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三个人眼中的江青

 

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清楚的,马晓先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坊间的一些书刊,每到江青被抓这一段经历,就写得绘声绘色,随意演绎,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是假头发(民间传为三假,即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还说她吐唾沫,说她反抗等等。马晓先说,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时候,江青还会长时间看着书上毛泽东的画像,默默地流泪。但马晓先也指出,江青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对第一件事,她的功劳与作用远远没有自己在《红都女皇》中所吹嘘的那样大;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江青个人能够传下来的,除去“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头衔外,还应该有她一手培植的“八个样板戏”,尽管说“八亿人民八部戏”,太荒芜凋零了些,但众口传唱、深入人心、至今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创作样板戏的亲历人汪曾祺也有着自己的真实回忆。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讲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中宣部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以上这些亲历者对江青的回忆说明了什么?说明以前我们天天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是一点也不唯物客观,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泾渭分明、非忠即奸的戏曲舞台模式来看人的。是好人就清白无暇,比西施还美,比圣人还纯;是坏人就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再加上中国人的“起哄架秧子”、“墙倒众人推”的劣根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往往以成败来论英雄与狗熊,不知道人都是两面性的的,即便是一个坏人,也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然的话,“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怎么可以变成大奸大慝,第一夫人转眼之间就成了“则天吕后”,太不符合辩证法了。林彪一死,不但成了想谋害毛泽东“林贼”,连仗都不会打了,成了一个畏阵脱逃的怕死鬼,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样当上大元帅的?江青一倒霉,也成了横不讲理的“泼妇”、心狠手辣的“吕后”,更不知道这样的蛇蝎女人怎么可能与“人民的大救星”同床相伴几十年的?还有一个未得到官方证实(当然也不能指望官方来证实)的传闻,江青自杀之前的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由此可见,这两人之间,除去政治盟友的关系之外,起码的人间夫妻情谊,还是有的。

可以说,马晓先的这篇访谈录和程砚秋、汪曾祺早年的个人回忆,不仅部分还原了江青的性格与为人,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和评介历史人物的另一种思维。

沙叶新: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

 

我见到有好感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和他开玩笑,由衷地表示一种亲昵,一种喜欢。我读过介绍牛群夫妇的文章,是牛群的妻子刘肃自己写的,写的仆质感人,至情至性,感动得我流泪;这不是套话,是真的感动得流了眼泪。因此虽然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但我对这对恩爱夫妻早已有了好感。去年他们来我家拍《牛眼看家》,来之前打电话问我家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然后又补充说:“我家很好找,楼下的弄堂口一边是花店,一边是证卷交易所。你们来的时候,买束鲜花,再到交易所给我买10万元股票,一同带上楼作为见面礼就行了。”连人还没见就跟他们开上玩笑了,为什么?就是打心眼里喜欢这对恩爱夫妻。这次他们在上海举行《牛眼看家》的摄影展,刘肃和一助手到我家,请我为影集签名。签好名,她们离去,10分钟后,她们又心急火燎地跑上楼来,站在门口,说有一张写有很多地址、电话的字条落在我家了。我找了一找,没找到。她们又匆匆离去。又过了10分钟,又看见她们满头大汗地跑上楼,仍是站在门口,气喘吁吁地请我再仔细找一找。一仔细就找到了,原来那张字条落在沙发的扶手旁。我非常抱歉,说:“真对不起,让你们多跑了一趟。我的眼睛不好,我不是‘牛眼’,我是‘沙眼’。”她们“噗嗤”一笑,挥手而去。

这是最近的事,还能记得,就随手写下了;平时还有许许多多和自己所喜爱的朋友说说笑笑的事,都忘了。后来有些爱凑热闹的朋友把我的这些“轶闻趣事”写出来发表,我一看吓一跳,我很怀疑我真的说过那么多没有主旋律的笑话。也许自己说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让人写了下来瞪大眼睛一瞧,白纸黑字,就感到自己的言谈太不讲政治了。有时也真想改掉这个毛病,让自己严肃起来,可积习难改,怎么也正经不起来;这就好比硬让水仙不开花,不是存心装蒜吗?于是只得我行我素,由他去了。

糟糕的是我不但在生活中如此,在写戏时也一样;自己无法上台露面,便让我喜欢的剧中人代我在舞台上说笑。10年前,我写了个话剧《寻找男子汉》,其中有段戏,女主角舒欢问男主角江毅为何至今还没对象,江毅说他的身材较矮,不合标准,所以姑娘们看不上他。紧接着下面有这么一段对白:

舒 欢:你为此苦恼?

江 毅:不。贝多芬1米63,康德1米52,拿破仑也是矮子。

舒 欢:那你自豪?

江 毅:我自豪我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10年之前的中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中央,是两个高度都不到1米60的矮子的中央。所以导演看到“高度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段戏,大吃一惊,说:“沙老师,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开到中央首长身上了!”我说:“没关系的,邓小平从不讳言他的身材矮小,毛泽东就曾当他的面向苏联人介绍过‘这个小个子’;他本人也曾向德国的前总理科尔说过,‘个子矮,天塌下来有长子顶住’,也拿自己的身材开过玩笑。”但导演还是不放心,删掉了,我很心痛。后来这出戏越演越红,演了近两百场,我有了些底气,便建议恢复被删掉的这段戏。没想到恢复之后大受欢迎,每演到这里,观众都捧腹大笑,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全剧效果最为强烈的地方。

观众之所以理解和喜欢这一段戏,我想:一是在舞台上开这样的“政治玩笑”,非常大胆新鲜,史无前例。以前对领导特别是对中央领导,都是崇拜无限、敬爱永远;有幸朝见,也必定色勃如也,足矍如也,紧张得说不出话,激动得留不住泪,怎敢像我在戏中这样造次,让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主角竟敢说他“高度和中央保持一致”!若在“文革”,行同“现行”,罪如“恶攻”,至少要判个死缓或无期。如今在戏中竟然也可以和中央领导幽默几句了,让观众通过剧中角色也能和中央领导逗逗乐了,观众怎能不高兴?二是这是善意的、友好的玩笑,因此观众很能接受。今日的观众已经懂得,在大家不再狂呼“万岁”、不再高歌“救星”,不愿再把公仆造成“神”的今天,一次普通的握手,一回平常的问候,一掬由衷的微笑,一句轻松的趣语,不是更显得公仆和主人之间在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和现代吗?就如朴实的一声“小平,你好”,不是比千万声“万岁无疆”更加自然,更加亲切,更加出自肺腑、更加能体现“我是人民的儿子”这句自白的精神吗?

过去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很有幽默感的,担任过上海市长的陈毅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很爱开玩笑,也不介意别人开他玩笑,使人感到可敬可亲。这当然和他本人的素养有关;心胸坦荡,无私无畏,才能如此谈笑风生,饶有风趣。你看看如今坐在主席台上的众领导,有几个是自然的、松弛的、和蔼的、可亲的?其面部表情或僵硬、或枯窘、或呆滞、或假笑,有谁敢和他们开半句玩笑?

一个不能与之玩笑的人,是可怕的!

2007年1月30日略作修改 上海善作剧楼

王 怡: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33、辽宁一基督徒向党员传福音,被劳教一年

2007 年3月 14日,辽宁省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七道河村,54岁、祖籍该村的基督徒顾常荣(女)到该村支部书记于明福家传福音。于明福打电话向派出所报案,举报顾常荣试图“拉共产党员下水”。湾甸子镇派出所拘留了顾常荣和她的丈夫江森山。在18天内,当地公安局一直拒绝给家属提供任何法律手续。据家属了解,公安局已把顾常荣送往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对顾常荣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为由,处以一年劳教。

34、安徽警方抓捕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

对华援助协会在3月获悉,安徽马鞍山市一家庭教会的负责人陈连民牧师,因在春节期间带领多位学生学习圣经,于2月23日被拘留,电脑和教会的书籍亦被没收。陈连民牧师已于近日获释,但公安局拒绝归还被没收的物品。此外,安徽芜湖县九连商陈村家庭教会的负责人陈加锡牧师,因免费分发圣经等基督教印刷品,而于今年1月4日被拘留。陈加锡牧师曾于2006年10月15日以“非法聚会”的名义被拘留,超期羁押42天后,交纳罚款12000元后释放。

据自由亚洲电台4月1日报道,陈加锡牧师近日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捕。这是自2005年蔡卓华案件以来,发生的第四起以“非法经营罪”打击印刷、散发圣经等宗教书籍的案件。

35、天主教会吴钦敬主教被警方和三自爱国会拘禁,下落不明

据罗马教廷的《亚洲新闻》报道,3月17日,中国大陆陕西省周至教区吴钦敬主教,从他所在圣堂被强行带走。从此下落不明。据悉他很可能被隔离在临潼或者西安的某地,并禁止他同教区的教友和神职人员接触。《亚洲新闻》说,38岁的吴主教一直在警方和三自爱国会手中。他的教友们证实,吴主教不断受到官方压力,迫使他放弃教区的牧职。一些曾与他会面的神父表示,政府强迫吴钦敬接受“学习”,并不停转换关押地点,避免消息外泄。

2005年,天主教三自教会的西安总主教区总主教李笃安,在临终前祝圣了吴主教,并获得梵蒂冈的任命。但一直不被爱国会承认。官方在3月9日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说,“吴钦敬不得主管教会事务、不得干预教区的组织”。并指出,尽管从去年5月开始就对吴主教“进行教育”。但他“仍然一意孤行地继续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另有一名周至教区的司铎,向《亚洲新闻》表示,复活节那天,该教区的各堂区都宣读了身陷囫囵的吴主教的来信。这位主教在信中要求“亲爱的教友们”为他能在纪念耶稣基督死亡与复活的时刻获得自由而祈祷。周至教区目前有二百所教堂、五十多位神父和二百名修女,教徒约六万人。

36、大陆基督徒导演,参赛香港电影节

据《基督新报》报道,大陆基督徒导演甘小二拍摄的第二部大陆农村基督教题材的影片,《举自尘土》(Raised from Dust ),参加了第3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引起关注。电影刻画了一位乡村教会唱诗班的成员林嫂的生活艰辛。最终她在生存压力下,拔去丈夫的输液管,将重病的丈夫运回家等待死亡。

甘小二接受采访说,影片拍摄的是“肉体的战栗,和灵魂的平安,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基督徒的生存状态”。电影中的林嫂放弃给丈夫治病,触犯了“十诫”不可杀人的道德律,但她对上帝的救恩却满怀信心。

电影海报有一句醒目的宣传语,“中国有八千万基督徒,但在中国电影中,他们在哪里”?甘小二的首部作品《山青水秀》,同样讲述中国农村基督徒在苦难中寻求救赎的故事。

37、广西基督徒被强行堕胎,引起国际关注

4月17日上午11点,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医院妇产科39号床的产妇,基督徒韦琳荣,被强行注射催胎剂。她的丈夫梁雅各牧师告诉“对华援助协会”,韦琳荣于4月18日早晨6点,产下一个已被毒死的男婴。

另外37号床的农村妇女何才干也被强制堕胎,她怀的是第一个孩子,已经9个月,孩子随时可能出生。但百色的计划生育部门以她未满十八足岁、没领结婚证为由,对她进行了强制堕胎。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告,4月18日下午5点, 百色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又向医院运送了两车共20多位产妇。据目击者说,半小时内就有10位产妇被强行注射催胎剂。通常,产妇会被强迫注射2至3针催胎和毒胎药物。在4月17日到18日这48个小时内,百色市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中,就有60多位产妇被强行注射催胎剂进行强制堕胎。

另据报道,山东省青岛莱州市土山镇方阳村一名叫徐慧的39岁基督徒,因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已六个月,也被计生部门强制堕胎。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下,长期以粗暴的方式,对妇女实行强制性的堕胎和人流。而许多基督徒因为相信胎儿是生命,不愿堕胎,而在生育问题上更容易与这一政策发生冲突。广西百色的这一次突击行动被“对华援助协会”披露后,使中国的强制性堕胎问题再次引起国际关注。

38、河南省修武县家庭教会,大批信徒被拘留和劳教

在2006年10月2日的灵修营会上,及2006年圣诞节的晚会上,河南省修武县一家庭教会有大批信徒被拘留及劳教。从2000年开始,这一家庭教会因为在聚会过程中常有人因悔改而哭泣,被当地政府定为邪教,称为“哭教”。从此,教会常有人被拘留,教会的全体成员也普遍受到牵连,孩子读书,当兵,找工作均受到限制,甚至办理证件都可能遭到拒绝,信徒的孩子参加儿童聚会,被学校责令写检查。

修武县家庭教会的信徒向外界表示:我们没有离开圣经的教导,我们只是在圣灵感动下,为自己的罪而哭,为社会的败坏而哭。我们反对任何违反《圣经》教导的异端邪说,我们只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承认《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准则。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我们迫切希望给予我们正常聚会的环境。

目前,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的张凯律师,前往该地区为该教会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

39、三名被拘留的基督徒提起行政诉讼

近日,曾被拘捕的“家庭教会联合会”的董全玉牧师和妻子李华阁,分别向南阳市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南阳公安局宛城分局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返还被扣押的财产,并对非法拘留申请人给予国家赔偿。法院尚未表示受理此案。

董全玉牧师自2007年3月6日起被拘留10天,于3月16日被释放。李华阁于2007年3月19日被拘留,于2007年3月29日被释放。3月6日,警察在冲击家庭教会聚会时,并没收了教会的电脑、照相机、董全玉的手机、30-40箱圣经以及400元现金等。董全玉和李华阁获释后,曾向南阳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政府不予受理。

另外,内蒙古多伦县某家庭教会的郅瑞萍,也向法院提起对多伦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拘留原告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公安局给予国家赔偿人民币1元。多伦法院已于4月12日正式受理了该案。

郅瑞萍是在2006年12月29日,因“非法组织圣诞聚会”,而被当地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于2007年1月13日获释。

40、新疆拘捕30名基督徒,其中包括4名美国基督徒

据《基督新报》报道,4月20日下午3时,新疆阿克苏市的一次基督徒聚会中,十多位便衣警察冲入聚会场所。将现场共30名基督徒,带到阿克苏市南城派出所接受讯问。其中包括4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

当天下午6时,8位基督徒被释放。第二天,至少有6位基督徒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目前他们被关押在阿克苏市看守所。包括赵兴兰姊妹(50岁左右)、黄秀荣姊妹(50岁)、杨天录弟兄(41岁)、王超仡弟兄(41岁)、李翠玲姐妹(48岁)及何思君弟兄。他们都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农艺师二团和五团。据被释放的目击者称,讯问期间有多人被殴打逼供,“杨天录弟兄的脸上满是血迹”。

4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有两位分别是美国某教会的主任牧师和副牧师,他们于4月17日抵达阿克苏市。据悉,当天他们与来自北京的翻译李劲鸿一道被押至某宾馆接受讯问。4月23日,警方到一接待家庭强行取走4位美国人的行李,至此这5人下落不明。在美国方面的紧急干预及国际媒体的压力下,4位美国人于4月29日被释放,安全返回美国。5月1日, 翻译李劲鸿也被释放,回到北京。

5月10日,参加该次聚会的张来宝牧师,被其单位新疆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保卫科罚款2000元, 理由为“非法传播邪教和与外国人一起讲经布道”。一位被释放的信徒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披露,接待美国人住宿的家庭,土地和房屋被没收,城市户口也被注销,并被警方罚钱三千元。

据对华援助协会的统计,这已是近半年来在新疆发生的第5起对基督徒的拘捕案件。

41、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傅铁山去世

4月2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傅铁山去世,他同时也是天主教三自爱国会的主席。新华社称傅铁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梵蒂冈发布新闻,形容傅铁山是一位反教宗和反人民的“悲剧性人物”,他的过世,“结束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令人最为痛心的一页”。梵蒂冈的《亚洲新闻》批评说,“绝大部分爱国会秘书长都是无神论者、是最激进的共产党员。他们进入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宗教”。

  梵蒂冈方面表示,将不会派任何代表出席傅铁山的葬礼。香港主教陈日君接受访问时也表示,即使接到大陆的邀请也不会参加。4月27日,傅铁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国家领袖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吴邦国等人均出席了追悼会。

《亚洲新闻》指出,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傅铁山是唯一在电视上支持邓小平对学生动武的宗教界人士。 1999年,傅铁山积极指责法轮功为“邪教”,支持政府对法轮功人员的镇压。2000年,傅铁山在纽约出席世界宗教领导人千年峰会,指责达赖喇嘛意图分裂“国家主权”。 2000年10月,梵蒂冈封圣120位在中国殉道的外籍和本土信徒。傅铁山表示抗议,称前教宗保罗二世主持的这一封圣仪式“是无法容忍的”对中国主权的干预。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撰文,表达对傅铁山“爱国爱教一声浩然正气的无限敬仰”。文中披露,傅铁山去世前,还在积极呼吁5大宗教共同建立“中国和谐宗教”。叶文中还引用了傅铁山的一段文字:“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中国天主教不为外国势力所左右,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天主教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最集中的体现”。

42、著名传道人冯秉诚及助手在北京被驱逐出境

4月25日,来自北美华人基督教会的传道人冯秉承牧师,在北京举办神学培训时,受到警方骚扰。在场70多位基督徒受到警察盘问后被释放,培训会被强制取消。据目击者说,警方的态度比较温和,未发生任何冲突。但冯秉承牧师及其助手的护照被扣留,警方并取消了他们后来的日程,强迫他们提前离境。

冯秉承,笔名里程,生物学博士。他曾著有《游子吟——永恒在召唤》及《科学与信仰》(共15集)见证布道影碟,在大陆基督徒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评论家指出,因为即将来到的中共17大和奥运会,2007年以来,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海外基督徒来华宣教、培训和其他活动的控制和打压。

43、美国发布2007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再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5月2 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2007年度的全球宗教自由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是宗教自由的特别严重的侵犯者”,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

该委员会成员普罗德罗姆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继续“严重地、系统地侵犯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她说,自1999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国务院也一直认同我们的决定。我们这一决定的基础是,中国的每一个宗教人群都继续受到政府的严厉限制、控制和迫害。

《报告》说,过去一年中国加大了对一些独立宗教组织的打击力度,并继续发动所谓排除外国势力渗透的运动。那些试图和国外宗教组织或人士保持密切关系的宗教团体,往往就成为打击的重点目标。报告提到200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讲话。贾庆林说,“宗教团体必须继续警惕海外渗透势力”。报告也提到2006年8月,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在接受德国杂志采访时声称,“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者,是冒牌宗教领袖”,并表示,“达赖喇嘛的活动给西藏带来不稳定的局面”。

报告说,一年来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维护宗教信仰权利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镇压和骚扰。特别提到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智晟律师被判刑的案子。及其他遭到骚扰,监禁,审讯和拘捕的人士郭飞雄、范亚峰、滕彪和李劲松等人。

5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答记者提问,声称这份报告“对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宗教状况妄加评论。其涉华部分充满无知和偏见,歪曲和攻击中国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姜瑜并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状况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奉劝上述委员会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44、上海昆山一家庭教会受到警方干扰,教会维权得到政府理性回应

4月29日(周日),上海昆山的一间家庭教会——“安提阿教会”,在主日崇拜时受到警察干扰,以“非法聚会”为名被强行停止聚会,并没收了教会财产。

20多位警察,查验了在场信徒的身份证,并对聚会场所进行了非法搜查。最后将电脑(手提)、投影机、DVD、功放器、麦克风、收录机、奉献箱、指挥架、圣经及资料全部扣押。直到两天后才出具了扣押清单。

两位基督徒崔成南和寇春阳,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国保大队的讯问,要求交代与韩国教会及传道人的关系。该教会的9名基督徒崔成南、张忠强、游秀培、裴锦花、寇春阳、舒俊俊、张红晓、游洁、张桂英,联名向海外媒体和律师披露此事,表示将按法律途径维护公民权利。5月8日,崔成南和刘日国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昆山政府确认昆山市公安局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并返还所扣押的物品及奉献款。

5月11日,江苏省和昆山市公安局及宗教局的相关官员,分别找崔成南和刘日国谈话,希望理性解决问题。当天政府即返还了扣押的所有物品,并许诺会报销在4月29日冲击教会时毁坏的教会讲台和奉献金。崔成南和刘日国对政府的理性回应表示欢迎,决定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齐家贞:马力,别忘了天安门屠城的冤魂

 

(墨尔本)齐家贞

香港亲共民建联主席马力周二(五月十五日)与传媒茶聚时谈及六四,他批评教师用”北京屠城”字眼来形容六四事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质疑“六四时有坦克碾过学生”的说法,还说”不如找头猪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变成肉饼”.

电视上看到马力,不像是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估计那时的他起码三十岁,在新闻自由的香港,应当对六四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六四期间以及十八年来,香港人民愤怒谴责中共天安门屠杀,要求平反六四,表现了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香港的民主资源,香港人的民主素养,举世瞩目。

想不到,作为香港某某组织的头头马力,居然如此健忘,说出上面与事实大相径庭、冷酷无情的话语。这真的是香港人的羞辱。

马力是在帮助杀人犯们清刷十八年来清刷不掉的天安门广场上烈士的鲜血,是拣起当年扫射那些年轻学子的机关枪朝他们的尸体再次疯狂横扫,是向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流血的心用刺刀又一次猛刺。

这是对社会正义,人类良知,人情人性的公开挑战!

共产党对自己所犯的罪行,长期以来,都是利用手上的国家资源,掩盖歪曲事实真像,千方百计使人民遗忘。比如去年的文革四十周年,今年的反右五十周年和六四十八周年,他们自己绝口不提,也对老百姓封口,目的就是制造遗忘。

遗忘的后果是可怕的,它否认存在的事实。马力就是例子,这正是共产党所期望的。

下面我讲个六四发生的真实故事。请大家别遗忘!

重庆无线电六厂工作人员王强,我已故后妈庞婉仪的女婿。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单位派王强出差去东北办事,经过北京因交通受阻,只好在北京待几天才走。

六月四日上午九点半左右,他从旅馆出来,打算经长安街去天安门看热闹。

长安街很长,许多垂直的小街巷与它相通,布局有点像梳子。

王强走到小路和大街的交叉口就无法前行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把守在那里,他被堵在路口上。

王强挤在最前面,宽大的长安街一目了然。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全副武装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许多坦克停在那里。他注意到每条路口都有解放军守住,每条路口都像他这里一样挤满了人。

大家站在那里静观,气氛严肃紧张恐怖。

十点半左右,不知怎麽搞的,长安街上突然冒出三个人,一个老太婆,两只手各牵了一个孩子。王强估计老太婆六十几,牵的孩子,男孩可能六、七岁,女孩三、四岁。

祖孙三人好象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为什么跑到这里来送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无从知晓。所有挤在路口的群众都吓坏了,他们一齐重复吼叫,退回去,赶快退回去!

快走到路当中的老太婆,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她一定惊慌恐惧极了,牵着两个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一辆坦克隆隆启动,朝他们开过来。

只见老太婆在坦克面前跪下了。两个孩子也跟着跪下了。

坦克继续向前开,它从跪着的祖孙三人身上碾过去。

坦克碾过去之后,它往后倒退,在祖孙三人身上再碾一次。然后再往前开再碾一次,再往后退再碾一次,一共来回开了四次,它在祖孙三人身上反复碾了八次!

王强亲眼所见的这桩罪行,他从东北回到重庆无线电六厂后,向他的厂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对他强调,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对任何人再提。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我从墨尔本到离洛杉矶四十公里的长堤市(LongBeach),看望重病的父亲,在他开的旅馆里住了近两个月。后妈庞婉仪,她的儿子冉峤,女婿王强都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期间,王强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他在长安街口目睹的惨剧,告诉了我。王强本想继续说下去,被他妻弟冉峤制止。

王强至今还在那个旅馆。

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想遗忘都办不到!

既然马力先生也说,希望寻求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这也是你的责任。那就请你判断一下,这祖孙三人是否被坦克碾成了肉饼?

碾八次碾成了肉饼,碾一次也碾成了肉饼,都是肢体的破碎,都是生命的丧失,令人发指,罪不容诛。我不明白,马力先生,你打算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

马力先生,如果这个老太婆是你的妈或者是你的丈母娘,如果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孙儿女,如果你就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你还会认为4000名学生没杀完不算屠城,有柴玲等一批人逃出生天就不算屠城吗?作为一个也算是公众头头的人,对问题的认识,大约不该是火烧到自己的房子才算是火灾吧?

政府派遣大量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军人,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木樨地、长安街数地用机枪坦克扫射杀人,杀死一百人、一千人是屠城,杀死一个人、十个人也是屠城。不知马先生以为,要杀多少人才算屠城呢?

由于中共的阻扰和掩盖,六四屠城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但每一笔血债都记在人民心里,都不容遗忘,它一定会大白于天下。所有的决策者和杀人犯都将绳之以法!邓小平、李鹏跑不掉,杀死祖孙三人、命令开动坦克的指挥官和那个泯灭人性的坦克兵,也跑不掉,一个都跑不掉!

马力先生,希望你好自为之,杀人犯的血腥气沾上了身,洗起来不容易。

陈奎德:五七道德后遗症

 

半个世纪之前——1957。那是中国知识界的少年期。自认身处早春,虽乍暖还寒,然目睹当局之情辞恳切,求言若渴,在反复踌躇之后,知识人被压抑了七、八年的赤子之诚终于被触动了。仗着童真可鉴,他们破墙而出,慷慨吐露心声,遂演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惨烈的一幕。

我相信,在读到中国那些上层知识分子的整风发言后,毛的头脑里呈现的是一幅布拉格“裴多菲俱乐部”里嬉笑怒骂嘲弄共产党的图景。那是仅仅一年前翻滚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上空的政治风云。

除国内“老右”们日益锐利的言论外,在国际上,有三桩事件是毛转向反右决策的心理背景:

首先,在苏联,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但却成了毛氏晚年的一桩重大心结。

其次,在波兰,借反斯报告之风,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1956年6月,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月19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此为东欧举事之滥觞。

第三,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1956年10月21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工人党于10月24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10月30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31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月2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宣布匈牙利中立。此举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纳吉也被处死。起义虽被弹压,但毛氏的疑惧情结则愈发深重了。

这一情结迟早会发酵的,并且,是倒海翻江似地发酵。

众多的事实和研究都表明,从直接原因看,确实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决策。这点不可否认,有众多史料为证,兹不赘述。但从长程的历史追踪分析,从毛泽东后半生的基本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看,习惯性的朝令夕改,以及反斯报告后毛的意识形态强化,恐怕才是最基本的根据。那些言论,只是导火索而已。而后面这一更基本的因素,长期地毒化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水准,

人们注意到,1957年四、五月,仅仅十几天时间,毛的想法说法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研究反右的朱正说:“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一个如此大国家的执政党,仅仅十几天,政治方向就全盘改变了。这是毛氏行为方式的一个缩影。中共此后的一系列做派在这十几天里作了一场经典的表演,淋漓尽致。这些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本领,活脱脱地呈现了毛泽东及其党的道德水准,成为垂范其整个统治时期的行为方式一个基本标竿。

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派,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反复呈现。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将军”打天下,出朝鲜后,仅仅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上给他的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彭就马上变成“几十年来反对毛的人”了。

陈伯达,被毛长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组长,然当其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后,他马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与毛“三十多年来从未合作过……”的文人。

…………..

此类当面说谎的例子,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在意他的“导师”地位,他一直企图“君师合一”:统治天下,教化子民。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倒,获得教化。当然,实际的统治方式法家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吏为师”。

然而,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教化”呢?

以吏为师——在这样的毫无信义、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几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这就是 “五七后遗症”——道德伦理的废墟。今后国人以及各国公众与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精神荒野。

──《观察》首发

小 乔:赎回选票行动:通向公民权利的入口处

 

曾经,某“人民的大救星”站在天安门城楼,以“君临天下”的气势傲然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吗?

其后从反右、到文革,直至18年前“人民军队”在“共和国”首都悍然发起对自己“人民”的疯狂屠杀,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无不深刻揭示出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那一刻,只不过是一个“帝王”站了起来,千万个公民却倒了下去!数不胜数的人们更是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

时至今日,被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的人大代表选举,依旧基本与选民无关,与民意背离,滕彪曾撰文从“人大代表”的构成和选举方式上质疑其民意代表性:“在全国人大代表中,70%左右来自于行政、司法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又占了其中的大多数……这样的人大如何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立法者同时又执法或司法,这属于政治上的乱伦关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无法制衡,公共权力也就无法受到民众的约束,这种体制下,民众只能是任人宰割。此外还有一些劳模、作家、院士、影视歌星、体育明星,作为政治花瓶,摆在人大会场。别说让他们去提出议案、审议法律、质询政府官员,恐怕让他们看懂预算草案和法律草案,也有难度。除了住豪华宾馆、举手鼓掌和人云亦云外,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选民毫无关系,它形式上属于间接-间接-间接选举……中国公民不但无法直选最高领导人、国会议员,无法直选省、市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连县、乡领导人都无法直选。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侵犯。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民对候选人几乎一无所知,只能跟着画圈。候选人不与选民见面,不向选民们发表他们的见解。没有言论自由,哪有民主选举?很多乡村地区给投票者发钱发香皂,来保障投票率。通过‘酝酿’程序,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党所认可的候选人完全不需要费心思去宣传、竞选,就能够轻易当选。以独立参选者身份能够当选的,凤毛麟角。姚立法、吕邦列、刘正有、孙不二等独立参选人,在2006年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受到骚扰、威胁、监控甚至野蛮殴打。选举就是舞弊、交易、黑箱操作、投票秀;谁当选,谁落选,谁升谁降,基本与选民无关。”

曾在80年代当过天津市人大代表的张炜先生说:“如果你真正想完全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向上面反映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两种情况:第一,你会发现在人大代表中间你是孤立的,因为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上级机关指定的,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上级机关的意图。如果你不顾上级机关的意图,提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你就会很孤立,在那个环境下很难工作。第二点,下次再选下一届人民代表的时候,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得话,上级机关就不要你了,它可以要一个更听话的人,一个按照它的意图来提出议案的人。”

面对这样一种欺世盗名、愚弄选民的伪选举,在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上,终于有一群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大声疾呼:“公民们,如果你不希望这5年一次的选举机会,成为那些几乎一劳永逸或强制地代表我们的人们加强其合法性的临时背书,请立即行动起来!”唐荆陵律师等国内良知人士发起了一场“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让符合行动指南规定的选民,参照声明指引,通过发表自己在2006-2007年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的个人声明,表明自己的选举意志或者仅仅描述个人参与选举的事实状况,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促进公平竞选。其实质是一个拒绝虚假选举、珍视选举权利、唤醒公民意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表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人对人格尊严、对公民权利的强烈诉求。赎回选票行动从2006年8月底开始酝酿,2006年9月正式发起,由于本次全国性的换届选举将持续到2007年12月31日,赎回选票行动将持续到2008年1月31日止。

截止到目前,已有300余位公民发表了自己的个人声明,他们多数公开声明自己不参与选举或拒绝投票,以此赎回自己被强行“代表”着的公民权利。“赎回选票行动”与姚立法、孙不二等人的独立参选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独立参选是试图通过假戏真做,逼迫这种名义上的“选举”回归真实;而“赎回选票行动”则是划清界线,表明缺乏民意基础的假人大选举和强制“代表”民意的伪民主,没有自己的参与和共谋。湖南选民陈世民在其公开声明中说:“每个公民都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选举权利的积极行使是其中的关键,这包括在有合意的候选人时自由而积极的投票,或者在没有合意的候选人时,进行积极的不投票。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将更快地促进国家的崛起和社会的安定。”

然而,当那些从不接受选票检验和选民监督的权势人物意识到“赎回选票行动”的力量后,便开始了对这场公民运动的疯狂绞杀。在网络世界,多名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个人博客被关闭、注册网名被封杀、相关帖子被删除;在现实中,则有多名行动发起人、义工和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被传唤和骚扰,仅摘“行动公报”中的几例:

发起人唐荆陵律师在今年2月11日、3月1日、3月3日短期内连续多次被传唤,传唤证载明的传唤事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并被威胁其作为发起人和义工,在赎回选票行动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应法律责任可适用该规章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可能处以劳动教养的处罚。

今年3月19日,参与赎回选票行动的江西景德镇公民、在校大学生张珠海被当地国保传唤,遭威胁警告。

赎回选票义工、江西鹰潭市公民雷跃辉(网名雷激)今年3月申请护照被拒,并被拒绝给予正式书面答复;4月19日上午,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给雷跃辉打电话,以给予护照申请的书面答复为由将其约到公安局谈话,雷于上午10:30来到月湖区分局,即被请到分局国保大队,国保人员先扣压了雷的小灵通,接着询问雷参与赎回选票行动的事,并问其怎样宣传,以及传达了多少人的声明等情况,雷被口头告知称他担任义工的行为是“破坏选举程序”。询问持续到下午3:30结束时,国保人员提出要去雷家看看雷的电脑,雷同意其要求,但国保人员一到雷家,却出示了暂扣证拿走电脑硬盘,暂扣证显示作出扣压硬盘决定的是当地警方国保部门,但未说明扣压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国保人员临走时才归还雷的小灵通,但小灵通信号受到严重干扰,无法正常与外界通话。

笔者是“赎回选票行动”参与者中较早受当局骚扰的一位,去年11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国保人员以就归还我身份证谈话为由约我到住处附近派出所(去年8月我在青岛旅游时被上海国保人员无理强制“押”回上海并被扣压身份证),当我如约赶到时,市局及浦东新区两级国保人员却象审问嫌疑犯似地对我进行了非法讯问(无传唤证),且最终非但没有归还我的身份证,还于深夜凌晨一两点钟到我家中,出示搜查证对我的个人电脑进行搜查复制(他们原提出要暂扣我的电脑,因6月底至7月已被他们无理扣压过我的两台电脑长达半月,这次我不顾一切坚决抵制,最终双方“妥协”国保人员深夜到我家中复制电脑并拍摄录像)。当天国保人员问我的主要是两件事情,其一是鲁迅先生70周年忌辰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于海外“民主中国”网刊;其二则是有关我参与“赎回选票行动”的声明,关于此事我依稀记得当天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是怎么跟他们(指发起人)联系的?

——网上有公开资料,我看到后同意他们的主张,就按照资料上留的联系方式发了封邮件,表示自己愿意公开发表个人声明。

——你为什么要发那个声明?

——我的身份证都被非法扣压,等于你们变相无理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比如我现在若去选民登记,我都无法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还参加什么选举啊?所以我选择这样的方式,表达一下对你们无理扣压我身份证剥夺我公民权的违法行径的抗议。

——这不是你的真实意图。

——那您以为什么才是我的真实意图?

——你们的用意就是想破坏这次选举。不过我也要正告你们,你们“一小撮人”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不会起到任何效用的。

——那很好!你们今天何必还要如临大敌地来审问我?

去年初参与维权接力绝食活动以来,上海国保人员一直严密监控我,当时我以为这次的“问话”,只是他们任意捏造“把柄”无视法律规定,刻意打压我的又一例,因此当时未将有关情况告知“赎回选票行动”发起人。

中国有9亿选民,如今参与“赎回选票行动”的300余选民,的确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赎回选票行动”之所以难以大规模普及推广,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今天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极权势力依旧野蛮操控着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使得民间宣传动员力极其有限且成本昂贵,目前“赎回选票行动”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不易受干扰,不易被切断,但难在短时期内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而当局以强大的“专政利器”为后盾,严密监控公民的一切行为乃至思想,也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至今不得不生活在恐惧和谎言之中,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人们丧失权利已久,习惯于被权力“代表”着,个别先知先觉者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追求公民的权利和人性的尊严,往往反被视为“不成熟”、“犯傻”,然而正如发起人唐荆陵律师所指出的:“对每一位赎回选票的公民来说,发表声明是个人的觉醒和胜利……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当我们回首往事,我相信,这将成为你可以自豪的一刻!”如何开拓动员更适宜的宣传渠道,打破极权的禁锢和封锁,让更多的公民发出心底最真实的声音,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这项工作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极具探索意义的尝试,即便这次行动难以达成预期的效果,也可为将来的公民运动、建设公民社会的尝试努力提供更加成熟的运作经验。积极行动起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赎回选票的不合作行动中来,站在这个公民权利的入口处。

2007.5.15.于上海

──《观察》首发

张文光:六四屠城不是《红楼梦》

 

马力的六四狂言,不是茶余饭后的轻佻,而是真情流露的心底话,他质疑北京屠城,广场开枪,坦克辗过学生,惹来全城口诛笔伐。

马力是知识分子,手不释卷,可曾读过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她蒐集了186名死难者,成为历史最黑暗的见证。丁子霖名单字字血泪,伤心处连空气也在哭泣,是中国人必读之书。

名单有6人,死在坦克的履带下:

●王培文,大学生,六四凌晨,走在广场撤出队伍前排,在六部口被坦克轧死,屍体轧碎。

●董晓军,大学生,六四凌晨,走在广场撤出队伍后排,在六部口被坦克压死,屍体辗碎。

●林仁富,博士生,六四凌晨,与同学王宽宝撤出广场,在六部口被坦克辗死。

●田道民,大学生,六四清晨,写完毕业论文去六部口,被坦克压去左半边脸和眼而死。

●许建平,大学生,脸部被击中,再被坦克压死。

●还有第6名死者:没有名字、没有年岁、没有身分,但有众多目击者,他死在301医院附近,先被军车撞倒,再被装甲车辗成肉泥。肉泥仍穿花衬衫,只剩下一只未被辗过的手,残留地面。屍体留到6月5日,才有人用铁锹铲入胶袋运走。

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六四晚上被坦克辗死,但在丁子霖名单的6名死者,足以让国人伤心欲绝,不愿追怀。当中的无名死者被辗成肉泥,只有一件花衬衫和一只残存的手,证明他不是马力用来做实验的一头猪,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读这样惨绝人寰的故事,想死者的生命化为肉泥,没有人可以轻佻,没有人笑得出来,没有人有权让他的屍体再受凌辱。

丁子霖名单里,也有两名学生死在广场:

●李浩成,大学生,在广场的东南角拍照,被戒严部队连射两枪,死在广场。

●程仁兴,研究生,在广场国旗下腹部中弹,流血过多,死在广场。

六四时负责《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陆超祺,离职后发表《六四内部日记》,记述了六四记者队的经历和证据,他说:一位摄影记者给送来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放大洗印出来的,在六部口西长安街上,坦克从人群中冲过去,许多群众,大都是学生倒在血泊中,惨不忍睹!这些学生就是刚从天安门广场有组织地撤出来的。

将丁子霖名单的坦克死者,与《人民日报》的现场照片相互印证,让我们能重塑广场撤退和坦克压人的经过:广场确有冷枪,个别学生中弹牺牲。学生撤离广场后,在六部口遇到军队,有学生惨死在坦克和乱枪之下。

马力是红学专家,但六四屠城不是《红楼梦》的太幻虚境,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假语村言,而是中国青年的血泪与牺牲,是痛史而不是小说,死者不能亵渎,历史不容歪曲。

 

吴志森:极左党官 望尘莫及

 

「如果系屠城,柴玲点可以六四凌晨平安离开?佢有心挑起暴动,呢条友第一杀?佢啦!侯德建、封从德等人又点可以慢慢离开?」

「如果系屠城,4000学生都应该死晒!」

「要烧屍起码要1000度,如果可以?天安门烧,咁焚化炉就唔使排长龙了……」

「指住一摊?就话学生被坦克车辗,不如搵一只猪,试系咪会变成肉饼啰!」

「六四」已经18年,记忆所及,即使内地极左党官,也没有说过民建联主席马力这样的说话。「学生的死亡人数是23人」,「外国电视所见的画面,是用现代科技做出来的」,「我们没有橡胶子弹,要用真枪实弹」。党官们词穷理屈、谎话连篇,总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脸上眼里,像在告诉你:我在替主子圆谎.

马力主席给人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那种冷血、凉薄、幸灾乐祸、唯权唯上的态度,藏於骨髓,发自内心,任何一个极左党官,望尘莫及。马主席念文学,用字精准,他为屠城重新定义,力指乱枪滥杀,学生死光才算屠城,没有乱枪,还未死绝,因此不能符合屠城定义,这种争辩,有什么意义?怎样才算滥杀?死多少人才算屠城?有严格定义,有标准答案吗,马力主席?

不少人感到奇怪,一直回避六四敏感议题的民建联,为何今天要究然把头冒出来,要用这样的方法,在人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呢?很容易理解,因为有任务在身。

马主席谈到起码到回归25年,才能有普选,因为国民教育不足,国家认同不够,任由老师讲六四屠城、血流成河这些不负责任的说话,对学生造成影响……整个逻辑,就是香港人不够爱国,因此不给你普选.怎样才算爱国?具体表现在:要相信、要认同、要宣传中央对六四的定论和调子,定调,要从学校做起。

曾特首正埋班组阁,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出任教育局长传闻甚盛,他本人虽矢口否认,但谁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使曾钰成真的不想当官,但其实港式洗脑,早已在各中小学进行,六四定调,似乎不是随便说说,把六四从我们下一代的脑中洗去,可能才是曾特首5年任期真正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书籍下载]吴法宪回忆录香港版(全本)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将军生前撰写的《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一书。

吴法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身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同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他曾经跻身于中共领导的最高层。但不久,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将他和成千上万的军事将领卷向了政治的深渊。一夜之间,这位为新中国的创建、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空军的成长呕心沥血地工作了几十年的将军,成为了阶下囚,直到他去世的一天,也未能得到正名。

吴法宪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同他的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了他俩多年来的一个共同心愿—写出一本回忆录。这本书,是他们夫妇两人十年辛勤劳动的共同结晶。它如实地记录了吴法宪的坎坷一生:从少年参加红军,长征突破乌江,苏北抗日;到解放东北、华北、广西;再到新中国成立、组建人民空军。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军委办事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周恩来一道筹备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和张春桥、姚文元争斗;在林彪事件后成为阶下囚;最后在审判之后保外就医,重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全书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在众多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

本书由于故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能在香港出版。提供此书下载意在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捍卫中国人“知”的权利。如果原书的版权拥有者认为本书电子版侵害了您的权利,请联系网站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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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元配和续弦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梁巨川不想让他读古籍,而是让他学习《地球韵言》。青年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巨川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17岁时,梁巨川赠其两个字“肖吾”。

梁漱溟年轻时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不知是梁漱溟坚定的人生信念,还是机缘的巧合、佛的保佑,好多次梁漱溟和死神擦肩而过,以长寿终。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了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的精神内核。

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1934年夏季,梁漱溟的夫人因难产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写了几句别致的话,可以看作他的“悼亡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这一段话,让人想起庄子,老婆死了,鼓盆唱歌。梁漱溟有名士的做派,他以为妻子死了,自己少了牵挂,可以集中精力为国家做事情;对于妻子而言,生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是一种不幸,死了反而是解脱。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梁漱溟中年丧偶,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太太,遭到他的拒绝,他矢志不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会续弦。1943年,梁漱溟从日军侵占的香港避难到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为介,与一老小姐结婚。这一年,梁漱溟50岁。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很有意思的是,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

婚礼至简,仅宴客一桌。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象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也有说北师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幅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梁漱溟的回忆录中明确地说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婚礼上,有一个社会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漱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始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归家。那么最好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就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在婚宴上,贺客们要求梁漱溟讲话,梁先生居然当众唱了一出平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梁先生平时不苟言笑,此番纵情歌唱,博得众人捧腹大笑。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据说这位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有一次,梁漱溟和他的朋友“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交谈,谈到女人,梁漱溟说女人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他认为年轻的女人其身体和责任就是生育,这话惹恼了他的夫人,当场让梁漱溟下不了台。

据说,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文革如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去世。两任太太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两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以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这“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