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奥美定”美容神话终结后的第一天。经历了昨天的欣喜和忙碌，我今天感到了沉重。我在想，今后倒是没有了“奥美定”，但数以万计已有的受害者，她们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和由谁来维护，她们的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

可以想象，针对厂家和医院的大量诉讼会陆续被提起来，但是诉讼需要周期和成本，不仅要有好的律师和遇上明白事理的法官，还要拜托富华曹孟君讲点儿良心，不要转移资产，认真履行败诉的判决。所以仅靠诉讼，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英捷尔法勒”和“奥美定”泛滥十年，把危险植入到原本健康的人体内，已经制造出了数以万计的受害者。更为可怕的是，在未来二十年间，还会有更多的人陆续发病。国家药监局撤销“奥美定”的注册证书，终结的是这类材料日后的应用，降低的只是对潜在受害者的威胁，并不能解决已有受害者的善后问题。

　　从今天起，富华身后的“奥美定”残局，注定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

　　虽说富华曾因“奥美定”获益不菲，但撤销产品注册证书对企业的运营和资金流入，必然会产生莫大压力，历年来在广告、“公关” 中的花费，富华的付出也肯定不少。就算曹孟君翁婿真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愿意散尽家财来赔偿受害者，也一定有很多人无法得到补偿——富华即使破产了也赔不起。

　　国家药监局违法批准“奥美定”的生产和使用，深圳药监局放任富华院违规使用，政府对“奥美定”悲剧的发生负有责任。但政府也无法提供足额补偿，更不能用财政拨款为郝和平曹孟君买单。再说，国家赔偿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要等政府败诉后才能提起。单单是迈出这一步，就难于上青天。

那么，这些已有的受害人，该怎么办？

社会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社会本身，前提是社会的培育。想解决“奥美定”问题，既然富华的老板靠不住，人民政府又指望不上，那就只有依靠社会了。

受害者群体最大的创伤，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心理上，因为前者已经是一个永远的梦了。相比于身体的病痛折磨，她们的心理疾患更为严重，很多人至今不敢见人，多数人患有抑郁症。这也是富华为患甚烈，但出面控诉的人过少的原因。这种现象，也许在取缔“奥美定”后能有改观。

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让受害者感觉到来自社会的关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社会还有些用处。也只有让她们彼此相互提携，在关心自己的同时帮助别人，在关注“奥美定”悲剧之余，还能顾及到其他的不幸，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曾跟一位受害者讲，你们痛恨富华的卑鄙和社会的冷漠，惋惜没人理解和帮助，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在“奥美定”之前已有过太多的不幸，可你们也没有帮过别人。对于天天发生的矿难，人们关心的只是这回又死了多少人，却很少考虑到那个血腥数字的背后，每个家庭承受着多大的不幸；安徽阜阳的假奶粉，把襁褓中孩子变成了“大头娃娃”，但没见过有谁给了多少实际的帮助；十七年前的北京街头，曾经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但政府至今没有过任何抚恤，甚至掩耳盗铃缺乏起码的善意，但你们愤怒过吗？

我知道有一群可敬的老头老太太，虽说已经风烛残年，但它们把余生融入了历史，那场“风波”也正是因为有了她们的坚持，才顽强地拒绝走进历史至今无法尘封。日复一日地不断地寻找，只为能把善款交给不幸的母亲和幼子，年复一年地不屈地上书，只为告慰亲人的亡灵。这群可敬的老头老太太，就是以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

窃以为“奥美定”受害者群体，也应当如此。“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没有谁比你们更了解需要什么，因为你们有相同的切肤之痛。受害者渴望得到帮助，社会也需要你们的笑容。社会是由个人和社群组成的，一个人的不开心，足以让整个社会难以和谐。

谁都无权自行宣布，非要代表别人，谁也不好贸然放权，让别人来代表自己。对受害者群体来说，妇联不能代表你们，因为她们没打过“奥美定”；消费者协会顾不上帮助你们，因为得忙着推荐“欧典地板”。有一天你们自己聚到一起，社会就能意识到你们的存在，你们才能得到社会的资助和关心，才能让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才能化解几十万“奥美定”群体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你们对社会的关心，能化作对政府和商家的监督，公民社会将由此发端，社会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百姓的事儿靠别人不成，受害者全都作壁上观，等着搭张慧琴刘畅们维权的便车，也不行。但至今满打满算，我见过的受害人不过二十几位，敢问其他的你们，眼下又都在哪儿呢？

　　好在我们当律师的也是老百姓，不管号称跟当官儿的有多铁。偶尔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对律师来说也是自我救赎，心里头也会觉得踏实点儿。老百姓没多大的事儿，无非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件件针头线脑，个个鸡毛蒜皮。所以我老觉得，“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小事儿，“八荣八耻”是天大的道理，两者不沾边儿。

“奥美定”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得自己顾自己。一门心思巴望政府办这件实事儿，轮到了也得等到猴年马月，因为政府想办该办但一直还没办的实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哭哭啼啼万念俱灰，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万小伙儿当年修的秦长城，不是被孟姜女的眼泪哭倒的，药监局青天大老爷的良心，也不是被你们的眼泪泡软的——富华系“打造”的美容航母，只会被你们的同仇敌忾击沉。

就本人而言，虽然空有一身正气，但混到了只配两袖清风，四十好几了所求的，已不过是夜半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梦里不担心有人打上门而已。但这种人多了，也能建成和谐社会，不信咱就一起试试。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此其时也。愚以为所谓大任也者，不是那修齐治平天大的事儿，都是这鸡毛蒜皮眼前的小事儿，讲究的却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慎独功夫。正因为你们是人民，是社会的细胞，所以你们要是真能组织起来，把眼前这点小事儿做好做地道了，就是在创造历史。

2006年5月1日夜半

于北京

4月29日下午，公民半月谈活动如期在三味书屋召开，活动邀请到原中公网与和讯网总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研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博士谢文和一些热心网友，讲座和交流的主题是：“互联网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

在座谈的开始，谢文博士首先对市民社会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认为基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互动的这个主题下，市民社会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概念：它是临时的、松散的、无固定利益关系的、不承担既定社会功能的、内部信息对称的群体。相对于传统中国依附性极强的臣民社会，这显然是一种更接近现代国家要求的社会群体定义。

谢文博士亲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科院进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随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以后回国参与互联网的建设。他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影响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单总结，他认为，互联网在九十年代“偶然”进入中国以来，由于它相对于传统信息散播和交流技术在及时性、可追溯性、互动性、丰富性和介入成本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使其对中国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同时他又表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例如由于言论的过剩造成了言论贬值，网络的匿名特征造就了在网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人格，等等。谢文博士从作为社科院费孝通的助手，到十几年的美国留学生涯，再到回国从事推动网络自由，哪里有非主流，哪里有挑战，就到哪里。他戏称王朔崔建是他们的精神写照。如此学问与其为人从业的风格“知行合一”，真是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谢博士对互联网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充满信心，他的核心观念是：要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看待当前的问题，进行纵向比较可以更明显地看到社会进步的巨大成果，要以对进步的信心来看待某些社会负面现象，总得来说，坚持就是胜利。

随后网友们展开了热情的讨论，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本身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它的负面因素也非常明显，例如它稀释了言论的价值，实际上成为社会问题的下水道，造成很多严重的问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公民社会重视局部秩序的建设，而网络把人抛入虚无的宏大叙事；它加深了国人性格中的双重人格因素，网上说一套网下做一套，实际起到专制政权的排气筒作用。

还有一些网友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大都直接面对着社会不公和不义，被强夺财产和权利，历经上访、求告无门，他们是大量弱势群体中敢于抗争的少数，生活的磨难使他们具有令人感佩的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这些人对互联网的看法是：互联网虽然介入成本很低，但它关注的内容和形式深受互联网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的影响，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影响甚微，并未起到推动公民意识、在具体的微观场景中深化民主和法制的作用。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前很多问题不仅不能用进步中的局部反复来看待，而且可以认为是不公秩序下进步的恶果，例如近年来十分严重的土地问题，形成了上访事件的一个主要由来。

按照左派人士的说法：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描述，这背后隐藏的就是阶级。我愿意用阶层取代这种落后的阶级论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阶层的分化确实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要关注底层人士所承担的不公和不义，共产党政权多次提到“要让弱势群体分享改革的利益”，但实际上目前的政权在公平问题上的手段捉襟见肘。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制度健全社会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现阶段的不公和不义，那不是只能付诸于信仰的个人的无奈，而是制度化的缺陷，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王怡VS.郑文灿：两岸媒体交流和民主发展——民主台湾跟民主中国对话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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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香港人遇上了一群为虎作伥、蛮不讲理的无赖，他们把香港送进了黑暗的隧道。他们与民主为敌、与自由为敌、与选举为敌、与宪政为敌、与包括香港人在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其实他们也是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为敌，他们把良知献给了魔鬼，把无耻留给了自己，把祸害留给了人民。】

一，许崇德是个无赖

据今天出版的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昨日在北京举行“《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六周年、《澳门基本法》颁布十三周年研讨会”。

前基本法草委许崇德在会上说，希望早日见到本港实行普选，但现时未是适当时机，他指出：“哪天有把握把爱国者选出来，就具备了普选的条件。今天你要是能打包票把爱国者选出来，我主张今天就普选。”

许崇德老爷对香港人和香港事的干预简直到了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地步。从港府无偿没收市民散养禽鸟、香港人应该怎样爱国，到香港人上街游行、陈方安生不甘寂寞，统统不肯放过，都要指手划脚一通。“人之患，好为人师”，“老而不死，是为贼”，此之谓也。

许崇德这个人，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实为毫无法律知识、蛮不讲理且无自知之明的无赖。洪清田先生视之为“五十年来白活”了，一点不错。他自“以为真理在我手，可以替天行道”，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本身，实在狂妄到了极点、也无耻到了极点。

“有把握把爱国者选出来”、“打包票把爱国者选出来”，这是人话吗？请问许崇德，你能“有把握”、“打包票”保你娶的儿媳妇或孙媳妇一定会下x啦？

世界上哪个国家、哪部宪法有这样先决的“普选的条件”？“希望早日见到”云云，其得意洋洋、其皮笑肉不笑，亦愈显其可恶、厚颜、谄媚。

再说，什么是“爱国者”，许崇德能告诉我们吗？中国共产党鼓吹过“工人无祖国”、毛泽东要建立“湖南国”，中国共产党号召过“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说我们不能爱“蒋介石的国”(李锐：《卢山会议实录》)，那么，香港人的“国”在哪里呢？

毛泽东爱苏联、奉送蒙古；邓小平爱日本、奉送钓鱼台列岛；江泽民爱俄国、奉送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二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胡锦涛爱古巴、朝鲜，奉送民脂民膏；那么，香港人应该爱哪一国呢？

二，王振民也是个无赖

基本法委员王振民更提出“六个普选条件”：一，政治方面，社会各界要认同普选，而且这个认同要取得中央的认可；二，经济方面，要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保证香港经济不会衰落；三，法律方面，普选之前要完成二十三条立法以及有关政党发展的法律方面须进一步完善；四，教育方面，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足够；五，在政治文化领域，香港各界应寻求积极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式的政治文化；六，生活方式上，普选就意味吁香港生活方式的调整，在普选之后，很多生活方式方面会出现重新的变化，普选特首会面对更多的民意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办事方式会发生变化，香港各界和民众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是无耻、无赖到了极点的人，是提不出这“六个普选条件”来的！首先，宪政、民主、选举，早已是世界潮流，中国人为此奋斗了一百多年，还要怎么样认同？

毛泽东本人就不遗余力地鼓吹过普选，他在1940年1月说过：“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8页)

在1940年3月6日说过：“抗日统一战线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1页)

在1945年4月24日说过：“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定，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7-1018页)

三，一个非法政权，何来认可资格？

中共也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会议上提出过“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同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问题时还强调：“‘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

这难道不算是中国共产党对普选的认可吗？何况香港人自要求“八八直选”以来十几年已有过多次选举文化的训练。

其次，按《宪法》规定，应该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国家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向人民负责。现在王振民却颠倒本末，让未经人民选举、授权的伪“中央”来认可、恩准人民普选，这不是无知，这是在愚弄人民、在践踏《宪法》。

贺卫方教授说：“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但中国共产党未经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纠正)违宪呢？无从谈起。”现在王振民却让中共这个非法组织所操纵的非法政府来“认可”、恩准香港人民的普选，天下竟有这样不要脸的人吆？

四，是“普选条件”，还是对普选的刁难？

还有什么“保证香港经济不会衰落”呀；“政党发展的法律方面须进一步完善”呀；“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足够”呀；“香港各界应寻求积极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式的政治文化”呀；“香港生活方式的调整”呀等等、等等。

这些与其说是“普选条件”，不如说是对普选的刁难。因为其中有无理取闹：道路有曲直，月亮有圆缺，经济如何“保证不会衰落”？有的无一定标准、没法操作：什么叫法律方面“进一步完善”？什么叫“国民教育要足够”？

权贵分??集团的帮闲不但在为香港的普选设置重重障碍，也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设置重重难关；看看中共当局目前处心积虑地破坏教育、大搞愚民政策，大约就可以看出王振民“国民教育要足够”论的险恶用心：根本就没有“国民教育”，又何来“要足够”？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不就永远与普选无缘了？不就永远匍伏在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魔掌之下，永远做牛做马，永远受中共一小撮及其走狗的压迫、奴役、敲诈、虐杀吗？

五，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有什么不好？

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政改方案，没有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王振民便指责说，“可谓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香港立法会中有一半议员是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虽不算是完全的民意机关，但总比那个骗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强多了。有什么不好？难道香港立法会也要变成选手机器、橡皮图章才能遂你的心愿吗？

“令香港的民主步伐原地踏步”的，是独裁专制的北京当局，与香港人无关。

六，一群无赖把香港送进了黑暗的隧道

基本法委员会港区成员邬维庸指出，由于本港的宪制权力来自中央，因此不可能以公投表决政改方案。至于修改《基本法》的问题，邬维庸表明，启动程序相当复杂，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朱育诚表示，没有听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提出最快可在二O一二年落实普选的新的政改方案。

可怜的香港人遇上了一群为虎作伥、蛮不讲理的无赖，他们把香港送进了黑暗的隧道。他们与民主为敌、与自由为敌、与选举为敌、与宪政为敌、与包括香港人在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其实他们也是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为敌，他们把良知献给了魔鬼，把无耻留给了自己，把祸害留给了人民。

28-apr-2006于流浮山寨

必须承认，在中共政权主导的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六四后中国，跛足改革在使权贵私有化甚嚣尘上的同时，也使中国特色的自由经济学变成最值钱的显学，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沦为跛足改革和权贵利益的辩护学。面对急遽转型的中国，这种显学，缺少学术诚实，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即便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弊端时，智囊身份的限制也使之只谈技术问题而不谈最根本的体制问题。于是，为富不仁的大陆富豪与攀权附贵的御用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最受病垢的两个群体，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抨击，特别是在新左派和民粹愤青的眼中，这些经济学家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和暴富群体的代言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学者朗咸平对富豪蚕食国有资产的激烈抨击才能刮起“朗旋风”。“郎旋风”引发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涉及到跛足改革的负面效应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但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能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更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关注争论的民众无法了解真相，被朗咸平抨击的民营大老板和当红经济学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而造成两极分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原因却被轻易放过了。

其实，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秦晖、徐友渔和刘军宁等大陆自由派学者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

1994－1996年，秦晖先生在期间，就在当时的《东方》月刊上连续发表“四论公正至上”，激烈地抨击过“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国企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根本弊端“权力作弄权利”，提出改革应该遵循“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的法治化市场规则。

1997年－1999年，徐友渔先生写过《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他指出：腐败泛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为旧权力体制对市场的控制，是市场的不规范、不成熟所致。在权力主导经济改革的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权贵们以加快改革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

1998年-1999年，刘军宁先生写过《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利息税：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如何实现合理的财富分配》等文章指出：中国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不是市场经济太自由化了、竞争太充分、太公平造成的，而是行政权力、垄断行业和既得利益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育，没有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中国式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独裁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官员任意滥用权力，漏洞百出的豆腐渣制度。正是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一些有权的人可以更从容地以政策设租，以职位寻租，利用手中权力敛取巨额不当财富。

然而，为什么大陆自由知识人的提醒却无人喝彩，而香港的朗咸平在2004年的发言却能刮起“朗旋风”？

第一，中国素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传统，朗咸平的香港身份和著名财务专家的身份帮他出名。第二，在大陆的语境中，中国本土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到打压，胡锦涛政权急遽左转更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越来越被大都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而朗咸平以“左派”的面目出现，恰好投合了当局左转的“政治正确”，故而“郎旋风”可以畅通无阻地尽吹。第三，朗咸平公开点了大陆几个著名企业的名字，并引述了许多实证的数字资料，使被批判的目标变得更明确、更具体，也更醒目；第四，近年来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显现，底层民众的不满急遽升高，但由于直接抨击现政权及其高官的风险过大，所以愈演愈烈的底层不满大都转向富豪和某些经济学家，而“郎旋风”所横扫的，不仅是私人老板，也是主流经济学家，正好迎合了社会的胃口，使社会不满借此倾泻而出。

也就是说，朗咸平虽然是境外经济学家的身份，但他同样免不了大陆知识分子（新左派与御用经济学）的通病，即对跛足改革的诊断和批判大都采取圆滑的避重就轻。朗咸平激烈抨击国企改革，甚至惊呼“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但“郎旋风”刮得再猛，也只说出事实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他那锋利的矛头所向，仅仅是“柿子捡软的捏”——只敢抨击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和经济学家，而不敢抨击逼出了“坏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及其贪婪的权贵。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决策者永远正确，不允许批评。所以，当改革出现争议后，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他坦言：“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

江平先生没有明说的全部事实应该是：无论国有企业以何种方式完成转制，也无论国有资产的流失多么严重，决策权都在中共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党政官员的手中，所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大祸魁及其受益者，不是私人富豪而是为权贵私有化的保驾护航的独裁权力及其官员；最该抨击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坚持邓小平跛足改革模式的江朱政权和胡温政权。再看朗咸平，他确实点名批判了几个著名企业家，但对中央到地方的决策者及其权贵家族，他却不敢点出一个名字，而这些人才是当下中国最富有的群体。

在中共掌权后的中国，“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的称呼本身就是欺骗性的文字游戏，因为，中国的现实明明是“党有”，却通过冠以“国有”的包装来欺世盗名。事实上，“国有企业”就是“党有企业”，“国有资产”就是“党产”，而这些“党有企业”和“党产”的形成，来自中共掌权后对所有个人财富的暴力掠夺，所谓“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是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这两大财产抢劫运动完成之后，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有权全部归在中共政权的名下，中共也就变成了具有独占权力的惟一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如何改革、如何再分配的决策权，自然也在中共手中。一个独占性的特权集团主导的经济改革和财富再分配，怎么可能不走向瓜分公共资产和权贵私有化之路！

朗咸平为医治跛足改革所开出的药方，也是昧于中国现实和违背时代潮流的浑抡。他认为，因为民营企业的效益未必超过国有企业，更因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被民营富豪据为己有，所以，中国改革必须停止“民进国退”的产权改革，而开始新一轮“国进民退”；必须“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中止放权让利的改革，加强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把中国再次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也就等于回到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几乎与高呼“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陆新左派如出一辙。所以，“郎旋风”的效应才出现两级化分裂，新左派们齐声推波助澜，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表示质疑。

在我看来，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挑战私人富豪顾雏军，是一次毫无个人风险的机会主义乖巧，事实上，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郎旋风”的最大受益者仅仅是他本人的双赢：他一面享受着香港的健全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的一切好处，一面在大陆赢得了敢于挑战权贵的经济学良心的超额声誉。他充分利用了目前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信息不对称，把信息匮乏的大陆百姓对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的强烈不满引向私人富豪、进而引向“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朗咸平的“国进民退”行事，将再一次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和机会从民间夺走，转而交给独裁的官僚体制及其官员，也就将再此重复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历史的错误。因为，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朗咸平不会不知道，接近一个世纪的两大制度竞赛已经作出了结论，自由经济是富民强国之本，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在中国现行体制和改革政策下，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不过是：权力干预市场和官权垄断暴利行业，官权从干预中和垄断中获取暴利，权贵阶层是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国情下，即便朗咸平指出的“保姆变成主人”是事实（他把国有企业比喻为一个家庭，国家是的主人，企业经营者是保姆，但保姆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变成了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却出局），那也仅仅是事实的一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表象下隐藏的事实则被遮蔽：谁有权让保姆变成了主人？

保姆无法自动变成主人，必要得到主人的允许甚至纵容。国有资产的主人在法理上当然是“全体国民”，政府及其官员是国有资产的看守者，但国有资产的主人是抽像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看守者却是垄断性政权及其一个个有权有势的大活人，他们具有不受监督和限制的国有资产处置权。由此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最大弊端——所有者缺位且毫无权利与看守者在位且权力无限的悖论。换言之，在中国的权力独霸体制下，从毛时代的全盘国有化到今天的国企改革，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国民，除了作为国有企业的雇工都得到一份可怜的工资之外，就再无任何主人应该具有的权利。

中国式的国有制，国民非但不是什么主人，反而沦为独裁权力的奴工，他们既没有国有资产的处置权，也没有有效制约看守者的监督权、罢免权，在财富再分配的改革中，自然缺少与看守者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政府及其官员从来都是利用看守权对国有资产进行任意处置，要么是毛泽东为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而任意挥霍国有资产，搞得民贫国穷；要么是寡头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侵吞、瓜分、变卖国有资产。

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全体国民无法参与国企改革，在根本上是整个制度本身导致的。首先，独裁政权之下的制度架构，既无政治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也无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不可能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机制；其次，民间社会既无私有产权，也无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更没有通过选票选出民意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更不可能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社会性制约。所以，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处置权掌握在中共党权及其官员的手中，他们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又大都是黑箱作业，不但全体国民不知情，甚至某一国企的职工也不知情。

朗咸平激烈地抨击MBO式的产权转让，矛头直指收购国企的私人富豪。但他却对官权的作用不置一词。事实上，官权主导下的国企转制，没有官权的介入，任何民营企业家都无法完成MBO式的产权转让；在任何产业内，凡是一夜暴富的私营老板，背后大都有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朗咸平只谴责位于前台的民营老板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却轻易放过了出售国有资产的官权，也就放过了从中牟取暴利的官员。

大陆富豪的为富不仁，明明是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逼出的制度性原罪，在主流民意中却被避重就轻地归结为道德性的黑心；当人们谴责房地产老板拉高房价的黑心时，却忽略了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成本或权力租金的高昂；当人们指责股市的大户庄家在幕后操盘掠夺散户的金钱时，却忽略了中国股市的畸形准入制度才是权贵在股市上大把圈钱的最佳工具；当人们激烈声讨偷漏税的富豪们时，却很少有人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文明原则，把批判矛头指向纳税人毫无权利的制度，轻易放过了中共当局的黑箱财政和作为黑箱财政的橡皮图章的人大制度。于是，出现了极为荒谬的颠倒：纳税人的无权利和中共政权的独裁财政乃天经地义、合法合理，而国人的偷漏税却是大逆不道、违法犯罪。

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民营老板，固然免不了资本积累的制度性原罪，但国企转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首先是看守者的监守自盗。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中所言：“权钱交易、权贵主义等等，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个重点不解决，走市场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样也挥之不去。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我讲过，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见：《经济观察报》2004年9月11日）

2006年5月1日于北京家中

在我的语境里，做人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比做英雄豪傑还要高一个档次，仅次於做神。海内外十三四亿中国人，能配做人种的微乎其微。最近竟接连涌现出两个，一个是白宫南草坪朝胡锦涛喊话的医学博士王文怡，一个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围困一百五十天之后仍然心自若、气益（更加）振的半文盲高智晟律师。

所谓做人种，并不是让男人种与女人种结成婚姻，也不是让他们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而是要设立这些人种的精子库和卵子库，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让这些人种的精子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现实性。

心理品质退化堕落

我为甚么突发此奇想呢？我感到咱中国人的心理品质，特别是社会心理品质，如今是极其地退化堕落。血腥、残酷、自私、麻木、冷漠、怯懦、不公不义，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不採取技术手段，仅凭自然选择，中国则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美好的心理品质，在中国人中像濒危动物一样，需要採用技术手段加以抢救。

网上说，刘德华的前女友喻可欣小姐想要马英九先生捐精，生个马种。马不答应，说：“身为市长应该尽力为市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很抱歉，为民服务不包括捐精服务。”老马这话太武断。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从来不曾严格确定，凭甚么就断然说不包括捐精这项服务？太官僚，服务不服务还在其次，态度就成问题。

既然老马不识抬举，喻小姐就不必一棵马树上吊死。建议喻小姐不妨考虑另外的树，比如我认为老高的精子品质就不亚於老马的。我一向认为，中国男人，只有老马一人堪称帅哥，其余的几亿中国男人，只是张三不同於李四而已。这一点，很荣幸，喻小姐与我所见略同。最近我认为，中国男人，只有老高一人叫男人，其余几亿中国男人，残次品居多，半男人或小半男人罢了。比如与老高相比，我焦某人只勉强可以划入只有大半个睾丸者之列。

回头再谈王文怡。亲临白宫那个场合，那个阵势，那个排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对胡喊话的，只有人种级别的女人才干得出来。它最起码需要两个条件：一要够胆，二要够义。有人责备王文怡选的场合不对。是的，如果在天安门广场就更对了！中国人抗议中国事，理应在中国的白宫草坪—天安门广场，却不幸发生在美国的白宫草坪上。

万幸世界还有白宫

去年的某个夏日，我远远看见几百名南亚人打旗子喊口号围白宫游行。上前一问，原来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锡克人抗议印度总理访问白宫。人类中的某些人或某些族群，既不幸又万幸。不幸的是在自己的母国竟无处可抗议，万幸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个白宫，任何受侮辱、受迫害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抗议。耶和华给以色列应许了迦南，给王文怡应许了白宫。

有人责备王文怡越出了记者的职份，我看越职份的是那个捂她嘴的华裔摄影记者。王博士这事干得漂亮，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咬掉捂她嘴的那几个手指头，并像愤怒的子弹一样吐到他脸上，砸得他腮帮子露出半边槽牙来。

一棵树挨不了两次雷劈。胡主席这辈子不用盼望或担心遭遇王博士两次狮子吼。阔台狭路，这是你们俩人几世几劫修来的缘份。我希望你不要恨她，更不要嫁害於国内的法轮功。以你的地位而言，只有一种情怀是适当的：把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们是甚么样的中国人，都一例当成你楚楚可爱的子民，加诸膝，抱於怀。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没有坏孩子，只有坏家长；没有坏人民，只有坏元首。

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中国的绝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民主制
度缺位造成的，既便较左的体制内核心精英也这么认为。最近，某高
级智囊人物（新保守主义设计者之一）在私下里放话：他也赞成民
主，估计30年内中国可以民主化，云云。这样看来，新“西山会议
派”就有了与该高级智囊人物共谋的可能。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尴
尬！为什么这些精英们不倡议一个全民公决来选择这个国家的未来
呢，或曰督促执政党给出一个民主化的时间表呢？

在这个巨大尴尬之下，我们稍作检视，就不难发现还有许多政治尴尬
需要精英们（不分体制内与民间）去面对，并且这些尴尬每天都在影
响着公众的生活质量。

比如说（即第一大政治尴尬）“政令不出中南海”，背后是需要新的
中央集权与否的问题，而集权背后能否避免重复“收死放乱”的1949
以来的“新古典”则成了大问题。在许多人痛批地方主义并举出种种
已有的行为时，体制外的人士却惊讶地发现：舆论环境越收越紧，一
帮“新新左”突闯话语中心。

这本身又是一个不小的尴尬，“新新左”们的根本问题是想把“替别
人投票、左右别人的选择”的模式继续强化。比如说，一位文艺界的
政客在分不清自己演员与政客身分的情况下就大放厥词，否定一种新
艺术形式，说什么通俗艺术是对高雅艺术的冲击，并以“民族”的名
义发出耸人听闻的警告。网民一片哗然，连他的同行也出来驳他了。
他一见先前亮出了表演协会主席的身分不奏效，又打出“全国政协常
委”的政治头衔。姑且不论批评通俗艺术背后的市场份额之争，就看
这行径本身也是替别人投票、左右别人好恶积习难改的表现！

第二大政治尴尬是现在人大代表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由“第一尴
尬”推导而来。

人大代表制度的存在似乎是中国“不完全专制”的最好辩护，但细究
逻辑上的合法性，尴尬突兀再现。因为代投票问题普遍存在，才致如
斯。

对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只能举身边的例子：我太太和我结婚20多
年了，因为她是“全职太太”，竟然一次没拿到过选民证。我在公家
上班时，还有个象征性的选民证。单位为了保证不出政治问题（所谓
把代表选跑了），由党组书记代投票。而我太太呢，至今还不知道是
什么人在代她投票。所以，我常和她开玩笑：“我被剥夺了七年政治
权力（服刑四年，出狱后三年），而你却被剥夺了20多年政治权
利。”

就法理而论，她和无数的人被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政治权利的情状
仅次被立即执行死刑的人。因为死刑立决者，要接受“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的附加刑。至于死缓犯、无期徒刑者，当时被宣布“剥夺政治
权力终身”，一旦减了刑，就改成“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了（刑法第57条）。

这第二个尴尬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政治尴尬。当他们口口声声
宣布代表大多数时，却没有大多数自愿的授权，靠欺诈行为把大多数
人实质地放在“准囚犯”的位置上，而后去行使权力；当他们高喊
“依法治国”并屡屡宣布别人为“非法组织”时，却从未在政治伦理
与政治学术上深刻检讨“强行代投票是否产生非法组织”问题。

还好，大牌法学专家贺卫方教授总算把这个问题给端到桌面上来了。
若换了别人质问，就有了被判刑的可能。在口称“依法治国”的时代
里，“刑不上大夫”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贺教授
得以安然无恙。

第三大尴尬是宗教的政治化问题，又由“第二大尴尬”推导出来。

大量的宗教团体被宣布或内定为非法组织，相反最近佛教的显学地位
却日渐确立，许多敏锐的观察家都被搞得云山雾罩了。若细读一番库
恩写的《江泽民传》（上海译文社，2005），就不难一解其疑。

法轮功初兴即“4．25”事件使老江大为惊惧，高喊：我不相信马克
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引号为江自加，见江传P309）。后
来，他尴尬地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还真不行，就将儒家与马克思结合
了一下子，而意图还是“抵御‘法轮功’的奇特诱惑”（P362），于
是“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
义的党的领导人。”（P362）

可惜的是，原来纯学术的政治儒学由此而声名狼藉。这个巨大的尴尬
怎么形容呢？政治儒学大概象被斯大林调侃为被别人当了擦屁股纸的
小兔子！〔斯大林以此故事羞辱过一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政治儒学的尴尬终使它被边缘化，于是2006年4月份从杭州传出了官
聚的阵阵佛号，还有装模作样的学术讨论。

除了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儒学遭受“擦屁股”待遇的巨大尴尬外，实际
上江泽民早就给第四代预设好了“信佛”之路：2001年，他与一位高
僧交谈，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大饥馑时他练习佛教的打坐，本个月的
时间治好了严重的胃病（P392）。这不和法轮功“强身祛病”的宣传
一样吗？至多也只能说江泽民比李洪志早些年信了佛。至此，政治儒
学当了擦屁股的小兔子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马克思主义不也成了
“第二个小兔子”了吗？

（2006年4月27日上午写于运河畔）

   1990年代的中晚期，大陆思想界先是出现了“要胡适还是要鲁迅”的争论。紧接着发生
内容广及改革各主要方面的论争。这就是一般被概括为“大陆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左派”
的论争。论证的起因有文化、文学方面的（这与对鲁迅的评价有部分叠合，也与对1980年代
“文化热”和1990年代短暂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反思有所牵连）；有经济方面的（主要
由“新左派”对市场经济取向的质疑而起），有对外关系的（主要牵涉对美国的关系，不用
说也由“新左派”民族主义的的反美引起）；而主轴则是政治改革，尽管这方面的论争用语
较多迂回隐晦，方式多出於学术性话题，例如“自由主义”旗帜亮相於民国自由主义言说的
介绍。“新左派”在所谓“民主”方面，主观上想努力提出让“自由主义”跌份的内容。这
一努力开始於崔之元挖掘毛时代的“鞍钢模式”——“经济民主”，及至李书磊提出“文化
民主”。“新左派”无法端出像样的民主论，原因不在智商和想象力，当然在於缺乏历史经
验和实践成果的支撑。李书磊提出“文化民主”，就是本文所质疑的。

    几年前我就预感到世纪末的这次大论战，是最富现实内容因而也最有意义的一次论战。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中式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是深刻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不是全部的反映，目前来看也不是最主要的反映，（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对手必定不是“现实
的镜像”，否则自由主义也成了一片“精神浮云”）绝不是一些人套话式的所谓学术之争甚
至义气之争。如果局面不会被新权贵集团弄得大乱、弄得中式左派趁火打劫，因而终於出现
大“倒退”的话，那么，这场争论必定会继续下去，终结於整个转型期的结束，从而中式左
派也失去存在理由的那一天。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的出现，终结了中国转型时代的思
想史。

    中式左派开口闭口脱口而出的“民主”，及李书磊博士的“文化民主”放出，有了完整
的结构，不但政治民主，而且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俨然一幅全面彻底、最最最的民主蓝图
了。但是，中式左派的民主云云，无非是虚泡泡一大捧“膨化食物”，幷经不起咀嚼。

    不妨盘点如次——他们的“政治民主”怎样呢？无非是将写有“人民”二字的店牌，拿
在手上摆过来晃过去，停留在笼统抽象的“名词秀”上，连个挂牌的处所都不可寻。这在
“私分大锅饭”的“掌勺者”那里，都是没有丝毫费事的。有时，也比“掌勺者”依然挂在
嘴上的“当家作主”高调，多一点“一晃而过的引诱”，例如“直接民主”、“像村民选举
一样的主人翁地位”之类。但究竟怎样全面地实施“直接民主”，他们终究没说出什么道道
来，或则不肯说、不敢说也未可知。借用尊敬的王元化先生的解剖，中式左派的“最广泛最
充分的民主”无非是：1，“表态民主”，即不管自己说的做的是不是符合民主观念，却声
称自己是民主的。不管这种声称是不是很空洞，声称确是其言煌煌的。这在学术层面倒还比
较好办，但在权力层面就难办了，你敢说它空洞、虚伪吗？不太方便。“表态民主”也可以
叫做“宣称民主”、“口号民主”。2，“高调民主”。王元化先生转述张灏先生的观点说：
高调民主的表现是，“第一，从民族主义观点去认识民主，梁启超、严複、邹容等强调民主
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从传统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认识民主，康有为、
谭嗣同等以一儒家的‘仁’理想为基础，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李大钊以大同团结为理想接受
民主政治，这样的高调民主观念，它绕不开一个问题——民众主义。”结果呢，群众史观、
英雄史观（含精英主义、权威主义）“以某种奇特、悖论的方式结合着”。3，巴黎公社式
的民主。这是元化先生转述顾准先生的观点，也即“简单多数通过”的民主，如在古希腊罗
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有过的那样，又如苏联宣誓效忠的“举手表决”之类。不过，我
以为至少在苏联幷无所谓“多数决定”的“直接民主”，因为这里幷没有人民群众的选举权、
议政权，所谓党内的多数决定事实上都是“大小核心”们背后控制好了的过场形式而已。4，
“乌托邦民主”。“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
我们把全民当家作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祇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
邦式的幻想。”（参见王元化《清园近思录》第68～69页）

    不用说孟子的那套“民本论民主”，更是元化先生嗤之以鼻的。元化先生说：闻听有人
“援引孟子‘黎民不饥不寒’说民主就在於吃饱饭的言论，竟很少听到反驳的声音。”2002
年10月29日“东方文化与人权”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主流传媒甚至只言片语地报道有与会的
老外们，也都认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人权”、“第一人权”了！谁听到中式左派将政治
民主与人权联系起来？

    中式左派其实不过是主流话语红墙上的一只“爬山虎”。如果有谁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政
治民主学说与中式左派对比了，那将是对自由主义的侮辱——根本不在同一水准！

    中式左派的经济民主是怎样的呢？除了“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合理化
建议”之类，便不甚了了了。由此，“经济民主”的着作权便是非“第一代人物”莫属，远
远落在了今日自发的厂长罢免与选举等等后面了。自由主义呢？首先讲“全民财产”的“产
权明晰民主”；其次讲人们有经济组织的自主缔结、自主运营权，也即真正的法制化市场经
济就是制约统制权力的经济民主；再次讲独立工会及其会员们的谈判权、罢工权等等；……
还是根本不能相比呀！

    中式左派还热衷於语焉不详地鼓吹“文化民主”。那就来谈谈“文化民主”吧。教育是
够文化的吧，那么，人们应当安静地去看看萧雪慧说了些什么、杨东平说了些什么、谢泳说
了些什么……秦辉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中式左派们有过超越“主流话语”
的任何意见吗？宗教够文化的吧，“信仰自由”、“祇要没有犯法，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信
仰自由”、“乌托邦可以但强制推行乌托邦不可以”，等等等等，这些主张中式左派何以避
而不谈？科学够文化的吧，那么，从课题的确立，到项目的实施，到成果的应用，权力都不
得干预，这是自由主义说的呢，还是中式左派说的？文学艺术够文化的吧，那么，中式左派
除了“百花齐放”的虚应回荡，何曾肯鼓吹过“创作自由”？何曾肯鼓吹过取消文学垄断行
会？新闻够文化了吧，那么中式左派有何脸面面对“新闻自由”的呼籲？看看实际行为吧！
谁在学术奖评比中舞弊了？谁曾见过种种学术腐败，与公认的自由主义学人代表沾过边？谁
在与“守土有责”等等眉来眼去？

    难怪我老纳闷：中式左派
的“文化民主”怎么就扑朔迷离让人捉摸不透的呢，今天看到
了李书磊的文章《再读钱毅》，（载《书摘》2002年10月号）才算是知道了一点底细。钱毅
何许人也？抗战时的《盐阜大众报》副主编，生卒年月：1925—1947.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
过《钱毅的书》，想必李书磊先前已经热情洋溢地写过书评，忽然觉得没扯上“文化民主”
甚为可惜，於是再借题发挥一番——“我反复论及钱毅，是想借此凸显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
化史的视野：文化民主史的历程。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多有论列，而对文化
民主化的进程则不无盲区。这是一个重要缺陷。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这个问题也
没有被恰当地提出幷讨论。现在已是我们以平静的心态、以良史的同情心与洞察力来研究这
个命题的时候了。”

    看中央党校的教授、文学博士李书磊先生从钱毅那里挖掘出了怎样的“文化民主”！仔
细分疏，李先生总共挖出来以下三点：

    1，“必须要报上登的稿子都是从工农大众观点看的”。

    2，“在用稿上，对工农通讯员来稿，祇要有一点可取，就代他发表。尤其是工农第一
次来稿，更要尽可能发表，内容不完整的话，当‘写话’发表也是好的。”这是“为工农求
文化上翻身的大事。”

    3，排版上不要转来转去，“工农大众……上头看着找不着底下，就不高兴看了。”

    有了这三点，李先生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总结上升说：“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就是由一系
列这样的制度与技术安排保证的。”

    我已经说过，那些以文采见长的文人摇唇鼓舌的本领不可小覰，但对理性有序的社会改
造来说，幷没有什么用处。作为主要想改善生存处境的我等草民来说，甚至全部的文艺都不
无奢侈意味，要文人的“煽情”作甚？李书磊博士借钱毅谈到的是幷没有终止於特殊时代的
“新闻民主”，他看重的是钱毅建立的几百个“工农通讯员”队伍，自然例如高华先生解剖
的“革命新闻事业”、王实味那样的非工农业余新闻，李博士是不方便感兴趣的。其实，和
平时期的“工农兵通讯员”，其茁壮成长的作用人们是领教过的，我自己当农民的时候就干
过一些胡吹乱编的勾当，如今真是好汉羞提当年勇了。按上述“文化民主”的套路，假如论
到教育民主，李书磊博士怕要高谈“工农兵上讲台”；假如论到文艺民主，李教授一定要为
“小靳庄男女老少上舞台”焚香招魂；假如论到科技民主，李作家怕要重祭“高山变良田的
大寨红旗”了……

    李博士对“良史”的认知不够优良，其“同情心”与“洞察力”也不甚新奇，如此而已，
似乎不需要与这样的“文化民主”多谈学理的。

    如果说自由主义昨天未热，今天不温，明日也火不到哪儿，那么，中式左派的问题主要
就是能否再现昔日辉煌了。这可不是毫无土壤的民粹煽情，君不闻遍及城乡的丧事道场吹奏
着“妹妹你坐船头”等等流行小曲么？君不见公园水边、巷口桥头时不时上电视装点欢庆的
秧歌队、歌咏队吗？本来就有一整套发动、鼓动经验，又颇富“打诨噱头”、“浪漫旋律”
的“民主文化”，一旦有了财政投入，说热就能热的。说不定还能当什么运动的工具或群众
力量使用呢！

记得现任总理温家宝三年前上台之初是无限风光的，虽然中共内部对每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人无不高度赞扬，但民主国家主流媒体在介绍这位一党专政国家的总理时，将其誉为“非常务实的领导人”，应该说是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那个时候，包括我本人在内，虽然明知一党专政的暗箱里不可能产生阳光总理，但还是对他寄予了某种格外的希望。希望这位随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过学生的人不再走老路，希望八九民主女神在他的心中曾播下火种。
他也确曾给了人们某些鼓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市场原则；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出台社会求助办法；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着手解决长期存在的农村人无社会保障问题，和发展的极度不平衡问题；制定出台《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行政许可法》，一定程度上约束政府权力；记者会上放话：“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也能管好一个镇。”等等，这些表现给了长期受剥夺的农民等底层阶级一点点迟来的温暖。

然而，接下来，这位给人以希望的总理，又一次成了希望的杀手。

──自从温家宝上台后，各地公安机关肆意抓捕异议人士和底层抗议民众，这两年政府侵犯人权之烈，比之江贼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温家宝说，国务院的大门对群众是敝开的，上台后这些年来，不断地有人向温家宝上书，不断地有人到北京上访，但孙志刚案之后，温家宝及其国务院可曾再做过一次正面回应？几乎每次的上书，最后都是无果而终。

──温家宝访美，又重弹“贫者无自由”，中国落后，不能实行民主自由的老调，有意识地混淆经济能力与政治自由两个不同的概念，企图蒙哄世人，显得观念破旧且相当不诚实，此言一出，才火了火的温家宝股应声而跌。

──在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竟然以美国黑人获得选举权需要一百年作类比，说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还需百年。如此奇谈怪论，竟然出自“中国人民的儿子”之口，温总理顿时被讥为“瘟总理”。美国黑人权利被剥夺是因为种族歧视，中国人民权利被剥夺，是在遭受谁的歧视呢？是谁在压迫着中国人民迟迟得不到民主呢？谁是凌辱中国人民的白种人呢？难道不正是瘟家宝这些当朝权贵吗？一边干着压迫人民的勾当，一边煽情地以人民的儿子诳人，一边还劝说人民：来自自身的压迫和歧视是你们必须经历的痛苦。

──在今年人大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胡说什么中国网络有言论自由，但言论必须遵守法律。众所周知，温家宝上台后，中国年年荣登全球迫害网络异议人士和囚禁记者的榜首，联合国人权公约所定言论自由包括建议和反对的自由，中国式的言论自由却只有肉麻地吹捧执政党和小心翼翼地提建议的自由，反对的自由被阉割掉了。

──向全国人大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摆出一副“满怀自信有条不紊地安排他人命运”的专制风范，有意识回避财政增长速度，官员贪污浪费增长速度，回避政治改革，再次让人大失所望。

──像前任朱镕基一样，反腐败叫得山响水响，却从不言及自己所在政党垄断政权的腐败，不言及自己作为政治局常委在任和退下来后所享有的“符合政策”的各种特权。这种反腐败，说到底不过“你们不许腐败，我们可以”。

任何一个人，总会犯错误，对于一般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容忍。但如果是根本性的观念错误，却又明知故犯，就不应该容忍，而应该谴责了。

For Maria Lund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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