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 网友曾这样评价余杰“大家可以这样去考察一下这类人，这些人有多少时间在与那些穷朋友们谈话，有多少朋友或者说有百分之几的朋友是底层的人士。不管怎么说，只要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深入过民间，他的朋友没有几个底层的人士，那么，这样的人，不管他的姿态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都不可能真正代表民间。”您怎么看呢？我记得你只引用了余杰的《香草山》中的片段来证明他与底层的交往。但是，我认为这远远不够，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余杰等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缺少与“底层的人士”的对话和交流，需要深入地体察民情，您认为呢？
余杰曾经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中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90年低中国文坛中来自底层的作农远比80年代多，但反映底层真实生活的作品反而却少得更可怜，甚至销声匿迹的呢？”我觉得余杰本人有点象局外人，从局中到局外这一过程中，他看清了一切体验底层和底层体验的虚伪性，选择了一种逃避的姿势。上海学者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达的命运》一言语当中就态度分明的指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一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只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显现！”
底层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自卑，对自己百般贬低，自认奴才，甘做牛马，这其实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把奴性意识灌进了底层人民的脑中，并灌输权力金钱等不平等观念，更要命的是灌输了阶级观念，使得他们的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了底层对于权力金钱的畸形渴望，一旦得以“翻身”则又造出另一种压迫性的统治。我觉得余杰如果真想关注底层人的话，应该多交朋友，提供一些微弱的帮助，例如我本人，就很渴望和他沟通。您认为呢？
于仲达：读过余杰的<<夏瑜的自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也是在写自己的命运。他已经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因为真诚，把心掏出来给人看，人们反会觉着他是在“作秀”(作秀者已经是俯首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而那赤裸裸的心没有了保护层，正好方便人们“扎”和“捅”。所以，真诚的人，往往更容易被诟病、更容易遭非议。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经过了这么些年，“理解”还是“不理解”，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有自己的理念。我相信，他会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余杰作为一个严肃的启蒙者，应该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准备，不断反思自己，而不是埋怨民众。面对鲁迅先生当年面对的“无物之阵”，余杰所要承受的重担，更加艰巨。您认为呢？
于仲达： 2005年我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与一些老师和学生私下交流期间，他们普遍对余杰评价不高。一位据称低他一届的中文系某师妹，在大洋的彼岸写了一篇雄文，对余杰极尽揶揄讽刺挖苦之能事，将人家大学时的苦闷失落以及生理特征全部挖出来。我也认为很正常。我一直这样认为，余杰肯定有很多毛病，对他的某些文章，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我认为他敢于说真话，而且这真话说出了影响。但是对一个担当某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用朋友、同学的标准来衡量。您认为呢？您怎样看待如今的青年知识人？
于仲达： 有网友批评余杰的“泛道德主义”，请谈一下您个人的看法。
HsiaoYan：且不论余杰是否是“泛道德主义”，只谈谈“警惕泛道德主义的危险性”这个论题本身：从理论上讲，泛道德主义当然是不对的、是具有危险性的。就如同过饮过食有损于健康，从理论上讲这个立论完全成立。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需要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只要不是在书斋中、象牙塔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天真的书生，就应该能看到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在经济领域、在法律界、在政治领域、在医疗界、在文化领域、在学术界、在教育界、在文艺、体育界。。。。。哪一个领域不被腐败所侵蚀、还有多大比例的人把道德认真对待。现实的世界是千疮百孔、普遍的道德沦丧，普遍到以致于人们身在其中都感觉不到它的沦丧了。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在XX部工作多年目睹了上层的种种操作，又在投资界做了几年，有着丰富的社会观察。他跟我说：目前中国的“硬体”(工业、技术、经济水平等)仅落后于西方50年，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目前中国的“软体”(人们的心灵状态、道德水准等)落后于西方150年，相当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
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下，强调“警惕泛道德主义的危险”，就如同向非洲的饥民强调“警惕卡路里摄入过高的危险、过饮过食有损于健康”一样地脱离现实。非洲的饥民首先要解决的是饥饿问题，而不是过饮过食会得糖尿病的问题；中国社会首先面临的是普遍的道德低下的问题，而不是道德主义泛滥的问题。慈善机构援助非洲饥民的是超高卡路里、增肥的 nutrition bar；而中国社会目前恰恰需要的是普遍的道德重建。
做实业的人都明白，有两样东西很要紧：一个是 priority，另一个是 probability。打个比方，做芯片的 failure analysis 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 most possible 而不是 least possible。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亦是如此。
王朔早年所嘲讽的那些人(比如所谓的“德育教授”、“人生导师”之类)。根据我的观察，余杰并非这类人，尽管他的文章的“调门”有时偏高了些。另外，余杰所持的道德观，也可以从下面转的这篇文章来参考。
我之前曾写过一个帖子，<<自由主义是否意味着抛弃道德—-与陈永苗商榷>>，其中也讨论了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差异。下面是这个帖子的联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77115&strItem=no01
长期以来，人们对伪道德家们深恶痛绝，我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当王朔早期的作品面世时，我也曾呼痛快(我认为王朔早期的作品也有它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不应全盘否定。王朔后期是发展过了头，发展成了道德虚无、流氓有理甚至反智的倾向)。
近十年来，情形又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人们几乎是谈道德色变—-因为伪道德家们已经大大地伤了大家的胃口。在此情形下，道德重建的努力就变得无比艰难。所以我认为，目前的道德重建需要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一种符合人性的、 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的道德观。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在做着各种尝试。在这片被伪道德主义戕害了几十年之久的土地上，道德重建谈何容易。当然，余杰本人也是在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帖子里一再地讲：余杰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应该批评的。
鉴别真伪道德主义者的一个尺度是他(她)是否在践行他(她)自己所推崇的理念。近几年来，作为一个推崇自由的人，余杰一直在践行他的理念—-既然崇尚自由，就应当以行动去争取之。余杰在身体力行，不惜以失去出版权、失去正常的隐私的生活、被骚扰、被拘押、被威胁恫吓为代价。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那些坐在书斋中唱高调子的人是大相径庭的。
努力地倡扬道德，与设置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去甚远、难以企及的道德高标(比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是两回事。在我看来，余杰属於前者。成为今日普遍道德沦丧的硬币的另一面的，并非“努力地倡扬道德”，而是伪道德主义以及与人的本性相去甚远的、难以企及的虚空的道德标准。
于仲达：我注意到，余杰对于律师这一群体十分关注，这表明他开始实际的威权，不仅是批判和呐喊。
余杰在《<<成都草堂读书会和独立中文笔会：“文学与记忆”座谈会>>》表示：
“对现状短期的评估我是比较悲观的，最近几年以来我觉得比起江时代来很非常大的倒退。在政治方面，在新闻自由，在文化教育这样一些领域我觉得有很明显的倒退。这是一点，但是从更加长远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看，我觉得宪政民主肯定会在中国实现，无论从中国的情况还是国际的大环境，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关注的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一个律师维权群体，这个群体现在大概已经有二三十位律师了。我对这个群体抱很高的评估和期望。因为这个群体在知识水准上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而且做的是律师这样的一种行业。他们可以通过法学、法理这样一个合法的手段去抗争。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走在社会最前面的是象刘-宾雁、方-励之、苏晓康这样一些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那么在最近几年以来起重要作用的就是一群律师。这个变化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这群律师在未来中国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素养，一方面他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心态是一种渐进式的改良的心态，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他们跟中国的草根社会又有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一个个的具体的维权案件，跟那些受逼迫受污辱的受迫害的农民工人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他们比起八十年代坐在书房里写作的知识分子有更加优长的一面。我们可以用台湾来作一个参照系，在现在台湾当政的一些头面的人物，比如民进党里边的头面人物，从陈水扁、吕秀莲、谢长Ting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从美丽岛事件出来的律师团。所以我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出现抱一个很高的期望。愿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最近出现的高-智晟律师，可以说他往前走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禁忌，突破了共产党所规定的所有的言论禁区。他深入到最黑暗的那个内核里面，而且在他受到打压之后，其它的律师并没有害怕和泄气，相反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跟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我觉得现在一个是在运用方面，我们要用一些新的信息平台，比如说象网络。当然最近以来如我刚才谈到的一个大背景的的退步，包括他们对网络的控制的加强，所以这个平台的应用也越来越困难了。实际上在两三年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趋势，比如说象“关天茶社”的网友在各地的聚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萌芽的新的形态。但最近以来受到打压但并不能说这样的形态就已经被瓦解和消亡。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的变化。官方的控制也会象一张弓一样，它也是一张一弛的，它这种控制不能象一张弓那样永远地拉着，否则它拉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断掉。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年也会有慢慢地松动，在这种松动之下这样的平台模式才能够发挥作用。
第二个我不主张使用象体制外、体制内这样的区分，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说完全在体制外的我觉得数来数去没有几个，可能刘晓波应该算一个，因为从八九以后，他不可能在国内任何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他都是在香港、台港、美国等的网络和杂志上发表的，如果说从一个比较纯粹绝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也包括我虽然在2000年以后不能在国内的刊物媒体上发表文章，也没有在一个单位或在一个学术机构里面任职。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完全就是体制外的。比如说我的一些文章在一些边缘的被中宣部控制比较小的报纸和杂志上也能发表；我的书也能在一些小的出版社被出版，而这些刊物和出版社仍然是被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你要说非常绝对地划一条界线，谁是体制内谁是体制外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觉得我们如在大的理念上是一样的，就可以共同地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有另一个思路，就是我不太看重那些已经在公众领域里取得很大知名度的一些人，特别是在学院里面或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等。他们当年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也谈社会公正，谈自由的人，但是这些人如我刚才谈的在这几年越来越往后退，越来越沉默了。所以我更看重的还是我刚才谈到的律师群体，在一些新锐的报刊里工作的记者群体，比如说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社里的这些人，当然他们也算是体制内的，但他们跟传统的党报党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这一群新闻记者、编辑、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律师，都是非常年轻一代的，都是三四十岁左右，这些人我觉得对未来中国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超过大学里面那些很有声望的教授，或很有名的作家。”
目前刘晓波、余杰、王怡他们也在寻求一些出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 协助前面提到的那个律师群体共同参与民间维权。王怡说，民间维权也是一种自我训政。
— 他们的文章写作与每个维权案例相配合，制造舆论影响。 虽然这种影响主要只是在香港和网上，但香港已然回归中国，近年来与大陆的往来流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而网络的影响力亦不可低估。
— 刘、余、王等人主持的独立中文笔会，作为作家的人权组织，为每个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呼吁和抗争。这种努力本身，也是民间与官方的拔河。短期内可能被打压，但长远来看，就会逐步拓展言论空间。
— 独立中文笔会与维权律师群体之间的互动。律师们为作家们提供法律帮助，作家们为律师们提供道义上的支援。另外，他们也通过信仰群体(如：余杰等人的家庭教会)给受逼迫的维权律师以精神层次的支持。
— 虽然书很难出版了，但仍然可以通过民间形式的座谈会发挥影响。如：成都草堂读书会，三味书屋的公民半月谈，等。
就目前来看，这些努力的影响面也不大。但从长远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民意和民间力量就在逐步地积累。回顾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自由中国>>起到的是一个铺路石的作用。虽然<<自由中国>>最终还是被停刊，但它播出的火种却在民间接续下来。从独立中文笔会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自由中国>>的影子。可以说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您怎么看待这一转变？
于仲达： 为什么阁下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和余杰有关？
HsiaoYan： 余杰是我的校友。当初在网上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很钦佩这位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北大校友的胆识，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了他时而会出现的思路上的偏激或简单化、语言上的比较夸张激烈或煽情、以及对人的过责等等问题。但总的感觉是瑕不掩瑜。我与余杰没有个人来往。我一向对研究人物有兴趣，尤其是有争议性的人物。这也无需花费多少时间，只要有了可以自由涉猎的信息。我对80年代的自由启蒙者刘晓波、胡平等人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可以作为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余杰受到了不少误解，网上还有一些关于他的谣言，因此愿意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与大家分享。
当然，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对他们目前所努力的方向的认同。
于仲达：余杰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怎样看待李敖的转变呢？
HsiaoYan： 我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这是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李敖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敖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民主斗士，他以自己的写作乃至于生命实践（比如坐牢），对台湾的民主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台湾解严、民主化、政权更迭之后，李敖没有完成自己在新时代里的“身份转化”，就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失去了对手一样，处于迷惘和失落的状态。于是，不甘寂寞的李敖对自己的炒作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在新作中附上裸体照片，比如进行赤裸裸的色情描写等等。而最不能原谅的是，他在央视这样的大陆最主流的媒体上，对大陆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知道大陆农民的生活状况吗？）；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居然在电视上公开赞扬恐怖分子的“英勇行为”。李敖现在俨然是反美的先锋，但自相矛盾的是，昔日被国民党审判入狱的时候，他却把《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当作莫大的光荣。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当民主制度初步实现的时候，他却无法接受民主的弊端和缺陷了。李敖的这一悲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展开来谈。”
……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仲达：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您怎样评价此论？
HsiaoYan：为什么说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挽回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是基於李敖近两年的表现：他为毛时代的饥饿(如“三年自然灾害”)辩护、为毛大唱赞歌、为6/*开枪辩护、为9/11的恐怖分子叫好。这些言论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否则何来“挽回底线”可言？诚然，朱学勤等人没在北大有过这样的讲演，但他们绝没有为毛时代的饥饿(如“三年自然灾害”)辩护、没有为毛大唱赞歌、没有为6/*开枪辩护、没有为9/11的恐怖分子叫好。也就是说，他们未曾失去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
就事论事，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中大部分内容是应该叫好的。这一点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也是肯定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李敖的一种策略，以前他那样说，是为了今天能在北大演讲。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以前的言论都是“策略”，我们却不能不看其产生的实际客观效果—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我前面说过，凤凰卫视的两年 vs 北大的两小时，就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来讲，这个天平依然是倾斜的。而且之后清华、复旦的两次讲演，几乎又回到了他从前的状态：GCD造就了当今的汉唐盛世、“不挨打、不挨饿”只有一个党做到了、秦城如今已经没有了政治犯、数风流人物还看JT。。。他在北大演讲之后， 在“鲁豫有约”节目中却又说，“我真是感谢GCD”。这样地变来变去，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纵横家”。如果北大演讲之后他能够保持一致(consistent)，或者因为压力只谈学术，那么所谓的“策略”之说还有点儿可信。
就李敖的北大演讲而言，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法儿，笑蜀先生早在1998年就玩过了(见<<历史的先声>>)，而且是以出版的文字的形式，其影响面岂不比一场演讲更为广泛。李敖说GCD后来的人“缩紧”了毛的自由精神，也是混淆是非—分明是毛自己扼杀了自由。至於对北大的批评、对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大的自由度的褒奖，余杰在他早期出版的书以及讲座中都屡次强调过(那时余杰还是北大的学生)。对胡适主义、自由主义的宣讲，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从1998年起已经宣扬了七年了(王怡等在关天几年如一日地宣讲和努力，上千的阅读率; 李敖引用的胡适的那段话—克林顿说了一半的，余杰在他出版的至少两本书中引用和强调过)。至於李敖的演讲的言论尺度，方/励/之80年代在高校的演讲就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论尺度，而余杰2003年秋在南京理工学院的演讲也达到了这种言论尺度(余杰一开场就是从“1989年的鲜血”谈起的，结果先锋书店的举办者中途要截断讲座。它不幸成了余杰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讲座)。李敖虽三次提到“开枪” (是西方国家的)
，却说是人民逼政府开枪，而且说世界上所有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也就是说, 在这一点上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大家还争什么民主)。之前我也是读过李敖为6/*开枪辩护的。我做这些比较与回顾，绝不是想要否定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意义。启蒙的事情，无论之前有人做过多少遍，李敖再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评价也需要一个平常心，也要结合一个人前后的表现。至於说勇气，李敖提到演讲之前跟家人说“别没到长城，却进了秦城”，李敖一个中华民国公民、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说几句敏感的话，怎么会进大陆的秦城？他现在是统战对象啊。现在又不是国共“戒严”时期，台湾又尚未像香港那样“回归”了祖国。 国共两党主席都握了手。李敖在凤凰卫视这么久，却一直未访问大陆。此次大陆之行，紧跟在连、宋之后，这个安全度应该说是胸有成竹了。
其实，我也觉得余杰、刘晓波对李敖大陆之行的评论的确尖刻了些，我认为他们最好是对此不置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李敖这几年的表现(用余杰的话说，“实在糟糕”)；二是李敖把自己拔得太高，他本人对别人的批评又太苛刻(比如, 他对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访问了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的激烈批评，这也难怪余杰把他当年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又送给了他)；三是ZF在利用他，就象早期利用民主人士一样，李敖他那么聪明的人，岂会不明白。
当年李敖曾经是余杰的偶像(八、九十年代)。余杰推崇早期的李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早期的李敖可谓台湾的民主斗士，才华横溢、勇猛不屈，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然而近些年李敖不仅开始走下坡路，而且成了一个“纵横家”，在某些大是大非上立场也成问题。他自己在清华演讲时说，他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大都经历了对早期李敖的崇拜、对今天凤凰卫视的李敖反感这样一个过程。台湾作家信怀南也曾写文章评论到，当年李敖曾是他的偶像，在李敖最困难的时候，他在海外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舍身取义”，要“留得青山在”。然而今天的李敖让他大失所望。所以信怀南说，如果蒋在抗战胜利、拜谒中山陵后与世长辞，毛在1949年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倒下，李敖当年在国民党的牢里就义，那么他们都将是历史的英雄。上帝让他们活得长，反而害了他们。
余杰也好，信怀南也罢，能够不留情面地批评自己曾经的偶像，应该说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立场的表现。
余杰的批判精神是一如既往的。这与是否被拘押、坐没坐过牢毫无关系。几年前余杰就曾在<<明报>>撰文批评过李敖。当然余杰自己也有该被批评的地方。李敖也好、余杰也罢，他们曾经是良心犯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免于批评的挡箭牌。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可以说挽回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凤凰卫视的两年 vs 北大的两小时，就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来讲，这个天平依然是倾斜的。而李敖在清华的演讲却又重复了一些他在凤凰卫视中出现的问题。
于仲达： 余杰说他已经“基本上告别了文学”，我理解为他已经基本上告别了与下流政治苟合了的文学。而他选择了“说出真相”与“言说常识”，那正是由于他受到信仰的启迪，欲还文学于本来面目。一个不敢说真话、在政治面前奴颜婢骨的假文人，能承载得起文学的真正美好吗？余杰终究还是个文人，不是科学工作者，这“改造盐硷地的工作”还是需要他拿着笔实践的。刚看完余杰的《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我笑了，才悟到原来他正走着中国历代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文人的老路，但究竟能否有所突破，还要看他自己内心的体悟和造化了！
我觉得余杰在批判专制的时候，对自己的反思太少了，他没有借助传统文化资源，缺乏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知识成了他的工具，给人的影响有负作用，而且只借助基督信仰，我十分怀疑这种反思作用。您认为呢？
于仲达：您如何看待王怡、陈永苗等都皈依了基督信仰，鲁迅不是不信基督吗？这难道妨碍他成为一名民主斗士吗？余杰反复在文章中大谈爱，爱情人，爱知识、爱人类苦难，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请问他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放大了自己作为救世主的作用？
HsiaoYan：我读过王怡很多文章，在网上的几乎是每篇必读，却从未看到过他在文章中将民主与基督教等同起来。我知道王怡是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位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有良知、有胆识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并不意味着“民主 = 基督教”。这就如同王怡是法学者、同时也是作家这样的双重身份并不意味着“法学 = 文学”一样。
其次，中国是否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如果是的话，那么“信仰自由”就包括了如下的内涵和外延：
(一) 王怡也好、高律师也罢，他们信仰基督教是他们的自由，是被宪法所保护的。
(二) 他们以文字或言论的形式宣扬或传播基督教，也是他们的自由，同样是被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保护的—-只要他们没有以行政手段去强迫他人去信。
其三，不错，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但谁说上帝就是“金发碧眼”的？在信徒们的眼里，上帝乃宇宙万物之造物主、之主宰，不仅超越了地球，也超越了太阳系、银河系，哪里还区分黄种人、白种人。(声明一下，我本人并不信仰基督教，但至少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在信徒们的眼里，作为“炎黄子孙”与作为“上帝的子民”并不矛盾，炎黄是祖先，上帝是造物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但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若按楼主的逻辑，莫非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认了犹太人为祖先？再以佛教为例，当初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沿着丝绸之路，佛像在山上的雕塑一点一点地变模样，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人的长相。这就是宗教的跨国传播方式。印度人虽不是“金发碧眼”，但黑皮肤、凹眼睛的印度人，与我们炎黄子孙显然也不是一个人种。可是，如今在庙里烧香拜佛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甚至包括无数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若按楼主的逻辑，莫非这些拜佛者也都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了？除了文革“砸碎一切”期间，去西域取佛经的玄奘是被中国人民极为尊敬的。
于仲达： 有网友这样说，以思想的逻辑代替现实的逻辑是余杰、刘晓波们的致命伤。余杰、刘晓波都属于极端理想主义思想者，他们无意识地陷入以思想的逻辑代替现实的逻辑的沼泽地而不能自拔，这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要么把现实搞得支离破碎无法收拾。不管哪一种还都以正义的名义（也仅仅是思想层面逻辑推理的正义）吸引到一大群追随者。他们的成功之日，即接管现实社会之日（自以为是的成功），就是他们原形毕露或他们的理论破产之时。但是只要他们不成功，他们给公众的感觉就是正义的代表。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历史上车载斗量！因为正义是人人渴望的东西，所以不仅是余杰、刘晓波，就是普通人对于遵循现实逻辑行事、追求现实最佳方案的李敖都会觉得很圆滑、甚至有媚气。这是不奇怪的。于是，对李敖的大陆演讲怎样评价？根本不是李敖的问题，根本上还是我们自己对各种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您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