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心里的话太多，水流云飘般一一达至另一个人的眉底案前。傅雷写给傅聪，梵高写给提奥，我们写给谁？遥远的地方可有一个“亲爱的提奥”在倾听，在思索，赋予我们一种敏锐的感应，使我们更富于色彩与文字的表达？然而，又是谁说呼唤的与被呼唤的总是不能应和? 停电的夜晚，两个人点着蜡烛勾头交颈读书，恰似两头拉了一天脚力而休憩的小毛驴。或者出去走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杂杂，不一定有系统，可一边谈心一边自己的思绪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朗廓清。日常闲聊是最好的，一本正经的大道理远不如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拉棉扯絮的一言半语来得有效，这样的谈天同性最好，这样的谈天女人之间最好，即使挽着菜篮子买菜或者盘坐在草编蒲团上剥豆择菜也是大俗大雅。即使那个“亲爱的提奥”不与我们身处同一小城，我们也还可以写给她，一封封信象扑啦啦的小鸽子飞向有阳光射进彩窗的课堂，洁净而新丽。只是现代人是一群抄起话筒说“你好”的文明动物，而从前的人呢是抄起木锨扬麦子的农妇农夫，麦麸麦糠随风飘去，麦粒沉甸甸的落下来，遍地金黄。那时的人是抄起焊锡酒壶烫酒抄起竹筷作乐(yue)，捻起胡子吟“绿蚁醅新酒，能饮一杯无”，那首诗读起来更是一封极佳的短信。

　　傅雷家书，它不仅仅是傅雷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更是一颗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傅聪)，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梵高，纵然再贫穷潦倒，但他还有一个兄弟，即使生活使肉体不断受苦，然而又正是生活使精神变得丰富。1887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没有一天不写一点”，他说，“每天写作，读书，工作与练习，坚持不懈的精神中将使我有一份好的收获”。这是何样一种坚持？在咬紧牙关的坚持身后又有何样一份支持？那是提奥，他使梵高坚信，未来一定有着某种伟大的东西。梵高生活当中尽是挖土豆的人，掘地的人，牧放群羊的人，扬麦打场的人，媒矿和纺织工人。暮色将临，他们走向那称为“棚舍”的家和他的粗手大脚的妻子，炉台冒热气，烟囱冒烟，生活冒着火，每个日子咕嘟嘟冒着激情。就是这样，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有许多事情要思考、许多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哪里，我干了什么，我往哪里去？同样的感觉，高更更是以一幅画来言说：油蓝汪绿的油画充满阳光的质感。

　　而我们这些苍白的人，乳羔一样恹恹地活着，报怨着，愁苦着，乏味着，干涸着，生活充满狗咬似的烦扰，带着洗盘子留下的脏水的颜色，变得好象一堆灰，它把一种无限的空虚、泄气的、没有希望的、没有写上一个字的空白一面转向我。在那样的时候，我更愿意有那么一个女友，友谊往往能够驱除沉闷的迷雾，而且，我们走在阳光烂烂的小路上，身轻如燕，心美如神，我坚信走着走着我们会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灵。

　　远方有一阵大雷雨，我只看见闪电却听不见雷声。不断的，北方的振霞会有信来，全是清雅妙致的文字，这无比符合她的年龄以及她北上求学的纯稚的心境。一封一封信来，读不胜读，因为我怕极了给她回信，工作的琐碎消耗着我青春的熵。无论怎样，我就是合不上她的拍。而云舒，那个大我十八岁的女人，象荒地里的炉灶，自始至终给我的感觉是荒寒之中有一股暖意，温老暖贫的暖意，她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世界只有她能进去，其中的感觉、刺激、形象、色彩、音乐都另有一套，非我所梦见。我只是遥想、推想、揣想，象晴朗的日子揣想雨声，那样闲适、恬淡、而又富于旷达胸怀的一个境界。

　　我一封一封地给她写信。那全是信马由缰、洒脱飞扬的，好多好多的怪诞思想、灵动的火花以及女儿家特有的心思一古脑儿向人嗖嗖而发，一枚枚子弹似的，令人防不胜防。我无话不谈，谈笑风生，是的，过去的一年里，每每写信真有两腋生风、化羽而翔的感觉，那里面是一个活着的千娇百媚的女人。但是，我的每一个细密繁复的小计划一闪而过，如翩翩蝴蝶，在她那儿都灰飞烟灭，成了一个个蝴蝶标本，夹在一个个白色信封里尘封陈尸。我需要同样的灵跳与灵动，你来我往，象扑啦着翅膀飞的小鸽子———我的鸽子飞向你，你的飞向我，不断对着飞，不断地出发不断地往返。给女友写信，象是绘画中的“留白”，读书到极佳处，思考到极深处，就好象幽冥小径信步达至极境处，这时候给远方写信，好象留白里钤上一方阴文的闲章，红是红，白是白。俗话说，听无音之音者聪，那么，这样的写写信，使我们智慧起来，灵动起来。然而，某日面对振霞的信，我想，是不是她爱我甚于我爱她？而云舒，又是不是我爱她甚于她爱我？评判的标准是，看谁在对方面前意欲表达？看谁更顾盼生辉、眉眸灿烂、妙语如珠、逸兴湍飞？这么想的时候，那种如蜜似奶的幸福在我的脸上消褪成盐腌的一抹红晕。那年一步一步远走，象每一个时间，象云卷云舒，云飞云落。

　　继而，我不再写信，不发一言。她说，她是失望。

　　而我，是失落，是失重。

　　最后一封是纯感觉的信。我只在分析，两个太感性的女人肯定是在相互的试探揣测与尊重之间错过了什么，但错过也就错过了。我只是想，纯女性的交往，那种不隔山不隔水不隔肚皮的交往，真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成为一种永恒？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成为一种永恒?

　　远方有一阵大雷雨，我只看见闪电却没有听见雷声。女友一双泥泞的脚砰然入户，那是一种蘑菇与萝卜的友谊，是万山重重浮掠时空而来的天意与天然。就怕我打开的栅栏没人走过，少星无月的夜晚，那在我心里重要起来与明亮起来的，只是白纸上的黑字。

　

《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

作者：邹纪孟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

定价：45.00元

　　我一向对仕宦之类的图书涉猎不多，大略这类图书无非是想摊出一套关于中国官“场”的诸如权谋故事、处世方略乃至官场黑幕等等，这种类似的“厚黑学”，看上去千差万别，最终强调的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官场）的生存规则，只不过淹没在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唾沫里，更显得扑朔迷离。邹纪孟的这本《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或许并不止于此，作者的野心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去梳理一个有关“仕”的传统，只不过作者喜欢的是通俗讲史的方式。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郑玄的《正义》作解：“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而朱子的《集注》注的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之所以不避繁缛地引用这些古注，是因为无论在汉儒还是宋儒来看，对“优”的理解并无本质的差异，都是“有余力”，这里“学”与“仕”，用朱子的话来说是“理同而事异”，并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换句话，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仕”，是一个“仕宦”传统的转向，一种“士”的理想在这里悄然湮灭。前一句“仕而优则学”渐渐隐去，后一句“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本书作者多少是要在历史中各类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个案里，找到中国文人的“处境”，“士”的理想与权力欲望的碰撞，“仕”的社会机制与选拔机制，“仕”的道德自律与内在修养……而另一面，是“仕”的心路历程，如忧患、忠君、悲己、功利心等等，这些伴随着仕途生涯，当然，也包括一些仕途失意的心理安慰机制，事实上像“南柯一梦”这样的故事，虽然宣扬富贵功名如云烟，接近于道家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得到“位”的士人，会自动放弃追逐名利与地位。这样的梦也可以曲折地看成是那个年代在“仕”的围城外面，失意知识分子的一剂“安慰剂”，它可以舒缓苦痛，但不能根治关于“仕”的癔症。

　　“士”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诸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士的理想品质，是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必然要求。“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了一切，使人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可以说作者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权力“场”，好像是铁屑在磁极的中央聚集，这些权力的碎片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方向。此前，知识分子所受的“士”的教育，让他们始终怀着一种“士”的理想，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理想，另外一方面又在权力场中挣扎，仕宦，是一种变质的权力，他们从一种单纯的“士”的理想蜕变成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场”，在“场”上的任何一个磁极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正是作者要向我们宣示的权力规则，而“学而优则仕”就变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开始，就意味着文化场域里一种不安的“连锁反应”……

很多人对巴黎情有独钟，尤其是文人。这个人文艺术之都，实在是有足够的深度可以挖掘，且宽阔到能赋予人们无限的想象。     日本人对法国的崇拜也是出了名的，关于法国的书籍在日本比比皆是。《巴黎时间旅行》，单从书名来看，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穿越时间隧道，从历史中去感受巴黎的风味。但鹿岛茂的时间旅行是有“时限”的，只去十九世纪末的巴黎。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人称巴黎的“美好时光”（Belle epoque）。回到那个城市、那个年代，许是有太多的关键词呈现在眼前的。是浪漫、美食、时尚、文学还是艺术？都不是。     作者鹿岛茂曾以《想要买马车！》获得日本最重要的人文类奖项之一“山多利学艺赏”，这一次，他再次将马车作为落脚点，这种交通工具既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是身份的象征，同时又承载着无数法国人的理想。如此独辟蹊径自然令巴黎这个陈旧的题材多了新鲜之处，随后经由拱廊街、声音、味道、光线、照片、运动等寻常事物展现别样的风情。     无论是塞纳河左岸廊巷里被磨损的黄地砖、古代欧式建筑屋顶特有的老橡木、旧书店、橱窗深处折射出的光影甚至是街道是偶然飘来的一阵香味，当时繁华的景象，仍能透过旅人的视觉、听觉和嗅觉交汇，翻页间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那个时代巴黎的味道。     鹿岛茂现任东京共立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与法国文学，是日本重要的法国学专家及文化人。他还曾以《要相信古书比孩子还重要》获得第十二届讲谈社散文奖，《职业别巴黎风俗》获第五十一届读卖文学奖。鹿岛茂的著作无论在学术界及文学界都极受肯定。          鹿岛茂著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版

　　一年一度的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宣布了今年的得奖者，美国著名作家、纽约大学教授E.L.多克特罗（E.L.Doctorow）以一部南北战争背景的历史小说《进军》（TheMarch）夺冠，这也是他继1990年的《比利·巴思盖特》之后，第二次获得这一殊荣。

　　多克特罗是美国当代为数不多的一流严肃小说家之一。尽管他从不

愿以写作来取悦于人，但作品在美国却颇为畅销。1975年出版的《拉格泰姆时代》为他奠定了声誉，这部作品作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被列入了美国大学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今年的评委之一乔治·加特勒认为，多克托罗最终夺冠是众望所归。

　　《进军》讲述的是，1894年到1895年间，北军骑兵将军W.T.谢尔曼率6万联邦士兵南下，一举攻下亚特兰大之后便开始了著名的“向海洋进军”，在一路穿越佐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征途中，对敌人的各种军事设施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使南方经济陷于瘫痪。在书中，多克特罗不失公正地批评了谢尔曼将军的“焦土政策”。

　　小说以亚特兰大那场漫天的大火拉开序幕。优雅的行文、曲折的故事、非凡的人物创造，《进军》真实而残忍地揭开了那段至今还存在争议的历史伤疤。在南部纵深地带60英里范围内，北军对那里的居住者、风景和历史进行了摧毁。随着行军的前进，聚集成团的自由的黑人和惶惶不可终日的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场冲突。除了对主人公的刻画备受好评外，多克特罗还描绘了谢尔曼将军身边几十名令人难忘的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的形象。他以特殊的写作技巧，在叙述过程中保持了人物复杂、多重的个性塑造。评论家认为，这段历史虽然被指残暴，但多克特罗的小说却是“唤醒了历史的阴暗面”。乔治·加特勒坦言，这是一部让人“无法接受”的优秀历史作品。

　　在听到获奖的消息后，多克托罗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表示“非常满足”。现年75岁的多克特罗说，早在20年前自己就有了写作《进军》的念头。在读了一本历史学家约瑟夫·格拉绍尔从一名士兵的角度所撰写的关于谢尔曼战役的著作后，他认为自己在这点上和作者获得了共鸣，即“在内战中取得身份地位的认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多克特罗认为，那场战争是“自我毁灭的不朽一幕”，“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而这，显然可作为小说的支架。不过，他却没有撰写当代类似作品的打算，尽管写作《进军》时，正值美国出兵伊拉克之际。

　　自第一部小说《欢迎到哈德泰姆斯来》于1960年出版后，多克特罗获得过包括1986年度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书评协会奖、美国艺术和文学协会奖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学奖项。他把这归结于家庭对音乐和文学的热爱，让他萌发了对艺术的热爱。多克特罗1931年出生于纽约，父母是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是那种酷爱书本与音乐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加上成长的时代正逢1930年代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这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戏剧学位之后，多克特罗于1953年去军队服役，两年后复员，本打算靠退伍金养家，自己可以专心去写一部小说。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他只得先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因而他甚至在机场当过订座员，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广播电视部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做审稿人。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电影业转入出版界，先后在新美洲图书馆和戴尔出版公司任编辑，33岁时成为戴尔出版公司的总编辑。1968年，他从出版界转入高校任教，先后在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犹他大学等学校任教，目前的身份是纽约大学教写作的教授，与同是小说家的妻子海伦·亨斯莉和三个孩子住在纽约郊区。

　　据悉，此次获奖，多克特罗将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今年的其他四位入围作家分别为威廉·亨利·刘易斯（短篇小说集《在斯汤顿得到了他》）、卡伦·费什（处女作《一个突如其来的国家》）、布鲁斯·瓦格纳（《菊花宫》）和詹姆斯·斯托尔特（短篇小说集《昨晚》），他们也分别得到5000美元奖金。5月6日晚上，福克纳小说奖将在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举行颁奖典礼。

　　相关资料

　　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创立于1980年，是美国四大小说奖之一，也是美国奖金额度最高的一个小说奖，不过1981年第一届给获奖者颁发的奖金只有1000美元，之后奖金额逐年提高。这一奖项的设立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1950年，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决定将奖金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持和鼓励新人，最后建立了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目前它隶属于国际笔会，由福克纳基金会提供经费。

　　这一奖项独立于出版业，也与所有的零售榜单和销售市场无关，完全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评判作品。评审者从美国90家出版社（包括小型和专业出版社）去年出版的359本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挑选出候选作品进行评审，同时，评审委员会对出版社递交的出版物，不会支付任何费用。该奖项去年的得主是华裔作家哈金，得奖作品为《战争垃圾》，他还曾在2000年时凭借《等待》一书获得过此奖。近年来获得过该奖的名家还包括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等。

       3月7日，成君忆所著《水煮三国》一书中不等式侵权案的判决书由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中认定，书中四个不等式为原告相晓冬的独创表达，未经相晓冬允许，被告成君忆不得使用涉案侵权内容。

《水煮三国》不得再使用涉案内容

　　2000年8月22日，中国企业报评论员相晓冬在《中国经营报》第14版“营销新知”上刊登了《追击品牌泡沫》一文，文中提出了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四个不等式。2003年7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成君忆《水煮三国》一书，相晓冬认为在该书第22章中，使用了他的四个不等式原文，构成侵权。并于2005年11月16日起诉至朝阳法院，告成君忆和中信出版社侵权，朝阳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在朝阳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中，认为涉案四个不等式及其说明文字是相晓冬的独创表达，判决成君忆不得再使用涉案侵权内容，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在《中国经营报》上向相晓冬公开致歉；同时，在未征得相晓冬许可使用前，中信出版社不得在重印、再版《水煮三国》一书时使用涉案侵权内容。

　　朝阳法院表示，该书中的侵权内容不足200字，和全书18.5万字相比只占全书内容的千分之一，因此中信出版社作为出版者确实难以就此做出审查。而相晓冬作品全文约2000字，《水煮三国》中使用的仅是10%，没有实质性地再现作品的完整表达方式和作者表达出的思想内容，因此，中信出版社无需就此承担侵权责任。

原告方不满，被告方认可

　　对于判决书的内容，相晓冬对中信出版社免责的判决表示不满，认为出版商应尽到审查责任。相晓冬的代理律师陈东利认为，“法院以使用文字内容较少的理由，认为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实质损害，我们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上诉我们会尊重相晓冬本人的意见。”

　　记者致电成君忆时，他还不知道判决结果。知道败诉后，他表示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只说“这件事很奇怪”。成君忆和中信出版社的代理律师穆晓军认为，朝阳法院的判决比较公正，比如对中信出版社无法审查书中全部内容的判断，很公允，但是停止出版含有四个不等式内容的图书，是社会的损失。

　　至于被告方是否上诉，还是要与当事人商量后决定。

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要对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先做一个基本评价，然后再观察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一般谈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要从严复开始，晚清历史处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他们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虽然科举的废除，把有志于仕途的相当一批读书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绝了他们的生路，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也没有从法理上认为民间不能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宗教活动还是自由的等等。民国以后严复还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做校长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时期，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之间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九四九年前，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观察，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民间有办大学的权利、有办报纸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时期，都曾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的出现。可见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也许就是这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当年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 “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 。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有空间，国家之外有民间社会，进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样的感受。
　　
　　　　从严复到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 “ 好人政府 ” 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作为一种中间力量，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所谓： “ 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 ”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时代转换之际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人多，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台湾后来能走上宪政道路，与此有极大关系，这个传统经过殷海光他们的努力传了下来，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北大的延续。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催残殆尽。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一般来说，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他们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这个群体的产生，是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的，他们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九四九以后，传统社会中旧朝退去时在政治、外交、司法、
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总有一个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在承担上下之间的缓冲作用，国家是认可这种社会力量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而经常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如果正当讨论，这个话题会很有意思，否则，我知道，会招来铺天的砖头把话语盖在地下。如果“穷人”作为生活状态理解，我相信，穷人大约有三类：其一，努力想富有，但却依旧贫穷；其二，不了解富有，本身对贫困缺乏感觉；其三，不追求富有，愿意清贫但轻松一些。所以，用“穷人”这个概念来锁定同一类活状态，其生存态度和利益选择并不会一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穷人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而依旧有更多的穷人没有去那里玩命造反。

在经济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即使将“穷人”的定义瞄准在“社会底层”上理解，总其说来，“陷于贫穷”的意思就有了关于摆脱贫穷的能力问题。至少，越是贫困中的人，其关心的半径越小，对更广泛事务的理解力就愈发不足。人大讨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期望是形式上的或者空洞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而是期望关于社会公共政治和公共物品的博弈，那么，所谓的“代表”，就必须有深刻的分析与透彻的判断能力，能娴熟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的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弊。

比如关于“教育投入”问题，“义务教育”的经费究竟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的责任？贫困地区和富庶地区的处置究竟如何？显然，如果“义务教育”属于地方财政，且贫困地区不足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富裕地方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是地方政治，和全国人大讨论范围无关。教育“乱收费”也是如此，更是属于地方政治问题，和北京关联不大。把这样的问题拿到全国人大折腾，若不是缺少政治智慧，那一定使用表态来表演，招惹公共视线的聚焦。

再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这个论题就是讨论发布的政治文本，再严肃认真也是无稽之谈。不仅所有人大代表对“新农村”的理解不同，政府内部的理解就一致了么？拿出这样的术语，表示的是政府的态度，远谈不上政府财政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对策与安排。最欣欣向荣的理解，我以为也就是扇乎农民不要背井离乡地进入城市求发展。就算带着多少人的心声，众口一词得到共识，之后呢？“三农”问题，暂不谈其政治议题，究竟是地方经济事务还是中央政府的经济事务呢？

绝大多数议题要比上面举例更为复杂，要明白地搞清事理，人大代表和常委们必须各自配置智囊班子，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等以及更广泛的事务和机制有前瞻性研究。但这依然不够，不仅需要针对性和煽动性的手段，还需要策略性和阶段性的方法，更需要达成妥协或变通的能力。这能使“穷人”所具备、所拥有和所控制的么？如果，的确能够，发起就有法律效力的法案的话，每一个术语的法意和法意下的可操作、可证实的精准，没有法理理解、没有法事经验、没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可以么？

有效的代表，要直接呵护民意，要把自己的身心，哪怕形式上、表面上，托付给选票，取得选民长期和坚决的信任。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还需要金钱来支付高昂的费用。穷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就不再是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阅历，有了这样的阅历，还能是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必定从不是个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有着这样宽广的渠道，还能指望变成穷人？连养家糊口都陷入艰难中的穷人，没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且不说胆量或魄力，即使有，还外加上丰富的知识、广泛的阅历和敏捷的思维，仅仅就在会前拿到会议文本，又有谁能有超凡的能力作出清楚准切的判断呢？文本的编纂人，其实也就是行政执行人，哪个不经过长期磨练呢？文本之下埋藏着的蓄意岂能够三下五除二地被颠覆么？不可能，且不说穷人，也且不说富人，就是精明此道的官吏，也无法在不借调翔实数据和深刻背景以及深思熟虑的过程与讨论情形下作出切身利益的判断。这样地说，可以看出，至少和“穷人”与“富人”无关。

真正法治情形下的真正议会政治，就是由，也只能由极为专业的政客进行。国民政治需要他们全身心地研究和操纵，在他们之间博弈，也与行政权力博弈，数字化地、咬文嚼字地，谋术狡诈地把玩。对于穷人来讲，所谓“代表”，就是把你的选票投给你所信任，或者相比较而稍许要信任的人。昨天信任，就投票给那个可信任的；明天不信任了，不投给他，发动别人也不投给他。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因为没有天生的代表，也没有自然的代表。这和“穷人的代表”有关系么？

前段时间在北京，听高智晟和郭飞熊谈起广州的大学城拆迁案。这是广东的省委书记张德江抓的一个形象工程。把十几所高校集中在一起，拆迁了大面积的农民住房。拆迁当天出动了几百头狼狗。大概是政府拆迁前所未有的一招。据说一天就把那里的农民搞定了。剩下一百多户城市人不太好收拾，目前已有几十户人横下心来准备打官司维权。

地方主义是观察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个思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地方主义兴起的过程，就像清末一样。清朝的灭亡，并非象通常认为那样，是因为地方主义的强盛。而是因为清廷坚持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立场，不明智的、强行打压地方自治。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就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

地方政权只要不实行真正的选举，在异地为官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外来政权。甚至就是一个殖民政府。公共权力掌握在一批由共产党垂直控制的外地干部手中。易地为官，意味着地方在政治制度中是一个客体，不是一个主体。意味着地方利益在国家体制中没有正当性。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扭曲成为以一个外来者和“殖民者”的身份，去攫取地方的物力和维持地方的秩序。在我的观念里，如果成都的市长是一个被中南海控制的安徽人，成都市就是中南海的一个殖民地。我被中南海殖民，和被英国人殖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要我选，我显然宁愿选一个被唐宁街控制的英国人总督，也不会选一个被中南海控制的共产党的省委书记。

但是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风险，就是任何权力的集中制，最后只会变成风险的集中制。无限的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馒头，无限的权力就意味着无限的危险。这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现实，民众对中央的不满普遍超过对地方的不满。因此中央的崩溃速度，也必将超过地方的崩溃速度。尽管“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代造反一种策略上的口号，但事实上皇帝总是比贪官垮得快。中央本身，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的一个“冤大头”。未来二三十年内，这个党中央如果一旦垮台，谁来救场？中国的情况，多半不会是反对党出来救场，而是地方出来救场。甚至未来的成熟的反对派，也可能从地方党政势力中摇身变出来。这也和清末一样。

如果观察最近广东的情况，也可以看到类似清末立宪改革中地方主义兴起与中央集权回潮的局面。在我看来，张德江已成为所有广东人的敌人。张德江不是一个人，他真的是三个代表。他是这一届政治局中唯一有留学经历的，留的是朝鲜的金日成大学。作为原江系的人马被空投到广东来，就是代表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体制，专门打压广东的地方主义倾向的。一个地方主义的广东，是最近二三十年改革结出的一个最大的果子。经济最发达，体制最开明，民间最强盛，思想最开放，媒体最自由，就是政治上也有中共体制下罕见的一种地方主义的政治传统。但是从几年前张德江到广东后，政治上走极左路线。马不停蹄的镇压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风窗等媒体，镇压广东省的党内开明派，镇压《同舟共济》杂志，镇压太石村的村民，到了汕尾，竟然开枪杀人。

今天的广东，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经济上的特区，沦为政治上最左、最保守的、防止颜色革命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反动特区。仅仅从政治的意义上看，广东人含辛茹苦熬了二十几年，结果是把地方主义的党内民主派任仲夷，变成了中央特派员的保守派张德江。最近在广东，开始出现了“驱张运动”的口号，要赶走张德江。而据说张也即将被调任。在我看来，经过张德江时代，广东的改革要么已经彻底失败了，要么已经成为了潜在的反抗中央集权的堡垒。

今天的中国，一个曾经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傲的体制，已经走上了一条“集中风险办大事”的不归路。清朝灭亡的教训就是愚蠢的打压地方主义，共产党多半也要走这条老路。地方主义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潮流，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最终将沦为一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中央集权体制在每一天、在每一个地方的崩溃，将会比中共政治局在某一天的崩溃来得更快。还不鼓起勇气向着地方自治的民主化转型，早晚有一天就会像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那样，突然一天就四分五裂。到那个时候，广东不出来救你，上海不出来救你，四川不出来救你。天下就没人救得了你。共产党如果不希望早日垮台，就必须干掉自己内部最左的人，防止他给自己惹祸。哪一条狗叫得最凶，哪一条狗做得最过分，就打倒它。今天你不打倒张德江，明天老百姓就打倒你。

 　2006年1月9日，梁思成34年祭日；2006年4月20日，梁思成105岁诞辰。已有人筹划梁思成纪念事宜。这位昔日国宝的死与生，又成了一个大可议论的话题。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此语甚是。同样，未知死，又焉知生呢？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和死更要紧的了。梁思成一生专攻建筑成就大器，但今日人们记得他的，更多的还是他的悲剧。他死力上谏保北京古城不得，再死力保城墙、城楼不得，又死力保牌楼等古建筑不得。1957年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的痛确实浸入了他的血脉。

　　1972年他逝世之时，正是北京城墙被拆光之日。此前，在“文革”风暴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赶入清华园北院的一间平房里蜗居，那是他死之前最后的家，距他的父亲梁启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时的旧宅，仅咫尺之遥。

　　父亲在清华园教书时风神潇散，声如洪钟，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唤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当年这位天真浪漫的少年，如今算是死在了父亲跟前。

　　1929年父亲因庸医切错肾脏而亡，梁思成为父亲造墓，同时还为父亲生前好友、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设计了一块碑，碑上刻下陈寅恪的铭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碑就在清华园内，梁思成死之前该是记得它的。他的知己陈占祥从囹圄中出来，着笔挺西服到病床前看他，他对陈说：“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在清华北院风雪交加的陋室里，梁思成重温了儿时的艰难，家里吃的是一道贵州菜：清水煮白菜沾酱油。这是父亲戊戌变法失败后寓居日本时的家宴。梁母是贵州名门之后，那时全家靠这道菜清苦度日。

　　1901年梁思成在东京出生时，父亲正在从澳州赶回日本的海轮上。在澳州亲历联邦制度的创建，父亲的思想由“保皇”向“立宪”转折。回到日本，见到襁褓中的儿子，父亲转身创办《新民丛报》，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新民”二字，该是要管儿子一辈子了。

　　同样是这“新民”，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时，表哥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毛泽东阅罢疾书：“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从此，这位农家少年，走上了闹革命的道路。

　　父亲大概预料不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使儿子的命运突变。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梁思成和父亲说再见了，称父亲“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自己受了父亲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支撑梁思成说下这番话的，是“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新民”与“爱国”，在他的灵魂深处展开了较量。

　　这个国他爱得不易。为爱国，他跑去学建筑，以为学得一门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为爱国，他和林徽因漫山遍野寻访古建筑，写下《中国建筑史》；为爱国，他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家国栋梁；为爱国，他为文化遗产请命屡败屡战；为爱国，他死之前曾笃信批倒自己的学术就是为国家好，希望“接受群众批判，踏上千万只脚，其中包括我自己一只脚在内”；为爱国，他开始向自己的学术宣战，无奈“一开口就放毒”，欲寻死而不能；为爱国，他竟要和父亲一刀两断……

　　他是“新民”而生，“爱国”而死，一生也未走出“新民”与“爱国”的迷宫。

全国科技大会刚刚闭幕不久，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号角声仍在耳畔萦绕，我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拳拳之心就不得不具体化为对湖北潜江科技造假事件的愤怒。潜江事件是一起由地方政府采取各种非法手段骗取科技经费的恶性事件。每年的3•15都引发人们对“打假难”的万千感慨，而地方政府“跻身”造假主体之列，则将使得“打假”的难度进一步提高。透过潜江事件，我们看到：编造项目、编造数字、编造荣誉、甚至编造文件，将国家的科技经费经过层层“手续”转入个别团体和个人的囊中，这一切都进行得格外顺利，一路“绿灯”。我们忍不住要追问：谁来遏制地方政府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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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既然地方政府出于利益寻求而不惜“铤而走险”，地方人大就理应成为监督和制衡政府部门违法行为的主要力量。因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议机关的权能，其实正是履行纳税人对于所缴税款的使用和去向的决定与监督的权利。政府财政的分配，一点一滴无不直接关系纳税人的权益，地方人大有义务实现民主监督，真正做到对选民负责。可是，在潜江事件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地方人大不仅并未承担监督之责，甚至协同地方政府伪造文件。地方人大的领导对地方政府伪造的文件作了修改，就变成了人大的《决议》。在这里，地方人大已成为参与造假的一个重要环节，更不必说遏制地方政府造假了。平心而论，受到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一些基层人大机关并未能做到完全称职地履行其宪法功能，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但潜江人大的造假行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因为随意操纵和架空代议机关的恶行如果不付出代价，宪法将失去尊严。
地方人大不能有效遏制地方政府造假的恶行，原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新华社2月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等也明确提出“人际政治”和“传统人治”并未被“竞争优胜体制”所取代。而“竞争优胜体制”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必须成为公共行政意义上的有限政府，在科技经费支配和管理的问题上不可大权独揽，必须得到科学学术共同体的介入和公共舆论的参与，并与它们共同工作。遏制地方政府的造假，需要政府运作的公开和透明，并且在体制和机制上给科学学术共同体以及公共舆论的有效参与提供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德沃金说：要真正享有一项实体性权利,就必须求助于第二项权利——程序性权利。而能够赋予主体程序性权利的只有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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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和机制尚未完善之时，又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造假？那就只能诉诸于公民的良知：我们对于科技事业昌明进步的责任。良知不容等待。无论从科技经费的原始来源，还是从科技事业发展与实际民生的关联，对政府有关部门科技管理行为的民主监督都是必须大力维护的公民权利。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以及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他们揭开重重黑幕的执著努力，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光亮。健康的媒体必须成为他们讲述事实真相的场所，公民有权听到他们那令人感动的勇敢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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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年3月6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