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往常到了跟婆罗洲女友裸聊的时间，我就坐在电脑椅上，迫不及待脱了裤子，像个嗷嗷待哺的小猪。今晚，女友见我道貌岸然的，肉体仍包裹在皮子里，没暴露那个来，有点奇怪。她问：怎么啦？羞答答的，难道要我求你？我说：有点不好意思，精神上转不过弯来。下午舞厅遇到过去的恋人，跳黑暗的慢四步，提起当年爱情的失误和赌气，而失去了阴阳互补的良机，我俩悔恨万分，抱住一团，泪水流了一脸，连乳房都忘了摸，我的舌头还舔了她不少泪水，这时候跟你裸聊，说情话，我成了什么啦。
    女友回答：时过境迁，辞旧迎新，这很正常，你不要陷在回忆里不可自拔，该结束的就让它结束，这就是你们夜郎所谓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你看我老公，他不是下海打渔，就是出门做生意，叫我独守空房，自己在外面寻花问柳，听说LS镇上的YgfMM是他的长年情妇。因此我把他抛弃，精神上跟他形同陌路，连性交都例行公事。你那个恋人，不见得现在给你看我这样的细皮白肉吧，还有这个宝贝，喏，你看。女友边说边撩开粉红色的缕空胸衣，让我在起伏的山岗上，看到了两只白光灿烂的馒头。
    我说：人总要有廉耻，总要记住人家的恩惠，虽然我喜欢你的馒头。我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张开嘴巴的姿势，对着她左边的馒头狠狠咬了一口。我说，你不知道，最近夜郎在手把手教荣耻呵，好像我们是茹毛饮血没受教化的野人，我精神压抑，不得不收敛。他们扳着手指，告诉人民一要啥，二要啥，三要啥，四要啥，还有五要啥，六要啥，七要啥，八要啥，苦口婆心一口气教了我们18要。当地衙门也叫我们熟记城市文明守则，还告诉我们人走人行道，安全最可靠，红灯停绿灯行，结婚要登记，营业要执照，收入要缴税。年底不要忘了缴摩托车年检费，汽车不要忘了缴养路费，收到通知单，也不要忘了缴交通违章罚款，否则要缴滞纳金。一些专家告知，要理直气壮拿红包，红包越多越证明医术过硬；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也不要施舍叫化子；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我的肚子早装满了关于是非荣耻的观念。比如，下乡光荣，务农为贵，五讲四美，以德治国，三只手表，现在又多了这么多荣耻，再装下去，走路走不动啦。
    女友笑了。她说：说法很好，可惜卫生口罩嘴上一套，明明自己做不到，却向人民宣教。下乡光荣，务农为贵。结果你吃了多少苦头？流了多少黄汗？好象衬衫上一天到晚都是盐霜吧，连一件替换的衬衫都没有。农忙挑河泥、“闸水担”（挑着肥料往水田里冲），只赚五六毛钱，回城还要报户口，衙役还要打耳光，叫你顶墙头、扁担绑。有一次国庆前大扫除，县工人纠察队上门捉拿，你不是跳窗连夜逃到乡下去的吗？你的反应很灵敏，手脚很利落呵！
    难道还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吗？那个提倡教育产业化，并认为高薪可以养廉的清官，嘴说准备一百口棺材，跟贪官污吏同归于尽，结果自己没用一口，有的给了李思怡，有的给了孙志刚，有的给了淹死的学生，有的给了烧死的学生，有的给了矿工，还有的给了民工和下岗工人。
    嘴说以辛勤劳动为荣，自己却上庐山，吟诗天生一个仙人洞，还带了衙役北戴河避暑，还叫工人下岗歇生意，亏他们说得出口：以好逸恶劳为耻；
    嘴说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却造舆论做假账，骗走股民一万个亿；
    嘴说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县局级干部月车贴拿三千几百元，年底有红包，还叫下岗职工在马路上吃汽车的尾气、挨衙役的电棍；
    嘴说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自己手上没老茧，上饭店进五星，养小蜜住别墅，将现金存于外国银行；
    嘴说热爱祖国光荣，自己跟外国赤佬拉拉扯扯，泛舟荡漾，尝西餐吃烤肉、弹钢琴唱洋歌，还到人家的农场里作客。作客了，还说走不出国门的人对社会不满、颠覆政府，一封电子邮件就判人家十年。
    嘴说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却几次三番将郭飞熊拳打脚踢，当沙包打，贼一样打，当着衙役的面打，几十下拳击，将人家打得鼻青眼肿，头上长了好多个大包。还抢人家的手机，跟踪人家的妻儿，将人家扔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地里，不准叫打的，叫人家拖着沉重的行李，远途跋涉，步行长征，寻找住宿之地，最后还贼头贼脑闯进人家的房间。
   这些人老是用镜子照人家，从来不照自己。否则尽可以说：贪污受贿可耻；拿红包可耻；强迫拆迁可耻；养小蜜二奶可耻；诬陷人家嫖娼可耻；说处女卖淫可耻；说夫妻嫖娼卖淫可耻；闯私宅夺黄带可耻；火起，叫学生慢点走，自己先滑脚可耻；逼警察下跪可耻；冲进报社打记者可耻；对郭飞熊下辣手可耻；让几个人对高智晟律师“逼债”可耻；老是盘算以各种罪名将作家送牢房可耻；掠夺股民可耻；用电棍子刺那个可耻；给人上老虎凳可耻；施放病毒、监控邮件可耻；跟踪人家可耻；嘴唱血染的疯彩，又拿罪犯的巨款可耻；叫黑社会打人可耻；用枪子打农夫可耻；用洋龙头喷村妇可耻；叫人失踪、将人软禁可耻；对学生使用开花子弹可耻；死了人说没死人可耻……
    女友撩开胸衣，说个没完，激动得两只乳房像小鸟那样活泼，我说好了好了，你说得我头都胀了，你这么说，成碎嘴婆了。在夜郎，衙役立马就上你的门。你这种有天没日头的话，我们死都不说。我们只会磕响头，戴手表，喊万岁。他们所说的连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包括什么荣耻，我们听了都一笑了之，只当耳边风。
   
    
    2006、3、27

  九秩高龄的邓力群刚刚在香港大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顷刻之间，把邓力群旋风从国内搅到了香港和海外。
  
大陆因恶点人众而热走

  称“邓力群旋风”，不是危言耸听。去年10月邓力群通过他仍然控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公费印刷了自己的这本书，听说印数只有200套，分上下两册，全部是精装，封面赫然印着（征求意见稿。不得外传、不得引用）。
  不等邓力群分赠完毕，该书的复印本，就以几何数级几十倍地在北京扩散，至今寻求此书者大有人在，一些报亭也抓住商机，出售复印本。各大学内农民开的复印店因价格低廉，一页纸只收五分钱，而且复印装帧十几套连夜搞定，接活不断。
  该书热走有两个原因：一是邓力群恶点的人数众多，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乔石、胡启立/习仲勋点起，点了不下六、七十人的名字，囊括了为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干部和理论界人士。
二是邓力群披露了大量中共至今仍未揭密的材料，比如1987年1月12日－16日邓小平提议召开、由薄一波主持的逼迫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的党内生活会，包括邓力群本人作的长达两个上午的批胡发言。一位著名学者说：『找了多少年找不到邓力群的这篇发言，这下他自己印出来了。』这位学者复印了40套分送朋友，最后连自己的一套也送出去了。
中央党校前副教务长吴江是被邓力群书中多次恶点的人，他于去年10月20日就给邓力群写了信。若将邓力群书中声色俱厉的斥责吴江造谣的段落，和吴江信中四段相对从容不迫地反揭露对照来看，真是精彩之极的公案戏。

美化自己丑化胡赵空前绝后

邓力群素有“左王”、“老庆”（取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两个大号，八十年代他主持、领导中共意识形态长达8年，与胡耀邦、赵紫阳恶斗了不下10年；他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四项基本原则』阻碍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开放；他用理论棍子痛打过郭罗基、周扬、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戈扬，简直数不胜数；在全国继续大搞阶级斗争，推动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这本《自述》中，他把自己写成中国前十年改革开放起决策作用的人。
12个春秋是邓力群从红旗杂志的五七干校调到中央工作的12年，他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和胡乔木如何行走南书房，用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贬低胡耀邦，写他和胡的磕磕绊绊。因为胡倒台离他自己结束在中央的工作也就不远了，因此全书从文字上看对赵紫阳着墨并不很多，但充满仇恨。
赵紫阳当代理总书记之后，撤销了书记处研究室，等于剥夺了邓力群控制意识形态的大权，使他对赵不共戴天。13大第一次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只有区区10％，邓力群就落选了，这只能是13大推动党内民主的成果，但是邓力群却痛骂是赵紫阳做了手脚。
一位知情人士说13大正是赵紫阳提名邓力群再做中顾委常委后选人的，使他有机会参加第二次选举，结果他又落选了，像这样掩盖事实之处比比皆是。
邓力群对赵紫阳的仇恨实际把12个春秋延长为14个春秋，一直写到六四，称因反对开枪而下台的赵紫阳是『恶有恶报』。众多知情人纷纷指责邓力群书中对紫阳的贬低、中伤，往往是无中生有，比如『对王任重放声大哭』,『吊唁陈云中南海门口受阻』大概都是写者心中希望的，试想软禁中的紫阳能想去中南海就去吗？你邓力群去中南海也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呀。

十二个春秋出版的贡献

邓力群书中反复写了他当面斥责王若水在香港发表文章是共产党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一个，现在邓力群自己在香港出版《十二个春秋》可称为中国最大的自由化。无论写文章痛批邓力群的人，还是谴责该书内容的人，我想都会欢迎这本书的出版。
28年来邓力群致力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至今继续他的主张，就是要把中国搞成铁板一块。如今邓力群带头出书了，应该让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鲍彤、李锐、胡绩伟、吴江、吴象所有被他恶点的人的书都能公开出版，中共的党内民主才能正常化。
《十二个春秋》出版最大的贡献，是详细披露中共高层决策的运作方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谁也不想建立制度。邓力群在高层的12年，从打倒四人帮，撤换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党内大佬们私下捏咕，由邓力群这样的“行走”当中串联完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执行大佬意旨的表决机器。
不知胡赵是何人的年轻一代，读了这些会吃惊，会思考，会认识，毕竟和党史教科书写的大不一样。 ，

06年3月16日于满风楼  3月27日刊于苹果日报

中国民主供血系统的严重缺失

郭永丰

 

是否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是否在经济领域占据绝对优势或独领风骚，这对于在中国完全实行民主化并不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无任何资金来源作为中国民主化生命的维系与延续，以及不断拓展和无限的发扬光大，这恐怕就是最致命于中国民主化的瓶颈之所在。当然，作为属于中国十三亿人民以及其子孙万代的永恒福祉——民主事业本身来说，因为它极端正义正确且至真至理，所以，只依靠它本身的天然魅力，也能够有所不断拓展并无限发扬光大的。

但由于这样太慢，且所花费时间太过漫长，根本就不是眼下所有民主人士以及全国人民的基本心愿。由于眼下毕竟再无其它任何道路可走，所以，凡是先民主了的朋友就都不得不暂且忍受煎熬，步履维艰地拼搏奋斗着。恰这正是中共当局高度警惕万分敏感坚决阻遏残酷镇压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作为民主人士，如果你只有思想，没有多少金钱收入，尤其还没有来自海内、外比较巨大的任何金钱资助，你一般不会被专制当局那么高度重视或残酷镇压的。否则，你便要真的吃大苦了。

因此，有人说，其实在中国搞民主不需要很多金钱，只要能满足最起码和最基本的就足够了。比如，如果拥有一个像姚明那样的小富翁全力资助的话，也会很快获得成功的。可是，却无丝毫关于这一方面的任何来源。尤其当海内、外众多擅长写作的民主人士不得不以向海外投稿而聊以谋生时，实际也连应该得到的少得极为可怜的一丁点稿酬也很难那么比较方便及时顺利地拿到手，由此可知在中国眼下搞民主是多么的艰苦卓绝且极其艰辛不易了。也许正由于感受到在中国搞民主的极其艰辛不易和艰难困苦，东海一枭便很幽默地大声疾呼说，请投机民运来吧！由此，这也是众多本身也很清明甚至非常民主的人士，只因为还依然被独裁政权供养着，才不敢在很多人都如此如火如荼地大谈特谈民主时，而能够长期沉住气，不发出一丁点声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作为笔者，由于与大陆很多人接触，他们都会这样说，要靠工资养家啊，否则也站出来搞一搞的。我说，如果在你坐牢时，有人保证给你家人每月发必要的生活费你还搞不搞？他说，果真那样，就是让我真的去坐牢，我也毫无后顾之忧。实际作为顽固不化累教不改嗜血成性的专制当局，他们正是掌握了大陆大多数人的这一致命弱点，才这样残忍残酷地对待每一个凡是执着搞民主的人士的。

恰正是这样，作为民主人士，本来公司开得好好的，他们便故意想方设法干扰你公司的正常经营，而让你的公司早日关门倒闭；如原来还有点积蓄的，他们也一定想办法给你彻底耗干耗尽；如果是正常上班的，他们也一定要让你早点下岗，并从此以后让你再也找不到任何事情做，等等。他们就是要让你把所有家财耗尽耗干，心力交瘁，看你还搞不搞民主了。

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对你直言不讳的说，政治不属于你搞的，也根本不是你这种人能玩得起的。因为在他们陈腐的观念里，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历来都是残酷无情残忍血腥的，哪有那么好搞啊，否则，哪里还能轮得上你们这些人啊，我们天天这样奔忙着，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难道我们就不热心吗？所以，作为眼下的民运事业，他们绝不会投机的。而作为眼下还依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搞民主的，也许才是属于大中华真正最纯粹的民主精英。

毕竟，根据笔者近半年来投稿的实践得知，作为目前能给一点稿酬的海外网刊，实际大多数也都是拼老命苦撑的。比如《真话文论周刊》，由于其新近所办《悉尼时报》出了麻烦，便也立刻宣布不再支付任何稿酬了。并且笔者还从中才得知，原来他们的编辑人员一直都是免费义务干着这类工作的。而作为其它也注明支付稿酬的，如《北京之春》和《中国报道周刊》，由于早断了固定资助的来源，也不得不尽量少登或干脆不登只要是需要支付稿酬的首发稿。

虽然像《人与人权》、《华夏电子报》、《民主中国》、《观察》、《动向》、《自由圣火》、《议报》等，稿酬比较稳定，有的还比较高，但要求写作面极为狭窄，且刊登数量极少，一般写作者很难有机会在其上面也发表文章而获得比较丰厚的稿酬援助。于是，就只有大量给《民主论坛》投稿了，但由于《民主论坛》的资金也不是无穷大，且极其有限，所以他们也把稿酬调到最低，并且要求条件还极为苛刻。

由于笔者毕竟投稿时间极短，完全指望稿酬谋生时间也不长，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笔者已深深感觉到，中国民运生存之艰苦，究竟达到何种惨不忍睹的地步了。当然，先不说专制当局对这些人极其血腥残忍且丝毫不讲人性地摧残与镇压了。仅仅依靠海外投稿就能完好生存下来的人，眼下大家也都看得很明白，除了率先步上民主道路且学历以及知名度非常高的人之外，至于其他所有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正挣扎在垂死线上。固然，仅仅依靠这些人，你能指望他们为中国民主大业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呢？

也许作为擅长写作的，还多少能写点稿件，勉强也能赚点油盐钱，可作为大多数民主人士，他们并不都擅长于写作啊。尤其有很多人，他们本来也很有知识和学问，且思想非常先进开明，实际也正做着极为扎实有力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的专长不在于写作上，而他们的生活也极度艰难不幸，尤其当他们真正遭遇冤狱时，其家人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明显，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全部都是被彻底边缘化了的人，谁如果要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油水，也许只有做梦了。尤其是那些长期被监禁、监视、关押的人。也难怪刘建平律师感叹道，如果让他们支付极其高昂的律师费用，也许只能等下辈子了。因此，很多真正有道义良心或者本身就是民主人士的律师们，无论他们遭遇多大阻力，也无论他们眼下多么处境险恶且艰难不易，只要条件稍微允许，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帮助这些被冤枉坐牢或正要被重判的良心犯们的。

由此我们可知，眼下中国民主的艰难推进，仅仅只是凭借道义和良心。当然了，如果长期只这样，这便充分说明，中国民主的步履维艰和寸步难行究竟达到何种残忍地步与程度，也便一清二楚了。当然，这都是顽固不化愚昧专横的专制当局所故意酿造的深重灾难，未来中国人民，一定也不会饶恕他们的。

尤其作为笔者，原来还以为香港民主派比较富裕，如今看了《 大纪元》记者冯静编译的《北京阴影下的香港民主改革者》后，才真正有所获知，作为身在拥有中国最富豪和富豪最密集的国际性大港口城市，并且以前还号称亚洲四小龙，他们竟然也极其困苦可怜。

该文报道说：” 香港支持民主的党派也苦于人员补充和经济资助的挑战。公民党仅有100名成员，且有限的资助因创办费用几乎消耗殆尽。民主党建立于1994年，仍然只有600名成员。立法委员和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说，’大富翁不敢[给我们资助]，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会员，只有非常勇敢的人才会参加我们的党’。”

由此可知，眼下真正困惑中国民主的绝不是在大陆或港澳已经民主了人数还不是很多的问题，其核心和根本就是资金，资金，资金。如果解决不好只要能让许多民主的先驱及其家属们能够比较完好地生存下来的基本资金来源（虽然这一部分资金也少得极为可怜），中国民主就一定艰难在较短时间里有所真正突破或取得较为巨大的成果或能够向前大踏步地迈进的。

但是，由于作为所有民主人士，大多数人都是文职出身，且由于心性较高，而真正能够彻底全面地放下尊容、身份和架子，敢于厚着脸皮大力发展资金的专门人才，一定不是很多的，否则，中国民主事业就绝不会面临如此众多的艰难不幸和巨大困境。

为此，笔者想，其实像这类问题，作为海外的朋友们，他们是最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类专门人才，所以，连他们自己有些人也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更不用说去大力支援国内民主人士了。

由此我想，作为这种摆在所有民主人士面前的巨大困难和瓶颈问题，确实也该引起海内、外所有朋友们的高度重视，热心关切，以及下狠心及时解决了。否则，这种属于中国民主化供血系统的严重缺失，才是真正致命于中国民主大业的瓶颈之所在。难道作为海外那么多精英们，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好这等问题吗？在此还希望海外所有朋友们，尤其是那些条件稍好且处境比较方便的同仁们，确实能够在这一方面为中华民主大业真正能够找到出路和突破口。

而作为资金的来源，应不限于民主国家政府的资助、大型企业集团和商业团伙的资助，只要确实来路正，不含有任何杂念，未来民主中国确实能够接受得了的，就应慷慨接纳。否则，还是要考虑拒绝之。

2006-3-26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几乎对这位法国的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雷蒙?阿隆一无所知。众所周知今年的六月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众多报刊杂志蜂拥而至纷纷撰文纪念萨特，随着萨特生平的介绍，雷蒙?阿隆的名字也频频出现。但是当时的我对这种略微狂热的纪念活动本身就持一种远观的排斥态度，所以雷蒙?阿隆的名字也是在报刊上读到时一闪而过罢了。但是现在看来我错过了尽早了解这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洞悉很深的大师。
　　
　　在我的阅读记忆里，我接触到的最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学理性的质疑的是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那本经典巨著里，波普尔借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之际，对历史上极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清算，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学理性的梳理和质疑。就是在那之后，我开始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兴趣，渐渐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今的我正沉迷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种沉迷曾一度的让我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之中。因为我发现一旦沉浸在研究之中，内心的那种清醒的理性正逐渐的模糊，认识开始产生偏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也逐渐的倾斜。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初读此书不亚于我当初读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的那种震撼，而且这种震撼对我来说来的恰如其时，让我从吸食的精神鸦片中彻底的清醒过来。
　　
　　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我看到了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除了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这一超然角色外，另外还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正是这种双重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让雷蒙?阿隆在法国思想界乃至整个西方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具体到中国国内的学界，相对于我们对萨特、梅洛?庞蒂的狂热崇拜，雷蒙?阿隆无疑姗姗来迟。这种对西方学者的有选择的偏爱，在读过雷蒙?阿隆的这本《知识分子的鸦片》后，我对其中的微妙因素已经了然于胸。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接受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的学者的观点，还需要时间和心胸的大度。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已然证明我们在逐渐的开阔我们的心胸和视野，也让我们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正视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具体来说，雷蒙?阿隆的这本书并不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是作者在冷战时期，针对当时法国知识界的众多的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狂热迷恋而作的。作为一个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敏锐的看到了这种对苏联的狂热的表现的背后深深的非理性的缺陷；“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是什么导致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呢？雷蒙?阿隆重点分析了“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等几个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里具有重要意义的词汇。经过他的分析，“左派”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被赋予一种代表平等、理性和自由的含义，而与此相对应的“右派”则代表了尊重传统、维护特权，让人想到家庭权威和宗教。这两种区分在法国思想界知识分子中间根深蒂固，泾渭分明。但是，雷蒙?阿隆认为这种区分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认为，一旦左派取得胜利，并轮到它来对社会负责，那么，成了反对派的右派也能毫不困难的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者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革命”同样是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预言的那种革命。不管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阶级的成熟，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被意识到其使命的劳动者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无产阶级的伟大时代仍然没有来临。法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革命”并对斯大林时期的各种统治和革命行为如此的狂热崇拜，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昔的荣耀”。
　　
　　雷蒙?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各种所谓“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清醒的认识之上的。他认识到，法国知识分子这种对神话一样的狂热追求注定要破灭。知识分子无论在社会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最基本的角色是不能丧失的：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态度。但是，对待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上，大多数的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倾斜了，自由的精神附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态度已经模糊。雷蒙?阿隆借助于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格言说；“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于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思想，一旦不再是一种希望，便毫无价值。”对彼岸世界的理想化追求才是知识分子不断保持自己独立性批判性的根本所在，知识分子的所有价值只能用此衡量。在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当时的雷蒙?阿隆注定是孤独的，但是正如人所说，“历史将证明其价值”，现在的我们已经看到了雷蒙?阿隆的价值。曾经的孤独坚守，成就了他知识分子的“守夜人”角色，守着夜晚的一星点的光亮，结果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知识分子的政治神话
　　——评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著于1927年，我们想象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境域之下的世界形势就可以大致推断出作者在写作时的一部分心态。这种推断并不盲目，事实上班达在写作此书时精神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很深，这个事件对于当时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很严峻的考验。无疑在那种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要么选择勇于发言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战争；要么如温顺的羔羊般顺从已被一种狂热的情绪所支配的群众，投入到已分辨不出正义的杀戮当中。无疑，当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走向了第二种选择，这才是令班达最为痛心疾首之处。在加上当时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班达深深的意识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落已经大大的走向了异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本应坚持的理性的、公正的、甚至超世俗的价值目标。这些就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本书写作最重要的缘由。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知识分子的背叛》并不全是当时的内容。事实上，在1946年——这本书将近出版20年后——班达重新对它进行了修订。20年的经久不衰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只说明了作者作出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一论断在这20年中仍不断的应验着。正像班达在《1949年版序言及其注释》中所说，“我所坚持的论点——即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便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丧失其真实性，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彻底放弃追求真理，而是完全背道而驰了”。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了极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极权主义的刽子手帮凶。这种知识分子背叛的新形式促使班达重新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晶就是在原书内容的基础上加进了一篇长达数十页的序言。
　　
　　在原书中，班达虽然在字里行间偶尔提到了少数他认为的是真正知识分子的特质，但并没有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分析，他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了对放弃职守进行妥协了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修订后的序言中，班达不但增加了一连串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成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帮凶的人和二战后不加鉴别的拥抱斯大林式的共产党的人）的攻击，而且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文章中，班达列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静态的、大公无私的、理性的。所谓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就是说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寻求乐趣。而大公无私和理性的价值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就是甘冒被烧死、放逐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也能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者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之处。这样的人物在班达的眼中有苏格拉底、耶稣和伏尔泰等。而与此相对应的那些背叛的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恰恰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反，他们深深的陷入了20世纪政治激情的游戏中，并最终沉沦不拔。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主张远离政治激情，“他们全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这种生存的最高价值的信仰”。还有一种道德主义者，“他们以人性或正义之名要求人们用一种抽象的和优越的原则直接反对这些激情”。但现在看来更多的还是第三种，完全丧失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投入到政治中成为政治的附庸。班达重点在书中分析了第三种。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接受这种政治激情的游戏本来就是极其危险的，没有了理性批判态度的指引，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盲人骑瞎马，深渊已临近。但是班达发现对于那些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是受到政治激情的诱惑这样的堕落情有可原，而关键的部分是那些知识分子完全是自愿丧失立场，投入到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狂热主义的怀抱中去的，这才是症结所在。难道是知识分子没有判断力了么？班达认为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哲人王在乌托邦中的统治，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善，能给人类最大的满足，没有战争和暴力。为了建立乌托邦的统治，为了达到最大的善，可以发动战争，用暴力解决暴力遗留的问题。现世的一切都用作了手段。他们认为，这种情形之下，任何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更不要说仅仅是丧失自己的立场和理性的批判态度。
　　
　　但恰恰就是这种丧失自己理性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无法对乌托邦的谎言作出正确的证伪，也最终成了某种荒谬的牺牲品。历史好像对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们终将看不到现在和将来。
　　
　　思郁
　　2005-10-1书于独人居

《生活》：因为《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很多年轻人是从你的散文开始了解你的，可能进而去读你的诗歌，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北岛：这当然是个逆向的过程，因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从诗歌开始的。其实我的书，包括诗集在内，都是这两三年才问世的，其间有十五年的空白，这十五年就是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人从哪儿进入都无所谓。

《生活》：这两本书在你所有的出版物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北岛：一个作家就像歌手，要设法发展自己不同的音域，这两本书就可以看作扩大音域的尝试。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之间有某种互动或互补关系。比如，《时间的玫瑰》是对诗歌的一种审视和反思。

《生活》：你觉得自己的散文中最动人的是什么？自己不喜欢的又什么？

北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他也许能做到的是尽快从中摆脱出来，进入新的创作阶段。

《生活》：写散文的最快乐之处是什么？你说最初写散文是为了生计，现在这种目的改变了吗？

北岛：写散文由于直接处理往事，其快乐之处是你常常被回忆之光照亮，尤其是那些再现的某些细节，会让你激动不已。还有就是写散文与中年心境有一种和谐关系，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至于生计问题，总是有的，但对我近年的写作已并不那么重要了。

《生活》：你说不喜欢和朋友谈论诗歌，写作和交谈——或者接受采访——之间存在着冲突吗？

北岛：没有冲突。写作是写作，交谈是交谈，接受采访是接受采访，完全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写作大概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行业，很难通过交谈或接受采访与他人分享这一秘密。

《生活》：你谈了很多关于翻译的问题，在中国，你最欣赏的翻译家是谁？

北岛：我最欣赏的还是戴望舒，他译的《洛尔迦诗钞》让人叫绝，无人望其项背。在我看来，他是通过对洛尔迦的翻译展现了他的创造性才能，对于一个诗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钞》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地下文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他和其他翻译家所创造的“翻译文体”成为一种流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边缘化文体，最后成为地下文学的载体，并由此为汉语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戴望舒对现代汉语所做的贡献，应该说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

和戴望舒所代表的老一代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翻译的问题很大。那些粗制滥造的译作不仅误导读者，也伤及汉语。我在《时间的玫瑰》中对此提出了批评。我陆续看到了个别译者的反驳文章。当他们自我辩解时，至少得对自己的译本有个重新审视的过程。这是个喧嚣的时代。我要不大声喊的话，他们能听得到吗？

《生活》：在你的诗中，四字语是很常见的——不复存在、视而不见——这给予你的诗简洁的雄性的力度，但是也很容易陷入平常，就像大多数成语一样，已经失去弹性。古汉语中四字语很丰富，但是已经大多数被遗忘，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在古汉语中寻溯到现代汉语的新源泉？

北岛：这还是我头一次听人这样说。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没用过你所说的“不复存在”、“视而不见”这样的四字语。故我怀疑你是否认真地读过我的诗。不过，你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世上好语书说尽”，一般来说，四字成语确实有用旧用滥的问题，但这也并非必然。在现代诗歌中成语若运用得当，反而能推陈出新。柏桦的诗《在清朝》、《苏州纪事一年》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通过戏仿使某些成语重新获得力度和弹性。

  
《失败之书》
北岛/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 《时间的玫瑰》
北岛/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8月

《生活》：你对长诗的怀疑态度，觉得长诗很容易失去张力，我非常赞同。但是我相信这是很受争议的看法，你和朋友们是如何讨论这个话题的？

北岛：我们刚才说过了，我和朋友是不谈诗歌的。

《生活》：博尔赫斯认为，诗只有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此后的重复阅读中，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相信自己在重复获得当时的感觉、当时的印象。你怎么看，你重读了你最喜欢的诗人？

北岛：我想博尔赫斯的意思是，读诗靠的是直觉，这点没错。但一个人的直觉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是会变的。比如，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接受洛尔迦，恐怕要到了中年才会对里尔克和策兰有感悟。比如，我现在站在——至少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人生的制高点上，重读我年轻时代喜欢过的诗人，我会有一些新的体验和理解。这不能说是一种欺骗。

《生活》：写诗是否也是如此？有没有可能重写一首诗？

北岛：当然可以重写一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几乎一辈子都在修改他的早期诗作，有的等于就是重写。

《生活》：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如果你不问我，我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博尔赫斯认为，诗也是如此。那么，在理解世界和写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我认为我理解了世界，我还能够写诗吗？

北岛：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奥古斯丁和博尔赫斯，再说他们已经做出回答了。如今的风气是我们太喜欢引用西方的正统理论（或经典），博尔赫斯刚刚被这个正统收编。我猜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抗议的。

《生活》：除了诗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能让你感受到永恒？

北岛：现在该我反过来问你了：永恒是什么？

《生活》：少年时你在北京胡同到白洋淀游荡，后来世界游荡，你现在的身份焦虑感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北岛：你这个词用得好——游荡，比永恒实在多了。高尔泰的夫人小雨有一次无意中把“丧家犬”转意成“流浪狗”了，倒赋予这个词以新意。在我的经历中，最早应该追溯到文革中的“大串连”，然后就是“上山下乡”。可以说，我们就是“游荡的一代”。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创南走北，那叫“经风雨见世面”。只不过后来走得远了点儿而已。其实打我们年轻的时候，家的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游荡使我们这代人偏离正统，偏离中国主流文化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生活》：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你对汉语的理解改变了多少。你对这个国家感情的变化是什么？

北岛：我一直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富于诗意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却饱经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残害，千疮百孔。作为汉语作家，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保持必要的警惕。

《生活》：你喜欢读报吗？看什么电影？

北岛：我喜欢读报，可惜在海外的中文报纸太少了，即使有质量也很差。我有时候读读《纽约时报》。现在我主要看的是外国电影，最喜欢的是惊险片、警匪片。

《生活》：你的创造力的主要源头是什么？是那种焦虑感吗？

北岛：别把什么都归入“影响的焦虑”之类的西
方理论框架。如果创造力的主要源头是焦虑感的话，就非得神经病不可。创造力其实就是一种沉潜的生命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迷惘中把握方向，穿越七情六欲而获得一种俯视尘世的精神高度。

（原载于《生活》杂志2005年12月）

北岛：
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80年代末移居国外。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北岛诗选》等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张耀杰：千古“绝”唱–八荣八耻扒手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

今年2月15日至23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第五次访问了中国。和以往几次会谈的结局差不多，特使归来后表示：双方仍然存在着“基本分歧”。这即是说，新一轮汉藏对话又失败了。

早在2002年西藏特使第一次访华时，笔者就曾在《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场“假戏”。年复一年，这种“假戏”不但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真做”起来，反而越唱越假了。

为什么毫无谈判诚意的中共，会有和西藏流亡政府不断玩弄谈判游戏的兴趣？谁在这种谈判游戏中受益？

◎ 从“城下之盟”到无疾而终

要深入认识今天汉藏谈判的游戏性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1951年5月23日，在解放军大举进入西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这个在刺刀威胁下被迫签订的协议，被西藏流亡政府视为“不平等条约”。

由于中国当局肆意践踏协议内容，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此后，汉藏中断接触近二十年。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政府一直实施镇压西藏文化与民族特性的政策，汉藏谈判完全没有可能。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中共领导人着手拨乱反正，对西藏政策有所检讨，与达赖喇嘛中断恢复接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华社驻香港社长李菊生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先生进行联系。1979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此后，除了达赖喇嘛本人以外，达赖喇嘛在国外的亲属都曾以代表团观光的身份，回到西藏参观探亲。

1980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1981年7月， 胡耀邦接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尽管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也有一定的局限，其中关于不准达赖喇嘛回西藏居住一条令藏人难以接受，但当时双方都还有相当的诚意和信心。

遗憾的是，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的开明看法，无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国实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下台时最大的罪名就是在西藏实行贵族主义政策，没能采取强硬政策。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执政。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探讨新路子新思维，中国政府宣布愿意与西藏人谈判，西藏问题看来有一线解决的希望。但是，中共保守派设置了种种障碍，要求：不准任何外国人参加谈判；连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都不许参加，因为中国不承认这个政府；任何曾经支持西藏独立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晤谈。这就是说，他们只肯和达赖喇嘛一个人谈判。这些是西藏方面无法接受的，因此导致谈判夭折。

◎ 近年来立足于一个“玩” 字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赵紫阳等中共开明派失败，保守派掌权。苏联的解体令中共吸取了不少教训，他们因此要严防国家分裂。在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形势下，大中国民族主义更为嚣张，因此，中共时刻警惕，不给有可能带来国家分裂的西藏流亡人士开任何口子。从1993年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完全终止了接触。

直到2002年时，嘉乐顿珠又一次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再次打破了中藏关系关闭了多年的大门。尽管中国方面没有诚意，但“汉藏对话”的好戏却连续上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尽管会谈一次接一次举行，但就公布出来的材料看，中共对“汉藏对话”毫无诚意。

第一，他们一直不承认罗地嘉日等代表是达赖喇嘛的正式特使，而是把他们矮化成回国观光的“西藏同胞”，只是“一些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的人”而已。特使只能以私人旅游签证入境中国。

第二，他们完全无意和达赖喇嘛特使谈实质性的问题－－即全世界关注的西藏自治、人权和文化保护等问题，而是转移话题，说要帮助西藏特使“了解祖国的发展”。于是，两个民族之间有关历史冲突的对话，被变相搞成一次次观光旅游活动。

例如，2004年中国当局曾让特使观光北京承德避暑山庄满清皇帝的宫殿，2005年这一次，让西藏代表见识了桂林山水。当局招待特使吃吃喝喝，却根本不提汉藏两族的实质问题。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的谈判游戏，立足于一个“玩”字。

就这样，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谈判，从五十年代初期刀光剑影的“城下之盟”，到八十年代出现一线光明的转机，至九十年代后，中国军力强大，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所谓的中藏谈判，就成了被中共玩弄于股掌的“谈判游戏”。

◎ 谁是“谈判游戏”的受益者？

不管中国政府多么无诚意，能够把他们拉到谈判桌前来，仍然可视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成功。这是一个势力相差悬殊的谈判，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和经济势力，本来毫无与强大中国谈判的本钱，但是，由于西藏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游说，获得了西方朝野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加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桂冠，这就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使汉藏谈判成为人心所向。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能再像毛泽东时期一样闭关锁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不能不顾忌国际形象。于是，为了给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西方要人以面子，也为了降低统治西藏的成本，已经变得相当实用主义的中共，就采取了一种狡猾而灵活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煞有介事地做出这种积极的汉藏会谈“秀”。

这样演戏的效果非常明显。这几年来，为了营造良好的谈判气氛，西藏流亡政府改变过去揭露批评的态度，放弃一切示威游行活动，并呼吁西藏的支持者停止一切抗议中共的行动。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也因此减少，因为汉藏对话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致希望看到的情景，如今中国政府成功地给表演了。尽管多次对话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看不出任何实质意义，但国际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因此不再对中国政府施压。

中国政府因此树立了自己的“开明”形象，减少了国际压力，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游戏”中，众人瞩目的达赖喇嘛一年年衰老，西藏文化一天天消失，……。

毫无疑问，这种谈判游戏的得益者，只能是中国政府，绝不是西藏人。由于利益所在，中国政府对这种游戏还会乐此不疲，继续下去，而归乡心切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只能寄希望于双方更多的接触和会谈。

对此，笔者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看法：“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治之时。”
－－－－－－－－－－－－
原载《动向》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