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周国平著名作家、哲学家。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散文集《守望的距离》，纪实文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自传《岁月与性情》，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我感到书房里的日子最自在，读书又比写作更愉快。我喜欢读文史哲的经典作品。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中国从孔子开始，一本本读下来，其乐无穷。通过读这些书，我结识了历史上最优秀的灵魂，同时自己也在过一种内在生活。这些书对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发生了最大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帕斯卡尔、蒙田、尼采、托尔斯泰、泰戈尔的著作。我基本不读畅销书，因为没有工夫。我主张读书以愉快为基本标准，即在读书时真正获得精神的享受，当然读什么书能获得这种享受是因人而异的。

除了经典之外，我也会读一些新出的当代人写的书。最近在读两本书。一是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该书是对新时期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面反思，其深刻之处在于，作者立足于中国已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并承担发言责任的全新形势，对支配中国学术的西方“现代化范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开启了中国学术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进而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重大任务。我认为，该书一出，中国学者不管有何不同看法，无人再能够回避作者指出的问题。

另一本是《梁小斌如是说》（新华出版社2005）。这是诗人梁小斌9年思想笔记的精选，由另一位诗人叶匡政编订。从跋中知道，为了让这些使自己震惊的文字问世，叶匡政改行做了出版人。我读这些文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叶匡政，的确如他所说，在今日中国见不到第二个这样写作的作家。梁小斌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外在世界中碰到的一切，他不追求也不拒绝，都只是他思考的由头。他用质询的口气与身边一切庸常之物交谈，其实他始终是在自言自语罢了。读他的文字，你不能不想到卡夫卡和佩索阿，共同之处是以卑微的姿态坚守思想的纯粹。

不过，这两种书属于学术界或文学界的小众，我不会向一般读者推荐。在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内，可向一般读者推荐的书有：

怀特《牛顿传》（中信出版社2004）。作为近代科学之父，牛顿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本书在详细占有材料包括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对以往传记中的描述进行甄别和分析，把牛顿还原成了人。作者尤其不回避某些似乎有损牛顿形象的事实，但实际上使其形象更真实也更丰满了，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个年代一位有血有肉的伟人。本书取材繁简恰当，叙述流畅，译文也非常好。

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译林出版社2005）。该书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十六岁少年与一只孟加拉虎共处于一只小小的救生艇，在无边的大海上漂流了二百二十七天。不过，请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人兽相爱的浪漫童话，结束的场景出人意料，无情地粉碎了这个错觉，向我们揭示了生存的现实和寓言。

皮特·尼尔森《圣诞节清单》（作家出版社2005）。这是一本令人感到温暖的书，在一个人性迷失的时代，它试图重新唤起我们对人性的信心。它提醒每一个人：你心中不但要有爱和善意，而且要及时地、公开地表达你心中的爱和善意。这个道理似乎简单，却常常被我们忽视。

2006年3月10日

                                                 美国新传记讲述英国最具争议的诗人激荡的一生

^{《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

^{理查德·布莱弗德著}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  2005年8月版  定价：49.95美元}

　　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

^{英国诗人。1922年8月9日生于考文垂。英国诗集学会主席、英国文艺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诗集《北方船》（1945）、《少受欺骗者》、（1955）《降灵节婚礼》（1965）和《高窗》（1974）。曾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1965）、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1974）等，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

　　 当今诗人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停止下降，因为已经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在我们中国这样曾经是诗的国度的地方，已经很少有人读诗。英国曾经产生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这样伟大的诗人，但是诗人仍无用武之地，我在英国的大学读写作班时的老师曾被誉为英国上世纪90年代最杰出的青年诗人，曾是20世纪诗圣布罗斯基的高徒，最后也只好客走美国，到波士顿大学创作班任教。美国是20世纪世界诗歌最鼎盛的国家，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金斯伯格为首的所谓“垮掉派”诗人，几乎独挡一面地领导了美国的“文化大革命”。金斯伯格纵情声色、中年仙逝，他当年的战友们今天仍是美国诗坛的天皇巨星，但可惜他们振臂一呼、翻云覆雨的时代好像不会再来了。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去年隆重推出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新传《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觉得蹊跷，纳闷为什么美国人对一位英国诗人这么重视。中国诗人中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应该领教过拉金的诗篇，那时他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但仍然霸占着当代英国最伟大诗人的宝座，在英国社会的影响超过自杀身亡的美国才女普拉斯的绝情英国老公：英国诗坛上另一位霸主塔特·休斯。当时被中国作家奉为经典的那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拉金的诗当然入选，《外国文学》等刊物也对拉金进行广泛介绍。拉金是上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优秀的抗议诗人，专对英国中产阶级进行嘲弄和讽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首选了他的名诗《癞蛤蟆》，诗中写道：“我为何听凭癞蛤蟆的差事/重重压我身？/难道我不能用我的聪明做筢子/赶走这畜牲？//一星期有六天我都让它用毒腺/玷污我的气质———/就为付几张账单！/得不偿失。//靠小聪明过日子的人不少：/有的演东讲西，有的专耍嘴皮，/还有那伙流氓无赖、助理医师、庸俗臭东西/到头来也饿不着肚皮！”

　　英国学者、厄尔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布莱弗德，在他这本最新的拉金传记中试图为拉金平反，其中原因颇多曲折。拉金1922年生于英国考文垂，1985年死于英国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上，他一生置身象牙塔中，不爱抛头露面，只是偶尔发表两首诗作，虽然产量很小，但句句是鬼斧神工。虽然他的语言刻薄辛辣，但是他为人却循规蹈矩，到死时头上也戴着品德高尚的诗圣的光环。但是1992年，在拉金已经绝尘七载之后，拉金诗集的编辑、英国文学评论家安东尼·杜怀特发布了一本拉金私人书信集，令全世界英语国家中拉金的崇拜者们大吃一惊。拉金在给一两个密友的信中出言险恶，他骂所有女人都是蠢货，骂英国医院里的阿拉伯医生是只会傻笑的阳痿患者，他甚至痛骂工人阶级说：“我希望看到他们饿死、工资每年递减一半、他们的老婆穷得没有饭吃，只好都趴在地上啃草皮！”拉金还在信中道出令人惊愕的变态性心理，足以令每个中学学生的家长感到胆战心惊。

　　拉金的信件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

　　很多与拉金同时代的作家、学者感到困惑不解，英美高等院校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学者们对拉金的言辞最为愤怒，她们中间有人甚至宣称应该禁止各所院校讲授拉金的诗作，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她们就要竭尽全力找出拉金每篇诗作的字面含义与其肮脏内心世界的关系。曾经崇拜拉金的神奇诗才的读者们，一时间变得“谈拉金色变”，拉金在一夜之间变成当代英美文坛上最具争议性的“反动诗人”。

　　布莱弗德试图从两个方面为拉金辩护。首先他研究了拉金书信集中公布的所有信件，发现拉金那些荒唐的言语全部集中在他写给两个具有极右翼思想的朋友的信中；其次，布莱弗德研究了拉金大量的生活细节，发现挖苦讽刺别人是拉金的“天性”———如果不是“天才”的话！而讽刺的对象永远不固定，他甚至在著名的英国历史遗迹上面撒尿，表现自己蔑视权威的性格。布莱弗德认为拉金是一个具有多重思想性格的内心矛盾的作家，在受到思想右翼的不良朋友的影响下才出语伤人，其实那些话语并不能代表拉金的真实思想。但是当今英美文学界的评论家们对布莱弗德的论断仍然不能接受，多数人认为：“像拉金这样英国优秀的民族诗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自己的语言思想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那曾经崇高的文学地位已经使他成为英国文化的化身，他不仅亵渎了自己也亵渎了英国文化，绝对不能够得到宽恕。”

　　纵观至今仍然围绕拉金的生平与传记发生着的种种事端，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认为拉金是在为他自己作为讽刺诗人付出代价，他的职业本身造成了他拿一切开涮的极端习惯，无论是对多么恶劣还是多么神圣的事物，如果对讽刺对象稍微把握不当，他必定成为千古罪人。第二，我看到如今一位诗人不能以其作品吸引读者，而只能以其轰动性的政治影响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悲伤。

——评铁凝的《笨花》

在2006年的春天，那些喜爱铁凝的读者或者研究者，读到长达550页的厚重沉甸的《笨花》可能都会困扰不安。这与铁凝过去的风格相去甚远，一部遑遑历史巨著，一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这是铁凝扛得住的吗？铁凝曾经写得那么青春（《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曾经写得那么淡雅（《哦，香雪》）；曾经写得那么明媚（《玫瑰门》）；曾经写得那么清醇（《永远有多远》）；曾经写得那么自我（《大浴女》）……；现在，一部《笨花》，一部浓缩的现代史，客观化的外在的宏大历史，那么多的人和事，纷至沓来，令人目不睱接。铁凝，这是何苦来着？要跟谁过不去？跟自己吗？跟文学吗？这是一种命，这是一种写作的命运，是她的写作的命运。她终究是要证明，她能够写历史。而写作历史，被注定了是我们的文学的正宗和主流。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不是结论，毋宁说这只是问题的提出，这只是开头。不要那么世俗地去理解铁凝，也不要那么简单地去阐释铁凝。铁凝给出的问题，经常是当代写作的症结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的难题，是一种缩命论式的难题。

一、历史之书：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传奇

不用说，《笨花》以它的鸿篇巨制写出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风云录。通过一个人命运，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农民卷入中国历史暴力、革命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命运，来写出中国现代性历史苦难进程。

自从现代以来，乡土中国再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再也没有自己的平静和纯粹，它被推向了现代的革命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铁凝别无选择，逃都逃不脱历史的俘获。不是她要抓住历史，而是她的潜意识被历史抓住。逃不出历史掌心，这是中国作家的缩命，这是这种文学写作的命运。多年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就用第三世界的寓言性写作来描述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关于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打上民族国家的烙印。杰姆逊的理论遭致了汉学圈的一些非议，认为他以偏概全，杰姆逊对中国文学了解不多，立即就被吓回去了。事实上，杰姆逊算命式的妄发议论还是有一定道理，只是他的理论没有更多的内涵作为依托，还是显得表面化和空洞。但这确实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算了一卦，真就让他算住了；直到今天，这个命运还在中国作家身上显灵。

《笨花》从讲述冀南平原笨花村西贝家与向家的故事开始，蹊跷的是，在小说中西贝家的故事却被讲丢了，这个作为乡村开始的故事，典型的中国乡土的耕种的故事，只讲了几页就被向家的故事取代了，随后就围绕向喜的故事展开了长久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中，西贝家的故事只是偶尔才浮现出来，并且是以西贝梅阁这个病态怪诞的女人的故事才给人以些许印象。表征着乡土中国最典型的农业生活的西贝家退居到幕后，让位给卷入历史的向家。这是一个充满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家族，随着向喜参加袁世凯的新军，卷入到早期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环节，这部乡村中国的历史转向了宏大的普遍化的中国现代史。向喜家的故事才代表着中国近现代的主流历史，代表着历史的剧烈冲突、断裂和变异。从向喜本人，到他的兄弟向桂，他的儿子向文成，他的孙子武备，这个家族的故事就可以在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自由出入，就可以使乡土气息与历史变革的氛围相融合。

无庸置疑，《笨花》写出了中国乡村历史是如何卷入现代中国革命的详尽过程，写出它无可逃脱的现代命运。向喜与孙传芳为伍的那些兵戎生涯无疑也充满了戏剧性，显示出了铁凝具有驾驭历史的能力。但是，这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却是铁凝在叙事中要反复摆脱的力量，这条从晚清新军到军伐混战，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主线固然非常清晰地贯穿在这部小说中，从向喜从军到向喜隐退，直到向喜拉响手中的炸药与日本兵同归于尽，向喜的故事顺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裂变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变化，这在小说中勾勒得非常明晰。一部中国现代的社会动荡，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尽可展现于其中。

二、乡村之传：乡土生活的精致画卷

不用说，《笨花》同时是一部乡村史，小说从开头到终结都是在写中国乡村，然而，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殖、节庆习俗，婚嫁丧葬，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村庄的盛衰。

但如果真要计算一下篇幅，小说写作更多的还是那些个人之间的生活情状，主要还是乡村的故事，乡村的那些民风习俗、日常琐事、人情世故。而铁凝真正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通读这部作品，不得不说，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显示出它的饱满和丰富。怀着历史冲动，又企图逃离它，就象铁凝在写作《大浴女》时，怀着个人的反思自省，却又割舍不了对历史的眷顾。那个历史真就是象幽灵一样附着于小说叙事，特别是长篇小说叙事的身上，它象吸血鬼一样，一定要吸走它身上的精华。然而，人们却总是指望历史象精灵一样给文学增添无穷的深度。长期以来，我们都乞灵于历史，都是为老祖宗那席话：“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与充分的莎士比亚化的结合”，但我们没有仔细考究一下，那是马恩对资产阶级小说所的话，而资产阶级小说，那就是私人性的生活表现占据太充分的地位，用杰姆逊的话说，那就是个人力比多的内驱力构成小说的核心，那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占据叙事的深层底蕴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小说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道路。

我说过，历史是一种幽灵化的存在，它总是附着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中，铁凝或许真的怀着一次历史冲动，但她对于要进入历史，特别是直接进入如此浩大的历史还是心存疑虑。聪明的她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历史——那是摆脱不了的中国近现代的命运——作为主线，作为一种时间的必然线索在起作用，而小说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小说实际大部分时间是在抗日战争，相当多的故事也与抗日有关，但小说并没有描写抗日的大场面，而是不断地退回到乡村，退回到人民的抗日活动中，退回到草民的日常生活的习性中，在那里找到铁凝拿手的叙述。

由此不难理解，小说刚写过一半，向喜就从军中退回到老家保定和笨花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向喜的儿子向文成身上，他一直就在乡村，也在县城开过药房。向喜的原配夫人同艾在笨花村，二房姨太太顺容在保定（保定不过是笨花村的临时空间变化而已）。甚至连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备也还在冀南一带活动，不时地还“过来”笨花村。小说没有迷失在大历史中，而是不断地或者说始终以笨花村为中心，这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故事和人物活动的中心。这个无法逃脱的历史，铁凝还是想方设法地逃脱。

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铁凝的小说自然平和得多，那种松驰自在，娓娓道来还是透示出铁凝的灵气。这不管是那些在秋天季节女人到棉花地里钻窝棚的故事，还是向家的家长里短婚嫁迎娶，或是武备、取灯、时令参加八路抗日的故事……，这些只要发生在笨花村的故事，发生在冀南土地上的事，都沾着笨花的气息，都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儿。这些小故事串在那条明确的大历史线索之上，鲜亮、活脱、明净，反倒是它们照亮了历史之幽暗。作为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们当然无法细致地去分析那些小故事的情节原委，但可以看到，使这部小说生动起来的还是大量的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和情趣，是那些对人性的更本真描写，是对性格棱角的细腻刻画。小说取名“笨花”，那是笨重的历史与花朵的结合，铁凝早有所料，这是一个不得不还的宿愿，这是终结和献祭。漫长的历史串着这么多的大珠小珠，也不得不让人眼花缭乱。都是历史惹的祸，要展开这么长的历史，要有那么多的人物出场，要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历史终于变成一根细细的线绳，而横枝蔓逸，也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当然，对历史的逃脱并没有远离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摆脱历史，或许这真的就是一种写作的命运，其内在意味，那些特别耐人琢磨的宿命的东西，还是依靠与历史的碰撞来建立起一种意味。向喜这样的人终究一事无成，他奇迹般地大动荡的时代当到少将旅长，最后却与日本人搏斗中掉进粪坑牺牲，这样结局细节有点匪夷所思。但却也暗含着对历史嘲弄。向喜在参加王士珍招募兵员，多次被提到他长得象刘备，都是乱世，都是乱世出枭雄，但向喜最后却没有这样命，他的一生不过是中国现代社会动乱的一个卒子，最终还是回到笨花村，甚至还是回到与土地相关的事务。这个历史给个人的命运留下什么呢？同样具有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年轻一辈身上。取灯、武备、时令都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取灯被小妖子出卖，这样的出卖显得很必然，小妖子觉得取灯对她最好，在日本人和金贵的威逼下，她就出卖了取灯。而时令为了执行任务，把正要与他相好的小妖子从背后开了枪，再往脑门上补了一枪。这些恩恩怨怨不再是乡土中国自己的家族世仇生发出来的事故，而是中国的大历史给定的劫难。在小妖子和时令之间，再也看不到她娘大花瓣与向桂钻窝棚的那种情调，那种人性之间的自然的亲密。生活与存在已经被历史劫难俘获，人的存在要从这里找到勇气和理由。来自西贝家的时令走出了乡土中国，他杀死了喜爱他的小妖子，这是对一种新的命运的选择。而他的姑姑，那个信仰西方基督教的疯疯颠颠的西贝梅阁，她的故事始终舒展不开，铁凝显然也拿不准要如何评判历史的宿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而这其中又夹杂着中国与西方，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的复杂矛盾。梅阁的故事就是一个病态的可笑又可悲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来自西方的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真实境遇写照。

三、闲来之笔：

铁凝既想去书写一部现代中国史，一部乡村卷入现代的非凡史，但她又不愿被历史压垮，她还是执着地回到她的乡村，回到那些活脱脱的小故事，这使《笨花》保持住它的乡土本色，保持住铁凝固有的纯真之气，乡村终究从历史中全部浮现出来，这是铁凝意想不到的结果，还是她烂熟于心的预谋？

2006-2-26于北京万柳庄。

胡锦涛即将踏上美国白宫南草坪的红地毯，沸沸扬扬的赵岩案突然出
现转机，据赵岩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3月17日说，对赵岩的起诉已经
取消，他将在几天之内获释。

赵岩被捕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他是因《纽约时
报》率先报道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捕的。中共官方指
控赵岩泄漏了国家机密，但《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有关报道的消息
来源，赵岩本人也否认对他的指控。

赵岩案显然大冤案，但按照中共当局的惯例，类似赵岩这样的案件，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放人，大都要留一个判定有罪的小尾巴。因为撤销
指控意味着赵岩将无罪释放，也等于宣告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抓错
了。所以，赵岩案的结果仅仅是极为罕见的特例，显然与《纽约时
报》的显赫地位和美国政府格外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朋友，我为赵岩和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但愿赵岩马上结束牢狱之
灾，与家人团聚，接受朋友庆祝。我也为此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高
兴。莫律师代理过许多敏感的人权案件，但在中国的制度下，无论律
师的辩护多么出色，大都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今天，莫律师终于可以
看到自己为之辩护的一个政治犯将被无罪释放了！

然而，作为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我也高兴不起来。赵
岩案的结果至多是人质外交的又一次出牌，是中共为营造党魁访美的
良好气氛而惯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而丝毫无助于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
善。正如《冰点》复刊并不意味着言论打压有所松动一样。君不见，
《冰点》前脚复刊，《爱琴海网站》后脚被封。

恰恰相反，近年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就在赵岩即将获释的前
后，有更多的人因言获罪。2005年，就有师涛、郑贻春、许万平、张
林等异见人士，被以“煽动颠覆罪”判重刑；原《福州日报》采访部
副主任李长青被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判刑三年，只因他
同情和支持反腐书记黄金高。2006年，山东邹城市教师任自元被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山东淄博市网络作家李健平被以“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毕节日报》社记者李元龙被以“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逮捕；还有近期内失踪了一个月的胡佳、欧阳小戎等人。

“6．4”后，中共对西方的外交是金钱加人质，金钱外交能够奏效
的，人质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钱不管用的，才会附加人质交易。最
初，中共的人质外交是为了缓解“6．4”后的巨大国际压力，是无奈
之下的偶然行为，比如放方励之去美国。后来，中共当局从中尝到甜
头，逐渐把人质交易作为党权外交的组成部分，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
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
关；王军涛于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
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
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
谢；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五年，就有大陆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
觉、热娜亚等人，具有美籍身分的贝岭、李少民、高瞻等人，先后作
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

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
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而且，这种捉放游戏也是露骨
的“等级歧视”，其中，政治犯的西方国籍和国际知名度是区分不同
等级的两大要件。但由于抓的太多而放的太少，以至于，一些备受关
注的著名人质至今仍在狱中（比如，杨建立、杨子立等）。而那些知
名度低的人质，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善待。因为他们既
没有国际知名度，更没有美国身分，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在狱
中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反正国际社会也
管不过来。

尽管，现在的中共在本质上仍然是反人权的独裁政权，但在大势所趋
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伪善”的脸来。中共寡头
们他们越来越具有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
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
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所以，他们才会玩弄人
质外交，国内的民间维权才有一定回旋空间。在此局势下，中国人权
事业的成败，国际大势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
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以中国之大和人口之多，更以经济高增长
和金钱外交对西方政客和资本家的诱惑力，如果中共当局得不到来自
国内民间的足够压力，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就找不到有效的着力点，
其作用也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绑在一起，
也无法真正推动大陆的人权进步。

反独裁、争人权的中国力量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支持，使国际压
力的作用不限于促成几个著名政治犯的释放，而是能够推动中国政治
制度的逐渐改变，民间维权运动就不仅要挺直道义脊梁、不畏风险，
更要肩负起责任伦理、尽量降低风险，既不妄自菲薄，也绝不能轻视
对手，力求维权运动每一次爆发都能带来官民之间的某种良性互动，
并取得看得见的成效，哪怕每次取得的仅仅是有限的成果。而只有不
畏风险的道义正确而没有实际效果的维权，无法使民间维权运动的逐
渐成熟起来，也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唯有实际成果的一点一
滴积累，才会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投身民间维
权；也才会让关心中国人权的国际力量看到中国内部的希望，使自由
世界施加给中共当局的政治压力，变得更为理直气壮且更有实效。

（2006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旧约•利未记》第19章

罗马人与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定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
——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

在观念史的意义上，我将宪政定义为“主权者的自我约束” ，而不仅仅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宪政的主权观是有限的、混合和残缺的主权观。主权者的自我约束首先是对立法权的约束，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有限政府就是立法权受到限制的政府”。而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主要是行政权受到限制。对立法权的约束在观念上又可以分开两种思路。分别发展出专制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类政法模式。一种是国家主义的，反宪政的，它导向议行合一的趋势；另一种是宪政主义的思路，是对立法权和大多数人意志的怀疑。由此导向违宪审查这样一种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技术。

从卢梭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一条思路里面，也能看到对立法权进行限制的思想。如黑格尔是主张对立法权进行限制的，但限制立法权是出于国家主义的崇拜，出于对行政国家的崇拜。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目的是“伦理的实现”。用耶稣在旷野受撒但试探时那个著名的比喻，就是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把石头变成面包”。政府为恶的假设，国家是信不过的那些自由主义的信条，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贱民的见解”。他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从卢梭到康德都持这种看法，国家无限，国家的命令个人必须服从，“即使错了也要服从”。在这样的观念下，当然也会强调限制立法权。这种对立法权的限制，其实质是基于对行政国家的偶像化，而去限制老百姓的权利。限制立法权具体而言就是限制议会，限制多数人的意志。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时曾说过一句话，“立法权是叛乱的因素” 。因此从巴黎公社开始，影响所及，包括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都有一个“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议是指议会，行就是政府。马克思认为立法权是一个天然的颠覆政府、颠覆最高权威的因素，政府要做事而议会只从旁捣乱，只知去否定决议和预算。从这一思路出发，理论上逐渐衍生出一套并不成熟、也不典型的“议行合一”体制。强调行政权和立法权某种程度上的合二为一。不是三权并行，而是立法权在上，直接涵盖行政权，行政权对它负责。议会也有权在相当程度直接干预和支配行政权。这种“议行合一”模式长期停留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并未在制度中有效的贯彻。迄今为止只在部分学者的笔下被继续描述。

在英美国家，对立法权的约束导致另外一个思路，由此形成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技术，即分权制衡与违宪审查。有学者对各国成文宪法进行比较，目前明确或含蓄规定了由司法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占45.1%，明确或规定由立法机构或其它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占4.9%，未作规定的有34.5% 。超验的在先约束的确立，使立法至上的观念从宪政主义者眼里消失了。宪政制度转向司法至上的倾向，反对议会的自我审查，因为“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No man is allowed to be a judge in his case），是英美普通法法治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法治原则在政治哲学上的延伸，就是宪政主义的主权残缺和有限观。立法者不能被等同于主权者，因为立法者必须被立法者之外的人裁判。美国法学家凯尔森从一个反面对议会的自我审查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

由立法机关本身决定是否违宪，那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就都具有宪法意义。没有一个议会立法可以被认为是违宪的 。

凯尔森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高于立法权的裁判权，就没有宪法的概念。如果立法权具有自我裁判权，就没有违宪的概念。因为这样一个整全性的议会在政治合法性上是“不能为非的” 。因此立宪政体需要将最重要的对于立法的裁判权从立法权里剥离出来，交给最高法院和大法官。由大法官立足于法律、宪法和不受制于多数人的理性和智慧的知识传统，对议会和政府的立法进行审视。在现代宪政制度中，违宪审查在政治权威上把最高法院这一“最不危险的部门”摆到了最高的甚至是“虚君”的位置，用司法权的崛起来抑制行政权和立法权。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的实质，是共和主义精神的现代翻版。服从一项判决，不是服从法官的单一意志。而是对一种有限的和混合的主权观的服从，对智慧、理性、司法技艺、超验正义、民意和程序的服从。美国学者考文这样评价司法审查，“如果没有司法审查作后盾，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成为个人求助的源泉” 。现代的宪政主义既与宪政的超验价值密不可分，又对直接诉诸于超验正义的违宪审查制度（包括判例制度）有相当的倚重。通过违宪审查，在不同时期基于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具体情境下的个人权利或增或减，不会对在先价值本身构成颠覆，反而在宪法传统中积累起丰富的对于正义的法治主义的理解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