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中宣部禁止宣传报导的内容、包括不评论质疑国家重大工程

有朋友来约稿，但是不许谈三峡工程，不许谈南水北调工程，不许谈物权法，不许谈民间维权……问是否是中宣部的规定，没有回答。记得不久前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份中宣部对近期宣传报导的“新闻报导通气会纪要”，禁止宣传报导的内容有20项之多，如禁止宣传肯定私有制，反右题材要淡化，禁提“公共知识份子独立精神”；不评论质疑国家重大工程……那么中国到底有国家重大工程不能评论和质疑呢？

二、长江三峡工程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最重大的工程

谁也不能否认，从规模上来说，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的工程。江泽民在1997年大江截流时骄傲地说∶“我们在长江三峡兴建的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重大的促进作用，它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1982年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虽然说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投赞成票，但是全国人大毕竟还是同意建设三峡工程。1994年正式开工，1997年大江截流，2003年6月三峡水库正式蓄水，蓄水至海拔135米，水库形成，接着发电机组开始发电，五级船闸开始运行。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部建成，10月蓄水至海拔156米。一切都比原计划提前完成（除了1997年应该完工的三峡升船机之外）。虽然说在建设过程中，“有几只苍蝇嗡嗡叫”，但是180多米高的大坝耸立在那里，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正如李鹏所说∶“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用江泽民的话说∶“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今日正在变为现实。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可是，为什么在三峡大坝工程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今日，中宣部却不让人们评论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峡工程呢？

三、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遗愿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三峡工程有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区域发展等效益。这只是工程的经济技术目标，不是政治目标，况且这些目标定义不准确，有的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实现。建设三峡工程的政治目标，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要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遗愿。

1953年2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问题的汇报，在谈到防洪问题时，毛泽东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毕千功于一役，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从此，防洪成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工程目标。

用水库来控制河流洪水，这是工程防洪措施之一。但是这对水库有严格的技术要求，简单地说，要有足够的水库库容。以埃及阿斯旺工程为例，阿斯旺水库的总库容1689亿立方米（是三峡总库容的五倍多），其中死库容310亿立方米（比三峡的有效库容还大），有效库容1379亿立方米，阿斯旺坝址千年一遇洪水流量为15100立方米／秒，洪水总量为1340亿立方米。水库有效库容大于千年一遇洪水总量。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游完泳后，心情颇好，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诗人浪漫主义的描写，竟然成为兴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依据。195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后经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中在”为什么必须以三峡为主体进行流域规划呢“一节中写道∶”这几句话（指毛的诗句），概要地说明了这一伟大河流上主体工程的前景。这是因为三峡枢纽在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等主要的综合利用方面是指标优越和对全江有显著影响的工程。“

为了实现毛泽东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的设想，周恩来请来了苏联专家。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工程目标，苏联专家提出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265米（重庆市市中心的高程为海拔240米）。苏联专家在这一点上讲了真话，要在三峡把长江卡住，就需要有很大的水库库容，结果只能是牺牲重庆市了。林一山知道，淹了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这不可能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他提出了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235米，虽然牺牲一部分防洪和发电效益，但能保住重庆市市中心不被水库淹没，其他重庆城区还是要被淹没。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235米，水库库容虽然不能满足容纳千年一遇洪水总量的要求，但是尚可容纳1954年长江河道和荆江分洪工程未能容纳的一千多亿立方米洪水。到了1958年，周恩来将三峡水库蓄水位定在了海拔200米，依据是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周恩来的考虑是三峡库水以不淹没重庆城区为标准。三峡坝址，无论是南津关还是三斗坪还是石牌，距离重庆朝天门码头都超过600多公里。三峡坝址水位海拔200米，重庆朝天门码头水位也是海拔200米，在周恩来的想象中，三峡水库是毛泽东诗中所描述的平湖，是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长600多公里的平湖。

1982年，邓小平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说赞成的低坝方案是指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的是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的方案。从苏联专家提出的265米方案，到最后批准的175米的方案，似乎不管三峡水库蓄水位多高，水库库容多大，都能在三峡把长江洪水卡住。形象地说，苏联专家的265米方案是用一个军的兵力，林一山的235米方案是用一个师，200米方案是用一个团，现在批准的175米方案是用一个营，邓小平所赞成的150米方案只用一个连，预备方案128米只需一个排。现在批准的175米的方案，总库容只有399亿立方米，有效库容221.5亿立方米，只有1954年多余洪水量的五分之一，所以三峡工程防洪能力十分有限。与阿斯旺工程相比，阿斯旺水库的总库容是年平均径流量的1.7倍，而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只是年平均径流量的百分之八点七。这个对比更说明了，要用现在这个三峡工程把长江的洪水卡住，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峡水库蓄水位越高，库容越大，防洪能力越大，但是淹没损失越大，移民人数越多。

1985年11月8日至14日李鹏带领李伯宁、陆佑楣等到重庆和三峡地区去考察。回来之后向国务院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三峡水库蓄水位从海拔150米提高到海拔180米。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海拔180米，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也保持在海拔180米。李鹏还是坚持“高峡出平湖”的观点。三峡坝址水位海拔180米，重庆的水位也是海拔180米，在李鹏的想象中，三峡水库是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长600多公里的平湖。

四、孟子曰∶“水无有不下”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库尾处的水位也多高”这个理论既没有先人的经验证明，又没有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鹏认为，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海拔180米，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仍然是海拔180米，两地的距离有六百多公里，两地水位一样高，这水怎么流？

中国的圣人孟子对水往低处流的道路有十分精采的论述∶“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

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不读圣贤书，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知识的最大缺陷，也是常常陷入迷途，常常犯错误的原因。三峡坝址和重庆水位一样高，水不就不往低处流了吗？不就违反自然规律了吗？

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上任何物质的移动，都要消耗能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就是把位能转变为动能、热能的过程，水流运动要消耗能量。水在任何一点的能量，是由其动能和位能组成的，动能表现在水流速度上，位能表现在其高度上。在水库沿程取任何一点为1点，在1点的上游取一点为2点，如果水流速度在1，2两点相等，那么，2点和1点之间的位能差（高度差），就是水滴从2点运动到1点所消耗的能量。

五、张光斗不知道万分之二的水力坡度是多大

由于中国对新闻和网络的封锁，国外对三峡大坝工程的许多批评，中国人并不知道。直到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前后，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的辩论才传到中国，在长江水利网的BBS上面展开了一次十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许多人对“高峡出平湖”都提出置疑。

据中新网2003年6月4日的报导，两院院士、中国水利界权威、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接受采访时承认，成库后的坝前到坝后的回水面始终存在一定坡度（落差）。他承认这一坡度要受水库水深的影响，水越深坡度越小，水越浅坡度越大。因此，三峡水库的水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平的。他说：“即使三峡工程全部竣工后，坝前水位达到175米，库区水面的坡度也依然存在，只是会比现在要小一些。如果大坝无限高，这个坡度就会无限小。”张光斗说：“这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平湖。”三峡水库不是无限高，所以必然存在水力坡度。

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顾问，又是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负责人，后来又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他在担任可行性论证顾问时，应该阅读过可行性论证移民组的报告，移民组认为三峡水库是个平湖，没有水力坡度，张光斗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他签了字；张光斗也应该阅读过泥沙组的报告，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为自然状态下的三分之一，即万分之零点七，张光斗认为这个结论也是对的，他也签了字。到来2003年，张光斗认为三峡水库库区的水力坡度依然存在，只是会比现在要小一些，但是问题不大，不就是每一百公里2米的水位差嘛！即使坝前水位达到海拔175米，重庆水位也只有海拔188米或者189米。再说全部竣工后库区水面的坡度还会小一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以这位水利泰斗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

重庆至宜昌距离600多公里，两地在自然状态下的水位差为130米，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二。万分之二的水力坡度不是每一百公里有2米的水位差，而是每一百公里有20米的水位差！张光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将小数点错移了一位，将每一百公里有20米的水位差计算成每一百公里有2米的水位差。正因为是这个计算错误，才使得张光斗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严重问题。

重庆至宜昌，距离600多公里，两地在自然状态下的水位差为130米，水力坡度万分之二。这个万分之二的水力坡度在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泥沙组的报告中反复出现。可能作为顾问的张光斗连可行性报告也没有读过，就在上面签了字。顾问顾问，顾不上就不问嘛。万分之二的水力坡度不是每一百公里降低2米，而是每一百公里降低20米！600多公里距离上的水位差是130米，不是13米！张光斗说，水力坡度会比万分之二小一些，就算只有万分之二的一半，每一百公里降低10米！600多公里距离上的水位差是60多米，175米加上65米，那是海拔240米！

六、潘家铮回避问题不回答

2003年7月份，两院院士、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的采访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卢问：“目前二期蓄水后坝前到库尾的落差即水力坡度为34.7米（笔者注∶在393.9公里距离内）。如果按照这样的平均水力坡度和水位落差，当蓄水达到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时，有人计算，每100公里水位上升7米，库尾的水位就要达到海拔221.2米。177米移民迁移调查线不是被淹没了吗？如果移民红线被淹没，原来核定的113万移民数以及工厂、城市淹没，这样后靠（李鹏任三建委主任时，采取的是就地后靠的移民政策）的规划会不会有问题？三峡海拔175米蓄水，大坝上游水位到底是多少，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大坝上游水位大幅度抬升，移民红线是否要做相应调整？”

潘答：“现在蓄水仅到135米，离坝近一点的地方，水位上升得多一些，距离愈远，影响愈小，甚至没有影响。真正影响库尾水位的因素，还是在冲淤平衡后，由于库尾淤积引起水位上升，这问题在论证时已反复研究过了。”

其实，潘家铮回避了卢跃刚的问题不作回答。卢跃刚事后说∶采访报导是经潘家铮审稿了的。他只能回避和修改他自己的说法，但不能改动我问话的部份。

其实，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关于三峡水库形成后的三峡水库水面坡度起码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个是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的结论∶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

第二个是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的结论∶基本没有水力坡度

既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是一个科学的论证报告，那么最起码的条件是，论证报告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存在两个不同的结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把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基本没有水力坡度的结论用于泥沙组，则泥沙组的全部结论都是错误的；同样，只要把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的结论用于移民组，则移民组的全部结论都是错误的。这一点，作为两院院士、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技术总负责人的潘家铮不会不知道吧？

七、曹广晶透露三峡工程机密

2006年5月19日份，在三峡总公司召开的三峡大坝封顶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据称当大坝蓄水达到175米的时候，从大坝到重庆，每相隔100公里，水位就有7米的上升高度，到重庆水位将达到210米，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曹广晶回答说：三峡大坝6—9月份的汛期是低水位运行，水位会保持145米高程，而不是175米高程，如果是千年一遇的洪水，高程将达到180.4米，这个时候重庆的水位将达到196米，这个高度还考虑了各种因素，是科学计算出来的，不是你说的那样。

曹广晶的这个说法还有许多疑点需要解释∶

第一，曹广晶认为三峡坝址蓄水至180.4米，重庆的水位将达到196米。但是李鹏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峡坝址蓄水至180.米，重庆的水位也是180米。到底是李鹏对还是曹广晶对？

第二，1992年3月，钱正英在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团讲，经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在百年一遇洪水的情况下，重庆的最高洪水位是海拔199米。但是钱正英并没有告诉人大代表，此时三峡水库的蓄水位是多少。同年9月26日钱正英在三峡工程对重庆市影响和对策座谈会上重复了这个结果。笔者查找了资料，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结果是∶重庆的最高洪水位是海拔199米，误差正负3米。此时三峡水库的蓄水位是海拔164米。千年一遇洪水的流量大于百年一遇的洪水，水力坡度应该更大。坝址当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80.4米，重庆的最高洪水位怎么可能是196米呢？到底是钱正英对还是曹广晶对？曹广晶说是科学计算出来的，那就请拿出研究报告来。

第三，张光斗说，三峡工程全部竣工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会略小于自然状态的万分之二。三峡工程坝址处蓄水至海拔180.4米，重庆的水位海拔196米，平均水力坡度只有万分之零点二，和张光斗的解释相去甚远。到底是张光斗对还是曹广晶对？

第四，重庆的根据历史洪水痕迹推算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199.04米，1981年实际测量的“百年一遇”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194.3米。在遇到千年一遇洪水的情况下，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80.4米，重庆的最高洪水位怎么会比海拔199.04米更低？

曹广晶在这里透露了三峡工程的一个机密，就是三峡大坝的在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时的蓄水位，将高达180.4米，而这个数据在1992年全国人大审查三峡工程议案时，并没有公开。根据“国际惯例”，确定移民人数是按水库最蓄水位计算，而不是按照正常蓄水位计算。还是根据“国际惯例”，水库最蓄水位是坝顶减去2米风浪高等于海拔183米，而不是海拔180.4米。

就算曹广晶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张光斗和钱正英提供的数据是错误的，那么请问∶在三峡坝址海拔180.4米和重庆海拔196米两点之间连接一根曲线下面生活的老百姓算不算三峡工程的移民？这些移民又该怎么办？涪陵、开县等地用防护江堤保护的几十万居民是否会被库水淹没？

八、实践证明“高峡出平湖”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2006年5月三峡大坝封顶。中国媒介用“大坝横跨长江天堑，电能照亮半个中国，万吨巨轮直达重庆，下游六省再无水祸”来宣传三峡工程的胜利。虽然三峡大坝完建，但是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却没有实现。三峡水库蓄水实践证明高峡不出平湖，而是高峡出邪（斜）湖。毛泽东的遗愿并没有实现。

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资料，三峡大坝坝址处水位海拔135米，距离三峡大坝坝址493.9公里的涪陵李渡镇的水位海拔169.4米，比坝址处高34.4米，平均每100公里的距离内上升7米。金刀著文指出，不是高峡出平湖，而是高峡出邪（斜）湖！

2006年10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56米，长江水利委员会没有再公布水位资料，但是在某些地段，水库的水位超过了海拔177米的移民红线，淹没了红线以上居民的房屋，也淹没了已经安置移民新盖的房屋——高峡出邪（斜）湖！

如果三峡坝址蓄水至海拔175米，三峡水库还是一个邪（斜）湖！

《南方日报》记者赵世龙在“高峡蓄水出斜湖”一文中写道∶“这个问题的成立，那现在的划177米蓄水移民红线的做法，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没有计入移民迁建的城镇村舍都要重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还是由国外的学者公开提出来的。可惜一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蓄水成库后的事实，已证明没有水力坡度的说法的错误。……在万州，蓄水移民线被大大往上提了。这说明，在三峡工程上马前，相关论证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或者说根本就在排斥反对意见，这又从另一层面说明民主的制度与尊重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说∶“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胡星斗还表示，在一些移民区还出现了一些上访人员，这些上访人数据说还不少，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三峡库区的社会稳定。

九、“高峡出邪（斜）湖”的后果

其实，张光斗已经把“高峡出斜湖”的后果讲出来了，只是他计算错了一个小数点，万分之二，不是每一百公里降低2米，而是每一百公里降低20米。

这样，人们掌握了两个数据，一个是张光斗说的，三峡水库水力坡度略小于万分之二，一个是泥沙组说的万分之零点七。未来，三峡水库在发挥防洪效益时，其水力坡度应该在万分之零点七和万分之二之间。李锐在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给中央写信，要求尽早为重庆准备后事，就是出自这个考虑。黄万里三次给江泽民写信，陈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出自这个考虑。

赵世龙总结了一下“高峡出斜湖”的后果∶

第一，水库防洪库容能否达到宣传的221.5亿立方米，也就是2009年水库建成以后能蓄多少洪水？能否实现主要的工程目标──防洪？

第二，水库的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的增加，本来以为不会淹的地区将被淹没，本来以为不用迁移的居民必须搬迁；

第三，回水位会上升，本来以为不会淹到的重庆市老市区会部份被淹；

第四，沿库岸新建的移民城镇、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桥梁、厂矿会被淹没。而这些地区，因为没有被列入淹没范围内，所以没有做任何相关准备。

在物权法公布后的今天，笔者在这里想特别提请三峡库区和重庆的居民注意，注意一些您们财产所在位置的高程。那条三峡工程移民红线，从1994年到今日，已经存在十几年了。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告诉您们，这条移民红线不会有错，“高峡出平湖”不会有错。可是，三峡水库蓄水的事实，您们已经看到了，“高峡出邪（斜）湖”！如果重庆的居民注意一下重庆市城市规划，就会发现，重庆重要的发展区都在海拔220米以上，规划人员早以知道，重庆部分城区会被三峡库区所淹没。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告诉您们。看看当官的和搞规划的在哪里买房，您就会做出正确的决策。笔者也要特别提醒涪陵、开县等老城的居民，那条新建的海拔175米的江堤，是无法阻挡长江洪水的，起码因为您们都在曹广晶所描绘的三峡坝址海拔180.4米和重庆海拔196米的曲线之下。为了您的生命和财产，应该尽早设法离开那里。

十、结束语

“高峡出平湖”，本是诗人虚幻的意境，但是在中国却成为三峡工程规划的依据。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是多少年来，中国人不读圣人书，只读毛泽东的书，所以连“水往低处流”的道路也不相信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为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遗愿，最后结果是高峡出邪（斜）湖。

事到如今，为求得所谓的和谐安定，中宣部只有禁止民众评论和质疑三峡工程。但是中宣部能禁止得了我们子孙后代对三峡工程的评论和质疑吗？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在“水往低处流”这个最简单的道路上犯了错误，导致红线以上几十万人失去家园，导致移民安了家后再搬迁，重庆部分城区被淹，导致进出重庆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被淹，导致新建桥梁净空太低，导致张飞庙搬了再搬，导致石宝寨被淹，导致几千亿的经济损失……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的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的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们，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一个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来说，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的，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力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的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他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了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一百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科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就像多年前面对电影画面，我对文字产生的无力感。我同意这句话，没有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超过生活本身的残酷。我们没有摄像机，才被迫动笔，拍不了纪录片，才想办法编故事。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所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的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的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搞得这部电影的直译“最后一个苏格兰王”，很令人费解。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也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如果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

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二十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读书的，就想起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这个比尼古拉斯幸运得多的同行，行文谨慎，却仍无法在领袖的巨大身影旁边，描绘出一个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人的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的身边，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生在另一部纪录片里，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她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上了天安门，我和领袖握了手。我会不会更积极的投入那一场运动，我可不可能参与对卞老师的殴打？

也是几十年后，北师大另一位女教师于丹，解释《论语》的“民信之矣”，她说“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她也许不知道尼古拉斯，但她连卞仲耘都不知道吗。绿蚂蚁没有做梦的地方，它们一旦做梦，甚至和独裁者一样危险。尼古拉斯回去苏格兰，梦醒之后，我们回去哪里。

2007-4-25

 

大多数人是立场先于思想，所以只会顺着既定环境的思想和意识来说话、思考和生活；而那些有头脑的人却是思想先于立场，直接用自己的思想来触摸世界，因此常常就会有独到的见解，这是一种不甘平庸，有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但只要遵从了真理，貌似平庸也是伟大的，不遵从真理的思想，大多是异端瞎说。但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看法，总是人类有活力的体现，争鸣和讨论是叫人高兴的事。

有时候想，不少国人真的是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包括我自己，只喜欢做现实这条河流里的水滴和流沙，只喜欢顺流而下，而没有半点的理想主义。概括来说，在生活中升官发财就是大部分国人在潜意识里的价值观。难道人生除了升官发财就再没有别的意义了吗？当然有，并且人生的意义还有好多好多，这是肯定的。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国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缠绵于现实，并对理想主义者缺少敬重，任何有理想和精神指向的飞翔，很容易就被国人消解在世俗主义的泥潭里。因为他们只知道现实，潜意识里只会对为官者和发财者有敬畏之心，并喜欢把升官发财当作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尺。著名哲学家Leo Strauss说：“对于伟大崇高的事物，采取低俗的眼光，必然会扭曲它珍贵的品质；只有仰视它，才能见到它真正的面貌。”而现在的国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伟大崇高的事物，也不知道该仰视什么了。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我认为就是国内的一批保守力量在试图拉历史倒车，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很明显，中国的发展方向依然必须是在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的观念和思想不可能从旧文化中来，旧文化只适合在旧环境中生长。否则，从上个世纪初先贤们就搞的新文化运动又有什么意义？

比如和谐社会，整齐划一是和谐的一种，那假如把和谐社会比做一首乐曲的话，很明显，一首和谐优美的乐曲正是由于它由高低不同的音符，长短不一的音值，疏密各异的节奏，不同音色的配合，有时又通过转调来共同完成的。所以，和谐的前提不是求同，而是求异，不是求单一，而是求由所有不同声音和各种不同音素所构成的和声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一首乐曲在起承转和中具有活力和美好。否则只有主旋律，这首曲子就进行不下去，即使勉强进行也只能在单调中徘徊，显得死气、沉闷、呆板、无聊和残缺，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优美和生机。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如果只有主旋律，就肯定不会有活力和创造力，如果只重视主旋律，这社会就不会有生气，注定残缺不全。

英国思想家柏克说：“邪恶的势力之所以漫延，是因为善良的人们选择了沉默。”其实人们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有一个专门能叫人沉默的环境。正如傅国涌所言：“独立思考在本质上就是专制最大的敌人，专制需要的是盲从、是听话、是驯服。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政权为了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至少训练了一支30万人以上的网络警察队伍。”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叫《桂源铺》的诗里说：“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暄，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如此多的山在拦截，能不沉默，能不成为死水一潭吗？

忽然想起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的那句足以流芳千古的一段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在我看来，那笼子就是民主政体，是和谐之本，也是现代精神之本。

的确，没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空气就没有健康的灵魂，亦不会有健康的社会。

南方都市报：据说《我和上帝有个约》在十年前就有个初稿？

北村：当时想写但写不好，手稿丢掉了。过去写的一直是绝望，我自己有厌倦感。绝望是事实，但人类在精神生存方面应该是积极的。我个人的生活本身至少比较积极光明，为什么我笔下的东西却非常绝望？我内心真的很绝望吗？我觉得不是，而是我自己并没有考察自身真正获得喜乐和平安的真相。我的创作与我的生活有分离状态。那么，经过这十几年时间我觉得心灵上准备得可以了，说到底，心里如果没有这种喜乐和超越感，是没有办法写出饱满的真挚的感情的，我又不愿意再写绝望的东西。我通过写作要矫正我内心的东西。比如有人说要写你真实的东西，但什么是真实的？我的愿望就是真实的，我觉得愿望比处境更真实。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一个关键词是“恐惧”，恐惧的原因很大一个是人的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一个细节让我很震撼，其中有个人物原先非常穷，后来成为救护站的负责人。有一次洗车的人看他的车牌，他感到非常恐惧，觉得这个工人想对他图谋不轨。

北村：中国当前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正在积累财富，可能有部分财富裹挟着不公，这种不公在世人面前会投下一些阴影、忧虑，可能在法律上没问题，但是在心灵和道德上会产生影响。假如心灵所要求的丰富性和物质的丰富性产生鸿沟，未来可能是不乐观的。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心灵破碎远比山河破碎来得更让人肝肠寸断。假如今天有些普适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或受到挑战，那将是可怕的。我的作品试图写的就是一种温暖的东西，这温暖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但获得温暖之后才是有力量的未来，不是脆弱的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改变机器，改变文化。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政府也特别强调“公平和正义”。

北村：问题在于怎么达到社会公正？制度是保障，法律法规也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性的预备。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性的预备要怎么做呢？

北村：人是一种奴役性的动物。摆脱奴役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对崇高的认识，能获得一种永恒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超越时代，也使得传统与未来之间不会断裂。这个非常宝贵的精神上的链条，乃是符合人性目的性的一种启示。所以说，要使人免于恐惧，达到幸福。我这部《我和上帝有个约》消极方面是探讨恐惧，积极方面是探讨什么是幸福。究其本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皆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就是人对人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源头在哪里？我怎么才能相信？我认为，不是一个文化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依赖于信仰，只有信仰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然后达到对方的心灵。

南方都市报：信不需要证明？

北村：人们要认出自己的父母兄弟，并不需要去验DNA.这里面所达成的关系是信赖。信，或者说信赖，或者说信任，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具有超越性、崇高性、神圣性。这需要重建价值的属性。

这个小说写了两个仇敌，一个是被害者，一个是加害者，加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被害者，被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加害者。怎么一个加害者和一个被害者能够产生一种近乎爱情的关系？这是否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可能，几千年的人类一定因为竞争不复存在了，所以它必得是事实，但太难写了，如何在信念碎片中重建互信？有人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假如不克服这个障碍，不写出这种温暖来，我无法回答我现在所处的现实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心里所质疑的问题。同样，我无法写出真正的未来。

南方都市报：在现在的经济生活中，诚信是 奢侈品。

北村：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人类是一个信赖的动物，人类若没有这种信赖的话是没有幸福感的。如果今天我是靠验DNA来建立我与兄弟的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非常古怪的。否则，这种关系就会非常有幸福感、超越感。人非常奇怪，所有的快乐正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写陈步森一步一步受到致命诱惑：我是个罪人哪！我杀了她家里人啊，她却像对家里人一样对我。这种被赦免的感觉其实是虚拟的，但这种感觉带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我把它称为隐秘的喜悦。这种快乐超越一切恐惧，即使这么一个背负巨大罪恶的人都有致命快乐吸引他，一步一步从那个罪恶走出来。故事的结尾，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要建立在一个充满美好人性的社会里，幸福其实在人性里面，不是在人的外在生活中。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中有大段的思想论述和内心独白，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的故事本身和你的理念阐述之间，你怎样处理？

北村：一个没有思想能力和思想动机的作家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没有对人性有足够关怀的作家是残忍的。真正优秀、伟大的作品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容量，否则最多写个人命运，写不到人性里面，最多写个人情感，写不到精神深处。一部小说的进程、逻辑性建立在故事本身上的呢，就是传奇小说，就是火车上卖的杂志那种东西。可同样是三角恋爱关系，为什么有人写得那么高，有人写得那么低，一定是有它的思想容量在里面。就像它的血液和经脉，完全生长在故事里面，成为它的叙事逻辑。这个叙事的动力，抽离出来就是思想。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一个理论家，也不一定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就我个人来说，找不到一条思想动力线的作品我不会写，这样我的叙事动机就没了。我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这部作品要沿着我要讲的故事，最后回到我和现实的关系上。

南方都市报：但我们阅读这部小说，读到一半时我们就知道冷薇会原谅陈步森。

北村：这毫无关系。就像托尔斯泰在《复活》开头就告诉我们聂赫留朵夫想对娜塔莎补偿了，但并不影响我的阅读，因为动人的是他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心灵上慢慢改变。我今天不是要有层出不穷的悬念。如果只有出乎意料的结尾，而没有出乎意料的思想的话，完全没有价值。所有的东西都是求新求变的，只有生命不会。我在今天这个处境下如何描述古老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性，关于幸福，关于死亡，关于信赖，有些话题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读者会猜度。我只要让读者猜不出我笔下人物的心理，猜不出他的行为的动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为，不选择那个行为，这选择对他的心灵产生何种影响。我觉得这个比情节意义大。

南方都市报：你小说开始叙述一个杀人的场景很惊心动魄，我们立刻把心悬起来，但是随着叙述的深入，发现在陈步森旁边的许多人，他们的罪行远远大于他。

北村：从罪来说，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这里有分罪行、罪案和罪性。比如我们今天开车违规，因为超速这个罪行，我在交警记录里就有罪案，但这个错误是我内心那个爱超速的罪性发出来的。我交了罚款扣了分，把我的案底清了，我还是会犯。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要把一个人从罪性中释放出来，又保持人性的光辉的一面，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陈步森从罪性里挣脱出来达到自由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挣脱出来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北村：对，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最大的罪还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是根源。这样的人性不受约束和监督，他的行为也将不会受约束和监督。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面的胡土根认为自己的暴力具有劫富济贫的意味。

北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容忍。我对劫富济贫这个词从来没有好感，因为劫就是不公正，最大的恶是以恶反抗恶，从来没有好结果。他反抗了恶，但没办法走出恶，只好陷入恶性循环。另外，你怎么知道它是恶呢？过去我们用激烈的方法改变现实。但今天反对的可能成为我们明天赞成的。公正不在加害人身上，也不在被害人身上，不在富人身上，也不一定天然在穷人身上。我受欺负了，我要改变，但中间加了恨的因素，后果就很可怕。我们说无法无天，是天奠定了法规，人有天地良心，才有法律。我认为社会今天提倡和谐是非常好的，但怎样达到？一定不能用激烈的方法，一定要宽容、理解、宽恕。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人在帮助陈步森的过程中，一步步认识到自己并不比他更好，刚开始大家是帮助者、觉悟者，最后才发现自己所领悟的东西还不如陈步森。

北村：以罪的性质来区别，比用罪的程度来区别其实更重要。从罪的程度来看，谁比谁好一点，谁就想要做谁的裁判者，但他又是有缺陷的，于是不服从就开始产生，后果堪忧。其实在罪性这一点上，谁也不比谁更好。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找到无罪的圣洁所在，大家才来尊重这个所在。否则只能从人中推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来做审判者的角色。这个人要保住他审判的地位，必然要动用权力来维持，会产生更大的罪恶。

南方都市报：说到真相，我想到现在如火如荼、针砭一切的王朔，你怎么评价他？

北村：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价值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就要崩溃了。就像自然界的绝对性，道德、价值也有绝对性。不能被相对主义思潮吞灭。不然，我们的普适价值就湮灭了，所有的边界都消失了。

我为什么说王朔是在胡说八道？他自己说了许多狠话，然后再说自己说的尽是瞎说。对于一个以言说为责任的作家来说，这种自由是否拥有？王朔是年长的那一辈，他的言说将对更年轻的人产生影响，他如果是在私人朋友那里瞎说，也许可以解读为玩笑，但在公共媒体面前这么说，说明他完全放弃了责任，放弃责任的人说的话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还是有标准的，就好比有些电视画面必须打马赛克。必须承认一个绝对价值，相对主义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并不是很好的作家。我认为中国真正的一流作家是像格非、余华（blog） 那样的作家。尽管余华曾经写出一部二流作品《兄弟》，我仍然尊重他的才华。但是王朔显然没有达到一流作家的水平，他有部作品很好，好像叫《橡皮人》，已经让他从二流到一流迈进一大步，但后来他的北京文化一出来，我就没看过他的好作品了。他可能是一个一流的社会活动家，可能是一个有影响的言论家，但不是一流的作家。作家要发出真诚的声音，就是一以贯之的言说。我今天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都可以说，虚虚实实，好了，即使这都是真实的，但真实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暴露，我们不应该以真实的名义放纵恶或者宣扬无意义的个人感受。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们，纷纷推出长篇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北村：我觉得一个 长篇小说为什么能够盛行，与我们时代生活有关，动荡的生活为长篇小说提供视野和内容。但是我想，现在长篇小说的出版热，并不能代表文学的繁荣。作家把握动荡的生活，仅有才华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思想的概括能力，还要有距离。假如一个社会只读长篇小说，不能静下心来读短篇小说，我觉得文学的年代就还没到来。

格非是这个时代我最尊敬的真正的作家之一，他当大学教授，能坚持创作，很难。他始终没卷入经济浪潮里，委身在纯正的文学里面。他的《山河入梦》保持了文学的尊严，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前不久我读完他的《山河入梦》，数日沉浸在久违的阅读享受之中，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荣耀，它被格非继承下来。

余华曾经是个很好的作家，我相信现在他的能力也依然很好，但是他写出《兄弟》，这是态度的问题。也许他的下一部作品会很出色，看他愿不愿意去做。我认为对余华下定论，为时过早。我估计在写《兄弟》之前他的整个写作状态都没准备好，结果他只是找到某种语言状态或语感，以为是文学状态。

南方都市报：现在所有的作家都经常讲到传统，但你似乎不是从中国来寻求写作资源的？

北村：我有个疑问，什么是传统？为什么外国文学就不是我的传统？我在读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学认同有限，也许在艺术层面上曾经欣赏过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上，我一直不喜欢。我没有读到多少崇高性和神圣性的东西。最崇高的身影是屈原，很可怜地投到江里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诗让人感觉人在时间中的无力感和寂灭感；最优秀的作品《红楼梦》，成功地描述了虚无的意义，但虚无不能满足我。《三国演义》是谋略学；《水浒传》把公义解释为友情。中国文化极其复杂，但没有描述终极价值，描述生命的本性，却给我提供了一种规避。这是一个巨大的描述相对主义的消解机制。而我的关键在于我是否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归宿和幸福感。中国文人不是向前进入庙堂就是向后远遁山林，他们不向上看，只有向上看，才能产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立场：独立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你近年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我和上帝有个约》，似乎就在写我们身边的生活。余华的《兄弟》也曾经宣称“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北村：我恰恰认为他是侧面介入。你要正面强攻时代的现实，就必须正面强攻时代的心灵。朱大可（blog） 曾经描述说有一天他起床看到对门有个男的趴在床上，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这个畏罪自杀的人被运走了。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很恐惧。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现实。我认为一流作家就是这样观察和把握现实的。《山河入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可能没有《兄弟》里面那么多有趣的现实场景，但很高明地概括了那个时代。有人写一些城市景观如酒吧，就是写现代性吗？只有写时代对人性和心灵的影响，才是真正写出那个时代。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中国的现实，但你的思想参照物却来自西方。

北村：我们在不断地寻找，寻找光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光的本质是太阳光，有人说是电灯光，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东方也照西方。

南方都市报：现在不少作家抱怨说，自己受关注太少，还不如三流明星。

北村：这是一个很苦楚的、可怜的面貌。文学偶像想当影视偶像；不仅如此，现在很多老作家也想当文学偶像，这是最可怜最尴尬的。为了市场，开始从选材上、形象包装上，使自己成为像韩寒（blog） 这些人，其实你可以把作品写得更好。我一直说对韩寒他们要宽容，不是说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令人尴尬。作家并非要成为人民的表率，但许多东西我们做得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曾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荣，已到不惑，却仍然受到欲望引导，我们实在没有多少权利指责年轻人。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我们的文化消费更多是碎片式的，比如周杰（blog） 伦歌词里的古典或者异域的诗意。

北村：文学界和娱乐界都有些作品很流行，但已经是超出边界之外的垃圾了。可能垃圾之中也有些好东西，但整个是垃圾。比如削苹果，你不能说苹果皮没用，但我肯定不想吃果皮。曾经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是我们的经典，现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成了我们的经典。像卡夫卡、里尔克，还有新小说派，也有许多碎片式的、巴洛克式的东西，外部形态和今天的非常像，但事实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周杰伦的歌我曾经批判过。他的节奏是好的，没有心灵的东西那只能听节奏了。《菊花台》已经是周杰伦最好听的歌了，但跟过去相比，是很烂的歌，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觉得很好听呢？因为山中无老虎，不再讲究心灵的感动了。情感都没有打动，更何况心灵呢。八九十年代有一首歌《请跟我来》，旋律极美，《牵手》的曲、词都有深度感。现代到后现代，艺术的瓦解是残酷而严肃的，而现在是消费时代，怎么能相比呢？时代处境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快餐时代，作家何为？

北村：我不愿意把它描绘成堂。吉诃德的时代，堂。吉诃德是很辛酸的。我觉得作家应该享受这个时代独有的安宁。可能别人都投入商业大潮，作家恰恰有一份独特的安宁。作家可以好好写自己的东西，然后用合法的、正确的手段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但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卖了太多我不会很高兴，因为可疑。获得本届华语文学盛典的提名，你们问我对这次获奖有什么期待，我说毫无期待；问我对我的创作有何影响，我说毫无影响。如果我的境界不能提升，得奖又能影响什么呢？仅仅期待得奖，可能就会期待作品多卖，但假如多卖了，这部作品可能有毛病，这是我基于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做出的判断，我认为自己的作品绝对不能卖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就像余华的《兄弟》。我必须要节制这方面的欲望，因为它的强度超过我们想象。我希望这话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

 

一、当下中国处于“衰世”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祇知道吃喝玩乐。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祇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个社会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祇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

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就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把戏。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祇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信仰的真空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求神问道，祈求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这样做当然最简单，也最容易自我安慰。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藉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祇有靠我们自己。

二、告别“衰世”中国，自己解放自己

有朋友看了上面这段之后，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祇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并不都是灰暗一团。”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其实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祇是装样子，做门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个变化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祇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祇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人罢了。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洗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就会渐渐驯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他说得更清楚：“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祇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祇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祇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祇有自己解放自己。

三、笑傲强权：如何解放自己

我们如何解放自己？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提出相似的问题。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题目“以生活的姿态笑傲强权”——解放自己不就是要把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我们头上强权的枷锁砸得粉碎吗？那祇有回到生活中，回到最初的起点上，而不是指望一种新的强权替代旧的强权。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首先不是群体，而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我，是你，是他，不仅包括像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包括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且求告无门的人，包括千千万万边缘生存者，也同样包括在主流社会呼风唤雨、体面光鲜的人，甚至包括掌握着公共资源的人，祇要他们愿意，他们也一样可以参与这一潜移默化、无时不在前行中的自我解放进程。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创造都来自独一无二的个人，所有善、爱和美也都源于个人。我们这个民族自古重视群体、集体、组织（比如家、家族、姓氏、党派、单位、国家等等），总是害怕单个人面对世界，也很少有人记得夜晚独自抬起头看看星空，有的祇是对人际关系的在意、琢磨和深究，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为什么几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翻江倒海之后，我们都得回到原来的秩序当中？为什么一个打天下集团一旦成功总是会出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一世的绝对君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永远不被发现，祇有依附于某个外在的强势集团，依附于某个神化的领袖，依附于一套等级森严、无视人性和道义的规则和潜规则，一句话，依附于一切外在的权威，惟独没有自己。从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个人公民身份的获得和确认。然而公民身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要靠千辛万苦甚至流血流汗才能争取来的，绝不是某个人、某个党、某个政权可以简单地恩赐给我们的，他既然可以恩赐给你，也可以照样收回去。 不久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公民身份——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有着专制与种族、性别与阶级歧视传统的社会里——真是一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遭受某种歧视或所有歧视的人并不喜欢把公民权当成和平权，以及公认的权利来行使。相反，它是一种目标的权利，其实现能够使民主极大地发展。公民意味着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抗议、支持、走动、持有这样那样的信仰、参加各种政党、教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本国的任意海域中游泳的自由。公民身份不是偶然获得的，它是一个要求我们为之而战的没有终点的历程。”我们在当下中国的生活，我们的公民身份是残缺的，因为我们祇拥有不完全的一些权利，大部分重要权利，不仅缺乏制度保障，而且完全被漠视、践踏、剥夺，我们许多人也许已经有满足生存需要的部分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但是我们没有合法的信仰、思想、言论、迁徙、出国、抗议、自愿结社等自由。我们有部分物质层面上的自由，精神层面的自由是被压制和反对的。因此，伸张真实的公民身份、要求完整的公民权利就是通向自我解放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最终将导向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角色可能不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社会角色，那就是我们现在还写在纸上的公民身份。公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天然拥有各种权利（不限于本国宪法确认和列举的那些）的个人。有这样的清晰认知，我们就有底气，即使在我们的大部分权利被架空、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公民的心态、公民的语言，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行事、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具体和抽象侵害时，我们都可以起身捍卫。生活，在我的心目中，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生活就是最基本、最朴素、最实在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就我本人而言，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这个特定时代所限定的条件，注定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有前行的、上升的通路都被堵死了，做教师不能，考公务员、考律师资格没门，甚至连开报刊亭的资格都没有。但我并不抱怨，并不怨天尤人，我坚持以自己可能的方式谋取生存，在经过无数的曲折和艰难困苦之后，我终于得到了青菜、豆腐、萝卜条的生活。我喜欢乃至热爱这样的生活，这本来就是我所追求的生活，并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读书、写作、爬山、走路，脚踏实地地过我的每一天，不虚度，不浪费，不存侥幸之心，不求天降馅饼，平静安详地面对日起日落，季节轮替。在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无所不在的强权面前，我生活并批判着。总之，我反对世上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强权。自我解放的最大敌人就是形形色色的强权和准强权、潜在的强权、强权心态。

有鉴于此，千万不能相信什么英雄、伟人、救世主和政治明星，无论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政治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本民族在面对强权时，总是屡战屡败，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靠有力的支点。今天我要对自己说，这个支点已经找到了，那就是生活。祇有生活本身才有可能最终消解强权的戾气和毒素，将所有不同包装的强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能在观念、意识层面抛弃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抛弃“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抛弃权力崇拜、权威崇拜、明星崇拜，我们就完全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找到未来社会的崭新方向。你当然可以卑怯地说，强权如此强大，不可战胜，个体势单力薄，形同蚂蚁，根本无力反抗，强权的任意一个齿轮随时都可以将你碾成齑粉。但是你忘记了，世上最弱小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以水之柔弱尚可滴穿石头，淹没一切，何况人乎？悠悠万事，贵在认知，贵在坚持，两者合一，无坚不摧。祇是需要时间。没有耐心的人自然不屑于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祇争朝夕，朝夕中有现世的权位、利益和荣耀，朝夕中有鲜花、掌声和喝彩。他们因此会轻蔑地转过头去，他们需要的是复制强权的方式获得另一种强权，即使是采用不同的意识形态，高举不同的旗帜，强权的本质不会根本变化，我们的公民身份可能还是写在纸上。

作为一个不愿继续做奴隶的个体生命，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直面强权，一是在心理层面藐视一切强权，不相信强权以任何花言巧语编织的花环，不畏惧强权放出的各种恫吓和威胁信号，不迎合强权施展的种种手段。二是在言论层面，孤岛作家柏杨在封笔之前有两句话：“不为君王唱赞歌，祇为苍生说人话。”说得非常漂亮。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不为强权说一句好话。进一步，我们可以保持对强权的批评、监督和公开的轻蔑。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说过一句话：“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粘合剂，就像防止来自国家集体主义趋向的压迫一样。”三是在行为方式上，坚定地与一切强权、准强权保持距离，不帮凶、不帮忙、不帮闲，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靠劳动的双手立足，不吃嗟来之食，不幻想天上的馅饼落在自己碗里，不奢望天降大任于自身，做普通人，过平常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上述三个层面提供的其实祇是底线意义上的抵抗，但能做到这几点，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以生活的姿态笑傲不同的强权，是获得自我解放的可靠保障。

老实说，在几千年皇权崇拜、权势崇拜、以官为本的土壤上，在这三个层面当中，最难的恐怕还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强权、权势和人间权力真正保持一种藐视、蔑视、轻视的心理。任何生杀予夺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常常都是由官员承载的，官不论大小，都是主宰者。几千年来这已经成了民族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鬼魅。说到底，今天弥漫全社会的道德败坏、羞耻丧尽，即便不是全部由权力专横和官员腐败造成的，现存权力体制和这个体制赖以转动的官员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通向解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逐渐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对官的蔑视、轻视、藐视，使官本位渐渐让位于人本位，使长期以来的反仆为主的公仆回到应有的位置上。要真正形成这样的观念，各级官员无论是官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过是为我们普通公民服务的公仆，仆人而已，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官员一旦离开公职，就是与其他公民平等，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作为官员，他就是一个服务者，天然地处于公众的监视、监督之下。民至上，官至下。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官权太重，民权缺位，不砸碎官本位，中国就永远走不出古代。自我解放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观念上把世世代代重官转为轻官。

同时我们要知道，在朝的强权固然可恶、可憎，在野的潜在强权、强权心态一样可怕，笑傲强权，要面对的不仅是在朝的强权，否则我们即使赶走了在朝的强权，迎来还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强权，祇要心中的强权崇拜情结没有根除，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祇有把抵抗强权的支点定位在生活中，才有可能找到历史的方向。不要指望某个旧强权的倒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翻天覆地，不要幻想旧强权完蛋之后自己一步登天，改变普通人的生活。祇要恪守这样的基本心态，也就是平常心，明天早晨，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生活。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批判一切强权，笑傲一切强权，我们要给强权上笼头，我们要在强权的牙齿上戴护套。换言之，做一个普通人，一个真正拥有公民身份的人，过平常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毕竟是一个变化了时代，一个不过是貌似“盛世”的“衰世”，在底线意义的三个层面上抵抗强权，是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都可以做，并有可能做到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认识、醒悟是开始和完成社会重建的根本前提。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在政治上一定没办法搞民主。去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孤岛出生的香港人，我们为此辩论了两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说民主社会也好，说公民社会也好，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生活，普普通通的生活，一个在家里、在街上免于恐惧的社会，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见解、可以批评政府和各级官员的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这样的生活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歌德说的“生活之树常青”，想起哈维尔说的“信仰生活”，从少年时代起，我用了几近20年的时间，经过无数的痛苦、磨难和曲折，才渐渐明白了生活的道理，彻底告别了那些继续在我们这个时代滋生繁殖的传统观念中的毒素，回到了最简单的生活。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沿着生活的道路往前走，——祛魅，祛除形形色色的魅而已。

四、以头立地的博客时代

博客最初就是网络日志，现在当然已超出这种功能。中文网络从“论坛时代”进入“博客时代”是一种必然趋势（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什么“播客时代”和其他的时代）。如果少一点商业侵染，少一点权力干预，如此发展下去，通过网络的公民表达很可能会在虚拟空间出现公民自治雏形。每个博客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面孔、言说和姿态，娱乐也好，学术也好，草根也好，在这里众生平等，完全是一派千姿万态、万花齐放、千家争鸣的局面。博客与博客之间没有高低上下尊卑之分。虽然有些门户网站基于商业目的炒作个别明星和名人博客，吸引了不少盲从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网众。但是，真正有头脑的人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随着时光流走，网络也一样大浪淘沙，该淘汰自然会淘汰，该沉淀下来的还是会沉淀下来。

据我所知，真正高端的、原创的有思想、情感和文采的往往不是名人博客，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博客，他们真正把博客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每天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经历写下来任何力量都遮掩不住人类表达自己意愿，求真求美的内在冲动。外在的锁链终究是要脱落的，就像最美丽娇艳的花朵也免不了要雕谢一样。这是个个体的时代，千万个体以头立地的时代。“以头立地”，意味着我们用理性思考，按理性行事，我们不再盲从，我们不再愚忠，我们不再乖顺，我们要伸张自己的愿望，我们要用自己的尺度衡量眼前的世界，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重建生活，不仅是私人的生活，也包括我们从来匮乏的公共生活。我们要把一切权威、明星、大人物、豪门大款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博客时代的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信号。一个个体尊严的时代将从博客开始，从现在起，以博客为证，我们从容淡定地过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现在起，众声喧哗，而不是众神喧哗。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尺度，每个人都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国家起源于生活，任何国家都建立在个人信从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反之。那些异化的“利维坦”貌似庞然大物，骄横地凌驾在每个人头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是时候了”，50年前，北大学生沈泽宜以澎湃的激情写下了这一诗句。50年后，我们能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出千万条绳索，去缚住桀骜的“利维坦”怪兽，去驯服从来不受约束的苍龙。第一步，就是不相信一切怪兽、一切不受束缚的苍龙，笑话它，藐视它，不理会它。第二步是在内心深处、在价值层面建立起个体本位，义无返顾地告别国家本位。我们要的是能够保障每个人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权利的国家观。第三步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当下做起，在日常生活做起，开始为新社会的出现准备条件，那就是在行为方式上以做公民为荣，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常的劳动者、过寻常生活为荣。也许我们每个人势单力薄，影响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自己，生活就是从自己开始的。千千万万小小的支流最终将汇成茫茫江河，归入浩渺的海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最初的起点，也是最后的保证。

权力本是人类自身的产物，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不断被异化的过程。人类进入近代文明以来全部的努力不过是要把异化的权力驯服，将它安置在有程序可循、可以监督约束的正常轨道上。在许许多多国家包括亚洲在内，这一努力早已成为现实。我们也会有这一天，用千万个体的打造的绳索、用制度的链条将权力从头到脚捆缚起来。历史不会有例外。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努力不会白废。今天的网络和大地一样，至少表面上还是娱乐的天下。总有一天，大地之上也和互联网一样，娱乐的归娱乐，严肃的归严肃。人需要一点茶余饭后的娱乐，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严肃地面对生活，这是一个老大民族避免在“尖脚猫”游戏中沉沦、毁灭的唯一出路。泛娱乐化事实上就是以生殖器立地，本能至上，将灵魂掏空，将感官快乐当作人生全部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在捞得脑满肠肥的同时，总是在情妇、二奶那里消耗生命，贪官总是与色情丑闻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官已经沦为邪恶的化身、糜烂的化身、无道德的化身。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这个产生过林昭、顾准的民族早晚会告别“尖脚猫”游戏，从头再来。我有时候会想，最难的其实不是结束这样的时代，而是重建一个以基本人性为底线的新社会。虽然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也并不完全悲观，毕竟一部分人已经站起来，不仅包括迟暮之年不断呼吁民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科学史家许良英、医生蒋彦永，律师张思之，作家章诒和、沙叶新，“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夫妇，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李锐、胡绩伟、朱厚泽、鲍彤、李普等人。即使在中青年中也已产生了教授贺卫方、艾晓明、肖雪慧、崔卫平、秦辉、徐友渔等，作家胡发云，人大代表姚立法，民间记录片制片人胡杰，电影导演贾樟柯，报人程益中、卢跃刚、李大同，油画家陈丹青等。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实际上都已经产生了认同普世价值，并且为推动中国的转型努力着的人，这在以往都是很难想像的。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实际上都已经产生了认同普世价值，并且为推动中国的转型努力着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太石村，在许多因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都已看到普通民众正逐渐学会用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在现实中屡遭失败，他们也将赢得尊严和荣耀。前些日子，温州龙湾区的养殖户在两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告赢了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刘进成首创了以宪法盾牌抵制强行拆迁的模式，被北京、河南等地的老百姓所效仿，对于抵制野蛮的拆迁产生了很有力的示范效应。这都是民间社会以头立地的一个个标志性例子。在网上，比那些个案维权更值得关注的无疑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博客，有根底、有底气的博客，一个个有思想能力、健全心智的个体正在挺起来，即使在网络的寒冬中，他们也显示出了足够的智慧、勇气和见识。

这一切日复一日告诉我们，随着一个以头立地的博客时代的到来，新的生活已离我们不太遥远。但这种生活不会主动地自天而降，而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有待于我们对一种惯常的异化生活进行坚韧持续的抵抗。基于生活的抵抗，就是底线意义上的，也就是退到墻角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抵抗。不问成败，祇问生活。这样的抵抗在意的不是成败，而是尊严；在意的不是功利，而是人性。生活，合乎人性本来面目的生活，是抵抗的出发点和终点站。

（2007年1月31日完稿）

首发北京之春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2007 年4 月16 日，美国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枪击案，32 人遇害（凶手自戕）。震惊美国，也震动世界。一时间，事发地维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成为媒体和公众注目的焦点。

“凶手是中国人”，误传如何蔓延？

事发头两天，曾发生“凶手是中国人”的误传。事后，中国人纷纷指责美国的《芝加哥太阳时报》，认为该报误导了公众。来自该报的最初报道，的确带来误会，是一项严重错误。但细究该报的那篇报道，并对比随后中文媒体跟进的报道，却大有出入。

《芝加哥太阳时报》专栏作家麦克 ？ 斯里德（Michael Sneed ）在那则简短的报道中，所使用的措辞如下：“警方正在调查那个杀死32 人、构成美国历史上最大枪案的枪手，是否是一位持学生签证、于去年抵美的中国男子。”（Authorities were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gunman who killed 32 people on the Virginia Tech campus in the deadliest shooting rampage in U.S. history was a Chinese man who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on a student visa. ）

很显然，麦克 ？斯里德使用的，是不确定的语气。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媒体，尤其主流媒体，如 CNN 、FOX 、NBC 等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等，都极尽谨慎，没有一家提到“中国人”，至多使用“亚洲人”（Asian Man ）一词。

反而是中文媒体，仅以《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怀疑性内容为依据，大肆报道“枪手是中国人”。在国内，官方的中新社以确定语气报道“凶手为中国留学生”，新浪 、搜狐等各大网站随后跟进，纷纷以确定语气，报道“中国留学生杀人”，铺天盖地的新闻，使民众都误信“凶手是中国人”。在国外，各主要中文媒体，也一律将“中国留学生开枪杀人”一类标题至于头版头条，耸动视听。“凶手是中国人”的误传，就这样蔓延开来。

当警方确认枪手是旅美韩国人之后， 《芝加哥太阳时报》 迅速做了更正。美国一些媒体和专家则批评该报“吓坏了中国人”。反观国内外中文媒体，没有一家出面，为错误报道承担责任，一律将责任推到 《芝加哥太阳时报》及其专栏作家麦克？ 斯里德头上。

且不说 《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报道为不确定性和怀疑语气，实际上，该报道也基于一个巧合。一位名叫江伟恩的中国留学生，近期在其个人博客上大展持枪照片。他之所以引起警方怀疑，是因为，他的各项特征与生活面貌，都和传说中的凶手一致 ：就读于维州理工大学、亚裔、枪迷、刚刚发生情变。巧合带来误会。这种误会，在人类社会中，并非少见。可幸，误会迅速排除。

人命关天，中美截然对照

维州理工大学枪案发生后，维州州长赶赴校园，慰问和善后；美国总统亲临该校追思会，并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全美各大学均举行追思活动，悼念死者。多数美国人笃信宗教，他们为亡者祈祷，甚至有人为那个患有“自闭症”和“忧郁症”的杀手祈祷。韩裔担心的种族报复并没有发生。凶手的父母，早已受到美国警方保护。

就在美国维州校园枪案发生两天后， 4 月18 日，中国辽宁省铁岭市，发生钢厂钢包坠落事故，32 名工人被钢水烧成肉饼。面对这一重大人命惨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亲临现场，国内媒体则竭尽淡化，几乎没有引起民众注意。同样是32 条人命，何以差距至此？

事实上，在中国，这类惨案，尤其矿难，几乎每月发生，司空见惯。中共领导人从不亲临现场，从不举行全国性追悼活动，更从不为死难者下半旗致哀（中共只为死去的高官下半旗）。

在美国维州枪案中，一些教授和学生，奋不顾身，挡枪或阻门，掩护其他学生逃离。尤其一位名叫 利维乌 .利布雷斯库（ Liviu Librescu）的 犹太裔教授，挺身而出，挡住凶手的子弹，他倒在凶手疯狂扫射的枪口下，却使20 名学生得以从窗户逃生。这位以色列籍的工程教授，是二战时期罗马尼亚纳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像这位犹太裔教授一样的见义勇为者，在美国，比比皆是，人们常常能耳闻目睹。

在中国，中共长期推销“无神论”，官员自私自利，商人唯利是图，社会普遍缺乏奉献与关爱。每当灾难或事故发生，官员抢先逃生，弱者听凭生死。事后，当局掩盖真相，遮掩丑闻，草菅人命，麻痹社会，为更多人祸埋下伏笔。

1994 年12 月8 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剧场，突发大火，在场官员尖叫：“学生们不要走，让领导先走！”20 几名官员，首先逃离，脱身后，甚至依然衣冠楚楚。在他们身后， 323人烧死， 132人烧伤致残，其中绝大多数为孩子。火灾后的现场，人们发现，孩子们幼小的遗体上，满是领导们或大人们仓皇逃命时留下的鞋印，甚至有高跟鞋的尖利后跟，刺穿了孩子的肚皮。

2005 年6 月10 日，黑龙江省，一场突然爆发的山洪，冲毁了沙兰镇中心小学，学校领导各自逃生，近百名小学生，葬身水患。2005 年2 月14 日，辽宁孙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214名矿工葬身井底，当局竟然调派武警封锁现场，不准外国媒体靠近，连本国记者也不得入内，甚至连悲痛欲绝的家属，也被无情而野蛮地阻挡于外。

人命关天。中美两国，在政府态度、媒体报道、人群表现方面，形成截然对照。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先进？哪一种制度更优越？一目了然。这恰恰能够解释：尽管中共媒体长期玩弄“舆论导向”，针对本国，报喜不报忧；针对美国，报忧不报喜。但却从来没有阻挡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向美国。

枪支管理，争论不休的话题

美国发生史上最大的校园枪击案，再度引发美国社会对枪支管理法规的激烈争议。在电视上，一位支持民间拥有枪支的人说：如果那位教授手上有枪，他就可以正当防卫，当场击毙凶手；另一位反对民间拥有枪支的人则说：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有枪 ，校园里只会出现更多问题。

上述争论，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枪支管理上的典型分歧。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列出《权利法案》第二款：“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这项法案，源于美国建国时就有的理念：“美国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 ”。换言之，尽管知道民间枪支可能带来刑事案件，但美国先贤认为，国家暴政比刑事犯罪更为可怕。为了预防暴政，公民应该持有武器。

尽管美国民间拥有枪支达 100 多万支，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被民众颠覆。道理很简单，历届美国政府，都来自民选，合法当选，依法执政，自然不必担心被民众推翻。

倒是那些专制国家和独裁政权，因为权力来得不正当，胆战心惊，时刻防范民众，故而严禁民众拥有枪支。说远一点，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为了防范民变，尽收天下兵器，汇集长安，铸成 12 个大铜人，以为从此以后，天下太平，皇室永固。岂料，统一后的秦王朝，刚进行到第13 个年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民众起义。史载“揭竿而起”。也就是说，最初，起义民众用的不是兵器，而是竹竿。奋起的竹竿，竟撬动了秦王朝的基石。

说近一些，中共当政，实施世界上最苛严的枪支管理，持有枪支者，即便不犯案，也会被判处两年以上徒刑。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罪案累累，抢劫与凶杀，名列世界前茅。与此同时，民众手中无枪，难以自卫。尤其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暴政， 民众只能听任宰割，而无能为力。

如果中国民众能像美国民众那样拥有枪支，不要说贪官污吏不敢横行太盛，就是黑社会，也不至于猖狂太过。而依靠暴力和谎言长期把持国政的中共集团，则不得不恐惧：弄得不好，一天之内，就可倒台。中共惧怕民众，故而“尽收天下兵器”。中共甚至连自己的军队也不放心，实行“枪弹分离”管理：部队有枪炮，但未必有弹药，弹药由“总装备部”控制，只有中共高层需要，才会下令“总装备部”给部队发放弹药，执行“任务”。无外乎是镇压民众的“任务”，如“六四”屠城。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2007 年5 月号

沈彤在毛泽东服装雕塑前 ©财富

4月17日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小企业版（FORTUNE Small Business Magazine），有一篇介绍新兴企业家沈彤的文章：从天安门的反叛者到资本家（ 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揭示了1989年北京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政府通缉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沈彤，如何从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激进人士，摇身一变成为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合作、向其出售用于监控国内民众的高技术软件的海归青年资本家。

39岁的沈彤是位于美国纽约软件企业”万视科技（VFinity）”拥有者，在2000 年创办公司之前，沈彤曾经是1989北京学运的领袖，曾出任大学生对话团成员，逃出国外后，担任过相关民运组织的职务，并出版过一本天安门事件畅销书《几乎一场革命》（翻译/原名为：Almost a Revolution ）。

沈彤公司的软件是一种供大学、电视台用的软件，可以用来管理多媒体文件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就像一个图象化Google一样。该软件允许任何用户创造或者编辑图象文件，上传至网上任何地方，并能够让用户轻易的就找到它。

这样独特的功能，赋予了这个软件天使和魔鬼共有的特性，关键是看谁在使用。但对中国的现状而言，有能力、有意愿付出高额价格购买这款软件的机构，可想而知会是何种机构了。

尽管万视科技声称他们与中国的商业交易中，并没有直接卖给中国国家安全机构，但沈彤也承认，他们无法控制谁会从代理那里购买这款软件。这或者也可以被认为，万视科技选择中国大陆作为业务主力推广区域，本身就明白这个警察国家想要什么。至于代理、购买商或种种被人诟病之处，随便注册一间公司就可以把假戏作真，事后还可以振振有词质问别人的怀疑。

这不，在多维新闻网编译并发表《财富》的这篇文章的当天，沈彤即透过代表向多维发信，指责多维编译的文章严重失实（注：文章名称为”昔日的民运人士，今天沈彤与自己以前反对的政府做生意，他的软件被中国政府用来监视民众 “）。

我前后看了多维的这篇中文文章，并对比了《财富》的英文文章，并不认为失实，因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沈彤先生有没有去信指责《财富》杂志文章的失实？如果没有，是不是沈彤先生并不在意英文世界的看法，而仅仅在意中文世界的看法？是否担心与国安部的那点把戏被揭穿，而永留青史？

没有人会阻挠民运人士淡出民运，改行经商，但一个曾经反抗政府的民运人士，却为了挣钱而帮助政府监视民众，就是一种实实在在出卖道义和良知的行为。

无独有偶，前民运干将，全美学自联通信委员会主席丁健，现美国上市公司亚信科技董事长，亲手参与并提供主要技术，与中国国安部和信息产业部等，共同筑起了新世纪令人切齿的网上牢笼：金盾工程。

金盾工程不仅阻碍了中国人的互联网阅读权利和隐私权利，也深深的骚扰了民间电子通信，更为可憎的是，它为言论控制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言论入罪提供了翔实资料。

一九八九年千万人的热情，六月四日千百人的热血，凝结成的无数人血馒头，在民主化的旗帜下，被他们精明的吃饱了。

现在他们饿了，在市场化的旗帜下，他们预先吞下了，下一代孩子们的人血馒头。

无间道，无人道！

 

我这个人性子急，很容易被感情左右，属于挨头刀那种，可对有的事又非常慢，属于西方人说的 very slow，脑子有点愚钝的那种。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中文译为《窃听风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影片奖，我是奥斯卡粉丝，网上也好评如潮，我都没有动心。直到简昭惠看了，写的文章也发表了，在她鼓励下我才驾起势去看了。

这部电影当真值得一看。

大家都说震惊，我也有震惊，不是西方人震惊的“居然连两口子的事都监视，难以置信”，而是共产极权政府，无论地处哪个洲，无论什么人种，皮肤是什么颜色，真的是一娘所生，竟至于如此惊人的相似。岂止是相似，常常是相同，都毫无道理地对自己的老百姓搞监视、窃听、跟踪等鼠窃狗偷的勾当。就像老虎，美洲虎、欧洲虎、亚洲虎，没有不吃人的虎一样，电影演的是东德，我感觉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但愿下辈子，我就是变只偷糖偷粮的老鼠，也变在民主社会里。

不少强手已经对《窃听风暴》发表了很专业的文章，介绍并评价了这部影片。我只谈谈我的个人体会。

对我而言，除了震惊，这部电影更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尽管遥远，发生在四十六年前，它却是那么清晰，那么不可忘怀。因为，那是青春岁月的绑架，那是年轻梦想的崩溃。

我与电影里那个作家有很强的可比性。我也是一个被监视者，我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与电影很相似的故事。尽管时间、地点、场景、方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我手上一份墨尔本电影院说明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部不同凡响的电影，深入德国现代史的核心，紧紧抓住了令人恐惧的东德国安部秘密警察这个主题。技巧纯熟的导演，把故事从柏林墙倒塌前五年──一九八四年说起，那个时期，令人不寒而栗的东德国安部使用现代网络技术，强化对自己公民的特务活动，监听监视他们的每一件事、每一点秘密，玩受害人于股掌之中。他们怀疑社会的每个成员，毁灭所触及的一切……

说我一生的毁灭从此开始，一点不过分。

东德五十岁的深受人们爱戴，安分守己并且很爱国的剧作家德雷曼，因为在他的一出新剧里表露了对“令人恐怖的爱”的反感情绪，被上面盯住，由一个叫魏斯勒的特务全天候监视，这个特务的代号是HGW  XX / 7.

早了二十多年，远在亚洲中国的重庆，高中毕业生齐家贞，二十岁的无名小卒，她想出国读书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也被一个女性的HGW  XX / 7的特务监视。

我暂时不提这个女人的名字，称她J，她具体的作为，以后的故事里会有详述。除了她，逮捕我的一、两个月前，公安局还在我家隔壁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房间窗户正对我家楼梯，进出的每个人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几个男公安轮流住在那里值班。有时候，朋友到我家玩，公安人员就跑到对面的仓坝子坡上朝我家房间张望，他们不辞劳苦，也是全天候行动。这个秘密，是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发现的，她说，齐家贞，对面坡上那两个男人在看我们，我俩哈哈大笑，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既然是监视，当然，秘密警察躲在暗处，被监视者浑然不知。倒霉蛋们，无论是东德的知名人物德雷曼和他的舞台明星女友斯南德等，还是重庆的小虾扒齐家贞、她爸爸齐尊周、朋友朱文萱、尹明善、吴敬善等，大难临头还“逍遥自在”地过日子。

东德的德雷曼和重庆的齐家贞，都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被秘密监视的真相。不同的是，德雷曼是在八九年底柏林墙倾倒，东德走向民主后，他向也跑到西德去的原文化部长问了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封杀，为什么我没有被监视？得到答案后，他去有关部门查看了解密档案，一切迷雾缭绕的个中曲折，全部盘根错节的似是而非，豁然开朗，洞察无遗。

遗憾，我没有德雷曼的幸运。八九年的地震，震倒了柏林墙，而作为地震中心的中国，它的柏林墙反倒给“我们的党”收拾得益加坚固了。那些四十年前的档案今天还是特级秘密，压在那里不见天日。作为当事人的我，对于以J女士为首的特务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无权获知。我多么期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够像德雷曼那样坐在档案馆里，一面流泪唏嘘，一面惊讶无语，既痛心又释然地读着那些侵入我生活的人们写下的，关于一个少女的秘密报告。

之所以我知道了J的身份，那是一种偶然，也是我的运气。一个了解内情的“陌生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向我透露了J的根底，他提醒我悬崖勒马停止与她交往。可我使他大失所望，听完叙述，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接着是朱文萱和她丈夫叶光远，根据红卫兵造反从公检法揭露出来的机密，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长期以来对J的怀疑。我还是坚持朋友间不要乱猜疑。直到三弟齐治平告诉我，妈妈早就认为J是公安局派来的，你俩被捕后，只有她一个人胆敢来我家看望，还送了十块安慰钱给妈妈，从此她搬家消失。

隔壁旅馆老板的儿子杨四，读了《自由神的眼泪》里关于J的描写后，告诉治平，在我被捕前，他家楼上住过公安局暗探。几位友人看了书，认为J算个人物，自告奋勇要找她今天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她那时公开的工作单位“重庆兰香园糖果点心厂”早已解体，J在那里当开票员，后来分去了哪个单位，无人得知。如果她还活着，应当是八十岁以上了，她当时为了接近我，说小了年龄。

我最想强调的是，德雷曼不可多得的幸运还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灵魂，特务魏斯勒牺牲他自己的前程，营救了被他监视的对象。

党和政府的忠实鹰犬魏斯勒，以其一流的专业知识，使用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全职投入对德雷曼的监视。从每天十二个小时到后来他一个人顶着干，魏斯勒深深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德雷曼充满生命意义的写作生涯、享受人间有血有肉的真爱情和尊严自主的生活，使魏斯勒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无情与渺小，他的良知、人性、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魏斯勒改弦易辙，从监视者蜕变成了保护人，从恶魔变成天使，从地狱进入了天堂。

无限遗憾，我的J在同她自己称之为“一个女学生”打的交道中，没有因为对方极度的单纯、幼稚、无知而于心不忍，手下留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魏斯勒那样的人性──那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转变啊。在J的奋力工作下，受害人杀的杀、关的关，她继续戴着面具假装普通人招摇过市，一直在搞她的老行当，直到她身疲气竭。

尽管魏斯勒这个角色闪耀着编导者理想的光辉，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几乎不存在，但看了这部电影，我还是很受鼓舞，无法不这样想，要是我的J也改恶从善了，哪怕我的一生已经被毁，我都认为值得。

我从来不恨J，正如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回答，我信奉雨果的这句话：我们向未来索取的不是仇恨，而是正义。

《窃听风暴》一开头的审讯，就是在演我。凶恶的王文德连续的急行军似的提审，使我像一只饿得要死累得要命的狗，在鞭子的抽打下奔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不再有自已的思维，审讯三日我灵肉俱毁，出卖了父亲和朋友，也加倍出卖了我自己。但是，我把J对我讲的每句反动话──量刑时都添斤加两──全扛到肩上，交待说是我讲的。我暗想，J上有七十岁老母亲，下有八岁的小女儿，她不能出事！我单身一人坐牢，十年、二十年怕什么。我庆幸保住了Jーー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我终生无怨无悔。

在我十年牢狱之灾后，J又跑来当我的“好朋友”，我差点“二进宫”；她两个弟弟得知面前这个齐家贞，就是J当年提到的被她搞过的“女学生”时，力劝她以年龄渐大、身体不好为由放弃这个伤天害理的职业，J一口拒绝，说要当无名英雄——她可能真的是在为她的信仰献身，我敬重这样的人。

八二年二月，父亲和我的案子在重庆市中区法院重审，十年牢我已经坐满，还原真相理应是我的责任，我把属于J的“财产”归还给J.受理此案的孙白亮庭长一个一个走访了我的“反革命”成员，也去了J那里。

J回答：“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对这种侮辱，我无法不表示蔑视而且愤怒。

在特务对手的表现上，齐家贞的不幸与德雷曼的幸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幸与不幸，极权国家花费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利用那么多人的青春生命ーー比如老光棍魏斯勒和单身母亲J，专门践踏、葬送许许多多别人的生活与生命ーー比如已经不年轻的德雷曼和尚未开始踏入社会的齐家贞，害人害己害国，罪恶滔天，愚蠢至极。

《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通过对东德特务横行无忌的最黑暗年代的揭露，歌颂了良知、人性、人格的深层面的觉醒。很多影评都赞扬扮演魏斯勒的演员演技精湛，面部表情自始至终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我觉得，从影片最后定格在魏斯勒特写的脸上，我读到了人情味和男子汉的个性魅力。

观众站不起来了，他们的心在流泪！

 

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27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40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纷纷在西班牙成立政党，寻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是其中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内战爆发，西班牙共产党还不是具有执政力量的大党。内战的险恶局势使得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崛起，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党。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领袖，伊巴路里（Dolores Ibarruri）。伊巴路里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北方山区巴斯克的一个贫穷矿工家庭，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伊巴路里以极富宣传鼓动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被人称为热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她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她提出的口号，立即就会广为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左翼民众中的流行语。在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威名赫赫，被写成大字横幅，高高挂在街垒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在左翼民众中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方面主张不惜一切牺牲打赢战争，另一方面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间的残酷清洗和自相残杀。共和国政府一方出现了很多残害无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仅仅因为是中层阶级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组织以“兜风”的名义随意杀害。共产党在群众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时候，尤其严峻残酷。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援助共和国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亲历了这个时期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斗，逃离西班牙以后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对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指出，不论内战结果是何方获胜，内战后的西班牙，很可能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政府一方的失败告终，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热情之花和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随后被迫流亡国外。热情之花来到了苏联，受到斯大林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热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后镇压左翼民众，坚决杜绝一切反对派政党，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党全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仍然坚持活动，地下组织遍布西班牙各地。领导这些活动的，是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这就是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19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20岁不到就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过牢，21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23岁。

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初期，卡利约坐镇法国，组织训练游击战士，陆续派往西班牙国内，希望在国内继续展开推翻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可是派出去的人总是不久就被捕，关押在监狱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变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处境。他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源必须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于是在政治主张上必然受苏东集团影响。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热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产党，是需要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热情而丝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这一形象的典范是热情之花，这时候她快要六十岁了。实际领导着国内地下组织的是更年轻的卡利约，他却渐渐意识到，原来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共产党。

1956年2月24日，热情之花率领四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兄弟党代表，出席苏共20大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以后，兄弟党代表团都给请出了会场，苏共20大闭门开会，赫鲁晓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是一次极其保密的报告，听取报告的代表们禁止笔记。但是，24小时后，苏联领导派专人给热情之花送来一份赫鲁晓夫报告记录，通报苏共的这一重要转向。热情之花立即招集本党代表开会商量这一报告的意义，而对外则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苏共领导。

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报告，触动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他们开始反省本党内对热情之花的个人崇拜风气。1956年三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这次会议在对苏东四个国家的陆续访问途中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重新估计了国内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由于在二战中保持中立，西班牙从1953年起在国际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内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于新一代来说，内战的仇恨和是非，远没有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的战绩更值得关心。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中央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针。热情之花以一贯的演讲魅力在会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在这个时候，年迈的热情之花的观念转变，相对更有限，就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纠正党内错误。而年青的卡利约更灵活也更有转变空间，他趁此机会替代热情之花，正式执掌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实权，并且决定放弃在国内发动武装革命的策略，改变为宣传民族和解，争取民众的支持，用民众的压力来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说，从武装斗争的道路改变为议会的道路。

这一转变，是苏东集团和国际共运在苏共20大以后重大改变的一部分，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激烈论战。赫鲁晓夫的转变当然主要不是批判个人崇拜，而是曾经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三和一少”。相应的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来说，相应的转变就是从暴力革命转为议会道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们再来回顾的话，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共产主义阵营的这场辩论是1989年大变化的开端，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真思考，大概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然而，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还在。而对于流亡中的革命者来说，这一转变尤其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对过去的仇恨记忆，而且这种降低革命姿态的做法会立即招致现实的艰辛，甚至被指斥为对主义的修正，对革命和战友的背叛。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并没有在敌友两个阵营引起呼应。佛朗哥政权对共产党的取缔和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民族和解”方针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还要等待整整20年。

二，国王要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过的新闻法结束对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还试图通过新的“结社法”。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实行彻底。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政治结社也仍然限制重重。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自由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会不会“乱”，会不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自己的个人安危，或许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将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独裁政权的高压下，正因为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当高压撤离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随着佛朗哥的离世，西班牙将很快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国内没有任何合法的反对党派，所有反对党都处于地下状态，而组织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卡利约从1960年起接替热情之花担任总书记，他和上一代的热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热情之花为党的主席，作为党的革命性和团结的象征。

在这改革的前夜，气氛极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为此，必须和共产党沟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赛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顺便告诉他说，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举荐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赛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个话。

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确实忠心耿耿，没有二话，冒着身败名裂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幕后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是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而复杂的事情。

回想起来，在这个关口，真是万分困难的一个决策。两者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和双方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互信，怎么知道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未来西班牙国王给齐奥赛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地下室里给关了两天。通过小小的通风口，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关他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赛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未来西班牙国王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象并不理睬。想到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喜怒无常，他一度绝望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赛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赛斯库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赛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反之，他应该知道，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大约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个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这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指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赛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的就走了。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推动和平改革需要的时间。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以后，西班牙开始民主转型的当口，就把民众带上街头，发动暴力革命。

三、新形势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几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国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认为，佛朗哥一死，变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里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统治西班牙的最后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压服，而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宿敌，甚至包括他的继承者和战友，都在等着他死去以后的变革。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后，并不能立即开始他期望的民主转型。一方面，佛朗哥的旧人马根深蒂固力量强大，而他年仅37岁，在政治权力上还是一个新人，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的规矩，以及西班牙人对于接受君主制的认识，国王只能是一个虚位君主，不能亲自执政。他需要一个首相，来具体实施政务。国王选谁来出任首相，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说，谁当首相，谁就主导了政治改革进程，于是，国王选什么样的人当首相，未来的民主转型就将是什么样的。

最后，国王出乎人们的意料，选择了一位年仅42岁的人，出任新首相，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国王和苏亚雷兹有一个共识：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从允许多党政治开始，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民众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开始多党政治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在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们看来，共产党就像恶魔一样，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保守老人和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对内战的记忆刻骨铭心。就像左翼抨击他们是法西斯一样，他们不能原谅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暴力。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共和国战线内以防范“第五纵队”的名义，发生过对模范监狱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没有走出历史迷雾，而卡利约当时恰恰是共产党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责卡利约要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虽然卡利约本人并不承认。现在，正是这个卡利约领导着流亡中的共产党，而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针，并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共产党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历史，已经成为旧体制内老一代人的固定记忆。共产党口号的转变，在对方看来，仍然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得旧体制内宿敌的信任。所以，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决不允许让共产党合法化，如果有人让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就会站出来，发动军队加以阻挡。

首相苏亚雷兹却认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么让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是必须走的，而且，还必须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面对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像别人那样悲观。他相信，一切取决于沟通，取决于沟通的具体操作。

在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的时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举行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将要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特别是军中的保守将军们，仍然坚决反对让共产党合法化。社会上出现了变革前的紧张不安气氛，民众左右分裂，又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密谈。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在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后，苏亚雷兹将宣布共产党合法化。

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佛朗哥时期的唯一政治组织“民族运动”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卡利约开始在国内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合法地位。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们在公投前后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令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会示弱，这一手多半能成功。

这一次，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其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潜在的力量，令首相苏亚雷兹深为感动。他知道，这样面对迫害和杀戮而表现出的克制，这样的新形象，会打消民众中原来对共产党的敌意，消弭保守派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同时，这一场景更坚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将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那么民主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卡利约领导下的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共产党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四、流亡者归来

卡利约和热情之花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在苏联和法国等地流亡了整整38年。在每年举行的聚会上，这些当年的革命者，都要高举酒杯，“为明年在马德里见面，干杯”！可是，一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了，渐渐地被国内的老百姓所遗忘。热情之花已经过了80岁，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马德里，回到她的故乡巴斯克，她几乎要绝望了。

热情之花得到共产党合法化的消息后，立即向西班牙使馆申请护照。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热情之花在总书记卡利约陪同下，结束38年流亡生活，回到马德里，以81岁高龄，代表共产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热情之花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座位上。按照惯例，第一次会议由年长的议员主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热情之花，站在议长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选国会开幕。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民主转型在首相苏亚雷兹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军人政变。这些危险都在多党合作对话的过程中一一安然度过。他们成功地制定了新宪法并公投通过，在制宪后根据宪法要求又一次举行了大选。西班牙在1982年的制宪后第二次大选中，成功地实现了执政权力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难过程中，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民主进程。卡利约多次对党内外群众回顾以往的历史教训，回顾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群众一方的错误，包括自己在内所经历的血泪教训，劝告人们不畏艰难，通过左右沟通，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历史将会记住国王的话，民主西班牙欠着卡利约的人情。历史更会记住，在民主改革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和怀疑的时候，卡利约在群众集会上的呼吁：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双方共同的过去。

此文发表于万象五月号，有删节。本文系完整版本。

 

本书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远在传文之上。七十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先生在这些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学养见识具有难得一见的才情风致，真正让人有读其书想见其人的钦慕之感。就写作的体裁来说，本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也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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