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得仁,杨天水今日开庭

求仁得仁,杨天水今日开庭

陈荣利

 

【2006年5月17日狱委讯】经过6个月的关押,天水兄今天终于要开庭了! 

但是,拥有无数军队、无数警察,曾经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中共政权面对手无寸铁、疾病缠身的一介文士杨天水,却不敢选择公开审判——因为中共一向惧怕思想、正义、阳光——一旦公开审判——在阳光之下——岂不变成拥有思想与正义的杨天水一人在庭上审判中共犯罪集团!?

——所以,恐惧的中共集团又一次丢弃了面子,选择了退缩,关上了法院的黑门,在阴暗的角落欺人自欺又心惊胆颤地进行着罪恶的“审判”!

昨天,我与天水兄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通了电话,当时,李先生正在会见天水兄,如我所预期,李律师说:天水兄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但意志仍很坚强,完全有被中共判刑10年之上的精神准备……

李律师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到10年前的黑暗劳改岁月……

1995年我因在南京组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民主党”被中共判刑8年。并被发配到龙潭监狱劳动改造,狱中的艰苦自是难以对外人道,但不幸中的万幸就是结识了天水兄,那是在狱中的一次书市上,在狱警的重重阻挠下,我与天水兄仍创造了机会交谈了两三分钟,从此虽再未谋面,却已成为挚友!我从那时起,才知道天水君也与我一样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

出狱后想不到的是10年来大陆的社会经济状况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的专制政权却仍是铁板一块,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10年前我组建中国民主党被投入黑狱,10年后的今天中共又以“与陈荣利﹑王冠都组建中国民主党”等同样罪名指控天水君,并欲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有时,我真想嘲笑中共,中共搞什么“和谐社会”,但一碰到文弱书生而又铁骨铮铮的杨天水,中共就原形毕露,再也不敢和谐下去了!——一个终日恐惧的人的生命不会太长久;一个终日恐慌的政权亦如此!

天水兄坐牢了,我虽然也为天水君担心,但更宽慰的是,天水君意志坚强,如同我到台湾一样,求仁得仁,又有何怨?

我更欣慰的是,我们大陆三民主义力量发展迅猛,由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组成的中国泛蓝联盟正积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各种挑战;而马英九主席又已为国民党拨正了航向,只要我们携手不懈努力,目前的黑暗就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几年后,当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统一”的中华民国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我们一起去打开黑牢,让千千万万个天水君凯旋出狱,走向光明!

——春天其实已经很近了!

 

 

涉嫌敲诈 4中国记者被捕

 

【2006年5月17日狱委讯】

中国记者具有中国特色?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通报谴责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 

通报要求各地有关管理部门和各报社针对记者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检查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有关四人当中包括《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以及、《中国工业报》社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 

汪启明被指将20头生猪拖到乐山市井研县城郊某猪场内注水后转运到井研食品公司销售,并将注水、转运、销售的整个过程及井研食品公司外部环境拍摄成录像带相要挟,对井研食品公司敲诈30万元。 

2003年6月,一名车主在加油站加油后,发动机出现故障,车主提出索赔一辆新车,双方协商未果。 

车主将此事反映给《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后,孟怀虎将一篇批评报道传真给浙江省石油总公司,要求公司”阅后见报”。 

此后,虽然石油公司反复强调内容失实,并出具有关部门检测报告作为证明,但公司为避免媒体的报道,应孟的要求,最终付给他35万元,孟怀虎将其中17万元交给车主作为赔偿款,余下18万元放在记者站账户内。 

卜军被指利用记者身份骗取某建筑公司的信任后,以帮助”曝光”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起领导重视为名,骗取受害人”曝光费”1.8万元,然后伪造了一份《国内维权动态内参》寄给受害人。 

报道还说,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已就相关报社和记者的违规违法问题,做出相应处理,对有关报社进行了行政处罚,撤销了违规设立的记者站,吊销涉嫌犯罪记者的记者证。BBC

 

还我哥哥喻东岳做人的尊严

还我哥哥喻东岳做人的尊严

喻日霞

 

【2006年5月17日狱委讯】

我哥哥喻东岳因参加89“6.4”运动,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 
革命破坏罪,判刑20年,在湖南沅江赤山监狱服刑。我哥哥原来是一 
个写诗、作画、写文章样样都行的美术编辑,在监狱中被狱察摧残成 
精神分裂。95年我的家写了材料,请求给我哥哥喻东岳保外就医,副 
监狱长说:“喻东岳装疯卖傻,谁都行,喻东岳不行。”还有极少数 
的狱察对喻东岳直接或间接(指使牢头)暴打、折磨、摧残。这些狱 
警以整治“政治犯”喻东岳,使喻东岳成为一个只知道见到他们就举 
手报告作揖下跪,看到国徽就发抖,他们叫什么就干什么的猴子,没 
有做人的尊严。而获得“政绩”晋升加级加薪。 

这类警察是披着警服的狼,他们的心比狼更毒更狠。 

中国己于1994年、1995年相继出台了《监狱法》和《人民警察法》规 
定了犯人有就医的权利,禁止殴打体罚服刑人员,行刑逼供,这些狱 
警视法律为儿戏,他们在犯人面前为所欲为,他们有权力叫你服刑人 
员死,你不得活。我哥哥喻东岳被他们搞成“疯子”这是我们家的悲 
哀,也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沅江监狱说喻东岳是正常人,按他们的理论推断:如果精神严重分 
裂,不知自己是谁、不认识父母弟妹、不知今夕是何年、行动痴呆、 
生活不能自理的喻东岳是正常人,那么我们正常人都不是正常的人, 
也就是说全中国人都不是正常的人是疯子,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来 
看中国的世界级笑话。 

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21日访美,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中强调:现 
对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 
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 
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中央主席都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什么下面的监狱警察如此嚣张, 
如此漠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还有浏阳也有警察忠告我:喻东岳是 
“政治犯”“政治犯”“政治犯”不是人?“政治犯”就任凭你们蹂 
躏践踏???? 

我哥哥喻东岳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官倒、反腐败、反独裁”的激 
进分子,被关押17年,被摧残成一个疯子。2006年2月22日,释放回 
家,我的家经济困难,四处借钱给他治病。我们期待爱心人士的国际 
道义的援助,能助我们给喻东岳治病,治好病,还我哥哥以做人的尊 
严。 

通讯地址:湖南浏阳荷花邮政所 喻日霞 
邮政编码:430100 
联系电话:3654160 
开户行:中国银行 
开户名:喻日霞  
帐号:4718 2680 1880 4018 91 

 

刘晓波: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灾难:它是共产暴政实施阶级灭绝的登峰造极,是个人极权的无法无天和多数暴政的疯狂发作,致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大破坏,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个人崇拜如日中天;最为残暴的是对人的生命、权利和道德的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

 

然而,文革四十年,境外热议,境内冰冻。事实上,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在中国本土,对这场空前灾难的真正清算从来没有进行过。

 

是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以邓小平为首的重新掌权派,在短期内支持过否定文革和“非毛化”的思潮,但如同邓小平式改革是“跛足”,邓式否定也是“跛足”:1,大而化之的抽象性否定而不作具体深入的清算,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否定原则是“易粗不易细”;2,是“伟人犯错误”而不是制度性大罪恶,文革的主要罪责由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来承担,却轻易放过了真正的首恶毛泽东,所以,对毛泽东只能作出功大于过的“三七开”评价;3,是“浩劫”而不是人权灾难,所以,平反也是独裁权力自上而下的恩赐,还要让受害者感恩戴德。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邓小平们来说,清算文革的主要目的有三:1,基于重掌最高权力的政治需要,必须清除坚持毛泽东权威的华国锋集团,以便确立邓小平本人的权威;2,基于重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中止弄得民困国穷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来赢得民众的支持;3,基于掌握权力再分配的主导权,保证否定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曾经被打倒的中共权贵。

 

所以,当邓重掌最高权力,当否定文革和平反大潮使中共获得新的民意支持,当那些被打倒的中共权贵纷纷重新出山,否定文革的政治价值已经最大化了,必须叫停。因为,继续清算,非但毫无收益,反而必将导致邓小平们的倾家荡产。

 

邓小平们太知道,毛泽东是中共政权的缔造者和象征,他们都是毛的传人和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大受惠者,无论是文革前的阶级斗争还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只要想保住一党独裁的特权,保住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就必须捍卫毛的旗帜和淡化毛的罪恶。因为捍卫毛就是捍卫邓小平们自己,而彻底清算文革必然导致对毛的彻底否定,也就等于邓小平们的自掘坟墓。

 

所以,伴随着独裁式经济崛起的政治过程,乃一个接一个的“小文革”。一旦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意识形态霸权封住了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清算。接着他发动“清污”、“反自由化”、罢免开明总书记胡耀邦,直到在首都北京大开杀戒,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并把反对开枪的另一位开明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

 

所以,邓小平的继承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才会坚持邓的独裁式跛足改革和禁言文革,坚持六四定性和镇压民间维权。正是基于对独裁权力的病态敏感,江泽民才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制造又一起人权大灾难;胡锦涛上台仅三年就在政治上急遽左转、制造出近年来罕见的“政治严冬”。

 

再看那些高举民粹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愤青和新左派,他们无不对毛泽东遗产情有独衷,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具有鲜明的文革特征。而这显然与文革清算的极端乏力高度相关。邓小平式的跛足否定,在轻易放过制度性罪恶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民性癫狂的多数暴政,狂热崇拜、红色恐怖、抄家揪斗、私设公堂、打砸抢、派别武斗、以及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见不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所以,文革反思在大陆的沉寂是官民共谋的结果——首要祸魁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毛的干尸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而只要文革首恶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一天不坍塌,中国式文革就一天不会消失!

 

在此意义上,尽管作为历史大事件的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但作为中国式大灾难的文革却从来没有结束过。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家中(BBC中文网2006年5月15日)

一周书情——5.12

 

  [艺术]

  《建筑文萃》

  作者:梁思成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

  定价:52.00元

  推荐指数:★★★★☆

  这本文萃由五大主题组成,分别是城市规划、古建保护、建筑教育、建筑理论、建筑史。全书选取梁思成先生经典的文章和书信,辅以图片,用较简易的读本展现梁思成一生的建筑成就。

  《红磨坊》

  作者:谢强李平

  版本: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定价:28.00元

  推荐指数:★★★★

  “红磨坊”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娱乐史”上的一座丰碑。百余年来,红磨坊经久不衰,造就了一代代艳舞明星,至今已成为世界了解法国的一扇多元文化的窗口。

  《建筑师的20岁》

  作者:安藤忠雄研究室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定价:38.00元

  推荐指数:★★★☆

  本书是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与当今世界上六位炙手可热的建筑大师的访谈录,畅谈他们年轻时的求学生涯和从业经历。显露出大师们鲜明的个性以及他们对建筑设计的执著热爱。

  [经管]

  《话说徽商》

  作者:李琳琦主编

  版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价:39.80元

  推荐指数:★★★☆

  书中所引用的史料和实例,体现了其实证研究的严谨,但语言却并不生涩,读者不妨将其作为经济与文化的读本来轻松阅读。书中所配的百十余幅图片处理得有些普通,让人觉得可惜。

  《差异化经营》

  作者:(日)大前研一著

  版本:中信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定价:34.00元

  推荐指数:★★★

  作者强调跳出框架的管理思考,喜欢以简洁的思想挑战既定准则,以竞争论和市场论的研究著称。这套书相当不错,但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它更像是一套商学院的实用教材。

  《丰田生产方式》

  作者:(日)大野耐一著

  版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定价:25.00元

  推荐指数:★★★☆

  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是很多企业学习的对象,关于这么一个世界级大企业的管理的书籍,也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了,当然,如果是该公司原来的副社长的著作,似乎更有说服力。

  [文化]

  《帝企鹅日记》

  作者:吕克·雅克著

  版本:中信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定价:42.00元

  推荐指数:★★★★☆

  书中收录了166张精彩的剧照,一张张写实的照片,刻画了在南极的皑皑白雪之上,帝企鹅们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自然天敌抗争的真实场景。摄影师迈松在浮冰上度过了13个月。

  《结构人类学》

  作者:列维-斯特劳斯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定价:79.00元

  推荐指数:★★★☆

  作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当年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惟一的健在者。

  《跨文化对话》(第18辑)

  作者:乐黛云等主编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定价:28.00元

  推荐指数:★★★

  这期的重点是社会协同治理和关于“欧洲梦”的思考,请来了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谈全球化与文化传承,并且还有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专题,柳鸣九等人谈萨特在中国等等。

  [生活]

  《OL美容宝典》

  作者:onlylady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定价:25.00元

  推荐指数:★★★

  这本《OL美容宝典》总结了大众网友的各种护肤心得,推荐出60多样读者用下来觉得不错的美容护肤产品,弥补了以往此类图书受广告影响较重的缺陷。

  《人居对话》

  作者:欧阳羽峰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定价:38.00元

  推荐指数:★★★

  本书并非作者一家之言,而是作者与一些著名建设设计师的对话,当然包括国家规范、文学艺术、科学分析、健康人居、人文关怀的内容。

  《两个人的私房菜品》

  作者:庖厨六君子

  版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定价:28.00元

  推荐指数:★★★☆

  对于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好像一本处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将一个一进厨房就可能摔锅砸碗的人变成一个美食专家;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一部诀窍秘笈。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

 

4月28日———5月11日

 

 

本周小说新书《追风筝的人》。

  ■榜眼

  长假之后,迎接新书地坛书市把一干新书卖得火热,也让我们的榜单有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郭德纲,他的《话说北京》由中国城市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也改成《郭德纲话说北京》,内容上增添了作者小传《我叫郭德纲》,并附光盘收录了郭氏的三段相声,充分体现了这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名人效应。

  郭氏话北京,类似单口相声,描绘老北京的历史与民俗。

  但主要是饶有趣味的民间说法,是饭后茶余的谈资,就像他在其中一篇《什刹海鞭打沈万三》煞尾时说的那样:“我一说,您一笑,高高兴兴。可千万别较真儿。”

  爱较真的读者另有选择,非小说榜的新书《这里是北京》选编自北京电视台知名栏目“这里是北京”,旨在挖掘京城文化,描绘百态人生,且同样强调独创性的幽默语言,自2004年开播以来就很受观众好评。还有读者光看书不过瘾,上他们的论坛要求购买全套光盘呢。

  其实,想了解老北京,还可以读读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这本书初版于1935年,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曾出过重排版(更名为《老北京旅行指南》)。书中所保留的丰富史料,让我们得以缅想已经和正在飘逝的古都风貌,想来能带来更多思考。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新书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这里的“八十年代”比较让人误会,不是正在风口浪尖的“80后”,而是80年代的文化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超级80’S”都是被符号化的概念,以后者来说,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思维活跃、人与人之间异常真诚等等。

  查建英和接受她采访的十余位文化人士显然十分反对这种浪漫化、美化的倾向,他们的反思因此显得很有力量。本报近期也将做一个80年代特刊,探索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思考、尝试如何在无形中改变了现在的文化生态。

  回到另一个被符号化的80年代上。查建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去了解研究他们的特点,如果不了解最好先闭嘴,这才是诚实的态度”。但现在看起来是抡棒子比较多,用自己的思考方式裁判下一代人,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小说榜单上的新书《追风筝的人》是去年全美第三大畅销小说,甫出版即很受读者瞩目。看来在译介国外畅销小说上,出版商已逐渐建立了信心。

  比如即将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时光旅行者的妻子》,很快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有机会与世界同步,是读者的幸事,不过还是忍不住要提醒一下翻译的问题。《追风筝的人》译笔流畅,加上故事动人,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希望其他畅销书“同步”的时候也能有如此品质。

  最后,学术榜单上的《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是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一。英文原名为“Itmustbe beautiful”,译得很巧。我们无意中发现台湾的蒋勋去年出了一本讲生活美学的书,也叫《天地有大美》。看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朴素而超然的意象,实在是某种极致。□KIDY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华语榜说

  文学榜有四本新书上榜,《天使与魔鬼》一经上榜就位居首位,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布朗的畅销能量。而《一公升的眼泪》则是日本超级畅销书:一位15岁时身染绝症———脊髓小脑萎缩症,在她丧失意识前8年间所集结的日记。

  本周尤其要重点推荐的就是正在席卷全球的《风之影》。2001年,旅居洛杉矶的西班牙作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在西班牙出版了成人小说《风之影》,一时间,在读者中口耳相传,雄霸畅销排行榜超过一年半,成为轰动欧陆的文坛盛事。

  至今该书售出全球四十余国版权,欧洲已经为《风之影》引起的文学现象取了名字,就叫做“萨丰狂热”。《风之影》有着十九世纪小说的特点:浑厚饱满的大长篇,仿佛包罗万象,写尽了人间百态。乍看之下,它是一则成长故事,有着阴森的哥德氛围、凄美的爱情故事、推理解谜的元素,还有后设的叙事手法。

  再看下去,一些更深刻、直探人性底蕴的东西慢慢浮现。故事进行到中段,当主角终于接近胡立安的失踪谜底时,我们看到了战火下的恐惧和痛苦,良善百姓被欺凌而束手无策,但是在苦难中仍然怀有希望。归根结底,《风之影》是一本献给阅读艺术的情歌。□绿茶

法语图书小说榜

根据法国《图书周报》、法国亚马逊榜单整理

  ■法语榜说

  法国人似乎准备捧着惊悚故事书在卢森堡公园享受五月的阳光浴,此次的畅销小说榜可谓惊栗、推理小说的天下。美国的哈兰·柯本,斯蒂芬·金,帕翠西亚·柯恩维尔,丹·布朗,还有被称为欧洲首席推理小说大师的贺宁·曼凯尔,各个都是大手笔。他们推出新作,全世界都要屁颠颠地跟随一阵子,法译本甫一出炉,也毫无意外进入了畅销榜。幸好还有法国女推理小说家瓦伽思的新作《永恒丛林中》,很争气地力挫众多外国高手,位列排行榜第一。

  除此之外,小说榜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依莲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多亏作者的大女儿将手稿保存了下来,否则这部反映一个时代的巨著将会和作者一样,葬身于纳粹毒手之中。近日此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

谢有顺: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一、存在是一种无能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一九二一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独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这可以成为进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终生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磨难,以及权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消耗和压迫,卡夫卡把这些归结为是存在的无用与无能对自我的瓦解,他无法使自己获得存在的真实性,也无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绝望就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和卡夫卡的为人处世无关,他的写作,永远忠实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还有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专断–显然,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卡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每个人都在斗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外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这正是卡夫卡独特的文学品质,他的作品,总能带我们向内转,从而不断地逼视自己的内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正是从存在出发,卡夫卡才对生活和现实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姿态,并坚持和生存中的不明事物作斗争。卡夫卡的勇气便体现在此。他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正如他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拒绝吃不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样,卡夫卡也是一个有自己“胃口”的作家。为了坚持自己的胃口,他必须斗争,必须抗衡现实中的各种“食物”。这种斗争和抗衡,其实就是使他笔下的生活描写“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卡夫卡注重细节,但并不被这些细节淹没,他总是能够通过象征和梦幻,把细节推向一个高度,使人察觉出细节背后的存在意味。
    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才能和禀赋,能够使自己的描写通向存在。尤其是在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文学叙事,细节不断欲望化、仪式化,但并不关涉存在,而只作用于感官。每当看到这种浅表化的叙事在文学界泛滥,我就会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这真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卡夫卡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它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关键词,也是通向卡夫卡内心深处的一条小路,有了这条小路之后,就能抵达卡夫卡笔下的存在图景,并有效地解释它。
    福楼拜说:“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生存”正是卡夫卡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生活”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忘记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
    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斗争的对象永远是“生活”。在他眼中,生活是有质量上的差异,也有不同的价值向度的。他渴望在生活中重建存在的意义,并拒绝过一种没有经过斗争、没有净化的生活,“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但我们要记得,卡夫卡绝不是个厌世主义者,他不过习惯于对一种没有质量的生活提出希望,并产生修改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这点上,他的女友密伦娜是最了解他的。密伦娜曾写信给勃罗德说,卡夫卡“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反对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惯性和庸常,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写作急需解决的难题。
    卡夫卡是通过对生活荒谬性的揭示,并通过对生活的变异来表达存在的。用加缪的话说,卡夫卡是用普通事物表现悲剧,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的。比如在《变形记》、《城堡》、《诉讼》中,无论卡夫卡运用了多少奇异的、梦幻般的场景,他都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将这些经验转化成卡夫卡式的寓言。在《城堡》中,K的希望是被城堡所接纳,于是他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以解除那使他同村庄格格不入的奇怪的诅咒,在这个过程中,K每一次的行动,都逼真而合乎逻辑,但最后,整部小说却成了一个象征,一个荒谬的寓言。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他总能在完全不顾日常生活逻辑的情况下,准确地传达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扭曲了生活的常态,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笔下的每一种生活形态,都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批判。甲虫和人,饥饿艺术家和观众,K和城堡的官员,等等,他们之间实际上成了两种生活形态的对立,卡夫卡所要呈现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压力下,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让它重新显形。也就是说,任何残存的存在的幸福,都需付出代价来争取,它不会从天而降。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这话强调的是,生活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如果换成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系。”受难是一种生存的承担,是积攒希望;不理解受难和斗争的价值,我们就无法明白卡夫卡为何总是将他的人物置于苦难的情境里,而丝毫也不表示出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只有经过受难和斗争,希望才显得真实而不廉价,正如尼采所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四、不要绝望
 
    《诉讼》是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卡夫卡将K的死描写得如此冷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绝望图景。但加缪告诫我们,这并非最后的结局,应该想像,在“耻辱”的上面悄悄爬进了希望。
    这是一种特殊的希望,它常常以“不绝望”的形态出现。卡夫卡很少直接谈论希望,但在他笔下,绝望总是和希望胶着在一起。绝望越强烈,希望也越明显。这是卡夫卡作品中另一个著名的悖论。《诉讼》和《城堡》就是这一悖论的生动说明:《诉讼》提出问题,《城堡》解决问题;《诉讼》诊断病情,《城堡》开出疗方。加缪论述到这点时,引用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名言:“我们必须毁掉了人间的希望,才能在真正的希望中得救。”并称,这句话也可以改个说法:“必须写了《诉讼》,才能开始写《城堡》。”按照多数读者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卡夫卡写了一种人在世界上无路可走的绝望处境。现在看来,卡夫卡毁掉的只是“人间的希望”,在他绝望的表情之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真正的希望”的召唤。如他自己所说:“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
    ——“不可摧毁之物”一词,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言辞中。这不仅是他宗教观的体现,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卡夫卡的希望哲学。这可能是卡夫卡身上最为可贵的一点:他并不愿意被绝望吞噬,而是至死相信,有一种希望终将降临在自己身上。为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真诚地劝告我们:
 
    不要绝望,甚至对于你并不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不绝望”是卡夫卡的独特表述之一,它与其说是希望的同义词,还不如说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甚至有的时候,它比绝望还更为荒谬。就像《城堡》中所说的那样,克拉姆一天不出现,K就一天也没理由绝望。这种状态,大约就可以称之为“不绝望”。它与希望无关,却大大丰富了绝望的边界。这就是卡夫卡所体验到的荒诞,它总是伴随着虚幻的景象,使存在一直处于真空状态,永远无法抵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因此,卡夫卡是一个描述绝望的作家,但他也为我们辨明了希望。–他对廉价的“人间希望”的蔑视,其实是为了召唤一种真正的希望。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卡夫卡一直拒绝说出,或者说,他根本就无法说出。在一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绝望境遇里,卡夫卡并未获得一种洞穿绝望的根本力量,因此,他还不能说出希望具体指的是什么。
    或许因为人间的希望已经泛滥,真正的希望反而隐匿了。加缪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为《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作结:“他难以置信的裁决就是这个丑陋的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的世界,它指向的可能反而是绝望,是一种荒诞的绝望感。因为我们知道,希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许多看似是希望的事物,说白了,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安慰品。卡夫卡之后,关注绝望和“不绝望”的作家,远不如描写“希望”的作家多。可作家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呢?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一些应景的意识形态图景而已。现在,甚至连消费的快乐和欲望的放纵,也被一些人渲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希望”。
    在这样的“希望”丛林里,和“不可摧毁之物”无关,和信念无关,它恰恰是卡夫卡所批判的那种“没有生活价值”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说,卡夫卡是一个反对确定性的作家,他眼中的希望,就像那座城堡一样,在雪地里显得异常的不真实,因为克拉姆从未真正出现过。
    唯一真实的,也许仍旧是绝望和“不绝望”。它是人类生存图景最为真实的描述。因此,一个没有体验过绝望的人,不配在作品中谈论希望。卡夫卡从未停止过对绝望的抗争,他相信,一旦个人的真实性得以确立,一种真正的希望就会在这里准备出来。也许,他料到了这个斗争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称自己是无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为了辨明存在的方向,为了希望的出现,它经受住了来自绝望的巨大压迫和磨碾。他在遗作中不无悲伤地说到: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通过写作,把自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幸存在”,使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精神标本。从这里出发,他显得无所顾忌,他像一个孤独的旅人,主动承担着那个时代的所有苦难,并带着它一起生活、一起上路。他伟大的体验,廓清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存在边界,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清晰的形象。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卡夫卡的牺牲和殉难,今天的我们会对自身的境遇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肤浅的时代,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路标,多数人看到他阴郁的面影就绕道而走,惟有自觉的存在者才愿意在他面前停留。
    与卡夫卡差不多时间出生的伟大人物还有:穆西尔、里尔克、爱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可谓群星汇聚,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承担着卡夫卡这样严重的存在后果,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精神先驱,他的写作,为后来者划定了希望和绝望的限度,而且,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这个限度。
 
    看来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经常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的这句话,我觉得再没有一句话,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卡夫卡的阅读感受了。

贺卫方:谁来评论学术评论?

 

对于宣科诉吴学源及《艺术评论》杂志社一案,无论是担任一审的丽江市中级法院(合议庭成员:柳跃祥、何树兰、和麟峰),抑或是担任二审的云南省高级法院(合议庭成员:马俊杰、杨萍、赵锐),都认定吴学源和《艺术评论》杂志社因为发表“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一文而侵犯了宣科的名誉权,虽然二审判决减轻了赔偿的数额。两家法院都申明它们不介入学术之争:“法院对于学术问题不作法律上的裁判”(一审),“对正常的学术争论,法律不作干预”(二审),与此同时又都界定吴文超越了学术批评的界限,借学术评论对于宣科的人格进行了攻击和贬损。法院作出侵权成立的判断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这里的逻辑似乎有个很大的缺陷,法院一方面宣称超然于学术论争之外,另一方面,又宣布吴文的一些言辞“明显超出了学术评论的范畴,并针对上诉人宣科的人格提出质疑,违背了作为学术争论应遵循的公正评价的原则,丧失了学术评论应有的正当性,已构成对宣科的名誉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二审判决)合议庭的法官们似乎完全忽略了,判断学术评论言辞是否超越学术评论的范畴本身也是一个学术事项。这涉及到学者们对于特定行为的复杂评价,涉及到不同学者的修辞学偏好,也涉及到特定话语的语境差异所带来的意义不同。另外,就接受方而言,这种意义不只涉及学者群体,也必然会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的理解。

 

语言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圣经》记载,狂妄的人类要造巴别塔直接通上天堂,上帝闻说,就设法让他们停止建塔。用什么方法?“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111-9)语言变乱导致无从理解,钱锺书先生妙用古诗加以形容,语言让人相互理解,于是“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可恰好是语言也令人误解,所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为什么误解?语言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预设的一致性。“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是理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语言在不同的人心中所激发的感受或反应不同,没有共享的理解前提,就无从达到和谐的交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瓣上的露水闪光,小鸟的唧唧喳喳,在另外一个诗人——或者在同一个诗人不同的心境下——完全可以成为欢快喜悦的意象。这也是现代解释学要努力加以解释的大问题。两级法院的六位法官们只消读一下维特根斯坦,读一下索绪尔,就会意识到他们进入了一个怎样昏暗迷离的世界了。

 

本案里,吴学源用了一些言辞,表达了他对于宣科以及纳西古乐的看法,这类看法究竟表达的是怎样的意义,大抵上也是见仁见智的。宣科以为已经构成对他的伤害,音乐界的众多高人却明确地说那是完全正当的评论,法学教授认为批评言辞所指向的并非人格,而是行为(见《艺术评论》2005年第2期),有些人或许还会以为吴学源是变相地为宣科作广告呢……我们看到了语言的变乱,歧异的理解导致沟通的障碍与人间的仇恨,而法院的判决不仅加剧了这种仇恨,而且也使自己成为仇恨的对象。

 

简单地说,吴学源的文章是一篇学术评论,其中所揭露的宣科言说是否歪曲了纳西音乐的本来面目固然属于学术范畴,而吴文所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否“超越了学术评论的范畴”本身也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只是一个音乐史的问题,而且又带出了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对于其间微妙模糊之处,学术界也只能尝试着给出某些分析,法官们居然不顾自家那点可怜的音乐史和语言学知识,胆大心粗,鲁莽灭裂,贸然下判,简直如同建造巴别塔的人们一样狂妄自大,注定要给当代司法史留下一个令人痛心的标志。

 

难道说司法权就不能涉足于这类纷争么?当然不是。我们只是主张,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一起纠纷时,不能仅仅看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表面字句,更要注重一起纠纷的可司法性。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法官运用法律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法律的推理加以裁判的。执掌司法权柄者要时时意识到司法权的有限性,它不能包打天下,它要尊重其他行业的评价准则,它应对社会演进抱一份相对平和的心态。宣科言行究竟如何评价,吴文是否超越学术范畴,还是把它交给学究们去讨论,让社会去选择,让历史来回答吧。

2006-4-26

发表于5月8日《广州日报》,可惜有些删节,这里是全文

吴思:真实的难题与梦幻的解

  《醒世恒言》卷二十讲了一个“张廷秀逃生救父”的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姓张的木匠,他的理想是合乎规矩地发财,再让儿子读书作官。恰好一个家私数十万的王员外看中了木匠聪明俊秀的长子张廷秀,打算过继他,还要把小女儿嫁给他,让他当倒插门的小女婿。这就伤害了大女儿和倒插门的大女婿的利益。本来,这份家产应该是他们的,这下就要被分去一半。于是,一场遗产争夺战开始了。

  大女儿和大女婿先是说木匠家的坏话,说他们穷,不门当户对,丢人等等。王员外的对策是暗自给木匠家五百两银子,让他们买下一个布店,也成了体面人家。这更激怒了大女婿,于是设计了一个恶毒的策略:借着木匠突然发财的由头,让强盗咬他窝赃。

  大女婿找了一个从小认识的捕役,给了五十两银子,请他办理此事。于是我们就在故事中看到了明朝社会如何进行害人交易,捕役如何设计让强盗扳咬良民,捕役如何抓人勒索抢东西,牢子如何开口索贿等等许多细节。故事发展到这一回合,民间的遗产争夺战就演变成官府加害能力与民间自卫能力的较量了。我们看到,面对官府,民间的自卫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向更高一级的官府上诉之外,只能任人宰割。在这个案件里,甚至上诉都不知道诉谁。

  几经周折,张廷秀兄弟终于找到了线索,可以去上告了,这时大女婿又串通捕役把兄弟俩捆了投到江里。官人对付上访的能力也非比寻常。

  本来这就算完了。这些财产争夺、设计陷害和控制上访的手段都安排得丝丝入扣,现实可行,解决问题却没有什么可靠办法。

  故事中的解决办法很有性幻想的意味。首先,掉入江中之后,张廷秀兄弟不但没有淹死,反而被救,被另外两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收养,供他们考试,又中举又中进士,连捷下来,衣锦还乡。到了家乡,知府出面迎接,回拜,所有亲戚都羡慕惊叹,放父亲出狱自然不在话下,收拾那两个作恶的捕役也只是举手之劳。设计陷害他的大女婿被捕处死,最初提议害人的大女儿上吊自杀。故事结尾有诗一首: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劝君莫把欺心使,湛湛青天不可欺。

  然后又强调道:

  由来白屋出公卿,眼底穷通未可凭。凡事但将天理念,安心自有福来迎。

  看多了明清小说自然知道,这些劝人行善的话和这种结局都是常见套路。不过,如果较起真来,这种解决办法的现实性如何呢?且不说被捆住手脚投入江中的死亡率,也不说获救后被有钱有势人家收养的概率,仅仅算一下中举和中进士的可能性就够了。在当时的中国,每三年取三四百名进士,而全国人口超过了一个亿。如此算来,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希望每年不过百万分之一,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是这种故事结局在传说中的比例却很高,简直高得离谱。大量难题就是这样得到了神话般的解决。这是民众的幻想造就的:既不违法,合乎规范地解决了问题,同时又富贵兼得,一举全胜。大众的想象空间被帝国的官僚体制和意识形态压缩到了这条小路上,千军万马拥上独木桥,也怪不得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有限了。

  话说回来,破坏掉这些幻想,又该如何对付现实呢?

谢泳:旧时代的通讯录

       在网络时代,对于罕见的历史人物,我们多了寻找的手段,但也有不见痕迹的人物。因为这个缘故,我比较留意旧时代各种机构编辑的人名录和通讯录一类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和学术机构的通讯录。

  我前些年在北京买到过一册《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后来读书遇到相关的学术文化界的历史人物,此书倒是非常有用。“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抗战前平津各大学(包括当时平津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教育工会组织,成员是当时在平津各大学的教职员。

  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大。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家,后来我们会在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他们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五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