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已近古稀之年的刘维明，有着48年党龄与51年工龄，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2007年1月22日，刘维明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原因是“严重违纪”，此时，刘维明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当时，其父刘维明正任广东省副省长，后者应其儿子刘建中的要求，利用职务之便向深圳市罗湖区有关领导打招呼，刘建中从土地中获利6171万元。

儿子涉嫌行贿100万元

今年2月初，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发展部工程师方某家在深圳市中院受审。据检察院指控，方涉嫌在与其他公司合作项目时收受对方贿赂50万元。在知情者眼里，此案实际已直击同期已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刘维明的痛处。 起诉书指控，1994年11月，方某家与时任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发展部副主任的王某（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收受深圳中威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中的贿赂100万元。

方某家在庭审中供述，王某曾在饭桌上向刘建中提出要钱：“我们两人在项目建设上给你们这么多技术上的支持，是不是该意思一下。”刘建中当即答应给100万元。

资金一到手，方王两人平均分配，经王某提议拿这笔钱投资到其兄弟在连云港开的一个镁矿。因为当作外资投入可以减免税收，他们将100万兑现成港币后注入该公司。此后，该公司倒闭，50万又回到方某家的手中。

庭审上，方某家及其辩护律师均对检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不过，控辩双方在庭上的争议焦点在于：50万元中是否含有劳务费和技术咨询费。公诉方认为，方某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由于法院未对此当庭宣判，故而针对方某家的行为未最终定性。

此案中的行贿者刘建中，正是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的儿子。

根据一份个人简历显示，刘建中1962年1月生，大专学历，籍贯是湖南省宁乡县。

刘建中是刘维明的第一个儿子，其祖籍虽为宁乡，却自小在广东长大，并长期在深圳罗湖区经商。

养生街十号地块之争

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报，刘建中早在1992年就相中罗湖区的一块土地。当时，其父刘维明正任广东省副省长，后者应其儿子刘建中的要求，利用职务之便向深圳市罗湖区有关领导打招呼，使刘建中获得罗湖区养生街10号项目开发权。此后的1993年至2001年，长约8年的漫长跨度中，刘维明还通过向深圳市、罗湖区有关领导打招呼的方式，使刘建中少交地价款836万元，并免除了因拖欠地价款所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5335万元。

仅此两项，刘建中即从土地中获利6171万元。

养生街10号地处寸土寸金地段。罗湖区拥有三个主要的商圈：东门商圈、国贸商圈和地王商圈，而养生街正位于东门商圈。

东门老街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代，当时在东门周围相继出现了罗湖村、湖贝村、向西村等，几个村的族人在村落之间建起集市，名为“深圳墟”，最早由上大街、鸭仔街、养生街等几条街市构成，是方圆数十里内名声显赫的重要商业墟市。时至今日，“东门老街”仍视为深圳的象征，其300多年建墟历史，不仅指一条街，更是包含深南东路以北、立新路以南、新园路以东、东门中路以西的17.6万平方米范围内17条街道和所有商业设施，其另一个名字叫“罗湖旧城”。

实际上，养生街所在的罗湖区，亦是商家必争之地。有知情者介绍，刘建中之所以钟情于罗湖区，在于其长期以来以“假港商”身份，从事各种外贸。

罗湖区1979年10月成立，是深圳最早成立的区，其辖区面积78.89平方公里，以商贸、金融、信息、旅游、酒店服务和房地产为主，是深圳市商贸、金融、信息中心。罗湖区最为宝贵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内地通往香港的一条重要的过境通道——罗湖口岸。

罗湖区是块肥肉，偷、抢、盗者在争，商界人士在争，官员也在争。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参与养生街10号地块的10余名争夺者中，不乏资金雄厚的房地产商，以及颇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国企。但它们无一例外地落败，最终刘建中成了该地块的主导开发者之一。

究其原因，在于刘建中之父刘维明，位居分管工业、商贸的广东省副省长已多年，无论其社会关系及政治资源，均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实际上，刘建中深谙其中运作之道，他涉足罗湖之时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会儿他的身份是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隶属特区最大的国有企业——深圳特区发展集团。但即使是如此优势的条件，刘建中似乎并不知足，他按捺不住创业的冲动，经过各方筹措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创建了日深国际有限公司。

日深国际有限公司的出资代理人，正是刘建中及其弟弟刘建光，他们统一的登记地址为：香港九龙旺角通菜街110号利民大厦。

当时，刘建中本身并无多少家产，其所创的公司仍依托于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后者对日深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额度达到87.5％。在父亲刘维明的帮助下，刘建中则以港商的身份，开始了对养生街10号的开发。这一项目也为其家族兴亡埋下伏笔。

刘维明退休时，身上闪耀着一系列夺目的光环——拥有28年副省级工作经历，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然而，退休4年后，因一起经济案件使他不能安享晚年——他在副省长任上多次出面为在深圳经商的儿子谋利，导致约1.6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中威利益黑洞

养生街10号地块的开发主体，正是深圳中威物业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初定为中威商业大厦。

按照深圳市工商局的资料，这家成立于1993年2月9日的房地产公司有着外商的背景，其1500万元的注册资本中，香港日深国际有限公司持股50%，另50%股权由深圳市罗湖对外经济发展公司持有，该公司有着罗湖区政府的国资背景，其主营业务为纺织品。

这正是一种各方博弈的结果。据熟知当年内情的人介绍，当时地方政府亦不同意由刘建中个人开发此项目，希望双方合资共同运作。由于刘建中本身并无多少资金，对方的提议正中其下怀。

合作双方早于1992年即签订了协议，日深国际有限公司承诺对项目投资3000万元现金，罗湖区一方则以实物投入，即养生街10号2000平方米土地。至于投入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按合资公司的债权计算。但在利润收益上，双方并未依据注册资本比例，而是港方一股独大占到65%，罗湖区方面仅35%，且后者还要提供合资公司的办公用地。

刘建中的权力还体现在了公司董事会的人事安排上，其中刘建中出任董事长，深圳市罗湖对外经济发展公司仅聘任其中的董事职务。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一份通报，在中威大厦的建设过程中，广东省粮食集团经主管领导刘维明授意，先后多次以合作开发的名义为中威物业提供9942万元开发资金，至案发时尚有9840.18万元未收回。

刘建中所涉及的深圳市食品总公司行贿案，正是这一背景的注脚。据介绍，深圳市食品总公司正是广东省粮食集团的下属公司之一。由于前期一年多刘建中所代表的港方公司无钱投入，导致该项目迟迟未能开工。时至1994年初，中威物业有限公司设法与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合作，这也就发生了对方工程师收受贿赂的情景。

虽然中威大厦位处寸土寸金之地，并且还因刘维明的介入减免了土地转让金，若成功运作自然意味着巨额的回报。但时至2000年，中威物业公司的年报显示，公司总资产几乎为零。在其经营说明栏里，公司称“产品严重滞销，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可能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

若以土地转让金流失部分，外加后来广东粮食集团投入资金，各项加起来的国有资产投入高达1.6亿元。但发展到今天，这家合资的公司并没有发生股权变更，而1.6亿元国资已在转眼间化为灰烬。

不过，这似乎还不是中威大厦国资黑洞的全幕。刘维明在长达10年的广东省副省长期间，曾分管经贸、流通、旅游、口岸、煤炭等多个领域。围绕中威大厦的建设，据说由其分管的数家国有大型企业均有资金投入。

据上市公司深纺织的年报显示，深纺织曾于1998年为中威物业提供150万元的借款担保。而作为中威物业公司股东之一的深圳市罗湖对外经济发展公司，也是以纺织品为主业。中威物业公司，还在2001年将办公地址搬到了深圳华强北路三号的深纺大厦。这种关联，或许只是其中资金乱象的一个小小的投影。

入粤50余年人脉在“湘军

从长沙西行，经过湘江支流沩水畔的宁乡县城，前进约50公里可抵炭子冲。“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便出生在这里。

刘维明生于1938年10月，据当地一位年长的村民介绍，刘维明是刘少奇的远房侄孙。

刘维明17岁中学毕业后，在南岭煤矿当工人。南岭位于广东与湖南之间，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刘维明一呆便是8年，其间即有刘建中出生。

刘维明在煤炭系统的工作历程持续了整整20年。其中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中南局和国务院批准，本属湖南的梅田矿区划给广东省经营。广东于1964年成立梅田矿务局，刘维明即从技术工人进入领导岗位，相继担任梅田一矿、梅田矿务局和广东省煤炭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37岁的刘维明出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自此跻身副省级。

1978年，刘维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从那以后成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不过，他在中央党校获短暂学习后，于1985年再返广东，是广东省委常委，1988年起担任广东省副省长，长达10年之久。1998年转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刘维明留给广东政坛的主要印象是，“在当官的里面比较老实”，但“他退休后仍十分活跃，尤其与湖南籍企业家来往密切”。

2005年，广东湖南商会在羊城宣告成立，刘维明出任首位会长。有人评价，刘维明即使已退休，其入粤50余年的人脉资源在“湘军”中仍有强大的号召力。

 

“小拿破仑”

法国人喜欢英雄，与文化英雄相比，政治英雄同样受到推崇。巴黎的书店里，人们可以轻易找到与拿破仑和戴高乐相关的书籍。2002年以后，当一度熄火的萨科奇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在法国政坛上再度冉冉升起时，人们发现这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织自己的神话：一方面他自称是戴高乐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他也毫不客气地将“拿破仑帽”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尽管反对者对“萨科这·萨科那”冷眼相向，不时抱之以嘲讽，但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5年来“萨科加冕”已经成为法国新闻生活的主要话题。萨科奇迟早要入主爱丽舍宫，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左派的罗雅尔，还是代表中间势力的贝鲁，在首轮选举开始前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一句台词——“只有他(她)自己才能打败萨科奇”。无形之中，也为萨科奇的“强大”做了免费广告。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投身政治后，萨科奇同样相信“不想当总统的政客就不是一个好政客”。首次竞选，大获全胜，这个曾经宣称自己“不仅在刮胡子时想着做总统”的后来者，此时或许已经将前瞻的目光投向了2012年。

萨科奇似乎为政治而生。他生在巴黎一个有着犹太人血统的、匈牙利难民的家庭，从小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洗礼，曾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大学，主修法律。据说毕业时萨科奇曾经在记者与律师这两个职业之间犹豫不决，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与他的母亲相同的律师职业。1977年涉足政坛后，萨科奇一直顺风顺水，28岁做了奈伊市市长，34岁当上国民议会议员，38岁担任部长，并被希拉克选为“政治女婿”，成为希拉克家中的常客。只是命运与萨科奇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因为倒戈支持希拉克的政治对手巴拉迪尔，萨科奇从此背负“叛徒”之名。

不过，萨科奇并没有倒下。2002年他入阁拉法兰政府，“小拿破仑”王者归来。

的确，在萨科奇身上找到拿破仑的影子并非难事。他精力充沛、口若悬河、不屈不挠，每个毛孔里都装着雄心壮志。在萨科奇与罗雅尔进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的当晚，Canal+的木偶新闻剧的镜头里，萨科奇的椅子下面竟然垫上了厚厚一沓杂志——萨科奇还有着和拿破仑一样谦虚节俭的身高。

值得一提的还有萨科奇的第二任妻子塞西莉亚。1984年，萨科奇以市长身份，为塞西莉亚的第一段婚姻主持婚礼时就迷上了她，从此展开长达12年的求爱马拉松。虽然萨科奇抱得美人归，但是没多久他便开始了寻妻马拉松。不同的是，这一次塞西莉亚并不乐意带着萨科奇跑，而是选择和另一个魅力男士私奔。

希拉克夫人贝尔娜黛特不忘“警告”与自己厮守了50年的丈夫“拿破仑离开约瑟芬就失去一切”。人们同样喜欢拿塞西莉亚和约瑟芬相提并论。或许是掂量自己身为“约瑟芬”的分量，就在萨科奇与罗雅尔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与人私奔多日的塞西莉亚重新回到了萨科奇的身边，为萨科奇擦汗。不过也有传闻说，约瑟芬离开拿破仑同样失去了一切，塞西莉亚之所以回心转意是冲着“第一夫人”的头衔而来。而此间媒体亦有担心，常年处于私奔预警状态的塞西莉亚能否与萨科奇完成国事访问？

改革者

团结起来，一切皆有可能。在巴黎的一个集会上萨科奇向2000名支持者宣称：“我只想使人们团结在一个新法国梦的周围，这将是一个兄弟式的共和国。”竞选过程中，萨科奇提出要“与过去决裂”，就是要与“法国病”决裂。5月7日，选举结果出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法国选择了改革。

的确，萨科奇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的，暮气沉沉的法国也确实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针对法国高福利制度造成的人们对国家福利政策的依赖，萨科奇在竞选中不断重申多劳多得，强调只有多工作，才能得到更多报酬；对于“职业失业者”领取的救济金竟然比一个工作的人得到的报酬还多的现象，他更是无法容忍。

法国是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在欧洲前50大公司中，法国占了10家。但法国现在深陷困境，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法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最低的，国家支出占了GDP的一半，公共债务快速上升。在过去25年中，法国的人均GDP从世界第7位跌落到第17位。

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高额的税收使许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与明星逃到国外避税。一个曾经雄心勃勃启动欧盟建设的国家，却在2005年为《欧盟宪法草案》投下了反对票，从中不难看出法国人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瓜果飘零。全球化的浪潮中，许多法国人进退失据，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如果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不如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英国《卫报》分析说，萨科奇已成为30年来法国最受欢迎的右翼政治家，他已承诺通过自由市场改革、减少企业税、采取严格的法制措施恢复“权威”、打击移民、使国民产生“国家自豪感”等措施来制止法国的衰退。

回顾近年来的政府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不难发现法国政治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一方面选民希望改革派上台；另一方面一旦改革启动，政府就得面对解散的命运。在这里，改革变成了一项注定夭折的事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困难重重，改革步履维艰”已经构成了法国当下的危局。而历史总是按着自己特有的方式出牌，“危险的局势”下需要一个“危险的人物”出场。

“危险分子”

如果说2002年的法国大选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双人舞，那么2007年的角逐更像是一出舞台剧。警察、美女、农民和老恶棍走到了聚光灯下，他们各就各位，热闹非凡。

“农民”是法兰西民主联盟的贝鲁，他一直以自己的农民出身自豪，“我们不是上流社会，我们是拖拉机大队。”大选正酣时，有法国朋友向笔者伸出拇指，说贝鲁是法国政坛的新星，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

“老恶棍”自然非勒庞莫属。这个有着“纳粹”倾向的国民阵线领导人曾经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中因为淘汰若斯潘让法国民众出了一身冷汗，也给人一种野兽撞翻文明人家的宴席的印象。和往年一样，忙了一辈子选举工作的勒庞今年依旧两手空空。或许，今年法国人史无前例的高投票率，正是出于对2002年勒庞首轮胜出的一种反思。

至于“美女”与“警察”的称号，自然要交给罗雅尔和萨科奇。曾经做过内政部长的后者是法兰西当之无愧的“头号警察”。

谈到为什么投萨科奇的票时，一个为TF1台工作的朋友对笔者说，从个人情感方面他并不喜欢萨科奇，但是从政治层面又不得不选择他，因为萨科奇为法国创造活力，只有他能改变法国。与此同时，这个朋友也坦承萨科奇是“危险”的——如果你细心，不难从萨科奇严厉的移民政策中找到勒庞的影子。在一些反对者眼里，萨科奇外型凶悍，长相甚至“有点像希特勒”。

为什么许多人选择了萨科奇，同时又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5月4日，素来咄咄逼人的罗雅尔在RTL广播电台指责萨科奇是“危险的候选人”，并称自己有责任提醒民众萨科奇当选将会带来的风险。“这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暴力和野蛮的行为。大家都知道这点，但没有人说出来。这是一种禁忌。”罗雅尔暗指萨科奇的当选将会在移民聚集的郊区引发暴力活动，就像是2005年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萨科奇竞选总部对此进行反击：“在一场民主的辩论中，一方不能为了达到说服选民的目的而发出威胁。”几天后，当法国大选结果公布，一些反萨科奇分子不失时机地烧车、扔石头。

对于许多人来说，萨科奇的“危险”源于其暴躁的性格，富有攻击性。2005年11月巴黎城郊爆发大骚乱，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不仅用“败类”和“流氓”来称呼闹事者，而且采取“铁腕政策”平息骚乱。其对手同样将他描绘成满嘴污言秽语的没有教养的人。不过，通过5月2日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萨科奇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在这场电视辩论中，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显得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相较之下，萨科奇风度十足。“身为总统，你必须冷静。”面对几乎狂怒的罗雅尔，萨科奇神闲气定。

对此，有朋友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萨科奇的真正危险在于他手眼通天，能够左右法国政商两界。身为总统，萨科奇的政治权力无可置疑，有人担心他的过于强势会破坏法国的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萨科奇此次当选，与他的哥哥吉约姆·萨科奇在商界的地位不无关系。吉约姆曾经就任法国雇主协会副主席，被人们称为“老板的老板”，其人脉与财脉自然相当广泛。或许正由于此，有人担心萨科奇上台后会尽可能多地维护大老板们的利益，置社会公平正义于不顾。

“美国派”

几年前，笔者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中指出，20世纪以来，法国文化日益边缘化，渐渐失去“主流”意义。在强劲的“美国化”背景下，法国如此安于现状必将寅吃卯粮，伤及未来。外在因素是，大多数国家出于功利与自身安全的考虑，都信奉美式效率，而非法式幸福，这或许注定了将来又一场先行者的悲剧上演；内在因素是，当法国人沉醉于昔日荣光与今世安逸时，自大症与鼻塞正腐蚀它未来的根基。

不可否认，作为老牌文化帝国，讲究“法兰西文化例外”的法国一直存在着某种“反美”情绪，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甚至都具有“政治正确”的意味。所以，在4月19日夜里，罗雅尔在西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场大型拉票活动上宣布：“我们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不会屈膝！”作为报答，人们立即高呼“塞戈莱娜——总统”以响应。

当然，这个“反美口号”同样是说给萨科奇的支持者们听的。它的真正意思是“萨科奇是美国的哈巴狗”。与活跃于法国政坛的许多人物不同的是，萨科奇与美国一直保持着某种亲密的关系。尽管萨科奇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救世主”角色的反感，并强调一旦美国的外交政策侵犯了法国和欧洲的利益，他自然会与华盛顿正面对抗——否则“小拿破仑”颜面何存？然而，即使如此，萨科奇的政治对手不放过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攻击。2006年9月萨科奇与布什见面时被一名社会党成员称为布什总统的“哈巴狗”和“持有法国护照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

据说，年轻时萨科奇常常为自己的姓氏闷闷不乐，在匈牙利的土语里，“Sarkozy”的意思是“一小片沼泽地”。此时，即将大权在握的“小拿破仑”更应该谨慎行事，让“滑铁卢”离自己越远越好。

眼下Canal+开始嘲笑希拉克正在爱丽舍宫忙着摄影留念。比较希拉克与萨科奇的区别，有法国朋友这样表述：希拉克是一个智者，而萨科奇更需要磨练。举例说，同样在面对是否出兵 伊拉克的问题上，希拉克可以坚定而从容地对美国说不，但假如是萨科奇当政，他完全可能像英国首相布莱尔一样为了一场无谓的战争将本国国民派去送死。

2007年5月，一场政治的花火在巴黎的夜空散尽。记得选举开始时，一些法国网站尽情地渲染选民自己的权利：“是我们决定他们(候选人)的命运。”尽管萨科奇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最终的选举结果表明更多人对他仍然心怀希望。法国选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权柄交到了“小拿破仑”的手里。法国人怀念19世纪，法国需要“拿破仑”，实在没有，小的也行。

 

这是“一个大教授的小文章”、“一个历史学者的不合时宜的思考”， 李零先生题写了书名，吴思先生评说“张鸣说史，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

这部书共分五辑：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会的世界。无论是讲民国史上的军阀，晚清以来的“大人物”，还是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问题、无论是讲文人讲娼妓还是讲乡村世界，核心的思想都是要检视历史中种种劣根性，检讨困绕着我们的历史甚至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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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六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振玉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人往风微，此亦难得逸闻也。

　　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

 

旅居英伦那些年我爱读谈藏书、谈读书甚至谈书的书。谈藏书的书关心典籍的流播和文化的防腐；谈读书的书是书香的传承是学养的保温；谈书的书探索书的设计、书的诞生、书的意识导向和书的社会功能。我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书，大名家小名家都有，英国美国一些旧书商写的贩书偶记和缥缃经眼录也不放过。那时候英国还有好几种古籍杂志和藏书月刊，里头经常选登这类小品随笔，月尾月初够我消磨几个炉边寒夜。

人老了趣味会变，早岁一波一波的恋执渐渐转为务实的求知心态，我读的和爱的已经不是典雅的书籍而是博杂的百科了。Anne Fadiman家里的书每一本都读过起码两遍，剩下一本一九七九年Toyota Corolla小手册只读过一遍，有一天，她发兴翻出来再读一遍，凑成两遍！爱书爱字爱到这样是最高贵也最危险的情操，bibliophilia的恋书之瘾在她身上是治不好的顽疾了。幸亏这位漂亮的小妇人写过一本很好看的《ExLibris》，Adam Gopnik说她把谈读书的尘封古籍擦干净写活了：不是Cynthia Ozick说的“Charles Lamb lives！”

钱钟书只有一个。北京商务制版印行的《容安馆札记》厚厚三大砖头分明是学问家的情敌也是爱书人的情妇：追学问追不上钱先生呵护的本领，酸成敌手；爱书的人看到钱先生才看得到的书中隐情和字里暗香，怦然动心，不甘远观而贴鼻近狎了！杨绛先生写《<钱钟书手稿集>序》说，“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那样的境界最迷人，借来开脱我天生的疏懒也恰当：多读少读，深读浅读，随遇之余顺便也可随兴了。

近十几年我读书越读越多也越读越快。多，是职业所逼，是好奇使然；印刷媒体产量大升，网上材料随按随给，一桩新闻轻易带得出万般背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漏夜辞职，William Safire马上借《白宫音乐椅》弹奏抢夺乌纱的挽歌，还拈出国务卿用错fulsome一字，顺手燃起烛红摇影的玄机，何等景观！快，那是一知的欲望只求半解，不想深究；况乎人老了会自负，像鲍威尔说“Safire is getting arrogant in his oldage”，看得上眼的书不多，速读读出意思也就算了。

好看的书都是老书跟老年人写的书，好用的工具书倒要靠壮年的精力去编写了。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要我写些读书近况，我无从写起：我还在慢慢读LynneTruss的《Eats，Shoots&Leaves》学用标点符号！那是今年最好看的书，跟杨绛、聂华苓的书一样好看。好看是看文采，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睡不着觉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林海音先生生前看到台湾老作家写的书都寄来给我，我看到大陆老作家写的书也寄去给她。“这些书都有根！”她说。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张伯驹也写也编的《春游琐谈》也都有根。我喜欢这样偏袒老人和老书，读罗素自传读到赵元任一九二四年写给“DearRussell”的信都死命称赞他英文漂亮！那年，赵元任其实才三十二岁。

^{《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 作者：（美）C.大卫·海曼 版本：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定价：34.00元}

　　1961年10月16日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镇上有一次“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晚宴。晚宴是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大法官约翰·杰伊的后代苏珊·艾尔索普安排的，而之所以组织这次晚宴，则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想就美国在古巴遇到的问题和两个苏联问题专家交换意见。按照常理如此重要的会见完全可以邀请客人做客白宫，但是要按照此规格组织会谈的话，接踵而至的一个问题就是向媒体解释清楚为什么召见他们。肯尼迪总统委托苏珊安排了这次非正式的聚会。该次聚会的参加者有苏珊夫妇、波伦夫妇、库珀夫妇、肯尼迪夫妇、格雷厄姆夫妇以及以赛亚·柏林等人。这次晚宴的成果，便是给美国成功处理古巴危机制定出了一套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这场晚宴只是乔治敦女士俱乐部组织的数不清的宴会之一。美国著名传记作家C.大卫·海曼在他的大作《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以下简称《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中，个性化地记录了乔治敦镇近半个世纪的社交史。

　　美国历史不长，但美国的小镇不少，为什么惟有乔治敦镇独入作者法眼？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所有和美国有关的新闻，亦大多发生在白宫、联邦最高法院、国会山、五角大楼、华尔街以及好莱坞，乔治敦并不是美国政治的核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作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乔治敦编写一部非正式的编年史？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白宫时的评论不是很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位研究华盛顿政治的学生都应当知道，政府的许多事务都是在晚上商定的，有时是一块喝酒的时候，有时是在宴会席间———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在乔治敦。”之所以说这个答案不是很圆满，则是因为作者大量采访后发现“这些晚间活动大部分都是女人的构思、策划、推出和指导的。”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不啻是美国政治的“半边天”。在《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一书中，海曼通过大量的事例不断论证和强化这个结论。而这些事例的遴选和组织，则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围绕《华盛顿邮报》的一把手凯瑟琳·格雷厄姆、大使夫人伊万杰琳·布鲁斯、参议员夫人洛兰·库泊、政治行动委员会创始人帕拉梅·哈里曼以及社交新闻记者萨利·奎因五个华盛顿成功人士身后的传奇女性展开。作者选取这五个人作为展示乔治敦风貌的窗口并不是漫不经心的，更没有仅仅围绕这五个传奇女性展开，而事实上，全书有条不紊的论述，成功地囊括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华盛顿特区的所有风云人物。

　　《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一书所记录的，无疑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涉及人物众多，而且这些人物均为美国政治台前幕后的“大腕”。作者叙述的注意力，除了重点围绕五位传奇女性组织的宴会之外，还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女性个人命运与身世的沉浮史上。

　　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如此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大卫·海曼硬是处理得井井有条，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作为一部翻译的作品，《乔治敦女士俱乐部》总体上来说还算过得去，但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瑕疵。一方面是翻译的瑕疵，诸如第197页在说到《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时，很生硬地将“发表”翻译成“出版”，中文读者勉强能理解，但毕竟拗口了很多。

　　另外一方面是编排的瑕疵，作者在372页交代“书后范围极广的参考书目包括所有该书中曾提及或作者读过的书籍。”遗憾的是，在中译本中参考书目则凭空消失。还有作者“信息来源说明”的标题中突兀地多了“死的象征”几个字，不才如笔者竟然完全不能理解其用意，只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权且立此存照了。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去世十周年。这本由其子女讲述这位文学大家的一生，光从“老头儿”这样的称呼就可见文字的亲切温暖。而由汪朝编辑的这本散文集也可一窥汪老朴素中见风流的文字。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定价：23元

　　《汪曾祺散文》，汪曾祺著，汪朝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定价：18.7元

 

　　关键词：朱军道歉、《红旗渠》、《论语》

　　当“家父”演变成了“家父门”，公开回应的最好时机就已经过去了。但毕竟是回应了，主持人也不容易，所以还是应该掌声鼓励一下的。朱军是这样道歉的，“正是手势的示意，当时嘉宾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场观众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写报道的人忽略了手势这个细节，更没有采访我这个当事人，就传播了这个消息。当然，导致这场风波还是因为我的用词不妥，我为此感到内疚，向广大观众表示歉意。”朱军道歉有点像我中学时写检查的三绝招，推责任、高姿态、表决心。“那件事不是我干的，但我毕竟有责任，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我一定能够更加进步。”挺同情朱军的，本来和周迅、徐静蕾们谈谈艺术人生，挺驾轻就熟，现在要采访这么多老艺术家，收视率不高，文化要求倒很高，难为他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节目也是。节目火了，影响力大了，就需要承担一些使命。

　　《百家讲坛》的发展之路和《艺术人生》有些相似。“红旗渠”的历史走进了《百家讲坛》，成功地占领了舆论高地，也使《百家讲坛》将历史目光指向了当代。

　　广告从来嫌贫爱富，是一个人见人嫌的角色，但广告不会说谎，它是世相与人心的一面镜子。近来有人开始讨伐奢华广告，说这些炫富的广告刺痛了普通民众的心，折射出了贫富差距，应该整顿。对这个问题，有人评论道，“如果禁了奢华广告就能让买不起房子的人买得起房子，那我就举双手赞成。

　　如果禁了奢华广告，我心仪的劳斯莱斯并没有人送到我家门口，我就会觉得这提议相当扯淡。“为了怕民众有仇富情绪，就禁止奢华广告，还是需要点幽默感的，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最近跟风，也开始读《论语》，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按照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可以这样解释，“花言巧语，虚言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用来关照当下某些现象真是经典。文过饰非，胡搅蛮缠，转移矛盾，掩人耳目，都是要被孔子骂的。

　　李零出版《丧家狗》惹来不小的风波，陈明蒋庆康晓明王达三等当代儒家的亲传弟子对李零展开了围攻。有人概括为孔子解释权之争，孔子是俺们家的，凭什么你来插一嘴！还骂我们家祖宗为“狗”，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人为李零打抱不平，将几位当代儒家命名为“儒门四狗”。这让我想起了魏忠贤，魏公公过继了“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人也过上了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这就叫做后继有人吧。

　　【榜评】相对平淡的一周

_{《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

_{《论自由》}

_{《社会权力的来源》}

　　这是书市相对较平淡的一周，感觉上是黄金周后大家一方面忙着“收心”，埋头干活，另一方面也在“消化”前一段时间推出的新书，体现在榜单上就是缺少亮点。其中较有新意的，大概只有经管类中的《大败局Ⅱ》。《大败局（Ⅰ）》2001年出版后，6年内重印了28次，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之一。在这期间，作者吴晓波也一直在观察、研究中国商界的风云动荡，著述甚多，积累也日见深厚。尤其是2006年的《激荡三十年》（上部），显示他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的野心与能力。在这本《大败局Ⅱ》中对健力宝、科龙、德隆等9家知名或曾经知名的企业做了教案式解读，同时也是对中国体制转型这一阶段的总结和展望。

　　语言晓畅，立意深远，无论是否商界人士，都可以一读。此外，童书榜单上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也很值得注意，这部正在各地热播的动画片曾在年初的第三届“动漫金龙奖”上获得年度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被观众评价为“童趣但不幼稚，启智却不教条”，眼看着人气急升，很有与《虹猫蓝兔七侠传》一拼高下之意。

　　不过呢，从排行榜看，读者买书很多时候真的是凭第一印象，看感觉，甚至带有极大的惯性，并不大理会媒体的炒作、他人评论等。郭敬明就不用说了，“黑”他的网友自称“菊花教”，板砖、口水满天飞，但拥趸堪称“目空一切”，完全无视这些议论。

　　又比如安意如一再被曝抄袭他人作品，网友甚至不辞辛苦地开出了一长串被抄书的书单。但“对引用资料消化不良”、“‘借鉴’江湖夜雨的文章38处”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一直热销，不知是否因为本城读者对纳兰容若格外思慕之故。张小娴的新书《红颜露水》离她早期清新、富于都市感的《三个ACup的女人》等已经颇有一段距离了，不过是按言情的路子往下写，但不知怎地，读者还就是认这个名字，当真应了那句俗话：一招鲜，吃遍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真是个偶像的时代！群众们成为“粉丝”的愿望如此热切，以至于看起来有点不由分说，年轻如郭敬明、明晓溪自不必说，连易中天教授在花甲之年也拥有了无数“易粉”、“乙醚”，于丹迷们成了“鱼丸”，等等不一而足，名称构思之巧妙、别致令人惊叹，对偶像之宠溺、之盲从，也令人叹服，大有“教主说是，我们支持他；教主说不，我们信任他；教主沉默，我们理解他”的决心。

　　这种集体狂欢还真是值得警惕。

 

非常高兴跟同学们相会在稽山中学，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绍兴，却是我第一次来到稽山中学的校园里，以前只是在稽山中学的校门口吃过面，吃过年糕，但没有进来过，没想到进来感觉这么好。据我所知，稽山中学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老校，而且它的创始人之一邵力子先生跟我所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做过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跟我所研究的新闻史有一定的关联，这样一个人物是你们学校的创始人，我感到很亲切。你们学校的校歌第一句话是叫“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非常漂亮、非常能打动人的校歌。校训叫“卧薪尝胆”，而且出自邵力子的手笔，今天我还看到那块碑了。这样的学校是一个有历史传承的学校，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75年的历史虽然不算长，放在整个中国来说，百年的名校已经有好多，但是有75年的历史也不容易。一所学校能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还是一所生龙活虎的学校，在绍兴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一所学校，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你们能有机会在这样一所学校学习应该是非常荣幸的，我感觉比我读过的那些中学都要好。绍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怀有敬意的城市，踏上绍兴这块土地，每次都是来朝圣的，因为这里曾经诞生了许多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古代史上也有很多，比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以鲁迅说这是一个报仇雪恨之乡，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块土地也是天下文脉所系，是整个江南的重心所在，一个绍兴代表了一个中国，从绍兴出发的人物可以覆盖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的现代之路”。

看到你们灿烂的面容，我确实特别开心。近20年前，我也曾经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离开中学将近20年了，跟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接触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大学生、研究生更多一点，见到你们这个黄金年龄的孩子，我好像回到了20年前，我自己的青春时代。那个时代我只有20来岁，我在中学的时间非常短，只教了三个学期，没有带完一届学生，但给我的一生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非常怀念我在中学教书的一段生活，所以我会在成年以后还编了一本《过去的中学》，实际上我的中学情结一直没有断。包括我现在给一些报纸写专栏，中国科学院有个报纸叫《科学时报》，我每个月给它写一篇评论，都是关注教育问题。这里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收录了很多我在报纸上评论当前教育问题的一些短文。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教师梦，即使离开讲台近20年，我也始终没有忘怀这个梦。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的题目绍兴上面来，绍兴历史上的人物，古代的我们不说了，王羲之、陆游这些不说了，我们讲近代，近代的主要人物，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秋瑾、鲁迅和蔡元培，这三个人物最有代表性，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价值层面的追求，三种不同精神侧面的追求，但他们追求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追求什么方向呢？这个一致的方向就是让中国走向现代之路，从古代走向现代。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古代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蒙昧时代，中世纪的时代，从他们之后，开始向现代之路上走。那为什么说他们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面或者三种不同的侧面呢？在我看来，秋瑾代表了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是追求一种政治制度，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鲁迅代表的是思想文化的层面，它追求的是立人，人的现代化，改造国民性，让中国人变成现代人；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层面，他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大学的传统。我们中国的大学以前是没有的，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前，我们只有太学。太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是古代书院的顶级的一种设置。近代的中国大学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在蔡元培手里，北大才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现代意义的大学，在蔡元培之前，也有其他人当过北大的校长，像严复，但他们没有成功地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所第一流的、国际承认的现代大学。只有到蔡元培的手里，北京大学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流的现代大学。可以说蔡元培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统。这样来说，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最有代表性。然后，我想说明一点，这三个人不是孤立的，孤零零的，在秋瑾背后是一个追求着民主共和理想的群体，光是在绍兴，她的同志就有徐锡麟、陶成章，还有一批跟她一样的仁人志士在清朝末年追求民主共和理想。鲁迅，我们知道，别的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贡献非常大，他的散文、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翻译都是很有贡献的。蔡元培就更是这样，他的背后有一个群体，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我们不说远的，我们就说绍兴方圆百里以内，北京大学有三个校长是绍兴人，或者是绍兴方圆百里之内的。除了蔡元培之外，第二个是蒋梦麟先生，他当过17年的北大校长。第三个是马寅初，1949年以后第一任北大校长就是马寅初，他是嵊县人，离这里很近，都是属于绍兴周边的。第四个人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是个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物候学家，是正宗的绍兴东关人，现在好像行政上划到上虞去了，但都是属于绍兴文化圈的。我们把绍兴周边的地区叫做绍兴文化圈，或者叫越文化圈。所以整体上来说都属于绍兴，即使在地域上跟绍兴相距也不到一百里地，都是这个地块的。如果还要加上一个人的话，还是一个大学校长，曾经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先生的祖籍是绍兴。如果这样说的话，绍兴这块土地光是为中国奉献出来的第一流名牌大学校长就有五个，这些人在自己的学科上也都有卓越的建树。所以说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他背后光是绍兴就出了那么多大学校长。

鲁迅、秋瑾、蔡元培他们三个人一生所努力的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把中国从古代带入现代。我举蔡元培为例，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点翰林，从17岁到28岁，完成了中国科举时代的整个过程，在科举时代他能走的已经走到了顶点。一个人一生中，一个人在学历的追求上，头衔上，至高无上的就是翰林，没有更高的，没有什么好求的了。按他这样的一个人，像我们传统的古诗里面讲的，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人生最得意的那种，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功名富贵都已成为囊中之物。但是他生的年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开始变化的时代，是在甲午战争前后的那个时代，他面临着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忧患丛生、外国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紧迫的年头。他不可能安心地在翰林院这个位置上呆下去，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没有被革职，没有被牵连，但他放弃了得来不容易的、天下那么多读书人都追求的至高的职位，毅然地告别了朝廷，南下回到绍兴，开始走上了民间办学之路，做一个教育家。从绍兴再到了上海，一路过来办了很多的学校，包括女学，那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所以后来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就废除了女生不能入北大的禁令，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男女生可以在一个学校读书，这在中国以往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当然很平常了。蔡元培不光是走了教育家的路，而且他选择了革命家的路，在办学的同时，他以翰林的尊贵身份开始学习造土制炸弹，目的就是要推倒当时的满洲族的统治，推倒那个腐朽的政权。他一边办学，一边造炸弹，也就是一手办学一手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他这条革命道路居然走通了，大清王朝居然给推倒了，绵延了267年的清王朝被颠覆了，在中国绵延了2000年的帝王制度居然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在孙中山辞职之后也跟着政府北迁，继续当袁世凯时代的教育总长。他一共当了将近半年的教育部长，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中小学、大学的体制，实际上都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代奠定基础的。他把外国的学制引入了中国，当时的教育次长是一个教育家叫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学生，他们俩有一个争论，范源濂说我们要先把小学办好，为什么呢？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把中学办好，中学没办好，大学不可能办好，所以应该先把小学办好。蔡元培说不对，应该先办好大学，没有办好大学，中学没有师资，如果中学没有办好，小学没有师资，所以小学也办不好。这是一个著名的争论，这个争论是个循环论，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实际上不但小学要办好，大学也要办好，所有不同阶段的学校都要办好。两个人强调的合在一起就完整了。这只是代表了两个教育家不同的侧重面，范源濂更侧重中小学教育、基础教育，蔡元培更注重高等教育，所以他最适合当大学校长。过了几年，他真的就当了大学校长。相隔四年半以后，他有了一个机会，北洋政府要请他去做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就去了，他在北京大学，从1916年冬天到1927年，前后有10年时间，但实际上在北京大学办事，名副其实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一共不足五年，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校，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他曾到国外法国、德国去学习哲学、伦理学。在这10年中，不管他在不在校，其实都是按照他所确立的那一套办学方针在做，因为他不在时另外一个绍兴人蒋梦麟代理校长，蒋是北大的总务长，蔡元培不在的时候，他代理校长，蔡元培的方针在蒋手里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蔡元培的方针是什么呢？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只要读过中学历史，里头有八个字，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包括了学术自由、学习自由、教学自由，“兼容并包”就是讲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学校里进行公开的传播、公开的教学、公开的研究。所以他请人很特殊，他在北京大学既可以请赞同君主复辟的那些人，比如说大学问家刘师培是主张君主复辟的，比如说清朝垮台了脑后面还拖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很多人都有意见，就是说蔡先生你怎么可以请这些人来北大做教授呢？蔡元培是怎么反驳的呢？蔡元培说，同学们我不是叫你们学辜鸿铭的小辫子，而是让你们学他的英文，学英国诗歌。因为辜鸿铭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能把中国最难的四书五经都用英文翻译到西方去，德国曾经把辜鸿铭翻译的四书五经当作大学生的参考书来使用。他的翻译的水平非常高，他自己不光是通英文，而且通七八国的文字，什么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都通，在北京大学碰到其他的外教，如果是德国籍的教授，他就跟他说德文，碰到法国籍的，就跟他讲法文，他什么都会讲，在语言方面很有天分。他是个华侨，但是他又向往传统文化，自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国学根基很深，最后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专门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学成归来，回到中国来了，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一生致力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以他是一代文化怪杰，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蔡元培可以容得下他。刘师培是一个国学大师，在国学上很有造诣，但是这个人人品不好，是个辛亥革命的叛徒，出卖过革命党人，而且他后来又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捧袁世凯当皇帝。但是这个人他的学问的确好啊，学问好的话，蔡元培也可以接纳他。这是旧派的人，新派方面呢，他可以请谁来，他当然可以请胡适，胡适26岁，从美国回来，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一回国，就被聘为正教授，每个月300大洋，那是当时顶级的工资。陈独秀没有学位，连学历都没有，陈独秀曾经几次到日本留学，但是都没有读完，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蔡元培可以请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北大的文科学长就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或人文学院院长，整个文科都是他管。那个时候的体制，我们知道，一个校长并没有很多个副校长，下面就是两个院长，一个文科学长、一个理科学长，后来有工科学长。陈独秀连文凭都没有蔡先生就可以这样请他，为什么？因为陈独秀当时办一本杂志《新青年》，影响很大，文章很好，蔡先生发现陈独秀是一个有魄力，有创新意识的人，就敢用他。有魄力、有创新能力，有创造力的人他就敢用。这还不算什么，毕竟按年龄陈独秀已经37岁了。蔡先生还请了一个什么学历都没有，连外国都没有去过（陈独秀还去过日本呢）。就是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任何学历的一个年轻人，24岁的梁漱溟。梁漱溟那个时候只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蔡先生看到了觉得不错，就请他来做讲师，请他来讲印度哲学，印度哲学很深，梁漱溟诚惶诚恐，不敢去。蔡元培劝他说，你一定要去，为什么要去呢？你不去不行啊，印度哲学你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跟学生一起学，边学边教。没想到这一去，梁漱溟倒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师了。不光印度哲学，而且还搞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他的学问融会贯通了，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化名流，跟那些在西方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平起平坐，而且比他们还要有名。我们现在知道，梁漱溟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最后一个大儒，是一个具有傲然独立人格是大知识分子。从用人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四个字。“兼容并包”也可以说是，什么人都可以用，只要你有真学问，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学位，什么都可以抛开。

另外他在推行学校的管理上也有两条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具有开创性的，一条叫“教授治校”，他让教授治理北京大学，教授自己选举出来一个教授会，重大的事情都让教授会拿意见，校长只是最后拍板而已。对学生怎么样呢？对学生推行“学生自治”，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国库并不富裕，那个时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财政有限，北大经费捉襟见肘，但他居然可以从中拿出两千快交给几个学生，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另外一个学生叫傅斯年，山东人，交给这些学生去办一份叫《新潮》的杂志。《新潮》杂志是一份学生刊物，仅次于《新青年》，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份刊物，这份刊物的经费就是蔡元培拨给学生的。他有这样的气度，他可以遵循这样的办学理想，所以你想这个北大能不办好吗？肯定能办好啊！

有了蔡元培办出了这样的北大，中国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在以往中国两千年的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过。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它一定有一个原创性的时代，或者叫轴心时代。西方文化来自什么？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是希腊时代，它的文化在各个层面，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其他各个学科的，它的奠基时期都是希腊，希腊产生了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比如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些人物，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他们奠定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或者整个西方文化史的起点。那么中国的起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起点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或者叫诸子百家时代，简称“诸子”时代。就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诸子百家包括以孔子、孟子、荀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庄子、老子代表的道家学说，韩非子的法家，还有其他的林林总总的这个“子”、那个“子”，包括一些逻辑学的东西、诡辩术、兵法，写《孙子兵法》的孙子，这些“子”都是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轴心时代结束之后，我们知道轴心时代又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先秦时代。为什么叫“先秦”呢？秦以前啊，就叫先秦时代。到了秦始皇一统山河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再也没有创造能力了，就像被阉割的太监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创造能力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一下子被阉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搞文字狱，从此之后，我们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实际上都在做一件相同的事，就是回过头去阐释诸子时代不同的“子”的经典，去注解他们就行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只有到了宋代才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人物叫朱熹。但朱熹做了什么事呢？它就是把四书五经解释了一遍，说他的注解注得好，所以他自成一家。朱熹之后，又是在绍兴文化圈出了一个杰出的人物——王阳明，他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知行合一”等等，但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范畴里，还是在解释前人，没有多少新的创造，没有提供新的元素，没有新东西。

从诸子之后的中国文化，实际上都是古代文化。因为他们都是在解释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典，包括现在我们最火爆的《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让于丹暴得大名，赚得盆满钵满，让于丹成了中国得超级文化明星，学术超女，成了中国 “最了不起”的人物，于丹吃的是什么饭？于丹吃的是诸子的饭，吃的是《论语》的饭。当然她并不懂多少《论语》，但她救凭“论语”二字就把中国人就给吃定了，有很多人如痴如醉啊。上个星期杭州《青年时报》请我去做嘉宾主持，他们搞了一个“阳光读书会”活动，谈于丹现象，其中有一个81岁的老人，居然一上来就说她是一个“于迷”，然后打开一本书，就是《于丹论语心得》，说“于丹亲笔为我签名了”。然后再拿出一个东西，是一个剪报本，她说报纸上所有于丹的报道我都剪帖成一本了。你看她81岁了，还这么追，中国这个现象也很独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不是在讲于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走出诸子的阴影，还没有走出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的影子。

到蔡元培、鲁迅这些人，他们已经摆脱了诸子的影子。你要说精通四书五经，还比得过蔡元培吗？他从秀才到进士，是一路考上来的，考的都是四书五经，考的全是真功夫，他们那时候起题目是很难的，那是一个八股文的时代，他是在旧学中严格训练出来的。据说他在绍兴老家读书，夏天很热，蚊子很多，那怎么办？他就把脚放在坛子里头，是这样苦读出身的。你说他不懂四书五经吗？他最有资格谈四书五经了，他最有资格说《论语》了，他的儒家经典水平比于丹好多了。鲁迅从三味书屋起步，背了那么多的“之乎者也”、佶屈聱牙的东西，从典籍一路背过来，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化最内行、最精通了，他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古文转化过来的句子。但是鲁迅也好，蔡元培也好，他们这些人在九十年前的中国通通都放弃了儒家文化的那一套，诸子百家的那一套，我们文化轴心时代覆盖了中华两千年的那些东西，他们全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太懂。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救不了中国，提升不了我们民族的品质，不可能让我们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不可能让我们中国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去追求自己陌生的东西。鲁迅曾经留学日本，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他们要通过异域的文明，来更新我们本民族的文明。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拿来主义”，拿来一些新东西来重造中国的新文明。这个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也就是要跟西方的社会，要跟整个人类主流文明接轨，开始往现代之路上面走。

秋瑾也一样，她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我们看过她绍兴的故居，这个家也是像样的，至少也是中上人家的家庭，在清代的时候，她的父亲也是做过官的，应该是官宦人家出身，她对中国典籍也是懂的，对传统文化也是懂的。她的诗写得很好，而且书法也不错。诗、书、画都懂的，又是豪气冲天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人，她为什么会去走一条新的路，而不是走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路？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去走相夫教子的路，做一个贤妻良母，或者做花木兰式的古代英雄。但是秋瑾踏上的是一条现代女性的道路，一条通往现代的路，她要做一个现代人，她要追求的是共和理想，要把中国从一个皇帝一家统治的、垂拱而治的这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民国，民国的意思就是共和国，人民真正有选择权和监督权。秋瑾走的路是很直接的，她跟蔡元培、鲁迅不一样。如果说蔡元培走的是教育报国之路，鲁迅走的是文艺报国之路，那么秋瑾就是直截了当的政治报国、革命救国。今年是秋瑾被杀害一百周年，所以我这次来还希望到古轩亭口去拜祭秋瑾，我已经写了一篇《鉴湖女侠秋瑾百年祭》的文章纪念她。秋瑾确实是一个前无、后也无的人物，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她走上的这条路，前面肯定是没有榜样的，后面也没有人像她这样决绝地去追求。如果说有，现在我们知道的也只有一个林昭，已经被杀了，1968年在上海被枪毙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思想者。当年，秋瑾能够抛弃传统的束缚、家庭的包围，毅然地走上一条跟整个社会决裂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也表明，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女性可以做到这一步，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女子，曾经在绍兴做出过这样的选择。她被杀害的那一年正当年华，只有32岁，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龄。她留下的几张照片，一张是男装的，一张是女装的，男装、拿刀的那张，飒爽英姿。女装的那张，温柔美丽。一百年前，有多少人曾经为秋瑾之死而伤心欲绝。我们大家都可能都读过一篇小说，鲁迅的《药》，这个《药》是鲁迅的小说，但是它有原形，夏瑜就是秋瑾，这个名字不是鲁迅创造的。因为我看到过一个史料，秋瑾死后不久，上海报纸上就有人写过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里面就有个人物叫夏瑜，用来影射秋瑾。所以鲁迅小说中的名字是有版本来源的，但是小说是他原创的。鲁迅这个小说主要是什么内容呢？它就是说秋瑾所生的那个年代，她的选择，她的行动不为她的家乡人理解，所以家乡还有人愚昧到吃人血馒头。旁观者都是些看客，很冷漠。她的牺牲实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鲁迅提供的这个侧面也是对的，我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我查阅过1907年，也就是一百年前的上海的报纸，因为那个时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新闻中心，什么中心都在上海，因为上海还有租界，包括还有杭州的一些报纸，发现事实并不光是像鲁迅写的那样，还有另外的一面。当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开以后，包括外国人办的报纸、中国人办的报纸、杂志、出版社，那些写戏曲的人，写小说的人都抗争过，都发出了公开的声音，有人写了文章，评论、报道这一惨剧，有人写了小说，有人编了剧本，当时整个中国，从1907年到1908年的一年当中就出了很多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的报道在上海的报纸上都发表了，整个的社会其实是一片抗议声，并不是那么的冷漠。整个的社会其实已经在觉醒，这是另外一面，是鲁迅《药》里面没有反映出来的一面。社会总有多个侧面，我们只看到了一面，没看到另一面，掌握的信息还是不对称、不完整的。所以我觉得秋瑾虽然死了，我们为他的死感到悲伤，感到痛苦，都没有问题，但是她的死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催生了四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把皇帝给推倒了，催生了新的民国。尽管后来民国又不争气，又复辟，又出现很多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那个时代实现了一次改天换地，把中国从皇帝的统治下面一下子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事。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到努尔哈赤建立大清王朝，这期间经历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至少十几次朝代更迭。但是我们知道这十几次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姓刘的倒掉了，姓曹、姓司马的人来干，姓杨的人不行了，姓李、姓赵的来干，姓朱的来干，姓朱的不行了，爱新觉罗来干，反正都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中国。但是秋瑾之后的中国就开始变化、开始不同了。不管我们的社会还存在怎样的不足和缺陷，有一点改变不了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称王称帝了，谁来干都不行。袁世凯掌握了中国最强大的武力——北洋军，手里掌握了当时中国全部的财权、军权、政权，可以说天下都在他的口袋里，但是它要做皇帝，那就不行。只要蔡锷在云南边陲登高一呼，他的天下就土崩瓦解，83天皇帝梦就做完了，自己也一命呜呼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辫子军的统率张勋，他要拥溥仪出来复辟，仅仅12天，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了，说我要来做皇帝了，你们得跪下来，不可能了。也许他用可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就是说以别的现代变种的形式，但是他不可能称帝了。这一条路被堵死了。这就是最大的贡献，皇冠落地了。这是秋瑾这一代人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换来的一个果实。尽管这一条路很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完，但是它是有结果的，还是有用的，她的死不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我为什么说他代表了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价值体系之一呢？我认为在鲁迅的身上至少有两点体现了跟以往的写作者、作家、文学家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是鲁迅的生存方式，跟以往的中国作家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蒲松龄中举中不上，一直都是个秀才，没有成为范进，是个永远的孔乙己，所以蒲松龄一辈子穷困潦倒。另外一个人曹雪芹，写下了名垂青史的《红楼梦》，全世界人都要看，据说中国研究红学，靠《红楼梦》吃饭的人至少有两万人，当然今天靠鲁迅吃饭的据说也有一万人。这个队伍够庞大的。中国反正人多，别的没有，人力资源丰富，13亿多人，可能还不止。《红楼梦》这么一部经典著作，可以说震古烁今，把全中国人民都镇住，把世界都镇住的一部经典作者，他生前可是连饭也没得吃，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着肚子写红楼。我们知道绍兴也有这么一个人，以穷困潦倒终其一生的、富有才华的徐渭（徐文长）。这个人可以说诗、书、画、文、印五绝，当时在他生存的那个年代，他是最有才华的那种人，但是因为中举这条路走不通，考试不行，你这个人再有本事，考试不行就一切归零。就像我们现在大学考不上，人家就觉得你毫无价值。因为韩寒和丁俊晖毕竟是特例，你学不了的。那些体育明星拿了冠军之后，不都还要到大学去混文凭吗，巩俐还要去读北大呢，对不对？所以最后还要拿那个来给自己锦上添花。徐文长再有才华，没有功名，没有在科举这条路上走通，所以最后他在绍兴生活得很潦倒，曾经去给一些官员做过幕僚啊什么的，都不得志，郁郁而终，最后死得比较凄凉。归根结底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人，古代的文人，一直倒曹雪芹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止，甚至到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等人，他们都属于古代社会，他们还没有看到近代的曙光，也没有看到现代的路径。所以他们这些人最终都是过得很不好，生活上特别潦倒。如果说鲁迅有什么变化的话，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的变化。鲁迅过得是很不错的。鲁迅的最后几年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度过的，1927年到1936年，一共九年，这个九年当中，他没有工作，他是个无业者，或者说自由职业者。按照现在的新说辞，叫做自由从业的知识分子。这个是新名词，以前没有的，鲁迅那个时候还没有。鲁迅这样一个无业者，那时候在上海九年，居然每个月的收入有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日常生活过得很不错，他可以去看戏、看电影啊、洗澡，租房子也租得还可以，有楼上楼下，还有保姆。而且他儿子周海婴幼时经常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他自己有病也是看日本医生，要花很多钱。如果他像曹雪芹那样，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通过独立的写作获取了生存立足资本，找到了生存资源，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他每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也好，结集出版的书也好，稿费、版税、翻译的钱，还有编杂志的钱，这些钱足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全家。所以鲁迅的生存方式在古代社会是不能想象的，是蒲松龄他们没有想过的，是徐文长他们那个时候所不可能想象的。假如徐文长生活在今天，他的画拿去画廊里卖卖，那是没问题的。那是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新变化完全可以在鲁迅身上看到，他的生存方式不依赖于科举体制，不依赖当时的权力体制，完全依赖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就可以生存了。

第二，鲁迅身上体现出现代因素的还有他写作的方式，他的写作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整个话语方式都已出现新的变化。他跟以往的传统写作者不一样，最简单地说，他已经不用文言文写作，而用白话文写作。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不是《狂人日记》，而是另外一个作者陈衡哲发表在美国留学生刊物上的一篇短篇小说，但是因为发表在美国，中国人很少看到，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狂人日记》确实是第一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的白话小说。可以说鲁迅是一炮打响。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也是在这篇小说，而且这篇小说是不挣稿费的，完全免费写的。因为《新青年》杂志是同人刊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凑钱办的，是不给稿费的。鲁迅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实际上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这条路就是白话文写作的路。这条路在鲁迅之前有人走过，但是没有发扬光大，没有产生轰动效应，没有影响，没有铺开。但在鲁迅之后就有很多人沿着这条路往前了，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代的白话文作家。在散文领域，我们知道朱自清这些人，在诗歌上有郭沫若这些人，后面是徐志摩这些人，在小说上就是鲁迅、郁达夫这些人，都产生出来了。这些人所提供的作品，就是新文学的实绩，硬邦邦地放在中国读者的面前。鲁迅他们的写作再也不是蒲松龄的那种写作方式了，不是《儒林外史》之前的那种写作方式了。他的写作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与世界接轨的，包括鲁迅，用西方的写作方式，比如说《狂人日记》吸收了屠格涅夫的一些东西，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像郁达夫的文字整个受到德国、日本文学的影响，他们身上有很多来自西方的文学因子。这些新的因素的产生，新的文学的出现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带入一个现代社会。

事实上，鲁迅他们就是往现代的路上大大地跨了一步，给我们中国大大地往前跨了一步。鲁迅的一生，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后面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家，这个帽子是死后人家封的。他的一生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个文学家，他是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作为文学家，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这个高峰到现在为止，从1918年到现在，89年了，还没有人超越。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说，我比鲁迅强。没有人敢说鲁迅过时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把这个话公开地喊出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换言之，到今天为止，鲁迅还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峰。将来能不能跨越，我不知道，那肯定是要被跨越的，但是他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所以绍兴有一个鲁迅可以吃千秋万代。我不知道现在绍兴财政收入跟鲁迅相关的占百分之几，但是绍兴人吃鲁迅的饭肯定还可以继续吃下去，肯定吃得很好，孔乙己、咸亨酒店、祥林嫂，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些商标里面都有含金量啊。另一方面，说鲁迅是个思想家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我认为鲁迅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至少在思想层面，在思想史上，他是两座高峰之一，可以用“两座高峰，二水分流”八个字，怎么说呢？两座高峰，一座叫鲁迅，另一座叫胡适。二水分流是指鲁迅和胡适是分流的两条水，他们走的不是同样道路。胡适有留学美国的背景，亲眼目睹过西方文明，鲁迅只到过日本，他不懂英文，懂一点德文，主要是懂日文，晚年学了点俄文。鲁迅翻译过很多作品，有很多都是通过日文转译的，他的英文不通，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留学欧美回来的人看不起鲁迅的翻译，认为他的翻译是硬译，是硬邦邦的翻译，其实是不通的，因为他本身不懂英文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鲁迅。我们看鲁迅的学历，他的学历也很成问题。鲁迅在离开绍兴三味书屋以后，到南京读的两所学校，一所叫水师学堂，一所叫矿路学堂。然后到日本留学，读完了日语补习班之后，他读的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就是说，他是从工科到医科。鲁迅的学历背景也好，自学背景也好，他缺乏的东西是很多的，他对西方的文化其实是不熟悉的。他最精通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他读得最多的东西，据他弟弟周作人讲是野史笔记，他最喜欢看闲书，所以他能发现张献忠这个在明末跟李自成平起平坐的农民领袖是一个杀人狂。那就是在野史上发现的，李自成在西安称了帝，大顺皇帝。张献忠在四川恼火了，我把你的老百姓杀光，没有老百姓，看你怎么做皇帝，让你一个人在空地上出丑。所以他先杀读书人，再杀普通老百姓，再从自己部队里杀，四川籍的先杀，杀完了以后，大家都怕起来了，大家乱杀，最后他也土崩瓦解了。鲁迅老早就发现的一个秘密，这也是中国人不光彩的历史当中的一面。鲁迅非常熟悉。但他对西方文明，对欧美文明，是非常陌生的。鲁迅因为要走文艺报国的路，所以他医学专科学校也没有读完，在日本就已离开学校，自学了，租个房子在那里看书、编杂志、翻译小说。我们浙江有个银行家，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叫蒋抑卮先生，也是个绍兴人，他俩是同乡，又是一起在日本留过学，蒋家很有钱，就是他赞助鲁迅三百大洋让他去干这些事儿。结果书都印出来了，但没有人要。鲁迅没名气，谁买他的书啊？鲁迅跟他弟弟辛辛苦苦翻译了两本小说，叫《域外小说集》，据说这个书的原本留下来，现在每一本要两万块，但是当时的人哪有这么好的眼光给子孙留下这个书。这个书第一本只印了一千，第二本只印了五百，因为卖不出去，所以第二本比第一本印得少，印出来以后每一本都只卖掉20来本，所以鲁迅非常失望。我们记得《呐喊》自序里那一句话吗？——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怎么知道的，就是那样知道的。他办杂志办不成，印的书没人要，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因为没有人响应他。鲁迅后来转向走文学的路完全偶然，纯属偶然。因为他遭遇挫折后实际上已抛弃了文学这条路，他留学回来，就到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那个时候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去教生理课和植物课去了。后来又到绍兴来做过老师，绍兴中学府学堂，等到蔡元培先生做了教育总长把他给弄到南京，再到北京去做教育部的科员，后来做了小科长，他在北京做教育部的小科长，一直到1926年，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在北大和其他大学兼课、写小说都是业余的。他在北京工作的早期，住在绍兴会馆，业余时间就是抄古碑、校古籍，他对文学确实已经失望、绝望了，根本没想到以后吃文学饭。但是情况在1918那一年，也就是九十年前发生了改变，他有一个叫钱玄同的老朋友促成他给《新青年》写文章，居然写成了，发表了，还一炮走红，最后文学变成了他的立足之本。现在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偶然事件。

回到现实当中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鲁迅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至少要具有一些指标，人应该是现代人，制度应该是现代制度，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要具备。至于道路交通、通讯设施这些都没有问题，硬件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其实一个社会是不是现代社会，不取决于使用的东西是不是现代化。比如说中东有些国家、非洲有些国家，那些酋长、君主、总统，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他们用的东西都是现代化的、高级的、最新生产出来的，但是他们的那一套制度模式是中世纪的，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比如说中东有些国家妇女出门还要蒙头巾的，那就是典型的古代的东西，它根本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讲中国也一样，要衡量我们是不是跨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社会，一个鲁迅、蔡元培、秋瑾他们所曾经追求的理想社会，至少有两大标准。这两个标准都是软件，而不是硬件。第一，就是我们的国民在多大程度上、多大的数量上已经成为现代人。第二，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已经成为文明社会所完全可以信赖的一个现代制度。这两条要件如果还有缺陷、不足的话，应该说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还是一个至少有缺陷，还需要继续努力的社会。

你们很快都要成为大学生了，就是高一的同学，也不过是两年后的事。我前段时间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2006年，也就是去年，对新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随机的、抽样的，调查了大概八百个人不到一点，好像是794人，数据不一定准确。调查是无记名的，可信性很强，抽样的方式是科学的，使用的方法是现代的，具体做这件事的人是学心理学专业的。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什么结果呢？它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新生居然把“考上大学”当成了人生的终点，终极目标，就是说一生的所求就是“考上大学”四个字而已。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呢？因为我突然想起，鲁迅没有什么学历，它在仙台没有把医科的学位拿出来就离开了，走另一条路了。蔡元培是达到了顶尖，进士考出来了，点了翰林了，他放弃了，他还要去留学，去寻求新的学问，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肯定是巨人、文化上的伟人，但是他们能够毅然地选择这些道路，就表明他们内心是有支撑的，是有底气的。所以我就联想起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现代人至少要具备哪些东西。当然要具备的东西很多，比如你要从硬件方面说，你要懂英语啊，你要会开汽车啊，甚至会开直升机啊，你要会完玩电脑游戏啊，要不然你就落伍啦，要学会崇拜周杰伦啊，是不是？你不崇拜周杰伦，人家就说跟你有代沟，我儿子小学的时候说我跟他有代沟，现在初中了，昨天有人采访他，他的一个回答得让我惊讶，以前他一直崇拜周杰伦，包括他博客上的北京音乐都是周杰伦的歌，结果人家问他现在崇拜什么明星、歌星，他说我不崇拜歌星，我只是喜欢他们的歌。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回答，让我大跌眼镜，他一直说自己有偶像的，就是周杰伦，现在居然不崇拜了，可能稍微成熟了一点，看了一点点书。我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毕竟走出了明星崇拜。我觉得成为一个现代人要具备很多的条件，这些条件也许都是重要的，我不认为它们不重要，因为我不生在这个年代，因为我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这些东西都没有，中国大地一片空白，我只能看连环画，什么都没有，那时候电视也没有。我不认为现在的孩子追求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不理解，不理解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该有。所以我想提三个参考性的意见，要成为一个现代人，确立现代价值，至少要破除三大迷信。

第一，要破除权威崇拜。作为一个现代人要不崇拜任何的帝王将相，不崇拜任何的伟人、名人、巨人，不拜倒在任何人的脚下，自我是最高的价值，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王国，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不可亵渎的，每一个人的追求都是有价值的。哪怕就是追求吃饱三顿饭也是有价值的。我经常跟朋友讲，跟接近的人讲，我的人生理想特别简单，就是吃饱三顿饭以后，走走路、散散步、爬爬山，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能够为当下这个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这就是我的最高理想。但是要在中国社会要做到这一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公民社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做事是很难很难的。几乎是障碍重重，这个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我说的破除权威崇拜就是找回自己。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自己，只有孔子，只有皇帝，在思想上只有孔子，在政治上只有皇帝。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不知道自我的价值，我们找不到个体的尊严。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比如说，我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价值是至高的，认为国家是一个神圣的东西，爱国主义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不认为爱国主义不好，但是我知道国家起源于什么。国家起源于个人啊，国家起源于每一个人，起源于每个具体的、活的生命，这个源头搞清楚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们就知道国家起源于每个个人，国家为了每个个人，个人高于国家，也就很简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解决的。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老早就解决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老早就解决了。爱因斯坦老早就说过个人的创造力，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至高无上，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要自私自利。比如说美国人，美国人他就知道个体是最高的，个人的人权是第一位的，但是美国每一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国会决策要跟某个国家开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青年报名是很踊跃的，是愿意去捍卫自己的国家的，捍卫自己的价值的。他们捍卫什么呢？难道他们真的是去捍卫那个摸不着的国家吗？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他是捍卫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他认为很好，所以他要去捍卫，愿意用生命和鲜血去捍卫，所以他们愿意、乐意。这是破除第一个崇拜，就是权威崇拜，或者说权威迷信。

第二个要破除什么呢？我认为要破除明星迷信，或者明星崇拜。不迷信任何的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什么星都不迷信，可以去看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歌，可以欣赏他们，可以喜欢他们，但是不崇拜他们，不迷信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要不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不以他们的价值标准为价值标准，不以他们的判断为判断。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郭敬明肯定有很多粉丝吧。那比如说郭敬明有一本小说叫《梦里花落知多少》，那时抄来的，不光是一般的抄，是整个框架结构，这个故事本身不是原创的，是来自庄羽的《圈里圈外》，这个都是有定论的，但是他的很多读者、粉丝就不承认，认为抄也没关系，你能像郭敬明一样抄得好吗？这就没有是非了。到什么时候，是非还是要的。你可以喜欢某个人，可以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你还是要有是非，不以明星的意见为意见，要有自己的意见。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我觉得在大千世界当中有那么多的话，林林总总，足以把我们的思维搞乱，但是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八个字，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对于任何事，哪怕是中央电视台说得信誓旦旦的，新闻联播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红的，我们也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红的，我这个纸杯子上“以人为本、科研为先”几个字，是有一点红的，但是大部分还是白的，还是要看一下。不能人家说这个杯子是红的，我们就认为它是红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是一切当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破除明星迷信、明星崇拜。

第三个就是要破除唯学历崇拜，唯学位崇拜，就是只把学历、学位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这种崇拜、这种迷信也要破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学历不是个坏东西，但它不是世上唯一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衡量世上的很多东西可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这条标准它不是唯一的。你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两所超级名校，每个学子都向往的地方，但是据我所知，年轻的学子先不说，因为他们还在学习阶段，就讲跟我同龄的，我今年四十岁了，人生的大半时光都已经耗费了。跟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可以看到未来了，如果说到我这个年龄还看不到方向感的，基本上就没戏了。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名校毕业的学生，就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些学生当中，真正有成就，能影响中国社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也是在小单位里勤勤恳恳、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眼色做事，或者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小领导，处一级的，或者是局一级的，也在那里做着一些无聊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人为主，占了绝对多数。所以说学历、学位是要的，但它不是绝对的。迷信是要破除的，大学教育是要去接受的，追求大学的方向就是去接受教育，教育是一个环节，读完中学就是读大学，很简单。读完大学，需要的话，还要读研究生，那都是自己人生的追求。但是，如果像华东师大调查的结果一样把考上大学当成人生终点，那是不可取的，万万要不得的。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一旦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很无趣，这个世上一点都没意思了，那就玩游戏吧，只有玩游戏一条路可选择了，除了电脑游戏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呢？最多谈点恋爱而已，这个恋爱也是有终点的，最后就是结婚，结婚就是坟墓啊，进了坟墓怎么办呀，打麻将吧，最多就是在电脑上玩扑克牌，或者炒点股票而已。除了这些，你还能玩什么？没东西可玩了，玩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虚无感，或者说出现一种真空，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意思。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走一条现代的道路，做一个现代人，追求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千差万别，有高有低，可以追求做一个最普通的人，也可以追求做一个有专业理想的人，要在某一方面有造就的人，什么都可以追求，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按自己的可能性、客观条件。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说，鲁迅、秋瑾、蔡元培所开创的，他们所曾经追求过的现代中国之路，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都还要继续去走，要把这条路继续往下走下去，甚至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的下一代都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你的财富、荣誉和荣耀，这些都是次要的，而是你的追求，你自己内心的追求，你的真实的追求。如果你具备创造能力，你就可以为世界创造出你的东西。如果你不具备创造能力，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那么你就按自己的愿望过上一种你自己认为的最好的生活，一种合适的日常生活，朝朝暮暮，如同刀耕火种一般，过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代人的选择，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天我就说这些，谢谢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