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很多时候，昆德拉的小说都是被当成一种社会文献或政治宣言来看待的。当《玩笑》于1967年出版时，评论界与读者满怀激情地接受了它，把它当成反官僚斯大林主义控诉案的另一个物证。可实际上，昆德拉并不愿意人们像对待索尔仁尼琴那样，把他看作仅仅为了控诉极权主义对人的残害而存在的作家，因为在昆德拉看来，历史文献向来不是主要的问题。对于时代和环境的描述，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精确，多么具有讽刺和批判性，都只是用来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昆德拉的最终目的，事实上也许更接近于卡夫卡，那便是为这样一个问题寻找答案：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指出，在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里，人仅需要同自己灵魂中的魔鬼做斗争。然而，这个最后和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于毁损的外部世界，来自于被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以前，世界的空间仍然提供着逃遁的可能性。一个从军队出逃的士兵，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里，忽然间，世界突然关上了大门。自从1914年的那场战争之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再是区域性的，所有的灾难都会涉及到全世界。而作为结果，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并且在处境中变得越来越人人相似。

在面对世界这个陷阱时，卡夫卡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寓言，它代表了某种人与其存在的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可能性。在《判决》中，父亲以莫须有的罪行控诉自己的儿子，命令他去跳河，于是儿子乖乖地投入河中。而《审判》中的约瑟夫&#8226；K被一个神秘的机构判决有罪，自愿被人绞死的故事，不过是这一主题的延续与放大。它使我们看到，在神圣化的权力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权力不顾一切地要行使职责，它蛮横地插入个人生活，强行折断它，并命令受害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而个人能做些什么呢？他只有乖乖地听从这一判决，任何申诉与反抗都将被证明只是徒劳。

昆德拉的《玩笑》是诠释这一人类境遇的又一典型。作者在《〈玩笑〉自序》中就这样解释他的作品：“《玩笑》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仅仅是它的故事情节，甚至它所表达的‘哲理’也是一个玩笑：一个人陷入了玩笑的圈套遭到飞来横祸，然而他的个人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然而假如一个人被迫在个人生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他能避开历史的舞台吗？不能。”

《玩笑》的情节展示的是人在虚假的“乌托邦”意识与官僚主义统治时代下，被支配的唯一可能：路德维克和恋人玛凯塔开了个玩笑，在寄给她的明信片上写下了“托洛斯基万岁！”的蠢话，于是被赶出了大学校园。他拼命想让审判者们明白，他写给玛凯塔的明信片虽然表面上是用政治范畴的词汇写成的，可内容与主题完全与政治无关，表达的只是爱情，但结果是徒然的，他被流放到“黑帮”，开始了一系列不幸的生活。路德维克决心报复，他积蓄起青年时代的所有仇恨，想通过勾引泽马内克的妻子埃莱娜，来羞辱这位当年曾经陷害他的学友。谁知他占有的正是对方急于抛弃的，他精心策划的报复瞬间丧失了全部意义，自己再一次成为玩笑的牺牲品。

在小说的结尾，路德维克突然明白过来，在他身上发生的是一个“关于毁灭的故事”。从明信片玩笑开场，他的整个一生都是个错误。而且，尤其引人深思的是，这由谬误孕育出来的事物也是实实在在的，和正儿巴经的历史一样！毁灭路德维克生活的政治事件是有形的，但社会迫害与官僚专制却只展现了被毁灭的世界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毁灭所包含的劫掠远远超出了政治和观念的范畴，其他那些躲避了政治不幸的人，同样也体验到了这种被毁灭的感觉。例如原想自杀却误吃了泻药、弄得狼狈不堪的埃莱娜；例如一生平静地追求民间艺术，最后目睹这一艺术的衰落，在家中满地的碎玻璃和锅碗瓢盆中感到混乱的雅洛斯拉夫。尤其是后者所感到的毁灭，那是一种形而上的毁灭，比专制的毁灭远远古老远远广阔。这种毁灭的根源“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它是如此强大，它的阴影覆盖了整个宇宙和宇宙的周围，覆盖了无辜的万物，使之毁灭”。

那么，这毁灭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路德维克希望能够收回一生的全部历史，但是，当他发现错误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同时还深嵌于历史的程序之中时，他又有什么权利可以收回呢？他无法取消历史的玩笑，只能无可选择地被囊括在巨大的玩笑中。

人无法避开历史的舞台，这是昆德拉描写政治的真正原因。他的小说并不是为了表现特定的政治环境，而是要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因此，作家思考的是历史对人的赋予，以及人对历史所持的意义。

当年轻的雅罗米爬上国家安全局的楼梯时，“他看上去好像他肩上正扛着他的命运；他爬楼梯仿佛他不仅是在爬向一幢楼房的更高一层，而是在爬向他自己生活的更高一层，从那里他将可以眺望一个崭新的全景”。历史正在向他招手，为了迎向那激动人心的壮丽事业，他不惜出卖了自己的女友。这时的雅罗米就像一位英勇的战士，身体里澎湃着崇高的血液，轻松地以一次告发行动毁掉了女友的一生。可是，历史当真接受了他的崇高吗？没有！在一次聚会中，有人指责他背信弃义，他感觉受到侮辱而与之斗争，结果被人“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子后裆”，扔到了阳台上。可怜的雅罗米只能“像一条绝望的、被捉住的鱼在空中猛烈摆动”，什么崇高，什么英勇，全都荡然无存。这时我们才看清楚，人不过是历史玩笑的玩物，他被历史拉上开往天堂的列车，但是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闭时，人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于是为了这个杰出的恶作剧，历史开怀大笑。

 

遇罗克是谁？怕如今的年轻人多不会知道，历史教科书里也没有他的名字。1970年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28岁，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遇罗克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因建国初曾创办私有工厂，三反五反活动期间被隔离审查，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在荒谬思想的指引下，大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所有“右”派分子及其家属都被划成“黑五类”，因出身问题，遇罗克丧失了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命运的不公正没能挫折遇罗克，他坚持自学，文、史、哲等学科无不涉猎。1966年文革爆发，遇罗克先是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与姚文元商榷，8月写出《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出身论》发在自编的《中学文革报》上。随后，遇罗克受到监控，1968年入狱，这个铁骨铮铮的书生誓死不向愚昧低头，于是最恐怖也最常用的一招最终亮出了杀手锏：既然改造不了头脑，那就消灭肉体。在一个集体发疯的年代，遇罗克显得无比的清醒，他无所畏惧，仅仅发行几期的《中学文革报》现在已被世界许多大图书馆珍藏。

28岁，如此年轻的生命为了捍卫事实，竟被自己的同胞所害。不可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怎么了？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写成了《我家》，详细地披露了遇罗克遇害的前前后后，令人不忍卒读。他从遇罗克早年的个性发展写起，又写到遇罗克的宁折不弯，《中学文革报》创办的前前后后，直至遇罗克被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怵目惊心。批斗无止无休，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低劣的政治迷狂刮起邪恶的旋风，好人遭殃，恶人登台。为了争权夺利，派性斗争也此起彼伏，一个民族陷入了集体抽风的漩涡。向上追溯，为什么会这样？不难得出淫威来自法西斯专制，文革却是到了“一言以丧邦”的时代。遇难之前，有个狱友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回答：“值得。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文不但写了哥哥，也写了全家人。母亲王秋林每次上下班经过工人体育场，都要把头扭过去，因为那是宣判遇罗克死刑的地方。姐姐遇罗锦1986年移居德国，从此再也没回来过，因为这块土地能勾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遇罗文的书能痛到人的心底，会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比如1952年北京开始“套狗运动”，坚决不准养狗，遇罗文家中养了多年的狗被装进垃圾车，集中处死。养过狗的人自然了解，人和狗的情感有时候比人和人的情感来得更真实。而与此同时，遇罗文平实的叙述中又不乏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看着看着，总会大笑起来。书中提起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说有一支能射中太阳的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包，结果最后是一根大洋钉，遇罗克气得扭头就走了。

对遇罗克性格的勾勒，最为鲜明。因为右派的缘故，班主任散布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遇罗克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遇罗克学习刻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贴上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遇罗克认为无论鸿儒还是白丁，都一样地浪费时间。

《我家》为我详细了解当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史料，以前在大学学习通史课，教授们都是从史前社会一直论到当下，几千年的宏观史洋洋洒洒，那时候似乎以为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后来才知道，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纵算倾其一生，别说了解整部人类史，就是能弄明白一个所谓的历史事件，都何其困难。我们反复地研习历史的骨架，熟悉了一些理论化的抽象概念，但是具体而微的历史真实却离我们非常遥远。作家林达说，历史需要细节。对的，历史不能没有细节，没有细节的历史不但容易走样，更容易被篡改，以至最后以讹传讹，不辨真伪。从这个角度说，《我家》和老鬼的《血与铁》同样精彩， 他们用文字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因为有了这样的写作，历史才丰满起来，历史才不会像被粉饰的外表那样荣光。他们掀开了过去那件华美的袍子，让我看见了这个国家肌体上的虱子。

遇罗克是死硬派，他拒不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拒绝向卑鄙和无知屈膝。高高在位的小人们见无法封住他的口，便采用最残暴的手段消灭他年仅28岁的生命。遇罗文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跋中写道，“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我却以为，仅仅不忘记，还远远不够。在人类的欲望面前，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样的借鉴都只具有参考意义，而没有决定意义，所以，避免悲剧，依靠记住历史不行。

我们这个时代，个人崇拜已经被淡化了，但思想与言论自由还依旧维持在中世纪的水平。塞尔维特因倡导血液循环论，被判处火刑，四百年后的遇罗克，却因为驳斥血统论被判处死刑。尊重人民，就要给人民以表达的自由，否则人民有权利怀疑舆论专制的合法性。怀疑，总是对的，只有不停地怀疑，人民才会行动起来，悲剧才不会重演。

2007/3/20

参考：遇罗克，《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评选昨日揭晓。曹雪芹、鲁迅、巴金位列前三名。

由贝塔斯曼和新浪网共同主办的本次活动自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日启动，截至昨日，共有近10万网友参与了投票。

曹雪芹以49535票力压群雄，排在第2至10名的作家，依次为：鲁迅、巴金、金庸（blog）、冰心、李白、郭敬明（blog）、韩寒（blog）、余秋雨（blog）和三毛。

在入围作家中，男性79人、女性21人；在世作家46人，去世作家54人；古代作家29人（1840年前）；近代作家（1840-1919）20人；现代作家（1919-1949）14人；当代作家37人。

有网友认为韩寒、郭敬明等新生代作家入榜并位居高名次的现象很不应该，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对此，主办方昨日回应，300人的候选大名单来自多个领域、区域、年龄、身份的读者，而且，既然评选大家最喜爱的作家，就不应介意这一点。

 

5月17日报道　好久未闻“美女作家”卫慧的消息了，不想昨日记者获悉不久前她差点死掉！
原来卫慧在上海玩时不小心摔伤了脊椎，一度昏迷了25天，刚刚苏醒过来的卫慧“突然想到要个丈夫，要个小孩”，所以想封笔了。新作《狗爸爸》可能就是她的封笔作。

卫慧：生死边缘感受到亲情
据《狗爸爸》的编辑朱燕透露，卫慧是上个月在上海玩的时候不小心摔伤的，当时的伤势很是严重，昏迷了25天。而目前正躺在病床上的卫慧在苏醒后通过博客透露了自己的伤情，原来这次卫慧摔得很厉害，把脊椎都摔折了，随后被家人送往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卫慧说她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个月，人瘦得脱了形，从没见过自己的腿可以细成那样”。

由于伤到脊椎，身体的神经系统受到影响，卫慧进医院后就昏迷不醒，一直昏迷了25天，几乎每天都在流血，并出现心跳减速、血压降低情况，每天都有死亡的可能。回忆起这段时间，卫慧说，“天天都被埋在一条长长的不见尽头的黑暗隧道里……那种黑，那种窒息，那种死感，在刚过去的20多天里我几乎分分秒秒都浸泡其中。”

在昏迷的日子，卫慧的母亲一直在病床边呼唤女儿的名字，并终于在上周把女儿唤醒，目前已经完成手术的卫慧仍需在病床上躺3个月，自然，她参加戛纳电影节出席电影《上海宝贝》首映的计划也搁浅了。这次受伤让卫慧对亲情更加珍惜，躺在床上发呆的时候，卫慧说，她突然想到要个丈夫，要个小孩，想过平实而简单的生活。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卫慧公布了她封笔的想法，“我现在不想写，不想畅销，不想太多事情了。”

编辑：新书不前卫

作家出版社编辑郭汉睿昨日告诉记者，卫慧其实在春节后就把书稿交给他们，她在看完这个名为《狗爸爸》的小说后发现，现在的卫慧已经和几年前的卫慧不一样了，“如果以《上海宝贝》作为比较，《狗爸爸》的内容可以说是很不前卫，可以说是她转型的作品。”郭汉睿说，“小说应该还算是爱情题材，狗是故事中潜伏的主线。讲的是一对相爱的都市男女在结不结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各分东西，后来，女主人公带着男友送她的狗上演了一出‘千里寻夫’的故事。”

而《狗爸爸》的另一位编辑朱燕也认为，《狗爸爸》和卫慧以前的作品相比，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卫慧以前的作品不难发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在很冲动、很自我的状态。而现在的卫慧已经老道多了，她能够跳出这些人物，用平常的心态去观察他们，解析他们。”

关于卫慧提出封笔的事情，两位编辑透露，在3月份卫慧交书稿给她们的时候就曾经谈到封笔的想法，当时她们还以为对方是随口一说。

 

■批评者

残雪：指名道姓，对历史有个交待

指名道姓地直接批评文坛大腕，除了王朔，文坛恐怕还没有第二人。对此，残雪表示这么做肯定会得罪人，但她认为，批评就应该指名道姓：“我这样的人出现在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异端，我的观点和他们完全不同。我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不说，那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免得以后有人写《文学史》的时候，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我现在发表这些批评，不是为了能引起大腕们的反应，而是希望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读者有个交待。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我对当代文学不抱很大的希望，但不批更没有希望。批一下，说不定还能引起一些反响，还有年轻人会冒出来呢。”

在这个时刻站出来批评中国文坛，对她而言并非一时冲动：“二十年来，除了写小说，我一直都在研究中国文学，这次我是有备而来。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空前发展。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

之所以到这种地步，她认为是因为绝大多数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西方学：“95％以上的中国作家都愿意在写作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对西方的写作方法既不理解又害怕，说到底，这不是自卑又是什么呢？”

■被批评者

格非：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被指《人面桃花》是其最差的作品，格非并不生气。对残雪的批评，格非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看法：“作家作品写出来，大家都能看到，都有发言权，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作品只是作品，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的。对作家来说，关键是出好作品，而不是去关注别人在说什么，也没有必要去害怕别人说些什么，这不是最重要的，兴趣不应该放在那上面，不能老去想别人说你好不好。文学作品是要传之后世的，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考验。现在那些动辄印一百万册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作品，而印数少的作品不见得就不好，有的书一开始可能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在评论，但这不能说明什么，真正的好作品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时间弥久它自身的价值才慢慢散发出来，光芒日益耀眼，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

《残雪文化观》援引

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大潮中，他是那一辈人中最有才华的作家，甚至张开怀抱接受西方文化(当然也是很有限的)。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系列比较好的、具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品。但是这位老作家在新世纪里的表演实在令人失望。他的“老王哲学”说来说去就是传统的那套为人、为官之道，从那里哪看得到一点现代的东西？

阿城：一开始写过一、两篇好小说，马上江郎才尽。这是因为他在传统中浸淫颇深，无法达到更高境界，现在的社会也不再有古人为文的基础了。结果是非常尴尬，到了《遍地风流》简直就是在强写，在堆砌词藻了。于是只好放弃，从此不写小说。

格非：我认为《人面桃花》是格非写得最差的作品，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

余华：余华的早期作品优秀，但他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大倒退，即很多男作家到了四十多岁以后开始倒退。

王安忆：以前有一些中短篇相当不错，她的长篇“三恋”不好，没有真实感情注入到里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文学观念日趋保守，感觉逐渐匮乏。她近期写了一些怀旧的小说，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旧文人的所谓浪漫主义，对一切新的东西都看不惯。其实乡村和底层哪里是她写的那个样子？农民的苦、农民的悲她完全没有感觉，还恨不得让农民回到大集体时代去。

[链接]残雪简介

残雪，1953年生于长沙。1985年首次发表小说，至今已有400万字作品。代表作有《苍老的浮云》、《长发的遭遇》、《五香街》、《最后的情人》。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上小学两年级了，班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她不时回来讲讲，令我想起了我同龄时的小学生活，也得以把中美的小学作了一番对比。
我们小时候，从一年级起就有班干部，全是老师指定的。老实说，我班里的几个班干部，确实属于好孩子，功课特别出色，不能说老师偏心。但渐渐长大后就不同了。象我这种不争气的“平民百姓”，对“干部”多少有些气，觉得他们就知道巴结老师。中学时更明显，选班干部的标准，主要还是“听话”，而且班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都有隔阂。

女儿上学，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即孩子们列队进教师时，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后再关上；有的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

女儿上二年级后，这套把戏没有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一个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

女儿班上的一位叫阿利克斯的男孩，组织起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她发现，阿利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子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她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谦和的人，对此并不太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俱乐部有种种规矩。比如新成员要考试，即抓一个小虫子，但要好好照顾，不能有任何伤害等等。

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马上招来三个小朋友加入。这次她可神气了。她当老板；她的好朋友尼克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莉维娅的女孩，当老板助理。

当我听说奥莉维娅加入时，心里多少有些吃惊。这孩子我知道，非常聪明，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她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后，俱乐部中的权力就发生了变化。女儿作为老板，定下了规矩，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莉维娅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尼克的成绩好。女儿找到尼克，问是否应该让奥莉维娅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尼克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不过过了几天，尼克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女儿还答应去参加。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七岁这么点一个孩子，谈什么领袖能力？但再一观察学校游乐场上的情况，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他们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美国的生机是基层自治，一切事情要靠自己解决。比如你到一些偏远的小镇就会看到：政府是业余的，消防队没有什么经费，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当地的志愿人员，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习惯。这种自我组织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记得九一一时，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知道真相后，死到临头居然一起投票，决定反抗。此事让许多国人感动不已。后来我发现，七岁的女儿在房子里用几个娃娃玩儿游戏，在决定哪个娃娃坐在哪里时，还要问我：“爸爸，在这几个之中，你投谁的票坐在那里？”她已经有通过正当程序组织自己玩具的概念了。

我们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班干部，三好生等等，是否都能免掉？没有这些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毕竟，孩子不能一辈子都听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长大成人后，应该是一个独立思想的公民，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们的教育，应该为他们日后对自己的责任作准备。

 

钟叔河先生的文章短小，隽永可诵，识见特出。不独有传统根柢，更有民主自由之视角，洵老辣作文者之翘楚也。尤其是他近几年出版的《念楼学短》（岳麓版）、《学其短》（安徽教育版），前者收所阅读古文一百九十篇，后者收所习诵古三百一十六篇，皆短小于百字之内。所收内容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大事，往往耐人寻味。“谁若是想读点古文，拿了这几百篇去读，相信不会太失望。还在学语文的同学，将其作为课外读物，对于提高文言文的兴趣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大胆地说一句，也多少会有一些帮助。熟识的朋友大都知道，这本书和两年前出版的《念楼学短》里的文章，本来都是为我自己的外孙女儿们而写的。她们都读过，有这样的体会。如今她们中的两个分别在美国、英国读博士和硕士，另一个今年也在天津大学毕业了，都成了我的骄傲呢”（《学其短》自序）。我认为钟先生这样的说法，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能有这样的外公教自己的子女读书，得其文，有其法，晓其理，韵其味，承传统，真可谓人生之大快事。

钟先生的选文不用说，不是现在那些没有识见、眼光狭隘、不谙作文的编语文课本的“编编匠”所能比拟的。如今的语文课本选编者不只是大多藉藉无名，而且多属有碍不通。他们自己没有审美能力，没有广阔的视野，但他们把持着垄断的教育出版社，尤其是像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样的教材垄断大户的编辑出版大权，不管有无此能力，只需把握着这权力便可以胡乱编来，贻害学生。人文社除了像张中行、王四源等少数编辑外，以不学的庸禄者居多，何况没有竞争，他哪来的编辑动力。哪像四九年前，教材都是各出版社编纂而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广益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等都力争编出自己的好教材，以便学校自行选择，参与编辑的有朱自清、吕淑湘、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姜亮夫、赵家璧、赵景深、宋文彬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如今的时文固然是选得极滥，依旧不脱愚民的桎梏，就是古文的裁择，也是大有问题。钟叔河先生的这些古文选择中，既有关乎政治的、官场的，但更多的是关乎民俗风情，亲情友情，乃至古代下水道史料、商标史料等有趣之生活记录，打破了我们一选古代的文章，就只知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老套选法之浅陋。

钟叔河先生的解读里，有不少有趣之记录，如读洪迈《容斋随笔》里“乐天侍儿”一则，就有特别的妙读。白乐天擅写体察人民疾苦的诗，但“女服务员”和“机要秘书”也是不少的。兹录原文：“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钟叔河先生在读此文时说：”白居易还有更多的女人，请看他的《失婢》诗：“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唯有月明知。’这也不是同于女服务员、机要秘书那样的关系的啊。”更好玩的引申还在后面：“毛泽东喜读《容斋随笔》，据说作了不少批注。不知他对这一条批过没有？又是怎么批的呢？”于红朝太祖之邀“女服务员”和“机要秘书”“为人民服务”，不必征诸御医李志绥先生，坊间大抵也不会没有耳闻吧。白居易自己花钱蓄女奴，找乐子，固然不够高尚，但养的是家奴。毛公则高瞻远瞩，花纳税人的钱养公家之“臧获”而私用之。两相对照，白公何敢望其项背？稽诸唯物主义进化论，后来者居上，此进步之谓耶？

我们大家都读过《礼记。檀弓》的“孔子过泰山侧”，我们都知道“苛政猛于虎”的说法，钟先生的“暴虐的政府比老虎还可怕”的翻译，固然不算他的“发明”，但简洁可喜。他的“念楼曰”：“这是一篇最有名的古文，几十年前高小和初中的课本里都选了让学生的读的，不知为什么后来却少见了，也许是老虎和苛政都没有了的缘故吧。”钟先生自是含蓄蕴藉，要是这后一句让末学来写的话，我会说：老虎没有了，苛政“进步”了，用老虎无以名之了吧。

2007年5月15日8：00于成都

 

北大教授李零出了本《论语》解读。正文中规中矩，却起了个书名《丧家狗》。意谓孔子无非是一个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如此解读，自然容易招致非议。

刚开始，争议焦点集中于“丧家狗”三字。但文字训诂这东西，一时难有定论。实际上，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孔子拉下圣坛，从而伤及某些人的切身利益。眼见讨论日渐其热，却离题甚远，终于有些人坐不住，纷纷跳将出来抨击李零。先是《原道》主编陈明撰万言书（《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认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其后，蒋庆和康晓光的议论也披露出来。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康晓光更直接骂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

照道理，孔子乃公共精神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何以大陆新儒家的主将们如此不遗余力围攻李零？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近日就此展开了一场激辩。有网友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现代新儒家）与科学主义（指李零的训诂方式）之战。有人说，其实双方分歧不仅在观点不同，更是价值信仰迥异使然。还有人指出，李零的《论语》解读冒犯了儒门的“神圣性”。

在我看来，有位网友的跟帖更为切中要害。他认为，这场论战实质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又一相逢”。不过，这位网友用错了一个词。这一切，无非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那点事儿。

虽说李零未必把自己归入自由主义阵营，但他从文本读文本，从文本读孔子的方式，他欲去历来加诸《论语》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咒语”，无不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是，在外人看来，他的这种方式就是对孔子和《论语》的自由主义式解读。但对于大陆的一些新儒家来说，如果孔子不再是那个至圣先师、百代素王，那些徒子徒孙又何以就食？如此的话，激进如蒋庆等人的“儒家王官化”计划，又将何处安身？因此，李零只不过是读自己的书而已，对于诸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是不得不争之事。陈明就说，李零以“丧家狗”待孔子，“这不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

综而观之，“丧家狗”之争，大陆新儒家意在维护自身合法性资源，进而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说白了，他们围攻李零，不过是为了与“想象中的敌人”围抢孔子这个“丧家狗”。当然，这几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否代表孔子真传，甚或是否现代新儒家嫡系，另当别论。不过，蒋庆等人曾提出，以儒教为“国教”，谁使用儒教资源谁就得付“儒教遗产使用税”———可见他们颇不把自己当孔门外人。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么一个读书事件上狭路相逢，也证明二者已呈完全不兼容势态。仿佛记得，文化保守主义初起时，还试图拉拢自由主义对付新左派。比如在《文化保守主义视域之下的传统和自由》一文中，“新儒干将”王达三就认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没有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事实上，也有自由主义者因此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至此不难看出，二者不仅精神境界不一样，个人旨趣也大不同，怎么可能搅在一口锅里？

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役不难看出，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排他性，而这处硬伤将导致其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

现代新儒家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实现它的“现代性转换”。无论哪一家新儒学说，总背负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即一方面“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寻求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契合之处。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为基本特征。秉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家，在精神气质上却并非如此。试问，忠孝如何对接平等？君臣之义又如何转换成民主自由？现代新儒家动不动就抬出“王官”路线，不外乎其内在理路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文化保守主义欲于现代社会谋立足之地，不仅必须面临新旧道德冲突的困境，还要对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暌离格局。

由此也不难断定，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有此一役，势在必然。不可否认，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儒家的确可以提供大量精神资源，但是大陆新儒家欲“为万世开太平”，基本上是一厢情愿。

 

矿难，是观察中国的最好切入点。每次矿难后大小领导们登场，绝对政治正确，表态的表态，煽情的煽情，有气势如虹的怒斥，也有滴水不漏的对策。身段、台步与腔调就像旁边站着张艺谋导演在说戏，无可挑剔。刚开始听到，你都会觉得矿工们不识大体，那么容易就死掉，让领导们为难。

但矿难仍时时发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频频露脸，都成为明星官员了。这时候未免就会让人觉得我们进化得太慢，死了那么多人只不过换来一些改变不了现实的正确废话。再漂亮的话，都听得反感了——这正是我们得感谢那些死难矿工的，中国的老百姓属于多血质，心非常软，容易动感情，得到几句中听的，嘴里就要高喊“青天”了。当然多血质的人也不是傻子，听多了谁都会在心里思量一下，“青天”的帽子就不随便给了。我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些死难矿工们 “定期定量”催生官员们的漂亮话，我们可能对漂亮话依然没有免疫力呢。

只要是人在行使权力，他一定会用最省力的方法获取最大的权力。说话能管用，他是绝不想做事的，大不了花点心思研究一下修辞。说得悲观一点，只有让官员们把好话说够说腻了，说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能才会推动一点实质的进步。

碰上较劲的人，就会问我，如果说话的人脸皮厚，就是好意思呢？怎么办？那我只好说，那总比灾难后还说恶心话来得好一些吧？把矿难现场一封，谁也不许报道，再开个记者会，宣称中国的煤矿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这可能让人更难受吧？

官员学会说漂亮话，甚至高明地在话里搞些警句让媒体做标题，乐观地说，这是民意在起作用的特征。民众只有接受指令的份，官员的姿态就是傲慢的。只有民众成为独立的价值判断者，并不一定接受官样文章里的预设主题时，官员的姿态才会谦卑。

据湖南媒体称，湖南把网络民意当成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数十名厅局一把手，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他们将出现在互联网上，向广大的网民解释湖南将如何消化、吸纳来自全球的一万一千多条有关“湖南发展”的“好主意”。因为“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这些话都是民众(尤其是网民与记者)爱听的，能不能做到不删文章，不封湖南人的BLOG，这还有待观察。

不过，作为要求很低的人来说，我已经可以开心一下了，总算是在新闻与网络领域，看到官员开始学习赵铁锤先生的说话方法了。网民们获得了批评的正当性，甚至成为“堵”不了嘴的最终原因，比较起不久前还被当做虚拟暴民，视为乱源，至少恢复了名誉权。

当然，越来越成熟的网民知道，恢复自己的名誉权并不需要感谢谁，官员开始揣摩民众的心思，学习说话方式，真实原因应该归功于有了网民的难以删除干净的批评，打不过就只好服输了。从这点看，再微弱的批评声音都是有用的，它终将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民意力量，迫使官员们说正确的话——可能的话——也许还会做正确的事情。　

 

2006年4月9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委退休干部南回荣、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向运城市主要领导和稷山县主要领导及县镇各部门主要领导寄出了匿名信，举报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10天之后，杨秦玉、南回荣因涉嫌诽谤罪被刑事拘留，薛志敬闻讯逃亡，警方随即开始网络通缉。2006 年8月8日，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杨秦玉、南回荣提起公诉。8月21日，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杨秦玉和南回荣犯诽谤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2006年9月3日薛志敬在太原被捕，后被取保候审。2007年5月15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二案，被告人是薛志敬。薛志敬的命运即将揭晓。

此案今年4月在媒体大面积曝光，被人们称为稷山版的“彭水诗案”。其实，此案并不涉及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是关系到对举报人的保护。将两案联系在一起的，是县级领导在一手遮天骄横跋扈时的那种安然自若，是公器私用时的理所当然。将两案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个别人对县领导的“攻击”(批评的形式当然会有所不同)，而是县领导对个别人的报复，是县领导手中的工具，是县一级行政区域里的权力秩序和政治气候。

现在看起来，稷山县的权力秩序更加赤裸裸：公安局为县委书记抓人，还网络通缉，办案神速；检察院为县委书记“公诉”，虽然“受害人”完全有起诉能力；法院给举报县委书记的人定了罪，并不考虑“举报”和“诽谤”之间的区别。公检法的独立立场，公共关照付诸阙如。与此同时，县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富于同情心，相当有风度地说自己跟法院“打了招呼”，一点不避讳自己对法院所拥有的特殊影响力，可能根本没想到这有什么可避讳的。

现在看起来，稷山县的政治气候更具专制气息：开庭以前，杨秦玉、南回荣戴着手铐被押进县委大楼，在全县所有科级以上干部及一些退休老干部近 500人面前检讨。这次公示检讨被称为“稷山县全体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其恐吓意图非常明显：谁要再敢举报县委书记，下场就和他们一样！杨秦玉、南回荣和薛志敬的下场确实很惨，开除党籍、免去职务、被刑拘、和杀人嫌疑犯关在一起、出来还要交钱、要写检讨、要受羞辱、要被判刑、要去服刑……眼见先例如此，料想稷山人也不敢再对县委书记有微言。

比彭水诗案更让人绝望的是，这荒谬无耻的案件被媒体揭露月余，竟未见任何翻案的希望。对杨秦玉、南回荣的判刑照旧，对薛志敬的公诉也照旧，李润山照旧春风得意做着县委书记，县里的公检法以及其他各个部门应该也照旧效忠李润山——稷山县仍旧是李润山的天下。

有评论说，这些“土皇帝”暴露了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开出的药方无非是上级加强垂直管理，媒体加强公共监督。现在看来，群众不敢监督了、媒体监督也没用了、上级政府好像既没接到举报信也没读到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论——土皇帝们泰山稳坐，好像没人管得了。

其实，县一级党政机构与其上的各级权力机构没有太大的区别，县委书记很容易表现为“土皇帝”，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处在垂直管理的末端，所受到的监督压力比较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管辖的天地比较小，有可能全面地为一个人所控制，再有，就是他们更多地与具体的百姓打交道，在县城的熟人社会里，他们的劣行更容易被揭示出来。

依照现在的体制秩序，不论是群众还是媒体，都只是间接的力量，最终只有上级政府能够监管这些“土皇帝”。但是上级政府的监管动力在哪里呢？如果去考察上级政府，它的权力结构与县城别无二致，正由于他们不直接对人民负责，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包庇而不是监管，如此层层向上追溯，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官员无为和官员腐败痛心疾首的根本原因——权力结构的弊病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在一桩具体、荒唐、令人愤怒的县城政治事件中，我们找不到比老生常谈更好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