联的《清诗三百首》倒收了他一首七古、两首七律，但近年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上已无他的名字，他己经落下筛眼了。遥想300年前吴兆骞自鸣得意于“仿佛班扬”时，他何曾料到今日的落寞呢？每念及此，就对眼前那些红极一时的畅销、不可一世的流行有了新的认识。林彪写了前言的红宝书，那才是真正的红极一时，是绝对的不可一世，当年几乎人手一册，发行量大过《圣经》，是世界第一畅销书，还被称之为世世代代的传家宝。而今呢？也不过才短短二、三十年吧，谁还以它传家呢？小说《红岩》、《红日》、《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等，也曾大红大紫过，可如今的书架早就没有了它们的踪迹。再看眼下以炒作来促销、以广告来哄人的畅销书，尽管经常荣登排行榜，可今后的命运又如何呢？

我对《秋笳集》最感兴趣的是它后面的附录。附录之一是《归来草堂尺牍》，收录吴兆骞流放时的家书15通，致朋旧者21通。家书真实地呈现了吴兆骞的流放生活，满纸悲苦之声，令人泪下。尺牍之后，竟想不到还有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老先生的跋，跋云：“详览诸札，可见兆骞生平志节与当日塞上景物，足备故乘之遗，即此鳞爪岂可以等闲尺牍视之哉！”这实在令我惊喜，好像在冰天雪地突见江南的柳枝摇曳，好像在吴兆骞凄厉的秋笳声中骤然听到几声顾廷龙先生的吴侬软语。可惜不久前顾老先生也过世了……

附录之二是吴兆骞之子吴枨臣撰写的《宁古塔纪略》，它生动地记述了当地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尤其是对满族生活习惯的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一读。

以下的附录还有《吴兆骞事迹辑存》、《序跋评论》、《同时诸家书信辑存》、《酬赠题咏》等。读完《秋笳集》和所有这些附录，却使我产生许多疑惑：

第一，吴兆骞是朝廷钦犯，他的诸多朋友却不避嫌，竟为他送行、送钱、送物、送诗。“出塞时，长安诸公，饷以
百金。”“及届渖京，陈子长挥涕赠金，复赠我鞍马。”吴伟业赋诗《悲歌赠吴季子》，对吴兆骞的含冤谪戍满怀同情。徐乾学、陈维崧、陈之遴、陈容永等也经常寄诗怀念，其中以顾贞观的两首《金缕曲》最为脍炙人口，感人至深。他们难道不怕株连？怎么清代比当今还无所顾忌？

第二，吴兆骞到了戍所，“戍主以礼相待”，并“授一椽”。“副帅公安，雅重文士，以米相饷。”“癸丑，大帅之子相从授经，馆餐丰渥，旅愁为解。”从家书中得知，吴兆骞的馆资可得16金至20金，一年的米薪之费可足矣。我奇怪的是戍主和当地官员怎么对罪犯如此优待？现在的劳改犯能有此待遇嘛！

第三，更难以理解的是吴兆骞在流放地与同案张缙彥、姚其章、钱志熙、钱德维等结“七子之会，月凡三集”，饮酒吟诗，风雅不废。非但如此，友人徐乾学还将吴兆骞的生平著作锓行于世。如今我们见到的《秋笳集》最早刻本便是徐乾学的刻本。服刑的犯人怎会有写作和出版自由？当今的牢犯连写个纸条也会被没收被处罚的吧！

第四，吴兆骞在宁古流放期间，他的京中故旧如顾贞观、纳兰性德、编修徐乾学、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文、大学士宋德宜、尚书王士祯、太傅纳兰明珠等都没停止过对他的营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纳锾于赎，援例赦归。这在现在更是难以想象之事！

我想起300年后也在黑龙江流放的聂绀弩、吴祖光等人，他们也是冤狱，也长达20多年，但他们就是没吴兆骞那么幸运。他们要强制劳动，要挑水、要搓绳、要刨粪、要推磨；他们要“思想锥心”，要汇报、要检查、要自我作践、要自唾其面，甚至还要互相揭发彼此残杀；他们没有友人的帮助，没有同犯的相怜，没有当地官员的同情，更没有京中领导的声援。别说聂、吴之类的文人了，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当他们蒙冤羁押时，那些当朝的战友、同志、故旧、部属，有谁向他们一伸援助之手呢？也许连说一句公道话的都没有吧？是今天的人心冷酷了，还是今日的环境更加严酷了？想到连软禁在京的党的总书记也被严禁探视，也无自由，也无人权，真深感这是一个比清代更加冷冰冰的世界！

聂绀弩大概是知道吴兆骞其人的，因为他在给舒芜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吴兆骞和吴梅村的那首诗《悲歌赠吴季子》，但不知他是否读过《秋笳集》。如果他在北大荒的“晨风凜冽铅丝网”下也读过此书，定然会想：我写诗就没吴兆骞那么自由，我是偷偷写的，诗稿也只能让狱友李世强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夹带出去。也许他还会想：清代虽大兴文字狱，但它没有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仍有许多疏漏，所以清政府就无法实现压倒一切的稳定、就无法实现千秋万代的基业，只276年就垮台了。

1998年10月6日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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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现在年纪大了，流眼泪的时候就多了，有时还会哭出来。在我看来这些眼泪和年岁有关，很多无关痛痒的事也会弄得父亲流泪流满面，人老了，就回归孩子了。然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却很少流泪。在我的印象中，我八岁时父亲哭过一次，接下来就是我参加工作后的1989年6月的那一次。总共也就这两次吧。

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在外面玩耍，结果和住在街上的一个同年龄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微占了上风。之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一路冲我们家而来来，手里捏着一块砖头，身后象滚雪球似的跟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只是看热闹的孩子，后来听到他的叫骂声后，连街上的大人也跟来看热闹了。当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不可能吸引如此多观众。可是从这个和我同年的八岁的孩子嘴巴里叫喊出来的内容却吸引了大家。我也听出来了，他没有骂我，他在叫父亲的名字，而且每叫一句，就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的叫骂声：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亲当时虽然是被管制的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原湖北省随州市草店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低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

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他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经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边叫喊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侮辱性的形容词。不过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次传进这两个字时，父亲紧紧握住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他们气愤得脸都紫了。可是当他们看到父亲的表情时，他们只能紧张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足足有半个小时，也不知道那个孩子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

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象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父亲哭了一会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几难吗？人家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那天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能完全记得了，但大概是让我的两个哥哥再次明白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孩子吵架和打架的权力，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

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而且我也完全懂事了。只是我无法控制一个做孩子的天性，会在外面玩耍时不知不觉间得意忘形，和小朋友闹矛盾。如果和某个知道我是小地主的人闹矛盾，而且他又喜欢使用这个武器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就得被辱骂甚至打，不能换手。父亲的哭声再次提醒了八岁的我，我是被打上烙印的。我想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都夹着尾巴做孩子，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后来我再也没有让他在我面前哭过，虽然我付出的是整个童年和一个正常人的成长环境。

*                           *                        *

 

父亲第二次象孩子一样大哭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整个八十年代，先有邓X小平拨乱发正，再有胡X耀邦和赵X紫阳的开明政策，我们家的情况渐渐好转，我们几兄弟也算是给父亲争了口气。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快活的。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嚎啕大哭，才把我弄蒙了。

那是1989年6月5日，我打电话给父亲，因为4日这天单位集中我们开会，不许擅自活动，晚上长途电话又无法拨通，所以我只好在5日这一天下午打电话回家。我原本只是想向父亲报个平安，怕他担心。其实，之前每次打电话我都告诉父亲，我们单位纪律严明，我不参加各种游行活动。父亲也劝我不要去。但我觉得发生了四日那种事情，我还是应该打电话给远在湖北随州的父亲，以免他挂心。

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刚一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没有说上两句，竟然嚎啕大哭起来，把我哭得一头雾水，弄得糊里糊涂。我说，家里出什么事了吗？父亲继续哭，我说，我告诉过你，我没有参加游行，不会有事，你就别瞎担心了。可是，父亲还是哭，而且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父亲说，怎么能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手？天理良心呀，那些孩子多可怜……

父亲边哭边讲，我这才搞清楚状况，原来父亲根本不是听到我的声音，以为我安全了而激动得大哭，父亲压根儿就不是为我而哭。父亲是在为被杀的学生而哭。

和我八岁那年听到的父亲的哭声隔了十几年，这次哭声不怕邻居听到，父亲哭得毫不掩饰，哭得我心里乱成一团糟。先前，父亲告诫我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可当他听到那些学生出事的消息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由于哭得太厉害，我们竟然无法继续交谈下去。过了两天我又接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说，他自己1949年前当学生时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说他理解那些走上街头的学生。他说，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富有正义性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任何人想倚仗手里的枪杆子给学生运动定性都是痴心妄想……父亲说着说着竟然骂开了，他们这些强盗，连解放前的军阀都不如，妈的B——

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听到文质彬彬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开骂，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父亲终于把我当成年人了。

我原以为父亲住在湖北随州小县城，可能并不了解北京发生的事。后来听说他一直在关注那场运动。那场运动开始时，父亲也很谨慎，而且告诫我不要去参加。可是，当枪声响起来，父亲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父亲一下子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强权的对立面。在后来和父亲的交谈中，我倒开始显得很不好意思，为自己没有去参加这场运动而连连找借口。

这是我长到二十多岁，第二次看到——听到，父亲嚎啕大哭。后来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并不是对我一个人哭，那段时间，他见到亲戚朋友，没有讲上三句话就会扯到屠杀上去，然后就忍不住一边哭一边开骂。这件事至今在我们家乡的亲戚朋友中还广为流传。

我知道后，曾经一度有些担心。因为我当时可谓春风得意，又是入党又是提干，而且又要外派香港常驻，不久还要陪同部长出访美国，我担心父亲在家乡的大骂传到单位后会对我有一定影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父亲，一是为了安慰他，二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说，不要老说了，再说，广场上可能没有死那么多人……父亲气愤地打断我，喊道，“那么多人”是多少人？要死多少人才叫死了“那么多人”？如果只死了一个人，我该不该骂？如果那个人正好是我的儿子，我又该不该骂？我就是要骂那些强盗，他们怎么能朝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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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两次哭深深地影响了我，也改变了我。

他在我八岁时第一次在我面前的哭让我认识到我从出生就是一个弱者，是低人一等的，是应该受到欺负和侮辱的一类。父亲的哭把我永远和弱者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哭也形成了一个八岁孩童一生的性格和人格。直到今天，就在我丰衣足食、傲游世界，时不时自认为天下老子第一的时候，我心底深处仿佛还能够听到父亲的哭泣声，那声音又时时在提醒我：你永远属于弱者，你永远和弱者站在一起，你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被侮辱和被欺负的人！

如果说父亲在我八岁时的眼泪形成了我的性格和人格，那么在我参加工作后的那次毫不掩饰的嚎啕大哭则改变了我的人生。父亲的眼泪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弱者和被欺负的人，就是因为有强盗和强权在那里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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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父亲两次当我面的痛哭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常常想，等我当了父亲，我是绝对不会在孩子面前哭的。再说，估计也没有什么情况会迫使我忍不住在儿子面前哭吧。我并不知道，在自己儿子面前的哭不是演戏，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真要来，挡也挡不住的。就在我儿子铁蛋八岁的时候，我竟然在他面前忍不住流过一次眼泪……

那是七年前，我刚刚把儿子铁蛋从美国送到澳大利亚悉尼读小学二年级。儿子当时比较好动，加上在美国公立学校野惯了，一到悉尼相对环境比较好的学校，就连着闹事。当然由于成绩还可以，我也就不管了，再说，我想象不出他能闹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没想到就出了一件事。有一天，一个意大利裔的老太太通过老师找到了我们，老人英语不行，断断续续讲开了，我听了很久才闹明白，她跟儿子儿媳一起从意大利移民澳大利亚，她的孙子和我的儿子铁蛋一个班。孙子刚从意大利过来，英语还结结巴巴，加上身材比较矮小……

老太太讲着讲着眼泪就出来了，她说铁蛋是孩子头，他们不喜欢她的孙子，经常调侃他，嘲笑他讲话不流利，又跑不动，还找机会戏弄他，例如把他绊倒在地，……孩子身体不好，英语也不好，刚刚过来，被同班同学一欺负，就想起了家乡意大利……作奶奶的看着心里也难过……

老太太最后说，她专门过来求我们，希望我们让铁蛋不要欺负她孙子……

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听进了这位意大利老太太的话，因为我心里已经气得发抖，我忍住没有晕过去，向老太太做了保证，把她送走了。

老太太走后，我让自己尽量镇静、镇静，再镇静，不要干傻事，不要冲动，不要犯法（打孩子）。我想慢慢对儿子铁蛋讲道理，儿子毕竟才八岁。我开始等铁蛋放学回来，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孩子回来了，我一开始还能心平气和，可是，讲着讲着就失去了控制，我的语气越来越重，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我使劲推了儿子，把他推倒在地上，他半天还爬不起来，儿子吓得连哭都忘记了。这是我儿子出生后我第一次打了他。

最后我高声喊道，你可以不读书，你可以考零旦，你可以没有工作，我带你去要饭，你可以被别人欺负，但记住，永远永远不能欺负比你弱小的同学，永远永远不能欺负那些没有能力和你抗争的同伴，永远永远……没想到讲着讲着，我竟然流出了眼泪，而且最后忍不住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儿子面前哭。

其实，我当时还断断续续告诉了儿子我的过去，我在小学被人欺负却不能顶嘴、更不能还手的悲惨世界，可是我知道儿子没有完全听懂。这不怪他，儿子是铁定无法了解我生活的时代的。后来想一想那天的事，我心中也充满了后悔。那天我对八岁的儿子实在太严厉了，我因为想到了自己的过去，从而对儿子的行为产生了极端愤怒。我的生气也包括了对自己的不满，由于一直和孩子缺乏交流，我最痛恨的欺负弱小的行为竟然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后来我找机会对儿子说了对不起，再等他长大点，我又逐渐给他讲了一些事情，我这才发现，也许儿子当时没有听懂我的话，但他记住了父亲的眼泪，也是我唯一一次在他面前流泪。

也不知道是长大了，真的懂事了，还是因为他们学校的教育，又或者真是我的眼泪起了作用。铁蛋成长为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少年，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竟然比我希望的走得更远。

由于我自己的遭遇，我从小就教铁蛋一些武术动作和踢打沙袋，他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跟随韩国来的高手练习跆拳道，六年级时候已经是少年黑带四段高手。看到铁蛋已经可以很轻松地打倒同龄人时，我想把自己做人的原则传给儿子：永远不要欺负弱小，但也永远不要放过欺负自己的那些看似强大的Bully(专门欺负其他同学的不良学生)，儿子接受了前者，却对后者也提出了异议。儿子宣布他绝对不会用跆拳道对付同学和其他少年，不管他是弱小还是强大，最后他竟然不再练习跆拳道。在我有些生气时，他告诉了我他的原则：人家欺负你，有老师，还有警察，如果我打他们，就是我不对了，等等。

这也许是好事，儿子生活在现在，成长在一个法制的国家，离我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实在太遥远，他永远不能完全理解我在说什么，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这一代永远不用去理解我们曾经的遭遇，仅仅是理解，已经是足够他们痛苦的。

我会对儿子说，如果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就当我是在讲故事吧！

 

——杨恒均于父亲八十岁生日之际

 

虽然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隔几百年后，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以新闻叙述的笔调，如同现场特写一般，重现了“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新大陆生存、挣扎乃至流血，终于建立起新生活、新社会的一幕幕……这一切无疑都对所有渴望了解美国，认识美国历史、文化及其起源的人们，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我拿到这本书，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放下手头的事，先睹为快，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诱惑。

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读本》，开卷就是《五月花号公约》，在数百篇“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当中，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篇。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帆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飘荡了66天之后，很快就要在陌生的新大陆靠岸前夕，他们在船上签署了这份共同契约，在上面签名的有41名成年男子，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教徒，其中一部分正是怀着寻找宗教自由的梦想，在强烈的精神信仰驱动下，才登上这一前途未卜的航程的，他们因此被叫做“天路客”。他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保证遵守和服从将来颁布的对他们全体人“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这个公约翻译成中文，不过三百多字。然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的意义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文献相媲美。我有时候想，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依然是手按圣经，向全体公民保证遵从和信守宪法与法律。

1802年，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的演讲中，就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他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来到那里，最初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宗教信仰，他们希望住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为此创立一个小社会。到2002年，有人作过统计，今天美国大约有3500万“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占总人口的1/10。对这个移民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然而，带着牛皮纸上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上岸的天路客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寒冷的威胁，面对过土著印地安人的弓箭、猎枪和陷阱，他们曾一次次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登上新大陆，并不意味着铺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金色的蔷薇。换言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生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五月花号”乘客组成的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与印第安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中间又发生过什么变化？以往我们所知不多，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开始于1620年天路客登岸的美国历史，也是像青蛙跳跃一样，转眼就到了莱克星顿枪响，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吹起来了。中间一下子就跳过了150年，在这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中，这块大陆到底发生过那些不可回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过那些值得铭记的名字，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个历史的盲区。有鉴于此，一个美国作家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写下了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当“五月花”号返航7年后，普利茅斯种植园依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堡垒，每个男性即使在祷告时，身边也放着枪。但是，在天路客与新大陆原住民印第安人之间，有过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睦友好关系，而且至少两次以书面条约的形式确立下来。感恩节就是这段历史最生动的见证，最初的感恩节源自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感激，秋收之后邀请印第安人一同庆祝，包括种玉米、汲水、防范野兽等方法都是印第安人传授给他们的，当他们上岸不久冻饿交加，三个月中死亡近半时，印第安人也曾伸出温暖的援手。那些新大陆的原住民也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么落伍，在“五月花”号靠岸后的40年里，他们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同时不断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力图创造一种新型的、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文化。他们用的已不是弓箭，而是当时最先进的明火枪，使用英国制造的新产品，其中还有人进入了建立不久的哈佛大学学习。到了17世纪60年代，“五月花”号乘客的后代，不再觉得自己在那片土地上的生存是靠了原住民的支持，相反将他们看作是通往繁荣富裕之路的绊脚石。1675年，一场历时一年的战争不可抗拒地降临，对此，作者明确指出：“英国人决定以牺牲印第安人为代价，来获得自己的经济繁荣，将他们父母曾经努力奋斗、英雄般创造出来的那一切变得岌岌可危。”被逼无奈的印第安人虽然奋起还击，最终失败，菲利普王被杀，他们连祖先的生存方式都未能保住。这场血腥的战争被命名为“菲利普王战争”。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许揭开历史的伤疤，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到1836年，一位牧师在波士顿公开演讲，提出“菲利普王战争”和独立战争一样伟大，认为菲利普王是为广大印第安人争自由而斗争的领袖。在那场战争中，天路客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丘奇，他的身上融会了清教徒、水手和印第安人的性格，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显示出卓越的勇敢、智慧和宽容、悲悯，他对敌人并不是深恶痛绝，而是尽可能地向对方学习，不是追求在肉体上杀死敌人，而是尽力让对方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事。也就是把敌人也当作人看待。在他心目中，战争的成败不是杀戮对方，而是压制对方。在他身上，美国性格已渐露端倪。在他几乎预见了一个强大的同时赋予众生平等、自由的新国家，这个国家终究会在《五月花号公约》的轨道上前行，找到自己的方向。

 

 

5月20日由《诗刊》杂志社和山东龙岗集团、沂蒙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2007山东龙岗旅游采风活动正式开始，从北京和济南来的朋友刚下车，我们就迎上去热情地一一和他们握手问好，很亲切、很温暖。雷霆、食指、刘福春、谷禾等先生是第一次见，雷霆不显山不露水，身上是质朴深邃的气息，食指一团阳光和和气，身上爬满憨厚和温暖，笑起来脸就跟一朵花似的，叫人陶醉，刘福春也是这样，透出儒雅和孩子气的纯真，谷禾这个帅哥，腼腆得像个大男孩，一看见他，就想欺负他，因为觉着他的沉默和文静很可爱，像邻居家的哥哥。刘福春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是邹洪复是吗，因为我们10年前就通过信，他能一下认出我，好感动。袁忠岳先生10年前就在济南听过他的课，一见自然心里温暖，蓝野兄、王夫刚和孙方杰兄，我们一起聚过多次，自然是朋友相见，心有默契。一番寒暄，一番心照不宣，我们就一起说说笑笑去参观山东地下大峡谷和沂水地下萤光湖。

见食指走在最后边，我就过去陪他，说了几句话后就聊到了诗歌，他说外国诗歌重视思想，对社会有批评的传统，是号角和炸药，这方面我们就没有。他说中国诗歌讲神韵和意境，注意感觉和味道。我说你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不是也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吗，作为新诗潮以来的诗歌第一人，你早就是大师级的了。食指说，哪儿哪儿，我现在才觉着诗歌是什么，该怎么写了。听他这样谦虚的说自己，我心里更加高兴，因为像他这样的天才诗人，如果知道诗歌该如何写了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他诗歌创作的高端状态又将要来临。

坐电滑车的时候我和蓝野坐一辆，因为车速比较快，他怕其余的朋友不习惯，就老不放心地回头看他们，尤其是担心食指会不会受到惊吓。和他们这些朋友在一起，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微笑，都足以叫人得到舒心和愉悦，他们的内心不世俗，都各有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坐在天使身边的温暖和惬意。

食指喜欢吸烟，甚至是一支接一支，刘福春说是因为他在福利院的时候，医生每天只给他点一次烟，为了不断火，食指就一支接一支的吸，因此就养成了习惯。食指也和我说他的经历坎坷，磨难很多，要是没有相信未来的支撑他活不到今天。对于他的经历早有耳闻，怕深究会引起他的难过，就尽力忍住不问他具体原因。当然说这些的时候，我们俩都一直笑着，食指更是豁达，心境坦然、自在、知足。每一次吸烟的时候大多都是他掏出火机给我点烟，我多次推辞，他说都一样，都一样，他总是乐呵呵地，一副浑然忘我的样子，像个可爱的大孩子。磨难如此多的他，有如此超凡脱俗的乐观心境，真叫人打心里仰慕不已。蓝野告诉我说和食指聊天注意别谈政治，因为一谈政治，他就情绪激动，很容易犯病。刘福春说，食指第一位夫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女儿，第二位夫人可谓是一段佳话，就是有一个男孩子，因为喜欢食指的诗，因为崇拜食指，他的妈妈就更理解了食指，就嫁给了他。听说食指对他们关怀备至，万分珍惜，叫人欣慰。

谷禾说，有一次他去找食指玩，知道他刚买的手机，可怎么也打不通，就到食指家里去找他，食指说，我开着手机的时候，没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把手机关了。

食指突然拍着我肩膀说小邹，我相信朝闻夕死这句话，可现在有不少年轻诗人不注意检点自己。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吧，管他们干吗呢。他听了我的回答有点愕然，心里瞬间有了黯然的样子。就觉着自己不该那样说，因为纯净又敏感的食指先生在内心里对故意追求缺点的人是绝对不会有半点宽恕的，这一点我能感觉的到。就忽然想起他1967年写的那首《命运》的开头两句：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食指喜欢看寺院，见了必去，我就陪着他去了那座小寺院，他却对庙里的神像不大注意，他注意的是寺庙的建筑风格，听他说各个朝代寺庙的建筑风格，于我而言就跟听天书似的，就只好频频点头，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算卦的，周围围了不少人，他却连看都不看就走，和我说信那个干吗，没意思。我就和他坐在一条长椅上抽烟，他又递给我一支烟说，平时我就抽这个，显出抱歉的样子，那种烟虽然比较便宜，但他无论抽哪种烟就是哪个烟厂的荣幸，我在心里这么说。心里还是建议他少抽烟最好。

食指对我说，写了这么多年诗歌，觉着好多东西都不能够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语言的局限性很大，而音乐和油画对人生就能表达的更贴切更准确，更扣人心弦。

快朗诵诗歌的时候，我跟蓝野和食指说想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蓝野说好，到时候你俩一起朗诵《相信未来》，我看见食指甚至吐了吐舌头，朝我做了个鬼脸。《相信未来》是食指在1968年，他20岁时候写的，这首诗歌掷地有声，在铿锵、沧桑和力量中描述和预言了一个时代，甚至也预言了他自己的一生，诗中情绪对比非常强烈，由失望到满怀希望，在反复跌宕起伏中演绎出人生的真理，叫人在从凄凉中看到悲壮，在心酸中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信心，有着非比寻常的向上和感人的力量。

在蓝野的主持下，朗诵会开始，我是第一个朗诵，看着台下的食指含了深情绽开了微笑看我读他的《相信未来》，心里顿然闪过一丝自信，也更觉着了自己读好这首诗歌的难度。朗诵会以食指朗诵自己的《相信未来》结束，他的朗诵自然是很人生，很悠远，很醇香，很食指，那种荡漾生命厚度的纯然声音至今还余音绕梁。

和食指一起没必要刻意问他什么，仔细倾听他，感受他就已经足够。和食指一起，你就会觉着，人活着真的没必要对现实和周围太计较什么，唯有相信未来，唯有热爱生命。假如没有诗歌，在那个文革年代，在福利院8年的日子，这位叫郭路生的男子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诗歌一直是在为走失的人点燃火把，诗歌也是一种叫人能生活地更好的宗教，虽然有好多写诗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附一:

食指：相信未来（诗）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附二:

 刘福春：诗歌评论家、随笔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雷　霆：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书画家。
 食　指：当代著名诗人。
 袁忠岳：著名诗歌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蓝　野：青年诗人、《诗刊》编辑。
 谷　禾：诗人、小说家、《十月》杂志编辑。
 王夫刚：青年诗人。
 孙方杰：青年诗人。

 

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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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是谁？一般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他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人”——不是说他的成就造诣执中国文学之牛耳，而是说他一度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最高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但没当几年，1989年“六四”后他黯然下台，宣告了政治命运的终结。

这是唐达成生命中最后一次大起大落，却不是第一次忽跃忽跌。陈为人所着《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近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敍述这位文学评论家如何以自己的泪与汗，写下生命中一场又一场悲喜剧，以及文坛半个世纪风雨交加的篇章。

唐达成（1928─1999），早年笔名叫“唐挚”，以文学批评起家，崭露出色才华，特别是1957年发表《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更被认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振聋发聩之论”。当时有人对他说：“你哪里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为时不久，他就因“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成为“文化异端”分子，划为右派。锋芒毕露的文学评论家“唐挚”由此开始了向忍辱负重的文坛官僚唐达成的转变。

“文革”后为文艺正名，唐达成在文坛仕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受命批判作家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该片中藉人物之口说：“祖国啊，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这个提问被视为直接挑战党的权威，兹事体大，当时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全部出动，深入批判《苦恋》。写作这篇批判文章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二唐”唐达成与唐因的头上。在八易其稿的艰难历程后，《批〈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刊载於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唐达成在文坛中的份量得到了飞跃性提升。1984年底，在高张“创作自由”旗帜并招惹左派人士口诛笔伐的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由於宗派势力和政治势力的角力与妥协，唐达成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文坛党的最高领导人。

文坛内很快就有了“一仆三主”之说，即唐达成不过是周旋於张光年、贺敬之、王蒙“三主”之间的“仆人”而已。唐达成“骑虎难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於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强颜欢笑，身心交瘁”，最后的岁月充满“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邵燕祥评语）。在严峻的“六四”前，他终於毅然给自己盖棺论定。中国文坛各路人马在评价唐达成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唐达成就个人品质而言，臻於完善。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曾是唐达成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劳动时结识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唐达成的忘年交，历任太原《工人文艺》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发表过中长短篇小说多篇。身为唐达成的挚友，作者不仅有着丰富的个人回忆，而且研读了唐达成生前的工作笔记、发言稿、调查报告、检查、思想汇报、档案、未发表的文稿、和他人的书信往来约600万字。此外，作者亲自访问有关人员70馀人，获得近200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掌握大量史料，作者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终於完成这部50馀万字的传记。

50年代末，唐达成被打成右派后被发配柏各庄农场，和妻子马中行分离7年。马中行利用假期去探亲。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并没有打算写一本为传主歌功颂德的书。他认为，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就事件而言，唐达成经历过1957年“反右”，1962年大连会议，以及改革开放后“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举世瞩目的1989年六四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不一而足。

就人物而言，由於唐达成所处位置，与文学史上每一阶段的风云人物都是零距离接触。他与周扬、丁玲；与张光年、贺敬之；与王蒙、马烽、玛拉沁夫、梁晓声等等一长串当代中国文坛的精英，形成错综迷离的人际交往，构成了当年风云起伏的文坛现状。同时，由於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间政治与文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结缘，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场上的沉浮，又成为唐达成命运跌宕的大背景。

唐达成生命活动的舞台，已超越了文坛狭义框架；唐达成的个人传记，展现的是中国文坛上个世纪后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不仅如此，该书更将笔触深入到一个被左右、又不甘被左右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的内心深处。从唐挚到唐达成，展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裂变的惨烈。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说：“我是受着两种痛苦的煎熬”。作为唐挚，他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作为唐达成，他又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的才华和思想被扼杀，被深藏，他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的整体无奈。

然而，唐达成在一生中，无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无论是作为评论家，还是作为文坛官僚，他都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底线，在关键时刻拿出了勇气。身为正部级中国作协负责人，唐达成在“六四”期间以作协党组和书记处名义三次签发严正声明，呼吁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如他自己所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人们的激情热情被无情地消耗了，浪费了。只以为厌倦了，麻木了，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谁曾想，一息尚存，心脏只要还在搏动，血总还是热的。”

 

香港亲北京政团民建联主席马力，指八九年六四风波不应称“屠城”，引起轩然大波，十多年来刻意对六四降温的北京方面也感到愕然，政坛前辈劝他辞去党主席和人大职务，事件的发酵可能影响民建联年底和明年的选情。

一场传媒“吹风会”吹出轩然大波，更余波阵阵。五月十五日，香港亲北京政团民建联主席马力邀约记者茶聚，解释民建联有关香港普选的建议。茶聚期间马力畅所欲言。约一小时后，聚会该结束了，马力站起来打算离开。此时有记者随口问了句：“香港怎样才具备普选条件呢？”马力答道：“当然要先搞好公民教育。”若马力说完就离开，接下来的一切也不会发生。但是，马力突然爆出了一句令在场记者们都目瞪口呆的话，“就如同六四，我们有些教师说成是屠城”。他批评香港教师对六四各自演绎是不负责任，并指特区政府应该为此定个调子。

翌日，有报章大字标题指“马力冷血”、“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电台的清谈节目，主持人与听众都在讨论六四。在距离六四事件十八周年纪念日前三星期，本来还没什么人谈起的六四话题骤然升?，而料不到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箭靶”的马力，赶紧打电话到电台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否认六四死了人，但承认自己的讲话“轻率”，愿意为此道歉。当天下午，曾因癌症动过手术的马力，离开香港去广州继续治疗。

民建联其他高层当天早上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二大处理原则：一是划清界线，说明马力只是发表个人意见，不代表民建联立场；二是尽量降?，统一由副主席刘江华作为发言人回应。随后，刘江华对记者表示，马力已为自己的言论作出澄清，“如果他的言论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损害，民建联愿意道歉”。前主席曾钰成则形容马力是“擦枪走火”。

但事件并没有因此平息。马力愿意为自己的失言道歉，民建联也愿意为马力个人言论“道歉”。但究竟道的什么歉？那才是焦点。是为否认六四“屠城”道歉？还只是为言论的轻率道歉？据亚洲周刊了解，由于中央对六四的定调是“政治风波”，马力及民建联都认为，把六四定性为“屠城”不正确，若为此道歉，等于放弃原则。民建联高层以及亲北京阵营中人更对部分传媒对马力言论大作文章相当不满。

变相炒热六四话题

唯一一位敢于公开“挺”马力的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就直指有传媒在“追杀”马力。陈永棋指六四真相应留待历史作一个公正评价。民建联中人目前的估计是，“马力效应”恐怕最快也得到今年六四周年纪念后才会慢慢淡化。至于会否延续至七一回归十周年，以致影响国家主席胡锦涛届时来港的气氛，则仍需看事情发展。

而连日来都有团体，包括一些大学生，到民建联总部外示威抗议。支联会则呼吁市民毋忘六四，参加每年一次的六四烛光晚会。一些市民也表示，本已多年没再参加六四晚会了，但今年一定会到举行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去。六四学生领袖如王丹等也在香港传媒狠批马力。而丁子霖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则要求马力辞去全国人大职位。到日前，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则劝马力辞去党主席。

特区政府无意定调

失言的杀伤力，恐怕如今没有人比马力和民建联体会得更深。据了解，北京有关官员对马力的言论也相当意外，但了解马力为人的人说，他是一位敢言、心直口快的人，这次的确是分寸把握得不好。有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表示，北京明白六四在香港是个敏感话题，也明白马力的意思，但有些话实在不适宜公开说，更不适宜对著传媒说。“对于六四，中央早就定调了为‘政治风波’，并强调要继续改革开放搞建设，就是不想让争议影响发展。六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是中国人的伤痛。有些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一代人解决不了，就留待下一代人去解决”。

对于马力提出应由特区政府为香港教师怎样评价六四定调，消息人士指政府无意这样做，也无办法去做。“第一，六四性质中央早有结论。但香港是特区，跟不跟中央的调子，现在谁也说不清，有些事就难得糊涂算了。第二，六四也不是特区政府能去定调的事件”。

接班问题备受考验

另一方面，马力事件对民建联，甚至对亲北京阵营的冲击，也成为焦点。该阵营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坦言，民建联领导层接班的问题因此突显。曾钰成一向被视为亲北京力量中的“大脑人物”，并以言辞准确尖锐著称。但二零零三年民建联在区议会选举中失败，曾钰成请辞以示负责任。“曾钰成请辞党主席，好处是体现了问责精神，也让较年轻的马力接上，但不好处则是，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的曾钰成，有时就不方便代表民建联出面”。这次马力正是以党主席身份向记者吹风而出事，难怪有人私下说，若民建联主席仍是曾钰成，肯定不会出这么一场风波。事实上，民建联近年不但努力吸收新血，塑造年轻化、中产化形象，党的高层也开始接受公关技巧的训练，学习怎样更好地应对传媒，他们没想到马力还是因为个人性格问题而“出了事”。

另一个摆在民建联眼前的问题是，今年年底，香港将进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明年二零零八年则是立法会换届。区议会选举从来都是立法会选举的热身战。“马力事件”在接下来这两场香港政坛重要选举中，会否再被挑起发酵？目前民建联还是审慎乐观。二零零三年，民建联因为支持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区议会议席，一位亲北京阵营骨干人士说，“但这次情况应该不同。上一次民建联整个党的立场都是支持二十三条立法，因为民建联坚持香港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这次是马力个人的‘失言’，我们也已道歉。当然，事件肯定还会被‘炒’一些日子。但相信不会蔓延到年底甚至明年的选举”。不过他说，若对手到时故意挑起马力这次的言论来攻击民建联，那是绝对有可能。“但过了如今这‘风口浪尖’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的应对策略。只要民建联真心为基层、为市民争取利益，马力一时的失言不会对民建联整个党的形象造成太大伤害”。至于马力会否辞去党主席，这位人士则表示，要退也应在合适的时候退。而且外间都知道，马力身体并不太好，而且他本来就考虑过明年还要不要继续参选立法会议员选举的问题。而让民建联松口气的是，五月二十日的九龙观塘区区议会补选，民建联的候选人顺利当选。基层的选民，似乎仍认同民建联的地区工作成效。

政治人物应慎言，马力以及民建联可说是上了宝贵的一课；香港的政治人物都应记取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