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陈明心先生，是在朋友家里。几位朋友在楼下的小饭馆里吃过晚饭，相约第二天一起出门办事，这位朋友便留我在他家住下。刚走进客厅，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微笑着起身迎接，朋友对老者说了我的名字，又对我介绍说：“这是我父亲。”
于是，礼貌地和老人说了几句家常，都是一般客套话。老人对我很热情，不停地问这问那，朋友说：“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出门。”老人连忙起身去浴室为我调试水温，并找出从未用过的香皂和毛巾给我。看着六十多岁的老人为我忙前忙后，很过意不去，就说大伯你别管了，我自己来吧。
第二天一早出门，老人又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别。
在路上，和这位朋友闲聊起来，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他的案子上去，作为胡石根的同案犯，从1992年到1996年，他把四年的青春时光留在监狱中。我曾参与对该案部分入狱者的救助，情况比较熟悉，彼此间当然有说不完的话。突然想起刚刚告别的老者：“我们之间的交往，会不会让你父亲感到担心呢？”
朋友笑了，“你不知道吧，父亲是我的同案犯，也给弄进去关了一年。他胆子比我还大，能有什么担心！”
我一愣，“怎么不早说？”听说过受家人牵连系狱的事，比如王丹的母亲、包遵信的妻子，但这种父子同案的情况，还是初次听闻。
“父亲知道你的情况，昨晚想和你聊一下的，可时间太晚了，他今天要赶回内蒙。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我再三抱怨朋友不早给我讲明情况，并期盼着什么时候能和老人长谈一次。终于，2006年冬季，一个初黑的夜晚，在内蒙的小镇上，再次见到他了。
一见面，顾不得寒暄：“上次见面时不清楚您是儿子的‘同党’，没和您聊，真是遗憾。”
“呵呵，这不是又见面了吗，是朋友，总会见的。”老人温和地笑着。
寒冷的冬夜里，有暖暖的火炕，在老人家里住下来。当他硬要帮我收拾床铺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父爱般的温暖，一种家的感觉。
对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们来说，胡石根的名字并不陌生，但知道这位老人名字的，可能寥寥无几。陈明心，蒙古族（蒙文名字：索要勒图），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包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长期在赤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支援边疆建设，自愿报名到内蒙最西北的额济那旗（著名的红杨之乡）工作，任职于教育系统，因为人正派，工作勤恳，在旗内享有很高威望，只要稍微努力一下，教育局长的位子就能到手。但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就读于北京气象学院的次子来信表明了反腐败和推动民主的决心，老人回信说：“（这次运动）总体目标正确，我支持。行为上要小心，做最坏的打算。我愿陪你坐牢。”
和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六•四成了陈明心思想上的分水岭，在这之后，他一扫过去谨言慎行的性格，在各种工作和生活场合表明自己反对镇压的态度，并与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
“五七年反右之后，就觉得这个党有问题；到了文革，才想明白，但是不说话，尽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那些受迫害者；六四之后，无法再忍了，就跟这个党撕破脸了。”老人很平静地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
六四之后，次子仍在参与一些危险活动，1990年，北京公安局一位处长专程赴遥远的内蒙额济那旗找陈明心谈话：几十万学生都参加了运动，现在咱们不谈对与错，我们长途跋涉专程来找你谈话，希望你与我们合作，劝你儿子不要活动了。陈明心明确回答说：“我儿子从小受我教育，爱国、爱人民，我没往坏道上指示他。”
1992年6月，胡石根、康玉春案案发，大批民运人士入狱，其中也有陈明心的次子，同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额济那旗，陈明心被收容审查。关押期间，陈明心心态平静地苦读医学书籍、散步，打拳。因祖上就有些医学知识传授给他，加上他平时就用心，很多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医术，到了晚年，他的中医造诣已经很深。在收容所里，他给在押人员、警察及警察家属看病，并给在押人员讲法律课。
经审查，除一篇《倡导自由、民主、法治；反对专制、人治、腐败》的文章之外，陈明心并无其它确切“罪证”，但仍然被判“管制二年”。1993年，关押一年之后，陈明心重获自由，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开除公职，但当时的额济那旗主要领导开会决定：“继续留用，工资降两级。”会后找到陈明心说：“政治观点可以长期自由争论，好同志嘛，继续工作好了，工资降了两级，以后找机会再提上去。”
老人的理解是：“中国官场也不乏良心之士，对敢讲真话的人，大家总是会同情的；另一方面，民主、自由、反腐败从根本上是得人心的，体制内开明人士也会支持。”
经过这样一次波折，陈明心更加坚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
由于一门父子同时卷入政治案件，陈明心的小儿子被株连，清除出武警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小儿子与陈明心政治观点不同，家庭内时有争议，但是，陈明心坚持一条：你可以端共产党的饭碗，但不能忘了我从小给你们的教育，不能昧良心，要给老百姓办事。在普遍的官场腐败环境中，陈明心的小儿子还是让父亲感到满意的，他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勤可补拙，俭可养廉。当陈明心听到人们由衷赞叹他的小儿子为“额济那旗的孔繁森”时，他很自豪，“政治观点可以不同，但做人必须清白。”
退休后，陈明心回到老家内蒙赤峰，先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两年，而后被当地医药公司聘为咨询医师。他生性宽厚、待人热情，以良好的医德和医术赢得了当地病人的认可，但陈明心焦虑的是，由于药费高、收入低，很多人看不起病，这时时折磨着他的心。1998年，黑龙江遭水灾，一对从大庆来赤峰的老夫妻逃荒到赤峰女儿家，没想到女儿家也一贫如洗，伤心之下，岳父和女婿双双中风。陈明心每天骑车十多里地，给病人开药、扎针，他找到当地政府说：“我不收治疗费、针灸费、按摩费，药费资助一半，并且帮病人在我家附近找房子住，天天登门治疗，可以省下住院费。只求镇政府给一半的药费救济，总不能看着他们病死吧！”镇政府干部被感动，设法解决了一半的药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康复，陈明心又和镇长一起给病人买好票，送上回大庆的汽车。
不想在这里罗列他的诸多善举，否则，会把文章弄成一篇人民日报体的廉价表扬稿。让陈明心感到无奈的是，他的力量太有限。为了帮病人寻找治疗方案，他自费大城市找专家求教，年过六十的老人，为了省一点钱，不惜住地下室。可是，就算把自己的积蓄都花进去，又能帮助几人？更何况，他还挂念着1996年出狱的次子，对这个作为同案犯的“战友”儿子，他从不吝于资助，儿子出狱之后被开除公职，生计艰难。老人的偏心是很明显的，其它孩子有事要钱，老人胡乱拿一点就打发了，惟独对于次子，“不要也给，一给就上千。”
“没办法，父亲对我太偏心，弄得我都不好意思。”除了父子加战友的关系，他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融洽到极点的父子关系，在人们看来简直就是奇迹。“过去父亲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事，现在父亲老了，觉得我在外面见识多了，反而主动听我的。我说的话，他都快当圣旨了。”
——“不仅是我，你说一句他也会当圣旨。”朋友又补充说。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种朴实而强大的信念力量。以前读朱自清的《背影》，曾泪流满面，可面对陈明心父子这样一种关系，对于父爱，对于亲情乃至于友情，却有了另外一种理解和感动。
老人晚年的心愿是办一家慈善医院，当地因贫困看不起病的人太多，总要设法帮一下，他的设想是微利经营兼免费治疗，另外，他也不讳言另外一种打算：全国范围内，那么多良心犯出狱后被开除公职，生计困难，一旦生病，谁管他们呢？我办这个慈善医院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治疗的机会啊，我们这里空气好，物价低，适合休养，谁来都欢迎。吃住都在我家，我包了，他们为社会吃了这么多苦，我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一点帮助，政府也不能怎么样。要搞和谐社会了，人有病总要治的。这些年来，有几进几出监狱的朋友在他的小院里治好了身体的疾病和内心的痛楚。 •••
作为医生，陈明心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那里有些抗美援朝的老兵，当年伏冰卧雪，落下一身毛病，晚年却只有每月一百元的津贴，不够到医院看一次病的门诊检查费，面对这些为共产党流过血的老兵，陈明心满怀同情，他自己出了部分钱，又写信让在北京工作的次子为老兵们寻求资助，但儿子的社会活动能量有限，想来想去，只能在原民运圈子里化缘，当这些前“民运人士”的钱寄到内蒙后，陈明心立即为抗美援朝的老兵赠送药品，并免费治疗，此一义举被当地电视台作了报道（当然，前“民运人士”们的身份是不会被提及的）。
但是，办一家非赢利性慈善诊所的想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按照陈明心的打算，除了微利经营兼免费治疗的模式之外，他还打算以诊所的名义免费办个盲人按摩培训班，让没有劳动能力的盲人低价为病人服务，为此，他动用私人关系找当地领导，领导十分为难：“我们还没听说过办个体非赢利诊所，若是办赢利性的，可以考虑。”副县长的答复倒是干脆，“凭我副县长的面子，你出个两三万块钱人情费，保证办下证来，如果是别人，没有五至八万是不行的。”
陈明心对我说：“坐牢我都不怕，我还不舍得钱吗？”可是，一算帐，实在不够，“至今，这个目标还是可望不可及，年纪大了，可能要成为终生憾事。”写给我的信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我知道，他还不甘心，他试图用自己坐诊的收入支撑起一家非赢利性诊所。对于无钱看病的贫困农民，尤其是有过坐牢经历的朋友，他在心里有一种亲人般的感情，“老了，没什么好怕的，人生病总要治疗，”他说，“我们家的人都是二百五，不怕事。”
对政治迫害，他的态度是：“如此而已，有何可惧？”没错，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因为他体内流着蒙古族人的血。年轻时，母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村里一个痞子借故殴斗，他背着母亲趟过老哈河，把母亲藏在亲戚家，然后拎了长刀在自家门前坐等，打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幸运的是，打人者没有再来。
但在65岁的陈明心身上，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淡然、宁静、安详的神情，将无所畏惧的勇气与悬壶济世的悲悯融为一体，实在令人叹服。或许，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人世间的风雨见得多了，也就涵养了一派真正的医者风范吧。
离开内蒙的前一天夜里，在他的宽敞院落里，老人陪我散步，内蒙的天空纯净透明到极致，银河若带。我童年记忆中的星星，连同古老的传说，通过他的指示，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城市的浑浊空气早已让我忘记了这些星座的位置，就象那些古朴的信念一样，已被逐渐忽略，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还占有什么位置呢？
那夜，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我以为这是内蒙的独特天象，看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是一场罕见的大范围流星雨。不喜欢杨朔散文的拔高式结尾，却终究不能免俗——想起坐在对面的陈明心对我说的话：“老了，也许看不到民主的到来，但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直以来，多与同龄人谈论民主的前景，十八年中，王若望、刘宾雁、吴祖光都走了，连年轻的蒲勇也走了。与这样一位长辈谈论社会的未来时，心头是一份沉重的压力，却也有一种释然——内蒙天空划过的这些流星，或许给我们启示和慰籍：虽然不能长留天空，虽然只有短短的划痕，但有限的生命若能象流星般晶莹地划过，事实上的确很美。
首发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