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和历史调过情以后

《朗读者》(译林出版社)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我们是陌生的,但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除了在国内取得了轰动,马上又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世界里就卖了快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同《香水》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畸情故事,但也同《香水》一样,它在性爱和罪恶的表皮下,讲的是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故事讲述了15岁的米夏和36岁的汉娜一次街头偶遇和接下来无法控制的身体接触,女人对自身文盲和集中营看守历史的双重隐瞒,对学习教育的几乎疯狂的重视和偏执,并没有让男孩怀疑自己对女人的迷恋,性爱之前他对女人的高声朗读,不仅变成了小说的标题,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契约或是默契。然后,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小说的第一章到此戛然而止。直到多年以后米夏成为法学大学生时才又看到了她:在法庭上,她出现了,站在历史黑暗的另一边,承担着战后人们对罪恶的指责。

如果她是过去的凶手,米夏该怎么办?读到这里,第二章,小说终于露出了它清冷的锋芒,刺向了每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读者:毕竟历史过去得还并不太久远,罪恶也并不那么遥远。当你和那段黑暗缱绻地上过床以后,你会一身轻松地下床吗?后战争历史中的一代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对经历过那段沉重历史的父辈母辈的爱呢?

对于我们,后“文革”时期中,把曾经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遗忘,而且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了的文化中,《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的后面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天然地去雕饰的语言,干净得像冰凉的骨架,在骨头的缝隙中是一个被历史隔开的两代人间朗读与倾听、诉说与沉默、罪恶与遗忘、逃避与短兵相接、激情与蓦然惊醒的故事。

韩寒与白烨:吵不明白,得打!

□李炜

身在新浪BLOG,自然对周围邻居的事也要关心一下,虽然他们可能是住在别墅区,但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新浪很热闹,小韩与老白死掐了。本来死掐的双方一个号称去玩赛车了,一个闭门谢客撤博明志。

可戏还没散,看不见的战线又起硝烟。一个避开网络,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见解;一个开始釜底抽薪,断老白的后路,“看看纯洁的老白当年都干过啥?”

恋人语言不通如何吵架?

对韩白双方之争,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毕竟跟双方都不熟悉,包括作品。然而,却有一个我朋友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

我的朋友,有理想,有抱负,自小就有一个宏伟目标:一定要娶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为妻。年轻时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自信(自信来自于能力),只好勉强与国女结婚。人到中年,事业有成,身家超过了八位数,更可喜可贺的是,与国妻离婚了。

于是,童年时的梦想再一次浮上心头。天遂人愿,结识了一个西班牙女子,年方二十六,身材窈窕、金发碧眼、唇红齿白、眉目多情。朋友大喜过望,如沐春风,准备就此梅开二度。

然而,一个障碍出现了,西女只会说西语,朋友只会说国语。刚开始时,有翻译帮助沟通,但两天之后,感到翻译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开始了没有翻译的恋情。

双方在一起时还好办,毕竟有一些身体语言是国际化的,身体也是兼容的。可是没到结婚的火候,不能天天在一起搞身体语言。西女回国工作了,麻烦就来了。恋爱还得继续谈呐,只好借电话传递感情。

我曾经目瞪口呆地观摩过朋友与其女朋友之间的越洋恋爱电话:

拨号,接通。

中国方:HELLO,西班牙方:HELLO。(这是他们之间能互相听懂的仅有的两个单词之一,还有一个单词后面再用,省着点。)

于是,我方开始中文讲,在中文的间隙之处,对方适时地接上,开始用西语说话,双方各说各的,依此类推,五六个回合之后,双方应该是不约而同的看看表(对方看没看是我猜的),然后,中方恰到好处地说:BYE鄄BYE,西方也说:BYEBYE(仅存的一个双方能听懂的单词),于是朋友一脸幸福地挂机。

朋友的越洋电话,有一段时间成为了当时朋友圈内的经典节目。酒过三巡的时候,总是语重心长地劝:“恋爱是谈出来的,要多沟通呵。”于是朋友接受劝告,掏出手机。

跨国电话恋情持续半年之后,问朋友进展如何,何时赴西天娶妻。朋友摇摇头:不娶了,分手了。

问其原因,朋友说:这女孩是不错,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差别太大,电话里就总吵架。我与前妻就是天天吵架吵离婚的,再找一个天天吵架的,重蹈覆辙呵。

朋友的话我到今天都没想通。没有共同语言我能理解,而且太没有了。但电话里总吵架是如何吵的?可惜没有观摩到。婚后如何才能天天吵架呢?

想不通。真有这么吵架的人!

等韩白之乱发生了,我才发现,还真有这么吵架的人。

吵什么呢?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的,讲的不是一种话,互相谁也听不懂谁,这架吵的。

小韩本来就看不上你那个文坛,都说“文坛是个×”了,老白何苦在那里满怀深情地说:再努力几年,我们等着你成为文坛后备军呢。

小韩要是真的对“主流×文坛”不屑一顾,老白说你“不是主旋律,没有进入主流圈”,正是夸你呵。

小韩的那些系列语气助词,老白也别生气,你既然对“80后”研究得如此深刻,应该早就知道他们的语言习惯与风格,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社会现实。看来,还是研究得不透呵。

小韩既然对老白的研究水平、思维方式根本不以为然,就干脆不以为然到底,何必劳神来那么一大段“惯口”?

谁都听不懂谁,这架怎么吵?

有个西安段子,说秦人如何民风剽悍:两个西安人在西安交大门前的马路边发生口角(口角原因不明),吵了半天也没吵明白,正好一位老教授从大门里出来,饶有兴趣地看二人吵架。

二人吵累了,看到老教授,就说:“教授你是个文化人,你给评评理,你说该咋办嘛?”

教授沉思良久,最后说:“要我说,你们俩这事不是个吵的事,吵不明白,得打!”

看来,教授的思路和我那位谈异国恋爱的朋友惊人的相似。语言谁也听不懂谁的时候,得打,身体语言最好用。

打不起来?那还吵个什么劲?各干各的正事去。散场。

陆天明:韩寒很病态

从争论本身来看,事件已经越过了文学自身的界限。跟文学已经毫无关系了。文学争论发展到这一步太不像话,也太不应该!可以说是建国近六十年来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事。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这完全不是在讨论文学嘛。

白烨为什么没有权利批评他?白烨是社会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不进行批评,还算什么批评家?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我们现在的文学界,缺少的正是肯站出来说真话的批评家。大家一味地跟着市场转、一味地说好话,一味地抹稀泥,才造成一些少不更事的、自以为是“文学天才”的人如此蛮横,如此娇贵,如此地经不起批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是天才,也得让人家说三道四,允许别人批评。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举世公认的文学巨匠,还有人在批评和议论,难道自认为是“天才”的这个年轻人,别人就不能评论他一下了?别人评论一下,就得经受如此下流恶毒的谩骂?这种风气如果不制止,这样的“年轻天才”再多十个一百个,中国的文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坛?中国的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

这件事出来之后,不是有很多小孩子跑到白烨的blog上去谩骂么?一直骂到白烨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他们的这种做法,总让我想起当年的红卫兵,想起一些黑道上的人欺行霸市。这些小孩子从小生长在一个没有人对他们说“不”的环境里。长此以往,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以为自己怎么干都是“天才的做法”,那么当他们长大起来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如果让我说,白烨先生有一点估计错误,就是还把对方当成文学人来对待了。我的感觉是,现在不是跟他们谈文学的时候,而是应先跟他们谈做人,实际上,现在连谈这个问题都很困难。当然,我不赞同“80后”的这个分法。不要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一古脑儿都分在一起,我认为这些孩子正在长大。他们总是要出现分化的,就像我们每一代人一样。事实上他们也是各种各样的。我相信韩寒自己将来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他会冷静地来看待自己这天的这些做法。就像当年许多狂热的“红卫兵”后来都有了变化,都能正常地生活了一样。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总结一点,我们的批评界怎么了?现在缺乏真正好的、发自内心的、出于关怀的文学批评。市场左右了很多,很多作品出来大家都不看,批评家也没有发出自己客观的声音。韩寒的作品,有他独到的地方,有我们这些人写不出的东西。但是单论文字,坦白地说,我认为并不好,最起码也不是那么的好。这也难怪,他也就是十七八岁嘛,又没有读多少书,他所能知道的也就是一个中学校园里的那点事。但世界很大,岂是一个小小的校园就包括得了的?!现在捧他的也就是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但十来岁是要长大的,是要变化的。如果一本书只能让今天十来岁的孩子喜欢,其实是很局限的事。这一点,等韩寒长大一点,他自己一定也会明白的。他会懂得,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一本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但现在,愣就是没有人愿意真诚地向他指出这一点。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病态的。不止发生在韩寒身上。至于怎么办,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坚定地站在韩寒一边

□斑斓虎

首先声明,在韩白口水战中,我坚定地站在韩寒一边。

我是上世纪70年代的,可我知道70年代有精华也有人渣,有大师也有大头。白烨先生拿年代定义人,本身就非常荒谬,而鼓吹什么“立法”更是荒谬至极。

人是有差异的,评价某个人、某个群体是文学批评家的分内之事。批评家最忌讳的是道德上的优越感,这可能造成结论的不公正。所谓文学批评,不是家长批评儿子,老师批评学生。无论你如何不喜欢一部作品,如果你想“批评”的时候,都必须把它看完,领会作者要表述些什么,这些都是很起码的要求。

可是,众所周知的是我们的有些批评家徒有其名,他们甚至没有观点,只有偏见!他们往往喜欢下定义,而缺乏论证,他们的满篇文章都是舶来的概念,而缺乏真诚。为了一些利益,他们甚至甘愿做某些人的吹鼓手。不被公众鄙视,给个理由先!

你可以反对,如果你的反对真诚;你可以吐吐沫,如果你有吐吐沫的理由;你可以拍板砖,如果你自认为面对邪恶,但是你个人没有资格支配公共权力。你自己不舒服,就要大家“立法”,套用本山大叔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是太阳啊?

我一直很怀疑一些“精英”的民主素养,他们不过是玩弄规则的伪君子和真小人,他们只不过是华山派的岳不群们。事到临头,他们抡起大棒就砸人,比流氓还下作。不过毫不奇怪,他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

每个年代的人都不完美,都需要总结自身的得失。不过任何人都没权力支配别人的命运。白先生唯一可做的就是:如果您认为韩骂了你,您也可以骂他,骂得过就骂,骂不过闪人;您觉得委屈,赶紧起诉,但是您没有资格鼓吹“立法”,法不是给您一个人立的。

某种程度上,民主应该有容忍骂街的雅量,骂街是民主的初级阶段。如果禁止骂街,我们是不是又要重返那种兵营似的生活?公权绝对不可以介入禁止或者鼓励骂街的程序,我们不要忘记“文革”是怎么来的。何况,“立法”就能保障这个沦丧社会的“谦谦君子之风”吗?!

80年代的人们,缺点虽然不少,但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真诚、自由,也就是不装逼。

习惯装逼的人们,请远离不装逼的生活!

网友留言

孙锴:

我不想说一个不算成熟人的弱点,我只想说背景是两个社会原因:1、中国文坛自身的弱点,文化市场造就了80年出生的作家,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脆弱和国人对文化认识上停留在表面现象。炒作是文坛中最大的弊病。古语:“德要早修,书要晚著”是很有道理的,价值观的不成熟,导致言行的不轨据。所以我说:“不要把叛逆当成性格”!我还说:“争论不是骂人,百花齐放,不是百骂成钢”。2、另一个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现在80后的叛逆大多来至于家庭的过分溺爱。试想,白先生也是疼爱自己孩子的,疼爱时间长了,一旦说了孩子得不足,那您不是自找没趣么。独生子女教育背景下的悲哀。唯我独尊。

“韩白之争”,玩大发了

       在陆天明、陆川父子先后发文反对韩寒之后,韩寒在博客上再次贴文,以“上阵父子兵,伙同亲友团”为题把争论的矛头转向了导演陆川。截至发稿时,韩寒博客的点击率已接近945万。

  在解玺璋和陆天明发文力挺白烨之后,陆天明的儿子陆川也出场助阵,3月18日他发表了支持自己父亲的文章《关于那场争论》,认为他父亲的文章是在维护批评的自由,并将韩寒和其拥护者比做红卫兵。

  时隔三天之后,韩寒在博客上发帖表示了对目前这种文学争论风格的不满,因为争论的对方在不断跳跃,出场人从“友情”跳到了“爱情”又跳到“亲情”,而这些出场人更多地是为了情感而参与争论,而非为了争论而争论。在文章结尾处韩寒还“总结了中国式文学争论的悲哀”:“文学要争论到什么老婆爸爸儿子之类的全跳出来,替自己人说话,有什么意义。”

  在各种媒体对韩白之争纷纷发表意见之后,韩寒本人还曾于3月16日深夜在博客上发表“自我批评”。

  在这篇语带调侃的文章中,韩寒自己以一名“90后”少年的眼光来看“80后”的青年韩寒,并在文末附言中道出“自我批评”的缘由:“真可怜,对方连个高手都没有,不好玩,只能自己和自己玩。”

 

朱建国诉《收获》案开庭

 

●状告该杂志在巴金去世后仍将其列为“主编”属虚假广告

●《收获》答辩状称“这是刻意而为的特殊纪念方式”

  杂文家朱健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杂志案昨日下午2时30分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对于朱健国因《收获》在巴金去世后仍将其列为主编,诉该杂志“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收获》杂志称,这“确实是我社刻意而为,是我社同仁向巴金先生表达崇敬之意和进行追思纪念的一种特殊方式。”当庭并未宣判。

  朱建国:《收获》“广告虚假”

  去年12月20日,朱建国在深圳市新华书店购买了《收获》2005年第6期,发现上面仍是“巴金主编”,杂志夹带的活页广告中也有“征订,2006年《收获》,巴金主编”字样。他自称经过查询,得知巴金已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去世。

  23日,朱建国致电《收获》杂志,询问为何巴金去世后仍是“主编”,遭“傲慢答复”。今年2月5日,朱建国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深圳市新华书店、《收获》杂志社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并提出赔偿损失共8000元,同时在媒体公开道歉,收回《收获》2005年第6期及其活页广告等要求。2月7日,罗湖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收获》:这是特殊纪念方式

  昨日,《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出庭,他与代理律师在庭审中认为,巴金先生于2005年10月17日去世,举世皆知。任何人不可能掩盖巴金去世的真相。

  2005年10月21日,朱建国曾在“世纪中国”系列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悼念巴金”考验中国文化界》一文。

  这证明两个月后他不会误以为巴金仍然在世而购买《收获》。

  此外,2006年第6期《收获》杂志的封面为两幅巴金黑白遗像,还刊登了巴金去世的新闻报道。因此,杂志连同附送的征订单不可能使读者产生“巴金依然活着”的认识,杂志社也不可能借此推销。

  《收获》还称,“继续将巴金先生列为主编,甚至未加黑框,确实是我社刻意而为,是我社同仁向巴金先生表达崇敬之意和进行追思纪念的一种特殊方式。”

  此前,《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曾表示,“对于这场官司,我们的律师认为朱健国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性。”

  他还说,“我认为朱健国就是为了炒作自己。”

  对于《收获》杂志所言,朱健国及其代理人认为,“巴金主编”与巴金逝世不可混淆,原告起诉的是《收获》杂志而不是巴金,巴金不能在死后为《收获》杂志出现的这个问题负责。

残雪:中国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写作

什么叫“残雪式”风格?

远人:阅读你的早期作品,也很容易发现,在那些作品里,就出现了对传统阅读习惯的破坏。这种打破不仅是你行文的怪诞,更多还有文本所透出的充满神秘感的内省气息。我记得你有一篇题目为《旷野里》的短篇小说。尽管那是你的早期作品,但“残雪式”风格已经相当完整地建立了起来。你在当时和现在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残雪:在我创作的早期阶段,我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多少理性上的认识,只是凭着内心说不清的那股冲动去写而已。我记得当时的批评界基本上是将这篇小说看作对于一种夫妻关系的描写。现在看起来这种看法当然不乏幼稚之处,《旷野里》的内涵绝对超出了那种表面化的看法,甚至可以说那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使作为一篇早期作品,那种凌厉的、内省的风格已展现出来。在我们每个人觉察不到的、黑暗混沌的地方,到底有些什么?那种东西的结构又是如何的?这篇作品提出的疑问展开来,便成了我后来大批作品的主题。但在最初,一切萌芽的特征都已经包含在像《旷野里》这类精致的小作品当中了。曾经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想把这一篇小说改编成动画片,由于考虑到他的解释很可能落入俗套,我坚决没有同意。像我这种特殊小说往往难免被误解、被庸俗化,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人们往往喜欢用所谓后现代的观点来强调一种看法:作品之中的谜并没有一个谜底。我要说的是:实验文学的谜是有谜底的。当然读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性阅读接近谜底,去解开它,解的方式各异,但谜底只有一个。这并不是说实验文学是单调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读者提供进行能动解读的广阔的空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实验文学的最大特征。如果读者不动,他就只能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破除读者的“阅读惰性”

远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读者对一部文学著作的阅读惰性?要求读者也参与到你的写作中来?

残雪:写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些,不过作为文学来看,互动的境界是我的最高追求。实验小说同懒人无缘,它只向那些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人敞开。

远人:从你的小说来看,其荒诞感完全建立在生活之上,这种有“厚度的荒诞”又映衬出你对生活的浓厚兴趣,这是否与你的个人阅历有关?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创作?

残雪:我确实是属于那种对生活(主要是对人)特有兴趣的类型,要不怎么会来写小说呢?我的阅历并不特别出奇。但我的真正阅历是内心的阅历,我永远坚守着另一个世界。我的敏感与执著决定了我的文学的性质。当然这种事不是那么绝对,我也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家族确实有些特殊,再加上我所处的动荡的时代,这些外在的原因也促成了我身上那些原始记忆的总爆发。这种问题要到将来写自传的时候才能细说。但谁知道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写自传。

很多人说我故作神秘

远人: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创作冲动,你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在你笔下出现的人物是否都有原型?

残雪:我的创作冲动说不清。通俗地讲,就是要开口说话。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具有另一种生活,时常生活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某种幻觉之中。后来的创作不过是实现了我的那种生活。从那时一直到今天,的确有某种东西在我内部躁动,如果我不写作,我的生命就无法达到一种平衡。那种情况发生的话,虽然不能说是灭顶之灾吧,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的人物当然都是有原型的,只不过这些原型要追溯到我的潜意识的深处。他们同表面的社会政治无关。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以演绎。可以说,我并不能用我们平时所说的所谓理性(常规)来“处理”我的原型,他们都要遵循我内心的那种神秘的召唤,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表演。每当我锻炼完身体坐在桌前,发动起我的潜意识之际,我的人物就会开始对话,以此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开拓出新的创造空间。我不处理他们,他们自己会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只要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履行速记员的职责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说我故作神秘,说我的文字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这样说也没有办法,他们阅读时不愿出力,只愿坐享其成,这种阅读方式什么都得不到。我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精神发展的方式,自然得如同呼吸,既神秘又不神秘。虽然目前在中国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写作,但我相信这种东西一旦产生就不会消亡。你贬低它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总是刺眼地存在着,刺激着常规思维,逼得一些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远人:但你的小说也确实给了读者一种强烈的跳跃感。用你小说《天窗》中的一句话,就是在阅读中“忽然眼前又化为一片迷茫”,整部作品就像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甚至是一个梦境一个梦境的不停拼贴,而在这些拼贴的夹缝,又几乎遇上你设置的某种障碍,这就逼迫读者对你作品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全神贯注,是这样吗?

残雪:是啊,逼迫读者去追溯文字下面的结构。而对于感觉不到逼迫的人,那个结构便不存在。

多次提倡纯文学没人买账

远人:可以谈谈对你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或是作品吗?在你喜爱的文学作品中,你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哪些?

残雪:我多次开过这类名单,相信大部分我的读者都看到过。总的来说,我喜欢西方的或具有西方文学观念的作品,而这里头我最看重的又是那些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什么是实验文学?通俗地讲就是拿自己做实验,看看精神的能动性有多大,能否颠覆肉体的现实。实验文学源于古代的西方,荷马、但丁甚至《圣经》里的一些故事都属于这种东西。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审视自身,将审视的经验变成文字就成了最早的纯文学。这种审视越有深度艺术成就就越高。你以为他写的是表面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实际上这类伟大作家写的全是有关人的同一个故事,只不过由于多数读者自身的惰性,他们不习惯于这样来看而已。

我多次写文章提倡纯文学,但并没多少人买我的账。在一个旧文化传统如此深长的国度里,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要做的工作我终究会做到底的吧。

远人:作为一名有知名度的作家,你觉得你写作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创作应该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如有别的更大的诱惑,你会为其所动吗?

残雪:成功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内心的认可,一方面是外界的承认。从前者来说,我属于那种一写就成功的类型,因为我起步晚,30岁才开始,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足了。说到社会的承认,我想,大概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接受我的作品的心理条件已成熟了吧。当然这种承认是有发展阶段的。到今天,我的作品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同读者的逐渐成熟,同我自身的坚守,同大环境的相对宽松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当然也同常人一样喜欢出名,但我一定要以我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出名。时至今日,只有写作是最适合我的方式。

为了报仇写小说

远人: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你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书名很有悬念,你曾在书里和韩少功先生、施叔青女士的谈话中提到“复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这个“报仇”是指什么?

残雪:我在创作初期没有鲁迅先生那样明确的理念,我属于在创作活动中成熟起来的作家。这本访谈录记述了我的历程,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虽同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有差别,在出于愤怒,心里有话要说这一点上开始创作,大概是很相似的吧。随着创作的深入,我的愤怒很快就内在化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在起作用。仍然是报仇,但并不是指向外部的世俗的东西,而是指向人性本身。鲁迅先生的《野草》和《铸剑》一类的作品是我的榜样,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自觉,但在这几篇伟大的作品中,他的艺术直觉战胜了他的旧观念。

编 号: 186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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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残雪,女,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

父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在报社工作,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1957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残雪从小由外祖母抚养,这位老人心地善良,但有些神经质,有一些怪异的生活习惯(如生编故事、半夜赶鬼、以唾沫代药替孩子们搽伤痛等),对残雪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残雪从小敏感、瘦弱、神经质,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在学校都很有名。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于是失学在家。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1978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1980年残雪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一起开起了裁缝店。后当专业作家,现居北京。

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有《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天堂的对话》、《最后的情人》等,不少作品被海外文学界翻译和介绍。

贝克特百年出中文选集

                                                         收录全部法文作品,选集价值有争议


对贝克特不同时期作品的价值,学界有不同看法。

  今年是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100周年诞辰,湖南文艺出版社将于4月13日贝克特百年诞辰日推出《贝克特选集》,据称这是国内首次出版贝克特的作品选集。除了《等待戈多》等为国人熟知的作品外,选集还收录了大量实验小说,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莫洛伊》三部曲。不过也有学者对选集的价值有不同于出版方的看法。

  《贝克特选集》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向法国午夜出版社购买的版权,共分为五卷,125万字,按年代收录了贝克特定居巴黎后所有用法文写作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担任总审校。

  选集第一卷收入了20世纪40年代贝克特创作的《世界和裤子》、《镇定剂》等短篇作品,第二卷收入了《莫洛伊》、《马龙之死》、《无法称呼的人》三部长篇作品,《等待戈多》和《默剧两出》被收入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则收录了贝克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些作品。

  出版方:弥补了译介缺失

  据选集的策划陈侗介绍,作为世界著名的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无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但行内人士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上,之前国内出版的贝克特中文译作相当少,而且多是单本出版,或散见于外国文学作品选、杂志,单独的贝克特作品选很罕见。陈侗认为,本套书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选集的出版标志着贝克特的法文作品已经全部有了中文译本。

  余中先认为这套文选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示了贝克特正式的文学生涯。他说,国人对贝克特的熟悉多因为《等待戈多》,而贝克特的文学之旅其实是从小说创作和写诗开始的,其小说的数量也远远高于戏剧作品。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说,贝克特以表现内心世界的飘忽和细腻见长,小说与戏剧有着内在的隐性关联。余中先认为翻译的困难在于贝克特梦话连篇的呓语。

  陆建德:不适合一般读者

  贝克特法文作品的价值有多大?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陆建德表示,选集对于研究者和少数在叙事上追求多样性的作家是有借鉴的,但这些作品可能会使一般读者很难体会到阅读的愉悦感。

  陆建德表示自己更欣赏贝克特早期的英文作品,他的法文作品更多地类似于文字游戏,翻译过后的味道与原文会有差异,尤其《莫洛伊》三部曲的可读性比较差,人物无固定身份,行为不可预测,贝克特追求的是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他认为,贝克特凭他的天才和语言技巧,对世界文学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但对其的任何模仿都是愚蠢的,读多了还会变得神经质。”

肖雪慧:愚蠢而邪恶的发明

人类有过许多愚蠢的发明。禁书及其为著查禁书而建立的书刊检查制度也许要算最愚蠢的发明之一。当然不是指禁书之举的动机蠢。在这方面,禁书者多半有著非常精明的利害考虑。说蠢是因为此举不懂或是忘记了人天生就有一种想食禁果的冲动。许多事物,不禁人们不在意,一禁欲望就上来了。就阅读而言,遭禁的书怕是最能刺激起阅读欲望的一类。但禁书之举不但愚蠢而且邪恶。因为它针对著人最重要的权利──独立应用大脑进行创造和判断的权利。大脑和理性的潜质是上苍赐予人的独特恩惠。书籍负载的正是人在应用大脑这一最杰出器官和展开理性潜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最重要成果。而书的易于保存和传播又使它所负载的人类理智成果可以超越时空,为人们所共享。关于书的重要性,有一个著名假设。大意是,假如一场突发性灾难毁灭了人类一切物质成就,惟独图书馆幸存下来,这种情况下是有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的。但如果保存下来的是物质成就,被毁的是所有书籍,那么,人类将重新在黑暗中艰难踟躇。不幸,人类历史上恰恰是搜索查禁书籍的书刊检查制度曾十分肆狂。毁之于它的书籍不计其数。其祸之大,即使说这一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世纪,也毫不为过。
  
  如今,时代有了不小进步,公开查禁书的事已不多见,但并未绝迹。为了人类理智成果不再被毁灭,为了人们能自由分享这些成果,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的禁书现象。适应著这种需要,近年出现了好几种对世界禁书概况作介绍的书。其中,由玛丽.斯帕恩和肖峰主编的《世界历代禁书大全》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本长达八百余页的《大全》列出了世界各国禁书中除中国以外的主要书目并对每本禁书作了内容简介。对于喜读禁书的人,它简直就是一份导读。但它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通过禁谁禁什么书所透露出来的倾向,在于对每本书遭禁原因和过程的逐一介绍所展现出来的各实施禁书的国家中人们的生存处境。
  
  还无须细读,只消浏览《大全》目录和书末附录便不由你不佩服书刊检查机构搜索员的好眼力,他们几乎无遗漏的盯上了所有最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某些在意识形态上看似截然对立的国度或时代,禁起书来却经常性的“英雄所见略同”。当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先贤大哲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先后遭禁时,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也把康德等人列入进“可耻作家”;易卜生的《群鬼》在这两处都没逃脱遭禁命运;而托洛茨基出版于1903年的一份报告在沙俄时期和苏俄时期先后被禁,禁的理由一样:作品反对现存政府的哲学。终身为自由而歌的伟大诗人海涅的遭遇最具讽刺意味。生前他的作品被德国联邦议会查禁,一百年后被纳粹焚烧;二战后苏联在东柏林的占领军同样容不下这只吟唱自由的夜莺,于1954年禁了海涅作品。
  《大全》显示,禁的内容大多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禁的过程和手段则让人看到禁书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从中世纪起,教会异端裁判所的烈火熊熊燃烧了几个世纪,把无数被判为异端的书和作者扔进了火堆;在16世纪的法国,拉伯雷的朋友、《巨人传》的出版商被处死并陈尸示众,他自己则被迫流落异乡;16世纪的英国,托马斯的《意大利史》因批评天主教士而冒犯玛丽女王,被绞死并肢解;在18世纪,笛福在反讽作品《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中建议将不同教派斩尽杀绝。起初信以为真的教会发现受愚弄后,笛福被捕,并遭受带枷示众的羞辱;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通过描写“一战”而控诉战争的罪恶和戳穿纳粹的“英雄”神话。结果,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而生命面临危险。他逃出了魔掌,但书被投入了火堆,妹妹受到株连,被纳粹随便找个口实从肉体上消灭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坛怪杰皮利尼亚克在苏联文学中首次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某些特征,谴责了内战的残酷,描述了独断专行、陷害无辜的破坏性机制。他让小说中的最高领导冷冰冰的说出“历史的车轮,尤其是革命的车轮…….很大程度上是靠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自然,有权选择由哪些人的血来润滑革命车轮的只能是最高领导。作者道出了秘密,于是他被现实中的最高领导选中。1938年,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遭枪决……。这些使作者及家人甚至出版者蒙难的作品,有的歌颂人性,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挑战专制与黑暗,有的把被光环遮住的罪恶真相揭露出来,无论光环是“英雄”是“保卫祖国”或是别的什么靠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来成就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真相是对靠谎言来维系权力的那部分人最大的威胁,于是畏惧真相的人就用烈火、囚车、枷锁、绞架、利剑刀枪来对付真相。刚才提到的只是因自己或亲人的作品遭遇烈火刀枪等暴力手段的几个较著名的例子。还有无数殉难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姓名和身世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
  
  在查禁书的数量上,从1559年起开始大规模禁书并不断发布禁书目录的罗马教廷既是禁书运动的始作俑者,也是历史上的禁书大户。而在现代,查禁书最多、手段最严酷的要数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这两处查禁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表达了不同于当局宣传灌输的观念和信仰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充满自由气息、引起独立思考,催逼著人们去反省人生和现实,使现行观念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作品。为了彻底禁堵这种倾向的作品,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煞费苦心,专门成立了以开列书和作者黑名单为使命的“反非德意志精神行动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作者按他们的好恶进行排队,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焚烧。焚书算不上纳粹的发明,纳粹的独特发明是给每位书被焚作者都写上一段名曰“焚烧格言”的判词。这些判词诋毁作者的人格,标榜是为了“爱国”的、“道德”的理由,为了“不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而焚书。那一边往火堆里扔书,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既残忍又滑稽。但纳粹就这样用冠冕堂皇的话粉饰了野蛮并不失时机的把焚书现场变成纳粹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苏联禁书没有焚烧,也没有写格言。但要给出一个公开的理由来藏匿不便言明的动机。例如,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遭禁,给出的理由是损及“国家安全”,真实原因却是小说对斯大林极权和苏联劳改营黑幕的揭露触怒了当权者;《日瓦戈医生》真实描写了支持和参加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不幸遭遇而被判为“仇恨社会主义”。当瑞典文学院因这部作品的非凡文学成就以及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诚实不欺而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后,苏联作出的反应是攻击评奖结果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是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行为。这种我们很熟悉的语言及其它所透露的阴谋论思维方式和心态,如果拉开一段时空距离,看到准忍不住想发笑,但置身其间是笑不出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此背负沉重压力,两年后在孤独中离世。直到戈
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在充斥著这类语言的苏联,那些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作家没几个逃得掉作品遭禁,自己被批被囚被杀被放逐的厄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全》显示,最讲究思想言论自由的美国竟也算得是一个禁书大国,只不过频繁发生的禁书行动很少成功。几乎每次禁书都有多方牵制、打架,煞是热闹。作者抗议海关、邮局;反对禁书的民间社团与要求禁书的民间社团之间辩驳;民间力量与官方较劲;校方禁书家长反对;家长请禁但遭校方拒绝;法院驳回警局、驳回市议会,二审驳回一审,最高法院驳回州法院……。尤其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许多禁书行动系民间所为。仅从《大全》所涉参与禁书的社团也可看出,美国民间社团组织十分发达,什么“农场联盟”、“促进高雅读物母亲联合会”、“反对堕落与诲淫社团”……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而且个个能量可观,不仅可以向学校、海关、邮局、警局、议会施压,而且还有开上“淫秽书籍曝光车”作街头宣传的“壮举”。但禁书不论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要受到许多牵制,尤其要受法律限制。书被禁的作者和支持者可以控告、可以反控。一旦诉诸法律,就得听从法院的了。这种多方牵制,最后各方听从法院裁定既可以避免民间参与沦为暴民行为,又防止政府摆脱来自民间以及权力结构中其他力量的制约而走向暴政。就禁书行动本身,这种“美国式扯皮”使得这地方别想有如前面那几个禁书大国的高效率。特别是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故,最终裁定多半会推翻对书的指控。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特点也与其他禁书大国大异其趣。一是几乎没有过全国性的统一禁书,禁书行动大多限于某州、某市、某校,除非海关、邮局介入,但即便介入,多半也很快遭到抵制;二是禁书行动起于道德顾虑的居多,这种情况下的禁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而不是成年人;三是作者不必担心因写了什么而蹲大狱、当逐客,更无书或人被扔进火堆之虞。这样,虽然禁书行动频发,但各方牵制造成禁堵低效或者无效,再加上禁堵行动的规模、范围有限,结果是禁者不幸,作者幸、读者幸。
  
  然而,对书的查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无论是异端裁判所或纳粹式的还是美国式的,都是对人的理性的侮辱和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即使禁书出于道德愿望,这愿望背后却大多隐匿著以自己的判断为是非标准的自以为是,隐匿著以为有人在精神上永远需要自己牵引著学步,想把别人的精神置于自己控制监护之下的僭妄态度,要不然就是被惊世骇俗的见解所激怒而对自己尚不理解的作品妄加反对的轻率态度。但事实上禁书更多出于维护权力地位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一切手段都为著消灭独立思想,为著最大限度的收缩人的心智,把人变成精神上的白痴。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禁书以及各种专为此而设立的机构都应成为历史陈迹。至于如何防止某些书对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从长计议的问题。禁和堵是没用的,只会刺激起他们的好奇心。

董桥:莫尔夫人看书知趣

收到英伦退休书商莫尔夫人的圣诞贺片,空白处写了密密麻麻两页信,说的尽是乡居读书生活。七十年代认识她是孀居的四十出头蓝袜子,在伦敦西南区开一丬旧书店,满身富泰,慈蔼得要命,博学得要命,什么书都读过似的。九二年结业,搬了好几箱好书到乡间养老,跟一位在外交部做过事的老妪相依为命。我去看过她,还跟她买了一本Brian Moore《TheDoctor’s Wife》的签名本。

莫尔夫人信上问我记不记得Henry Green那本《Party Going》,说是她近来重读,笔触细腻,逗得她直想哭。我不记得那本书,只记得格林这个富家子弟写的那本《活》(Living)。那是写他家族工厂的工人生活,说他们一心顾家而又自由自在,像他们养在鸽房的那群鸽子。鸽子在整部小说飞来飞去。我在我的老笔记簿找到几页「战争文学」的条目,头《Party Going》书名下面只写一句话:「老妪在车站月台上看到一只鸽子死了,用报纸细心把牠包起来」。我的读书笔记一向紊乱,只为写稿的时候拿来补一补记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读英文书读得最用功的十几二十年。先是进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编译美国书,上头说:「你没住过美国,赶紧追读美国书报,免得误了前程!」我憋了一肚子怨气夜夜恶补,边读边,边边学,学出半个脑子的美式文化。后来放洋蹲在伦敦,处处情致一新,彷佛掉进文化深渊,陌生、刺激而亲切。学院正规重头书的魅力经不起三两年温存就淡了,反而那些杂书恒常是路边的闲花异草,每次走过忍不住要驻足瞧上几眼。

英国人天生内向,一辈子拿书做幌子:说的话尽是书中珠玉,不说话的时候也会装看书避免寒暄,日子一久,腹中难免饱藏万言,人也眼空一切了。我不甘心自我矮化半截,铁了心肠钻进仇家眼皮底下的字行间看个究竟。好胜如此,险中求得一知加半解,倒也划算。匆匆八十年代了,我回香港主编那本高眉月刊,自觉书生编给书生看的读物最怕迂腐,最怕孔夫子情意结清炖义和团头巾气,取胜之道在于洋为中用,西湖边上多找苏姗桑塔来聊天。我于是不敢一日不洋化,翻遍西书西报化解心国学内伤的瘀血。

都说学外文难,我也觉得实在难。这十几二十年尽量摆脱文字法规的枷锁,一心只求弄懂文字传递的信息,不去深究句法、文采,果然舒服。学外文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学会用外文表达自己,那是下一步的境界。学外文先是让自己读懂外文,那样才能享受本文(text)的乐趣:「看书是为了消受知的快乐,不是为了上进。」莫尔夫人说。「那等于结婚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不是为了生孩子。」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兹前几天才说,有了孩子就不得不追求比较像样的营生,多包袱,要迁就(”Iwouldhavetolivebetter,andtodothat,Iwouldhavemadecommitmentsandconcessions”)。

王怡的读书单:自由主义

        思哲和其他一些朋友请我开列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比较系统的书单。本人才疏学浅,阅读有限,但为着与大家交流,以及为了对更年轻的朋友有所裨益。根据我自己的阅读和藏书情况,大致列出国内从80年代至今比较重要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出版物。至于是否收录在我这个书单上的标准,自然带着我个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偏好和理解。尤其强调一点,因为我的阅读和学科视野所限,我的开列除开比较狭义上的自由主义著作外,比较偏向于民主宪政制度,即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而偏向经济学的著作较少。并且为了不使书单开得过长,作为自由主义更广阔背景的思想史、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我基本上予以了舍弃。

  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跟贴添加,使这个书单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较系统的介绍。

  我的开列大致以我阅读和购买的时间为序,但为便于大家查找,属于一种丛书的、或者一个作者的则尽量放在一起。

  [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和贡当斯是法国思想家中难得的两个在思想气质上偏向 英美思想的人,这本书是整个近代文明中基础性的学术著作。
  2、卢梭《社会契约论》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尽管卢梭的思想近来多被指责为法国激进主义的源头,但正如有人指出,我们与欧陆思想之间的差距,其实远远大于欧陆与英美之间的思想差距。这两本书无论如何也是基础性的。
  4、洛克《政府论》
  5、洛克《论宗教宽容》:作为英式启蒙的代表人物,现在洛克比卢梭自然更受关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路数的差异,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的差异。
  6、梅因《古代法》:在这本书中梅因提出了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著名公式:从身份到契约。这是从法律角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最佳诠释。
  7、霍布斯《利维坦》: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一只巨大的怪兽。
  8、密尔《代议制政府》
  9、密尔《论自由》:绝对的经典著作。
  10、《拿破仑法典》:即1804年法国民法典。民法及其基本价值取向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现。拿破仑法典是一个辉煌的起点。
  11、亚当斯密《国富论》
  12、亚当斯密《论法律、警察、军事、岁入》: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
  1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对美国民主和法国革命的经典论述。
  15、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最早的完整表述。
  16、边沁《政府片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早期大师
  17、《联邦党人文集》:非看不可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文献。
  18、《潘恩选集》:我对潘恩的了解最初来源于朱学勤先生的文集《风声、雨声、读书声》。
  19、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20、边沁《道德与立法理论导论》2000年

  2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版、四川人民版:不用说了。
  22、韦伯《论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大百科版

  23、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对于法西斯下社会心理的分析,是我把他看作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面认识。
  2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人民版
  25、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人民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是什么促使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一个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社会绝对是与自由主义为敌的。这是西马站在左倾立场对于自由主义的早期挑战。

  26、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21世纪文库”(中社科2000年《历史主义的贫困》)
  2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社科2000年”西方现代思想译丛”:对于乌托邦思想最彻底的清算来自波普尔和哈耶克,这本书无愧于自由主义巨作。

  28、罗尔斯《正义论》中社科”外国伦理学丛书”:虽然这本书以”正义”这样的宏伟叙事作为立论的基础,是对于经验主义的英美传统的某种背叛,所以罗尔斯本人被称为是自由左派,导致了诺齐克的思想反击。但按照哈耶克的理解,罗尔斯与他的差别其实只是叙事修辞上的。
  29、罗尔斯《万民法》
  30、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自由右派对于《正义论》形而上倾向的坚决回应。著名的”自愿为奴的”质问就出于此书。

  3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1991
  3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社科”现代西方学术译丛”
  33、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同上。
  3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宪政译丛”
  35、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
  36、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三联新知文库:对哈耶克政治学思想的最好入门读物。

  37、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当代学术思潮译丛”1987:我之所以将这本曾经轰动一时的通俗学术著作列入,因为这种新的世界观是对历史目的论和乌托邦思想最好的解构。
  38、房龙《宽容》:胡适曾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本书是关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基本的思想秉性的最好的通俗读物。

  39、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梁治平先生曾经非常推崇这本书,如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他指出了现代法治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
  40、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
  41、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版:对英国法律价值观的简要分析和总体把握。
  42、巴顿卡特《大众传播法概要》中社科1997″美国法学精选”: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法律把握。

  43、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从产权与制度学派的角度讲述经济史。
  44、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1999年再版
  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自由主义最终要体现为一个现代的宪政和法治秩序。
  45、罗斯托《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商务馆:一本对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如何形成的简要通俗的描述。
  46、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1991
  47、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1989
  48、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
  49、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产权与制度学派的经典文集。
  50、科斯等《企业的经济性质》同上2001年
  51、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馆。
  5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馆

  [三联宪政译丛1999-2000]
  53、艾尔斯特《宪政与民主》
  54、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也是企图从宗教中寻找宪政的形上支持。
  55、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
  56、詹宁斯《法与宪法》
  57、维尔《宪法与分权》
  58、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59、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

  [中社科现代西方思想译丛]
  60、雅赛《重申自由主义》
  61、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62、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
  63、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
  64、《知识、自由与秩序》:一部关于哈耶克思想的论文集

  [上海三联公共译丛]
  6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66、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对联邦制的解释。

  6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贵州人民
  68、肯尼斯《权力的分析》
  69、伯恩斯《民治政府》中社科:迄今为止对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最全面的介绍。
  70、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1998年”新世纪学术丛书”
  71、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
  72、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商务馆:一本在一百年后希望成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续篇的著作。
  73、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版”21世纪文库”1988
  74、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同上1999年再版。
  75、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辽教万象
  76、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1999年再版。
  77、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广电版1993:健康的、不被误解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前提。
  78、科恩《论民主》商务1988
  79、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科文献1999:对英美新自由主义与欧陆莱茵模式深刻分歧的论述。虽然作者偏向于离他不远的莱茵。

  80、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
  81、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15-20世纪》社科文献
  82、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科文献

  83、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版1999
  84、达尔《论民主》商务1999年”民主译丛”
  85、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当代学术思潮译丛”1987年

  86、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极端经典。
  87、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馆2001年”公共译丛”

  88、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版,2000年再版了全译本。
  89、赫费《政治的正义性》上海人民
  90、《民主与民主化》商务馆”民主译丛”刘军宁主编
  91、布莱顿《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学林版2000年”欧洲思想系列”
  92、《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版2001″思想译丛”:对伯林两种自由观点的回应文集。

  [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
  93、阿克顿《自由史论》2001:重点对于英美式的自由民主道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94、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2001:也是针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有力回应。
  9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2000年:据说对正义论进行了修正,带着向新自由主义回归的倾向,尚未读。

  [上海人民”东方编译所译丛”]
  96、巴利《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
  97、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

  [吉林版”人文译丛”]
  98、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从公元前508年到1999年人类民主历程的简要描述。
  99、伯里《思想自由史》:也是一本简要的小册子。可作入门读物。
  100、《变动中的民主》:一本较新的论文集。
  101、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较为系统的欧洲政治自由主义的全貌。
  102、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这套译丛的整体特点就是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简明阐述。这本也是,但文字可读性较差。
  103、何怀宏主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收录了从柏拉图到梭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到罗尔斯、德沃尔金、阿伦特等人论述公民不服从的篇章。绝对经典,文笔优美,是这套书中可读性最强的。适合出门时揣在口袋里。

  [商务馆”公共译丛”]
  104、贡当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105、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那句名言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苏人版”现代政治译丛”]
  106、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2001:不局限于英美,对于威尼斯和荷兰的论述窃以为最有价值。
  107、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2001:论及正义的程序性,在我看来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国内的推荐几本:
  108、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上海三联2000年
  109、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三联
  110、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社科1999年再版
  111、林达的三本通俗读物《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也有一个梦想》三联
  112、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113、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
  114、刘军宁《保守主义》中社科
  11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三联
  116、李强《自由主义》中社科
  117、《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5年
  118、吴玉章《论自由主义权利观》公安版
  119、《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版1991: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主义而言,两代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三联的公共论丛]
  120、《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121、《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
  122、《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123、《自由与社群》
  124、《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125、《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

崔卫平:皮鞭、制服的唯美

       苏珊·桑塔格写于70年代的一篇长文——《迷人的法西斯》源于兰妮·来芬斯坦(1902—)的一部新摄影集《鲁巴的末裔》的出版。此人是纳粹时期一名十分走红的摄影师、导演和演员,所拍摄的影片包括描写1934年纳粹党的大会开幕仪式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但她并没有像为这个臭名昭著的党和政府摇旗呐喊的其他“艺术家”在战后随即消失,原因在于,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体现了一种看似独立而诱人的美学,这使得人们可能忘记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仅仅从感性的外表来接受它们。

  鲁巴人是非洲的一个土著民族,兰妮在拍摄中突出刻画了一种“原始”背景下远离文明的“理想”状态:烈日下鲜活欢笑的脸庞、健硕粗壮的身体和身体上刻画的疤痕、摔跤和葬礼这样一些奢华的“召唤大魂”的时刻,于其中生活成了戏剧化的舞台和仪式,陷入迷狂状态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极乐。这组照片最晚摄于1972年,然而桑塔格坚持把它们和兰妮自30年代起一贯的政治及美学倾向联系起来。尽管这组100多幅摄于不同时期的照片,所描绘的是非洲土著而非雅利安人,但其中所涉及和流露的纳粹意识形态命题却包括洁与不洁、清纯的与被玷污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张力)、欢笑无忧与尖锐批评等的多种对立。夸张、完美、纯粹的肉体和与生俱来的种族身分隐含着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反智主义、拒绝反思,“批判精神”被认为是“腐朽的”和“毁灭性的”。它可以用戈培尔的一句话来说明:“犹太人偏激的知性主义时代结束了。”

  如此——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代表着“恐怖”和“残暴”;它也不仅仅要求艺术家们的服从。它本身就采纳了很多艺术的辞令和手法。它的意识形态最黑暗的方面在“艺术”中或在“艺术”’的名义下,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更利于它的存在和表述。兰妮便是这样一位自称的“唯美主义者”。她在不止一部影片中将高山表现得无限优美和危险,表明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放射着一种幻异的光芒,诱惑人们产生某种超异的和自我超越的印象——投入同胞的团体或死亡,而身处低矮的山谷中的人们则被当作一种腐败,以衬托高山的纯洁。

  体壮如牛的鲁巴人最令人眩目的美是他们的摔跤。兰妮解释角斗手和热切的观众所看中的并非是赢者本人的荣誉和奖品,而是这样的活动可以“更新部落神圣的活力”,令“肉眼看不见的性灵世界展现于群体之中”。这里,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是通过炫耀暴力、非凡的体能、忍痛的耐力、一致投入的快感,通过奢华的场面建立起来的。“第三帝国”更直接的做法是通过广场上的大型汇演或团体操表演:在某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意志的神奇支配和操纵下,人群大量地汇集和分散,迅速地向中心聚拢,转瞬又四下飞奔(为了下次更牢地凝聚在一起),如同物件一样重重堆积,蚁群一样分辨不清,既共聚一堂又彼此隔离,傀儡一般骤然立定和决不动摇。不断变换的队形和衣饰,从不知何处涌来的异彩缤纷的人群,数量上的庞大和不断倍增,正好体现了操控权力的庞大、倍增和坚不可摧,美哉壮哉!某种“美”的东西来源于某种从天而降的神秘性力量,个人的价值和合法性也在于他如何体现了操控权力的神秘意志,在于他作为被动的木偶和主动的操控权力之间的神秘关系。桑塔格指出,纳粹的乌托邦美学——完美的肉体、天然的种属——更富有“性感”的意味,有着情欲的外貌,于其中人民通常被表述为“阴性”存在,他们需要一个铁的“主宰”;于是原来“性”的内容被转化为领导人的魅力和追随者的欢愉,“性的精力”被转化为对群体有益的“精神的力量”以及对个人的一种克制。《意志的胜利》中的近乎狂喜的群众表情,体现了“领袖令他们达到性高潮”。

  这种美学的另一诱人表征是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如此挺拔俊美的人应享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特权,这类奇思怪想只有放在纳粹整个意识形态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桑塔格富有深意地指以在她所处的70年代,仍然流行着对制服的幻想,“它们暗示着团体、秩序、身分、能力、合法权威,合法使用暴力”等,这是处于不可理喻的孤独状态中的人们都可能产生的联想,也是任何时候法西斯主义可能产生的土壤——渴望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不管以什么样非理性的方式。桑塔格敏锐地发现,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很多今天混在别种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气,弃绝理智,混入人群之中来掩饰个人对于周围世界“异化”的经验,不停地寻找和制造新的“救星”、“救主”,加入流行的各种潮流之中……总之尽量把自己整个交给一片混乱。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些服饰和佩戴的装饰物——皮革、皮靴、铁链、胸膛上悬挂的闪亮的铁十字章,以及门口写着“不穿皮具不得入内”的酒吧等。它们继续慑服于并运用纳粹主义的意象,作为“情欲”或“性”的外观表征,同时也表现着对彻底的暴力的潜在渴望(至少是毫无戒备之心)——既迷人又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论摄影》[美]苏珊·桑塔格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年第 1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