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媒体是台湾乱源之一，在去年的倒扁运动中更加得到证明，而在北高选举中，他们对选情的民调更是洋相百出。这几个月来，财团法人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发布的观察报告，《中国时报》刊出的乌龙新闻都名列榜首，引起《中国时报》的不满自不在话下。其实，有些新闻称之为“乌龙”还是说轻了，因为乌龙是不小心出错，而有些新闻是编造出来的，或者被指出后还蓄意不改。这就中国共产党把媒体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而肆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甚么不同？因此爆发民进党主席游锡？抵制《中国时报》的事件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在这情况下，台北“乌龙”最少的《自由时报》也成了《中国时报》的箭靶。连一些批评《中国时报》的名嘴也没有例外，新防会被指为“乌龙评鑑”。对“统派媒体”这个称呼更是火冒三丈。然而只要观察这一年多来《中国时报》的表现，它早已不是当年《中国时报》最联合“的﹑相对比较自由主义的报章，尤其是参与了中国国民党党产”三中“的收购以后，因为与国民党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失去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且扮演了共产党党报主导舆论来引导政治斗争的角色。例如在红军”倒扁“中，让施明德象刊登免费广告那样刊出他的号召信件；还由当时担任副总主笔杨渡撰写煽动暴乱的文章，说只有暴乱才可以使美国插手，逼总统下台。然而以他大统派的观点，恐怕还是迎接中国插手才真，因为中国早声明只要台湾发生动乱，它就有理由出兵。在NCC因为它的政党色彩而丧失监督媒体的功能时，民间组织的监督就非常的必要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中国时报》批判“台湾优先”的《自由时报》与亲绿媒体人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有动作。1月2号的香港中共喉舌《大公报》发表“台”独派“报纸脱离民意”的署名文章，点名《自由时报》现在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已经脱离台湾的主流民意，离民众渐行渐远！“然而这篇文章也承认说：《自由时报》发行量超过传统亲国民党的两大报纸《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实属不易”，却又说它脱离台湾的主流民意，这种自相矛盾的说词，表明他们的思维已经乱了套。

中国对台湾媒体的“战争”还不止此。因为行政院新闻局最近宣布开放港澳中资媒体来台驻点。这是想让中国那些“喉舌”色彩比较淡薄的媒体来台湾驻点，看看他们的表现是否会比中央级的喉舌好一些，这一方面是试验性质，也是善意的表现。然而好心不得好报，香港一家中资报章《商报》1月6日也发表署名文章，指责台湾的新闻自由是假面具，因为没有恢复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在台驻点。它还居然大言不惭的说，该“两大媒体记者赴台驻点採访以来，对台湾社会、政经、风土人情等方面作了公正、客观、翔实的报道，受到两岸同胞的讚许，增进了大陆人民对台湾现状的了解”。

由一言堂的中共来教训的台湾的新闻自由，可谓贼喊捉贼。如果中共中央的喉舌能够对台湾有“公正﹑客观﹑翔实”的报导，莫非那些中国记者已经从“共特”变为“台谍”了﹖

而中国与台湾“中国城”的媒体同时向台湾本土媒体与台湾的新闻自由发难，这种“不谋而合”令人深思。

 

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们应该对目前台湾的动静加以关注，特别是这几周掀起的反腐高潮。

当前台湾政治经济的开放是对中国领导阶层的巨大挑战。他们将担心自己的民众会效仿台湾民主进程的模式，从而结束共产党的一统天下。

近期的台湾反腐运动是会引起中共恐慌的最好的挑战。这个公民运动的目的是通过促使政治领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以维护来之不易的台湾民主。

台湾民众现在理解到竞选和法制是民主执政的必要形式，而它必须由活跃的民主文化来注入生机。在这个民主文化气氛中，整个社会的公民对政府保持警觉和监督。不然的话，宪政将逐渐萎缩，让位于专制。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将台湾的反腐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情形做比较。

有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都有贪官，民主和专制国家都一样。

但是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了检查的权力，腐败的程度将会是相当不同的。

以台湾为例，陈水扁总统的妻子被指控受贿百万元珠宝，其女婿涉嫌千万元非法交易。而在中国大陆，这不过是一般县官员的腐败程度。

然而，台湾民众使用他们的权力，联合行动，“敢把皇帝拉下马”。

他们上街游行示威，纷纷要求改革。不管是来自赞成与中国统一的蓝营，还是来自期望台独的绿营，此时，他们站在反腐的统一战线上。

中国大陆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共产党前执政或现任高官的亲属们的腐败，已是司空见惯，他们在土地开发利用和国产企业转为私营的过程中，牟取暴利，积累了上亿资产。而下层百姓，农民和乡镇居民们却在抱怨他们的土地房产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强行卖掉。有的时候，他们抗议，却被那些将他们的财产掠夺一空的官员以维护秩序为名强行镇压。

丧失权力的中国百姓无法监督中国官员。人们对1989年天安门运动记忆犹新。那次运动就是从反腐败开始的，但被坦克和机关枪残酷镇压了。

没有法律后盾，面临残酷镇压，人们没有选择，只好对官员的腐败忍让，这是普遍的情形。

因此，中国民众对目前以反腐为由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革职的事件就不觉得奇怪，此人将市政府退休金攫为己有，好处给了他的小兄弟们。当人们看到“反腐”的字眼时，人们的解读就是“权力斗争”。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权力兼并过程中必须干掉那些仅忠于前领袖江泽民的官员。上海曾是江泽民的权力大本营。以腐败为名清洗异己不过是最流行的借口罢了。

因此，一党专制里从上引发的反腐败，只不过是剪掉了个别碍眼的枝叶而已，这些枝叶在新一代领导体制中仍会生长出来。腐败必须根治，这就需要活跃的民主体制和文化，如同今天在台湾街头发生的情形。

反腐运动在中国和台湾的明显差距说明了，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台湾和中国的统一只能在双方都具备真正民主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封建时代对自由民众的吞并早已过去。

反腐是改变中国大陆政治的导火索。台湾的民主进程给中国的前景树立了触及灵魂的鲜明榜样。

 

在十七大之前，中国政治变得空前混沌，弥漫着火药味，当然，胡锦涛很着急，他希望政治气候明朗起来，空气清新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继往开来者的姿态，把中国带入一个胡锦涛时代。否则的话，自己做了十几年的老太子，忍气吞声，不是都白“忍”了吗？又做了五年的儿主席，忍辱稳重，不是都白“稳重”了吗？我的看法是，胡锦涛先生很可能是白忙了一场，原因是：他玩权力游戏玩过了头，在不经意中，把自己变成了三明治中的火腿。实在说来，胡锦涛先生好不容易熬成了核心了，但却是一个三明治的核心，夹板气不好受啊。

首先是上与下的三明治：第三代的老领导们从上面往下压，第五代新才俊们从下面往上顶。胡锦涛或许觉得自己第四代生不逢时，越来越四面楚歌，也可能是“四”与“死”同音犯忌讳？反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特别长寿，狡兔三窟有去处，而后面的第五代特别早熟，五湖四海会串连。在我看来，中共的老中青已经不是三结合了，而是两结合，也就是老青结合，上下勾连，挤压中间的当家人。胡锦涛的政治寿命被不断压缩，很是可怜。但有什么办法呢？在十七大，胡锦涛即使把大几岁的曾庆红退掉，把小几岁的李克强休掉，这个上下挤压的三明治结构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胡锦涛还是应该服气，只怪自己不争气，没有独撑大局的能力。实在说来，一大批退休的老领导，从江泽民到李瑞环等，大家都想帮一帮这个胡阿斗。胡核心还不能自理，他们怎能放心安享晚年呢？怎能放心去见马克思呢？既然是玩假大空这一套，胡锦涛无论如何还是太嫩了，还是需要老同志的经验的。至于下面的第五代，原来都想着多年媳妇慢熬成婆，中规中矩的，但这个婆婆治家无能，治国无方。大家都心里很清楚，不能指望胡锦涛来安排接班了，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能力。今后中国的情况，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更不是胡锦涛能说了算。

其次是左与右的三明治：左边是左派挤，右边是右派压，胡锦涛觉得胳膊肘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岂有此理。最近，胡德平与邓朴方站出来反左，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无非是因为最高领导人左撇子过了头，中国的航船偏离了改革开放的中间航道。但是，左派也没有认输，他们说前面风浪打，大船应该往左拐，进入避风港，即使停止改革开放也在所不惜。胡锦涛左右为难，不敢得罪左边的，更不敢得罪右边的，只好做鲁迅说的那种聪明人，说“这孩子，嗯嗯，哈哈，有先进性啊”。然而问题是，胡锦涛以“先进性”导航，正是往激流暗礁开足马力，船上能不分裂吗？

俗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文革十年就是十年被蛇咬，大家能不怕极左的毒蛇吗？胡锦涛的愚蠢在于，一朝权在手，拼命挥井绳，不但乱了共产党的章法，也乱了中国现代化的步调。但中国的发展停不下来，改革开放其实无法减速。胡锦涛多么希望做凡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大呼一声：地球，停止转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做不到啊。中国的现实，除了不科幻以外，比凡尔纳的小说还离谱。怎么办？胡锦涛只好说船上由集体领导吧，但他集体不住啊，做个三明治的和谐肉饼吗？是可忍，胡不可忍也，中国不可忍也。

最近，国内媒体炒作“大国崛起”，这或许是胡锦涛向极端民族主义方向突围的尝试，胡锦涛能从“胡紧套”变成“胡崛起”而一展雄风吗？我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不知道要服用什么样的“伟哥”才行。回顾过去几年，胡锦涛败在一个“小”字上，一是耍小聪明，二是玩小心眼。胡锦涛搞先进性，是对党员干部耍小聪明，但广大党员干部没有那么傻，而中宣部胡闹，是胡锦涛对知识分子闹小心眼，但读书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而且，经过了文革的洗礼，大家都不是省油灯了。因之，胡锦涛左撇子的这套小把戏，不攻可自破。

总之，胡锦涛若能意识到三明治的困境，不是坏事，想摆脱困境，我乐见其成，只要他走正路，走大路，不要耍滑头与小聪明，不要小里小气的小人气象。实在说来，改革开放是共产党的新长征，与七十年前的情况一样，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堵截，内部有分裂，共产党的新延安就是民主与法制，那是唯一的突围方向，而大大方方的政治改革是突破困境的唯一办法。如果胡锦涛有这个能力与方向感，可以浪子回头，如果没有的话，共产党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把十七大开成“遵义会议”，换个人来做，要么红四军继续滞留雪山草地，等待着灭顶之灾。

 

据路边社2007年一月十五日电，中华人民共祸国破坏教育部部长周不济先生将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所谓“重建危校行”一事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全文如下（武宜三拟稿，未经中共教育部党组、中宣部审批）：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伙同一些来历不明的机构，搞了一个以蔡少芬小姐为爱心大使的所谓“重建危校行”活动，该活动声称：

“在贫困的中国偏远省份，有不少学校的校舍，残破非常，有些更是摇摇欲坠的危房，在这些破旧的土房子中，却有着千千万万的山区儿童在一个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门窗狭窄、课室阴暗的环境上课。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重建危校行’就是针对此一情况的关怀计划，资助当地村民重建校舍，改善山区学童的学习环境。”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祸国、对中华人民共祸国破坏教育部及对本人周不济先生的极大汚篾。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祸国在江上皇和胡今上为两核心的中国共剷党领导下，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中国的孩子不是和胡锦涛同志一起快乐地扭秧歌舞，就是在温家宝宝怀里淌着幸福的眼泪，哪里还需要什么校舍？

为了实行奴隶主义文化侵略，我中华人民共祸国不惜血本，花了无数民脂民膏在许多国家开办孔子学院，目前已有七十八所，仅美国就有八所。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七十多家机构正在我财政部拨款。只要看看遍佈各国的、美仑美奂的孔子学院，就可以知道所谓中国还“有不少校舍残破非常，是摇摇欲坠的危房，破旧的土房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门窗狭窄、课室阴暗”等是彻头彻尾的、别有用心的谎言。

过去十多年中，该教会在“宁夏、陕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资助重连了超过五百所危校，受惠的山区学童超过十万名”。加上“五饼二鱼”、重返校园及其他各种团体的助学活动，受惠的儿童更多。这些行为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官僚的感情。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基督比中国共产党更爱中国儿童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还是搞愚民教育。”所以我们宁可把几百亿、几十亿的钱送给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朝鲜、非洲，送给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而绝不肯投入教育。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敌对行为，严重阻碍了我们愚民化的进程，破坏了我党全民文盲化的宏伟计划。因为有知识的人越多，越不利於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越不利於我们革命干部对广大工农兵的奴役、压迫和掠夺。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声称，继续为“中国偏远山区的残破学校筹募重建费约HK$6，500，000，重建四十间位於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宁夏省及广西省的危校。”我正告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这是绝不允许的。

我严正要求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将这“湿湿碎”的小额款项拨归以下用途：

拨中国银行填补坏账。由於贪汚、盗窃、受贿，使我国银行巨大亏空，濒临破产。HK$6，500，000虽然不够塞牙缝，但阎罗王不嫌鬼瘦嘛！或

拨公安部购买镇压群体事件的枪械。一枝进口拐弯枪单价12万美元，如果经办人不贪汚的话，大约可以买五枝半，对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即屠杀能力不无小补。或

拨国安部充特务经费。从前我党在港台的特务经费由赖昌星提供，自朱鎔基自断财路后，国安部便出了几千万的预算缺口。或

拨中纪委作入狱高级干部的伙食和召妓津贴。或

拨本部作广东省贫困县招待下乡支教人员的买酒经费。或

拨财政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染发费用。据焦国标教授考証，有的常委由於不及时染发，以至在一头黑发下露出一圈白色，极不雅观，严重影响了领导人和平“崛起”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再穷不能穷染发，再富不能富教育”。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必须迅速在以上各项中作出选择，否则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豫。特此严正声明。

2007年1月15日

 

尊敬的余先生、余太太：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为了祝贺余先生荣获第三届克鲁奇奖。国会图书馆已经举行了盛大庄严的授奖仪式，今天的聚会，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下我们这些直接得到过余先生指教和扶持的人对余先生的一番特殊的敬意。我想，凡八九之后接受过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接济的流亡学生学者，都不会忘记余先生的功德。我和北明93年才来到美国，算是最晚逃离中国的，赶上了中国学社的一个尾巴。我还记得见余先生第一面的印象：就是在余先生那个藏书已经顶到天花板的书房，余先生促膝谈心式地对我说，他的一位子侄辈亲戚便死于六四屠杀，“天安门广场上也有我的血。”我忘不了余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态。这句话，使余先生从一位陌生的学者一下子就变成了“自己人”。那几年，我们常去余先生家，无拘无束地聊天、抽烟，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

余太太对我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令人难忘的。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之后，余太太特地为她订购了上等的尿布，真正的尿布，不是现在通行的那种一次性的纸尿布。换下来后，用水简单冲一下，扔进一个专门的防腐桶里面，尿布公司每周一次拿干净尿布来换。打听了一下，月费200美元，吓得我们夫妇直央求余太太千万别再订了。后来好歹停了，但尿布公司忘了取走最后一桶脏尿布，这一桶尿布洗了又洗，就把我们的女儿拉扯大了。直到今天也没舍得都扔掉，那是普林斯顿生活的遗迹。

余先生被史学界同仁尊称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作为外行，我们恐怕不好在这赞词之上再添加什么了。说来惭愧，我的兴趣在文学，对余先生的著述缺乏应有的关注。大约一年多两年前，北明买了三套大陆刚刚出版的余先生著作，两套三联一套广西师院的。我凭兴趣抽出了《方以智晚节考》，不料拿起便不能放下。阅读中的那种震撼感，竟然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下面是我的一些读后随感，完全谈不上全面评介，不过一鳞半爪。

方以智，字密山，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仅文章好，尤重气节，一生大节凛然。早年身怀血疏，为父鸣冤。青年时代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应该算是持不同政见者。李自成进京，到自缢而亡的崇祯帝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后又规避党祸，流亡岭南，以卖药为生。清军南下，组织抵抗，兵败被俘，宁死不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刽子手们俯首称臣。清军统帅为其忠贞所动，任其披缁出家。《方以智晚节考》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是方以智之死。余先生发现，明末清初那些不与满清合作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其亡国之后的著述，虽触犯禁忌，但大体都能刊行并传诸后世。其不向暴清俯首称臣的志节，也为天下后世所共仰。唯独方以智，不仅著述散失，就连晚年生涯也隐晦难辨。偶有谈及方以智晚年生涯尤其是方以智之死的诗文，亦多闪烁其词，似有难言之隐。方以智死后不久的官修正史，对他的死轻轻一笔带过。一百年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样讳莫如深。这种反常的情形引起了余先生极大的兴趣，便发愤搜读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字，包括诗文、地方志等各种公私纪录，积十数年之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方以智并不是像当年一些文字记载所称患急症病死，而是反清复明活动败露之后，效法先贤，投水尽节。

首先令我极感钦佩的是余先生的考证功夫。

如破案一般，怀疑首先来自蛛丝马迹。往往是一个词、一句话、一种语气，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言：“余之初主自沉说实由文字之可疑而起。”

方以智三子方中履某次谈到父亲之死，用了 “及于难” 三字，余先生便有所警觉，感到这三个字“甚为惹眼”。一般记载方以智死于急病，但方中履在自己的一部文集中有两句话，一句是“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一句是“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也令人感觉言犹未尽。余先生认为，以方中履之文字修养，断不能以“慷慨尽节”、“全节”等词汇描述其父病死舟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方中履提及父亲之死，又露了这样一句话：“余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对古文字的高度敏感的余先生立即抓住了“止水”一词，考证出“止水”在古汉语中即是“自沉”。——就这样，笼罩在方以智死事上的迷雾被渐次拨开。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方以智是蹈水自尽，但相反的证据也是不能绕过的。方以智的侄子方中发在自己的一部诗集中写了一条小注，说伯父晚岁遭人构陷，被迫赴粤，“舟次惶恐滩，疾卒。”方以智被拘捕后走水路赴粤，方中发是同舟随伺伯父的，他说“疾卒”，看来作病逝以外的解释就很难了。但余先生考证，跟据方以智的病情和案情，万不能登舟两三日即病死。余先生便怀疑“疾卒”的这个“疾”字，不应解释为“疾病”，而似乎应该是“遽速”。果不其然，这个怀疑得到了证实。次子方中通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写了这么两句：“波涛忽变作莲花，五夜天归水一涯。”然后注释道：“辛亥十月初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云。”读到“老父即逝”一句，余先生立即意识到，他关于“疾卒”的推测得到了证实。“疾卒”就是“即逝”，突然性死亡。这样看来，方以智投水自沉的推测应该是得到了证实。但是，又发现了相反而明确地说法：“疽发于背……终焉致命。”到此为止，病逝与自沉两说各执一词，难以定案。按照余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案子是波澜迭起，接下来又看到三子方中履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惶恐滩头风雨罢，相看俱在失吾亲。”他也是同舟随伺方以智押解岭南的，这两句诗应该是当时情境的准确描述。即是说，风平浪静之后，同舟者相互检视，唯独失踪了一位方以智。读到此处，余先生“不禁拍案而起曰：”此案完全可以定谳矣！‘“虽如此，余先生仍然对病逝说的基本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有说服力的考证。如”疽发于背……终焉致命“，其前半句”疽发于背“是”造反“之双关隐语，影射其案情。至于后半句”终焉致命“，其”致命“一词，在古汉语中已有固定语义，即”成仁取义“。这一句话前后联起来，就成了”因反清复明案发而舍身成仁矣“。

一个掩埋了三百年的疑案，终于在余先生慎密的考证下复原重建——

方以智61岁那年，因反清复明事发被捕，经由赣水递解岭南。船至万安县城南门外的惶恐滩，蹈水尽节。

惶恐滩得名于苏东坡，但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来源于文天祥的不朽诗篇《过零丁洋》。这首诗脍炙人口，我这里只引后四句：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方以智尽节时，文天祥已死难389年。惶恐滩早已成为孤臣孽子之圣地，而再不是赣江之一险滩。方以智当时被世人以文天祥相期许，他内心深处又完全认同儒家那种“死得其所”，为道义献身的生死观。他一定记得同时代的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的名言“当死便死”。如此，当船到惶恐滩之际，方以智便来到了属于自己的死得其所之所，当死便死之处。慷慨尽节就成了他此生中最后一件要认真做好的事情。当然，方以智并不是要殉明，正如陈寅恪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此种文化的托命人所殉者，原是文化理想和道德价值。

334年前一个初冬日的夜晚，押解方以智到岭南接受审判的大木船抵达万安城外。方以智问：“到什么地方了？”众答：“惶恐滩。”方吩咐说：“住下吧”，然后命人取水沐浴。浴毕，端坐对众人说：“去罢。”众人敏感有异，遂问方有什么话要嘱咐。方答：“没有。”那一夜风浪大作，舟中颠簸不已。黎明之前，方以智趁人不备，摸出船舱，纵身投入怒涛。惶恐滩，这个孤臣孽子的神圣死所，接纳了忠魂，升起一朵如莲的浪花，其后风平浪静。

最后一个疑点是：为何官方史志和民间诗文皆不直言方以智自沉殉节，或谎称病死，或闪烁其词。余先生的考证是，方以智反清复明事发，不仅民间有人舍身相救，就连对此案负有责任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地方官员，也尽力斡旋、陈情担保。如据实以报，三省官员皆有牵连之责。尤其江西官员，更不能推卸其疏于监守之罪。因此，官方文书只能以“病死”来推诿责任。从方家遗属和亲友来说，无论是要保护家族安全，还是不愿连累官场上的众多恩人，都不能直书方以智殉节之真相。正如方中履所言，“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而只能微婉其词，隐约其说，以留待后世。方以智自沉赣水是1672年的事情，整整300年后，余英时先生于1972年完成了历史学杰作《方以智晚节考》，其副题为：“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一件当时天下共知的事件，在史料散失，正逐步湮灭为千古疑案之际，一位安徽桐城之邻县潜山子弟余英时先生远隔大洋，发掘出历史真相。经由这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余先生为我们中华民族先贤祠增添了一尊雕像，一缕文天祥式的民族之魂。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感激的。

在《方以智晚节考》里，余英时先生还努力复原了明末清初那个令人恐怖的时代，以及方以智周围各色人等真实复杂的情感、思想和人性。今天读来，十几代人之前那种“集体良知”，尤其令人感慨。方以智罪涉谋反，“家人齑粉在俄顷”，“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在这种情形下，仍有乡人为之举幡辩诬，对簿公堂，并匿藏于家。郡县皆有官吏“伏床饮泣”，不忍参与执法。仅方家后来设报恩堂立牌位纪念的，就有中央并赣皖粤三省各级官员一十九位。至于方氏家族，更不惧株连，满门节烈。尤其是两位儿媳陈舜英、张莹，大难临头而泰然自若，勉其夫以大节。陈舜英诗云：

世外犹遭难，人间敢惜生？

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

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

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真是大义凛然，叫今日我们这些须眉羞愧难言。

读《方以智晚节考》，先如探险、破案小说悬念迭起，继而震撼、崇敬，最后是汗流浃背，中夜徘徊。感谢余先生，在我们不幸遭遇的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集体道德沦丧的时代，在这个卑躬屈膝，不知公义节操为何物的时代，在这个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时代，以《晚节考》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回了一些人的尊严。谢谢余先生，谢谢您隔十数代人之岁月，舀三百年前惶恐滩头之赣江水，荡涤我们的灵魂！

在阅读《晚节考》那个难眠之夜，我不禁想起了陈寅恪。陈先生用自己最宝贵的晚年时光，不写通史，却写了一位江南名妓柳如是。余先生早分析过了，这是骂人呢！“骂当世读书人都已成了戏台上的‘男旦’”。在《晚节考》中，同样隐含着这种对当代知识人的轻蔑与严责。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仅是朝代更迭，器物典章，历史更是精神史、宗教与魂魄，历史还是热情、血性和生命力之传递。陈寅恪、余英时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托命人，以他们一生的治学，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并完成了他们的传递。我以为，在所有的人类精神中，悲剧精神是顶点。陈寅恪和余英时完成了这种民族生命最神圣的传递，由是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祭师。

在永远的美丽的普林斯顿，我和北明的生命轨迹有幸和刘宾雁、余英时、林培瑞与在座各位相交，这是我们的缘分。想起来，心中便充满感恩之情。

最后，我要谢谢慷慨好客的主人林培瑞、童屹夫妇。他们的提议，使我们大家蕴藏已久的心愿得以实现。

2007年1月6日于普林斯顿

 

直笔隐语斥“男旦”

——陈寅恪余英时共识探微

黄河清

蒙郑义道兄赐示“在祝贺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奇奖友人聚会上的发言”。其文抒写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读后感慨，观微知著，见神识髓，一语中的，旁及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悟深得真，一矢双鹄；兼行文情挚意重，文采斐然，铿锵符节，令人三叹。余不敢再写读后，爰作探微短章，以附骥尾，同申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与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乃当代文史考证上的双璧。

余先生考明末志士方以智密谋反清、赴难死节；陈先生论明末风尘女子柳如是绝世才情、忠肝义胆。钱宾四先生序余书曰：“而密之乃得以干净为一明代人”！柳如是叱明亡之际拒践约以身同殉国难的男人钱谦益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一雌一雄，亦乾亦坤，雄视天下，雌傲古今，是乃双璧！

余英时作《陈寅恪晚年诗文笺证》。因缘际会，陈寅恪得阅是书，下四字评语“作者知我”。“知我”者何？陈有《男旦》一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余作《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有句“骂当世读书人都已成了戏台上的‘男旦’”。一故一健，耆宿时贤，直笔隐语，考古椎今，是乃双璧！

晚学小子，识字读书。瞻之陈公在前，忽焉余英继后，高山景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谨领教诲，敬撰联语，以悟以告：“传薪翻是读书人”已镌于心，直笔隐语斥“男旦”，敢学三分！联曰：

陈寅恪论柳如是，残花败荷胜谷兰篱菊，感堕风月傲松柏，叹旧时勾栏犹存风骨；余英时考方以智，赴水沉江效屈平文正，羞见精英沦伎男，哭新世文坛已无精神。

晚学：黄河清上

丙戌年小寒后三日  于地中海畔

 

首发民主中国

 

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不少大陆儒者竟是民主自由的批判者与反对派，而且批得那么无知，反得那么无赖。

他们或狡辩“多党轮流专制”（这个生造词自相矛盾）与“一党专制”都是“专制”（云尘子）；或认为民主与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政党是否行仁义”；或以“尧舜以禅让制传天下，为天下择主，从来没有听说尧舜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为天下择主！”来反对领导人的民选；或放言“民主制度是协调利益的权宜之计，是以利为核心的小人之道；自由主义是陷于物欲之累而不能自拔，是心随物转的凡夫之道，何谈先进？”；甚至不伦不类地把民主人士比作石敬塘、斥为乱臣贼子野心家卖国贼…

以上言论均见于华夏复兴论坛。诸如此类的胡说九道，在儒家的小圈子里不胜枚举。

二

有些儒者虽口头上不反民主，却不支持民主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形不反而实反。如蒋庆关于“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民主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之说，就是如此。

我在《我与胡锦涛不平等》一文中说，平等精神不追求“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哈耶克语）以外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物质条件贫富不等，社会地位高低不等，思想上的大腕与贫民、道德上的高士与灾民、文化上的富豪与流民，智力上的大智与弱智之间，更无平等可言。

有儒者以我此言为蒋庆“孔子一人应该有一万票”的谬论辩护道：“既然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还有何根据？既然智力上有大有小，在决策时，强智的人一票，就应该相当于弱智的人几票甚至几十票！”云云。以智力的不平等来反对基本人权的平等，反对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错谬显而易见。

确实，孔子具有从政的丰富经验，在对政治的判断以及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在选出什么样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上，绝对比18岁的小青年更有智慧，更有经验，更有判断力。但是，孔子如果复生于今，参加民主普选，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搞特殊化，他可以通过宣传施政纲领、措施而赢得民众对自己或某人的支持，从而把一票变成一万乃至十万百万千万票。

该儒者又说：“如果现在就某一问题在网上投票表决，您老枭的一票就有可能被芸芸众生的声音所掩盖。您自认为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肯定也有独到之处，如此独到的观点在一人一票的表决中被淹没了，岂不可惜！”蒋庆之言是就普选制而言，我的反驳也是针对制度而言。该儒者却转到“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之类一般问题表决上去，把不同范畴的问题强扯在一起，纯属胡搅蛮缠。

三

儒家强调民本，最重民意。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民主乃保障民意合法性的最佳制度设置。离开了这一制度而奢谈什么德治仁政，王道政治，都是华而不实的高调空言。儒家的民本主义（或称为准民主思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尚未开出民主制度来，这是一大缺憾。对于民主，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只能吸纳，不应反，也反不了。

关于民主自由，中共不仅在野时热情洋溢地鼓吹，登基以来也从不曾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其对民主的抗拒绝一直是偷偷摸摸的，如找些民众素质不高之类借口。而今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和中囯民众的共同诉求，中共在政策上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如人权入宪，如让御用文人偶尔唱点民主的赞歌。胡锦涛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温家宝说过：发展民主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一些儒者却是连特权阶级也不如，连御用文人也不如，竟公开直接地反民主。本文开头那些一党专制辨护词，居然出自儒者之口，令人非夷所思。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大陆儒家多数身在学术界教育界，却往往强不知以为知，严重缺乏学问上的诚实；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此辈既未能温故博古，又未能知新通今。但无论怎样孤陋，我不相信他们对于现代政治、全球文明和普适价值会无知到这种地步。

将明显的、别人已经指出的错误坚持到底，就不仅仅是思想学识的问题，而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属于违仁悖义失道丧德的行为。我崇儒弘儒但不得不严正指出，此辈名为儒家实非儒家，口宣仁义实反道德，已沦为专制主义的应声虫和小帮闲矣，呜呼！

四

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种反民主谬论，不仅违民意民心逆国际大势反时代潮流的，而且谬得太明显太离谱，毫无思想感染力。尽管暂时受到中共纵容鼓励，其实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和要求。所以“造论”者注定成不了气候—–暂时性的小气候也成不了，只能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圈子里三五成群自慰一番而已。一出圈子，便成笑柄。这才是大陆儒家发挥不了政治作用、产生不了社会影响、出不了大师大儒和的根本原因。

反民主的儒家路线是错误的，必愈走愈狭。不要再自己下自己的套、自己使自己的坏、自己破自己的相、自己绝自己的路了。大道旷且夷，蹊路安足寻。不论是为儒门兴衰计还是为国民利益计，不论是为个人私德计还是为社会公德计，不论为民族前途还是为个人未来计，广大儒者都应该弃小向大、弃劣取优、弃伪求真，选择正确的路线！

协同自由主义，共建自由社会，在此基础上挺立中华文化主体、确立儒家学说大本，在此基础上汲民主制度之佳处、用自由主义是长处而超越之……。这才是代表儒家希望和未来的正确的发展路线，也是老枭选择和坚持的道路。这条路尽管暂时受到中共压制和封锁，但它合乎良知律令仁义原则，合乎民意民心时代潮流，合乎国际大势世界趋势，必定愈走愈宽畅，愈走愈阳光。窘路狭且促，大道夷且长。只要言禁一开，吾道必将深入乎人心，大行于中华！

2007-1-10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中国

 

地球没有毁灭之前，人总是永恒的主题。讨论这一主题，古往今来，绵延不绝。

如今人们又重新燃起了讨论这一永恒主题的热情，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人被扭曲了，资本丑化了广义的“西方人”，权力异化了广义的“东方人”。当今“东方”更有甚者，许多空洞的既非生命又非物质的原则概念至高无上，有生命的人却沦为可悲的螺丝钉，成了原则与概念的附属物。年轻的新生代渴望还人的本来面目，希望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

因而年轻的“反叛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更接近自然生活环境的中国的西藏和世界的非洲，这种思潮在敏感的音乐、绘画、舞蹈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们看来，淳朴的“原始”比庸俗的“文明”更珍贵。

世上的人只有好、坏之分，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国王是人，乞丐也是人；领袖是人，百姓也是人。在无垠的宇宙中他们都是人。

人有两类属性，一是天生的自然属性，二是后天的社会属性。

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富，教育的深化有可能部分地改变人的社会属性，文明、和睦、友爱和大同有可能逐步实现。

青年之中的深邃者不过更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担，主动地去改变异化人的环境。环境为人，而不是人为环境；同样的道理，制度为人，而不是人为制度。人是上帝，人是主宰，当然人又不可能不受各种条件的局限。

然而，只有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教育的日益深化。

物质的人，能力有差异，品格有好坏。差异的竞争要保护，相互的利益要协调，社会的秩序要管理。应当允许“乱说”，而不能允许危及多数人利益的“乱动”。意见上，可以千差万别，不能互相强加；实行时，只能通过必要的程式，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全体人通过代表会议监督社会的管理者。这就是民主的真义。

民主社会，首先要管好的是社会的管理者。公民则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最广泛的自由。

自然界给了有理智、会劳动的人类以生命，人类应当感谢宇宙之母，和平友爱地生活在无垠的宇宙的怀抱之中。

中国广袤辽阔的土地养育了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让我们中国人和平统一地生活在一起。

自由、平等、博爱不是属于一部分人的，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全体人类，共同享有吧！

 

此文是徐文立为孙维邦主编的期刊《人》所作的序言，写于1981年1月14日，1997年7月9日略有修订。

现载徐文立《第一部狱中书。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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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十六年后孙维邦的说明

“有二件事需要澄清，一是98年民主党建党前徐文立确实设法与我联系过，我知情，知道他的动作，不是他难为我，此事我在口头上向一些问的人澄过清。二是有一份叫《人》的刊物，只印了一期，是我刻我印的，有的人亲眼目睹，但他们能目睹怎么刻、怎么印却不能目睹我与徐（文立）间‘阴谋’，他们并不知这一创意是徐（文立）提的。我爸死在68岁，我哥也是68，我得防着68，现在就把这事说清，以免来不及说被带到骨灰盆里去。”

（摘自孙维邦《在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关注中国中心」上发表《原罪的共产党》的说明》。2007年1月10日）

 

 

2007年1月8日，法国总统候选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罗塞格琳。罗亚尔访问北京。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在访问中，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会谈中，罗塞格琳。罗亚尔谈到：

“中国必须履行其人权问题的国际义务。”

“罗亚尔星期一告诉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世界各国在保护人权和公民基本生存权方面应该具有共同的利益。‘“

“罗亚尔还对曾庆红说，‘中国必须停止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国际人权协议，它就更应该认真履行国际承诺’”。

……

保护人权和公民基本生存权、停止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履行国际承诺，这些重要的会谈内容在中国的报道中却只字也无。充斥于中国报道之中的，完全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外交辞令和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废话。国人从课堂到社会，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无日不被这种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而又极其拙劣的谎言所蔑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公然的蔑视？

几年前一天半夜，我正酣睡，一位我尊敬的忘年交，也是一位著名的老诗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刚才收听了央视播出的《任长霞》，非常激动，写了几首诗，建议立即再约几篇稿设个专题。说来，不止是他，全国绝大多数的文化人习惯以官方媒体的报道为主要消息来源。其实，对任长霞破案之多，只要略动一动脑筋，想一想那些案子都是在谁的辖区内发的，就揪住“马脚”了。犹如一个班上没有贼，另一个班上里捉了几窝贼，倒底哪个班主任该受表彰？哪个班“文明”？偏有人就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弯弯绕。

网上对任长霞的议论太多，不赘。只说一件与始作俑者有关的趣谈吧。2005年，中青报一编辑在致该报总编辑李而亮的一封公开信中，恰好提到了该报社记者是如何“塑造”任长霞的：

你（《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

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封因《中青报。冰点》栏目被封而引出的公开信所揭示的媒体“可以造谣、造假”，在大陆可以说触目即是。中国的传媒界，无论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在中宣“真理部”的“正确”舆论导向下，有几家敢说真话不发“统稿”？君子可以欺以方，难怪我这位忘年交闻风而动，激动、入彀、写诗、赞美，一片老天真。

还有一类大捧“主之旋律”者，则属于身着“马褂”的职业吹鼓手。

40多年前，我听过一段著名的传统相声《扒马褂》，大意是说一位清客，只因穿了邻居的一件马褂，所以受托允诺照顾其爱云山雾罩的儿子，事事顺着“云山雾罩”，为其信口开河的“云山雾罩”圆谎。否则，“云山雾罩”就要“扒马褂”了！这个极为精彩令人乐不可支的段子常使我想起前苏联作家亚。索尔仁尼琴1974年2月12日所写的《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

1972年2月，林彪折戟大漠还不足半年，文革也还未到弩末。《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文中所描述的，也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顾国计民生大把扔钱，支持世界“革命”，输出毛泽东思想，扶植金日成、霍查、卡思特罗、波尔布特……，挑起他国内战。再联想到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神五神六”……，真是步步紧跟老大哥，读来十分“亲切”。

文中开头写道：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我们连窃窃私语都不敢。而现在，我们甚至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也能撰写或阅读地下出版物。彼此敞开心扉，抱怨：”他们在践踏我们！‘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国虚民穷，他们还在胡乱吹嘘外层空间，扶植远方的野蛮政权，挑起（他国的）内战。他们花我们的钱，不顾后果地扶植毛泽东，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有什么办法！他们把好人关进疯人院，想整谁就整谁。我们无能为力。“

对只知抱怨“他们”，自以为“无能为力”的“我们”，索尔仁尼琴说：

“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有人会反驳：我们的确无能为力呀！他们堵住我们的嘴，从不让我们说话。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不投票选他们连任最好！可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选举。

“在西方，人们可以罢工，可以游行示威。可是我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我们不能不畏惧：突然间放下工作，一下子走上街头？

“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苦难，俄罗斯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那条不幸的道路我们不能再尝试。现在，刀斧所播下的种子都已发芽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那些相信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暴动和内战就能把国家变得公正、幸福、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地荒谬！不，谢谢了，启蒙的父辈们！我们已经认识到，恶行必导致恶果。让我们的双手保持干净！

“……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吗？难道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莫非只有等待？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承认、颂扬、巩固他们对我们的压迫，而不是从它最敏感的地方离开，我们企盼的事情就决不会自动发生！”

哪里是“它”最敏感之处呢？索尔仁尼琴的揭示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因过分自信而容光焕发，明目张胆、耀武扬威：”我是暴力！散开！回避！否则就将你们碾碎！‘但是暴力会很快衰老，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稳定，为了支撑面子，它只有依靠谎言。因为，除了谎言，它无法掩饰自己，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它无法时时把它那沉重的魔爪搭到每一个人的肩膀上，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低头，参与谎言。只要这样做，就是对它效忠。“

“除了谎言，它无法掩饰自己”。这就是它最敏感的地方。找到了它的软肋，对付它的方法倒也简单：

“其实，我们获得解放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一直忽略了的：不参与说谎！尽管谎言无孔不入铺天盖地，但是，让我们尽力加以抵制：让它做梦吧，但别想让谎言通过我起作用！”

“不参与说谎”，“别想让谎言通过我起作用！”唾弃谎言远离谎言，对于我们是容易的，但对于它却是致命的。离开谎言，暴力便无法生存。

远离谎言，这便是索尔仁尼琴的发现。远离谎言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

呢？对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何许人也，不去“选举”，不去投票。被它相中内定的未必就不是罪犯。同样，被它指控、监禁的未必就不是无辜者，能被它政治驱逐而流亡天涯海角的则一定是英雄。

如何不参与谎言，不让谎言通过我起作用呢？

远离谎言，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更不与撒谎者共唱《同一首歌》。

拒绝谎言，拒绝“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谬论。以暴易暴的结果永远是祖龙去而复来，而文字狱却长盛不衰。恶行必导致恶果，“让我们的双手保持干净！”

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

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

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视谎言如瘟疫。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鄙视谎言，鄙视“云山雾罩”，鄙视为“云山雾罩”圆谎的“马褂”。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我订过多年的《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同舟共进》…，当这些刊物受到整顿、整肃、改版、换马，我就不再为它们花钱了。

……

鄙视撒谎者，鄙视它“代”出不穷的“理论”。任它花枝颤颤依门卖俏百“挂”齐放，任它自拉自唱自吹自擂自得其乐自慰终日。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假如我们连不搭理撒谎者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可就真的无可救药，理应受到普希金的蔑视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民主论坛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