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里有一则故事说：陈句山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把十多箱书堆在庭前。突然，树后传来人语说：「此间不见此物三十多年了！」忙去查看，阒无一人。或曰：「那一定是狐仙。」陈句山掉头说：「会说这样的话，狐亦大佳！」
书者，法力无边之利器也，既可娱人，也可伤人，连狐仙都敬畏三分。我爱读书几十年，蛊毒日深，彷彿中了狐媚之术，夜半人静幽会，不知东方之既白。见了陈句山新宅里那狐仙久旷，更觉得自己身在福中要知福，题此《英华沉浮录》第十卷为《博览一夜书》，以志不忘。
董桥一九九八年戊寅元宵
「割禾青」的美丽景象
（一）
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股灾的前一天，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 荫 权对记者讲述股市下泻和银行拆息高企的问题，劝股民不要轻信「二流分析员」和炒家的话，助长他们有机可乘，压下股价，趁低吸纳；他劝大家不要让人家「割禾青」。曾 荫 权也谈到外头盛传特区政府会在两三个月内检讨联系汇率制度，他说那是《天方夜谭》，政府绝对不会这样做。「割禾青」是乡土味道甚浓的粤语，充分流露草根性格，鲜活生动，《明报》的新闻稿子里註为「甜头」。《天方夜谭》是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英译The Arabian Nights或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译 《一千零一夜》。曾 荫 权的政治语言既借用了草根方言，又借用了文学语言，这是古今中外政坛中人惯用的技巧。年前林 焕 光在立法局里也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曾 荫 权发表《天方夜谭》的言论之后，香港股市翌日大跌，一位炒股的朋友恐慌之余火气大盛，骂曾 荫 权多事多嘴，不说还好，说了大坏，简直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这是希腊神话故事，说盒子里装着各种灾难和祸患，潘朵拉私自打开这个灾祸之源，贻害四方。
（二）
一个多星期之前读到张系国谈政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冻省定律》一文，说是当政治语言盗用了文学语言，文学唯一的反击之道就是反过来模仿政治语言，让大家的想像力由政治延伸回归到文学。政治语言套用文学语言之后的确愈来愈生动，霸佔了大众的想像力，文学更加靠边站了。张系国说，台湾的广告语言和文学语言已经转过头来模仿政治语言。有一家厂商的冷气机广告就以「冻省」为号召：既「冻」且「省」。李昂的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成为名句，也因为那是政治语言的延伸。张系国认为政治语言已经从「关怀眼神」、「冻省」的嘲谑境界提升到文学经典作品的境界，引《红楼梦》的「用尽心机」，引《西游记》的「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下一步唯有进入神话的境界了。朋友的「潘朵拉的盒子」正是用神话语言去反攻曾荫权的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盗用文学语言其实是政治成熟的表徵，应该鼓励，大可提倡。彭 定 康借傑克•；伦敦的诗句骂人，果然让人怀念到如今。周 南吟诗引诗效果没有那么彰显，主要因为典故深奥加上卖相迂腐。周先生其实不妨降低境界，多引些「庙小猢狲大，水浅王八多」一类的草根谚语，自必深入民心。文学语言是政治语言的糖衣，正如政客偶然必须化装扮演一下圣诞老人，制造美丽的「割禾青」景象。乔志高说：一百年前，美国一位八岁小女孩维琴尼亚写信给《纽约太阳报》，问编辑先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该报以一篇经典社论答覆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是狭小的心眼想像不到的，像爱心和慷慨和忠诚，把我们的生活带到最美丽最快乐的境界（“Yes， Virginia， there is a Santa Claus. He exists as certainly as love and generosity and devotion exist， and you know that they abound and give to our life its highest beauty and joy.”）
但愿千家万户都养花
（一）
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是十几年前在国货公司花卉展览会上买的，中秋过后长出一枝嫩绿的花梗，重阳之前花蕾分明，过了节果然绽放四朵娇艳的兰花。是第三次开花了，花期不长，却也带来几天祥瑞之气。我不谙园艺，随便培植随便生，竟也十分喜人，小小阳台一片绿意，那真是天生天养之功了。朋友之中刘大任是莳花能人，早年种兰百本，知识深广，写出不少珍贵的花草文章，我读了羡慕得不得了。大任雅人深致，笔又健康，园艺学问原本枯涩，落在他手上总是满纸生花，本事甚大。周瘦鹃笔下的花花草草大半是寄情之作，十足旧诗词的韵味；刘大任所写则多参考古今中外专著，有根有据，处处新意，可见时代不同了。
（二）
上海写养花书籍出名的贺永清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何倩访问，说到中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花卉资源丰富，不少名贵花卉佔世界之首。他说，杜鹃花全世界八百多种，中国有六百多种；茶花全世界一百多种，中国佔六十多种，其中世界稀有的金花茶珍品有十多种；木兰科花卉，全世界九十种，中国有七十多种；报春花全世界四百五十多种，中国有三百九十种；龙胆花也佔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腊梅、金粟兰、国兰、水仙花都原产於中国。英国一些山村小镇的湖边溪畔常常看到野生的黄水仙，一丛丛，一簇簇，香气随风四散，跟William Wordsworth的诗一样撩人幽情。都说英国玫瑰又多又好看，我向来爱她待放，嫌她盛开，盛开了俗得要命。
（三）
我也喜欢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看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郁金香，彷彿大地举起了千万个酒杯向蓝天致意。原来郁金香的原产地也在中国，贺永清说他从古籍里考证出新疆和西藏都是郁金香的故乡，两千多年前经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再到土耳其，十六世纪传进荷兰，荷兰人精心培育，养出许多品种。荷兰人确实爱花，欧洲好多国家的人也都这样；意大利人有一点点不同，我印象中罗马古迹虽多，花卉不多。英国人不分贫富家家种花，夏天城里一些老房子窗台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最迷人，太有文化了。我一向相信一座城巿花草树木的多少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盛衰。缤缤纷纷的，这城里的人一定温饱安逸；无花无树的地方可能很富有，心灵却是饿的。贺永清说他有一天走过山东路，路旁四十五家房子有阳台，三十七家养花，有一两盆，有六七盆，证明赏花是时下的风尚了。难怪他写的养花书籍销路都那么大：《现代家庭养花手册》印了二十三万册还不够；一套五本的《家庭养花入门》、《怎样养米兰》、《怎样养茶花》、《怎样养杜鹃花》、《怎样养月季》一共卖了二百四十万册。公元前一千多年的甲骨文就有栽培花卉的记载。唐朝文治武功，百姓安稳，养花更见流行。贺永清说：「建国以来这几十年花事的盛衰起落，也同样体现这个规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花事就繁荣。反之，经济停滞，民生维艰，花事也就排不上日程，必然凋零败落。」经济之外还有政治影响花事，周瘦鹃文 革时期挨批挨斗，张 春 桥把他逼得投井自尽，空遗紫兰小筑的一园花魂。
，经济发展，花事就繁荣。反之，经济停滞，民生维艰，花事也就排不上日程，必然凋零败落。」经济之外还有政治影响花事，周瘦鹃文 革时期挨批挨斗，张 春 桥把他逼得投井自尽，空遗紫兰小筑的一园花魂。
一捧雪
（一）
台湾五十年代有一部《中文字典》是任显群编的，缘起说明字典求的是便於检查，适於实用，传统之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查阅太难，必须简化调整，所收各字及其解释也要以实用为主，凡过於高僻深奥者，都不录。听说全书八六五页，定价新台币六十圆。六十年代我在台湾读书的时期用过好多字典，始终没有留意编者是谁，到现在还想不起来有没有用过这部《中文字典》。任显群是五十年代台湾省财政厅长，「因包庇叛徒」而被「拘办」，判刑七年，入狱两年九个月获假释。所谓「叛徒」是指任氏远房堂叔任方旭，「於大陆陷匪后一年余始经港来台，由任显群保证入境」，当局怀疑他是「匪谍」。
任显群娶了五十年代最负盛名的京剧演员顾正秋为妻。《联合文学》最近两期刊登了顾正秋的回忆录《休恋逝水》片段，由季季整理撰写。我好久没有跟季季联络了，也好久没有读到她的文章，这次追着看这本回忆录的片段，觉得写得真好。看照片，顾正秋当年风华正茂，高贵极了。有一张照片里有徐锺佩，我念书的时代啃她的名著《多少英伦旧事》，学会了写通讯稿的窍门。还有《自由中国》的雷震，还有卜少夫先生。卜老满头黑发，年轻得很；真希望读到卜老写任显群、写顾正秋的文章。
（二）
服刑期间，夫妇俩书信来往不断。回忆录里说：「我们都知道信件要经过检查，笔下十分谨慎。显群写得一手好字，家书都以毛笔书写，捧读之际，墨香犹存，给我说不出的温馨之感。」任显群的信中提得最多的是他编剧本和字典的事。剧本是《小秋墓》，写他们认识、恋爱、结合、蒙难的故事。字典就是那一部《中文字典》了。顾正秋写信说她不喜欢这个剧本，太悲惨了，太不吉祥了。《中文字典》在他出狱之后就出版和发行，开一个划拨帐户亲自寄书。他出狱后的头两年，「卖字典是我们唯一的收入」。
（三）
传奇剧本里有一齣戏叫《一捧雪》，明末清初李玉所作，写莫怀古的朋友汤勤是个裱画匠，逢迎权贵严世蕃，献计谋夺莫家的玉杯「一捧雪」和美妾雪艳，要莫怀古家破人亡。莫怀古的仆人莫诚为主替死，雪艳佯作允诺，成婚之后把汤勤刺死，然后自尽。京剧《审头刺汤》、《雪杯圆》等折子戏源出於此。任显群系狱期间忧心顾正秋的安危，深恐有人居心不良，乘人之危，信中屡屡告诫顾正秋一碰到这种情况，「务採审头之势」。回忆录里说：「狱卒先生或情治人员检查信件，想必无以理解这六个字的深意吧？」一国文字是一国文化之载体；文化碧落黄泉无所不在，难怪任显群编《中文字典》虽说求简便，求实用，过於高僻深奥者不录，却也不得不承认「取舍之间，颇费斟酌」。像「一捧雪」这样的典故还是应该收进去的，否则千言万语如何化成六个字的深意呢？
旧美术，新语言
（一）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建政之后的一、二十年里，古老的中国弥漫着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思想，不但文学作品走上了金光闪闪的大道上，美术工作者也用彩笔描画万里无云的艳阳天。那段时期的宣传海报、版画乃至文 革的徽章、制服、小红书，现在都成了收藏家的珍品；几千几万元的景德镇新烧瓷器也有不少人搜罗，价钱直线上升。前几天，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上，竟有一百五十幅「新中国美术作品」拍卖，註明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三十年间的作品。我平日常常在香港的古董街字画铺里看到不少新中国的新文物，种类太多，很难建立收藏系统，虽知升值潜力不弱，始终不敢染指，生怕一发不可收拾。这许多年里，我只买过一件白蕉写毛泽东诗词的长卷，字实在写得太好，舍不得看它睡在冷摊上。同一天还看到孙雪泥解放后画的蔬菜鲜果，不带革命色彩，充分流露旧社会士大夫的淡泊志趣，索价不贵，我也一并买下来了。没想到嘉德这次拍卖的书画里，孙雪泥有一幅《开天闢地第一遭，吃饭不用付钞票》，画的是乡下人 民公 社的粉墙土屋，屋前泥路弯弯，路旁竹篱笆围里花树稀疏的院子，插着一枝红旗。那是一九五八年他六十九岁的作品，确是很有新意的传统国画。题识云：「欢呼吃饭不需钱，辟地开天第一年。旧为饥寒谁不怨，今因饱暖乐无边。汤鲜菜美厨争巧，饭软茶香胃觉舒。饱食钻研生产好，三秋竞赛各争先。一九五八年余下乡七一人 民公 社，归来画此，并与野平联句，亦生平快事也。惜墨冻指僵，书画皆拙，聊博识者一笑。雪泥孙鸿并题」。
（二）
旧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新时代新政权的号召，一夜之间都在旧瓶子里装新酒，人人各显神通。嘉德拍卖品第七六六号是沈尹默的隶书对联，上联是「听毛主席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下署「尹默」二字并钤印一方。沈尹默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学问家，一九二九年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次年任北平大学校长，七一年过世。我一向喜爱他的行书，早年偶得两件，百看不厌。这幅革命对联是五十年代末的作品，八分书一点不俗气，只是联语「新」得惊人，有一点点像缠小脚的老太婆穿花裙子插红花似的，很好玩。
吴湖帆一九五八年画的一幅石榴树、灵芝、红花、红果，据说明说是象徵大 跃 进革 命的火红年代，多籽的石榴果和灵芝则寓意江山千秋万代，可是，整幅画根本是很传统的图画，吴湖帆更没有在题识用旧诗词歌颂新时代，只题了「红五月」三个大字，放诸各朝各代皆可喜！老舍夫人胡絜青那幅工笔设色昙花画得真生动，题识是「经济作物为人民」，左下角盖闲章「为人民服务」。嘉德的说明说，胡老家中养昙花，年年开花，常有亲朋好友上门守候名花一现，此乃画家写生之作，画题《经济作物为人民》深具政治含义，「实属为保护作品，不致因「玩物丧志」、「小资产阶级情调」等莫须有的指责而加害於它，这也是当时花卉画家的唯一「出路」。」这跟娄师白一样聪明，他那幅岁朝清供完全因袭古法作画，只加画一盏红灯笼，题了十四个字：「人 民公 社红灯举，照得万年百花开」。
《辞海》的三位主编
（一）
最近，郭启宏在《北京晚报》文艺副刊的《居京琐记》栏里写《逛书市》，说到他喜藏工具书，同类的买了好几种，希望多方稽考，旁徵博引，「孰知这些书居然同师同门同腔同调，追本溯源，无非抄袭《辞源》、《辞海》，可叹舒新城辈穷一生精力，所得成果竟让窃贼肆意劫掠！「精装豪华」的美少年、佳公子，不过是无赖的瘪三」。话说得真重，却也不无道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视辞书为谋生的工具，身边摆得越多种越好。这一路书中外都不便宜，真正好的来来去去只有那几部，其他东抄西抄，浪费读书人的金钱，「恨不得化作秦始皇，来一番焚坑事业，看它竹帛烟消」。
（二）
《辞源》编篡始於一九○八年清光绪年间，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一九五八年，大陆甚至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内容比较深。《辞海》是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刊行於一九三六年，比《辞源》年轻二十八岁。一九五七年秋天，毛泽东同意修订旧版《辞海》，交给上海办理，由原主编人舒新城筹备，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编委会，由舒新城任主编。舒新城一九六○年冬去世，陈望道继任主编，六二年出《试行本》十六分册，六五年出《未定稿》，文 革开始后工作陷於停顿。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把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一九七七年陈望道去世，夏征农继任主编，七九年十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辞海》三卷本，成了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
（三）
舒新城是湖南人，早年借族人舒建勋的中学毕业证书冒名考进湖南高师英语部，一度用建勋为名，后来高师的符定一校长才给他改名为新城。他是着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一九二一年到上海教书，调查研究实际教育问题。二五年在南京著述谋生，主编《中华百科辞典》。二八年应中华书店之约主编《辞海》，创办《新中华》等期刊。中共建政后曾主持文史资料徵集工作，五三年退休。五七年提议重修《辞海》，毛泽东同意，一直出任主编到病逝上海。舒新城写了很多论教育的书，还写过《故乡》、《美的西湖》等文集。
陈望道是浙江人，早年用好多笔名写文章，留学日本，「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参加《新青年》编务，历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长。中共建政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念中学的时候发愤苦读他写的《修辞学发凡》。夏征农是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编杂志，跟随陈望道到广西桂林师专教书。四九年后历任济南市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七六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再转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研究鲁迅，出过诗词、创作、论文、翻译作品多种。我一向偏爱《辞海》，不可一日没有她，也经常合法「肆意劫掠」。
公文救命
（一）
公文难写，中外皆然。难在语气的分寸，难在语汇的贴切；既要人情练达，却不可虚应故事。卑而不贱，严而不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事用什么笔调，大有讲究。可文言，可白话，只要写得好就好。我父亲那一代是清末民初成长的人，会写引经据典绉得不得了的公文。我这一代人五十出头，民国还在，中共建政，海峡两岸的公文都看得不少，一边偏「白」，一边偏「文」。还是应该先多看「文」的那一边，好歹打个根基。十月号台湾《传记文学》续登樊崧甫的《我所知道的陈诚》，故事很多，有趣极了。陈诚是陈履安的父亲，抗战时期蒋介石身边的军官，我在台湾读书的时代他当了蒋的副总统，耿直清廉，瘦瘦的脸又斯文又刚毅，不穿军装倒像个学人。
樊崧甫说，一九四○年初夏日军西犯荆襄，张自忠在宣城殉国，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蒋介石以敌人逼近陪都大门，特派陈诚帮助指挥，蒋也亲自用电话掌握，结果战斗失利，宜昌沦陷，参政会提出要惩办负责将领。其实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布置，李宗仁、陈诚不过转达而已。大家不敢攻击蒋，又不愿责怪李，责任於是都落在陈诚身上。蒋不得已免去陈诚所兼各职，让他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另议处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郭忏以谢国人。法庭要判郭忏徒刑，蒋也批了「重审严办」，陈诚几次呈请从轻发落，蒋都不理。郭忏大窘，到樊崧甫寓所告别，说他这次死定了。樊说：「不但能免死，且将来能重用，你愿意吗？」郭问他计从何出？樊说：「你把宜昌沦陷责任承认下来，就能起死回生。」
（二）
樊崧甫是官场老手，深谙化解危局之道，也摸清蒋介石的脾性，他对郭忏说，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他舍不得惩办，不惩办你惩办谁？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樊崧甫接着说：「至於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认，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你看怎么样？」郭忏恍然大悟，马上照这辞意拟稿。不久，蒋介石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有这七字，一切好办，当局说准备判郭忏七年徒刑，发往第六战区军前效力，戴罪立功。惩处宜昌沦陷有关人员一案，就此敷衍了事。
（三）
都说时代进步，公文宜白不宜文，我也相信合该如此。只是白话文写郭忏这样的上行求情信，道行不够立刻肉麻兮兮的，变成什么「侍候您那么多年了，总有一点点苦劳吧，请您发配我到前线去，让我揹着我的罪建立一点功劳，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情愿。我多么希望您赶快下命令来啊」，都成了郭沫若了。下行公文写白话反而好办，清朝皇帝朱批「知道了」，神气十足；毛泽东也写得好。批公文大见文采高下，查先生批得长爱用文言，批得短常用「同意」、「甚是」。不知道港府高官怎么批？
Regarding Henry的联想
（一）
电视上重看Regarding Henry，还是觉得很出色：纵横法网的律师，一旦中枪失忆，重新起步学做人，慢慢发现自己过去的世界处处扭曲是非，违拗人性，毅然返璞，执意拼凑良知的碎片，领着自己和家人走出浮华而龌龊的名利走廊，走向真诚的净土。这样平凡的故事，竟自然流露出道德勇气的讯息，让人在荒谬的深渊中邂逅一丝希望的曙光，洵属美事。哲理常常是平板的，阐释哲理的寓言才是历代艺术工作者赖以攀登创作高峰的阶梯。这里面纯技术的难关容易克服，创作者心智品味的高下却骗不了人。以电影艺术而言，我一向偏爱欧洲和中国大陆的作品，觉得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心中多多少少都飘浮着忧患意识，有大地的老根，有传统的脉搏。好来坞历年不少批判美国意识的影片也非常隽永；由於他们的电影圈里不乏欧洲型的饱学之士，不论悲剧喜剧，往往都会体现沉厚的深度。香港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国语片都是南迁文化人的心血，成绩不俗。沈鑑治前不久所写的电影系列文章虽以袁仰安的电影事业为主线，却也清楚点出那一代电影工作者的心路历程：那个时期的香港国语片是延伸大陆乡土意识的产物。甚至后来崛起的李翰祥、张彻，他们的作品也都没有剪掉连接文化母体的脐带。胡金铨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在聊天中劝他拍中国人物传记片，包括他潜心研究的老舍。金铨是有文化历史感的文人导演，未必适合拍摄小桥流水的张爱玲，肯定可以驾御风雪夜归的舒舍予。
（二）
我不认为乡土感情和忧患意识是艺术创作和警世文章的不二源头，我只觉得文人艺术家不可能在心如浮萍的游移状态中经营出有叶有根的烛照人性之作。物力多屈的农业社会里，人人也许应该相信文穷而后工之说；现代人必须培养的倒是自我磨砺而不存怨望的广阔怀抱。苏东坡贬官流寓之后功业渺茫，诗文的风格竟然更为神明变化，正是他「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胸襟使然。此点当年未归人《海外东坡》一文演绎甚详，发人深思。东坡把心摆在便民之事上头，在儋耳劝农劝耕，修桥放生，放下官架子逍遥田间与农妇闲话；上元节与老书生数人步月，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欣然，竟不厌烦，三更始还；海南缺药，千里写信求人寄药来施给病人。他画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他：「何不逐节分？」他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样清拔的思路，当不是书斋中未曾入世的书生所能体悟。
Regarding Henry的律师Henry洗心革面之后会去过怎么样的生活，观者各作推想，不必兴起「娜拉往哪里去」的文学悬念。白寿彝说，《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约用了两千二三百字，而用於写决策的过程就佔了一千六百字光景，可见Henry的故事，关键在於他返璞决策的过程，不在於他决策后的际遇。写《通鉴》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无效，政治上受排斥，在洛阳投闲置散，才拿出全副精力去修《通鉴》。后来政局改变，新法罢黜，司马光当上宰相，六个多月就死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冬安
（一）
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个刚刚长成的小女孩，标緻得像一幅画，说是几天前才从内地出来，想家想得眼神里染上一层淡淡的乌云，却也遮不住云层里透出来那忽悠的艳阳。后来听说婚姻遇到了黑夜的风雪：一下是彻骨的寒气从纸糊的破窗缝隙中薰得人想哭；一下是红红的炉火照亮了满室的春意。最后还是分开了。始终离不了文字工作，她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做着同样性质的差事。有一阵子是担忧家人的病，四处求医求药。偶然跟她吃一顿饭，细细辨认她脸上那几抹早来的秋意。再过完一个冬天，她突然相信北国之春正浓；那是她写完一部小说之后的事了。终於眼看她匆匆北上。惦念中也收到过她的来信，说在苦学英文，准备到美国念书，没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一起去。最近的一封短简说是总算考完试，走到街上到处店铺都挂着花花绿绿的九八年的年历，想起六、七年前我们相识的情景：「我老觉得自己像吃饭一样把日子一粒粒地吞下去，这饭也还是可以回味的。」信末的两句话尤其让人牵挂当年那个画的小女孩：「算是问一份冬安吧。这边冬天很肃杀的，因此阳光老是笑咪咪的。」
（二）
信封上没写北京的地址，不知道是不是从旧地方搬走了暂时住在什么宿舍里。我想问她近来可写了些什么？怎么信上说「一个字都没什么好写了」？遇到敏慧而通文墨的晚辈，我常常忍不住希望他们多写作，却又常常免不了担心他们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感受过深，年轻的岁月像轻轻的扁舟，载不动那超重的愁。我想人老了都会这样。我当初发表过一些作品之后，几位长辈总是关怀我的心愿：又怕我误入浮华的陷阱白白断送了那一丝灵气，又怕我沉迷在文苑书楼之中，错过了谋稻谋粱的机缘。到了我有一份安定的职业，他们又担心生在福中的人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慢慢的我发现人生的浮沉由不得自己作主，走哪一条路子甚至会走多远根本不在自己的计算之中。我於是总是安於埋头做完眼前的工作，不敢相信明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去做好一件事。台静农先生一句「人生实难」，我每一次看到想到都心疼：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人家留下的四字总结竟带那么无奈的憾意。
（三）
张爱玲在美国几十年，逗逗转转想找一处安静的栖身之地以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和精神去写作，到底并不容易。幸好还有那么几个古道热肠的朋友用尽方法替她求一个安顿。她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本来在中西部与加州的事，都是济安的学生照应我，等於济安在遗嘱上添了一笔，给一个朋友一份遗产，完全意想不到的。其间你出的力当然更不必说了，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只有比较小的事才可以道谢。」也许作家、美术家、音乐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快乐才能够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朽」是千秋万代人的事情，轮不到创造不朽作品的人刻意追求。新加坡报纸问金庸怎样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他答道：「找到不少错别字。」浅浅的话，深深的道理。
宁静的噪音
（一）
羨慕雷颐工作的地方那么充满「历史」。收到他寄来的新书《取静集》先读《自序》。我看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得好，书一定不差。我向来怕写序，正是担心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雷颐这本书充满学者聊天的清幽境界，都袅袅薰到《自序》里去了。我猜想那跟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是分不开的。他说，位於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府邸，后来荣禄将之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民国初年又送给了黎元洪，成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再后来，那地方又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汤用彤、郑天挺、贺麟、向达、唐兰、梁思永等一大批鸿儒硕学都在那里工作过、居住过。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也住在里面。雷颐说，在这样的地方研究历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经在这里酝酿发动理想与阴谋、正义与邪恶、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似乎又全都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幽幽地浮现出来。」可是，在他的周围，古意盎然的四合院渐渐变成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大杂院一夜之间彷彿又变成了高档大厦。毗邻的中科院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准备离开中心，迁往边缘，原址将由开发商建成商厦写字楼。
（二）
这正是雷颐说的从「文化中国」转化到「市场中国」的现象，而他所熟悉的当前学术的困境，难免又要「蹒跚经济政治间」了。前一阵子，有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跟我谈起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知识界担忧和企盼的複杂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那天下午谈得很纵横，他甚至认为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对这样辣手的问题。我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为中用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么？」我说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区政府高官的两种表情：一脸茫然和一脸狡黠；茫然，怕的是他们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们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谈的那许多担忧和企盼乃至那些担忧和企盼衍生出来的现象，《取静集》里的好多篇文章谈得透彻千倍。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著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
假雪芹害苦了真专家
一九六三年二月，河南省博物馆以十元钱人民币向古董商人郝心佛买了一幅陆厚信所绘《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画像。是一本册页的一页，对折成两扇，右边画席地而坐的曹雪芹和五行题识，左边是与曹家有世交的乾隆年间两江总督尹继善亲笔写的两首诗。那年春天，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到河南仔细观赏这幅《曹雪芹先生画像》，认为是稀世之宝，要了一张翻拍照片寄给北京红学名家周汝昌。周汝昌考证认定画中人确是曹雪芹。他於八月十七日在《天津晚报》上发表《关於曹雪芹画像的重要发现》，首次对外披露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大收穫。消息一出，红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大为轰动，人人争看雪芹遗容。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世德等化名在《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对此画提出异议。郭沫若写信要求博物馆给他看照片及原件。他看后给博物馆写信说，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他信上说，册页上尹继善的题诗在他的诗集里有，题为《题俞楚江照》，因此定必非曹雪芹小照。郭沫若还说，尹诗由诗集中查出者，是丁聪与刘世德二同志，他们目前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中工作云云。刘世德等在《天津晚报》上对周汝昌论说提出异议，当是根据他们查出尹诗的铁一般的证据。周汝昌事后在香港《大公报》上再写文章辩白，说册页对开左右扇可自成单元，尹继善的诗咏江城光景，而画却是单人肖像，诗画当然并非一事。我找到周汝昌这篇《雪芹小像辨》，固执己说，立场颇硬。接着，故宫博物馆红学专家刘九庵发表见解认定画像上的题识字体不像乾隆年间的字，应是民国年间写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也在一九七八年《文物》上撰文说，册页除尹继善题诗外，其他皆有意作伪，作伪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盛行时期。一九八○年十月，史学家冯其庸专程到河南省博物馆三次用放大镜看过画像，认为此画原是俞楚江的画像，但头部已经修改过。
西安《收藏》杂志十月号郑州李琳所写的《一幅假画开了历史玩笑》把事情始末说得相当详细，让人想到世道险恶，学术研究更不能不格外小心。为了辨清画像真伪，河南省博物馆组成调查组，从一九七九年查到八三年，从时年八十岁的郝心佛一路追查下去，终於查出真相。原来册页是一九五六年俞楚江后人以一斗米的钱卖给郝心佛。六二年郝心佛生活困窘想卖掉它，嫌俞楚江名气小，卖不出大价钱，乃与朱聘之商量作伪。郝想伪称袁枚画像，但朱说袁枚的像有流传，不宜假冒，劝郝伪称曹雪芹画像，因曹雪芹迄无画像现世，且红学正热。朱聘之在俞楚江头像上加了题识，又请陆润吾伪刻两枚印章，用清代印泥印上去。他们三人又从历史资料上知道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画中楚江身瘦头俏面白，陆润吾拿笔涂抹，使俞楚江「头广而色重」。一九六三年，郝心佛把画寄给河南省博物馆，得十元钱，分出五元交给朱聘之。朱接过钱后在街上买了五个白蒸馍，与郝心佛边吃边大笑。郝心佛当时对朱聘之说：「你的恶作剧，从此天下多事了！」刘世德与丁聪找出尹诗是关键所在，郭沫若只是依书直说。刘九庵、史树青、冯其庸各提出专家的判断，结果证明各有见地。周汝昌的第一篇文章我没找到，不知有没有先查尹继善诗集，如果有，他后来坚持到底，倒也不失书生本色，虽败犹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