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在握的总统从来没有这么孤单寂寞过 —— 布什伊战新战略毫无新意 廖天琪

在伊拉克战争进行四年、美军阵亡三千多人，执政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败，伊拉克人死伤数万，甚至数十万（确切数字有极大争议），萨达姆被处死，伊国的民主化并未实现，教派和恐怖暴力活动不减反增等等情况下，布什总统面对了一个中东局势的历史转折点。总统于1月10日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对伊拉克的新战略。然而这个讲话却是令人失望的，其中不仅没有新的思维，连对以往所犯下的错误的检讨也没有切中要害。可以说，在历史关键时刻，布什总统交了白卷。 数周前，由前外长贝克和前议员李汉密尔顿研制出来的解决伊拉克问题方案，其中提出的中心思想是：撤军和让伊拉克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也参与和谈协商；布什的爱将——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台前，所留下的锦囊妙计中，也建议撤军，他相信这样可以给马利基政府较大的压力，促使其自己挑起本国的社会安全的担子。但是布什总统一概不听，他违背专家和民意，一意孤行要增兵，宣布将立即向伊增派二万一千多士兵，并且威胁伊朗和叙利亚两个邻国。 布什总统坦率表示，以往的伊拉克政策有错误，他愿意承担责任。（到底他个人能承担如何的责任，他根本没提！）他指出错误有两方面，一：美国和伊拉克军队人数不够，不足以保障社区的安全。二，对军队限制太多，束手束脚。因此以前肃清了某个地区的动乱之后，军队一撤离，恐怖捣乱分子又重新盘踞进来。另外受到地区的教派族裔的政治和宗教干预，美伊军队无法进入特定的地区执行任务。从他上面的所谓总结经验、检讨错误来看，布什总统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因此他也无从指出理性平实的一条通往和平的可行之道。 笔者认为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的认识上，有两个误区：首先，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曾经被美国扶持的暴君萨达姆，统治和奴役了四分之一世纪本国的人民。现在美国发动战争，暴君虽然铲除，却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他们并不会因此对美国感恩，相反地，萨达姆乡里的逊尼人还把他视为民族英雄；每天依然生活在骚乱和暴力之中，人们不会觉得自由选举的珍贵。其次，低估了宗教族裔裂隙和仇恨的杀伤力。伊拉克有两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宗教、传统、习俗和民情都极复杂，硬碰硬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伊拉克是个泥潭，进去容易出来难。正如资深记者Bob Woodword所说：你走进去，这家店就是你的了。是的，美国现在有的，不只是这栈店丰富的石油的支配权，它捎带上的也是那每天吞噬美国军人性命的暴力和仇恨。 美国在在长达四年的伊战中，犯的最大错误是“拉一派（什叶派），打一派（逊尼派）”。占人口比例60%的什叶族以前受到占35% 的萨达姆所属的逊尼族的欺负。美军进来之后，没有进行二者之间的旋斡调解，反而为了追捕窝藏的萨达姆势力，而对逊尼打压，扶持什叶派，仇恨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加速加深。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好好训练共同的军队，却迅速建立了表面维持秩序的民兵，这也造成了今后伊军依然有点扶不起的阿斗之架势，不能承担大任。还有曾被萨达姆虐杀的库尔登族，他们在边区，占20%左右，分散于上面两个族裔和周边的国家之中。中东的诸多国家，从宗教和种族以及文化传统来说，真是纵横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跟隔邻的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从血缘文化上共同构成伊斯兰文化的大家庭。 许多人认识到，美国要解决伊拉克的问题应当走的大方向是：柔性、多元、国际化，即以对话代替对抗，换句话说，应当逐步撤军，让伊拉克人自己担负维和的责任；投入的经费资源除了用在当急的基建之外，应当投入教育和文化领域，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交流沟通；让国际社会和民间组织介入参与，稀释伊斯兰文化中极端保守的基本教义派的色彩。布什总统原来采用“牛康派”——新保守主义的强硬路线，现在他的所谓新策略依然一脉相承地死硬到底，想用军事行为来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胜利。其实“胜利”的定义是什么？美国难道需要打败这样一个沙漠国家，来证明自己是超级大国吗？要歼灭恐怖分子么？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美国盟友的沙地阿拉伯等国家，如何能一网打尽？要铲除暴君萨达姆，这个目的达到了，这只落网三年的死老虎，临了吊死枪毙也都算不了美国的辉煌胜利。 美国伊战的胜利应当是让美军和伊军的伤亡降到最低，并且在引导伊拉克步入民主的和谐社会后，身全而退地撤兵。说实在的，要维持六百万人口的巴格达市的和平治安，再派出二十万军队也许才能略见成效。现在在原有的13万美军之上，把这二万人加上去，只能是平添阵亡官兵的数字。美国打仗以来已经花费了四千亿美元，现在还要再拨款数亿，那些油田都成金矿了也补不回来，何况油田、油管需要大量驻军来守护，不然会落入恐怖分子手里。单单守着这些黑金，也就够折腾了。 不出所料，布什的讲话一公布，立即遭到民主党的强烈反对，连自己的共和党阵营也都沸腾起来。参议员Hagel说，伊拉克战争是越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危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布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法律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约束他的，但是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还有国会可以发挥制约作用、有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来自民间的庞大信任危机所造成的压力。大权在握的布什总统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单寂寞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比一位民选的总统被他的失望的选民遗弃时更为悲凉了。 ──《观察》首发

 

岁末年初，中共当局发布《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今年，即2007年，国防预算高达2838.29亿元，比去年又跳涨了14.68%。涨幅巨大。而外界从来都认为，中共实际军费开销，比它公布的数字，还要高出几倍。结合到人民币汇率一直被北京方面人为拉低，如果以人民币的真实价值估计，中共军费开销，极为惊人。

中国军费再度大幅增长，将肯定引发新一轮的世界不安。因为，从1990到2005年，中国军费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幅度，快速增长，年平均增幅达15.36%。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中共狂支军费，就是针对台湾。在中共的“白皮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然而，近两年台湾岛内情势演变，蓝绿内斗，互相牵扯，“台独”声势有所减弱。加之，在台湾内部，有像李敖那样的亲共政客作祟，台湾连“军购案”都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军费开销并没有随着台海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反而再度狂涨，如果说是为了对付“台独”，理由已经显得勉强。

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中共再涨军费，是为了实现其地区乃至全球霸权野心。然而，中国军费开销，已经名列世界第三或者第二，“中国威胁论”（应为“中共威胁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中共再度大涨军费，岂不是自招是非？

中共自己的解释是：“增加军费，主要用于改善军人工资待遇和部队生活条件，加大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军事人才建设，平抑物价上涨因素，增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费用。”

中共的这段话，有两个要点：提高军人待遇，添购军事装备。的确，中共对外、主要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军备，从未间断，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军人待遇，频繁为官兵加薪，幅度动辄高达50%，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仅见。

几度“改善”后，部队官兵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奢侈”的程度。北海舰队甚至报告：由于官兵“吃得太好”，体重超重者，从3.7%骤增至34.6%，为此“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加上军官普遍堕落，骄奢淫逸，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的“北海舰队”，是不是已经变成满清的“北洋水师”？表面上“船坚炮利”，内部却腐败透顶，可能在另一场“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与军队没有渊源，不约而同地，他们都以“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为诱饵，讨好部队官兵，进而控制军队，把为己用。江、胡等人深知，中共内部，虽说是“党指挥枪”，实际是“枪指挥党”，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实权。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始作俑者。而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也是利用手中的军权，推翻了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到了1989年，半退休的邓小平，更是利用残存于他手中的军权，血洗了请愿学生，软禁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

如今的胡锦涛等人，再度狂涨军费，与其说是为了对付外部，不是说是为了对付内部：为了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们需要进一步拉拢军队；为了弹压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众抗争（几乎每月都发生，规模动辄高达万人），他们需要仰仗军人。

因此，对中国军费再度跳涨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它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极度不安全感。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周二，是个晴朗的天，我在杭州市中心的博库书城三楼埋头找书，意外看到同样埋头找书的傅国涌老兄，只是他在抬头的同时，我也在抬头，于是打招呼闲聊了一阵。

国涌老兄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想起前不久他编的《过去的中学》一书，摆在博库、枫林晚、晓风几家书店的招眼处，很为他的勤奋耕耘，当园丁一丝不苟，而感到自豪，也备受鼓舞。前几天，我熟悉的杭州高中语文老师郭初阳添了件喜事，成稿已久的《言说抵抗沉默》终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十多位朋友在枫林晚书店二楼的咖啡空间畅所欲言，不仅仅是为指点这本新书，同样也是为了一种实现”演说抵抗沉默”的自由，傅老师从郭老师的书中看到了”语文的价值”，又看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希望，而我觉得语文课堂上要更多体现”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

语文课堂教育的空间，其实就在老师启发式教育而由学生自由表达的空间，郭老师在书中谈的是”个性差异、直觉在先、文本细读”这三点，正是语文课堂解读的基本原则，也是老师和学生展示多元思维、表达自由的准则。傅老师很热情地称赞了这本应该在当今中学语文教育界具有创新意义的《言说抵抗沉默》，值得在全国中学推广，甚至语文教师人手一本。

在书店里闲谈，漫无目的，别有情趣，一会扯到最近一份文化局的文件谈到某本禁书，一会又谈到无处不在的警察。突然我想起来了，此前一天我约请一位《圣经》研究学者前往本地一所中学谈一个小时的话题，内容即”《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基督教又有哪些精神”.没想到当天我来自上海的朋友魏梅小姐也在杭州，很凑巧。我们在西湖边的湖畔居喝茶吃饭，与她谈了不短时间的基督教话题，旁边还有一些朋友似乎也在倾听这样有趣的话题，一边喝茶，一边看西湖，看起来非常和谐。

西湖之上，轻舟漂移，阳光灿烂，这在上海简直不可想象，只有杭州才难得有那么好的有山有水的景致。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匆匆把她送到西湖边附近的凯悦宾馆，赶紧到不太远的那所中学去。再次没想到，原本元旦前就已约好的为高中同学讲《圣经》的课程突然取消了，约请我们的老师也已经及时把最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告诉了我，只是我当天手机短信堵塞，没有看到新信息，等赶到学校的时候方才明白，原来是有警察来过了，他们要求校长取消了这次讲课。本来，那学校老师并不仅仅想约请《圣经》专家来讲基督教，还打算约请有关专家讲佛教，讲道教什么的，只是选择在第一堂课讲《圣经》是怎么一本书，却没有意料到校长怕警察，不问什么原因，就匆忙关上了这扇本应传播文明之光的大门。

今天的校长怕警察，使我想起昨天北大的著名校长蔡元培来，蔡校长却不怕警察，而是怕学生，学生有爱国热情，要游行示威，他虽然阻挡不住，但他会保护，他最怕学生被警察打，因为他是校长，有保护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学生不理解，尽管他还挨过学生的打。可今天的校长，为什么要怕警察呢？警察又不会冒着摘掉警徽的风险而去打人，真想不通？

校长怕警察，我是已经经历一次了，不奇怪了。记得去年8月份，杭州的中小学临开学前，我去帮助两个户口在外地的孩子报名上学，按照杭州市长孙忠焕在本市”两会”期间的承诺，外地孩子都可以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可这两个孩子由于其父母都在这里打工，为了接送孩子方便，就到附近的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报名。刚开始，那学校的老师很是喜欢其中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就让他的父母填表，可另外一个是女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老师怀疑她父母的暂住证有问题，态度不好，有刁难之嫌。当时我知道其中有个老师就是校长本人，就提示说”老师您别难为人家”，没想到那老师不依不饶，我在场也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本市市长承诺的事情到了下面就那么艰难呢？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就把杭州的”110″警察叫来了，这里我表扬一句”110″，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赶来了，当天还是礼拜六。警察一来，学校老师似乎有点殷勤了，不过不是对我殷勤，而是对那两位警察，一男教师拍马屁似地连忙拿出瓶装饮料热情地递上去，我心里很生气，人民警察是来处理事情的，既然你们怀疑这孩子家长的暂住证有问题，让警察来评判是真是假，为什么玩花样呢？明明我们是报名者，又是人民教育的支持者，可公办教育的老师态度如此世态炎凉，大热点怎么不感到气愤呢？可这位校长似乎不管这些，我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也处理了这个问题，暂住证没有问题，并批评了这个学校如此怀疑暂住证，他们说的另外一句话我就不转述了，因为总有人”拎不清”，亵渎了师道尊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校长名字叫鲁聪，女（电话13605819936，0571- 86980195）。就是她因为这次我把警察叫到学校来而恼羞成怒，原本我所帮助的那两个孩子至少就一个可以就近在南肖埠小学读书，可后来一个也读不成了，他们的家长很是辛酸，好事没办好，还在心里堵了一肚子气。幸好，有家报纸看不过去，去采访鲁聪本人，并在报纸上批评了这个学校甚至整个杭州市的做法。同时，新华社记者也就杭州有大约八千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杭读书而进行了报道，网络上也大量进行了转载。

如此鲁聪，鲁是粗鲁的鲁，不是卤莽的卤，却是因为她怕警察让我觉得她确实不够聪明，而有点鲁智深的”鲁”.《圣经。罗马书》这样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你若作恶，却当惧怕”（罗十三3-4）。按照北大博士李柏光的话说，警察这样的官，本是我们民众的仆人，岂有让民众怕的道理？

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守法公民，心中无愧，何必怕警察呢？人民教师鲁聪却利用手中所有承担义务教育的公立小学资源的分配特权，歧视外地孩子，哪有人民教师的样子？为此我将我的投诉信提交给杭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教育局长徐一超，杭州江干区时任区委书记暨军民（现由原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立毅接任，暨军民改任中共宁波市江东区委书记，无论他到哪里工作也都逃不脱网络的追查和谴责）和区长蔡仲光（原为杭州上城区副区长，该领导有一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统筹发展，教育为先；人才强区，教育为本””学校的建设，可拖不得），尤其是通过浙江省教育部门的朋友关系联系到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这样的”老爷衙门”（局长为陈秋芳），找到副局长施德明，去告状，去试图解决问题，结果找市、区主要领导却都是杳无音信，副局长施德明倒是直接说不行，简直是”旧社会衙门的老爷作风”，霸道而不作为。此后，我觉得每次走在人民政府大门前都有点看不起这个所谓人民政府的滋味。先前，我曾经感谢过王国平书记和孙忠焕市长曾经因我的自行车被别的电动车撞坏而被杭州的某交通警察”随意乱判”作过批示，使我避免了损失，又批评了那交警察，可现在这两位”大人”异口同声地装聋作哑了，不过我不感到奇怪。曾经我和一个特别的朋友交流过，希望就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和南肖埠歧视外来居民的孩子就近接受教育权之事，设想进行和平而非暴力的公开抗议，比如能否到杭州市公安局申请游行要求教育公平等，没想到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我说这可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啊，可他还是摇头，看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宪法权利可以被这样轻易落空？

校长怕警察，难道校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担心被查？我知道教育产业化以后，基础教育就一块最大的”肥肉”就是”借读费”.我们知道，一个城市，有师资强的学校，也是师资弱的学校，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好的学校总是人满为患，怎么办？于是就衍生出来了”借读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理由，凡是孩子户口不在这个学区而是到学区之外的学区读书的，统统收借读费，几万元不等，这可苦了那些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只能去读师资弱的学校，而有钱人可以”赢家通吃”.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实无奈。可今天，我看到的那些校长怕警察的例子倒不是因为学校有什么问题，而是警察权力大，学校要给警察面子，却不给提出正当理由的普通人面子。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公民，一名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我和警察是平等的，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更是这样，可是现在却出现了校长怕警察的事情，我倒怀疑我所经历的这个社会是否正常？是否和谐了？

一个国家能否复兴，教育是基础，谁轻视教育，那被轻视的结果就会报复谁。我想，教育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要通过教育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没有公平的教育，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所以，我一直为杭州的八千甚至更多的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父母所在的杭州读书担忧，更为那在杭州读书却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外来人员子女担忧——比如他们只能上条件很差的民工小学，希望上帝眷顾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努力而成材，成为未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成为人们中间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

不过，通过网络这样的和平非暴力方式谴责一番就够了，共产党内不是一向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嘛，他们不自我批评，我就去响应他党的号召去批评一下他党的干部。《圣经。罗马书》上还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的，我们作为个人，要忍耐这个政府，自己”不要志气高大”，要处处做到虚怀若谷，心胸宽广，要时刻追求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正是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的意思。能够做到的人，就能够得到来自天上的祝福。这祝福，就是最好的。

Siege of ‘Little Green Men’
The 1955 Kelly, Kentucky, Incident

Joe Nickell

On the night of August 21, 1955, during the heyday of flying-saucer reports, a western Kentucky family encountered—well, that is the question: what were the humanoid-like creatures that terrified a family at their farmhous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at Kelly, Kentucky, that evening?

For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incident, I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at a Little Green Men Festival in Hopkinsville, Kentucky, staged by its Chamber of Commerce. I determined to investigate the story that had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U.S. Air Force’s “Project Blue Book” (which investigated 12,000 UFO reports from 1952 to 1969) and that also inspired a novel (Karyl 2004), a video documentary (“Monsters” 2005), and even an X-Files comic book (“Crop” 1997).

My investigation included visiting the site in the company of UFOlogist and fellow invited speaker Peter Davenport. (We were each given a key to the city by Hopkinsville mayor Richard G. Liebe and chauffeured in his car on research jaunts by Rob Dollar.) I also obtained copies of original newspaper clippings at the Hopkinsville Public Library, conducted further research at the local museum, talked with witnesses to the events, studied detailed reports on the case, and much more. I even attended a Holiness Church tent revival, just down the road from the site of the Kelly incident, held in response to the Little Green Men Festival. Many of the congregation wore green T-shirts with the slogan “Son of Man Is Coming Back.” Pastor Wendell “Birdie” McCord (2005) told me, “I don’t know whether the green men is [sic] coming back, but I know the Son of Man is coming back.”

Figure 1. Site of the 1955 Kelly, Kentucky, incident can still be seen (although the farmhouse has been replaced by a trailer). Photos by Joe Nickell

Background

On the evening of Sunday, August 21, 1955, present at the Sutton farmhouse at Kelly were eleven people: widowed family matriarch Glennie Lankford (50); her children, Lonnie (12), Charlton (10), and Mary (7); two sons from her previous marriage, Elmer “Lucky” Sutton (25) and John Charley “J.C.” Sutton (21), and their respective wives, Vera (29) and Alene (27); Alene’s brother, O.P. Baker (30 or 35); and a Pennsylvania couple, Billy Ray Taylor (21) and June Taylor (18). The Taylors, along with “Lucky” and Vera Sutton, had been visiting for a while, being occasional carnival workers.

Not all of the eleven were eyewitnesses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One of the women, apparently June Taylor, had been “too frightened to look”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4), and Lonnie Lankford (2005), speaking to me at age 62, said that, during the fracas, his mother had hidden him and his brother and sister under a bed.

About seven o’clock, Billy Ray Taylor was drawing water from the well when he saw a bright light streak across the sky and disappear beyond a tree line some distance from the hous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 Isabel Davis, who investigated the case in 1956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5), Billy Ray Taylor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eyewitnesses:

He had looked at the creatures with extravagant success. He wa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group who appeared to arouse immediate doubt in everyone who talked to him. . . . Even among the family he had a low standing; when he first came into the house and reported a “spaceship,” they paid him no attention. Later,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s, he basked in the limelight of publicity. He elaborated and embroidere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creatures (though not his description of the “spaceship”) and eventually produced the most imaginative and least credible of the little-men sketches. Several skeptics who labeled the story a hoax referred to him as the probable originator. His behavior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at of the other witnesses, none of whom aroused such prompt suspicion in the investigators.

About an hour after Taylor reported his “flying saucer” sighting, a barking dog attracted him and “Lucky” Sutton outside. Spotting a creature, they darted into the house for a .22 rifle and shotgun, thus beginning a series of encounters that spanned the next three hours. Sometimes, the men fired at a scary face that appeared at a window; sometimes, they went outside, whereupon, on one occasion, Taylor’s hair was grabbed by a huge, clawlike hand. Once, the pair shot at a little creature that was on the roof and at another “in a nearby tree” that then “floated” to the ground. Either the creatures were impervious to gun blasts or the men’s aim was poor, since no creature was killed.

After a lull in the “battle,” everyone piled into their cars and drove eight miles south to Hopkinsville’s police headquarters. Soon, more than a dozen officers—from city, county, and state law-enforcement agencies—had converged on the site. Their search yielded nothing, apart from a hole in a window screen. There were “no tracks of ‘little men,’ nor was there any mark indicating anything had landed at the described spot behind the house.” By the following day, reportedly, the U.S. Air Force was involved ([Dorris] 1955) but ultimately listed the case as “unidentified” (Clark 1998).

Figure 2. Lonnie Lankford was only twelve when the “Little Green Men” incident occurred.

Aliens?

The earliest articles on the incident did not refer to “Little green men.” That color was apparently later injected by the national media, although “Lucky” Sutton’s son now says his father described them as “silver” with “a greenish silver glow” (“It Came” 2005, 8, 10).

Other details are also somewhat fuzzy. The beings were described in the first newspaper story as “about four feet tall,” having “big heads” with “huge eyes,” and “long arms” ([Dorris] 1955). However, they were downsized by Glennie Lankford (1955) to “two and a half feet tall” and were said to have large pointed ears, clawlike hands (with talons at the fingers’ ends), and eyes that glowed (or shone) yellow. They also had “spindly,” inflexible legs (Clark 1998;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 28).

Although the earliest published story claims there were twelve to fifteen creatures, the fact is that in only one instance did the eyewitnesses see more than one creature, and that was the time (mentioned earlier) when a pair was spotted (one on the roof, one in a tree) (Clark 1998;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8, 27).

From the outset, people offered their proposed solutions to the mystery. In addition to those who thought it was a hoax, some attributed the affair to alcohol intoxication. I talked with one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ors, former Kentucky state trooper R.N. Ferguson (2005), who thought people there had been drinking, although he conceded he saw no evidence of that at the site. He told me he believed the monsters “came in a container” (i.e., a can or bottle of alcohol). A visitor to the farm the next day did notice “a few beer cans in a rubbish basket”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5). Whether or not drinking was involved, it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saucer” sighting; other UFOs were witnessed in the area that evening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3). (More on this later.)

Monkeys represented another “theory.” Supposedly, one or more monkeys had escaped either from a zoo or a traveling circus. However, there was never any credible evidence of such an escape (Clark 1998; Carlton 2005). The search for a terrestrial explanation of the incident would have to continue.

Solution

I long ago recognized the Kelly flap as being very similar to two alleged alien-encounter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West Virginia, the 1952 appearance of the “Flatwoods Monster” and the 1966 “Mothman” sightings—the first convincingly identified as a barn owl (Nickell 2000), the second as a barred owl (Nickell 2002).

A year after my Flatwoods Monster article appeared in Skeptical Inquirer, a young French UFOlogist, Renaud Leclet, wrote articles on the Flatwoods and Kelly cases. He concurred with my determination in the former case, and now I can return the favor in the latter. I had suspected owls in the Kelly case, but—since I prefer to investigate on site—I was awaiting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area; that came with my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event. By then, Leclet had ventured to identify the Kelly entities from afar.

Although he and I have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he refers to the creature as an “eagle owl” (Leclet 2001), a designation for the genus Bubo that is not generally used by most authorities when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species Great Horned Owl (Bubo virginianus)—popularly called a “hoot owl.” (See, for exampl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Field Guide to North American Birds: Eastern Region [Bull and Ferrand 1994].) Confusion can thus occur. [1]

Echoing descriptions of the Kelly “little men,” the Great Horned Owl has a height of some 25 inches; very large, staring, yellow eyes; long ear tufts; a large head, set (without apparent neck) on its shoulders; a light-grey underside; long wings that, seen on edge, could be mistaken for arms; spindly legs; claws with talons; and so on (“Great” 2006; Bull and Ferrand 1994). An owl could be on a roof or in a tree and be perceived to “float” to the ground. As to their behavior, Great Horned Owls are “extremely aggressive when defending the nest,” and their activity typically “begins at dusk” (“Great” 2006).

Although some accounts claim the little beings “glowed,” Glennie Lankford, in her statement (1955), actually used the word shining. That might have been simply an effect caused by the farm lights.

As to the “flying saucer” sighting that preceded the encounter, there were area sightings of “meteors” at the time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3–34, 61–62). Most likely what was witnessed was a very bright meteor (or “fireball”).

In summary, allowing for the heightened expectation prompted by the earlier “flying-saucer” sighting, and for the effects of excitement and nighttime viewing,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famous 1955 Kelly incident is easily explained by a meteor and a pair of territorial owls.

What a hoot!

Figure 3. The author is “kidnapped” by “aliens” at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festival of the incident in Kelly, Kentucky.

Acknowledgments

In addition to those mentioned in the text, I am grateful to Betsy Bond and her colleagues at the Hopkinsville-Christian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ll the other area folk who assisted me in my work, notably Donna K. Stone of the Pennyroyal Area Museum in Hopkinsville and William Turner, county historian with the Christia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I am as usual grateful to CFI Libraries director Tim Binga, and also library assistant Lisa Nolan, for research assistance.

Note

1. For example, somehow Leclet (2001) reports “eagle owls” as having facial discs that are “white,” whereas those of Great Horned Owls are yellow (or “tawny-buff”: see “Great” 2006).

References

Bull, John, and John Ferrand, Jr. 1994.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Field Guide to North American Birds: Eastern Reg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Carlton, Michelle. 2002. Kelly green men: Children of witness to alleged alien invasion defend father’s 1955 claim. Kentucky New Era (Hopkinsville, Ky.), December 30.

———. 2005. Myriad of theories speculate on Kelly legend. (In “It Came” 2005, 3, 14).

Clark, Jerome. 1998. UFO Encyclopedia, 2nd ed., in two volumes. Detroit: Omnigraphics, volume II: 552–554.

Crop Duster. 1997. Issue 32 of X-Files comic book, New York: Topps Comics; cited in “It Came From Kelly” 2005: 5, 12.

Davis, Isabel, and Ted Bloecher. 1978. Close Encounter at Kelly and Others of 1955. Evanston, Illinois: Center for UFO Studies.

[Dorris, Joe]. 1955. Story of space ship, 12. Little men probed today. Kentucky New Era (Hopkinsville, Ky.: August 22. (Cf. “It came” 2005, 10.)

Ferguson, R.N. 2005. Interview by Joe Nickell.

Great horned owl. 2006. The Owl Pages; accessed July 7, 2006.

It Came from Kelly. 2005. Publication of Kentucky New Era newspaper, Hopkinsville, Kentucky, n.d. [August].

Karyl, Anna. 2004. The Kelly Incident. Vallejo, California: Gate Way Publishers.

Lankford, Lonnie. 2005. Interview by Joe Nickell, August 20.

Lankford, Glennie. 1955. Statement signed August 22; text given in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12.

Leclet, Renaud. 2001. Kelly-Hopkinsville. Series of articles dated August 28; online here; accessed July 10, 2006.

McCord, Wendell. 2005. Interview by Joe Nickell, August 19.

Monsters of the UFO. 2005. Video previewed August 20, referenced in “It Came” 2005: 12–13.

Nickell, Joe. 2000. The Flatwoods UFO monster. Skeptical Inquirer 24(6) (November/ December): 15–19.

———. 2002. Mothman revisited. Skeptical Briefs 12:4 (December), 8–9.

【2007年1月12日狱委讯】自由亚洲台粤语部记者姬励思报道：被扣留逾四个月的浙江自由撰稿人力虹，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案件将于周五以闭门方式开庭审理。 力虹的案件将在周五早上于宁波中级法院开审。力虹的妻子董敏表示，力虹的律师告诉她，当局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会公开审理。但她说，无论如何她仍会前往法院，争取见丈夫一面。她又说，现时的心情很紧张，亦很担心。 董敏说，力虹的母亲年事已高，而他们的女儿正在外地念书，因此她不希望她们两人到法院。 记者致电力虹的律师李建强，但至截稿前仍未能联络上。董敏估计李建强可能还在赶往宁波的路上。 而力虹的好朋友，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负责人林辉表示，他原本打算到法院旁听，声援好友，但获悉案件闭门审讯后，只好取消有关的计划，他批评法院的做法不合法理。 据李建强较早前接受本台访问时透露，当局起诉力虹的根据是他写的6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大部份是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声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等，当局指文章涉及污蔑、诋毁现行国家政权的言论。他认为，当局对力虹的指控理据不足，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力虹原名张建红，曾任中国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总编辑。他因参与89民运，被当局以“在六四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近年经常发表尖锐批评中共政权的文章。他于去年10月12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

　

【2007年1月12日狱委讯】2007年1月11日下午14：40-15：40，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胡啸律师和广州当地一名律师一道，在广州市看守所会见了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按照规定，郭飞雄与两位律师应该用桌椅面对面的交谈，但这次却用玻璃把他们完全隔开，用话筒沟通。虽然表面没有警务人员在场，但郭飞雄相信广州警方会对他与律师的交流进行监听和录音。 据郭飞雄反映，广州市公安局预审处警察们比他被逮捕前侦查阶段的警察残酷得多，他们对郭飞雄用手铐、脚镣铐在床上40天。郭飞雄为表示抗议，继续绝食了25天，与他2006年9月14日到28日绝食绝水的15天相加，他至今一共绝食过40天。广州公安预审人员殴打郭飞雄，懂得相关法律的郭飞雄马上投诉，然而投诉后换来的是预审警察的暴力报复，郭飞雄再投诉，结果亦然。期间为了回应投诉，预审警察中甚至有人将自己皮肤掐出痕迹，然后称被郭飞雄打了。从被逮捕以来，郭飞雄共被提审讯问97次，平均每天都有。  广州公安预审人员还声称，郭飞雄”非法经营”案件的另两位”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指认”郭飞雄为”首犯”，他们都是”受指使”。并且把买家实际结算的8万元相关出版物，硬说成是按书价总额20万元。公安预审人员威胁说，就是要提高数额，好判郭飞雄10年、20年。公安预审人员着重向郭飞雄强调：”要跟着共产党走，要听政府的话。”郭飞雄今天对律师表示，不管是判处他10年还是20年，他都不会妥协，会温和的对抗。并且他也不会选择出国。本案涉及郭飞雄多年前所参与的书籍出版，他个人认为这或许就算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作的一些努力吧。  在2006年10月份时，广州市公安局把北京国保秘密警察提供的高智晟律师案件的案卷给郭飞雄看，意图说明高智晟律师”已经配合政府”，而郭飞雄就不要硬撑了。这些案卷有一尺厚。飞雄在阅读了部分案卷之后，他认为高智晟律师采取的是聪明磊落的妥协，高律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并没有牵连别人。郭飞雄希望外界让高智晟律师能够好好的生活，不要给他过多的压力。 由于检察院只答应下周一、二才提供郭飞雄的案卷。所以胡啸律师暂时只拿到了起诉意见书。律师判断检察院推延的原因是证据不足而心虚。胡啸律师将起诉意见书念给郭飞雄，飞雄判断其中只有七八个人的证词，没有实际证据。根据起诉意见书，郭飞雄案件罪名为单一的涉嫌”非法经营”，与高智晟律师案件没有关联，也不牵涉其他维权因素。胡啸律师已经于本日返回北京。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非常气愤，也为丈夫的身体忧心，”骂人、打人、绑人在床上……共产党的监狱太可怕了。”电话背景中传来小孩子的声音，张青每天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照顾孩子们。 两年前全世界曾关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虐待恐怖分子囚犯的问题，但相关的问题也是美国人自己公开曝光出来的，美国人有勇气承认并给与虐囚者刑罚。现在已经进入北京奥运筹备期的关键一年，全世界都该关注中国的公安部门刑讯逼供和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2007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郭飞雄案件是和奥运会相关的人权侵害案件。更何况，2010年的亚运会就要在广州举行。请有关国际人权机构将2006年至今发生的几起奥运人权案件反映给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并敦促中国政府改正并严惩责任人。

　

 

当2003年底动笔创作《如焉@sars.come》（下称《如焉》）的时候，胡发云或许不曾想到这部他用3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命运。它最初被贴到网上，经由网络世界征服了第一批读者，然后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递，进而竟然被打印成册在京城传播。直到2006年初，《江南》全文刊登了这篇小说，一时间令这本期发行量仅2000余册的纯文学杂志销量增至11000册。前不久，《如焉》的单行本终于出版，成为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学图书出版中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作者自述：胡发云，1949年生。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为主。散淡，怠惰，任由性情，写得不多。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葛麻的1976－1978》、《射日》等。《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

当记者今年4月在武汉东湖畔采访胡发云的时候，《如焉》已在相当一部分读者中产生不小反响，但单行本的出版还没着落。一提到这部作品，提到书中人物茹嫣、达摩、毛子，胡发云就有些激动，用他颇具磁性的嗓音侃侃而谈。他的表达既富于理性思考又至情至性，那一刻他同书中人物完全没有文字阻隔，仿佛就坐在一起。书中的茹嫣是位独居的中年女子，她在儿子出国之后初涉网络，借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及其导师卫老师等人，被他们的思想所震撼。同时在同事江晓力撮合下，副市长梁晋生走入茹嫣的生活。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茹嫣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与达摩们的思想交流同与梁晋生的情感纠缠让她面临着抉择和矛盾，梁晋生同样面临着情感和仕途的两难……从文学意义上看，也许《如焉》不够完美，但这一看似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的“言情”故事背后，凝聚了作者胡发云对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这使得《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内心。

读书报：一开始计划写作《如焉》源于什么？是网络带给你的触动吗？

胡发云：这篇小说算是我的率性之作。网络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非典、海湾战争，还有很多天灾人祸，这些在和平年代几乎要一百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一年中就发生了。在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有个最主要的人物，看不见的人物，就是网络。它像是传统戏曲中的说书人，串起所有人的角色，所有人在和网络对话的时候，其角色身份才得到确认。如果没有网络，就不会有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在今天的真实生活。网络是虚拟的，但在中国，网络同时也是真实的。我们在一个大背景下其实都在演绎着被虚构的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网络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读书报：在《如焉》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达摩。他生活在当下，骨子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与现实和平共处，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胡发云：达摩身上包含着一种情怀。现实生活中情怀往往比思想更重要，思想有时会过于晦涩，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高的思想境界会源于最普通的情怀。所以我会强调我笔下人物所拥有情怀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缺少很美好、很和善、很高贵的情怀，这是一种悲哀。知识分子有时会用比较清醒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情怀，而很多百姓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时时处于蒙昧状态，失去了应有的情怀。当然这错不在百姓，而在于整个社会进程中缺乏生长这些情怀的土壤。

书中的达摩也好茹嫣也好，我都对他们倾注了自己的爱与倾慕，也许是我在生活中邂逅了类似的人。很多读者觉得《如焉》中有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如果了解我，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就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就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看似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是具体的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对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如果把很多年来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些常态的东西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那些市侩主义就是常态了。

读书报：茹嫣这个人物身上有女性感性的一面，但是对身边的一些社会话题又不乏理性关注，这个人物似乎很复杂？

胡发云：在很多话题面前，茹嫣并不具备系统的深奥的理论基础，也缺乏理性判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很多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天地良心黑白善恶的问题，靠人们的直觉完全就能得出结论。而茹嫣无疑保持着这种朴素的判断力，内心有着对一些事物天然的怜悯和同情，有本能的痛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茹嫣的反应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出了问题？且让读者去思考吧。我想，茹嫣既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清晰明确认识的知识分子，她只是个靠内心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女人。

读书报：茹嫣的这种并无理论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达摩的思考是非常有对照意义的。

胡发云：达摩是比较清醒的人，他从小就有系统的理论训练，他的理性思维和对于理论资源的把握都决定了他的清醒，但是达摩和茹嫣在某一个思想层面能够达到默契，这在某个层面上是统一的。或者说茹嫣具备了接受这种思想的素质，而达摩的思想是基于他情怀深处的肯定和追求。

读书报：书中的梁晋生也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有着官员中不多见的思考方式和情怀，但是他最后依然选择能够辅助他仕途的江晓力，没有选择跟他更有精神默契的茹嫣，你觉得他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吗？

胡发云：这种选择有很多偶然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不接受江晓力，如果那天晚上他跨出门的一刻江晓力没有进来，没有对他说那番话，如果非典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显然会解甲归田回复到本真状态。但生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那天晚上江晓力那番话既有威慑又有诱惑，既有冷酷的批评又有很温柔的期待，是他人生的偶然转折点，很多人生活中都会出现这些偶然。但是梁晋生的偶然却存在着巨大必然，他无法摆脱中国官场文化带给他的价值判断能力，他这么做几乎是无可挽回的。

读书报：书中卫老师那一代人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必然选择，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足以支撑他们一生的坎坷？

胡发云：我确实认识一批卫老师那样的老人。他们用普罗米修斯般的姿态为自己赎回前半生的蒙昧、怯懦、游移，他们宁愿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知道自己的某些痛苦会带来灵魂的安宁。卫老师是从他们当中派生出来的人物，他的选择带有某种宗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觉醒，况且卫老师最终还得到了一段美满的爱情。

读书报：在《如焉》的读者中，既有你的同龄人，也有年轻人，甚至也不乏中学生。书中有何超越时间的东西能令年轻人有所触动？

胡发云：书中人物的情怀并不一定要年轻读者熟悉那些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才能感受，这些精神层面的情怀是可以穿越历史去打动每一位对这种情怀有感受力的读者的。读者有这样的反映，作家用文学创作来表现这些复杂历史与深刻情怀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普世的方式来接近历史，可以多写写身处历史中的人，而不是非要阐释历史真相本身。

 

人类享有一种共同语言互相沟通的愿望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创世纪.十一章》记载，其时整个地球的人类使用同种语言，在巴比伦城建造一座通天塔，藉此要上达天堂。上帝恐慌地说，如果人类使用一种语言，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情了。为了阻止人类的企图，上帝开始让人类使用不同语言，造成交流障碍，互相困惑，通天塔因此也没有建成。此后，巴比伦塔在西语中常表示语言不通的意义（英文BABELISM、瑞典文BABBEL都表示让人听不懂的话）。

假如巴比伦塔之毁灭属实，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由於各民族语言不同而互异其趣，丰富多彩，上帝还是为人类共享文学财富制造了障碍.不同民族要互相分享文学成果必须通过文学翻译，似乎可比登天之难.诗人弗罗斯特就认为诗歌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中国作家汪增祺、阿城，中文都至上乘境界，但至今的翻译都无法尽传其美其神其趣。

翻译因此成为向上帝的挑战。有翻译优秀者，可以传神，还原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同类性，实现人类互相沟通的渴望。荷马但丁因此可以行吟各国，莎士比亚易卜生因此可以登上各国舞台。特别是在当今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用图书做砖建起的书城书塔在全世界比比皆是，而文学翻译也已成为目前世界出版业最活跃的领域，在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上，翻译图书甚至压倒本国文学创作的数量。

2005年，世界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完成了一份“全球化与文学翻译”的报告，对各国文学翻译和出版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本人负责撰写报告的中文文学翻译部分。此报告在2006年国际笔会柏林年会上通过，并报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今年十一月底，在欧盟支持下，由西班牙巴塞罗纳拉蒙。吕尔研究院（INSTITUT RAMON LLULL）主办了题为“让文学旅行”的研讨会，探索如何促进世界文学翻译的问题.文学翻译比喻为发放旅行签证，借以通行各国。会议特别邀请国际笔会报告的数位执笔人出席发言，本人也有幸侪列其中，并在会议上做了题目为“让什么样的文学旅行”的发言，强调文学作品也多有不同价值，而翻译应该注重文学美学价值而非商业和政治价值，应该注重高质量的美文文学翻译.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翻译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商业化影响，市场考虑主导了翻译趣向，翻译质量也反而减退。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创作环境很差，但有文学兴趣素养的学者转而从事翻译，因此产生不少优秀译着译者，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译者傅雷，据法国汉学家评价其译笔实在超过原着文笔.而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翻译，除京沪老牌出版社还有较好译着外，其余多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也难有傅雷级的翻译再以译笔着名。

另一大问题是英语正成为统一世界的“巴比伦”语言，英语文学翻译为压倒多数，在很多国家图书市场都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相对来说，非主流的少数族群语言文学的翻译处於边缘状态，而其主要翻译对象也是英语.保护与促进少数族群语言的文学翻译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和文学界关心的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建立相关网页和数据库（www.unesco.org/culture/xtrans/），记录1979年以来各国翻译160多万件。欧盟从2000年起投入资金资助文学翻译，特别是少数族群语言，2005年达到140万欧元。此次会议因此也有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欧盟翻译基金会的代表出席。

这次国际会议在西班牙东部都市巴塞罗纳举行并非偶然。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本地语言是卡塔兰语（CATALANIA）而非西班牙语.在佛朗哥独裁政权当政的时代，卡塔兰语被全面禁止，直到75年佛朗哥倒台西班牙民主化后才得以恢复，拉蒙。吕尔为着名卡塔兰语诗人，以其命名的研究院即是致力恢复维护卡塔兰民族语言的机构，其院长也是国际笔会下属卡塔兰笔会负责人。因深感强势语言的压迫，卡塔兰文化界大力促进少数族群语言的文学翻译，其自身的文学出版也成绩卓着。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就将以“卡塔兰”为主题.

就中文文学翻译成各国文字而言，每年翻译出版包括各种语言在内不超过百种，仍很有限。相对而言，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则为数十倍。大陆统计的比例目前为10﹕1左右，即仅大陆地区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就千种以上。不过，由於各国对中文文化包括当代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中文着作出口数量肯定会日益增加，法兰克福书展去年中文与外文图书成交比例已接近4﹕6.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一向有邀请专家介绍不同语言文学的传统，近闻再度邀请中国文学专家撰写有关报告，可见对中文文学继续关注。独立中文笔会最近也加入了国际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该委员会原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机构，主旨是促进国际间介绍翻译介绍文学，最近已经在其网站特别推荐十名中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促进中文文学翻译（http://www.diversity.org.mk/）。

作为用中英文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者与热心推动者，笔者希望，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湮灭与历史尘埃下的巴比伦塔可以通过文学翻译得以重建。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推荐胡发云：“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

杭州的知名学术书店枫林晚在推荐时更是夸张得和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你可以不读《我的名字叫红》，但不可以不读《如焉》！

在四月份举行的“《如焉》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邓晓芒、艾晓明、崔卫平、丁东、傅国涌等都给予了《如焉》相当高的评价。南方一家周刊甚至以“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了这次研讨。

点这里直接下载

 

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郭沫若《吴淞堤上》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带有终极色彩的问题不知已经、正在或将要困扰多少人。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据说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祥瑞频出、万方来朝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当下，从庙堂冢宰到贩夫走卒，从学舌鹦鹉到草野潜夫，从耄耋老者到黄口学童，无不欣忭踊跃、拜舞谢恩。我们是谁？我们是唱着春天的故事的奔小康的幸福的人们，或者是小康道路上的带头人，或者是保持先进性的精英一族，或者是具有巨大智力优势的设计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新中国那里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当然是朝着幸福的地方迈进，走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

然而，这套连真理部内部的人都感到底气不足的说辞，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仍然有真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以及表达者。湖北小说家胡发云以他的长篇小说《如焉》表明：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智慧的思考者和表达者。

一、如焉

如焉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茹嫣的网名。

虽然胡发云并没有在这个名字上多作说明和暗示，但从他把这个名字作为书名来看，我愿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名字。在文言文里，“如”可以作“往、到”理解，而“焉”则可以作“哪里”理解。从全书的意蕴来看，这部小说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具有形而上的终极色彩，也具有形而下的意义。如果纯粹从字面上做这种拆字游戏，毫无疑问，这是牵强附会的可笑的咬文嚼字的游戏。小说中的人物以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在思考这个严肃而无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如焉这个名字来源于网络，我不妨把网络作为思考的起点。虽然我们有伟大的金盾工程以及独步宇内的屏蔽技术，虽然我们输入某个网站的域名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该页无法显示”并因此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和愤怒，虽然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半真半假或者鱼目混珠，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的选民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便捷快速的交流工具，让我们享受到人类文明的顶级智慧和最高成果，让我们从柏拉图所说的幽暗的洞穴中沐浴到智慧的阳光，让我们的心智不再永远被锢蔽，让我们不再做罐头中陶然自得的沙丁鱼。

据说在结绳记事的年代，部落中最具权威的是那些有着超常记忆力的长者——他们垄断着信息和记忆实际上就是垄断着智慧。在与时俱进的今天，完全垄断既是办不到的也是愚不可及的。于是张春桥式的真假参半的宣传效果，远胜过戈培尔式的百分百的重复一千遍。尽管如此，那些像渴求阳光一样渴求真知的人仍能从愚民大网的罅隙中穿网而出，在狼奶中过滤出些许维持良知正义信仰所需要的养分。

网络让如焉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知情权得到彰显，也让如焉的表达权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更让如焉得以抒发自己对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受。网络使如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将潜藏的才智和灵性充分表达出来的人。在网络的世界里，如焉得以诠释母性的光辉，得以葆有坚持言说真相的部分权利，得以体会才情与灵性得到认可的骄傲和自豪，得以体会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出自本心表达所带来的尊严。在网络延伸的现实世界里，如焉更加体会到中国民众从来匮乏的聚会所带来的巨大震撼，这种震撼决不是像小孩子认识几个新朋友那么简单，而是基于思想的尊严和观点的认同所带来的那份默契。网络聚会——网聚，这个聚集着人类天性中社会化本性的结社的渴望与现实中只能道路以目的无奈和辛酸的词汇，不知道多久之后将像laogai一样进入英语词库，从而让世界其它文明认识到作为类人孩的我们的尴尬和逼仄？处于单子化状态的空心人是那样的苦弱无助，也是那样的便于宰割凌辱，因而任何有利于民众体会人的尊严和智慧的聚集，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拆散；任何基于思考和尊严而组合的社团都在禁止和打压之列。我们没有交友权，没有走动权（余世存语），没有思考权，没有自己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我们开口就是《春天的故事》《东方红》《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卫立文说到这一点的沉痛让人无比辛酸的认识到，我们和《阿Q正传》中的吴妈没有什么两样：吴妈处于那样卑微和屈辱的境地，然而她在和阿Q说话时，开口就是我们老爷要娶小、太太是多么的生气，闭口就是我们少奶奶马上就要生了。吴妈这套话语的现代版大概会让吴妈自愧弗如：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们在躺到砧板上之前，还要尽忠竭虑的进言“肥的蒸着吃瘦的煮着吃”，还要帮着把刀磨得快快的，最后引颈就戮时还要提醒主子小心别让刺卡着。奴才做到这个份上，难怪会让代表们满含深情地赞叹：多好的人民啊！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结成一层又一层的硬壳和疮痂，在蒋庆、季羡林、李敖、连战这类有着嗜痂之癖的怪胎们的眼里，却是艳若桃花的美景和营养丰富的美食。

如焉具有现代色彩的人道情怀和古典意味的仕女情结，这种融合在鄙俗化的自我作践的当下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像如焉那样做一个不谄媚不媚俗的人是那样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着小市民传统的武汉（胡发云是武汉人，我又特别喜欢坐实，于是就把小说的地点认定为武汉），时兴的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感官主义。自身的卑贱欲望和现实的凌辱剥夺折磨得人只是一种简单的蛋白质的存在方式，精神的灵性舒展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灵魂、关注内心实际上意味着把我们从欲望和剥夺里解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不向现实世界里的权势者胁肩谄笑的人，一个不向自己动物性本能妥协的人。解放自己的权利其实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手里，如焉就做到了这一点。女性的解放尤其具有紧迫感和现实感，因为女性解放自己既意味着解放人类的另一半，也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第一老师和引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智力上的充分发育将惠及喜欢以强者自称的男性而不仅仅是女性自己。正因为此，欧洲中世纪骑士尊重女性的风尚也就成为欧洲在人类文明中成为领跑者的肇端。法国启蒙运动诸巨擘如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贵妇的沙龙里产生的，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自由女神就是一个美丽的女性（法国为祝贺美国独立而赠送的自由女神至今矗立在纽约，更是名闻遐迩）；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也是深深迷醉于法国沙龙的那种睿智；而可歌可泣的十二月党人从容远徙的身影背后，更是有着他们灵魂高贵的妻子。

与如焉形成比照的是江晓力。这个女人看上去俨然一幅精明强干的女能人的形象，但她骨子里那种与民为敌、视民众为仇雠的戾气和市侩使她的精神世界被萎缩局促拘谨所占领。诸如梁晋生之类的先进性的体现者们可以把头发染得黑油油的，然后衣冠楚楚的说着那些严肃认真的假话。他们唯权是图、唯上级马首是瞻的非精神的状态表明他们不过是沐猴而冠而已。他们把民众视为牲口，把权力视为从他们父辈那里传过来的私有财产；纵使是轻裘肥马，终究脱不掉他们继承而来的那种无赖习气。即使这帮人再精明强干，掌握着再多的资源，防控手段再科学，也没有办法逆料究竟是哪根稻草会压死骆驼。

古典的雅致细腻和现代的网络技术让如焉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另一半，同时也让如焉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这种失败所酿就的苦涩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然而如焉却并不表现为香草美人式的哀婉欲绝。如焉以一种耸身一摇的姿态践行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可贵。这似乎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依附性人格的告别（李慎之、李锐、卫立文、达摩都可以归入到这个谱系中）。她将在自己灵性的空间拓展自己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她将探索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的取向。意味深长的是，如焉的儿子杨延平在法国留学期间找到一位俄罗斯姑娘做女朋友。这是不是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种设计？

显而易见，在杨延平的身上，寄托着如焉的全部希望。这份希望决不是世俗的母子之爱所能涵盖，更应该有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份期待。小说毫不掩饰对俄罗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敬和赞美之情，这种感情在1950年代以前的人的内心深处打下了烙印。俄罗斯文明因自己处于地理上的东西交汇处并进而升腾为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弥赛亚情怀，成为末日来临前的救世主。然而，俄罗斯文明的发育状况并没有与他们的弥赛亚情结成正比例。文明发育时间的短暂，东正教对暴政专制的逢迎，多余人的彷徨无地，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苦难，顿河哥萨克的沉郁剽悍，三套车的悲悯无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面对大清洗的惶恐不安，古拉各群岛的惨无人道，斯大林的阴毒险刻嗜杀成性，勃列日涅夫的颟顸老迈恋栈保位……举不胜举的悲剧让我对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合会结出新的果实绝对不敢有任何乐观。虽然我也可以举出有关俄罗斯文明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成分，但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与中国相处的过程中绝少拥有道义资源而更多的表现为疯狂成性无可理喻的扩张霸权，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国土沦丧的耻辱，出尔反尔的绑架敲诈，集权专制的红色恐怖，掏空灵性的僵化思想。从俄罗斯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处在专制集权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艰难时期，独裁霸权的阴影并没有完全被民主自由的阳光驱散。正因为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认为俄罗斯文明具备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超拔气魄。

在无可选择的时候，作为异质文明的俄罗斯文明无可置疑的给我们以滋养，并向我们昭示着一种有起码尊严有起码人性的生活方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是那样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当我们明了在这个虚幻的乌托邦国度里“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诗句），当我们明了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理由在很坏与较坏之间去做无奈的选择。

二、卫立文

蝇营狗苟的现实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冷硬荒寒，粗粝糙鲁——我们把油滑无状当作是机智幽默，把遗忘过去当作是豁达豪爽，把轻佻儇薄当作是潇洒帅气，把无信无靠当作是洒脱豪迈。我们成了皇帝新衣的叫好者；我们被真理部欺骗N次后，还甘愿被欺骗N+1次；我们把受虐的快感美化为热泪盈眶的感恩戴德；一切的苦难都是在老大哥的带领下才得以化解，并让我们更加崇敬老大哥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们除了匍匐在地磕头如捣蒜外，剩下的就是纵声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本来，铁屋子里的幸福足以让我陶醉。然而，如卫立文、达摩这类艺术世界里的人物，以及顾准、林昭、遇罗克、顾九莲、张志新、王申酉、李慎之、李锐、蒋彦永这类现实世界里的先知先觉者却把天火带给我们。他们以其洞幽烛昧的观察力、去伪存真的判断力、臻善向真的道德力、勇毅果决的行动力，为我们袪魅解惑，引领我们走出暗黑的泥沼，启发我们思考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否有望到达边际、如何到达边际。尽管先知先觉者的牺牲几乎是宿命的悲剧，然而有着起码理性、文明不断得到滋养并因此不断得以发育的族类，却能在牺牲者的预言的启发下，逐渐摆脱蒙昧、走向开化、日趋成熟 ，先知的碧血成为浇灌文明之树的养料。而蒙昧野蛮的族类如同用四条腿走路的多数猴子仇视并必欲消灭用两条腿走路的少数猴子一样拒绝先知先觉的引领，先知先觉往往成为染红顶带的得力帮手，或者成为制作人血馒头的必要材料，或者成为茶楼酒肆的最好谈资。衰亡民族就是这样炼成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共通感”“判断力”“教化”等概念。他认为，教化的过程就是对共通感的培养，即对于某种普遍的和共有的感觉的培养：“健全的人类理智”或“共同的理智”的特征，实际上是由判断力所规定的。我们这个族类似乎对苦难有一种讳莫如深的禁忌，这种畸形的共通感阻碍理智的健康发育，并进而对外界形成一种错误的判断。记忆中关于苦难的部分本来是一个有着健全心智的人规避不幸和灾祸的宝贵财富，这笔财富不断流传，并让人们相互鉴戒，逐渐远离罪性。但早熟文明在自然条件足以提供基本的保障下，在还未走完文明进程的必经之路、发育很不充分时，就已进入高度迷信自身力量、远离神性导引的迷狂。偶像崇拜成为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的合法性依据。那些越是存留更多的动物性本能的人就越有可能进入权力的巅峰。在这些高踞金字塔顶端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文人们把他们打扮成半人半神或者神人同体。而民众的苦难则仅仅是印证其神性的一个又一个论据而已。在王权主义的改造和教化下，所有关于苦难的记忆都被格式化，我们不再把苦难当作苦难，而是当作大救星出场的必要准备。我们的记忆力高度萎缩：以至于阿Q刚刚因为要和吴妈困觉而被大竹杠敲打后，再去看吴妈寻死觅活却对这小孤孀为什么哭哭啼啼很纳闷。没有必要把视线向远古漫溯，只说1960年代的天灾和人祸，如今不但被很多义不正词却严的青年和老年驳斥为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反而被说成是充满革命豪情的战斗岁月或者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更近的2003的s-ars在第n+1次完成了证明伟光正的任务后，被成功地从人脑和媒体中删除的不留一丝痕迹，这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年读鲁迅小说，总认为迅翁这样描写阿Q过于漫画化。如今看来，这样的细节是具有怎样令人佩服又怎样令人绝望的真实啊！

与卫立文信守道义良知并坚持独立思考形成比照的是，那些道义缺失、资质平平之辈却占据着本来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装点太平盛世的祥瑞。当连战和他的妻子一人抱着一个小熊猫，并且肉麻的说小熊猫是一对我们也是一对时，不得不让人感叹：这真是绝好的太平一景。这一场景也充分显露出季羡林、李敖、巴金（尽管我对他相当长时期的精神状态有着足够的敬意，在很大程度上巴金先生是被迫充当点缀太平盛世的人瑞）、宋楚瑜、郁慕明一干人等，与眼下增添执政合法性的大熊猫以及从前史不绝书的摆脱执政危机的灵芝、麒麟、天书是一样的道具。在一个个死难矿工赔偿身价原来只值30000元现在涨到20万元（其实每一个草民的身价差不多也是这个价码，吴思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考证和换算）、草民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缺乏最起码的体面和尊严的状况下，我听到熊猫的身价超过100万美元，看到熊猫们偶染小恙就坐着飞机到处找最好的医生求医，不由得生发出巨大的嫉妒和失落，也难怪我的朋友还在读小学的小孩说：托人生没什么意思，来生还可以托生的话就做一条深海鱼。在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人的灵性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人降到连动物都不如的水准，这些骨子里实则是淫践泼才的祥瑞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挥霍着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钞票表演着和平之秀或者名目不清的秀，出乖露丑的向强权者献媚讨好，真让被茅草堵塞胸臆的大陆人目不暇接。而恩主们的治理手段由2000多年前的“不问苍生问鬼神”与时俱进的发展到现在的“不问苍生问祥瑞”，足可以让蒋庆之流把儒家的仁政和德治的文章万世不易的作下去。

三、达摩

达摩让我想起我们湖北的平民政治家姚立法：他们的世俗身份不值当下的成功人士一哂，他们的精神世界则足可睥睨王侯。

达摩以达摩克里斯之剑自相期许，秉持苏格拉底“牛虻使得牛保持活力”的精神，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书写和保存病历，尽自己的可能发挥着警世钟的作用。虽然他的声音被屏蔽因而不能传得稍微远点，但绝不因此而气馁灰心。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承接五四余绪的卫立文也佩服不已，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强者。

回顾一下达摩以及1950年代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发育是颇有意思的。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这批人中的翘楚将要或已经成为政治上的第五代领导人（李、薄、习等人）、经济上的老董（刘永行、任正非）、学术上的执牛耳者（朱学勤、张维迎）。从精神发育的角度看，达摩、毛子的心灵状况是具有典型性的。如果我们关在家里自说自话，这批人的感受可能就是类似“青春无悔”之类的表白；如果放在整个人类心灵成长和智慧发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他们以及我们的成长和发育，那么我原来看过的一篇文章——《我与盖茨比成长》，则道尽我们饱受愚民宣传的辛酸和痛苦。刚刚学会说话，就喊“毛-主席万岁”；刚刚开始写字，就把“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写100遍。在谎言和盲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分辨力和抗拒力，摆脱这套谎言和骗局所形成的巨大黑洞的锢蔽和欺骗。当人类文明的领跑者竭尽所能的向真善美进发的时候，我们却在竭尽所能的阻止、延缓心智的发育，以便让我们这帮处于白痴化、弱智化状态的刍狗更加温顺，因为类人孩的状态更便于哄骗。虽然有“青马”（青年马克思之意）这样的思想叛逆者能够摆脱“吸星大法”的强大引力，虽然有朱学勤所说的曾经存在现已失踪的思想者一代能够不被狼奶喂成狼孩，但像达摩这样真正能够一以贯之的坚守道义良知，享受智力充分发育的乐趣，以追求真善美为自己的最高旨趣，以“内在存在”（加达默尔语）为生命的最高准则，需要拥有丰富的道义资源和有力的道义担当。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得到发育，不仅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且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像毛子那样自我作践、挥刀自宫，倒成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吊诡的呢？无信无靠的我们就是这样在自我摧残、自我绞杀，并洋洋得意的宣称这是至高无上的东方智慧。

四、我们到哪里去

在充满东方典雅情调的“陶陶居”茶叶店里，达摩有幸读到1949年前的刊有叶圣陶、冰心文章的《中学生》，而这样的杂志在革故鼎新之后却只配享有做茶叶包装纸的资格；更为凑巧的是，在《中学生》上发表过文章的卫立文（笔名斯卫）到茶叶店买茶叶刚好看到达摩在读一本《中学生》，于是这对忘年交开始了心灵上的交流，开始共同思考“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古典情怀与现代网络的结合成就完整的如焉，使得如焉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心智得到正常发育的人；蕴含着传统情韵的茶叶成为卫立文摆脱死亡的精神依托，茶叶店也在无形中充当了传承文明的《中学生》杂志的避难所——综上所述，我不妨把胡发云隐藏在这些情节背后的设想解读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思想的融合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从五四开始，先贤们就在思考、探索，这一历程虽然中间经历断裂，但文明的火把终究没有完全熄灭，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的手里传到李慎之、李锐直到秦晖、林贤治、刘晓波、王力雄、刘军宁、余世存……非主流状态下的思考和探索尽管显得异常艰难，但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不可遏阻的力量。

我对这条道路能让我们走出泥沼持悲观态度——传统文明从来没有使中国民众获得人的尊严，因为这套所谓文明体系是以统治者的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我们不妨把这套文明命名为王权主义文明。尽管我所敬重的刘军宁、余世存等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明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我却以为，要想在反动腐朽的儒家政治理论之树上嫁接民主宪政的枝条，并进而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果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经走出一条可资我们借鉴的东方式道路，我们应该从成功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身上吸取智慧的力量。这不应该只是草根阶层的愿望，也应该是高视阔步、顾盼自雄的成功人士的愿望，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到哪里去——这个急迫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血性。胡发云以他的杰作唤醒我们残存的血性和良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拥有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