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网警招聘广告

 

冉按:前不久得到一份网警招聘公告,既是贴在公共区域内,且是公告,作为公民,我由于觉悟比较高,顺带尽一点广而告之的义务,此乃义务服务于专政机关也。但由于被雨淋污了字迹,有几处不能完全辨别,这是必须说明的。其一,“应聘人员基本条件”之(四)里的起始年龄里到底20岁或者20几岁,不是很清楚,请报考者以实际公布年龄为准;其二,“报名及资格审查”之报名时间,由于报名第一天的时间,兹在都江堰在线论坛查到为16至21日,但后者为20号,看得清楚,故采用论坛帖子的报名起始时间;其三,“签约聘用”之三中一句“根据合同条款办理”中“根据”与“条款”不是很清楚,系猜补,请有心考查者看未受污之原件;其四,电话里的第一个电话87110896里的“0”系根据污字判断,请实际调查。

现在我们开始做几道数学题和问答题:

一:都江堰市是个县级市,即县级单位,一个县招聘96名网警,全国有多少个县(含省会城市及直辖市所辖城区)?全国需要新招聘多少网警(不含已有网警)?

二:月薪1300元(这只是公开的钱,私下的我们就不知道了),都江堰一月124800元(十二万四千八百元),一年是1497600元(一百四十九万七千六百元)。如果按这个价格,全国一年花在这上面的费用有多少(当然不包括其它费用,如机器等费用,因为在网上可以查到天网工程公开招标)?据保守估计,如按2000个县来算,那么全国每年花在新招聘的网警身上的费用高达2995200000元(亦即29.952亿元),这些费用有多少是必须的?

三:都江堰有多少人,人均新招聘网警多少人?

四:网警中有多少是监视言论的网警?这是不是违宪?一年又有多少因言获罪?

五: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没有理由知道花在网警身上的这笔开支,是由谁授权的?有没有审议?没有审议,合不合财政使用程序,不合程序,为什么还在用?

六:这些招聘条件有没有血统论成份?有没有歧视?如有,为什么执法机关公然违法?

七:在网警招聘条件上赫然写着:“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在境内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的;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犯罪嫌疑,已立案尚未结案的。”这是什么意思?有哪条法律规定过这样的条件?如没有,是不是违犯?我的前辈、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对此评论道:“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样的禁止条件,就是三十年前通行的所谓亲属中有‘杀关管’者不得用于种种‘关键岗位’的‘组织原则’。这是一条极端野蛮的规则,它在理论上属于反动的血统论,法律上属于身份歧视,我以为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居然又在自称‘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成都市遇见了,真是幸会!不过遍查有关法条,这样的规则似乎在多数关键岗位都不用了。例如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等等极关键极重要的岗位,我们的选举法都无这样的禁令。这就不免使人琢磨:这个‘专职天网监控管理员’,究竟是干什么的,他比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还要紧吗?”

2007年5月22日8:05分于成都

 

都江堰人事局

都江堰公安局

关于招聘专职“天网”监控管理员的

公告

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96名专职“天网”监控管理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名额

专职“天网”监控管理员96名(女性10人)

二、招聘范围和对象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国家教委认可学历),常住户口在都江堰市的公民,符合职位要求和报考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三、应聘人员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政治权利;(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爱岗敬业,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四)男性身高1.68M以上,女性身高1.55M以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传染性疾病、无重听、内痔、年龄在20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双眼裸视视力4.8以上;(五)要求会普通话,懂得计算机操作;(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1、受过刑事、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2、受过行政处分或者开除处分的;3、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未查清的;4、道德败坏、有流氓、偷窃等不良行为的;5、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被判处死刑或者在境内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6、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清中有犯罪嫌疑人,已立案尚未结案的。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为:2007年4月16—20日,地点:公安局信访接待室。

(二)报名手续

报名者需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失业证、退伍证(原件)、照片2张(免冠1寸),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报名并填写《合同制专职“天网”监控管理员资格审查表》、(一式二份)进行资格审查。

五、考试及政审

1、应聘人员于2007年4月24日到原报名地点确认审查资格及领取准考证。

2、计算机考试于2007年4月25日进行。

3、文化考试于2007年4月28日进行。

4、体能测试于2007年5月8日进行。

5、面试于2007年5月11日统一进行。

6、集中体检于2007年5月16日进行。

7、面试、政审、考试结果于2007年5月21日公布。

六、签约聘用

(一)、经政们审、考试、面试合格者,由用人单位与应聘人员签约聘用。

(二)、签约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合格,正式签订聘用合同,试用期内出现违规违纪情况,用人单位视具体情况予以辞退。

(三)、聘用合同一式三份,由市人事局备案。一年一聘,期满后用人单位根据工作情况决定是否续聘,用人单位不续聘或者聘用人需要辞职的,根据合同条款办理;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解决。

七、工资福利待遇

月工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用人单位缴纳)。工资:绩效考核工资;节假日加班费;服装费等,总计1300元 人/月。

未尽事宜,请咨询都江堰市人事局、公安局

电话:87110896、87112383、87132216

特此公告

二00七年四月十三日(都江堰人事局、都江堰市公安局盖章)

 

刘诚龙:把敌人当公民与把敌人当英雄

 

战争就是战争,战争都是血淋淋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以60多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的,但是非理性的战争过后,要以怎样的理性来延续永久的和平?在美国的和平理念里头,答案也许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敌人当公民。

美国的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北胜南败的结局已然无法“修改”,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首长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妥善处置,事关国家统一后的和平与稳定。南方思考的结论是投降,北方思考的结论是同乐——是如何让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3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把敌人当公民,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突然闪烁的思想火花?想起来,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是“早已有之”的。

明末名将袁崇焕是大清皇朝的死敌,努尔哈赤以十几副马甲起事,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以摧枯拉朽之势欲改天换地“新桃换旧符”。在袁崇焕之前,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在袁崇焕之后,形势有再次逆转之势,袁崇焕的“宁锦大捷”打破了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甚至努尔哈赤都被袁崇焕的炮火击中,受伤不治而亡,后来在皇太极的“反间计”下,袁崇焕被他所忠心耿耿卖命的明朝处以碟刑,一寸一寸地剐了数百刀而惨死。在他死了150年后,谁也没想到,他这个被他的“祖国”定为“敌人”的人,却被他的“敌国”推举为英雄。乾隆皇帝某日翻读明史,看到袁崇焕之死这一节,“深受感动”,便“思想”擦出了“电石火花”,起意要给袁崇焕“平反昭雪”:“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遭重辟,深可悯恻。”乾隆对阻挡了其建国进程与有杀害祖宗之疑的、可谓有着国恨家仇的袁崇焕此时已是“立场不稳”,忘了“阶级仇恨”,对袁崇焕“深怀悯恻”,并且叫人到袁崇焕的老家广东去寻找他的后代,拟将体恤,尽管袁崇焕直系亲属已被夷灭,但乾隆还是从其本家后裔中找了一人来享受乾隆的“圣主隆恩”。

乾隆如是宽待“敌人”抬举“敌人”,甚至把“敌人”当作“英雄”供奉,与美国南北战争善待“俘虏”相比,你是不是觉得乾隆“心胸”更加阔大呢?

可是,有着如此“包容并举思想”的乾隆并没有改变国家的专制体制,其“主持”的国家始终在“率土之滨,莫非皇土,普天之下,莫非皇臣”的“皇民”体制下运行,根本就没有向“公民国家”的现代轨道上运行半步。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袁崇焕是真正的“死”敌,是“死”了的“死敌”,一只死老虎,已经对大清不起任何威胁了,所以“宽容宽容”无妨,“善待善待”无碍?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对于“异代”的“敌人”是常常摆着这种“博爱”姿态的,但对于同时代的,他还有这个“雅量”吗?事实上,乾隆在把他的敌人袁崇焕当英雄的同时,也在把他的人民当“敌人”。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普天之下,都是“人民”了,但乾隆大兴“文字狱”,把他看不顺眼的“人民”欲赶尽杀绝而不罢。比如胡中藻一案,胡氏写一些“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是东西”的东西,乾隆霸蛮说里头有“反清”念头,便将胡氏格杀,株连了不少人。大清建国已经150多年,胡氏可以说是“生在八旗下,长在八旗中”,哪里还有“故明”意识?在乾隆大树特树袁崇焕为英雄的同时,他也在大兴特兴文字狱,清朝八九成的文字狱都是发生在乾隆一朝,他简直是要把所有的人民都当敌人。

一方面把敌人当“人民”,甚至当英雄;一方面把人民当敌人,甚至当死敌,乾隆是不是患了“人格分裂症”?其实也不是,在乾隆那里,把人民当敌人与把敌人当人民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可谓是殊途同归,同归于一个“忠”字。他看上袁崇焕,把他当英雄,不过是看上袁崇焕“尚能‘忠’于所事”而已,他要拿“忠”字来说事;而他把胡中藻当敌人,是他觉得胡氏有不“忠”;而乾隆所谓的忠与不忠,无非是对于他一个人而言,对于他的家天下而言,以个人之是为是,以家天下之非为非。他把袁崇焕这个“敌人”当“神”,他把胡中藻这个“人民”当“鬼”,就是不把他的“敌人”他的“人民”当“人”,不把“敌人”与“人民”当“公民”!乾隆把袁崇焕当英雄哪能与美国南北战争把敌人当公民作同日语呢?“与其在神女峰上树立千年,莫若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这是神对人的向往与期盼,那么同样的,被树立为“神”的袁崇焕们,与其在乾隆们的神坛上高高耸立,莫若在同一个平台的人间里平等自由地好好活着。

要而言之,美国把敌人当公民,因此走上了公民社会;乾隆把袁崇焕当英雄只是一种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御民术”,根本就不是公民社会以普世价值为原则的“治国道”,所以只能是离“公民社会”更远,只会把“皇民社会”的铁箍扎得更紧。

王 琳:当制度对法官的腐败视而不见

 

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讨要一笔6万元的执行款,又是请法官吃饭,又是给法官送礼,辛苦奔波了14年后,当初那笔被法院冻结的执行款早已被“肢解”给了别人,张志祥不但钱没拿到,反而倒贴7万多元。这个倍感绝望、屈辱、气愤、无奈的老汉感觉“天好像塌了”,以至于想到了在翼城法院的门前自杀(《山西晚报》5月21日)。

站在近十余年来的法律大环境上来俯瞰这一个案,张老汉不过是“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又一证人,是司法腐败的又一受害者,是失望于司法公正且求助无门的又一无辜公民。数以万计的“执行难”受害者们,他们那无助的眼泪,他们手中的“法律白条”,他们创造性的“拍卖判决书”,以及他们因偶然遭遇了某桩官司而必然被改变的命运,无一不在控诉着法官的不作为。可惜的是,多数情况下除了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很难再有哪个机关对他们那并不新鲜的故事感兴趣。

很多年以前,在民间就流行着这样一个段子,“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法官在当事人之间玩“劈腿”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哪一天法官信法为真那才是新闻。这些年来,表现在法院各色教育整顿、经验材料及改革举措中的,无外乎“司法为民”、“执法为公”等软口号,或三禁令、九卡死等硬杠杠。在这十几年中,按说法制即便有不健全之处,也早该健全了。当法官的准军事化制服都已换成了法袍,手中的枪杆子已换成了法槌,“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腐败毒瘤却依然留存,法官们还能抱怨什么呢——立法不完善?不科学?有缺失?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法制不健全。

我早已不相信这样的自辩,但我相信于民事执行领域法制确实还不健全,只不过,不是对执行法官的要求不健全,而是对法官不作为的责任追究不健全;不是对当事人的权利赐予不健全,而是对当事人的救济管道不健全。有权力必有责任,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法治的两大基石。反过来说,有权力而无责任则权力必然腐败,有权利而无救济则权利必然形同虚设。当法官抱怨法制不健全时,其言下之意是现行法律对法官的保障还不健全,或对当事人的强制义务还不健全,比如说没有对法官高薪养廉,又比如没有对申请执行人规定更高的执行费。既然法律如此不健全,法官们只好赤膊上阵,自己“救”自己——福利不多,找申请执行人说;薪金不高,到案子里捞。谁让咱手头就是有这份权呢?

执行权在法院,已是典型的“有权必有利”。以权谋利对于一些执行法官而言,如早上起床要洗脸刷牙一样习以为常。更可怕的是,许多法官对这种以权谋利不但没有愤慨之意,反而高度认同。在张志祥的故事里,最“心惊手颤”、最奢侈的一次宴请,除了他的“老朋友”、执行法官安国廉之外,还有一位副院长及几位庭长。副院长这边口中说,“农民兄弟挣钱不容易,大伙替老张省着点。”那边却点了一只一斤二两的王八,一道菜就是600元。如此宰你没商量,当事人如何维权,又到哪处去维权?找法院领导反映吗?领导就在饭桌上呢!

老张其实也有选择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不吃请,不送礼,但这样的抗争就能自然带来法官的主动执行么?对于一个没有救济管道可言的权利人而言,灰色的现实给出的选项里,所有备选答案都是灰色的。请吃还是不请吃,唯一的区别只是——请了就有可能执行;不请就更没机会。

民事执行本不难,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才真正难。西谚曾将法官比同皇后,认为“法官的贞操不容怀疑”。一个以实现公正为全部要务的法官,只要被人们怀疑与当事人有某种不正当的关系,他便不足以再担负运送正义的神圣职责。如此说来,一个向当事人明示或暗示吃请,并欣然从之且毫不客气的法官,早该下课了!是制度还是他所在的法院保全了一个已无贞操的法官14年?14年后,我们的制度还要一如既往地成为法官口中腐败的借口吗?

十年砍柴:官员缘何不信马列信鬼神?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位历史上以有道明君著称的汉文帝却只向贾谊问鬼神,尤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近来,媒体披露一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为看风水、驱鬼敬神不惜一掷千金,让人想起了李商隐这两句借咏史以一浇自己块垒的诗(《南方周末》5月17日报道)。

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马列信鬼神,如此强烈的对比会给人感觉皇帝和官员为什么愚不可及,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谁也没见过的鬼神世界呢?

一般说来,人们对自己难以左右、不好控制的事物容易产生敬畏,且难度和敬畏度是成正比的。汉文帝并非完全不关心苍生,否则也不会有“文景之治”。他也知道百姓日子过不好就会产生动乱,威胁其统治,但对他而言,找一些能干的治国人才比找一个懂得天道和鬼神的大巫师容易,让老百姓吃饱饭不闹事也比上天保佑自己长寿、国祚长远更可控。也就是说在皇帝的眼里,贾谊的经国之才是可以替代的,其对于鬼神的知识是很难有可替代性的。

在古代皇权社会,君主的权力是最大的,在自己的国家内,他基本上是无所不能,唯独对死去的祖先和高高在上的上天,他无能为力,只能小心谨慎地敬奉着,生怕上遭天咎和祖宗降罪,所以历代王朝无不把敬天法祖放在口头上。皇帝好不容易下一道罪己诏,也多半因为上天示警。

从帝王的态度延伸到一般的官员和草民,也莫不如此。小老百姓谁都不敢得罪,比如流氓黑势力、官府甚至自己家族的长老,当然也包括鬼神和上天。因为草民的力量是最弱的,谁都惹不起,对信鬼神信命运和害怕俗世的权力相比,权重并不突出。而皇帝最敬畏上天和鬼神,因为尘世间让他敬畏的太少。依此类推,官员怕皇帝、怕上司就是很难怕老百姓。在社会公平不能充分保障、民众对官员不能进行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官员的祸福往往与是否违法,是否缺德并无太大的关系,而是和上司的态度大有关联。皇帝对大臣可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祸福转瞬间就可以变化;同样,官场上的上司对下属也是如此。因为风险的不可知,使官员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鬼神在左右自己的命运。

信马列和信鬼神不能简单地对比,但信不信马列,对许多官员来说,并不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影响,只有说不说马列才产生影响,所以他们公开言说马列主义,私下里求神拜佛。

在古代,照理说对科举出身的官员,儒家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应当是约束官员最重要的力量,历代王朝也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些。但对中国历史上多数官员来说,民怨、律法、自己缺德的内疚等等,都远远比不上上司对自己的态度,而鬼神的态度比上司的态度还不可控。所以,那时候的治国者除了苦口婆心用儒家伦理来说教外,更愿意用“举头三尺有神明”来吓唬官员们。如果让现在的官员做一道选择题,以下各项你最敬畏的最难左右的是哪个:1.马列主义道德观及“八荣八耻”等价值观的忠诚。2.人民群众的监督并带来舆论的压力。3.法律的公正无私。4.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明察秋毫。5.不可知的命运。我想许多官员会选第5项。

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种制度能够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所有人违法必究,保障公民大胆而强有力地监督官员的舆论环境,保障对官员有一种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如此官员的奖惩不是依靠一两位上司的态度,更不是依靠冥冥中那只命运之手,而是在法治的大环境下,有规律可循,那么信风水、畏鬼神的官员会越来越少,因为尘世间的规则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必去依靠尘世外那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呢?

苹果日报社评:双面金庸

 

昨天金庸在政大演讲,认为中国要强大必先族群融合,宽容异己。可是同一个金庸,却在几年前呼籲媒体要向解放军学习,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最不宽容异己、最以权力强行汉化少数民族的专制政党。此外,金庸也常以独立撰写《明报》社论自豪,可是却要媒体服从共产党。到底哪个金庸才是真金庸?

骨子里充满儒家意识

他的武侠小说倒可以给点线索:他描写的释、道中人个个爽直可爱,连魔教中人都个性真挚,反倒是儒家名门正派伪善虚矫。金大侠似乎很叛逆。但这是假金庸,真金庸是绝对儒家的,男主角最终一定回归儒家,教化魔教中人循规蹈矩,原先的叛逆个性完全消失无踪,成了正经八百的乖宝宝。原来儒家才是金庸的意识底蕴,难怪他有儒家知识份子的现实主义世故,在大当权派面前明哲保身,进而曲学阿谀了。

他的性别观那就更不堪了。女人在他小说中都是男性附庸,男主角出现前个个性格突出,杀人不眨眼;一遇见男主角所有的刁钻恶毒一扫而空,全成了没个性的良家妇女,令人厌恶;而且女人个个专情得像白癡,只为男人而活,男人决定女人,女人完全没有自主性。黄蓉、赵敏、任盈盈因嫁给男主角而转型成功,妖女变侠女;李莫愁、瑛姑、天山童姥、灭绝师太则因感情受创而阴狠恶毒。女人一生唯男人是变、是赖。金庸骨子里的儒家意识,注定了他只能以儒家男性中心的眼睛,观看女性和权力政治。唉!

陈礼江:53﹪法国选民对‘爱国’的定议有新思维

 

新上任的我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同是犹太裔,总理的太太是英国人,其刚组成的新政府里,有位女司法部长是一位 41 岁的阿拉伯裔。对此,一位华人以讥笑的口吻批评说,法国人真没种,怎么选这些外人来管理自已的国家呢 ?这非已承认自已法国人现今出不了领导人才了吗 ?

平民百姓看待自已或旅居国,这个国与家的观念,应像把它当成自已家族的企业. 是否家族的成员或是聘请进来的外人当 CEO ,他只要继续做到使企业有盈利,使家族的生活品质提高,CEO 的去留决定权依旧在家族成员的手里,就 ok 了 ,决对没有涉及到‘没面子’的问题.53﹪法国选民对‘爱国’的定议就是有此新思维.

传统思想老是认为国家最高权力,一旦落入外人手里,就是被侵略。别忘了,民主国家的国民是主人,总统及政府均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如经营不当,我们是主人可利用选票把他们解顾。

管理国家应‘任人为贤’而非 nepotism .说实在的,我如是香港人,很怀念港英时代。虽然在那个年代没民主,但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今年 7 月 1 日是香港主权移交 10 周年纪念日,香港方面正在筹备系列庆祝活动。但中国未来的制度如停留不改,40 年后香港人很可能沦落为中共制造财富的公具。所以,乘那天民主派应搅个‘耽心自由只剩 40 年’的游行示威,来对抗政府的‘庆祝回归10 周年’。

余 杰:北大,与腐败同行?

 

大学中不为人知的“黑洞”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秋季新生入学时,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的学生宿舍都中发现了“黑心棉被”和“黑心枕头”。在北京某高校一幢新生宿舍的楼道里,我就亲眼目睹了堆砌如山的、被学生们丢弃的几十个“黑心”枕头——里面是发出腐臭气味的烂棉絮。一名女生领到新棉被之后,在入学的第一个晚上就“与蟑螂共眠”。成群结队的蟑螂从学校刚刚发下来的新棉被中爬出来,让这个女孩对大学的美好想象在一瞬间就变成了肮脏而恐怖的记忆。第二天,她只好把棉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在附近搜集垃圾的一位老大爷告诉我,这些棉被和枕头里装的就是电视上曝光过的“黑心棉”,连他都不愿意去捡。

近年来,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宿舍都开始实行“公寓式管理”。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被要求不必携带被褥等物品,到学校报到之后,统一购买学校指定的系列寝具和日用品。通知书中还表示,这样做的原因是“便于学校进行统一的管理”。于是,每年大学新生报名的时候,再也不用像父母辈那样背着沉重的铺盖卷远行了。这种变革似乎真的给学生带来了诸多的方便。然而,学生们却发现,他们领取到的日用品大多价高而质次,而且不能调换和退货。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正是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学校的后勤部门与奸商相互勾结,并从中收取巨额“回扣”。

虽然大学是一个“清水衙门”,但大学后勤部门的许多官员都成了肥胖的“硕鼠”。仅仅是每年采购新生日用品一项,就是大学里看不见底的“黑洞”之一。这些数目庞大的采购行为,既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又没有合理的招投标制度,买什么品牌的物品,基本上由主管后勤的官员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因此,背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幕后交易,一般人都不难猜到。后勤部门管理的项目看似琐碎,实际上权力无边。在北大,这样的情形是司空见惯的:后勤部门的一个科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占据几套宽敞的住房,而著作等身的教授却困居陋室一筹莫展。这就是今天高校中让人无奈的现实。高校后勤部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口号提了好多年,却一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今天,大学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在”地步:官员和商人们用权力和金钱换取学位,影视明星和体育健将也各有巧妙的办法免试进入第一流学府。学术本身的“权力化”日益猖獗,学校党政官员几乎都拥有来路不明的学位和教授、博导头衔,文凭和学历证书成为一种可以买卖和交换的商品。在一个腐败成为“风尚”、具有腐败能力的人受到大多数人“羡慕”的社会里,大学怎么能够成为一处纯洁的“孤岛”呢?

在基础建设方面,高校更是一块滋生腐败的沃土。如果说前面的那几种腐败仅仅是学风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后一种腐败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两千零一年八月二日,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期徒刑”的结果时,原对外经贸大学基建处处长高小栋的脸色一片漠然。昔日,他是包工头们眼里的“上帝”——想在学校里盖楼,不给他行贿是不可能的。据司法机关调查显示,高小栋贪污公款近百万万元,索取贿赂五十余万元,挪用公款一百万元。我们看多了贪官们贪污巨额的报道,可能对这组数据没有具体而直观的概念。这笔钱固然无法与远华案之类的惊天大案相提并论,但放在一所高校里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不妨作这样一种简单的换算:这笔总共将近两百五十万元的巨款,可以供一千名年消费两千五百元的大学生使用整整一年!一个高小栋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高小栋站起来——如果我们不迅速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的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市海淀区内三十二所院校中,就有一半多的学校染上了腐败病毒(仅仅是被披露的案件,没有披露的腐败还有多少呢?)。在二十四起案件中,有二十六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不乏中高级管理人员。最近,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又因贪污巨款被捕,这是近年来落马的著名学府的校级领导之一。海淀区高校的“腐败纪录”似乎“高不可攀”,但很快就被陕西省的高校所刷新了。两千零一年,陕西省共查办高校腐败案件三十六起、六十一人,西安市的几所著名学府大都“榜上有名”。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腐败王国。

随着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随着校办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办学资金渠道的拓展,某些高校不再是昔日的寒碜模样,它们已经成为庞大的“经济恐龙”。比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著名大学,都拥有了一家或数家上市公司,“学府系”的股票成为股市黑马。然而,由于高校自身的特殊地位,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远不如一般的企业那样严密。近年来,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腐败案件,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蛀虫已经在侵蚀着高等教育的栋梁。一位教育界人士在分析高校腐败时指出,党政干部已经成为腐败的一支主力军——“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用具购置以及学生入学等方面,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使他们有条件去做交易,搞暗箱操作。而普通的专职教师则没有这样的腐败机会。”纵观风起云涌的高校腐败的系列案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黑洞正在扩大,这个扩大的黑洞有可能吞没整个高等教育。而没有大学制度的创新和外部“大气候”的扭转,想在旧的框架内根治大学的腐败,在我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巩俐何以上北大?

前段时间,巩俐要上北大的新闻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巩俐选择的是社会学系,据说该系有一位教授是巩俐的忠实影迷,为其上北大作了许多的工作。该系讨论此事的时候,许多教师甚至不上课而匆匆跑去想见一见光彩照人的巩俐。

对于是否北大接纳要巩俐,在北大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欢迎者声称,巩俐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来北大学习会给学校增光添彩;而反对者却声称,如果巩俐不通过考试,仅仅依靠名气就想戴上“硕士”帽,是对北大、也是对学术的严重亵渎。

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巩俐收回了上北大的说法,并公开表示说,自己“给北大增添麻烦了”、“对不起北大”云云。

明星上名校,近年来成为一大时尚。然而,名校开始依靠明星的名气,说明名校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我看来,名校的名声是建立在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一流的学术水准基础上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举行盛大的校庆活动的时候,校方想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前来出席庆祝典礼。里根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授予自己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没有想到,大总统碰了一鼻子灰——牛气冲天的哈佛大学断然拒绝了权势熏天的总统并不过分的要求(那时正是里根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严肃地指出:学术标准绝对不能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妥协,他们宁愿总统缺席大会,也不愿意开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

与哈佛大学强硬的姿态相比,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名校的骨头却无比软弱。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无论复旦还是南开,都无条件地向明星们敞开大门。仿佛哪个学校的明星多,哪个学校的声誉就高。这些明星分别来自于影视界、文艺界和体育界,大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一旦某位明星表示了就读的意愿,名校就受宠若惊般地请进这位“尊神”。明星入校的时候,所有的考试都免除了(大部分的明星们都不可能通过基础知识的考试)。体育明星尤其受到青睐,因为他们曾经为国争光,他们是“民族英雄”。于是,各路明星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趾高气扬地进出于大学的校门。

巩利上北大一事,如果不是她事先太张扬,她很可能轻松成功,而不必跨过其他研究生必须跨越的四关:全国英语统考、全国社会学科综合考试、修满三十个学分并通过考试,以及撰写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此前,已经有不少明星通过“特殊方式”进入北大,如黄宏、李宁、张文东、牛群等人。

面临商业的挤压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经不是一方净土。对于前来镀金的明星们,老老实实读书的学子倍感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地读了若干年的书、并完成论文答辩,最后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学位。而明星们根本不必听课、念书和考试,偶尔开着宝马香车到校园里来晃一圈,到时候照样拿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文凭。这公平吗?

也有人对此事件持不同的看法。比如摇滚歌星崔健就为巩俐打抱不平说:“以巩俐的水平,完全可以在表演戏当个教授了。”我同意崔健对巩俐演技的正面评价,我也认为巩俐有不错的艺术才华,依照她在电影艺术上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她完全可以在电影学院表演系里担任教授职位。但是,巩俐选择的不是电影学院,而是北大;不是表演系(北大并没有表演系),而是社会学系。那么,我们自然应当以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她:我们不能说因为她是一个国际影星,就具备了足够的、能胜任社会学的硕士学业的知识储备,我们的社会也不应当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

对于高等学府的“卑躬屈膝”以及学术公正的丧失,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市场本身遭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切割:一边是被考试压力扭曲到疯狂的弱势者的心灵,另一边是被权力和名利异化到斯文扫地的最高学府的学术公正。”想想那些在贫困山区里头悬梁、锥刺股的孩子吧。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在满清王朝的、被科举制度折磨得疯狂的范进相比,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前不久,报刊上曝光了湖北“第一名校”黄冈中学的若干内幕。尽管有的学生通过黄冈中学的“魔鬼训练”上了大学,但是那段生活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把黄冈形容为暗无天日的“地狱”。当然,造成这一结果显然不是黄冈中学一所学校的过错。在经济落后地区,哪个学校不是如此呢?上大学是贫困地区农家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之一(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参军然后转为志愿军,而后获得分配工作的机会)。他们能不拼命吗?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拥有特殊“资源”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任何一所名校,他们甚至不用修学分就可以获得毕业文凭。学位仅仅是他们给自己戴上的又一层面具而已。他们或有名,或有权,或有钱,走进大学如同京剧中的“票友”参与“玩票”。如果说应试教育的僵化虚伪,只能培养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才;那么权力和金钱的侵蚀,又让困境中的高等学府毫无招架之力、一步步地放弃学术底线。看来,汪丁丁忧心忡忡的预言并非杞人忧天:“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挽救中国学术,这已经成‘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危机向我们提出的最难以回应的挑战。”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当今究竟有几所中国的大学能够给出积极的回应和正确的答案来呢?对于北大来说,最好的回应其实就是“回归蔡元培”。所谓“回归蔡元培”,也就是回归蔡元培的办学理想。当年,蔡元培走进北大的时候就告诉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今日北大,能够理直气壮地面对当年老校长说的这两段话吗?

我本人对巩俐并无恶感,但我认为巩俐上北大的风波,至少暴露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上的种种弊病。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北大的俯就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北大的招生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为了抢夺生源,北大只好放下名校的架子,每年从春天起就开始在南方举办多场“北大高考状元成才之路报告会”和各种形式的招生咨询活动。另外,北大也开始推行诸多的“系科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设新闻学和影视编导两个新专业,前者计划招生三十至四十人,后者计划招生三十人。有关人士希望通过这类“时尚”学科来招揽高分考生。不久,北大又通过了创办“传媒学院”的决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其抱残守缺,不如标新立异。北大向来就喜欢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引领变革之风。然而,对这一次的学科改革我却持怀疑的态度。我想追问的是:北大开办影视传播方面的专业,难道能够办得比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好吗?如果无法办成第一流,又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当然,我也理解,一所堂堂百年名校,不得不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打扮起来吸引顾客,也许本来就是一种无奈之举——生源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生源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传统,而更看重热门专业的多少和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佳投资。”哈柏认为,如果学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甚至为了挣钱而不惜牺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那么这所学校也就不可能获得让别人羡慕的声誉。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很不幸的是,今天的北大正在走向哈柏力图避免的那条危险道路。

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日前,香港股民拟集体入禀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控告电盈主席李泽楷谎报学历,误导投资,并要求追讨赔偿。据一名电盈小股东组织负责人透露,有关组织已经成立,计划最少吸纳一百名电盈小股东加入,如果数量足够,他们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提出诉讼,争取赔偿。他声称,他们当初选择电盈是基于李泽楷的背景及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是,当李泽楷在斯坦福大学尚未毕业的事情暴露出来之后,他们有一种被误导的感觉。他们认为投资人受到了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因此必须获得赔偿。

自从电盈宣布二零零一年亏损达六十九亿美元之后,其股价一路下跌。此次事件,对李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尽管李泽楷名誉扫地,但大部分香港人有福了——香港有充分的新闻舆论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即使是神通广大、财富可以买下小半个港岛的李氏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地控制媒体和防民之口。无论机关算尽,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而谎言终究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重视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对于像李泽楷这样拥有上市公司的商人来说,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个人信誉的丧失和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你说了谎,你的信誉就受到伤害,你的公司就遭到怀疑。于是,铁面无私的惩罚立刻就降临了。

无独有偶,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也是因为假学历丑闻的暴露,不得不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辞呈,并表示立即生效。六十二岁的鲍尔文在两千年年底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百年来的第一位奥委会女主席,任期四年。二零零二年二月,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她又因其美国奥委会主席身份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鲍尔文的辞职也将自动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包括她数月前刚担任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副主席的职务。

鲍尔文在声明中说:“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我将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她的假学历丑闻的透露纯属偶然。她数周前的一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其科罗拉多州母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因此想为她撰写人物特写,结果却发现她的学历背景原来是假造的,从而引发了让鲍尔文“遗憾余生”的丑闻。鲍尔文不得不承认说,她的生平介绍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而按照其官方介绍,鲍尔文在一九六二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英语学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事实上,鲍尔文只在科罗拉多大学呆了两年,并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她的论文答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这是涉及名誉的最大决定,无论对于美国奥委会还是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大损失。”他说,鲍尔文的辞职不但将自动剥夺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李泽楷和鲍尔文都为他们的造假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假文凭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中国大陆,无数的官员和老板们都拿假文凭四处招摇,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当年,因贪污罪而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文凭。然而,这名高级官员没有在北京大学念过一天的书、也没有撰写过一个字的论文。那么,他的文凭是怎么搞到手的呢?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又是如何给他颁发毕业证书的呢?随着胡长清一命呜呼,此事再无下文。“商界奇才”吴征的假文凭事件则更让人愤怒:虽然各种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但是吴征依然有恃无恐地威胁揭露真相的人士。同时,也没有任何部门向他亮起“黄牌”乃至“红牌”来,他依然过着无比逍遥的日子。与李泽楷和鲍尔文相比,胡长清和吴征们显然更加聪明、更加无耻、也更加安全。

胡长清因为贪污罪而被顺带地揭露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北大学历的丑行,而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官僚和老板究竟有多少呢?在某些所谓的“人大选举”中,公布了部分官员的简历。简历上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闪闪红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我,每年都有大量的中高级官员到学院里来混文凭,他们不听课或者只听很少的一点课,他们不写论文或者命令手下的秘书代写。他们轻轻松松地就获得了学位,比起多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来,官僚们既省力又省钱:年轻学子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今天,一般靠父母的支持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如果不幸生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为了完成学业简直就要砸锅买铁了;而官员们却能使用“公家”的钱来上学,不仅由“公家”支付学费,而且念书期间工资照领,还美其名曰“终身教育”。有鉴于此,我建议富可敌国的李泽楷先生和权高位重的鲍尔文女士:与其提心吊胆地虚报文凭,模仿大陆的官僚和老板们的做法:或者到北大和清华这类的“名校”去买一份文凭,硕士、博士由你挑选;或者到海外搞一张“克莱登”的文凭和学位证书。这样的话,至少你们可以瞒天过海,也不至于因为一张小小的文凭而沦落到股价崩溃和黯然下台的下场。

大陆假文凭的畅通无阻,正说明真正的“信誉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像“信任”这样的道德准则其实也是经济准则。我们不能把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一个充斥着猜忌和怀疑的社会,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可能维持某一特定实时刻的利益但最终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只能走向衰败和崩溃。

福山认为,那些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们已经渗透进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举例说,人们能不能不付钱就离开饭店或者出租车呢?不能,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人们一般因害怕被抓住而不敢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使收入最大化,而不受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店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是否能不付钱而溜之大吉。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这个人选择诚实地付账;如果低,则选择溜走。假如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可能要专门派一个人守在门口,确保没有付账的顾客无法离开饭店,或者预先要求顾客押一定现金。福山所鄙视的这种现象正在我们这里公然发生着:由于假文凭的泛滥,真文凭也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不久前在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如果是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对真假的辨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媒体和公众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验证其真实性。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运转吗?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吗?

当胡长清和吴征的遭遇与李泽楷和鲍尔文一样的时候,就说明中国在建立“信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

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鞍钢、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了。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

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首发民主中国

齐家贞:右派兄弟之歌

 

(作者序:这是我的一位已故世的狱友林方的真实故事。生前他已读了此文,现略作修改发表)

大约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对劲,林方去看医生。医生打了个比方,野鸭关的时间太久,翅膀退化飞不起来,它就变成家鸭了。他催促林方赶快结婚,否则野鸭变成家鸭,悔之晚矣。

这件事成了四哥林蕉的心病。

五七年反右时,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书的林方为只有一面之交的诗人流沙河打抱不平,自己也当了右派,开除学籍放回农村劳改。路上,他朝新疆逃跑,抓回来后升级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可怜呱呱坠地就死去母亲的林方,从此更跌进了冰窖。

出狱十一年,林方四十岁还是个光棍,他劳改队“和尚” 的诨名竟一语成谶。

林焦拯救过弟弟的肉体,“自然灾害”时他周身浮肿柱着拐杖去重庆省二监探监,临走时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几斤粮都留给了林方。这次,他拯救弟弟的精神,要让林方在与女人雷火电石的撞击中变成真正的男人,不容许“野鸭”变成“家鸭”。

林焦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就是被人拯救过来的,恩人是他后来的妻子,林方的四嫂陈蓉。

林焦五七年也给打成了右派,从成都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到金堂农村劳动改造。这个大学生一下子跌到生活的最底层,女朋友也弃他而去,他陷入深深的痛苦。

刚退出少先队的初中毕业生陈蓉,爱上了这个右派分子,她比林焦小十岁。陈蓉一向崇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来种田,饿得走路偏偏倒倒拄拐棍,她偷了家里半袋粮食送给林焦。

生产粮食的人没有粮食吃,陈蓉的父亲和哥哥后来都是被饿死的。

对于林焦和陈蓉的相爱,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林焦的亲友认为,小陈太年轻只有初中文化,缺乏共同语言,婚姻难以长久;陈蓉的亲友说,你,村上数一数二漂亮的向阳花,谁不能嫁,偏要嫁给比你大十岁的右派份子,将来哭都来不及。两人充耳不闻,结了婚,生了一双儿女,日子非常艰辛,可夫妻恩爱如初。

共同度过了严寒隆冬,林焦摘了帽回到成都农科所。男人在城里挣钱,无数村民好羡慕。

林方刑满就业每月工资二十九元,就业员称它为“青春消磨费”。四哥的家,就是林方的家,发工资的那个星期天,是林方归家探亲的日子,买两斤熟肉打一斤白酒,便是他对这个家所能有的贡献。

早先,四哥四嫂也同林方一起等待他在监狱里暗自爱上的齐家贞,几年等过去空雷无雨,他们着急了,四处张罗为林方找对象。

右派、反革命、劳改犯的历史很难不吓跑人,就算女孩勇敢,爹妈也绝不批准。加上林方主动交待,“我心里只爱齐家贞,无法再爱另外一个人。”傻瓜才会嫁给他!

看不到经济处境改善以及政治地位翻身的可能前景,林焦不能再等待。

那天,林方收到四哥来信,要他本周六晚上回家。这,有反常例。尽管未发工资他囊中羞涩,林方还是两手空空应召而归了。

这个清贫淡泊但是温馨和睦的家,以她微弱的光亮持久地温暖着林方寂寞的心灵。一跨进屋,好酒好菜已经等候。

四嫂和一双儿女吃完晚饭就走开了,她照料两个孩子漱洗上床睡觉。

两兄弟爱酒,和往常一样,边对饮边海聊。他俩的知识水平旗鼓相当,兴趣广泛,博学多才,虽然都莫明其妙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可还是喜欢读点马列原着,用马列主义点评时政剖析人性,交换彼此的心得。那晚,哥哥先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到生产的两重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食,衣,住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和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族的繁衍……从婚姻充分自由的条件,讲到古代群婚制,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到今日的个体婚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的补充——妓院……

款酌慢饮,酒至半酣,胡言乱语多了起来。四哥突然想起一件往事:“林方,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那对吴姓兄弟?”“哪对吴姓兄弟?”“住在河边,靠打鱼为生的两个。”“喔,他们,当然记得。那是解放前的事情,两个兄弟娶了一个媳妇,这种事哪里会忘记。”

于是,如烟的往事再现。

吴家兄弟因为太穷,两个人只娶得起一个老婆,一家三口过得笑笑和和。每天清晨,两个丈夫外出捕鱼,他们的媳妇料理家务,煮饭浆洗,清理庭院。傍晚,饭热菜香等候两夫君归家,三人围桌而席,其乐融融。乡亲邻里一片哗然,成何体统!但是,每日袅袅的炊烟,院坝里晾出来的色爽爽的衣衫,整洁干净的前坝子后庭院,以及两兄弟脸上掩不住的笑意,四周人们惊讶之余,默默接受了一妻伺两夫这一家子人。

四哥今晚喝得很多,话也很多,闲聊至此,杯子一放,站起身来,“我今晚必须赶回成都,单位上有急事处理。”说完便头也不回,匆匆离去。

林方喝得头昏昏的想睡觉,先去厨房洗个热水脚再上床。

四嫂静静走了进来,她靠在门框上,看林方洗脚。

林方问:“你是等我的脚盆?我马上就好了。”四嫂笑笑,摇摇头。

一阵,她柔声柔气地讲话了:“刚才四哥对你说了,那你就照他说的办吧。”

林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今晚四哥讲了这么多,我照办什么?他望着这位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秀丽的嫂嫂,不明白她的意思。四嫂那双黑亮的眼睛在煤油灯下闪了一闪,羞涩地望着自己的脚尖,用食指把额前的头发勾到耳后,吞吞吐吐地说:“起初,起初我不愿意,你四哥,给我讲了吴家两兄弟……他把我说服了……可是,我,我,还是很,很不好意思。”

喔,吴家两兄弟!林方突然像触电,酒醒了大半,四哥是要把四嫂分一半给自己的弟弟!

林方的头皮一下子紧缩了,全身上下起满了鸡皮疙瘩,心怦怦直跳,这种念头即使在他生命中最狂野的梦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他埋头无语,赶紧把脚洗好擦干,穿上鞋子背起背包朝外走。

四嫂跟到门口欲言又止,她望着林方,想说服他留下,但张口无言不知讲什么。

林方有点悲伤也有点生气,他转身对嫂嫂说:“四嫂,请你告诉四哥,我是他的弟弟!”

很快,林方消失在黑暗里。

酒性全都又回来了,他昏昏沉沉像走在云里雾里软棉花里,林方努力把眼睛睁大,漆黑的天穹还是一片漆黑,很难看清脚下的小路。

成都平原一望无际的菜花地,菜花开得一片金黄。数小时前,林方走在田埂上,两旁齐肩的菜花把他紧紧拥抱,他的心在一片清香中陶醉。微风吹来,菜花波浪起伏,他感到自己像只小帆船在金色的海浪上轻松愉快地划回家——只要是回家,次次是过年。

才过了几个小时,走在相同的小路上,金黄色的菜花在黑夜中发亮,像一盏盏集合起来的小黄灯为林方指路。可是,这个大放悲声,边走边哭的林方看不清路,他举步不稳,跌跌撞撞几次摔在菜花田里。几次,他不想爬起来,干脆睡在这里。可是,一个无声的命令,林方,你得马上走,越远越好!

是啊,是啊,林方渴望有个女人,他渴望被女人爱,但,但绝不是自己的嫂子;是啊,是啊,林方需要有女人的温情和关照,但,但绝不是哥哥的媳妇。林方清楚,如果他能欺骗自己对爱情的信念,他早就拥抱住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了。可他,拒绝欺骗.

无法承受四哥四嫂给他的这份厚爱,难以面对一个男人自尊心所遭遇的无言的伤害。深深的夜里,只有美丽如水的菜花作证,它们亲睹了林方流血的心,和从他心里流出的血一样的眼泪。

举重若轻的四哥,弱体强魄的四嫂啊,你们的逆情悖理通向至善至美,你们的石破天惊发端于风平浪静,你们把自己的幸福掰成无数花瓣撒向世人,大悲引发大喜,凄凉酝酿醇情。

醇情,使人有理由活下去。

数月没有回家,林方无法抗拒又回来了。家才是无垠,是极地,有不谢之花,有常青之草。

四嫂愿意服侍两个右派男人,她的心为林方开放。每次弟弟回家,黄蓉便一支接一支地唱情歌, “我给我的情哥哥哟绣荷包”,“实在是想死人喏”……但是,林方不能打开他的心门,他的心不能接纳他哥哥的女人。

面对这个“铁石”心肠的弟弟,四哥四嫂专门为林方生了一个儿子,由他每月挤出五元工资象征性地尽为父之责。

还好,林方终于没有变成“家鸭”。后来,他结了婚,生了一双儿女。

 

阿 森:集权制度下的一张张脸

 

从放映机中退出德国影片<<窃听风暴>>,从来没有一部影片可以值得连续看两遍的。振撼,极度地振撼。是夜,我失眠了,我在思想着集权制度下的一张张脸。

生活在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笑和快乐的功用。影片用一张张脸告诉了我们,暴力和恐惧扭曲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文化部长在汽车中强奸了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安全机构在剧作家德雷曼家中安装窃听器;轮番对可能的敌对分子的疲劳审讯;安全人员招娼膘妓;甚至对夫妻隐私,这一切都在党的利益,国家的名义之下变为正当行为,生活在集权制度人民一举一动全部都在党的监视之下,连人的气味也不例外。公民的生死大权撑握在以总书记为首的党的手中,政府不需要让鲜血哗哗的流,政府不需要让枪声砰砰的响,就象影片开始的那样,一双望眼镜把统治下的公民一个个看着可以随手捏死的虫,在强大的集权面前,人没有一分钱的价值,包括窃听员XX7——威尔格兹。

让每个被监视者同时成了一个监视者,这和文革中每个施暴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一样,把社会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网,人和人之失去了交流,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亲情,及便夫妻之间的爱,在革命恐怖之中显得苍白无力,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只能靠纸条交换信息。这和中国的状况非常像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要么站在革命的一边,要么死亡。那些制造这些游戏规则的人自已也非常不情愿遵守这些规则,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革命者成了六亲不认的冷血杀手!

在国家安全部的餐厅里一位办事员讲了一个笑话。总书记早晨推开窗户对着太阳说,太阳早晨好!太阳回答说,早上好!中午……,总书记又说,亲爱的太阳,中午好!太阳回答中午好!晚上……总书记又说晚上好!但是太阳没有回答,总书记说亲爱的太阳怎么啦?太阳说,混蛋!别跟我说话,我都忍了一天了。我没笑,影片中周围的人物也没笑,因为实在不好笑。片刻地宁静,旁边一位同事慢慢地说, “这个故事真有趣,真不错,但是还可以改进。但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对你的事业将是多么大的损失,这种笑话是对党的伤害,你叫什么名字?工作证号?在哪个部门?镜头对准了这位己经失去话语能力的小办事员,他知道他的末日快到了。

二十多年前管我的那个党干部对我说虽然你不是党员,可是有什么话可以跟党说。我说真的什么都可以跟党说? 当然,包括你跟老婆床上说的和在床上不能说的都要和党说,让党知道。我说真得吗,我嘻皮笑脸接了一句,什么话都让党知道,那么党的代表大会就像在你家床上召开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张脸,一张虚伪而又没有灵魂的脸,他恶狠狼地盯住我,我像那位小办事员一样,知道接下来没好事在等我。

三位自由知识分子写了一篇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杀状况的报告,1977年开始政府把东德自杀率作为国家机密,就像今天中国煤矿死多少人,贪官贪了多少钱,领导人讲了什么话,哪位领导要死还没死一样,统统成了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成了集权统治者镇压人民信手捏来的工具。总书记也来干涉了,命令一定要查出对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根源,整个国家机器随之而转动。三个知识分和一部打字机对政府造成了危胁,看起来象个笑话,其实任何一个集权独裁者的思维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抓住一封匿名信的契机对所谓的100万右派开了杀绒,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不能挑战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因为,他们长得同一张脸。

“柏林墙倒了!”消息传来,在查看每一个公民来往的信件的监察室里,以革命的名义行使革命权力的革命官员们慢慢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默然地站起身,静静地离开了,只剩下耳机里群众的欢呼声。那是绝对精彩地一笔,那些人心里明白: 集权统治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集权赖以寄生,集权垮了,他们也该回家了。

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最后这位独裁者以杀人罪破起诉,然后流放南美,病死他乡。随即东德挡案管逐步向民众开放,集权时期一批批骇人听闻的罪行展现在人们面前。几年前看到过一份报道,说在东西德合并后一些东德官员仍据高位,结果记者不买帐,把他们在集权时期做告密者,监视者,造谣者的种种丑态公布于世,使他们纷纷下台,有些材料甚至能让当事者羞耻一辈子。比如: 某某人望着西德方向发呆,有叛逃的迹向; 今天邻居有客来,他身上的香水味好象不象我们国家生产的; 连续三天看见对门太太买了鱼,哪来这么多钱?诸如此类,可以想象在一张可怕的网中,国家情报中心能传来升斗小民的做爱声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办公室我自认好友的同事移民美国前请我吃饭,饭后拿出一本没写过一个字的本子送我,他非常内疚地对我说,党委和组织部交给了他一个任务,希望他能把我所说所做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地语言和行为记录下来。我说那么你记了吗? 他说能记的地方很多,在你身上他看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失败,你有些话很剌耳,反过来想想实在也没什么错,所以我一个字没写,这本子送给你作个记念,千万小心,这些人坏的不得了。我深受感动,这是一张饱受谨慎但又很快能得到释放的脸,不过我觉得他真应该写些什么去交差,良心当真哪么值钱?集权制度下每一个百姓活得多么艰难啊!

剧作家德雷曼在柏林墙倒后天真地问前文化部长“我被监视了吗?”部长回答: “我们完完全全监视了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回德雷曼信了,当他扯着窃听线从客厅到浴室,从厨房到床头边时,同样生长在集权社会的我太能理解这张痛苦的脸了,愤怒却又无奈。同时我又太能理解德雷曼太太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呈受着一个国家暴政的压力而供出打字机的藏匿处,那张后悔和精神塴溃的脸。

东德人是幸运的,他们身边的窃听器和背后望远镜消失了。中国人是不幸运的,我们身边的窃听器,小人,告密者,政权的寄生虫,马屁帮时时刻刻在看着他们认为的敌人,从社会到网页,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我们一转身,就能发现一张张痛苦脸和一张张扭曲的脸!有个朋友具有这种本事,他说他走在唐人街上就能发现谁是地下党,连气味都闻得出,我知道这是廿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压在头上修成的正果。

这部用德国人拍成的中国电影,至少我认完全说的中国事,在中国无法上演,因为统治者底气不足,无法面对。德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教授买了德雷曼的回忆录送给了自已,回家懴悔去了。中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仍然忙得一塌糊涂,他们永远不认为中国的柏林墙会倒,永远不认为中国的独裁者会被送上审判台。可惜,历史只能顺着写,看看<<窃听风暴>>,你真的会明白很多。

武宜三:中南民族大学也有一个张鸣--从《怀念吴泽霖》看这个国家怎样在扼杀和摧残人才?

 

【提要】中共为了永远的统治、压迫和掠夺,不但要毁灭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扼杀将来。中国人民大学鸣、中央民族大学滕星、中南民族大学“平凡的世界侠客”继承了当年右派分子的乌鸦精神,也出来向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帮派化、市场化、商品化、黑社会化、泡沫化、牛屄化、盗贼化、奴才化、妓女化、乞丐化、不要脸化说“不”了! 

吴泽霖(1898–1990)的名字,以前没有听说过。看了费孝通先生《纪念吴泽霖先生》,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右派分子。赶紧上网查,结果,仅仅那个履历就够我仰慕了: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威思康星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本事自然也是大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兼民俗学家;在大夏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学院、南开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过教授或领导,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可惜生正逢时,碰上了专与知识和知识分子作对的、专门与有本事的人过不去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便只有倒霉了。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因为抓右派分子未抓到足够的比例,便把年刚六十、春秋鼎盛的吴泽霖补为右派分子了。 

反右派运动给中国、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中共当局至今还要抵赖、不肯认错;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此呼彼应、此伏彼起、遍及海内外的平反和索偿的强烈呼声,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居然一面装聋作哑,一面动用国家机器、调用大量资源对站出来说话的当年受难者实行新的迫害。 

中共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为了永远的统治、压迫和掠夺,不但要毁灭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扼杀将来。正如刘亚洲所说:“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信念与道德》) 只不过共产党做得比历代统治者更疯狂、更彻底罢了。一面,毛泽东、江泽民带头拜佛抽签,各地土皇帝也大搞祭黄帝、拜嫘祖、修观音、盖龙宫之类无聊兼祸国殃民的破坏活动;一面又让青年学生把宝贵青春浪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等假话、大话、空话和废话之中。 

当温家宝在装痴扮傻地问“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正当周济之流大搞“世界第一流大学”大跃进的时候,中南民族大学“平凡的世界侠客” (http://bbs.eol.cn/showthread.php?t=136709) 揭了他们的老底,给了这班家伙狠狠的一记耳光;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看来也不是一只唱赞歌的夜莺,而是一只张鸣式的乌鸦:敢于向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帮派化、市场化、商品化、黑社会化、泡沫化、牛屄化、盗贼化、奴才化、妓女化、乞丐化、不要脸化说“不” ! 

附:怀念吴泽霖  
“平凡的世界侠客”


我来说两句吧。确切的说,我是有点想念老校长吴泽霖吴老了。首先给大家讲件事。 
 
不知道前几天,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在我们学校做的报告,大家去听了没有,我想可能没有。因为那天(上星期六)去的人去是很少,大概不到30人样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这样(那天他在我们学校做了两场报告)。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滕星教授是讲得很好的,他讲的是关于我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问题。滕星教授是中央民大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曾做过世行和亚行的顾问。常到西部地区考察。 
 
在报告会上他提到这么一件与报告主题似乎关系不是很大的事。他说中央民大这几年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口号,然后呢,学校领导就找到他,说滕教授,你这么出名,就给我们学校写点东西,宣传一下我们学校吧。滕教授说那不行,我没那本事,你看我们学校一年有几个老师出国去做过学术交流的,连国外学术动态是什么样,现在都还不知道,谈什么世界一流?再说民大校长都是民委委任的,(学校里没有学术自由,)老师们是弱势群体,教导处长叫你围学校跑三圈你就得跑三圈,否则就得扣你工资。封建社会也不是这样的,先是教书的先生忙不过来才请人帮帮忙,作些“行政”方面的工作的。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搞行政的是老大,教书的得听话。 
 
滕先生年纪50来岁,曾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多年,对美国的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权威,对大学教育也有研究,有自己的看法。其实,他的话一语道破了我们国家大学教育的弊病。学校就象一个行政单位一样,没有学术自由,也难怪培养不出什么人才。 
 
其实真正的大学不是这样子的,国外的大学是一方真正的做学问的净土,政府是很少干涉学校事务的,即使象牛津、剑桥那样的国立大学。在学校里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做你喜欢的,谈你认为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哪像我们中国大学这样,师生三天两头被要求学“三个代表”。 
 
具体到我们学校,中南民族大学,自然也逃不脱上面所提到的命运。有人对我们学校的校园和硬件建设感到满意,自然近几年我们学校在硬件建设方面是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别的学校也一样,校园在改善。 
 
再说,在大学里硬件建设并不是最重要的。清华大学之父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所谓,谓大师也。”大楼的修建,只要有钱,那么任何学校都可以做到,而且可以模仿,但真正重要的是大师级人物的培养与引进。 
 
一个学校并不在乎有多少现代化的高楼,而在于有多少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大楼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带不走的,而惟有那大师级的思想,才可以激励我们的思维,终生受用。大师才是一个学校区别与另一个学校并建立学校特色的利器。 
 
我们学校曾经是有大师的,比如说吴泽霖。吴老据说文革后在中央民大处境不好,才跑到我们学校来的。当时吴老已经是80几岁高龄,面对的是一个坐落在武汉郊区的破败不堪的校园,切确的说这不是也不象一个学校,要钱没钱,要老师没老师,要楼没楼。但是吴老硬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影响力,把中南民院给建立起来了,在吴老的周围是一些全国知名的学者,比如严学勤等。那时的中南民院是很有影响力的。看一看吴老的资历就知道了。 
 
吴泽霖,1897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20年代留学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威思康星大学等,解放前曾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西南联大教授。吴老是一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很多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名教授。 
 
吴老在中南民大的时候,常跑到华工去带研究生。至于为什么不在本校带,据说是因为那时我们学校没有博士点,而居然当时学校也没有料到要申请个博士点。其实凭借当时吴老的影响力,那时申请个博士点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90年代初,吴老走了。随着吴老的离去,很多有为的青年学者也纷纷离开民院,中南民院也渐渐的失去80年代的光芒。当2002年,我们拚命申请博士点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在80年代,其实我们本来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申请到一个博士点的。 
 
还有一件让我们民大人更痛心的事是,当时民委给我们学校出版社,我们学校竟然不要。现在想来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90年代以后,民院四处找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老师们可曾想到,在80年代,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社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除非民大能再次出现像吴泽霖那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级人物,来掌管学校,否则,我想,我们中南民族大学永远就是这样子,中国三流四流的大学。
 

其实我们也知道,历史不可能给一个“人”两次机会的,吴泽霖式的人物也不太可能再次突然降落在中南民大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