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您好！

感谢贵会给予杨川这么高的评价，他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十余年来，我都在他身边看他熬夜写作，并作为他的第一读者替他修改错别字，清楚他的思想、行为，明白他的作品在现今体制下不可能有发表之日。他离开我们时一直没有闭上双眼，我知道他有遗愿未了：出书。我已接到贵会张裕（不知是否这个字？）来电安慰，一并感谢贵会的所有会员。

杨川家属：火日立

2006年12月28日

新颁布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说，“考核不称职，公务员降职”。此话当真？降职一时，升职他日；免职一地，升官易地，早已蔚然成风，洋洋大观，君没看见？

因此，这种场面上的官话以为塞人耳目。而在私下场合，在饭局上，公务员津津乐道的“官场段子”就是最好的注释。“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进入机关不到一年的大学生习惯了“认认真真说假话，正经正经走过场”。机关“老油子”言传身教：“不怕上错床，只怕跟错人，跟对人是第一条。人跟对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啊。”怪不得“贪官年轻化”。

前年“忽悠”，去年“恶搞”，今年又流行什么花样？写在纸上，钉在墙上，挂在嘴上的好东西为什么就落实不了呢？说的是明规则，行的是潜规则。即使人算过天，辞去了职务，但是级别没变，工资没变，更别说狡兔三窟的“藏品”有多丰富了。

腐败总是要反的。为了吓猴，先杀鸡，后杀狗，再杀人，杀了几个贪官还是不能扬汤止沸。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 “地方保护主义”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进入新年没几天，网上最大的新闻说杀萨达姆杀的是个替身。如果真的这样那伊拉克人民还会相信伊拉克政府吗？如果政府一次次不说真话而说假话，或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人民还会听政府的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吗？这样的政府还能坚持多久？

“狼来了”，那个“恶搞”的小孩因为年幼而无知，公务员不年幼也不无知，那为什么还要出台那实践证明靠不住的“花样”呢？譬如异地审判，为什么要异地审判？这对法律是个很大的破坏。尽管可以收效于一时，而危害长远。所有的案子上都能这样做吗？那堂堂正正的一部宪法，畅行中国大地，不以地域为限，不能淮橘北枳，更不能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不容外部力量监督而封闭的系统里。老子杀儿子下得了手么？儿子监督老子抹得开情面么？为什么不能采用外部的监督力量？譬如媒体的监督。什么时候，媒体可以大胆地暴露腐败的公务员？什么时候，内地法院有这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公信力？那“考核不称职，公务员降职”就不再是“忽悠”百姓的新闻，而是铁打的事实了。

因此，真正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每项权利，公民才会真正相信政府，相信法律，而不是冷眼相看，道路以目。

我主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不赞成抵制日货。进而提出更一般的原则，就是政治远离市场，保证市场能够不偏不倚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拿钱就能够买到东西， 不会碰到因为不喜欢我们而拒绝交易，尤其是像石油，粮食等关系重大的商品，政治必须远离市场，保障市场的安全。

我们对于市场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对于天天要依靠的买卖，视若无睹。以为市场交换的作业可以随便变更，用别的规则来替代。这是很危险的想法。抵制日货如果这是个人的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变成国家的政策，这就非常危险。因为把市场的基本规则破坏了。

我们都很担心中国的石油安全。这份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的石油消费中有40%依靠进口。万一进口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不出半个月汽车就会开不动，飞机就得停飞。而石油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够出口石油的，它跟粮食不同。粮食到处都能生产，竞争很充分。特别是多数石油输出国国内政治不稳定，容易发生动乱，很可能会影响石油生产。这正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关心中东局势，常年派航空母舰在中东的缘故。中东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切石油进口国的利益所在。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所以维护中东的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万一石油市场被破坏，各国获得石油的最可能的办法就是打仗。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市场规则的不容动摇。

各国政府都在关心石油市场的可靠性。但是采用的方法未必正确。采用交朋友的办法是一条歧路。且不说做买卖要分敌友，把敌人排斥在外，谁也不会甘心被排斥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走向不稳定的道路，更何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交朋友未必是可靠的。正真可靠的是市场本身。石油进口国固然须臾离不开石油，石油出口国也一样。他们的市场供应和政府支出全要靠石油出口。他们的粮食靠用卖石油的钱从国外进口，政府官员的工资靠卖石油的钱来支付。如果石油出口中断，马上天下大乱。所以建立在供需双方互相需要基础上的市场是很可靠的。问题恰恰出在政治介入市场，搞得市场不稳定。所以说要政治远离市场。

有人说这个主意太理想主义，事实上政治和市场是分不开的。的确，政治常常介入市场，二者不大可分。问题在于怎样介入。是分离市场，还是保护市场。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介入市场的目的是保护市场，而不是交朋友，树敌人，破坏市场。要把市场规则视为至高无上，谁也不容破坏它。政治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任务繁重。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看得这么高？因为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世界资源在市场上分配，用不着打仗。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试看中国，美国，日本等等都在争夺有限的世界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市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就是市场规则。有了市场规则根本不可能打起仗来。相反，石油市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避免了浪费。市场功莫大焉。

这里讲的是石油市场，其实所有的市场都一样。最近国内对外资并购国企的争议很大。除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性质不同不在此讨论外，光讲企业并购，如果没有政治因素掺杂进来，外资并购和内资并购都能够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对企业是有好处的。以我之见，市场是永存的，政治天天都在变。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政治经历了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反恐战争升级，亚洲经济崛起等大的变化，但是市场不但没变，而且更渗透到各个角落，覆盖得更广了。再往前看，这个趋势不大会改变。希望我们的政治家和老百姓都能思考市场和政治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它们。

记得小时候常常读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的学子出国留学，中国人聪明的结论不断得到新的证明。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最聪明的民族，此话绝非空口无凭。中国人有举世羡慕的商业才能，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取得了一项项骄人的科学成就。更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不绝，举世无双。中国人没有非凡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

中国人的聪明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中国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聪明，还是只是在一些领域聪明，在另一些领域不那么聪明。或者在一些领域有无数的小聪明，而不具大智慧。如果中国人在每一方面都聪明绝顶，大智大觉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在近代长期被动、挨打，为什么长期跳不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治乱循环的怪圈？为什么经过漫长的五千年，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被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远远地甩在后面？从上述问题看，中国人在聪明的同时一定还在另一些地方不够聪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这些领域找出来，至少对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聪明是十分有益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多的是体现在私生活中：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在饮食制作中，在应付考试中，在奸诈黑厚中，在圆滑世故中。即便在这些领域，有些时候与其说聪明，不如说犬儒；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没有远见，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却有严重的欠缺。有时作践到不把自己当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没想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为自己而活着的个人。

20年前，中国恢复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需要人才”，我也深为自己有机会能站出来让国家挑选感到骄傲，因被国家当成人才而感恩不尽。对“人才”的观念从没有任何质疑。20年后，当我从电视片中再次看到、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一理由时，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疑惑：如果国家不需要人才，那么，就可以不恢复高考吗？就不需要青年去学习、去受教育吗？或者说，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个青年独立于国家的权利，如果国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过剩，或是培养的人才有问题，那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高考就可以随时被堂堂正正地终止了吗？当时最流行的比喻是——“伯乐与千里马”。难道每个青年活着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国家马厩中的“好马”吗？如果国家不需要“马”了，青年成为“马”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当马的话，别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当人。这里国家被看成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作为人才的个人不过是供其骑乘的好马。然而，如果个人仅仅是“国家”（其实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怎能得到保障？这种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的需要，以国家的理由为最高的理由的国家主义观念早在数世纪前就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大行其道。如果20年前这一观念无可厚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坚持这一观念吗？如果个人仅仅是抽象“国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还有可能吗？还有必要吗？

也许中国人真的聪明、智慧。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这种聪明和智慧大规模地集中用于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径。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远不如中国人精明。但是，他们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宝贵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纪，古希腊智慧就发现，享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是变态的政体，靠政府的力量消灭私人财产来实现正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念头。早在13世纪，就找到了用法律来限制王权；在17、18世纪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由于中国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后的中国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计算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厚黑。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的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20世纪30年代，《吾土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于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

在聪明与愚笨、人与制度之间有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聪明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当然，最好的搭配是聪明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坏的搭配则是愚笨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国，人与制度的搭配虽不是最坏的，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坏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难实现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宁愿要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之间的搭配。以对待聪明的态度来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让个别人的聪明才智压过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中国有一句形象的说法用于形容这种制度最恰当不过：“武大郎开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制度。如此看来，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再聪明的民族，这种聪明才智一旦被压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聪明如果不是形同虚设的话，那么，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聪明与否，若能把仅有的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倒也蔚为可观，受益良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必须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来。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聪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应当是善于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让这样的制度来鼓励和保障中国每个自由发挥自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

结论：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

写于1997年，恢复高考二十周年之际，重发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

前不久，达赖喇嘛特使 嘉日．洛珠坚赞先生公开谈了关于”西藏问题”，他强调说：

这里重申一次笔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大家通过沟通到汇集，提炼出来的智慧，才是打开解决各种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单刃毒剑》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大陆媒体的奥运报道，一向大肆宣传金牌爱国主义。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报道也不例外，中国代表队连续几天金牌数第一，变成了歌功颂德和民族振兴的花腔高音，也变成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造势大会。

竞技体育具有古老的历史，向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更典型地体现了两种普世精神：1，它是和平的自由竞争，体现公平竞赛和优胜劣汰的普世精神，金牌就是对这一普世精神的最高奖赏；2，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有助于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特别是奥运会就是全球一家的最好象征。

同时，国际体育竞赛还具有正面的民族主义功能，它能够向世界展示一国的综合国力、文明水平，展示一国国民的精神面貌，也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希望本国运动员多得金牌，为本国运动员夺金叫好、甚至在国旗升起的瞬间流泪、或在感情上出现某些狂热的瞬间，乃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在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体育精神常受到政治的污染，在某些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都不健全的国家，普世的体育精神往往被阴暗而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煽动自傲性、仇恨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前苏联及东德，都曾经是世界体育强国，但其极权制度却远离人类文明，现在的中国亦如此。其次，在世界的范围内，体育精神不断受到过分商业化的污染，兴奋剂丑闻就是这种污染的典型。

毫无疑问，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政治民族主义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世界性体育盛会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之时。被希特勒利用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三年之后，德国公然入侵波兰和捷克，接着是二战的血腥和种族大屠杀接连发生1980莫斯科奥运会。当时，正值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半个世界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使那次世界体坛盛会变成了另类冷战战场，也变成了共产帝国的自家竞赛，极大地损害了奥运精神。

（一）奢侈的金牌体育

中共执政后，体育就是中共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是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中共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在奥运的亮点项目上争取119枚金牌。

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1988年汉城奥运投入每年10亿元，四年共4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每年30亿元，四年12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每年50亿元，四年200亿元；雅典奥运会资金投入也超过200亿元，以30块金牌计算，平均每块金牌的投资7亿元人民币。如此奢侈的金牌，无人统计过是不是世界之最，但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备战雅典奥运的投入，每年只有33亿卢布，相当于4亿人民币。中国比俄罗斯整整高出50倍。

中国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据称预算高达350亿美元，肯定是奥运史上破纪录的投资。2000年悉尼奥运，澳洲政府仅投入3.2亿美元；今年的雅典奥运，希腊政府投入7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欧盟给的补贴，但希腊百姓仍然抱怨政府花钱太多。

中国的“奢侈金牌奥运”，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然而，亿万普通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因为，体育在中国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贵族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体育腐败的愈演愈烈和90％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也使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而且，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在依然贫困和两极分化日益拉大的中国，中共政权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显然是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金牌崇拜”的背后是官方的政绩需要，也是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需要。

（二）金牌政治的龌龊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

在毛泽东时代，体育的政治化象征是所谓的“乒乓外交”，60年代靠小小银球来扬国威、壮民气，70年代靠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来恢复中美外交。在邓小平统治的80年代，靠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来“振兴中华”，主攻手郎平被国人誉为可以砸烂世界上任何对手的“铁榔头”，以擅于拦网著称的周晓兰被国人誉为能够抵御任何对手攻击的“网上长城。”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女排精神”立刻变成官方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不但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且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克自己的醒来。” 当时还有国人高呼：“中国准星瞄准世界超强！”

奥运及其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政治民族主义，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

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

前不久结束的足球亚锦赛，再次凸现了政治民族主义对中国体育和民族精神的双重伤害。中共默许下的民族情绪不断强化，先是亚足联主席维拉潘批评开幕式上中国观众的不文明，引发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弹，致使维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接着是在重庆赛区演出民族主义丑剧，引来日本政府的不满；再接着是中国队队员和亿万球迷的仇日狂热，把中日决赛引向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歧途。在中日决赛前的公开采访中，中国国家队守门员毫不顾及地使用“小日本”的污蔑性言词，刺激着中国球迷本来已经狂热的仇日情绪，致使赛前气氛陷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所以，等到中日对决之时，官方出动大批警力以防骚乱，近五万名武警和公安戒备着七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远远超出任何国家在此类赛事中的警戒水准。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队的失利仍然导致上万狂热球迷的骚乱，对日本球员大泼暴力语言，焚烧日本国旗，围堵日本球员所乘大巴，打碎日本使馆小轿车的后车窗……足球赛最后演变为政治化的外交风波。北京市公安局还不得不致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遗憾”。以至于，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对中国举办奥运的前景表示质疑。政治民族主义这柄越来越寒光四溅的双刃剑，在不断对外闪亮的同时，也越来越回刺向中共自身。

如果中国的独裁体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逐步走向不卑不亢的民族自尊，不能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能不令人忧虑。政权借奥运提高声誉，权贵大发奥运横财（前不久公开的审计报告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将1.32亿奥运专项资金挪用于职工福利），病态民族主义被奥运泡沫鼓胀得愈加畸形，北京奥运就很可能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奥运，既劳民伤财又扰民害民。

在高度政治化和奢侈化的奥运上，即便金牌数不断再创新高，但中国也只能止步于“金牌大国”，而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包遵信／张祖桦

欣闻贵杂志创刊二十周年，谨向金钟先生、蔡咏梅女士暨《开放》杂志社全体同仁致以热情地祝贺与诚挚地敬礼！

《开放》杂志在过去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秉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开放的基本价值，不惧专制强权与邪恶势力，高扬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旗帜，坚持讲真话，勇於披露事实真相，发表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见、洞烛幽深的社会政治评论，对於传播主流文明理念，批判专制主义制度文化，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因而在大陆知识界及民间社会享有极佳的口碑。

过去的二十世纪，有两股极权主义社会思潮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一是法西斯主义。由它引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种族仇杀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记忆。二是共产主义。由它造就的苏联、冷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给人类来的祸害更为创深痛钜。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恐怖，这种恐怖通过秘密警察、死亡集中营、高压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来实现。极权主义现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它不同於以往的暴政。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暴政和暴君，但是，过去的暴政都是为了夺权或维持权力，其目的是消灭敌人，确立或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极权主义则是要消灭一切人的本质，摧毁人性，不仅仅是敌人，而是一切人。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它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野蛮。极权主义宣称「一切都是可能」，但其实它带来的不过是「一切都是可以毁灭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它以「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来代替人的作用，以强权和暴力摧毁人的生命与尊严。

在上世纪中叶，全世界的民主进步力量通过英勇卓绝的抗争，彻底战胜了骄横一时的法西斯主义。随后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终於在新世纪到来之时，拆除了柏林墙，彻底埋藏了苏联帝国和以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束了冷战。

但是，共产极权制度还没有被根除，它饱蘸着「六四」英灵与民主志士的鲜血仍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时至今日，中国人民仍未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人身、宗教信仰和免於恐惧等各项自由权利。中共统治集团仍然在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排拒政治改革与自由民主。一个多世纪前先贤们提出的「走向共和」与「实行宪政」的理想仍未得到实现。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竟被当作「党产」任由中宣部和各级党委的宣传部操控，既不能「本地揭露」，也不能「异地监督」，而不能批评「老大党」，整个一个「党天下」。谁若不服管制，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关进大牢。因此，《开放》的存在，功德无量；《开放》的坚持，利泽千秋。我们相信，在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民主史上，《开放》杂志的坚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而其在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心中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已深入人心，并且必将取得最终胜利。顺昌逆亡之道，世人皆明。让我们一同携起手来，继续努力，一直坚持到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那一天。

清代着名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诗很能表达我们此时的心声：

造物无言却有情，

每於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

只待新雷第一声。

张氏电影的旨趣其实一以贯之，从《红高粱》到《黄金甲》，浓墨重彩，你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换成佛经中的句子，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只是在80年代启蒙的光芒下，情欲在审美上先被浪漫主义化，再被意识形态化。在一个自由匮乏的年代，高尔泰先生说“美是自由的象征”。这话使无数灵魂饥渴不已，无数主题亟待升华。于是对那些戴眼镜的人来说，情欲差不多就等于人性，而人性差不多就等于反专制。

一个叫杰姆逊的外国人也积极鼓吹，说第三世界的电影都是“民族寓言”。眼目的情欲，就这样被一个时代壮了胆，被赋予自由化的盼望和联想。谁在诗歌中写下“乳房”，谁在艺术史上就有票房。谁敢拍乱伦，谁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旗手。很久以来，张艺谋就这样被活活地误会成一个知识分子。

这些年随着巨大的商业成功，张艺谋开始在公众形象中转型。戴眼镜的人们惊呼其为背叛，其实人家从没偏离过一生的主题。只是时代高歌猛进，在一些人眼里，“乳房”终于和革命无关了，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也竟然和反革命无关了。情欲被政治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情欲被商业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却开始像一个流氓。

崔卫平女士说得对，张氏电影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关怀。这是知识分子中少数不戴眼镜的明白人。《英雄》中的帝王“天下”观，让大家发现张的思维水准，竟然落后于启蒙时代20年？《十面埋伏》是他的一次调整，刻意回到意识形态的零点。而《黄金甲》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军。这一位是极聪明的人，在情欲与政治之间擦边，在票房最大化与政治正确之间拿捏分寸。就此而言，《黄金甲》一片达到了张艺谋迄今为止个人梦想的颠峰。你以为他的梦想是拍《活着》那样的电影，只是你一厢情愿。他的梦想就是《黄金甲》，因为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一个摄影师的最高理想。张艺谋的本质是一位摄影师，不是一位导演。摄影师的梦想，是将天下的欲望都写在镜头上。就像演员的梦想，是将欲望都写在脸上，而不是写在胸脯上。就这两点而言，汉人真没有比张艺谋和巩俐更厉害的角色。

一个荒诞的可能是，如果时代依然保存着将《黄金甲》作为民族及政治寓言的精神氛围，如果这部电影早在15年前拍摄，所有知识分子都将起身鼓掌，在漆黑的影院向张艺谋致敬。《黄金甲》将人的罪性不再归于政治，而归于普遍的人性。仅此一点其实超越了《雷雨》。曹禺的阶级分析眼光，把乱伦与革命捆绑在一起，那是张艺谋20年前就轻车熟路的一套。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描写，和恶俗的审美观，恶俗到一个地步，接近了反讽。菊花台的大屠杀，赤裸裸的权力争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毁灭整个皇室，家宴变成国觞，专制成了盛世。尤其是广场上的政变，血迹被轰轰烈烈的清洗之后，那仰拍的升天礼花，观礼台上如《东方红》一般的颂歌大合唱。反讽的意味如此鲜明，联想的空间如此逼仄，每个40岁以上的观众，都不会承认这只是一部商业片。

故事选在残唐，我甚至怀疑编剧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集团主宰隋唐政治，藩镇割据瓦解中央集权。这样的循环在中国史上不断反复。电影中菊花台的那一场屠杀，无疑是对“玄武门之变”的放大。西元626年，发生在6月4日这一天的流血冲突，以残酷的政治逻辑带出辉煌的贞观盛世。陈寅恪说，初唐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每一次的成败都取决于玄武门前的政治革命。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它的安危竟然反复系于宫城外的一箭之地。张的电影几乎遵循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情节发生在大致24个小时以内，每个时辰都有宫廷的报时，以洗练的语言，蕴含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独裁者的骄傲，让其余人变成了团体操。一个人高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假神，一切人低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奴仆。周润发饰演的帝王对王子说，“天下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中国的银幕上，实在没有更精彩的对白，对独裁者的情欲与骄傲，有过如此刺骨的临摹。你会想起周润发当年饰演的小马哥（《英雄本色》），那句同样经典的台词，“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成王败寇，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这两句狠话之间。

可惜进电影院的年轻人，不可能再当它是个寓言。在贴满“做女人，挺好”广告的年代，波涛般的丰胸，除了眼目的情欲，已经载不动，许多思想。商业电影的模式，就是立于一个价值上政治正确的基点，然后以商业化的技法与严肃的主题擦肩而过。张在《英雄》上跌了一跤，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已经换了下半场。如今他与日俱进，改换了门庭。但仅此而已。张艺谋的狡黠就在这里，我给你一场大屠杀，戴眼镜的人各自去叹息，年轻人爱拼才会赢。色情与暴力再次暗渡陈仓，人家可不打算在道德上对这个社会负任何责任。

这样的导演已纷纷就位，这样的电影已征服了我们的孩子。再换成《道德经》的句子，就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看不看是你的问题。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观察我国社会，据说有一个并不“科学”的说法儿：我国社会变革不断，大致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一变之后，社会氛围、大众心理、文化现象都与此前相较恍若隔世。尽管社会演进中不变的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但变革却让阶层、集团、思潮、流派打散、重组，同构而异质，同出而异名，新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等等刷新了人心社会的面目。激昂的版面有可能变得疲软沉闷，也有可能变得从容；闷声发财、没事偷乐的舞台有可能变得热闹，也有可能面临选择。对2006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变革确实发生了。最大的线索在于，和谐理论、朝核危机、中非论坛、《大国崛起》等事件、话题将多年中外分析家们讨论推测的中国角色推到了一个极端位置：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守着“韬光养晦”的老例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通吃通占，我们必须在挑战者、搭车者、光荣孤立的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变革其实是开放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即在自处和相处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认同什么，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在逢九一大变、1999年因我国使馆被轰炸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社会以来，多年暧昧的中国身份在今年呈现了部分面容，尽管它仍不足以应对开放中国带来的尖锐问题，但多少使得民族主义、新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落实到个案、个人之上。

一。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总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姐姐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在在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我在2005年年底平安日的演讲“精英衰败和汉语危机”中感叹过精英文化的沦落，我预测一种更为诙谐幽默的喜剧文化现象，话音未落，即有中国式搞笑文化的上场。胡戈借用影视手段所获得的动人力量，是比过士行先生的戏剧更有普遍可传达感的形式，这是在极度管制下异化出的人性突围。自然，胡戈们遭到了上下内外的围攻，胡戈们的行为甚至“惊动了”国家版权局。不仅有力者或自以为有力者，甚至胡戈自己都认同了这种搞笑的“恶搞”命名。

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这种社会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的卑劣和虚伪。较之胡戈更为谨慎、持重的诙谐产出，可能应该属于《以和为贵》、《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水平质量不同，或自污，或残酷，或辛酸，但它们多曲折地反映了我们汉语世界的无奈，它们既是市井的狂欢，又是人间的抗议。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地关注，因为他本份，他并不把自己看得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胡戈、宁财神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幽默的元素，并不缺乏喜剧的精神，只是这个老大的总以文化光荣自居的社会缺乏应对的勇气、经验和心智。号称开放中国而实则心态并不开放的社会一再显示了它的颟顸、卑琐、道学、迂腐，这种种心态在选秀现象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

在超女选拔引起全世界华人关注之后，人们多想到了“空前绝后”、“难以为继”、“盛筵不再”。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草根的狂欢力量，青春个性的自由表达一旦进入市场、强势者的视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征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我们时代最无耻的文化奇观，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成人综艺节目都在装疯卖傻，低幼化；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童心上台表演时被强行要求表达成年人的梦想、政治正确和知识正确。今年的超女选拔、以及摹仿而起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选秀节目确实印证了人们当初的预想。甚至红楼梦角色选秀，也被人上升到官方、民族大义等立场上说事儿。封闭的社会和它的遗老遗少们极不适应大众的狂欢，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把别人纳入到一个一统秩序里，他们似乎总希望别人非礼勿动勿言勿听勿视才觉得心安。对开放中的无知、无行、无耻、粗鄙、丑陋现象，他们貌似痛心疾首，实则幸灾乐祸或闻腥逐臭，他们的偷窥、猎奇不妨碍他们道貌俨然。当有人正搞超女、让青春少女合唱“八荣八耻”时，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社会的保守、僵化力量足可以玷污一切健康的、美的、自然的形象。

二。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没有出现人们期盼的意见领袖，却出现了经受考验的文化英雄。这就是李银河、陈丹青、韩寒，以及露头即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等人。

2006年的文化变革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当下还很难把握它的全貌和意义。网络文化、互联网在这一年出现了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博客是早有的现象，但到2006年，学者、专家、教授、企业家、明星大规模地进入，跟草根博客一起成就了“自己的园地”。播客也大规模地出现。网络文化的繁荣使得政府有关部门突然手痒心贪地发现了一片富源。加强管制的声音、手机和网络“实名制”一时甚嚣尘上。

无论如何，当文化精英们进入博客时，其思想、学问及其载体如学报、杂志、报纸等等就由高高在上的上课者，变成了距离不远的互动者。文化精英习惯的真理宣示、思想探索、学问论辩，习惯的良知正义姿态，习惯的标签流派等等，都不再神秘神圣了，它们全都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里。专业的学问、兴趣的思辨可能需要更长远的回应，但应时之作却不得不接受大众的检验。正是在这种文化传播的大迁徒中，大众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才有了更现实的前景。

观察2006年的文化表现，可以说，真正走入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了解并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代言大众社会的文化英雄并不多。李银河、陈丹青、韩寒、易中天等人是难得的例外，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名人，不是偶吐真言的媚时者，而是捍卫了人性、思想、学问和常识的文化英雄。这些人中，韩寒最为年轻，因此用词也最为激烈、草根，但事实上，韩寒主动被动卷入的各种争论中，他都表达出了一种立足于个人之上的常识感，在相当大程度上，韩寒跟都市文化中的主体——平民大众是相通的。

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但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人性处于某种观念和模式的黑箱里不动。我们忘记了，在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中国人早已经不断地实践了如下的文明事实：人性的再发现、人性的再认识、人性的再铸造。表现在生存领域，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和习俗模式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变革。木子美的性叛逆激起了全社会的哗然或看戏，以至于她未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李银河先生是正视这些变化并为之正名的文化英雄。

我国的性问题专家成千累万，如刘达临、潘绥铭等人都有可观的论述，但很少有李银河先生那样全面地为中国人的性权利辩护的。在博客、媒体采访等各种可能的渠道里，李银河都捍卫了人们的性权利和性探索。李银河的观点貌似惊世骇俗，却在方方面面回应了当下国人的性问题。她说：“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我认为，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对影视中的性节目，李银河的观点是，带点娱乐性质也无可厚非，“性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游戏嘛。”她认为，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李银河还提及在我国社会正日益增多的换偶现象，她明确地说，换妻应当受到保护，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对比李银河的惊世骇俗或不讨好的实话，易中天就是一个撞大运的学者了。除了学术界同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了他的学者意义。据说，易中天的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时，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国人心中，余秋雨一度给人们展示了文学、文化的样子，但余本人的历史和品格，他的精明一时，以及他媚雅过俗的作态，最终让他成为一种流行市场的明星作家。易中天的学问、深入潜出实实在在打动了读者和听众，他给中国人展示了历史、文化的样子，他是真正把历史祛魅后讲述人们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呼应时代需要除魅历史的进程里，易中天跟电视、观众的“三位一体”有着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优势，他成了我们社会的“超男”、“超级教授”。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之类。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他说的当然有道理。他的弟子兼朋友、大散文家野夫这样说易中天：“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在为易中天辩护的学人中，陈丹青是态度最为明确的一位，他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陈丹青还说，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至于“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陈丹青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陈丹青如此说，他自己也是力行者。他跟易中天一样，都是善用各类媒体的大才。陈丹青以名画家身份进入公众领域，第一次是辞清华教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后以在鲁迅博物馆演讲“大先生”而为读者广泛关注，今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年的活动中，陈丹青的“鲁迅是谁”长文再次给公众以享受。他的笔才百倍于口才，关怀重过学问，但他仍然努力借用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易中天是媒体学者的话，陈丹青就是一个优秀的媒体知识分子。

陈丹青借鲁迅话题浇自己的块垒，并与社会大众获得了共鸣：“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陈丹青善于借力打力，他说，“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可以说，我们能有这样的文化英雄是难得的幸事。

三。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仍相当恶劣，如果用一句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我们的文化教育全面滞后，就是我们的文化阵地也全面沦陷。社会管制的加重，导致新闻、出版的正常功能无能发挥。全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被压制、破坏性力量在积累，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社会出版让全国人只有几种书可读的话，今天的出版则让十几亿人的阅读品位、意愿大大下降，出版界的支柱产业除了教材教辅、行业图书、就是快餐娱乐了。至于传媒，其功能几乎只剩下娱乐；不仅网络、影视剩下娱乐，就是曾经一流的导演们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人都“装疯卖傻”地自愚愚人了。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这种报应还只是开始。以至于每当人们惊呼已经到底时，文化精英们仍一再跌破文明、道德的底线。在中外历史上改革结束阶段的精英嘴脸：“笑骂由人笑骂，名利我自图之”，也就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社会舞台上呈现。

由丘成桐等人揭露的北大海归造假事件，让人们对社会净土的清白产生信任危机。而孔庆东等北大教授出位的意识形态作秀、阿忆哭穷的事件，更让人怀疑这些有文化的人“彼何人哉”。我国文化精英们的行为，让汉学家们都大失所望，继顾宾严词批评文坛之后，汉学家们群起攻之。这些来自同行们的评论也许增进我们了解当下文化生态的可怜处境。以至于有人说，当文化精英们都陷入污浊不堪的名利场中时，也许需要民间进入帮助一次清流运动。

在今天，全社会都承认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品供给价格奇高之时，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跟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无缘之时，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小圈子内为名利分配吵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见，如果公共服务品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构成“公共性”，他们一定会自造某种公共性。韦伯曾痛斥过德意志民族转型时期的士人“有学问没有思想，有文化没有灵魂”，韦伯以为这种集体犬儒或沦落将给转型的德国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确实，如果社会只能被迫出现几个文化英雄，而整个文化阶层不能承担尊德性、道问学的功能，那么，整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就是需要打折扣的。

在攻击精英们的言论中，最激烈的是认为他们背叛了平民大众。这种攻击无济于事。事实上，我国的文化阶层背叛的只是我们文明的历史观念，一种植根于因果的伟大逻辑。这就是近年大众文化一再提醒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在年初的演讲“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中提到我们的因果式的历史观：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因果律正在书写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我们相当多的文化人其实并没有历史或文化的自觉，他们多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报应的活宝，他们自以为人心可欺，好运常在，却做了大众眼中的笑柄。他们的言行，无论他们打着什么美好的名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他们个人品性的揭露。我们的因果历史，并非不重视信仰、良知、正义、思想或知识正确的一面，但它更看重思想或信仰的人格形式、人格担当和人格成就。道不远人，人可弘道，非道弘人。

在2006年的这类文化现象中，最令人惋惜的是余杰、王怡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一念之差让他们在公共领域一时难以流畅自如地表达。众所周知，余、王是近年我国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出现对几代沉默喑哑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小的安慰，他们才华横溢、勇敢正直，也年轻气盛，他们的勤奋、狂放人格都是我们近年来最好的收获之一。但不幸，在他们进一步做事、跟异见者、不同阶层集团的人打交道时，他们也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一事件可以反证，在我们的文明里，要长成健全的人格，要跟其他人和谐共处，和谐理论既要有爱的内容，也应有爱的制度建设形式。这一事件还可以证实，文化人的任何重大表现，都在大众那里有最终的评判。

也许出于对这种种现象的考虑，被称为我国保守主义大师的刘军宁先生在一年结束之际发表长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面对精英文化的衰败，刘先生乐观地展望说，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刘军宁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的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里，我们没有产出多少文化巨人，没有多少精神个体，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文明来说，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来说，都是很丢脸的事。刘军宁先生说得对，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们需要站起来。“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因此，谈论我们的社会文化，切记我们需要有这样大的文明参照。如果我们拒绝发达社会或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和个性原则，如果我们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如果我们依然以自家特有的情况和应付办法过日子：即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和世界知识之外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共同体就真成为列文逊教授所说的“博物馆”里的“珍品”了，列文逊教授说，像儒家这样古老的传统，由于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都已被现代化浪潮冲垮，在现代中国已经没有生命力，其传统只能像躺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一样，仅仅具有引起观赏者的审美价值。他说得太绝对，引起了另一位思想史大家史华慈的不安。在史氏看来，文明传统应该如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这些书籍就此长眠不语。”无论“博物馆”或“图书馆”，其隐喻都仍多少透露出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之无文化的消息，这足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后发国家的子民引以为耻。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博物馆”或“图书馆”的隐喻尚不足以说明我国文化当下的发展状态，相比较而言，自造的产物更能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水平。“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春节’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2006年12月平安日为《南方人物周刊》写于北京

1998年中国第一税案——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告破！案值是63.1亿元！发案时间是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2000年，中国第一税案桂冠被广东汕头赢得，案值上千亿！超过了厦门远华赖昌星集团走私案几百亿……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记录是破得很快的。

观察中国的问题一定要以中国的国情为眼光底线。王祺元先生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

1997年4月17日，金华县财税局召开科、所长骨干紧急会议，会上，税务局局长王金余宣布：“吴跃东案是个人行为，本县的虚开企业按县委书记会议意见，就地处理，不要让公安、检察介入，他们人手少，业务也不懂，要移交的案子，需经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报分管县长同意，再移交。”金华县财税局根据这个口径，精选出虚开价税合计6.55亿元的15户企业，作出罚款处理后，匆匆结案。此时的金华县，早已是虚开发票的犯罪分子的保护地了。

在一封由国务院领导批转的举报信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在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作的批示中说：“基层税务机关为企业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几年来，我们接到很多人民来信揭发，但转到下面查处，其结果基本上都结论为‘查无此事’，请你们派专人到浙江亲自去解剖一下典型。”

6月15日，卢仁法率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亲赴浙江，坐镇指挥。……

为什么民众的举报都要转到地方？不转不行啊，国家最高机关人手不够呀，都要他们“亲自”办，朱总理的“机构改革”岂不泡汤？──真是怪圈！怪圈何来？在于没有民主！没有权力制约！转到地方后的举报通常的反馈是“查无此事”，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搁浅，总不能你老百姓自己来调查吧，那成何体统！何况老百姓在没有调查权的情况下也不敢公开调查。

为什么非得“京差清官”才能查办？假如卢先生不是清官，例如因与浙江关系好或者金华案是某“王家公子”所为……卢先生反过来不闻不问，腾挪回避或者向下面授机宜呢？老百姓能懂个啥？“京差昏官”多还是少？能允许我作调查吗？我真是天真、幼稚、笨蛋，就是联合国派员调查也只能被糊弄一通的！

站到“国情”方面讲话，金华县财税局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和粮棉大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税源不足。但是，金华县委、县政府却一再向财税部门追加税收任务，并多次在财税局所长、书记会议上提出“以票引税”，与周边地区进行“低税竞争”，使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金华县财税局召开的几次“引进税源”动员会，财税干部们至今仍记忆犹新。1995年6月7日，在曹宅大佛寺的会议上，曹宅财税所所长陈刚提出：“商业流通企业是否可以按比例预征增值税？”金华县财税局的“理论家”、国税局副局长虞新法胸有成竹地说：“应该可以”。主管税收政策的吴樟贤接过话头：“生产资料的预征率定3%，生产资料为2%。我认为经营性公司和开票性公司应区别对待。”虞新法敏感地探过身子：“怎么叫开票性公司，这么难听。”……（取自1998年11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王祺元 文）

无论记者介绍的“地情”原因是否“属实”，都说明了“政治是最大的经济”。而那位虞副局长则让我一下子想到“坏秀才”、“奏折派”、“智囊团”、“稳定高参”、“权术专家”、“腐败润滑剂”……

1998年的大税案还不应忘记恩威市。不过，谈到税，我即使别的不说，也不能不说到“南街”身上。

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曾让“万言书”的作者们很欣赏，因为它内靠“毛泽东思想”、外靠邓小平理论楞是将南街从一个穷村发展成拥有若干亿的“南街村集团”。1994年鄢烈山先生曾针对南街谁犯的村规就得被罚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劳动教育”是也），还要进“学习班”，接受大家的“批判会”帮助等等，称南街有侵犯人权嫌疑、“文革”遗风。何金生等人1998年还在《中国经济时报》连发几篇长文“宣传”南街，尽管栏目编辑多次诚征读者供文参加讨论，却不见有读者响应——响应了未被刊发也未可知。1998年11月27日的《南方周末》报“时事纵横”栏的何保胜先生，据新华社11月18日的一则报道作了评点。这则报道称：

河南省国税局目前决定对组织收税不力的临颖县国税局局长张一平、鹤壁市和鹤山区国税局局长王福顺予以撤职处分。据介绍，原临颖县国税局局长张一平违反税务代理有关规定，让代理中心收取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代理费100万元，以及同意将县国税局旧车与南街村集团新车对换，占企业便宜5.2万元，由此造成难以依法征管，致使这家企业1997年欠税2655万元。张一平受到撤职处分，并通报全省。

何先生评点道：“南街村”三字听了有几分耳熟，噢！不就是那个号称“外圆内方”、“无私奉献，反对腐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吗？这个“典型”，竟然“欠税2655万元”，换句话说，就是用它的“外圆”坑了国家（也剥夺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用它的“内方”肥了自己。报道中只说到税务局长被撤职，那么南街村呢？恐怕“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我想说得更干脆些：南街村有没有公款行贿的嫌疑？“欠税”与“逃税”、“偷漏税”是什么关系？能不能用“欠税”两个字说明？难道当年要为大寨讳，今天也要替南街讳吗？

YS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