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则“上海房价近6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消息自今年4月以来引起格外关注。这则消息源自于上海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参与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发展评价和预警体系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由建设部立项、历时4年多完成。报告显示，经过两年宏观调控，上海房价上涨幅度逐步回落，2006年下跌幅度0.5%.这是上海房价自2000年以来首次下跌。

反腐和房价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就表示：“让上海房地产市场震动最大的不是房 地产政策的变动，也不是金融形势的变化，而是反腐败案件的曝光。种种迹象表明，反腐败使上海地产商早已绷紧的资金链出现了裂痕。”

近两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不断出台，使得上海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逐渐趋紧。恰在此时，上海发生了社保案件，涉案的资金正是和房地产有关。案发之后，除了涉案的资金必须从房地产市场退出外，很多类似的、还没有曝露的资金也会悄悄从房地产市场撤除。资金链绷得更紧的开发商只有降价销售回笼资金。这是尹中立认为反腐会导致房价下跌的原因。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庞元3月27日出席上海第一届TOP50高峰论坛时表示，上海在2006年住宅市场运行平稳，宏观调控已基本到位；2007年将继续这一走势，房地产投资以及房价都将保持稳定状态，宏观调控的作用将全部显现。这或许表明上海房价在小幅回落后趋于稳定。

上海异乎寻常的高房价一直为人们所诟病。高房价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官商勾结被认为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去年底曾指出：“国家目前针对房价、户型而做出的调控无法使房价真正回落。若不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所有的宏观调控都收效甚微。”

从社保案到对国资系统的调查，及至最近揪出几位“土地爷”，这一系列信号说明，上海反贪腐风暴已经进行到了对房地产市场全面治理的深度与广度。

房地产业的官商勾结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99号，是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大厦所在地，长期以来也是在当地谋求发展的众多地产开发商们心中几多期许的地方。自从2006年11月3日该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被有关部门“隔离调查”后，在这座大厦里办公的人员就开始人心惶惶。随后，2007年3月下旬，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现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因涉嫌经济问题，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仅仅相隔几天之后，有媒体披露，原上海市建设党委书记、现上海房地产协会会长陈士杰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陈士杰涉嫌为其子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法谋取利益。

在上海市房地局，殷国元曾是朱文锦的直接领导，他们任职期间，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由低谷到高峰的10年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上海楼市遭受重创，到2000年左右才开始回升。从那时起，上海经营性土地出让连续数年保持在每年2000多公顷的水平。2003年7月之前，上海八成以上的经营性土地出让都是通过协议方式。这种方式为主管土地批租的官员提供了很多非法“寻租”的机会。

就在朱文锦事件之前不久，有中央高层领导曾表示，上海过去若干年大量土地出让，最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彻查。因此，朱文锦事件一出，上海就有业内人士预言，这只是整个事件的开始，上海以往多年土地出让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可能将陆续浮出水面。

在上海的房地产界，官商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退休后仍会在行业协会为房地产业发挥余热，比如殷国元就一直是上海楼市中坚定的“看多派”。下海的土地官员同样会受到房地产商追逐。有商家甚至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他们看中的正是下海官员在权力场上的关系资源。外地开发商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寸步难行，而本地开发商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呼风唤雨，其奥秘就在于这张庞大的“土地关系网”。只要能引进一个曾在关键岗位工作过的下海土地官员，跑项目、跑审批就能比别人先行一步。

一名熟知上海地产界的人士说，在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很多房地局出来的官员选择下海，比如副处长甚至级别更低的官员，有的被民营地产企业聘为顾问，有的和别人合伙开公司，有的干脆是由地产商为他们投资办公司。“在土地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只有他们的圈子知道和土地有关的重要信息。他们通过自己的旧关系，把土地低价协议出让给这些企业，损失的当然就是国家了。”这名人士还尖锐地指出，土地一般会优先出让给和政府官员关系好的开发企业，“土地审批环节，权力寻租的空间太大了”。

背后的中央彻查

“这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量变也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名上海地产界的资深人士说。他分析，这些土地官员的纷纷落马，一方面和国家土地审查风暴密切相连，一方面是国家在检查房地产调控效果，作为全国房地产领头地位的上海会首当其冲。而逢上海政府领导换届，反腐败将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职责。

去年11月28日， 国土资源部任命张乃贵为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局长。今年4月起，建设部等八部委开展大规模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反腐败。该行动将从今年4月下旬延续至明年1月。从八部委发布的文件看，至少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这两个反腐败职能部门将在这场专项整治工作中有所作为，房地产领域一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案件，将会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二是这次专项整治不仅要严查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还要查房地产商的行贿行为。受贿行贿一并查处，说明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非法房地产商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严重危害，决心从根子上治理房价虚高，稳定房价。

上海市房地局一位工作人员向《新世纪》周刊透露，中央调查小组在他们局里设立了一间办公室，准备长期作战。“看来这次是真的要一查到底了。”他说。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土地界出现所谓‘黑幕’，全国各地同样存在，土地官员落马的事件也不止于上海。”上述那位上海地产界的资深人士说。

上海土地管理彻查风暴溯源

从1995年到1999年的五年，上海市通过土地批租出让地块分别为258幅、207幅、220幅、262幅、639幅，相应出让面积分别达640.30万平方米、378.66万平方米、461.36万平方米、421.05万平方米、799.3万平方米，总计2700.67万平方米。

三位“土地爷”落马

朱文锦

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

2006年11月3日被“隔离调查”。

可能与上海国有房地产企业土地批租问题有关。根据今年3月初上海市纪委、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传出的信息，对朱的描述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贵重物品等财物”。

担任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一职达10多年。该处是上海房地局属下23个处级部门之一，负责上海全市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交易工作，因手握土地大权而有“上海第一处”之称。

殷国元

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现任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

2007年3月下旬在上海被纪检部门立案。

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透露，目前正在针对殷国元2002年两起“土地违法批租”问题展开调查。已经查出殷国元来源不明资产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其中包括多处楼宇资产和大量现金。对这笔巨资，调查组已基本认定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1995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分管土地工作，行政级别为正局级。其在任10年，正是上海市房地产从低点走向鼎盛的期间。因为主管土地审批，几乎所有市局负责的土地出让合同都需要由殷签字。2005年从房地局离任后担任上海土地学会会长，后又兼任《上海土地》编委会主任一职，成为上海楼市中坚定的“看多派”。

陈士杰

原上海市建设党委书记，现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

2007年4月12日其接受调查的消息见诸报端，18日本人出面否认，随后再度传被正式“双规”。

涉嫌为其子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法谋取利益。他的两个儿子陈立群、陈育群在上海松江、闵行等地掌握多宗土地，并参与开发诸多楼盘。

上海人，毕业于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曾先后任上海市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 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2002年，他当选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士杰现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和上海市政协区县政协联络指导组组长。

 

如果追溯一下中国媒体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么几个黄金时代，一个是清末，也就是上世纪之初，那时满清统治腐朽而衰败，社会因弱图变，面临着改朝换代，各种新思潮猛烈冲击着古老的帝国。清末的新闻媒体数量虽然寥寥，但言路相对宽敞，呼吁改良呼吁变革，积极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潮，既有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办的报刊，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主办的报刊，启蒙思潮波及全国，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后，那时虽然国民党审查制度在一些文人眼里近乎“苛责”，“戴着放大镜”，但实际上许多时候鞭长莫及，新闻便空前的发达兴旺起来，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人，如邹韬奋、范长江、季友鸾等，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刊，而且申请一份报刊也并不象现在这么难，需要出版局给什么刊号，你只要有钱有人，就可以去当局备个案，出报纸了，象鲁迅、陈独秀、林语堂等的报刊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连20来岁的毛泽东在湖南也出了一份《湘江评论》，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想象的。至于内容，也是各种各样，既有鲁迅、陈半农等的针砭时弊，又有林语堂、徐志摩等的风花雪月，反正都有市场，都有读者。作家们的文章也都有发表的机会，绝不会出现现在的“此属于敏感题材”或者“没有弘扬主旋律，不宜发表”的字样，而且稿酬也相当丰厚，一个作家足可以养活一家几口，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不会出现现在那种低廉的稿酬，或者几个月几年不发稿酬的情况，那时的作家们许多是“富人”，只要你能写，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许多“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学爱好者，大都依靠自己的写作生活得很富裕。

另一个黄金时代，应该是那个昙花一现的89年前后，那时虽然报刊仍然掌握在党的手中，但却出现了瞬间的新闻自由，出现了象《世界经济导报》《深圳青年报》这样思想自由的报纸，而一些主流报纸，比如《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思想性文章，猛烈的抨击着当时的意识形态。体制内的松动，是难得的，也是少见的，如果延续下去，中国绝对会出现一个转折。然而好景不长，八九年一场狂风骤雨很快使开放的思想界回归到以往，倒退到一党专制时期，报刊随着社会的庸俗和经济利益化，也变得沉闷僵化腐朽起来。

至于其他时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统治后长达的50多年里，中国的新闻一直在严厉管制中运行着，成为所谓党的喉舌，充当着走狗、鹰犬和工具的角色，在“报格”上等同于奴才。我手头上有一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书，这本书里收录了《人民日报》从建国后的1949年到1980年的所有头版头条，从这些头版头条里，我们可以寻觅出这么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新闻随从于政治的指挥棒而打东打西，它既有建国时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之言，又有“亩产十万斤”，“向一切反对派开火”的昧心之语，还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说之文。报纸实际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是媒体本旨的悲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党报和民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媒体的角色定位从过去的赤裸裸的走狗、鹰犬、工具，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起来。当代的中国媒体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似乎成了人民呼声的载体，成了开创中国新纪元的一个主要力量，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在媒体的这种角色演变过程中，那种阳奉阴违边缘化的媒体“臣妾心态”也日益显露出来。媒体进一步丧失了其独立性，在蛊惑民众过程中，也日益庸俗化、利益化起来。

在古汉语中，“臣妾”是一个合成词，它有多重意指。“臣”，原本是指男性奴隶和男性战俘，到了诗经时代，所谓“普天之下，美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就泛指国君所统御的芸芸众生了。曾几何时，“臣”的本意又成屈服驯服的庶民，越级晋升为“官吏”或“官员”。而妾呢？后代之现代的通行意义，是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男子在大老婆之外的小老婆，原始意义却是指女性奴隶或战俘。

总而言之，男为臣，女为妾，而合二为一即为“臣妾”，乃皇帝与皇权的奴仆，包括皇宫中的皇后、妃嫔，也包括各级官僚以及读书人等。

在现在所拍的一些历史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那怕是尊贵如皇后在面对皇帝时，总是说“臣妾”“臣妾”如何如何的。这里的“臣妾”，既是一种自谦的称呼，也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是指相对于皇帝而言，既有“臣”的含义，又有“妾”的含义，但无论是“臣”，还是“妾”却都没有独立自主的思维，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虽然是双重的身分，却从头至尾乃是一个“臣妾”。“臣妾”，“臣”说明她是属于统治工具中的一员，而“妾”却说明身分的特殊，和皇上有肌肤之亲满足其性欲的。总之，“臣妾”充满了附从和奴颜的气息。

而当代的中国媒体在表面剥离了单纯“臣工”的原有角色后，在新角色定位中仍旧藕断丝连，难以摆脱“臣妾”之色，于是，其“臣妾心态”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鲜明。当代的中国媒体分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也就是那些党报党刊，比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中央电视台》，各地的日报、晚报和电视、电台等，这些报刊吃的是“皇粮”，充当着政府的鹰犬和喉舌，已经属于臣工之范畴；另一种是体制外的，也就是那些都市生活类的报刊，这些报刊在中国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称呼──民营报刊。它们一般由那些赚了钱想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企业家，或者受“媒体是最后一块蛋糕”诱惑的老板投资，自负盈亏，自办发行，其内容相比党报党刊较为活泼有趣，经营方式也市场化，但目前的状况却是绝大多数为生计发愁，难以为继。体制内的报刊，其“臣妾心态”不言自明，他们高喊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走狗，你拿我怎办？所以不说也罢！我们主要说说体制外的那些报刊。按理说它们不应该存有“臣妾心态”，因为它们平常总以中国的正义自居，以关注民生为己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在改变着中国”，但恰恰相反，这只是一种错觉。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在陕西省一家杂志做编辑，这家杂志是由社长兼总编的王先生说了算的。王先生是一个有着民主思想的人，据说在89年时曾声援过学生，因为“转变”得快，才没有被抓进去。他开起会来滔滔不绝，大谈民主自由，在杂志上也经常发一些有关民主自由的文章。可是，一碰到宣传部或者其他什么主管部门，哪怕是一个看大门的打招呼，便紧张地不得了，赶快换了稿子。有一次，我们发了一篇《大气功师骗局》的批评性稿件，没想到这个大气功师是新闻出版局一位官员的关系，这位官员找到杂志社，他立马紧张得大汗淋漓，又是赔礼道歉，又是收回已经发出去的杂志。哪里知道，对方却不依不饶，以侵犯名誉权告到了法院，他赶快写了一份道歉书：气功乃是我国的国粹，我刊在没有调查基础之上，发了有损气功的不实文章，我深感惭愧。内容肉麻至极，让人不忍卒读。可就在这时候，中共对法轮功下了黑手，殃及气功，法院的判决驳回了那个大气功师的起诉。总编得到这个消息后，乐得手舞足蹈。“在中国就是这样，要懂得随机应变啊！”他说到。其实，这哪里是随机应变，而是一种“臣妾心态”，是对权力的天生的奴性，是骨子里的敬畏。

《西安商报》也是一家民营报纸。但总编似乎洗过脑子似的，在看稿时总是战战兢兢，把一些“不良”的字眼删掉。有一次，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流浪儿的稿件，其中有一句话：“这难道仅仅是父母的原因吗？”他立马毙了稿件，理由是文章似有所指：这是政府的原因，再深一步讲，是共产党的原因。这还了得？每次见到了台湾、香港，尤其是台湾的稿件，总要看上半天，哪怕是“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也要改成：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其惊恐之状，其讨好之状，令我们哭笑不得！有一个编辑就说过：“看来我们的杨总，该受到中宣部奖励了！”

权力是爷，自己是孙子，作为孙子，当然就得听爷的。体制内的报刊是党的喉舌，一切以党方党针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党对的，它宣传；党错的，它也宣传。党要做什么就是什么，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这种媒体已经蜕化成权力系统中的一分子，失去了现代传媒的基本定位。它具有的“臣妾”定位，似乎无可厚非。关键是那些体制外的媒体，它们其实并不为党所豢养，却具有“臣妾心态”，变成“在野”的走狗，却令人匪夷所思。

年前萨达姆被判了绞刑。中国媒体不但报了这个消息，还做了许多评论。我看了《新华网》上刘瑞成的一篇评论性文章：怎样看待萨达姆之死？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应该怎么看待萨达姆之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萨达姆不义之行，确实做了不少。在他执政期间，恣意发动战争，侵占别国领土，血腥镇压反对派，可谓罪孽深重，冤魂多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该死。但是，他的死法令人质疑。说到底，萨达姆是死于美国政府之手。是美国绕开联合国，象萨达姆一样，发动不义战争，占领了伊拉克，捉住了萨达姆。

但这种手段不算是明智之举，这叫做‘以恶治恶’。退一步说，就是萨达姆罪大恶极，该杀该刮，也应该由伊拉克人民来处置，而不是由美国来处置。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看看，本来说的是萨达姆该死的主题，可是突然转向了“人民”，这是典型的当局腔调！人民算什么？大家知道，在萨达姆当政期间，选举率还是100%呢。如果让这样的人民来决定萨达姆之死，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显然，刘瑞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为了讨好当局，符合所谓的主流观点，而特意献媚的。他完全可以不说，也没有必要这么说，可是，他偏偏生拉硬扯把这种观点硬套上，这种观点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吧。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讨好，如同“臣妾”一样，只是想献媚皇上，却不见得能获得皇上的青睐，赏她一宿的。

中国的当代媒体就是这样的，那些民营报纸其实没有必要为党摇旗呐喊，也没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和体制内报纸的待遇不同：一个是亲生儿子，一个是后娘养的，虽然都叫爸爸，但待遇并不一样。党报由国家拨款，发行时还要定量，而其他报刊国家不拨一分钱，自谋生路自办发行，自筹资金。然而，它们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摇着尾巴，幻想着分得一点剩饭。或者，什么都不图，只是出于本能的心态。就象那些“臣妾”一样，见到皇帝自然就腰弯，当然就献媚起来了。

当然，中国当代媒体走的并不是一条自由的发展道路，而是一条畸形的道路。它虽然名义上放任自由，但其实仍旧象风筝一样牢牢牵在党的手里。这些媒体所放开的只是党不再给它食粮了，让它自己找食吃而已。于是民营报纸要生存，却又得不到国家的财政拨款，只有扩大影响，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之一途，因此，民营报纸的发行量决定着报纸的影响力和生存，而发行量却是由报纸的可读性来决定的，如果这些报纸仍旧象党报一样没有可读性，那当然就没有了发行量，也就难以为继。于是，这些年来，在有限的“新闻自由”下，一些报刊悄悄地撕开了中共新闻管制铁幕，比如《南方周末》，比如《南方都市报》，比如《周末》，比如《新闻调查》，比如《焦点访谈》等等，但这些报纸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在媚俗中行进，它并不是为反映民间疾苦，追求自由、民主精神而设的，许多时候是哗众取宠，新奇古怪。在杀害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新闻之间，选择的是后者；在强奸妇女和轮奸妇女，选择的还是后者；在轮奸妇女和轮奸幼女之间，后者还是选择的目标。越新奇，越古怪，越骇人听闻，便越成为这些媒体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仍旧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以宣传所谓的党的政策为主，象中央大员、省长、市长等官员的新闻肯定是它的头版头条。

政治的高压，体制改革后造成的畸形状况，使得民营报纸生存十分艰难。就象风筝一样，永远是飞不高的，而且是会跌落的。民营报纸就象断了奶的孩子，不但不给你奶，还不准你哭。西安有十来家报纸，称得上民营报纸的有几家，其中《华商报》是老大，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号称40多万份，据说广告年产值达到几个亿。因为没有皇粮，《华商报》这些年来非常努力，在新闻采写上平民化，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残酷的资本家化，其员工在剥削之下，累得象一头头牛，虽然工资比较高些，但却没有任何保障，曾经有一个娱乐名编辑，因为用了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宋祖英向央视叫板。在中国谁有这么大的胆魄，当然还是第一、二奶了。结果宋祖英的代言人飞到了西安，直接找到省委宣传部，定性为“失实报道”，又是赔情道歉，又是赔偿各种费用，据说前后花了20多万呢。这个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也被报社开除了。他原来住在报社公寓里，当天就被赶了出来。

而其他的还不如《华商报》呢。据了解，这些年来，西安的民营报纸基本上投资都归于失败。《西安商报》，前后找了四个投资商，第一个投了20多万，还不到三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第二个只是一个月，也不了了之，最后一个，投了100万，就赔了，员工们半年领不到工资。《陕西美报》是进来一个投资商，死一个，先后花了数百万，员工工资多次发不出来，报纸苟延残喘。《三秦都市报》，如今已经亏了数千万，《百姓生活报》，赔了数千万后，卖起了刊号……

有人评价说，如今是媒体的滑铁卢，进一个死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在中国，任何媒体都是国有的，人们投资只能获得经营权，而没有采编权，也就是说，一个投资商投了钱，却没有没有主权，报纸不是自己的，这又怎么能够调动投资商的积极性呢！在所有权和主权分离的违背常理的情况下，你又怎么指望他能盈利呢？何况在中国，报刊赖以生存的基本──新闻，又不掌握在办报人自己手里，而是决定在党的手里。而读者才不管你党不党的，你没有可读性，我当然就不订阅了，这又怎么能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呢。

显然，当报刊正当的发展渠道被堵得死死的以后，中国媒体只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来敛财。一是把记者，变成了土匪强盗。有一句话叫做“防火，防盗，防记者”，在中国，除了第一股恶势力──黑社会，第二股恶势力──政府官员外，新闻记者也被称为第三股恶势力。许多报纸实行绩效考核，零工资考核，记者的收入全靠提成。记者们就四处外出，到处敲诈勒索。去年就处理了多起记者敲诈勒索事件：《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涉嫌敲诈被捕。

《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涉嫌敲诈被逮捕。《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被逮捕。《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案。而一些“中字号”的媒体，在各地设立的记者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记者站，而是广告站。我曾经想把一个北京杂志的记者站接下来，被告知首先得交50，000万元管理费，除此以外，每月还得完成十万元的经营任务。而总社却只提供一个工作证，一个破本本就值这么多钱，亏他们能想得出。然而，实际上这还是比较少的呢。那些名头更响的媒体，办记者站更是一笔天文数字。

二是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欺诈事例，在中国媒体也比比皆是。许多报纸为了诱惑客户，片面夸大发行量。有的说，发行十几万份，其实只有一、两万份，我曾亲耳听到，有一个小杂志竟然宣称有50，000份的发行量，其实只有3，000份，弄得我哭笑不得。

三是内部实行血腥管理。中国媒体的劣迹实在有违“阳光产业”的称号。在许多媒体中，没有“三金”，没有“劳动保障”，试用期不发工资，招聘欺诈，不发稿费。媒体的记者待遇之差，拖欠工资也令人吃惊，有一句话：“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拿得比民工还少，听起来比说都好，其实熊不济！”

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严酷的管理之下，使得中国媒体在寻求生存之路上，其心态必然是扭曲变形的，直接表现的就是“臣妾心态”。就象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狗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独立自主的狼，却总是流连在主子的大门口，摇摇尾巴，汪汪的叫上几声，试图唤醒主子的“良心”，回到走狗中一员。虽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威富有加，也是“臣妾心态”之一种。中国媒体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西安号称第一媒体的《华商报》，如果遇到上面的命令便会摇尾乞怜，而且时不时地会刊登这样的新闻：张维庆：要为百姓父老而歌；劳模送劳模拍合影；等等。这种弘扬所谓主旋律的做法，当然不是诚心实意的，而是一种“臣妾心态”──在献媚，在讨好。过去宣传部曾斥责《华商报》格调低，总登一些杀人放火强奸的新闻，因而《华商报》一直不入主流。近年来，《华商报》改变了那种做法，当这种主旋律的东西出来后，其老总曾自豪的说到，谁说我们做不了这些东西，我们照样不是做的很好吗？可是，尽管《华商报》的尾巴摇得“哗哗，哗哗”的，可是仍旧被斥为非主流报纸，排除在党报之外，政府的许多活动一般都不邀请《华商报》参加。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欺软怕硬是一种劣根，这也是“臣妾心态”的一方面。中国媒体也是如此。以《焦点访谈》为例，报道的几乎全是科长、处长一级的，和那些偏远省份的阴暗面，而厅长、市长、省长一级的却鲜有，至于北京市或者周边的阴暗面也几乎没有，这并不是这些不值得报道，或者干净的没有什么可报道的，而是因为害怕或者献媚式的保护而已。这种“臣妾心态”，是一种不表里如一的行为。

作为中国人，对于“臣妾”人们早已不陌生，尤其是近年来皇帝剧满荧屏飞的时候，到处可闻“臣妾，臣妾”怎么怎么的。“臣妾”，是一个自谦的称号，也是骨子里的无奈，是奴性的表露。中国媒体三个黄金时代的风骨历来高标于世，其风范改变了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历史上重重的刻上了一笔。然而，如今媒体的这种“臣妾心态”，却使得中国媒体缺少了这一作用，在畸形中发展着。“臣妾”，“臣妾”，你能指望她坚强的支撑其主旨吗？

 

偶然看到这样一本书《世界名片——各国货币上的人物故事》(谷丰、天乐编著，长虹出版公司，2002年2月)，这是一本通俗的故事书，读者对象是中学生一类，书中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世界各国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涉及那些人物所在的国家历史。虽然是一本通俗的书，但图文并茂，很好看。

卷首语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通篇浏览本书，可以从中了解各国货币设计者和决策者的风格和倾向。比如，法国是一个崇尚哲学与艺术的国家，所以，在各种面值的法郎上，印有本国作曲家、画家、哲学家的肖像；美国最自豪的是它的制度，而制度的建立者主要靠开明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因此，它就把著名的政治家的肖像印在了纸币上，如华盛顿、林肯、杰佛逊、格兰特等；英国人喜欢他们的女王，所以在各种英镑的正面全都是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俄罗斯人怀念彼得一世，但又不可能找到他的照片，因为那时还没发明照相技术，就把他的雕塑照片印在了新版的卢布上。”我看了编者的这些话，大体觉得不错，但还可以引出更多的感想。

书前的目录是以洲来排列的，你只要一看这个目录，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目录分列各个国家的货币，同时也排列纸币上的历史人物。看一个国家的纸币，也就看出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再进一步说，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我要说的纸币上的文明。

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书中列出的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都是国王。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像日本，1000元纸币上是作家夏目漱石，10000元纸币上是福泽谕吉。以色列纸币上共有四个历史人物，两个总理，一个总统，一个作家。韩国是一个诗人，前苏联解体以后的哈萨克斯坦现在亚洲，它的纸币上是一个诗人。此外书中列出的亚洲国家纸币上，无一例外都是国王，可以说，亚洲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在纸币的关系是：越民主的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越是学者和作家，越极权的国家，越是国王，非洲大体上也是这个规律。欧洲除了英国以外，所有国家纸币上没有一个国王。就连阿尔巴尼亚一个是诗人弗拉舍里，一个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罗马尼亚是一个诗人爱明内斯库，也许这是政治转型后的情况，因为俄国纸币上用了彼得一世的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国家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乐家，只有个别总督和民族英雄。美洲和大洋洲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澳大利亚是两个科学家。

人类文明的历史，有时候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像也有一些规律。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反过来说，为什么亚非国家又总是特别喜欢把国王的像印在纸上，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美国纸币上是总统、政治家和科学家，虽然从名词上看也有“国王”的意味，但美国总统和国王是不一样的，因为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来的，要么就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

首发南方周末

 

转向反右 策划“阳谋”
　
进行整风，结果走向反右。毛泽东说是“阳谋”。“阳谋”之说不可信，有人就说是“阴谋”。“阴谋”之说也是肤浅的，只是用个人动机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将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归结为毛泽东的意志起了决定作用。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罪责都加在他身上，结果反而变成对他个人作用的夸大。整风和反右具有内在的联系。但不是预先按照“阳谋”来设计整风和反右，而是在整风中见风转舵，转向反右，才策划“阳谋”。

毛泽东的本意不是以整风来“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以整风来证实他的创造性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具有震撼性的，不能不冲击毛泽东的头脑。毛泽东引以为戒，思考苏联错误的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就是思考和探索的最初成果。“十大关系”中缺少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党权和政权的关系，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警惕和防止斯大林式的专横。但会议在讨论的过程中，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升为党的方针。这是比《论十大关系》更为重要的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推动了中国的自由化。

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吹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九三六年，当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消失，而“外部矛盾”依然存在。由于不承认“内部矛盾”，在苏联和东欧凡是不满现实或群众闹事，总是用“外部矛盾”来解释，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隐藏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律进行镇压。压得住，就像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冤狱遍于国中；压不住，就像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全局动乱。毛泽东研究了这些教训，提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作了最初的表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22)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系统阐述。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整风就是以“鸣放”为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23)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事实上，“鸣放”先是“自由主义的开端”，后来又转为“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正反两用？本来一九五四年宪法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因为事实上宪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个党的方针。以党的方针代替宪法的规定，表明党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党的方针的执行，当然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毛泽东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既然有权让大家讲意见，也有权不让大家讲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像放风筝，看起来风筝可以在空中自由飘荡，它的牵线的另一端掌握在党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责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界的形势表示忧虑和反感。九家省级报纸纷纷转载，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印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省市委书记讨论。他批评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4)他还一再说，党的高级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少数，不赞成的是多数。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按兵不动；倒是《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刊热烈响应。毛泽东在外地说，回去要责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闻讯，赶紧在四月十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起草），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同意的。……‘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就是代表这种倾向。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大为赞赏。当天，他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等谈话，指名让王若水参加。毛在表扬王若水的同时，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在五十多天里没有发表反驳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并严厉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25)

毛泽东在大力反对教条主义，推动“鸣放”；“鸣放”的结果，却始料所不及。“鸣放”中触犯了他设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鸣放”中却追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矛头指向“党天下”。于是，“鸣放”从“自由主义的开端”变成“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从反对教条主义变成“引蛇出洞”。

根据李维汉、胡耀邦等人公开表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发生在五月中，标志是毛泽东写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明，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实际上经多次修改，直到 六月十二日才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起转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一方面表示对善意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同时又说整风中已经出现反共的苗头。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几个星期内）不予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26)

“阳谋”，是从这时开始的；不是按照“阳谋”将整风转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转向反右才产生“阳谋”。放手让反动言论发表以后怎么办？“阳谋”还是不具体的。如何反驳，过一个时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没有定型，只是泛称“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毛泽东起草），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驳而是反击，反击的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第一枪。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起草）。这些文件，虽然是毛泽东起草的，表明他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既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就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至少，胡耀邦说过：小平也主张反右。（27）近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志绥“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他说：“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小平）在推行反右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战心惊。”(28)

反右运动以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斗争的对象。毛泽东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9)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人民。即使资产阶级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个派别。以前毛泽东所持的是另一种说法。一九四九年，他提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说：“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30)可见人民中国的右派不是反动派。一九五七年却把右派当作反动派，把人民内部的一个派别当作敌我矛盾。本来左派和右派都是群体性的政治倾向。右派而落实为“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顶“帽子”、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旦戴了这顶“帽子”、贴上这个标签、具有这种身份，不但是敌我矛盾，而且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成为永世的罪人。

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右却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比起苏联和东欧来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提出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果走向了反面。为什么？因为他只注意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比认识更有力量，最后是制度扭曲了认识。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认识不清，而是滥用权力，又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抽象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实行起来，总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论“敌”、判“敌”、制“敌”。一党专权的体制不变，造成的结果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区别。斯大林也可以断然说：“我在肃反中消灭的都是敌人。”“正确处理”的主体是人，而且是有权处理矛盾的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人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贯彻。第一，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矛盾的性质不能由掌权的人说了算。否则，如果要打击一个人或一批人，只要首先宣布他或他们是敌人，然后加以“正确处理”。第二，判定敌我必须依据法律。毛泽东恰恰抛开法律，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以政治标准代替法律规定，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法律所判定的也不是抽象的矛盾的性质，而是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各种罪行。既然是法治社会，也就不需要这一理论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曾考虑在整风中建立某种制度。《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毛泽东自信地说：“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31)但从那时到现在，共产党非但没有“面目一新”，而且日益沉沦。因为“根本制度”搞错了。什么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当是宪政民主制度。整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是现代的政治文明。既然这一套都试过了，而且也破产了，应当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了。

整风转向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开始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继而转向“审干运动”，最后成了“抢救运动”（即肃反运动）。整风总是从整思想转到整人。这与共产党、毛泽东的民主观有关。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群众讲话”。既然是“让人讲话”，同样也可以不让人讲话。整风就是从让人讲话转向不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当然是让人讲愿意听的话，但讲话的人总是要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这就是“发扬民主”的内在矛盾。不让人讲话，积怨日久，难免爆发。一旦让人讲话，不可能都是愿意听的话，所以“让人讲话”之后势必不让人讲话。只有实行以宪法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改变从让人讲话到不让人讲话的转向。人人有权讲话，不需要当权者开恩；当权者无权不让人讲话，而是必须恭恭敬敬地听人讲话。

一九五七年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从此，口号不断地反右，脚步不断地向“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毛泽东一再在正当反“左”的时候强扭为反右。他本人就有“左”的偏爱。当他批评陈其通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还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旦反右，便是“你死我活”。

毛泽东是反左倾上台的。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几次左倾路线几乎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因反左倾得力，被誉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反左倾的代表人物，自己又成为左倾和极左的代表人物，值得深长思之。这说明，左倾是共产党的痼疾，只要气候适宜，立即旧病复发。同时也说明，共产党所立足的中国的这块黄土地，具有滋生左倾的社会历史根源。反“左”以及铲除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全民的长期的艰巨任务。

事与愿违 三种转向

看起来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实际上，许多时候，许多事情，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行为的动机和实践的结果常常是背反的。他也是“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成了历史的玩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生了三种转向。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上半月，毛泽东公开谈到整风的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自身，以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为借用力量，来解决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干部中的国民党作风。他也谈到蚂蚁出洞了，要防止匈牙利事件等等，但这不是在共产党的整风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提出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议论，讲什么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有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大民主，也有波匈事件式的大民主，“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甚至是小小民主。他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上半年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下半年正式开始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32)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是极其混乱的。民主分成两种：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又分成两种：资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小民主是否也可以分成两种？没有说。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也没有说。却说两种大民主是互相反对的。姑且按毛泽东的原意，大民主和小民主是两条平行线，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有一百六十多名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并第一次提出“党外人士可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主要还是针对党内：“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33)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下，风尘仆仆，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连日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整风的目的是：“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4)他仍专注于共产党自身的问题，通过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旧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各自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由于全国范围出现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共中央认为整风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出现，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的两次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一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一，欢迎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强调它的积极意义。“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二，对于不正确的批评，或批评中的有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应予反批评。但是，“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

三，与民主党派已达成协议，不要在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是要对共产党形成社会压力。“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四，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他还特别提醒各级领导：“此点也请你们注意。”(35)

在一个时期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千方百计动员党外人士投入“鸣放”。有人不愿参加座谈会，或参加了不发言，还打电话、登门拜访，好言相劝。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后，整风完全变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共产党“极为有益”，现在却说那是向党“猖狂进攻”。本来说要对共产党的整风形成“社会压力”，现在却说要“组织力量反击”。他还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36)本来说对付“匈牙利事件”是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现在大民主、小民主两条线并成一条线了。如果现在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以前的指示就有问题了。毛泽东说，没有问题，那是“阳谋”，为了“引蛇出洞”。这表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毛泽东有两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党外人士在“鸣放”中的批评如此尖锐；第二，没有料到党内干部对“鸣放”的抵触如此强烈。“阳谋”之说正是一箭双雕，在反击党外人士的同时安抚党内干部。目的是为了掩饰前后的自相矛盾，对急转弯作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一时颇为得计，但从此共产党失信于民，丧尽道义。某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们，以为事情都是按照“阳谋”（应读作阴谋）进行的，把他的事与愿违当作心想事成了，反而抬高了毛泽东。

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转向，又引发另外两种转向。

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心假意？仅仅从主观意图来说，他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的真心诚意是整下不整上，或借用储安平的语言来说，是只整“小和尚”不整“老和尚”。相反，通过整风正是为了加强自下而上的集权，“增加党的威信”（也就是“老和尚”的威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中，提出十多个问题，限在十五天内书面报告中央。其中列出：“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等等，都是矛头指向“你们”，丝毫没有涉及他自己所代表的共产党集权体制。他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是痛恨的，批评某些人的国民党作风时，简直咬牙切齿。什么是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37)毛泽东之所以痛恨官僚主义，因为它也会腐蚀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败坏威信。

“鸣放”中出现了矛头对着“老和尚”，质疑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他就要团结全党，一致对外，又从整“小和尚”转为保“小和尚”。本来，他对党外人士批评“小和尚”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说那都是“反党”。党外人士声辩，对党是拥护的，只不过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这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党”是一个集合概念。反右以后，本单位的负责人，甚至某些党员都成了“党”，反对（实际上或许是正当的批评）他就是“反党”。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人吸取了反右运动的教训，死保本单位的负责人，又成了“保皇派”。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的意图中还有隐秘的成分，也像后来的“炮打司令部”一样，他想利用整风来解决共产党上层的分歧。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正是要联合刘少奇来反对周恩来。他就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没有表示同意。(38)

毛泽东为什么以周恩来为目标？因为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写道：“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加快。”(39)毛泽东处于亢奋之中，只管抒发他的浪漫情怀。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人却陷入了财政透支、原材料紧缺的困境，不得不提出“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就是反对他。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准备发表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最后将社论送毛泽东审阅的时候，他写了四个字：“我不看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起这件往事，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他不看怎么知道是骂他的？他看了，才摆出愤懑的姿态。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指出：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要求计划“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看了大为震怒，在当天的报纸上批道：“尖锐地针对我”。

李志绥最先指出：“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40)他可能是在中南海里面听到的私下议论，没有什么论证。

毛泽东怎样煽动党外人士来攻周恩来？
　
王若水认为：“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41)

“皇帝”是指谁？王若水认为是指周恩来。这句话如果由别人讲出来，“皇帝”可能是指毛泽东；由毛泽东讲出来，决不会是指他自己。谁来“拉下马”？如果向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可能是针对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是寄希望于党外“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那就不是把共产党的“皇帝”拉下马了。毛泽东讲话一贯是皮里阳秋的。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本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事实上他是高贵者，但他决不会自认为最愚蠢。他又是以卑贱者的代言人的身分来反对别的高贵者。他指挥“炮打司令部”，在别人看来，司令部里的总司令就是他，他却站在司令部之外来炮打。“敢把皇帝拉下马”与“炮打司令部”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的前一天，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会议，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邀请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座谈整风。据会议的参加者周培源先生告诉我，毛泽东特别强调，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一连说三个“攻”字，可见心情之急切。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毛泽东却号召大家去“攻”政府部门，下一步火就会烧到国务院，烧到周恩来。

毛泽东的玄机，人们参不透。储安平批评“老和尚”的发言还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提。“鸣放”中没有人批评“反冒进”，反而附和、支持“反冒进”。五月十六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陈叔通的发言中说，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方面大？他的意思显然是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头两条偏差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马寅初在五月十一、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讨论经济建设。他的结论是：“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

毛泽东不得不作出妥协。整风转为反右以后，毛泽东的目标对准周恩来的意图，同时转为团结党内的异议者，枪口对外，一致反右。

注：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五一五页。
(23)转引自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三七一页。
(24)《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四九页。
(25)胡绩伟《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星岛日报》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二十一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三六页。又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一二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27)见阮铭《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第八页，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一年。
(28)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一九五—一九七页。
(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五六页。
(30)《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
(31)《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四页。
(3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页。
(3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〇页。
(34)《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八四–二八五页。
(35)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六—二九七页。题目改为《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36)《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三二页。
(37)《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二—二九三页。
(38)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
王若水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相信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有许多重要的消息在报刊和公开的出版物中是找不到的；而得到了重要的消息又不能公布来源。
(3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三页。
(40)同(28),第一九五页。
(41)同(38)。毛泽东的那段话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二页。

首发民主中国

 

控诉运动：反右和文革的操练

50年代初期，“三自运动”将镇反中的控诉会、批斗会引入教会，成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付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练。

尽管周恩来的三次胁迫，要求基督教要展开自我批评，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吴耀宗等现代派（自由派）领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动。于是周恩来授意由郭沫若（时任副总理）出场，在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作《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政务院随即制定了相关条例。郭沫若在报告中称，“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并对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授意的三自运动，欲盖弥彰的声称，“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十几天后，吴耀宗率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方针，欢迎政府进驻教会。于是当局开始直接插手教会，短短两个月内，全国19所基督教大专院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会，从此被赶出主流社会。《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宣布“教会学校”这个名词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1951年4月16日，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宗教事务局前身）在北京召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各宗派、团体代表，包括与美国差会并无任何关系的独立教派领袖，如聚会处的倪柝声，山东“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压力下出席政务院的会议。受邀请的教会领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给政务院回信，声称“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因此恕不参加。

吴耀宗在这次会上，对8个月以来的三自革新运动向政务院作了汇报，表示三自宣言的签名者已达全国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会的讲台已开始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会已悬挂了国旗和领袖画像，并组织信徒上街，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然后他说，当然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很多人的签名“仅是为了敷衍”。

而陆定一代表政务院作主要讲话，传达出中共更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他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他提出三个强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须向他们中间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开一场斗争，第二，基督徒必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三自宣言的签名还要继续扩大。

在当局胁迫和“不信派”领袖的组织下，这154人在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地、全部地切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评论说，这意味着对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彻底否认，从此教会的信仰“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周围汇集起来”，而不再与“足够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相关。《宣言》进一步提出，教会要“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并在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运动”。

从此，一场二千年基督教会史上罕见的卖主卖友的检举和控诉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让基督徒学习如何控诉自己的弟兄，会议特别举行了两天的“控诉大会”。18位与会代表粉墨登场，从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起，从西方传教士一直控诉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将这些在中共面前控诉弟兄的部分基督徒列举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
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诉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毕范宇）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前任总干事骆爱华）
中华卫理公会的江长川（控诉其同工陈文渊）
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前任总干事梁小切）
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控诉该会云南主教朱友渔）

此外，陈崇桂带头作《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发言，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骂起。但身为神学院院长，竟漏洞百出，胡编乱造。譬如说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但马礼逊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实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在中英谈判中担任过翻译。最触目惊心的，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的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

一个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诉大会后，产生了一个假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他在后来成为三自机关刊物的《天风》上发表感想，说“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代表们回去各地，传达大会的精神。三自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中号召基督徒们“可以先在每个教堂内举行控诉会，然后举行全城教会的控诉大会”。并告诫各地教会要开会控诉会，就要“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与协助”。筹委会说，要“注意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才能开好控诉会，并要把控诉词记录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王明道坚决反对控诉会，认为与圣经“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有违。他说，对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进行，而不是通过控诉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吴耀宗反驳说，“控诉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他解释《马太福音》第廿三章，说“这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筹备会成立短短两个月，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到了年底，123个城市的教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控诉会228次。因为王明道的影响力，北京的控诉大会效果不好。于是“三自”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竟有基督徒一万余人参加。吴耀宗在会上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吴耀宗接着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豢养的一批所谓教会领袖”。点了十余名本土传道人的名字。控诉大会结束前，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碍，一些牧师甚至站出来分享控诉中的“属灵快乐”，如崔宪详在大会上详细描述自己在控诉的前一夜如何因内心挣扎不能入睡，但经过“思想斗争的痛苦”，他最后得到了“事后的快乐”。崔宪详表示，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号召他领导的中华基督教会2，000余所教堂的负责人，推行这样的爱国控诉大会。当选为三自筹委会秘书长的刘良模，甚至无耻的宣称，控诉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筹委会还将控诉运动的成绩，列为一个教会或团体建立三自分会的条件。甚至一个教会必须控诉最少4名会友，才能向政府申请免征房地产税。然而，就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一样，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释放出来，就连三自筹委会这个魔鬼代言人也无法控制控诉的浪潮。既连主都卖了，卖弟兄还有什么障碍。一些基督徒在一种绝望、恐惧和阴暗的复杂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对付撒旦，开始把控诉的烈火烧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风》上发表《我控诉帝国主义走狗杨绍唐》，杨绍唐是筹委会的常委，后任三自会副秘书长。同月南京聚会处举行控诉会，控诉领袖倪柝声的美帝阴谋活动。接着，神学家赵紫宸被控诉有亲美思想，被撤销院长职务。如果说这些被动依附的三自运动的边缘人物被打倒，筹委会仍然乐见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陈崇桂在重庆神学院的控诉大会上，意外地受到控诉，控诉者几乎全是他的学生。这一幕使三自的教会领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为避风险，站出来自我检讨。如贾玉铭主动揭露自己无意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连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以撒，和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联，也在《天风》上发表《我的检讨》一文，自污其面。

与此同时，“三自筹委会”也成为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改造的试验田。从1951年11月开始，他们在教会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学习，举行第一届基督教政治学习班。他们的经验被全国政协采纳，后者在第二年初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但教会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早期推广不力，仅在北京，就有11个独立教派的代表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班，我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一年后，华东局宗教事务处的处长在一次全国性基督教会议上批评“很多人学习不认真，参加秘密聚会的人越来越多”。1953年5月，筹委会要求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等人去讲道，意图迫使这11位教会领袖就范。从1953年8月起，除这11个基要派团体外，其他教会的所有牧师、传道人都必须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到1952年底，控诉运动已进入尾声。至此中国基督教几乎尽数投入三自的势力范围，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基督徒，转入地下的秘密聚会。这一场三自运动，偏偏从现代派的新教徒开始，随后推行到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甚至连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牵连。共产党以新教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间，成功地在每一种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统的傀儡机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认，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从此将他的咒诅临到了这个黄皮肤的族群。叫大厦倾覆，天地为之昏暗。中国人这50年的政治灾难，不但是因为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而受到诅咒，也因为他们中间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们的同胞受到诅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选择了与这个国家一同受难，并以自己在一个残忍时代的信仰与良心自由，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广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冲击，或为躲避苦难而选择了背弃信仰，这一选择使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更大的诅咒和苦难。他们不但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而且将他们的基督徒弟兄、他们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将他们的全体同胞一起出卖了。

倒头来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甘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那个时代。他们知道在一个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在那个世代为信仰作美好的见证，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默然不语。今天的中国教会要争取自己的信仰自由，并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为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共产党而忏悔，在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认教会的罪。

但今天家庭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就是仅仅在基督教的内部强调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超越性，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看，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的逼迫，和整个民族这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64屠杀中所受的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新教）来开刀，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他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置上跌倒，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前彻底丧失了“光和盐”的位分。接着，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如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背主，如果在1950年，教会中有一万个王明道、一万个吴维尊，那么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还可不可能发生？

尽管家庭教会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三自”从新教而起，及教会的普遍性背主，依然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同样也是曾为这个民族带来诅咒的一部分。而以这个眼光来看教会与“三自”的关系，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来到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替三自会的信徒认罪。

教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本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运动。学者任不寐称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按着这个顺序：第一先征收信徒们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征收资本家的手中财产，最后征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共产党知道，在前两轮的征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后两轮的征收已被彻底否定，但“第一场文革”的胜利果实，仍然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也并不在意这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

尽管在吴耀宗等伪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也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偶像、民族主义偶像和历史主义偶像，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三自爱国会”（基督教）最终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个团体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这些人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绕开软骨头的三自会，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你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组织起来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团体讨论后回覆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信心，由拉拢转为强制，开始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全国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而是针对刚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而基本上与反右无关。

但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师。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但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 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袁相忱的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到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人会料想，等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背主带来的诅咒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基督徒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唾面自干、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1966年，始作俑者吴耀宗终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那一场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都同样令人怵目惊心。不久之后，中国除了地下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称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观。因此他们一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失望，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些自义是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予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就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一些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教会领袖（其中许多人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向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的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量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升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识分子言论比较，除了于沛苍的发言，包含了对共产党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彻底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大多数意见对中共的本质及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并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气。而不过是三自中人对中共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和脾气罢了。其实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大多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对一个渴望在政权那里得到大红花的基督徒，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红花。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不是他们向政府抱怨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为着更重要的问题而殉道的基督徒们，此时基本上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而卖主依附的“三自会”，从革新到反右，始为淫妇，终为怨妇。

经过又一轮基督徒之间的相互揭发、批斗或自我检讨之后，一大批三自会的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会副主席陈崇桂
三自会副主席贾玉铭
三自会副秘书长杨绍唐
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韦卓民（曾任三自筹委会委员）
三自会全国常委、上海灵粮堂长老周福庆
上海三自会常委、牧师董鸿恩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牧师钱团运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长老李汉文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
沈阳三自会副主席孙鹏翕
甘肃三自会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2、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 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大量诗歌）的作品；
4、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5、 不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6、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7、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8、 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共产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直到将全国2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100间。

不是尾声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最终转而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相信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却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意思其实就是自闭。从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之外。由此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出来的年代。福音派一样坚决持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回到新教改革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的社会参加，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椭圆，也不是一个圆，而是一系列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成为一个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统。现代派和基要派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信仰。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挥泪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的信徒。“三自会”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一个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的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是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叫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这个坚忍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着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但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而哀哭。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首发民主中国

An emotional striptease

by Frank Furedi

These days, if you pop in to your local bookshop you are far more likely to pick up yet another autobiography revealing the sordid details of a despondent childhood than to leaf through an uplifting story of human endeavour. Welcome to the ever-expanding misery memoir market. The titles weighing down the shelves of bookshops throughout Britain,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too, tell their own story. Behind Closed Doors, Don’t Ever Tell, God’s Call Girl, A Child Called It, Don’t Tell Mummy, Sickened – they all point to the dark and menacing secrets of a childhood dominated by toxic parents and other assorted paedophiles. This is human degradation on display.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Angela’s Ashes, Frank McCourt’s prize-winning memoir of a miserable Irish Catholic childhood, in 1996, the misery book market has flourished. These memoirs dwell relentlessly on the most appalling of children’s experiences. Their favourite theme is the devouring of childhood by such painful experiences as child sexual abuse, incest, adult and institutional cruelty, domestic violence, poverty and neglect. The king of the market is David Pelzer, who has become a one-man misery industry. His book A Child Called It – a story of extreme starvation, torture and abuse by a monstrous mother – inspired a new growth industry. In the UK, last year’s best-selling misery confessional, Jenny Tomlin’s Behind Closed Doors, sold almost 300,000 copies. And even that is peanuts compared to the millions of books the author formerly known as ‘it’ manages to flog. Pelzer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is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the misery memoir; he has published not one but three harrowing autobiographies.

These graphic literary accounts of childhood degradation usually end on the note: ‘But hey, I survived.’ Cupcake Brown’s A Piece Of Cake, for example,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a young girl who has gone through prostitution, alcohol and drug addiction and crime, ends with a hint of redemption through ‘recovery’. Like most of the authors of misery memoirs, Brown succeeds in turning her life around. The reader, however, is not left with a feeling of inspiration, but rather with an urge to take a shower.

A pornography of suffering

This is the pornography of emotional hurt. Book publishers often claim that misery memoirs are popular because they provide life-affirming stories of survival. In truth, the reason why they sell in millions is because they give permission to the reader to enter into a supposedly private world of intense degradation, appalling cruelty and pain. These memoirs confess to so much that they take on the character of a literary striptease. They provide titillating and very graphic accounts of traumatic pain which actually turn readers into voyeurs. And, as in real porn, there is a lot of faking going on, too.

Some of these confessional accounts of human degradation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the author’s relatives and acquaintances. Constance Briscoe’s story of the horrific violence she suffered during her childhood in south London has been questioned by members of her family; she faces a libel suit from her mum. Kathy O’Beirne’s shocking account of a life destroyed by sexual abuse and cruelty has been publicly contested by her family, too. Even the appalling ‘it’ memoirs are disputed by some of David Pelzer’s brothers. In the US, James Frey’s ‘memoir’ A Million Tiny Pieces – which became the second biggest-selling book of 2005, largely thanks to gushing praise and airtime from Oprah – was eventually exposed as a fraud.

“Misery memoirs suggest the degradation of children is a normal occurrence”

Of course, fiction has often masqueraded as fact. But misery memoirs do more than merely stretch the boundaries of truth. They set out to demonstrate that, whatever the facts might be, there is a higher truth out there – namely that the horrendous degradation of children is a normal everyday occurrence. According to this ‘truth’ about human misery, our capacity to love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is really just a myth. Large sections of the book industry have become complicit in promoting this degraded view of family life as a new reality. It’s worth noting that Borders bookshops stock these memoirs in something called a ‘Real Lives’ section. The message is clear: this is as ‘real’ and truthful as life can get; misery memoirs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he previously hidden ‘reality’ of childhood and family life.

These books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far from being rare instances of individual tragedy, abuse, degradation and torture constitute real life these days. In essence, they help to normalise the abnormal.

Behind closed doors

So, why is the market in misery books booming?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raditional views of childhood, the family and private life have been constantly challenged. As a social scientist I am continually amazed to find that there are hardly any positive accounts of family life in academic literature these days. Instead the family is vilified as a site of child abuse and domestic violence. Rather than treating such dreadful episodes as tragic but thankfully rare occurrences, numerous ‘experts’ insist that they are the norm. One such expert has argued that the American home is ‘more violent than any other single institution’.

Family life, once idealised as a haven from a heartless world, is now widely depicted as a vile and abusive institution. Child protection professionals and media commentators seem to issue endless warnings about the dangers children face from their parents. This normalisation of child abuse has given rise to the idea that all those who live in families – which is almost everyone – is ‘at risk’. In academic literature on family violence, it is frequently argued that every child is potentially at risk of harm and every man is a latent wife-beater.

“Victimisation is presented as a fact of family lif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And apparently women and children are not the only possible targets of family viole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term ‘elder abuse’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victimisation is a fact of family life right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Eve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have been problematised by leading American experts on family violence. According to David Finkelhor, sibling abuse is the most common ‘kind of victimisation’ that kids face. Finkelhor argues that child-on-child assaults affect 80 per cent of children in some way. He uses the term ‘pandemic victimisation’ to show just how everyday this form of child abuse has become (1).

If victimisation within the family is pandemic, then quite clearly we should mistrust even those who are closest to us. The focus of our angst and anxiety should no longer be the alien stranger or criminal but our family relations, neighbours, friends, lovers and workmates. This new approach to everyday life has fundamentally redefined the way we are expected to relate to those who are closest to us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If even family life is held to be a site of victimisation, then surely no institution can be perceived as being essentially benevolent; if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not really be trusted, then how can it be possible to have faith in the integrity of more distant acquaintances? This is the message conveyed on a daily basis through books, TV and other forms of popular culture: that the family is a dangerous institution, and thus life itself must be pretty dense with risks, fear and distrust.

Popular culture retains a strain of respect for privacy and family life – yet here, too, powerful forces continually try to ‘expose’ the harmful deeds of toxic parents. Increasingly popular terms like the ‘dark side of family life’ invoke a sense of dread about private and thus invisible relations. The title of Jenny Tomlin’s bestselling misery memoir – Behind Closed Doors – captures the widespread belief today that a closed door is a bad thing; that awful things will inevitably happen behind the locked front door of a family home. Films, TV programmes and books claim that privacy is a ‘sham’ or a ‘cloak’, clung to by certain people who want to hide their real lives and the apparently toxic emotions that dominate their lives. Forget privacy, we are told – instead we should reveal to the world our pain and emotions. The public confession, especially on a reality TV programme or in an Oprah or Dr Phil-style confessional format, is celebrated as an act of bravery these days. Those who prefer to keep their problems to themselves are stigmatised as being ‘in denial’; the stiff upper lip is seen less as a virtue and more as a sign that one must have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The metaphor of the dreaded closed door sums up today’s suspicious attitude towards private encounters. The title of the classic academic account of family violence,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1980), best articulates the mistrust of our private lives. An American artist, Justine Nuaman Greif, recently exhibited a three-panelled folding screen work titled ‘Behind Closed Doors’. One review of the work said:

‘At first glance, the screen seems to depict Everytown USA. Some of the homes are modest; some of the homes and gardens are opulent; all of them seem to be a portrait of tranquillity. It is not until the visitors pull down the faces of each home and read the correlated messages tha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realisation of what happens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ne Nauman Greif has created a powerful means of reminding us that each time we retreat to the sanctuary of our own safe environments, we cannot forget the thousands of victims in our own communities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lives behind closed doors.’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danger of the closed door captures society’s lack of trust in one-to-one relations.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s of family life as potentially violent and disgusting has given rise to today’s outpouring of pornographic abuse-memories that now top the bestseller lists.

“Cho Seung-Hui, the mass killer of Virginia Tech, seems to have written his own misery memoir”

Misery memoirs sell because today it has become commonplace to seek meaning through degrading experiences. In providing graphic details about people’s lived humiliations, these memoirs make us feel more comfortable with our own existences. It is sad that we need to gain a sense of meaning and calm by reading about the degradation of others; yet the fact is,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 victim trumps the hero. Some writers are happy to invent stories of painful abuse because they recognise that being a victim has public appeal today. The public is no longer very interested in stories of happy and purposeful childhoods, since such stories must surely have been written by people ‘in denial’ who cannot face the bitter truth about just how badly their parents hurt them….

Real life

As a social scientist, I am uncomfortable with the trend for intelligent adults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debased victims. And as a father of an 11-year-old boy, I am deeply disturbed by the ideas that he is already picking up about childhood and family life. Like his friends, he knows too much about child abuse and seems to assume that family instability and even violence are the norm. Cruelty to children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dramatic fairytales; instead it is a daily theme in today’s ‘Real Life’ stories. Children growing up in our misery-saturated era are encouraged to interpret their lives through the prism of abuse and failure. By the time they are adults, many of them, too, will have learned to blam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on the bad stuff that happened to them in childhood.

This is where we can see the real damage caused by misery memoirs. In line with today’s prevailing cultural outlook,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expected to blame their personal failings on their parents or siblings. Stories of childhood misery continually inform us that regrettable events in our formative years determine our future destinies. Expressions such as ‘scarred for life’ or ‘damaged for life’ give us the impression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us as adults and no matter what we achieve, we remain prisoners of past events. Indeed, it is striking that Cho Seung-Hui, the mass killer of Virginia Tech, seems to have written his own version of misery memoirs: he wrote a play titled ‘Richard McBeef’, in which the lead character (a man who gets fat on McDonald’s food, ‘chowing down on three Big Macs in three minutes’) tries to abuse his 13-year-old stepson; and another titled ‘Mr Brownstone’, which tells of a high-school teacher who ‘ass-rapes’ his young students.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bout whether Cho was inspired by violent Hollywood movies or violent computer games – could it be that he was actually inspired by the obsession with abuse and distrust that is prevalent in American and Western culture more broadly?

How different all of this misery-obsession is to my own childhood! As a child, I knew a thing or two about poverty and instability. Along with other refugee children from Hungary in the 1950s, when we arrived in Canada we were expected to have a part-time job by the age of 10. We didn’t just have chores to do; we had to contribute to the family’s day-to-day survival. From time to time, some of us were scared and upset by the corporal punishment inflicted upon us. Our parents spoke no English and thus could do very little to help us with our schoolwork. And yet we believed that most people were decent, and that we were entitled to a stable and happy family life. The stories we read about children who were more fortunate than us made us feel good and gave us something to aim for. We enjoyed these happy stories.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en, that none of my friends revel in painful childhood memories. Back in August, four of us met up for a drink, and we talked a lot about how we got into trouble together when we were kids. We recalled accidents, misunderstandings, arguments – but instead of morosely dwelling on the bad stuff that occurred, we talked about what we did and what we became. And that, too, is ‘real life’, something which we forget at our peril.

Frank Furedi is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Politics of Fear: Beyond Left and Right, published by Continuum. (Buy it from Amazon (UK)). Visit his website here.

(1) ‘The Victimiz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by David Finkelhor, in Davis et al (1997) pp.89 & 91.

Divine com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