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去年8月，我在上海回北京的列车上读了《如焉@sars.come》这部小说的书稿，那一夜我是在列车走廊里度过的，因为朋友还要在房间里睡觉。当东方发白的时候我读完了全部书稿的最后一页，我真的希望这本书能由我们来出版。现在看来是缘分未到，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手里溜走，只有望而兴叹。

 

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

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强化了今天权力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对这个小说几点描述：

第一，这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第二，这是我看到过的第一部讲述民间思想者群落的小说，讲述知识者不同的道路选择。

第三，这是一部思想者撰写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撰写的小说。

关于第一点，我想到的参照物是最近余华就要出版的小说《兄弟》。我读了开头两章，失望透顶。因为余华只会描写屁股了。而余华自己认为他在国内很“自由”，当然，余华有描写屁股的自由。而这篇《如焉》不一样，这篇小说呈现了反右、文革、89、萨斯、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等等，可以说我是第一次在国内读到这样的能够对当前社会作出快速反应的小说。我以前迷恋过现代小说，尤其是写作的技术流派，比如卡尔维诺。现在我认为最伟大的小说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伟大的程度取决于小说表现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这个《如焉》能不能称得上伟大我不敢说，但是他无疑是充满了现实关怀和思想的力度的。

第二，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少，但是真实描写民间思想群落的小说的似乎还没有。我喜欢一个叫潘婧的女作家写的《抒情年华》，讲当年北岛、芒克他们“白洋淀诗人群落”，这也是一个民间的思想群落。但是那里面有太多的诗化，诗化了，苦难就看不到了。诗化就是不敢面对现实。这个小说还有一点可贵，就是他呈现了这些知识者的不同的道路分野。

有三处对话很叫人震动。这三处对话分别是一个时代不同的知识者分道扬镳，选择自己路径的思想斗争。一处是卫教授在80岁寿诞时的思想历史自述，这个卫教授老是叫我想到李慎之先生，我想他的原型恐怕就是李慎之先生，他们有几个相似点，比如都是从共产党内部出来，抉心自食，比如都是思想界的领袖，比如他们都在萨斯期间去世，媒体报道死因含糊其词。这段自述很见作者功力。

第二处对话是达摩和毛子的对话，这是89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流血死亡之后的一场思想交锋，是继续前进和选择犬儒的两条道路的辩论。犬儒者们自然也有理由，这些理由恐怕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比如，他们会说，谁比谁更流氓？这是见出作者功力的又一个地方。

第三处就是江晓力这个高干的后代对梁师长的摊开底牌的谈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部分高干子弟的真实心态，政治投机加上末日心态。

其实我认为在这里有三代知识者，每一代知识者都有其不同的道路选择，我看到，坚持道义的底线的，在每个时代都是少数，但是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脊梁和骨骼。看到茹嫣最后把梁市长的衣服和鞋子扔出窗外，我有一些心酸，但是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和重燃信心。我们面对一切专制的、强权的势力，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力量只能来自我们内部，我们内部对真理的信仰，对道义底线的坚持。基于此，我从来就认为，启蒙，首先只能是自启蒙。茹嫣就是一个启蒙了自己，从而自己内心开始发光的知识者。

所以，因为这个小说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小说。

 

除旧布新，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之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又诞生了一批新的世界纪录——建筑物大爆破：先是最高的烟囱，最大的什么楼，最坚固的什么建筑，一个接一个的“第一爆”，近来是最环保的爆破和西湖最高楼。除了偶尔有个别爆破出了洋相，并且被媒体曝了光外，其他都是圆满成功的。

面对这一连串的世界新纪录，我一直感到有点不可思议：难道中国有那么多需要一次性爆破的建筑物吗？被爆破的建筑物中，除了一些是明显老旧的外，其余大多是盖了没有多少年的半新楼，有的还曾是当地改革开放后的标志性建筑，但都在一次次成功的爆破后化为废墟。当然我只是凭感觉，又没有专门进行调查，不能贸然批评。但这次，在杭州的“西湖最高楼”被炸掉后，有关报道中明确写着，这曾是浙江大学一座主教学楼，设计寿命是100年，但只用了十几年。此楼按每平方米承受400公斤的标准(一般住宅是150公斤，教室是200公斤)设计，符合图书馆的要求，特别牢固，所以能够将它一次性炸倒实在难为了爆破专家。这样的建筑也要炸掉，引发争议是很自然的。

从节约社会财富和资源，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看，将一座完全可以继续使用80多年的建筑炸掉，是完全错误的。但肯定的理由似乎也不少：

一是这座楼本来就不该建，因为它离西湖只有500米，破坏了西湖景观。我注意到，一些被当局或某位高官下令“坚决炸掉”的建筑往往都有这样的罪名。要真是这样，为什么当初建了，并且容许它存在那么多年呢？要知道，楼本身是无辜的，要追究的是建它或批准它建起来的人！可是现在却相反，对楼可以说炸就炸，对人和事却不了了之，没有什么人需要为上千万甚至成亿元的损失承担责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达不到质量标准或者先天不足的建筑物上，往往也是一炸了事，但该负的责任甚至幕后的犯罪活动也一了百了。

一是楼虽然炸了，单位却有利可图。据报道，此楼造价是2000多万元，而所在的地块已经以20多亿元的身价拍卖。但谁都明白，当初的造价与今天的币值不可同日而语，而国有土地拍卖价的高低以及对使用权的限制，政府是可以左右的。如果政府规定此楼不能拆，这块地照样能拍卖，照样可以进行开发。以社会财富的损失为代价，无论有多大的利益也是不可取的，何况是对大学这样的单位，相信这并非浙江大学的本意。

一是要服从新的规划。这也是一些建筑物被炸掉的主要原因，例如原来的标准太低，广场要扩大，马路要拓宽，绿化要更新，或者有更多理由。但不要忘记，当初的规划也是一本正经由政府提出，人大通过，上级政府甚至国务院批准的。为什么这么快就需要改变了呢？这样的规划真的已经不适应当地的发展要求了吗？难道当地已经富到可以不惜代价将规划推倒重来的地步吗？更堂皇的理由则是本地要举办什么重大活动，要大兴土木，这是原来预料不到的，所以只能炸楼。其实，举办重大活动未必要以炸楼为代价。再说，如果本地不具备条件，为什么非要举办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今后就不许炸楼，但在炸以前至少得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或者明确谁该负责，如何负责。至于“第一爆”的世界纪录，还是尽量少些，不要更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2006年岁末，中共推出两大人权秀：11月17日，举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个人权展，意在向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权的成就；12月1日，中共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国务院令第477号），给了外国媒体以”新闻自由”。

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的示范、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自从2004年人权被写进中国宪法后，人权概念已经变成中国公共话语的关键词之一，甚至在深圳警方肆意践踏妓女嫖客的人权之时，民间能够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救济。

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传统中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外人而不与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它起码说明：胡温政权还有点儿羞耻之心，还在乎国内外的人权压力及自身形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胡温上台之初的”新政”迅速泡沫化，进而变成备受谴责的”恶政”，如果再不做出某些政策调整，就将为北京奥运蒙上越来越厚的阴影，中共现政权显然不愿看到北京奥运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声中开幕。

2007年1月1日，国务院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在中国最受瞩目的两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政府行为。在北京，路透社等外国驻京媒体率先行动，专门采访长期被封杀的政治敏感人士。路透社驻京记者成功地采访了六四政治犯之首的鲍彤先生（另一路透社记者白宾前往内蒙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被控以”分裂国家罪”的蒙族囚犯的妻子），这是鲍彤先生自1996年出狱后首次在家中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芬兰《赫尔辛基时报》的记者也成功地进入胡佳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采访，此前，胡佳已经被北京当局软禁了近170天。

然而，在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外国记者却被挡在郑恩宠律师家的大门外，理由是”郑恩宠仍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新华社在1月2日不失时机地发表文章进行自我表扬，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蔡武在4日也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国务院新闻办的另一位官员王国庆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另外，在此前的2006年12月28日，中共政权首次对外公开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络方式，包括中央级党务系统6个部委的7位发言人、政务系统62个部委的75位发言人，全国31个省市政府52位发言人。

这一切，似乎让世人看到胡温政权进行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然而，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遽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居然敢于无视中央权威、公然对抗国务院令，摆明了是给胡温中央添堵，让其信誉严重受损。或许，郑恩宠冤案本身就牵涉到上海高层的腐败，在陈良宇案的事实部分还未公之于众之前，胡温中央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才宁可信誉受损，也要默许上海当局对抗国务院令的行为。

21个月的时限和赤裸裸的歧视性，让人很难把它看作新闻改革的前奏，而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奥运的权宜之计。北京与上海在执行上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加深国内外的疑虑。无论中共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就客观效果而言，21个月的对外新闻开放也是一个试验期，外国记者可以通过不断深入的采访，来测试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容忍底线，测试出中共是真开放还是只作秀；中共政权也可以通过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来评估有限的新闻自由是否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共当局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的，这项外国记者所拥有的新闻优惠政策也许会延续下去。

我相信，21月自由采访的客观效果，将告诉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新闻及言论自由，作为文明社会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权，非但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反而具有达成良性社会稳定的巨大效用：通过释放社会不满来缓解社会危机，通过揭露阴暗面来达成舆论救济，通过免于恐惧的言论环境来培育说真话的社会公德；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多元生态；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和社会共识的自愿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独立的第四权力而对政府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让当权者不敢滥用权力；新闻自由的这些功效，必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开放中的良性稳定。

近年来，中共现政权似乎爱上了”人权秀”，但明眼人大都看出，这类人权秀的最大特征是言行不一的”伪善”，一面是信誓旦旦的人权宣示，一面是严控舆论、敏感人士和打压民间维权。然而，独裁的伪善毕竟强于赤裸裸的暴政，独裁国家转型为自由国家的历史过程，大都要经历独裁伪善的阶段，它对人权的口头承诺和实际迫害，恰好说明了今日世界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普世人权的巨大道义力量，也让独裁者们有所畏惧，也要用作秀来显示自身的开明。

换言之，独裁的伪善预示着自由的可能。

2006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BBC2007年1月8日）

首发ＢＢＣ

 

开放杂志创刊二十年，我是中途加入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和许多采访过六四事件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一样，从此有了挥之不去，深不能自拔的六四情结。六四学运让我们看到共产中国有了民主的希望，而后六四镇压又让我们为中国政治的倒退感到挫折和失落，觉得必须做些甚么事，于是在该年十月开始为开放杂志写稿，后来更将自己的事业生涯与这本以关注中国民主前途为宗旨的期刊结合在一起。

初写的稿都与中国民运有关，写过巴黎民阵成立大会，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抵台湾、成都六四大起义、万润南专访等等。写了两年多，金钟邀请我加入开放杂志。一九九二年五月开放杂志被大地产商刘銮雄收购后，从大王东街一个老旧的住家公寓搬到告士打道三十八号的甲级写字楼海军大厦，我开始到开放杂志做兼职编辑，每天下午到海军大厦上班，晚上从海军大厦走到告士打道六十六号的华夏大厦香港时报上夜班。在这打两份工的时候，曾于一九九二年十月被香港时报派到北京采访中共十四大、亦顺便做开放杂志的特约记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中国大陆正式采访，因为几个月后一九九三年二月国民党办的香港时报停刊，三月我在开放杂志由兼职转为全职编辑。

度过开放的艰难时刻

但不过数月，我面临人生一大抉择。当时开放的老板刘銮雄突然决定停刊，外界纷纷猜测是前两个月我为开放杂志写的一组专题文章「中国十大家族」惹的祸，因为文章中罗列的中共十大权贵家族其一是王震，而大老板又正在与王震家族合伙做生意，但是否如此，至今不知。

停刊后，金钟面临在无任何资金支持下是否独立继续办下去的艰难选择，而我内心也有很大挣扎。我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大女儿读中学，小女儿尚年幼，仅只五岁，养家的担子非常沉重。我曾犹豫是否需要去找另一份较有保障的工作？最后金钟决定咬着牙重新注册再办《开放》，我也留了下来帮手。一九九三年底杂志社从宽敞豪华的海军大厦搬到轩尼诗道德兴大厦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那段日子大概是我经历过的开放杂志最困难的时候。

转眼之间，十四年过去。最近我路过告士打道六十六号，曾是国民党党产的华厦大厦几度易手，已改名为笔克大厦，听说还是中共资金的产业。岁月沧桑，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了很大变化。

一九八○年我由四川老家移民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那时不知共产极权制度会持续多久，也从未想到它会短命夭折，想到的只是要离这种令人窒息的制度越远越好。

和大陆交流逐渐畅通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想逃避的又来到眼前，但是六四和苏东波已让我们知道，这个制度已走到尽头。我们与那个制度下仍在挣扎的同胞已命运相联，我们不想再逃避，现实也不允许我们再逃避。红朝来临，港人普遍悲观，开放杂志大概是最坦然面对者之一。不是我们比较勇敢，而是比较清醒而已，知道中共后极权政权已是强弩之末。而后的岁月也确乎如此，每年的六四之夜维园依然是万点烛光，五十万人回归日大游行迫使北京收回二十三条 …… 香港人顽强地防守着自己的法治和言论自由。

中共依然是专制的中共，但中国民间社会已不是过去的民间。我初到开放杂志时，愿与我们这样的所谓「反动杂志」打交道写稿的多是已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国内人顾虑很多，私下交往可以，公开很难，写稿例必是笔名。但后来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已无所顾虑，公开与我们来往，包括中共体制内的民主派人士。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数码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我们的杂志与国内朋友的交流已近畅通无阻，甚至不分彼此，很多朋友根本就将《开放》当作他们自己的杂志，有时一开口即是「咱们开放」，一点也不见外。

开放杂志坚持二十年，朋友们对我们有许多赞美之词，其实真是过誉了，我们是在很安全的环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论自由，与国内的朋友相比绝非勇者。利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窗口，为国内的同胞发一点声音，实在是我们的荣幸。走笔至此，传来陆建华因涉程翔案判二十年重刑的消息，内心震撼不已，觉得一国两制对大陆的同胞真是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使大陆的朋友也和我们港人一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这应该就是开放杂志创办的初衷，及苦苦坚持下去的动力吧！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首发开放杂志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听说韩国早年公司里选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凡没有参加过学运的人，他们一般不要，我以为他们这个判断很有一些道理。

中国早年凡作过大学校长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规律。西南联大学潮的时候，政府派傅斯年去处理，当时冯友兰就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我这些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一本《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时想到的。方显廷这本书为我解答了多年前的一个疑问。方是中国著名的工业经济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在这方面还非常有名，它的基础就是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何廉、一个方显延，还有一个是李锐。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就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企业文化公司出版，1986年）时记住的一个细节。 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58页）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方显廷早年在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后来就是得到穆藕初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最后成就自己人生的，所以他对穆先生帮助学生的事就特别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穆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说穆先生常常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园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21页）

方显廷回忆说，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

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蒋梦麟五四时期作过这样的事，那么千家驹的回忆大体也是可信的，虽然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没有提到这些事，胡适也说过，蒋的这本回忆录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样的故事，就是传闻，人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其中保存了前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导语：新华社的孙振军对香港导游黄小姐说：他的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务后，还可以买几条这样的底裤？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有人在香港女同胞面前炫燿他的二千多元底裤，还有比这更无耻、更下流、更狂妄、更霸道的东西吗？所以我不得不谥之为“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臭蛋、软蛋、昏蛋加混蛋！】

一、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的底裤就值二千多元！

孙振军者，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即“新华社”的雇员也，自称是“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孙振军：《我是怎样教育香港导游的》，〈杂文月刊〉2007年一月号〔上〕，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以下引文除另註外，均来自此文）；男性，去年三十岁或以下。

孙振军炫燿他有“一百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清；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就值二千多元。”孙振军没说是人民币还是美金，就算人民币吧，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也够牛屄了！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务后，还可以为这些老少爷们买几条这样的底裤呢？香港第一才子陶傑说，“生痔疮、穿丝内裤”；但我以为，生痔疮如穿丝内裤都不是什么罪过，但把丝内裤拿出来显摆，特别是对一个香港女同胞抖擞，就有点TMDe发疯了。

据权威方面对北京十八个区、县所有在售项目的销售统计表明，2005年北京销售每平方米均价为七千五百三十四元，2006年则为八千七百九十二元。（《2006年北京房地产销售状况及市场分析报告》）而香港富商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在北京开发的逸翠园，售价更在每平方米八千元到一万五千元之间。

可见孙振军的房价至少是一百万元，加上装修、买家俱和电器以及手绩费、律师费、苛捐杂税，非超过二百万元不可。一次过抛出二百万元，可见此子身家之丰厚。最重要的是他穿的内裤，一条竟值二千多元，没有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家底，敢如此牛屄？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拥有如此巨额财产，中纪委、监察部驻新华社的特派员为什么不查查他的财产来源？需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者流，目前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在内的月薪，也只有三千一百四十六元呀。（《联合报》）

二、新华社以培训、调研名义搞公款旅游

“2006年夏，新华社组织了一次培训、调研活动。结束的时候，有参访港、澳实地……的安排”。孙振军等“二十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七月一日清晨六时许”，“就起床往机场赶了。八点多起飞，十点多到港”，一玩就是“几天”。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的费用每年在九千亿人民币以上（老戚：《十一黄金周公车私用氾滥成灾》，〈自由圣火〉网）；官方数据显示，至2006年3月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23，500多亿元，三大国有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760多亿元，115个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15，470多亿元。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月刊去年十二月号也透露，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三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的行政开支，超预算达5，087.7亿元；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所有机关单位全象疯了一般地挥霍百姓的血汗钱。这相当于近两亿中国农村人口一年的纯收入，也超过了一亿多农民工一年能够带回家的全部现金！对此，胡锦涛束手无策：“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规范意见。”（《动向》）

怎么办？为什么不查查这些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臭蛋，看他们在自己公款旅游之外，又假公济私地带上了多少亲朋好友到处吃、喝、玩、乐，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二十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男女之间是什么关系？老又老到什么程度、少又少到什么年龄？

三、新华社恶霸为什么要“教育”香港导游？

第一，对香港方面的接待不满意。

1），孙振军抱怨“这次参访香港方面的接待单位，却交给了一家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按孙振军们的意思，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党方、京方机构，那怕给科长拎包、拉皮条的，到了香港也是钦差大臣，应该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至少也要香港特区政府礼宾司出面恭迎，结果却由“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

2），没有劳斯莱斯、奔驰可坐，却直接被“迎上了一辆大巴车”；

3），没有漂亮的妞儿投怀送抱，只有“一名看上去像四十多岁、实际上也就是三十多岁的黄姓女导游”，残花败柳败了孙大少爷的雅兴、大煞风景。能不火冒三丈而“因此閙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尽显新华社恶霸的威风？

4），中午“在一条偏僻背街的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的’团餐’”，请注意这个新华社恶霸所使用的字眼：“偏僻”、“背街”、“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团餐”，恼怒之情溢於半通不通的方块字中。这真是太委屈了住千多平方英呎豪宅、穿二千多元内裤的党京官老爷；照老爷的意思，他们的午餐应该在热闹的、通衢大道的、摩天大厦顶层的旋转皇宫大酒楼里享用真正的、流水的满汉全席。

第二，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三。

恶霸孙振军埋怨“将近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即十点多，“车子总算将我们拉到宾舘门口……像参加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拉练十六个小时了”，而把怒火发泄在香港导游“弱女子”兼“小女子”“黄小姐”身上。

但是这“十六个小时”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原来是从当天“清晨六时许”“起床”算起。假如孙振军昨晚没上床，而是通宵狂赌、狂嫖或者狂吃、狂喝，难道也要把连续“拉练”四十八小时的账赖在“弱女子”兼“小女子”“黄小姐”身上？实际上是“十点多到港”至“将近夜里十一点”到宾舘，也就是十二个钟头；其间除上午“走马观花似的看了几个地方”、下午“徃各个景区点卯”，而且“这天恰好是香港回归纪念日，既有庆祝活动，又是游行示威；要么交通管制，要么绕道远行”，大部份都是坐在舒适的“大巴车”上，很少走路。这岂可与“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拉练”相提并论？

斧头帮爱吹牛，新华社更是假大空大本营。继了党的不光荣传统的新华社新贵孙振军，除骄奢淫逸、吹牛撒谎之外，连坐“大巴车”走马观花也叫苦连天。这就是今天身娇肉贵的“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采”！

就算“十六个小时”“连续拉练”吧，不是有“香港接待方代表、新华社领队”在“大巴车”里吗？为什么不通过他们和旅游公司协商，更改当天和日后的活动内容呢？

孙振军们在港一切活动都是事先经双方甚至多方商定的，黄小姐不过按照公司指示办事而已。孙振军始终不敢向“香港接待方代表、新华社领队”这两个大男人那怕吱一声，却英勇地向一个“弱女子”兼“小女子”发难，一副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三模样。孙振军居然还说要“让她见识一下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釆、韬略”，真是厚颜无耻得可以，一副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四、新华社恶霸孙振军的流氓“韬略”

第一，串联：在宾舘大厅的“数分钟内，我马上串联了五六名同仁并达成共识”，抄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前串联张闻天、王稼祥的旧谱，为了对付一个“弱女子”兼“小女子”；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热风》三十八）孙振军就是这么一个合群自大的阿Q，一个以奴隶总管自居的奴才。

第二，恐吓：“我礼貌地走到黄导游面前，很客气地说：’黄小姐，我郑重地通知你，你被解雇了！……如果明天上车时我们几个人发现导游还是你，将立即退团并到香港旅游局和相关媒体投诉你。’”

第三，折磨：

1）、令“她答应首先登门诚恳道歉并在明天出发前当着全体团员的面正式道歉”；

2）、“要求她必须到房间当面接受批评教育”；

3）、“在黄导游忐忑不安地在门口垂手伫立十多分钟后，在我们一行数人正襟危坐之后，我们终於同意她进屋了。”

第四，丑化和侮辱：

1）、孙振军对黄小姐的第一印象是：“一名看上去像四十多岁、实际上也就是三十多岁的黄姓女导游”；

2）、“黄导游的嘴惊骇得变成一个’ O’型”；

3）、“黄导游的五官顿时变形了”；

4）、“看似弱女子的黄女士竟像一头被惹怒的母狮子，声嘶力竭、声色俱厉地吼道”；

5）、“决定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

6）、“你仅仅是个年龄比较大点的服务人员”；

7）、“你的居室仅有五十多平米，上衣、裤子、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千五百多港元……我吧，一百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清；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就值二千多元。”但是孙振军或者不知道：香港人、特别是黄小姐这样的普罗大众，花的可都是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而你们却是把国库当党库、把党库当私库的窃贼。再说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你的二千多元底裤不是更让你的党、你的政府、你的新华社蒙羞吗？

8）、“你这人目前尚存有港英子民意识，且地域岐视心理太重，而职业道德风度太差……”原文如此，看来底裤虽然价钱很贵，而肚子里挤出来的货色也不过尔尔；一个以“阿迪达斯”adidas为荣的亡国奴，居然还有脸嘲笑香港人有“港英子民意识”；这叫“阿迪达斯”其内，败絮其外了。

第五，意淫：“在以后几天的相处中，黄小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轻声细语，笑容灿若桃花……我差一点想爱上她。”恶霸在作恶之后，露出的是流氓嘴脸。一个男人想爱一个女人，本无可厚非；但孙振军文章的从头到尾，无不是对黄小姐的羞辱、作践和“刻薄”。

五，新华社恶霸怎么样教育香港导游黄小姐

新华社恶霸孙振军让曾被他“惹怒的母狮子……忐忑不安地在门口垂手伫立十多分钟后”，才让她进房间实行新一轮的精神折磨。於是孙振军打着官腔、扬扬得意地开始教训她：

“鉴於你今天一天来尤其是刚才的不良表现，经研究，决定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第一，香港已经回归啦，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第二，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也就是《宪法》、母法到子法、下位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没有一处可显示香港公民高人一等或香港公民是内地公民的上级领导。因此，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孙振军在合群自大的心态下的的流氓口吻，把他恶霸的嘴脸表露无遗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成了孙振军的领土：党国钦差孙振军才是香港人的主人翁，他“高人一等”是香港公民理所当然的“上级领导”，他有权在香港作威作福。

现在还没有一个“香港公民”想当“内地公民的上级领导”，倒是有非常多的孙振军、萧蔚云、夏勇、李刚之流以奴隶总管的权势对香港、香港事务和香港人颐指气使、说长道短、指手划脚，恨不得一口把香港吞了下去。

指挥一切、横行霸道的陋习和心态，不但孙振军有，还有很多人也有；不但在香港如此，在台湾甚至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以下是我的大陆朋友最近告诉我的故事：

我们到台湾旅游，是绕道第三国、持泰国签证进入的。我们首先从中国去东南亚，再乘泰航从曼谷飞往台北。与我们同机的有五位江苏省公务员，他们与我们行程几乎一样，可费用高许多，因为是公务员用公款，要单独安排许多特殊享受。这五人都是酒鬼，在飞机上就拼命地要红酒、白酒、啤酒，甚至趁空姐不注意把整瓶红酒偷拿走，弄得空姐很无奈。在台北，我和他们湾同住一个酒店，第二天在大堂看到台湾警察在向他们录口供，因为带他们的台湾女导游向警察报案：昨晚他们五个人在台北市一家卡拉舞厅对她有性骚扰行为，还指其中一个姓徐的向她强硬索要护照，说要离团两天探亲戚，因此纠纷不断。随后他们的旅途全程都有台湾警察护驾，先后十八——白天在旅游景点、中午在饭舘、晚上在宾馆——直接点名查他们护照、行踪。弄得他们狼狈不堪、火冒三丈；一路上发牢骚说：出了钱到台湾不是来旅游，而是来买罪受，变成文革中的“四类管制分子”。最后一天，也是台湾警察一直护送他们到机场。在候机厅，这五位同胞又与当地警察再次发生冲突，警察交回护照给徐某时，对他说：“我们作了记录，你在台湾不受欢迎。”他们五人齐声回答：“以后请我们来也不会来，要来就跟解放军一起来。”喝狼奶长大的党国精英大抵都是如此下作、无聊、狂妄如神台猫屎，让人噁心。

正是：

窃国分赃成阔佬，

穷凶极恶和谐经；

爱国原是真卖国，

底裤一条二千金。

二OO七年一月十一日於流浮山寨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我们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那就是“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就连象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

“衰世”现象，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毕竟，这个社会已到了连象样的小偷、强盗都没有的“衰世”。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变化是潜移默化进行的，但变化之大，恐怕超过了以往许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的变化，除了权力结构、权力授受的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变了。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戏。以至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受到万众的拥戴。也就是说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只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

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菜，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并且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证。信仰的真空，也是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也是不信苍生信鬼神，求神问道，祈求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实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寻求信仰寄托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有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了事。这样做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借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将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拯救，自己为自己找到道路，这一天将不断推迟。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也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只有靠我们自己，变化始于每个人心中，也终将在每个人心中完成。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