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老舍“腰斩”《骆驼祥子》

新文学巨匠老舍，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去数万字，只剩9万字，被删部分约占全书的45%.绝大部分是整个自然段的删，第10和第24章，删的都是整章。如此大规模地大砍大杀，砍去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令人怵目惊心。老舍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

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

更有甚者，比许杰这篇文章还要早十年，巴人在《文学读本》一书中，认为祥子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

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老舍的触动很大，成为建国后促使他删削《骆驼祥子》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些批评，在《老舍选集。序》等一系列文章中，老舍一再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分析了包括《骆驼祥子》在内的自己一些作品的错误，并对旧作加以细致认真的修改增删。

对旧作的重大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老舍写《骆驼祥子》，原本就是为了替像祥子这样的劳苦大众“申冤诉苦”，描写“他们的好品质”。而删改《骆驼祥子》，老舍说，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出路”。

虽说删削以后作者并没有让祥子“高呼革命”，成为“革命者”；但经此一删，确实大大改变了祥子的结局。

在原书的第24章，亦即全书的最末一章里，祥子吃喝嫖赌，好吃懒做；为了弄到钱，他混迹于乞丐、送葬者的队伍，出卖了“革命者”阮明，彻底堕落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老舍一直不满于原著“匆忙”的结尾，这一次，他痛下决心，索性把这个描绘祥子堕落变坏的尾巴一刀砍掉。如此一来，祥子的形象就由一个令人憎恶厌恨的坏透了的堕落者，还原为原著中那个令人同情怜悯、企图征服环境却被环境征服，想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屈服的失败者形象。祥子虽然处于消沉、绝望境地，但他身上仍然保持着勤劳、质朴、诚实的劳苦大众的本色。

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

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凡此种种修改，也许在老舍看来，不仅是给读者指明了出路，自己也告别了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而向“典型”理论靠拢贴近。

《子夜》删改620处

现实主义大师茅盾，也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由开明书店初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开明版原纸型重印。

出版前编辑部对该书旧纸型进行专门检查和审读，如发现有错讹或不当之处，就贴上小纸条标明。比如该书中第15章，写的是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里面不乏个人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描述；其中有玛金与苏伦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编辑部就在这里贴上纸条：“此处描写欠妥，请斟酌。”类似这样的纸条，还有很多很多。

茅盾根据这些标示的纸条，利索地一一加以删改。这次修订总计620余处，最多的第15章竟达60处之多，最少的第19章也有3处。

茅盾拒改《腐蚀》

与《子夜》顺利地删改形成对照，茅盾坚决拒绝对自己的另一部长篇名著《腐蚀》进行修改，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

1941年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了日记体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周刊上连载，深受欢迎。按原计划写到女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该结笔。可是周刊主编邹韬奋对作者说，不少读者希望在小说中给赵惠明留一条自新之路。考虑到读者这一愿望，茅盾就把赵惠明的“日记”续写下去，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遣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充任邮检员的情节。在那里赵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大学生，并帮助她逃出火坑。小说结尾通过革命者给赵惠明指出方向：只要自己创造环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

1950年初《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反映良好，被评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佳片。不料一年后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影片突然被否定，定性为“同情特务，不利于镇压反革命”而遭到禁映。接着又因电影而株连到文学原著，小说《腐蚀》成为一部“对特务抱有同情”的书。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如其来，这是茅盾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

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腐蚀》，建议作者修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遭到茅盾的严拒：“不做任何修改！”也许在茅盾看来，修改《腐蚀》就等于承认了对特务的同情，拒绝修改则表明自己对这些批评的抵制和抗议。后来《腐蚀》还是躲过了斧钺之灾，得以完整地出版，保住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事后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解释说：“《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这样的反驳绝对理直气壮。

这段“拒改罢删”事件发生在大兴删改之风的1950年代，不论是茅盾本人还是当时的老一代作家，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重建新文学史秩序》一书记录下出版史上这样一段发人深省反思的小花絮，是很有意义的。

叶圣陶与《倪焕之》“截尾”

1950年代在出版和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有声望的老作家叶圣陶，对旧作的选择和修改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作为语言学家和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管，叶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求非常严格，对旧作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修改格外重视。

1954年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时，对入选的32篇小说篇篇都认真仔细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细细打磨，但绝不伤及内容。比如，单单《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就修改了32处。

1957年在编选《叶圣陶文集》第一卷时，他在《前记》中说：“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只在语言方面。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内容悉仍其旧。”

由此可见，对旧作的修改叶老有着明确的原则：修改只在语言，不在内容，“内容悉仍其旧”。从1951年开明版《叶圣陶选集》到1954年人文版《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直至1958年《叶圣陶文集》前三卷，他在编选、修改自己的选集、文集时，都严守这一修改原则。

然而，长篇小说《倪焕之》的重印，却破坏了他的这一修改信条。1953年4月15日叶老在日记中记载：“人文社编辑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20章及第24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接受了人文社建议，叶老按要求对自己的小说动了“截尾”手术。《倪焕之》原著结束于大革命失败，主人公倪焕之在大屠杀中悲愤病死。经过“截尾”，小说提前了整整两年，终止于“五卅”运动，以倪焕之奔向工农，将与工农结合而终篇，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截尾”删去了第20章和第24至30章总共8章、3.5万字的篇幅。这部原本浑圆完整的长篇名著，就这样被肢解成为残缺不全。

但这样的改动绝非完全出自作家的本意。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叶老“首先不主张重印”，只是碍于“客观需要的考虑”，才勉强“不反对”，他接受这样的删改建议，完全出于被动与无奈。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主观臆断。

就在《倪焕之》删改本出书5周年后，1958年5月《叶圣陶文集第三卷。前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印证。“《倪焕之》原有30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20章和第24章到末了的7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22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8章补上了。”

摘自《重建新文学史秩序》陈改玲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8.00元

近几个月来，因出版《人生若只如初见》走红的安意如，赢得了“才女”、“美女作家”、“古诗词代言人”等名号；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在“天涯论坛”和百度“安意如贴吧”里，就不断有人举报她写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和《思无邪》抄袭了网友“江湖夜雨”的图书和网文。

22岁的安意如目前的人气极盛，《人生若只如初见》曾连续两个月位列卓越网图书畅销榜榜首。“古诗词代言人”到底是否抄袭，记者昨天（1月3日）对此事进行了追访。

江湖夜雨：有两本书抄袭我的文章

今年36岁的“江湖夜雨”本名石继航，是山东临清的一名中学地理老师，爱好古典诗词，曾在天涯论坛上发表大量文章。去年他出版了《印象盛唐——网络版唐才子评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上说的都是事实。

“去年11月初，有人说起《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当时看了李季兰那篇就觉得似曾相识，后来仔细看发现书中很多地方，不但利用了我的构思，好多文字一模一样，抄袭的部分有38处。安意如的新书《思无邪》出版后，我又发现其中有18处整段抄袭我2005年底在天涯上发表的网文《惊才绝艳录——咏絮女儿评传》。”

石继航举例说，他在《惊才绝艳录——咏絮女儿评传》中有一段文字：“看来许穆夫人当时生活的自然环境还是比现在好得多，江湖夜雨曾去郑州时经过河南北部也就是卫国所在的地方，土地一片荒凉贫瘠的景象，河也都是经常断流的季节河、臭水河，淇水（现在的淇县）附近一点也没有许穆夫人诗中的那种景象。”《思无邪》中则有：“按照诗中描述的景色，许穆夫人当时生活的自然环境还是比现在好得多，如今河南北部也就是卫国所在的地方，土地一片荒凉贫瘠的景象，河也都是经常断流的季节河、臭水河，淇水（现在的淇县）附近一点也没有许穆夫人诗中的优美景象。”《思无邪》有的句子与“江湖夜雨”发在天涯上的文章一字不差。

交涉结果：安意如在博客中含糊道歉

随后，“江湖夜雨”打电话给出版安意如这几本书的天津教育出版社交涉，几天后，安意如给他打来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得很客气，说我是她的偶像等等。我说你书里好多观点、文字和我的一样，是抄袭吧。她也没有直接说抄袭两字，但她说，用了你的文字，如果你想要稿酬或者其他方面的补偿，都可以的。我就让她以某种方式发个声明，承认这件事，后来她写了一个博客。”

记者在安意如的博客中找到了这一篇，她在博客开篇就写道，“他（江湖夜雨，记者注）是我这个冬天遇见的惊艳之一，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正式认识和再见。”她也写到了道歉：“他找到我，说你书里的好多观点和我一样，引用了我的，没做申明吧。我一想，哦，是。怯怯地向他道歉，面对偶像做检讨。结果他宽大处理了我。”

但对这篇博客，“江湖夜雨”并不满意，“她说得太含糊，造成现在有点说不清的感觉。她是女孩子，又有残疾，也比较有才华，我不想得理不饶人。但我希望澄清这件事，抄袭了就是抄袭了。否则，我可能会通过法律手段澄清此事。”

安意如：他的书商想以此炒作

记者随即致电安意如询问此事，她并不惊讶，但表示不想做什么回应，否则会“正中某些人下怀”。“事实上，这个事情与‘江湖夜雨’无关，是他的书商在背后操纵。他的书出来后，一直卖得不好，销量不及我的。所以他们就想利用这个事情炒作新闻。”

当记者问她网络上说她抄袭“江湖夜雨”是真是假时，她说：“这个不存在真和假的问题，你看到我的博客你就知道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记者追问她为何会出现她和“江湖夜雨”文字相同的情况时，她说：“这都是史料的问题。”她对记者一再强调说，如果自己对这个事情做出“激烈”回应，就正中某些人下怀，因为她不想过多解释，“很快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了。”

据了解，“江湖夜雨”今年春节后要推出5本新书。此事是否与新书宣传有关？“江湖夜雨”表示，可能客观上起到炒作的效果，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故意炒作。

在我曾经求学的那座城市，既有池莉那样畅销的通俗作家，也有方方那样我更偏爱的以思想取胜的作家。胡发云和方方都属于我在乡土本位情结下炫耀展示时愿意列举的“武汉作家”，在我的大学阶段，我所在学校的中文系主任就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胡发云的《老海失踪》和《死于合唱》等作品，大意是说这是一位被遮蔽的武汉籍“非著名作家”。

胡发云就住在我所在的大学的对面，近在咫尺，但机缘却并没有让我去拜访一下他。几年后的这个秋天，在去一座海滨城市的航班上，我开始捧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胡发云新作《如焉@sars.come》。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读了50多页，在我的蜗牛速度阅读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书的扉页是一帧胡发云双手托着下颌的照片，左边大约是一瓶兰花，右边是一个黑陶瓶。看了书的后记，才知道那个黑陶瓶存着他已逝的妻子李虹的骨灰，“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两周年忌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静静躺在卧室那个高贵典雅的黑陶瓶中。”我害怕自己读着这样伤感的回忆会忍不住流泪，那样会让周围的乘客感到莫名其妙。

说“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说“《如焉》，洗刷当代中国小说的耻辱”，未免都有些过，但极富思想性却是《如焉@sars.come》的最大特色。我甚至怀疑胡发云是迫不得已才用小说的形式来曲折地全貌呈现他那些洞见。

武汉的朋友还盼望着胡发云的电话，他想探究当年高干子女李虹在胡发云深陷牢狱时是如何义无反顾地住到门不当户不对的胡家，如何顽强而决绝地以“儿媳”的名义照顾起胡发云的父母。朋友想搞清楚《如焉@sars.come》文本之外的胡发云。也许，《如焉@sars.come》的一路飘红红，是最可以告慰亡妻李虹的在天之灵的。胡发云记得，“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两周年忌日。”

2006年年底，杂志界大鳄EMAP黯然宣告关闭知名男性杂志《男人帮》（FHM）的美国版，与此同时，另一家集团IPCMedia则放言将与《玛丽·嘉儿》联手以1800万英镑重金打造全新的女性生活周刊《Project Honey》。也就是在这时，一本名为“最后的杂志”的书上市，作者DavidRenard在书中预言：“未来25年内，纸质杂志工业将萎缩到10％。”

而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DavidHepworth在传媒年度盘点中虽然对这种悲观论调持观望态度，却也不得不承认主打青少年市场的杂志已然走到了尽头。

平面媒体势衰论不断高涨，2006年似乎尤其冷酷，几本月发行量仍有上百万份的杂志都决然退出了印刷品市场。报纸寻求杂志化作为最后的缓冲，杂志又将如何应对？那些立足大众市场的杂志极力变身为网络媒体，一般性读物如《新闻周刊》、《Vogue》、《连线》的网站几乎可独立于杂志；甚至连一些小众杂志也大搞网站建设，视频、播客齐齐上阵。康泰纳仕集团今年打算用来与《财富》、《福布斯》一较高下的商业新刊《CondeNast Portfolio》虽然要到4月才上市，但早在去年就开通了网站以造势。网络杂志固然未成气候，但平面期刊完全依赖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并不遥远。

也许，那些面向青少年的杂志在2006年最深刻地体验到了回天乏力的严峻现实。

Myspace这样的网络青少年亚文化社区让千万年轻人如痴如醉地沉溺其中挥洒过剩的荷尔蒙，青少年期刊几乎完全无法挽留迅速流失的读者，也必然要率先踏上穷途末路。

《CosmoGIRL！》竟然也要把在Myspace设立站点当作吸引年轻人的救命稻草，而《ElleGirl》、《TeenPeople》则干脆关门大吉，2006年堪称青少年杂志相当崩溃的一年。虽然成年人读物并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但作为未来社会的趋势引领者，青少年趣味的变化俨然预警着平面杂志的空前隐忧。

不过，《Wallpaper》的创办人TylerBrule却说：“我实在厌倦了不断听到各地都在传言印刷媒体已死。其实不是。对于杂志而言，现在正是时候摆脱束缚，制造出更惊人、更自信、更有生命力的产品。”一笔500万英镑的投资将支持他重出江湖，于今年2月推出一本新杂志，面向那些常年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的职场精英。即使在杂志末日说甚嚣尘上的今天，几乎每天都有新杂志诞生，而且仍然有不少新生代杂志在2006年行情看涨。比如台湾的《PPAPER》以平民化身段普及创意文化，巧妙地用艺术手法包装商业、以商业形式推广艺术；英国版《Grazia》女性周刊则被誉为像多年前的《TheFace》一样击中了这个时代杂志工业的想象力，内容介于时尚、名流与生活杂志之间，独特的装帧设计让它摆脱了小报的廉价气质但又轻松时髦，开辟了高消费女性周刊的新类型；而更小众的《Fantastic Man》、《城市中国》则证明了它们超越性的收藏价值，每期阅读都是一趟华丽的冒险。内容细化和创意化将成为新兴杂志成活的关键。那些无所不包、大而无当的杂志会更快变成电子刊物，未来的杂志将越做越“小”、愈发针对单一的阅读需求和特定的群体，甚至可以个性化为私人趣味读本，变成“博客杂志”。而那些形式极端风格化、富有创意、强调视觉感的精美小众杂志或许将成为“最后的纸质杂志”，越来越多剑走偏锋的杂志以季刊、半年刊甚至不定期的形式出版，向“Mook”转变，模糊了杂志与书的界线，它们介乎于咖啡桌摆设、艺术画册、主题期刊和书籍之间，坚决地站在了厕所读物的对立面，乃至被当作彰显所谓品位格调的社群标志。

对于国内杂志来说，现实或许还不至于那么残酷。在尚未成熟分化的今天，国内的杂志业仍有一定发展空间，尤其是借助与国外刊物版权合作往往能起死回生，而且不少杂志正在绞尽脑汁地以各种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不过《时尚·娇点》的停刊会不会也是一个预警呢？

　　《ElleGirl》：

　　和很多停刊杂志完全不同的是，《Elle》少女版在广告和发行量方面呈增长态势，但它还是毅然撤出平媒，投入更多资金在网站以及无线平台。

　　《TeenPeople》：

　　《People》还能凭借独家的布莱德·彼特一家照片留住读者，它的青少年版已经无法对抗网络对名流生活海量而迅速的报道。偶像崇拜、时尚模仿、潮流追逐是如此即时性的消费，年轻人谁还有耐心等到一本月刊去了解很可能过时的信息呢？发行量虽然仍有100万以上，但广告额却在下降。它的网站将保持更新。

　　《FHM》（美国版）：

　　苦苦支撑了7年，在严重亏损之后，只能以关闭告终，网站同样继续运营。

　　《Relax》：早期是日本90年代涉谷系音乐和时尚潮流的推动者，后改版成一本反消费主义的休闲生活杂志，成为日式“乐活族”杂志的代表。然而，这样一种转向却无法充当起欲望挑逗者的角色。

　　《Karen》：

　　这本由英国一位妇女一手操办、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刊物是一本反名流、反时尚的杂志，内容全部是朋友与家人日常生活的随意片段，可谓个人化到了极点。虽然前年出第一期，但等到去年第二期出来才可算作为一本杂志正式诞生。获得EMAP年度出版奖最佳生活风格杂志。

　　《Yummy》：

　　来自法国的一本专门解剖垃圾食品文化和平面设计的杂志，也是去年出第二期。提供和吃相关的各种设计、文化议题，比如从曼谷搜罗的各种食品包装等等，探讨吃的文化以及其社会角色。由一名平面设计师和一位社会学教授包办，堪称独立杂志典范：有趣、聪明、独一无二。

　　《Varoom》：

　　作为一本插画季刊，它的报道对象和自身设计都有十足的艺术效果，更提供了一个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的窗口。每期有各地艺术家作品以及对插画界潮流动向的审视。在视野上，它的全球性值得称道，最新一期甚至关注了伊朗的插画家。它被《Grafik》评为年度杂志之一。

　　《AANGEL》：

　　台湾包氏集团继《PPAPER》后推出的一本女性月刊。在女性杂志泛时尚化、沦为消费囚徒的今天，它以带点文艺腔的方式每期关注一个女性情感和心理的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反时尚的气质，连服装图片也摒弃职业模特，找来普通人演绎。

　　《Xmilk》、《流行色》：

　　《Xmilk》是《Milk》的高端消费版，主打奢侈品市场，但却缺乏“牛奶”的态度，完全变成了顶级名牌购物指南，相当空洞；而号称《Milk》内地版的《流行色》则又是一本水土不服的杂志，拼贴了《Milk》和改版前《Cream》某些元素的《流行色》也失去了灵魂，几乎就是一本广告集。

　　《滚石·音乐时空》：

　　几经折腾后，《滚石》总算在中国“滚”了起来。

　　但它和中国摇滚一样尴尬。

　　借助原版的资源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品质，但是本土化程度不够始终令它难以发挥原版的社会文化介入作用。

　　《新知客》：

　　来自于贝塔斯曼媒体集团下属的古纳亚尔出版公司，相当部分内容来自欧洲原版。作为一本科普类杂志，话题选择注重趣味性、人文性。

　　《明日风尚》：

　　香港知名报业集团进军内地的月刊，又是一本定位模糊的杂志，一式三本各自内容划分却不清晰，似乎想把娱乐休闲生活消费的各个层面一网打尽，反倒显得杂乱无章。也许香港的资源还是最大的本钱，可是张叔平、夏永康上阵似乎也未见精彩。

　　《domus》中文版：

　　基本上是整体拷贝原版，内容上增加了少量本土报道。在设计创意领域，眼下确实比较需要第一手的海外资讯，在未来能否成为中国的《domus》而不仅仅是中文版将决定它在建筑、艺术和创意产业中的影响。

南方几家媒体最近对高耀洁医生的报道，凸显了高耀洁医生晚年的绝望。如果说某些职业政客是她当初揭示艾滋真相的最大阻力，让她付出了高昂的精神成本；那么到她晚年，到她已经功成名就时，她的生存状态非但没有多少好转，反倒更为恶化了。当初打压她的职业政客固然有所忌惮，有所隐退，但令她绝望的别的力量，这时却从四面八方，像蛆一样的蜂拥而来，包围着她，寄生于她，令她难以招架，令她身心交悴。被利用、被捉弄、被欺骗竟成了她晚年最大的噩梦，以致她要这样愤怒地对记者说：“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

我一直痛心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摩西，没有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甘地，引领我们民族走出苦难。但是原因在哪？我一直想不明白。高耀洁的遭际令我突然有所醒悟。木秀于林，岂止风必摧之。纵然没有风的摧折，那么多的寄生虫，咬也要把大树活活咬死呀。那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江湖骗子，不就是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吗？把高耀洁晚年的心，咬得千疮百孔。

“政府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这是高耀洁晚年的感慨。不止权力丧失了信用、企业丧失了信用，就连基金会，就连NGO，这些所谓民间新兴力量，竟也成了寄生虫附会之所，民间也不免沦为名利场，这才是最可怕、最令人震撼之处。如此，高耀洁晚年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了。

不能不承认，我们民族不是一个善待英雄的民族。在这个本来没有英雄的时代好不容易有一个高耀洁，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奇迹，却不被珍重。有人说从她身上能依稀看到德兰修女的影子，这话没错。纯粹就个人境界而言，高耀洁与德兰修女确实很相近。但不幸的是，高耀洁并没有当年德兰修女所处的那种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以致她本来是要救人救世，结果非但无以普渡众生，自己反而深陷重围。

高耀洁是一个真正的平民英雄。抱定自己的理想，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地坚守。以自己的生命做基石，架起通向现代文明的桥梁，不张扬，不高标，也不故作狂狷。窃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良心，民族脊梁。而那些大言无行者，那些以救世自命的斗士和教主，我则本能地抱以怀疑，甚至是厌恶。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跟“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江湖骗子，其实是一类人，只不过他们吃的是不同的饭，发的是不同的财罢了。

高耀洁是伟岸的，但高耀洁是独一无二的。那些斗士，那些教主，一个都不可信，一个都靠不上。既然我们的民族注定不会有摩西，注定不会有曼德拉、有甘地。那么我们干脆就不抱幻想，我们就只靠我们自己，尽可能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像高耀洁那样，抱定自己的理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顽强地坚守，百折不回。这样做去，每个人就都是一支军队，一寸一寸地扫荡我们身边的污浊；每个人就都是一个试管，一点一滴地净化我们身边的空气。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待人救而自救。

这，或许正是高耀洁晚年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在2005年11月底，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在国家发改委网站英文网页的最新领导名单中，解振华的名字已然在列，引起了国内媒体关注，称之为重返政坛。

官员也是人，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下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犯了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再也不能获得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再也不能得到谅解。一个人的错误甚至罪行进入公众领域，他应依法、依职务规范受到处罚，但是以后他当然应该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问题在于，在一个民主社会，民选官员是公众推举出来为大家服务的人。如何推举，法律事先有所规定，例如宪法就是这样的约定。什么职位的官员为民众的选票推选，什么职位的官员由上级领导机构任命，然后得到民选立法机构的认可，都有一定的既定程序。只要符合程序，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所以，民主社会官员的“官运”是民意在主导。有些官员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民众觉得他“不合适”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不再给他投票，他的“官运”就到头了。对于有了过错的行政官员，引咎辞职之后，也可能重新获得上级的任命，这样的提名一般都有议会听证会审核。议员们是民众的代表，也就是在代表民众审核和判定。在提名之后，假如民众不愿意，可以通过自己的议员表达。这在逻辑上反映了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反映了官员只是民众公仆的道理。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官员的个人政治抱负，甚至服务民众的理想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以前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克林顿八年任满之后，踌躇满志，准备竞选“升级”成总统。美国的总统是一个“干事”的实权岗位，副总统却只是个闲差，年富力强的戈尔“闲”了八年，当然想自己试试当家。在2000年著名的那次竞选中，几乎和当时的竞选对手小布什势均力敌，票数接近到了这样的地步，引出的争议必须由最高法院判定。记得最后戈尔宣布败选，显得有些“悲壮”，支持他的民众都祝福他“下次再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看上去戈尔“下次再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四年以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希望。

七年后的今天，戈尔早早宣布，他将不会考虑在2008年参选，因为他自己估计没有获胜的希望。戈尔虽然曾经“贵”为副总统，任满之后，他只能根据新的民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而做不到无视民意来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对于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的损失，民众也可能判断失误，因此失去了一个好的公仆来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民主制度并非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一个较好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保障了一个原则，就是政府是民众推举的管理机构，官员是民众推举的公仆。反之，假如官员的去留完全由官员自身的意愿决定，或者由一个官员阶层来决定，潜在的风险是一望而知的。

在民主国家，官员的上下也引起民众关注，但是很少有民众热衷于官员任命“小道消息”的流传。因为一切最终必须是透明的，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官员任命的大事，不可能先在私下传传，最后就传成真的，而不管民众是不是同意。差别就在这里：民众有没有表达意见和改变结论的余地。在过去，中国官员没有年龄限制，上了就不下，没有人可以质疑。相对过去的状况，现在已经是一个进步，官员的上下有了一定的限制，媒体也有一定的提出疑问的空间。可是，我们或许还需要认识到，现在的状态还只是一个过渡，这样的体制仍有继续向民主迈进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