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回应常德狱警刘胜明先生对我的“戳穿”

为了对《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的市场销售状况进行了解，以便预测刚刚完成的新书稿的前景，4月27日我在网上搜索了该词条下的信息。其中，有两较让我比较关注，一是：网民“变态隐于市”的赞同文章《由<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想到的 》；二是刘胜明先生持批判观点的文章《也谈读史》。

刘先生在他文章的第一段与第2段都表达了他对我治史态度的看法，如“读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又如“彻底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然而，在第三段里，刘先生突然放弃批判理性，以“文革”语言说：“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史注者，估计应为“史著者”，网上笔误可以谅解；若为“史注者”则大为不同，因为我已经表明我要解构历史即“颠覆历史”！]我无法接受这种大批判语言即“词的暴政”，因为词的暴政与监狱的强行改造机制是一样的，不应是社会普遍准则。在刘先生理解来看，是我故设种圈套来引诱读者，在其文第一段时就说他自己“被该书纵横交错的引经据典，迂回隐喻式史评弄得晕头转向。”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与逻辑不自洽，我肯定地是非常准确地“引经据典”了，但绝没有使用“迂回隐喻”方法。从拿起笔写文章的那一天开始，包括在学术会议上拿起话筒，我本身的自我训练初始目标就是要成为顶尖级制度经济学家，所以必须遵守做学术表达的第一铁律即参考文献制，其次才是颠覆可疑的价值。时至今日，我虽然仍为“敏感人物”，但是共产党的顶尖级学术机构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学术功力的，比如中央编译办的《比较》双月学术刊在2005年创刊20周年时将我1996年发表于该刊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研究》列为“名栏名篇”。我倒不是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压刘先生，而确实地是，刘先生应该在彻底消除“晕头转向”的状况之后，再来理性地批判我的著作及我的写作动机。刘先生文章的逻辑底蕴最大的缺陷是进行有罪推定，认为我“迂回隐喻”而后再造“歪曲历史的谎言”，但是并没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尤其对参考文献的使用。

刘先生最大的问题即核心观念是，我不该以学术方式彻底否定孔子，并说孔子与宋元理学的落后性没直接关系。

在讨论孔子之前，还要说一个现象：中国太多的文化学者并不了解中国思想的谱系本身，甚至对史实的考证耐心都没有，就猛写一通——叫“胡侃”更准确！刘先生也是这种作风的受害人之一。从他自我感觉的“晕头转向”到勇敢地去“戳穿（别人的）谎言”，确为“胡侃”的行为实证。

事实上，要了解孔子就必须涉及墨子，即孔墨显学时代。孔子的积极贡献并不在他的儒学学说，而在于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即主张“有教无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教育自由化”，教育自由化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后果就是人民知情权的极值化扩大。对于墨子这个在孔儒系统内发展起来的反对派，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天志与明鬼”体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宗教自由化”。在孔墨时代及其前，平常人民（不在贵族列者）是没有祭祀权力的，如同“学在官府”一样，“祭在官府”也是特权。

这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连台湾李敖那样的大师也没搞清孔子《论语》中“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含义，拿过就去就用于批台湾人李登辉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行为。看起来是“引经据典”，而本质上却大谬不然。孔子是用这个规则反对宗教自由化的，不让平民有祭祀权；而墨子呢，则依托既存的“谄也”事实，主张干脆就给平民一个宗教合法性机会。这也是他用“非命”观反对孔丘“天命”观的动力。

学术上的过分的实用主义，实在是大有害处！我无意否定李敖的文笔及胆量，但是，李敖的学术水准因急于政治发言而主动放低了，让我很惊惧！本来大陆整个思想界的学术含量就低的可怜，要是连刘先生这样的尚有批判鉴赏力的普通读者都“李敖化”了，那未来真无法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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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胜明《也谈读史》

也谈读史

2006-4-27，http://www.changde.gov.cn/wljy

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读时总觉得有点玄乎。想来，一方面可能是因自己史学知识过于浅薄，另一方面也是被该书纵横交错地引经据典，迂回隐喻的史评方式弄得晕头转向。囫囵吞枣似的读了后，还是觉得有所受益，起码零碎地学到了一点历史知识。但读此书时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

作者在书中浓墨重笔写下的所谓历史中毒症，其种种形态，实际上都是指人们对皇权体制和专制统治的屈从、维护、利用，他攻击皇权制度的同时，也彻底地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解读历史，要有平和的心态，也就是所谓客观的态度、辨证的观点，读的时候要钻进去，但回味和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走出来。史为今用，才是学习历史的要义。在历史的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就失去了读史的意义。书中与史家完全相反地评价秦桧与岳飞，得出秦桧的污名是代君受过，岳飞的被害是由于缺乏政治头脑，系愚蠢所致的结论。作者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为此才刻意地要褒贬一番，其实，这同样是作者所指责的为政治目的而作践历史的作派。一个历史的人物，生活在皇权时代，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他如何去做。看历史就要看他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否做出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行为抉择，只要是准确把握了时局的脉搏，做出了明智之举，就是史中俊杰，就有值得借鉴或玩味之处。历史正如现实一样，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必强求一致，只要有所用益就足够了。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

对待历史，最好采取审慎态度，过于偏激没有任何益处。书中把孔子儒家礼教和宋元理学的道德价值观，从一诞生开始就说得一无是处，并不见得怎么高明。思想理论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同，不会仅仅因为创立者欺世盗名有方，正如作者所说，“谁也比谁傻不到哪里去”。应该说，孔孟礼教和程朱理学形成之初，是适应了社会政治需要的，也推动了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至于后世之人一味奉行，不求变数，教条僵化地加以运用，束缚了思想进步，那只能说后人怠惰不思进取，一个理论思想主导千年未有实质突破，总不能全部归于创立者孔子之责。试想，如果后世多有经世济用立言立说如孔子的思想者，那么专制的弊端早就被捅破，民主与法制的新思想早就产生和扎根了。

无古不成今，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今天的社会，不可能斩断与历史的沿袭、发展、变革关系，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学习和借鉴历史，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规律总结经验，对办好今天的事情，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读史并不是闭门读书的学者的专利，也不是政治 家装点门庭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养份。读史的视角，仅仅囚于权力之争、权术之变，那是非常狭隘的，是一种研究如何摄取权力和奴驭他人的所谓“王者之道”，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研究如何创造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存之道”。

(纪检监察室 刘胜明)

电 话：0736—7898021　
地 址：常德市北郊万金障　
E-mail：[email protected]

   那年头，我还小。那年就是大家不敢说出口的那年，整个国家乱哄哄的。我在读小学。深圳，我妈妈的商铺关门了。我们学校也放假了。
   我是个坏小孩，整天蹲在电视机旁，不过这次不是看《叮噹》，而是看新闻。
   一个瘦小子，在广场上喊啊叫啊。当然，那时候能喊的人能叫的人多着呢。我不认识他，香港新闻里有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于是，我整天都听到他的名字。像个乡下女人的名字。妈妈说：“你看人家多厉害！多爱国！”这话哪像我妈妈说的！妈妈一脸奸商表情。她可以发战争财了。到处乱，她的商铺恢复营业。而且跟着局势涨价了。涨到不能再涨的时候。妈妈可伤心，她的英雄王丹和其他的英雄一起出事了。
   我们家晚饭时分，少了这分谈资。因为，她沉默，不再说起她的英雄。
   事隔不知多少年，王丹的妈妈王凌云女士，在香港电视新闻里出现，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妈妈在沙发上听到关于她的英雄王丹的消息，哭了。我当时，心想，妈妈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比她小二十几岁的小男孩啊？比起妈妈，我虽然还算小，但是，我已经懂得什么是喜欢。小学三年级，一个小男生就递给我一张写着“I LOVE YOU”的纸条。自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班里男生们的心思了。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老喜欢在我背后抓我的辫子。
   妈妈的喜欢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喜欢？那年头谁也弄不清楚。毕竟当时是整个中国最开放的年代。
   王丹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他那可怜的妈妈又三番几次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妈妈每一次都陪着掉泪。口里念念有词。不过，经过那么多时日，妈妈渐渐老了。我想，这次她该不会再爱上人家王丹吧？
   因为我也长大了，我就用“爱”这个字来表达妈每一次关心王丹的心情。
   不知道现在才三十多岁的王丹，是否会爱上我妈？我们家每次遇上姓王的人，都几乎会扯到王丹这个名字。谁叫他的名字先入为主。难怪，因为那一年没多少个失忆的人会忘记。他也就不幸地老是给我们母女俩说来说去。直到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买了他的狱中书，我给妈妈读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她感动得不行。我也感动，因为，我也开始写诗。我能读懂他所表达的感情。
   又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知道王丹出狱了。她这一次哭得最难过。我相信，那是因为高兴。王丹去美国了。妈妈也就放心了。
   不过，她还是无法忘记这个名字。我在北京，住在大舅郭小林家里。她担心我，这时候的担心像极了当年她担心北京王丹的情景。她在电话里嚷道：“写诗归写诗，玩归玩，别学人家王丹那样！”
   “什么意思？别学王丹？！”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怀疑妈妈究竟是不是爱上人家王丹？可我不敢拿她开玩笑。
   “没机会学人家！北京城里的人都半瞎着。跟那年头的人不一样。”妈妈离开大陆那么多年，她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她相信我了。
   我去西藏，她也害怕。她千叮嘱万叮嘱，说：“玩归玩，写诗归写诗，别闹出个大头佛出来。”她接着说：
   “我可不希望成为王丹的妈妈。”她说这句话却触动我了。王丹的妈妈为了王丹折腾来折腾去，她亲眼看到，王丹的消息她也亲耳听到。
   有一次，我羞涩地告诉妈，我说我谈男朋友了。
   她没精打采地问：“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她已经习惯我在这方面的不严肃。我的那些班里的男同学，喜欢打电话到我家里，一找不到我就跟我妈妈瞎扯，说是我男朋友。她受过多次骗，也就不相信我了。再说，我有时也告诉她，我将来不打算结婚，因为我发现我对女人也感兴趣。她听了之后，就对我横眉白眼起来。说，什么鬼诗人，乱七八糟的思想。
   我严肃地告诉她：“我新认识的男生是大陆的，姓王。”
   嘿，她立刻就有反应了。“王丹？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好像这个世界只有王丹才姓王。
   又有一次，老贝来了香港。打到家里，这家伙说我的声音和我妈的声音一个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跟我妈扯了一大通才知道那是我妈。妈很狡猾，一听到男生的电话，她自己也不说明身份。
   我从外面回来，她说，有位姓王的男生打过电话来。我们家都讲粤语。老贝姓黄，黄王一个读音。她就说，美国刚过来的？王丹啊？
   我没回答她。她就默认是王丹了。但是，后来她想了想，说，不对呀，王丹不是回不了香港吗？连澳门都去不了呢。
   这些事情就一直被她想来想去。不知道，越来越老的妈妈会不会像那年头，继续想着王丹。
   不过，我两月前到洛杉矶旅行见到王丹了。
   我跟妈妈说，我终于见到你当年的英雄了。他比以前胖了许多，不过，还是那么帅。
   她没说什么，最后一句是这样的：“你们终于走在一起了？我就知道。否则，也不会都逃到美国。”
   洛杉矶之行，使我难以忘怀。当年广场上喊叫的那帮人，妈妈的英雄们，一个个背井离乡，现在却围在感恩节的火炉旁，依然叙说着遥远的国事沧桑。
   
   2006－2－7
   凌晨1：44
   SAND BEACH

—-在美国笔会2006年“世界笔者之声”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惑

流亡不是一个异议诗人或作家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专制极权社会政治迫害和精神高压下的无奈。确实，流亡者在美国或西方别的国家呆下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也极少有条件或机会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留下来，等同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上不存在，或者等同于精神自杀或慢性死亡；若重返专制暴虐的社会体制下生活，面对的是新一轮的政治迫害、监禁乃至死亡。本质上，一个诗人和作家离开了他的母语、离开了他可能拥有的文化环境和读者群，无异于精神自杀。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生存的困境，更是精神生命生存的绝境。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也罕见拥有虚幻的光环，头顶上也没有一般人“想当然”的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的桂冠。一般来说，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悲剧。少有人获得命运的回报，更少有人像上世纪极权国家流亡者一样最终受到人们的认可和世界的宠幸！我这里说的是“少有”，却不是指这种情况在绝对意义上不可能。但是一般来说，流亡者在两种不同时空条件下、即专制与自由的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却有可能对人生同样的绝望。即使如此，也只能独自面对：或隐忍！或承担！甚至有可能在生存压力和濒临精神窒息的双重困厄中，最后无奈走上绝路！

这就是流亡或“政治流亡”，其中隐匿着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的漂泊与流亡！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极其矛盾的浮生现象的一面。另一面，流亡却无疑是一种“解脱”，精神高压下的解脱。你在异国它乡的民主国家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也同时获得了“写作的自由”。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就是从一片充满血腥和狰狞的历史记忆的“红色的大陆”来到了精神色彩同往昔截然不同的“蓝色的星球上”。

我说过，面对流亡，一个诗人和作家有可能使其写作日趋枯竭或中止，也有可能使其写作比以往倍加丰富和旺盛。面对新的陌生的生存和文化环境，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其结果因个人诸多不同条件而异。中国作家和诗人，在另一种语言环境的流亡状态中一般很难坚持正常写作；即使写作也只能在异国的环境中使用母语、也即与生俱来习惯和熟练使用的中文。这种情况下纵使享有了“写作自由”，却未必同样能享有“出版自由”。过去是意识形态限制、主要是出于政治高压；现在这种“高压”也已经渗透到了海外和西方社会。某些媒体和出版社或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或受到共产党的操控，直接和间接拒绝发表和出版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自由世界配合中国专制者封杀这些人的声音！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社会是十分反常的，却至今无人向公众戳穿并引起自由世界的警觉和普遍关注！同时，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还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方商品社会的压力，在国外出版中文，不但出版条件诸多受限、中文读者也极有限。若翻译成西方的主要语种英语，面对的是汉学家和西方出版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运气受到别人的认同和道义支持，也不是每一个“汉学家”都有不怕共产党和敢于翻译“异议者”作品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所谓“汉学家”少有独立人格者，却多有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在某些宦海沉浮的文人的导向下，竟在文化品味上与远在中国大陆的“党”高度保持一致。即使有人愿意翻译你的作品，也不是每一个“出版商”都慧眼独具，他们对一部作品的取舍，更多地服从于种种世俗规则和功利制约，少有人出于纯粹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含量考虑。在人文意义上独具大眼光和高境界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彻底世俗功利化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需要自己灵魂的“知音”，首先是出版商，然后是读者，所有时代都是这样。

但是，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创造者其思想都是超前的，也必然是孤独的。他们是那种对人类生存中的任何黑暗状态都构成威胁的人，却不是自觉和不自觉、直接和间接依附社会黑暗并与黑暗融为一体的人。我相信这些人生前活着的时候，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碰上共同守护“生命之光”并加入“播火”行列者；更多的情况下是被人协同暴虐将其精神的微光吹熄，如当代中国大陆的那类与权贵沆瀣一气的犬儒知识份子一样。

*避难城：流亡者失而复得的家园

中国文化或文学在西方，我以为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或过程。早期的中国人来到西方、主要是美国，其中多为偷渡者，而且多为生存或寻求“黄金梦”的实现。这些人一般都打餐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又从受雇打工者变为老板、自己开餐馆，这一时期我称之为“推销中国饮食文化”。继而出于排遣人生苦闷和生活无聊，有限度地参与所在地区的社区生活，或拉一把中国二胡或弹一把琵琶以期引起几个美国人的兴趣和好奇。在早期移民中，这种情况本质上纯属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乐在美国终登大雅之堂，最后发展成颇受欢迎的舞台上的正式演出，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之为“引进或传播”中国民间的“民乐文化”。第三个阶段我以为还刚刚开始，这一阶段为弘扬东方现代文化或中国“自由文化”。这一阶段对我而言，既是个置身流亡中如何“面对流亡”的问题，也是个如何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有效促进中国文化同美国文化沟通和交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流亡者”在异国它乡是绝对孤独的、无人关注的。也不认为“故乡”仅仅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和埋葬祖先的土地，“故国家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扩大了精神和心理内涵的全新的概念。如我现所在的美国匹兹堡市，我就将它视为我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对今天的我而言，这个精神和心灵的家园也同时是整个世界、即我们全人类活着生存其上的这个美丽的星球上。

我以为，我在美国受到政治庇护，这就是自由世界对人权的关注、特别是对作为一个异议诗人和作家的关注。而我应邀来到北美避难城联盟 (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Pittsburgh)，这就是这个富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城市对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日子，匹兹堡市长发表公告将其命名为“黄翔日”，这使我这个一生中曾一次又一次因诗歌和梦想受到监禁和践踏的囚徒感动莫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从我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中，我认为这种经由作家避难城对流亡作家的道义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破先例的，它既是人类人道和良知的体现，也是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创造的深层意义的呵护。我来到匹兹堡市以后，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组织不但帮助我在社区和远近许多大学联系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尽力为我寻找适合的翻译，翻译我的作品。这一计划早已经开始，继数年前我的第一部大型英译诗选《走出共产中国》(A Bilingual Edition of Poetry Out of Communist China)出版后，现在我的另一部新的英译诗集在匹兹堡避难城这一基层组织的具体关心下已经完成，可望在年内出版并面对西方读者。前者的翻译为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先生家族的子孙安德鲁．爱默生(Andrew G. Emerson)；后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教授、著名诗歌研究和翻译者奚密(Michelle Yeh)。避难城还计划帮助我翻译我的百万字左右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和我在匹兹堡新写作的以表现中美文化交流为内容的新书《匹兹堡梦巢随笔》，并在美国的大报之一《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用了近两个版面向美国公众介绍。

在避难城和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等多个系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我也应邀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英语系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以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为历史背景，教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诗歌和我自己的诗歌和诗学，他们并为此为我配备了中英文兼具者做我的助教。我的学生有一般的大学生，也有诗人、研究生甚至从别的系来听课的老师。出乎邀请者和我自己的意外，他们不但对我的课表示认同，而且十分投入并热情欢迎。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和美国的两种不同思维和两种诗歌文化的交流，也使我在中国大陆长达四十余年禁止出版和受到封杀的作品在美国的课堂上得以传播。

同样是在避难城的支持下，我的住宅被命名为“梦巢”，上面以中国书法写满了我的诗，被称为“房子诗歌”。它成了匹兹堡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性“现代装置艺术”，也成了一处“立体诗歌”的人文景点。已经有许多人来参观，他们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外，艺术博物馆和避难城并为远道来访的参观者长期准备和提供英译诗歌的彩色图片。

*诗歌：“立体写作”与“立体艺术”

对我而言，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在精神内含上兼容现代社会政治、我的“宇宙情绪哲学”和“人体宇宙宗教”；而在形式上却与别的艺术表现形式息息相通并互为综合。所以，我的诗歌不仅是文本，当然它也不排斥对它的“文本”性阅读；但同时它也是“行为书写”和“身体书写”意义上的“生命本文”，后者也许对一个现代人更为重要。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给了我一次新的诗歌理念实践的机会，我把我的诗歌和作为东方线条艺术的书法以及朗诵、音乐、绘画、舞蹈等在不同场合交相混和，使诗歌成为一种“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让它从日趋边缘化重返生命，重新回覆它日渐失落的生活和人群。也就是说，让诗歌走出书斋、走出小圈子和小沙龙，也走出纯属沉思默想的心灵庙宇和大学与世隔绝的封闭的课堂。走向“大街、广场和人群”，走向城市“高楼丛林”的“荒野”，并让高等学府的“课堂”以全方位开放的方式敞开于天地之间。

我在流亡异国它乡的文化交流和诗歌理念实验中，不仅有综合诗歌、书法的装置艺术形式的“房子诗歌”，也有“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和“行走的诗歌”，后者为用中国草书将我的诗句书写在T恤衫上并配合以英文。人走到哪里，身体移动到哪里，诗歌也行走到哪里。它也可以参加“示威”性的游行抗议的队伍或出现于盛大“庆典”的场面或行列。让诗歌既是一种书写，也是一种行为表演方式和流动展览艺术，从而更大地拓宽诗歌艺术表现的自由。我还希望完成诗歌的“霹雳舞”、诗歌的艺术“雕塑”。我希望我的“雕塑的诗歌”像美国四位总统的头像似的出现在山头或岩壁。我也梦想以旋转式的现代装置艺术形式向观众展出我的“诗歌万里长城”的诗歌与书法的长卷。我以为“重返生命和生活”的诗歌，也应以“立体”的方式装饰我们的城市、以碑石、廊柱、壁挂、诗书横轴和立轴以及中国古典屏风等不同形式进入私人的庭园和居室……

让混浊的现代世界重返大自然的清澈、成为诗歌巨大的“梦巢”；让物欲横流的人类生活成为净化心灵的“诗化人生”。

我在“非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表现和尝试，也得到了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 Pittsburgh)亨瑞和黛安夫妇（Mr. Ralph Reese and Ms. Diane Samuel）的支持。他们联合匹兹堡艺术博物馆，在大街上搭起舞台，请来美国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奥利勿(Oliver Lake)与我同台配合进行“爵士乐诗歌”表演。这种混合艺术表演盛况空前，在社区街道从未有过，整条街巷都坐满了人，受到公众普遍欢迎。

在这一方面的实践，不仅在美国匹兹堡，在意大利威尼斯也曾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学中文的学生高达一千多人，为全球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热”之最，来参加我的中意双语朗诵会的听众挤满了空旷的大厅。我穿着我的“行走的诗歌”T恤衫表演，最后我和我夫人身上的“行走的诗歌”衣衫被热情的意大利男女大学生剥去了穿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在匹兹堡大学教诗歌和在别的许多大学朗诵时，也为学生们在大银幕上放映相关我的电影和电视专题记录片，以此作为现场教学内容或背景画面。同时在以中英文双语朗诵时也将我的诗歌英译投放在银幕上，让听众既阅读原文也倾听朗诵，参与者一目了然、反应热烈，效果非常理想。

而诗歌朗诵对我而言，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立体书写”方式。它不仅是不动声色地“念”和“读”，而是综合声音、表情和肢体语言，发出“肉身的喧嚣”或“生命的啸声”。所以，有的听众说，你的诗歌朗诵不用翻译也能懂，我们能感觉到你要说的是什么。

*请同受害者和弱势者站在一起

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我的幸存的几百万字各类形式的作品，已分别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出版。这些作品共二十部左右，主要为中文，翻译得很少，由于政治原因，不准许进入中国大陆中文市场。作家因作品而存在，而失去读者作家也就等同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避难城不仅为作家提供身体安全与自由的居所，也包括了对作家的精神生命的抢救。翻译流亡作家的作品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理应受到包括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我在中国长达四十多年作品受到专制制度封杀、至今禁止出版；如果在西方世界也得不到翻译出版，就等同于另一种意义上失去“言论自由”、受到二度禁毁和封杀。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而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因自由写作而受到迫害的流亡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我向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世界各地避难城、所有的出版者和整个自由世界发出呼吁，请关注和帮助翻译和出版流亡作家的作品，并把这件事提到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个自由作家和诗人因迫害而发不出声音和因“流亡”而发不出声音在本质上是同样一回事、同样的湮灭！这种情况等同于变相自杀！它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精神生命最大的绝望！

同时，我也向西方的某些媒体、汉学家和大学的东亚系发出呼吁，请始终坚守道义和人类伟大的良知，并站在受害者和弱势者的一边！每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向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表示害怕、妥胁和让步！绝不能在人类良心的天秤上向暴虐者一方倾斜，请帮助因受到政治迫害而流亡的自由作家和诗人，协同流亡者将其精神成果浮出水面，让世人能够见到也能够读到。不要出于对共产党示好，只翻译、介绍官方认可的作家的作品，而对受共产党压制的作家保持距离、持冷漠态度！不管是任何媒体、任何一个所谓“汉学家”、任何一个以介绍东方人文为主体的“东亚系”，这样做都会使自己良心不安、使自已蒙受耻辱，因为其性质无异于与专制暴政同谋，在弱者和受害者身上加重压力！在其精神伤口上撒盐！

一切被践踏并长久被湮灭于时间的尘土中的自由的文学作品，理应是全人类的财富，应由全世界给予爱护和共同发掘，而不应任其继续受到冷落和漠视！

面对专制国家对异议作家的迫害和对自由写作的扼杀，每一个出版商都应该伸出援手。而地球上所有热爱自由精神和人类文化的城市，都是被迫“流亡”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都是蒙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城！

*呼吁关注日趋恶劣的中国人权

最后，我提醒整个西方世界注意，中国是全球最后残存的主要共产极权国家，这是一个远离人类诗歌和音乐、自由和梦想的国度。这个国家的性质是“警察国家”性质，长期以警察、公安和“国家安全”人员、监狱和劳教、劳改场所来对付全体人民、包括所有持政治异议者、维护公民权益的律师、坚守新闻自由的记者和行使言论自由的独立作家。全社会长期笼罩在精神的邪恶、暴虐和黑暗之中！为此，请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及其现状！

毛泽东时期，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旨在向人民实施血肉和精神的双重蹂躏，由此而导致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无辜者的非正常死亡。邓小平时期这个国家镇压“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天安门运动。前一运动中，所有主要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后一运动中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来对付学生和市民，公然血洗天安门广场。江泽民时期这个国家的主要镇压对像除了以往的异议人士外，又新增加了血腥镇压法轮功精神信仰者。“执法者”执法犯法，对法轮功信仰者不仅实施监禁、酷刑，竟胆敢以“执法者”的身份强奸和集体轮奸女法轮功信仰者，乃至秘密设立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投进焚尸炉毁尸灭迹！对此，整个国际社会至今保持沉默！而时至今天的胡锦涛仍然一脉相承专制暴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黑社会和流氓手段来镇压今天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维权运动。自由诗人和作家因行使言论自由受到监禁，如郑贻春、师涛、张林和贵州《毕节日报》的记者李元龙等人。依法维护公民权利、勇于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真相的大勇者、律师高智晟，数月来政府竟对他实施日以继夜的“车轮战”、以大批警车和众多警察来“围困”一介平民，对他进行空前未有的监控、围堵、跟踪、骚扰和盯梢。另一个受到打压的英雄律师郭飞熊因挺身而出、协助弱势者依法维权、伸张人间正义，为此曾多次被人殴打头部太阳穴两侧，图谋毁坏他的头脑；其人身也一度被非法受到拘禁。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当今中国，专制极权制度并没有终结，许多异议者、自由作家和维权运动参与者，仍然还在重复着我们那一代人曾经经历的命运！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主墙运动当初，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张贴“致卡特总统”公开信，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并呼吁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由此从卡特总统时代起开始了中国和美国的人权外交。今天，我再次藉此机会向另一个美国总统发出呼吁，中美之交中，美国绝不能把经济贸易利益置于人类神圣的人权之上，在人权问题上绝不能向中国新一轮专制者妥胁、让步乃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后倒退，请继续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关注中国人生而应有的权利！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公民自发的维权运动！在当前，请促成组建有法轮功代表参与并以其为主体的活体摘取器官真相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并追究这一发生在上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的、群体绝灭罪行！

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今天，我已经生活在西方，享有了生命自由，但我在美国却仍然受到电话骚扰和恐吓，这使我想起自由、独立与公正的媒体《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受到暴徒殴打、电脑被抢走的预谋的犯罪事件。这类事情竟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布什总统的眼皮底下，说明共产专制已经把恐怖活动的种子撒播到了西方，把威吓、谋害的阴影弥漫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土地上。布什总统和所有善良和单纯的美国人民，面对共产邪灵的挑衅，自由世界是否应引起高度警觉、并对此作出回应？对这一非常事件进行调查和追究、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以为在这里也值得一提，并引起自由世界的注意。那就是前不久中国大陆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法轮功信仰者团体赴华盛顿抗议，抗议群体中有一名叫王文怡的女士，此人既是法轮功女学员、医学博士、北美《医学生活》主编、同时也是在海内外深得人心并产生广泛认同和影响的独立媒体“大纪元”的记者。这是一位从多方面掌握并了解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及实况的人。她了解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市主要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数字正急剧上升，作为一个病理医生和参与过移植研究工作、具有这样的特殊背景的记者，这种迫在眉睫的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罪恶，使她心急如焚。因为她明白，这个急剧上升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当前有多少被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已经或必将将死于非命，他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将活生生地被人“摘取器官”然后秘密焚化、毁尸灭迹！为此，当王文怡作为获准进入华盛顿白宫采访的记者，在布什与胡锦涛会面的现场，亲自目睹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和一个极权国家的专制者握手言欢的场景出现的时刻，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当场迫切发出一个“人”的声音！因为无论对她自己而言还是面对整个世界，这样的时刻，紧急抢救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生命比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更重要！从人性和人类道义的角度关注所有已经或即将面对活体摘取器官并毁尸灭迹者比在这种场合被动束缚于对有关记者的某种“法律”制约和规定更重要！良心迫使她注定选择毫不犹豫地就在当下面对世界说话。因为此时此刻，唯有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它超越于通常情况下的“法律”规范，也超越于美国总统布什接待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专制者的礼仪之上！于是就这样，她在照耀全人类的太阳之下、在人群聚集的众目睽睽之中，大胆用英语和中文禁不住同时朝向胡锦涛、也朝向布什发出呼喊：“布什总统，阻止他继续杀人！”“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此，她当场被警察带走，当天下午获释放；却将在5月3日到庭听证。

我理解王文怡，所有饱受极权专制迫害的正直的中国人都理解王文怡！她的声音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声音，也是所有因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蒙受迫害者的声音，其中也有我的声音！如果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场合是我、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诗人，我也会同样别无选择地这样做！同样会超越常规地发出深心的呐喊！面对总体上几近全面沉默的西方媒体，这样的叫喊也许只是无奈和几近绝望者的声音，但这一“喊”却在于惊醒和震破这个利欲熏心、日趋沉沦和堕落的世界，也足以喝破整个世界无耻的沉默！与此同时，它也在于警醒西方世界不要自缚于专制谎言的罗网！并且给予胡锦涛最后的机会、警示他不要选择步江泽民其人的后尘而终至无法将自己从罪恶的渊薮中自拔！

王文怡的此举纵使有违有关记者的法律方面的某些规定，但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应免于对一位勇敢道破真相和坚守公义者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其言其行！如果要尊重人类的法律及其普世价值，全世界首先就应该追问并查究当下中国“五百个律师被捕”的社会现实中人类的“法律”何在？！其法律是保护中国人言论、信仰、出版等方面的自由、还是沦为镇压政治异议者、法轮功信仰者群体、维权律师、自由写作者和网络作家的残暴的工具？！

王文怡女士的“叫喊”是所有长达大半个世纪中国大陆饱受政治迫害和精神凌辱至深至极者的精神生命能量的“爆炸”！是人性和人的罕见勇气直面并超越邪恶的瞬间的辉煌！

在布什与胡锦涛会晤的时刻，无畏地冒险表达自由之声并当面向一个专制者发出抗议的王文怡女士是当代巾帼英雄！她像高智晟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在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英雄将会越来越多，大勇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孤独也绝不会再孤独，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有良知的人与他们同在！！！、

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是血肉生命的自由，也包括精神生命的自由。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空间，人类生命的独立与尊严不容亵渎！人类信仰自由和精神生命世界神圣不可侵犯！！

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它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只要当代中国人有勇气将自由的理念化为行动、持续冲击极权制度下铜墙铁壁的“言论自由”禁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共产邪恶轴心就经不起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全民猛烈一击！高踞于万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就不复存在、其覆灭的命运就无可扭转！整个被黑暗吞噬的扭曲而危机四伏的一党专政体制随时都可能面临解体、崩溃于一瞬！！！

　　
2006年4月18日深夜初稿 2006年4月26日再次补写@

（原文标题为“面对流亡”）

去年，网上有“清华学者……昨晚羞愧自杀”的报道。这位清华学者是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网上说他羞愧自杀的具体原因是对“人书俱老”四字理解错了、 解释错了。王先生将“书（书法）”和“老（高妙的境界）”理解为“书本”和“衰老 ”，并以此著文发表，弄的满世界皆知。“人书俱老”，语出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的《书 谱》一书：“……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 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 从心。……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报道称“很显然，这位清华的副教授误解了（ 人书俱老）的含义，说明他的学问实在太浅陋，他在大众面前丢人了，现眼了。连日来 ，王君超遭受了不少学生们的鄙视，遭受了全体同事的冷落，压力太大，加上羞愧难当 ，他终于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以向国人谢罪。”

查中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确有有关王君超对“人书俱老”理解解释的报道。但未 知自杀这则讯息真假。如真，我对王君超先生的去世谨致哀悼并怀敬意、深深怜惜。哀悼，是对同为人类之死的悲悯；敬意，则是王先生知耻 ；怜惜，是王先生本不必如此想不开的。

北大校长在“非典”肆虐北大期间，率团访问哈佛，被拒绝接待；

清华校长顾秉林在欢迎宋楚瑜来访时不识宋赠礼上梁启超七律的“侉”字；

主管宣传、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深圳观剧时问“夸父是什么人？”；

前总理李鹏硬是敢将自己连端正也谈不到的毛笔字在全国报刊、企业铭牌上到处题写；

前国家元首江泽民，就是要满世界高唱情歌“我的太阳”；

现国家元首胡锦涛说俄罗斯的著名文学作品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

最近，厦门大学副校长潘世墨念连战赠字“黉宫”为“黄宫”； ……

所有这一切的无知无行，都比“人书俱老”的错解要严重百倍，但却什么事也没有 ！为什么？因为不知耻，不识耻！这不知耻不识耻，渊源太深了。1969年，中共向全中国、全世界郑重其事反反复复地宣布一件大事：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共的副主席刘少奇 是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出党了。这从发现刘是坏蛋到把他开除出党，是我党的 “伟大、光荣、正确”。事隔十一年，同是这个中共，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说刘是好得不得了的人。这从发现刘不是大坏蛋到再判明刘是大好人，又是我党的“伟大、光荣、 正确”！治国、愚民，能如此儿戏、如此欺诈、如此哄骗、如此无耻的吗？连个嗝都不打！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帝王将相、流氓无赖，都不曾有过。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 理解这事的可笑和无耻程度。那么请看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 的这段白纸黑字冠冕堂皇公诸于世的文字，也许能对这种无耻予以比较具体的解读。毛泽东发表的诗词手书里有一个别字，“一枕黄粱再现”的“粱”字写成了“梁” 字。郭沫若说：就“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意中把粱字简化了。”他接着说，“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 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郭沫若越来越红，被封为诗坛祭酒、学士班头、人文魁首，在全体知识分子遭难时他安然无恙、一枝独秀。这种双重的相互的无耻实在已经难以言说了，似乎无药可救了。相 比之下，现在清华的王君超先生大可不必如此想不开的。王君超先生会想不开，正是知耻。知耻，就比无耻好，就也许还会变化，还能有救。怎么就不见那些念错字的名校校 长引咎辞职？怎么就不见那些国家领导人难为情？因为他们不知耻不识耻！

清初，有人赠降清的明重臣洪承畴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 上联隐“忘八”，下联示“无耻”。洪承畴还知道生气。正是：

“人书俱老”不要命，知耻要脸亦可敬。试看无耻共产党，从来都是“伟光正”！

呜呼，伟光正，伟光正，吾民吾国吾文化，从此陷入酱缸堕落深渊无底坑，无德无仁无义 无信无忠无勇无诚无智无礼无节无廉无耻也无命！安得王君覆而起，知耻或能从头再来 浴火炼狱凤凰涅槃有重生！

──《观察》首发

中共政坛的六号人物──政治局常委黄菊因为久未公开露面，他的健康状况便引起了外界的持续关注。据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导，黄菊被诊断罹患胰脏癌，可能因此提早退出政坛。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黄菊在农历新年前的一次定期身体检查时被诊断患了胰脏癌，虽然病情不会立刻威胁到他的生命，但情况似乎颇为严重，短期内不可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封锁领导人患病的消息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对于黄菊这样权力炙手可热的人，更不能例外。黄菊在几次重要会议的缺席自然会引发人们对他近况的各种揣测，一时间，竟然出现了黄菊生什么病的多个版本。

黄菊患病住院，病情恶化反复、三度病危是事实。但究竟是什么病？京沪政界却说法不一。按照常理，象黄菊这样的中共高官都具备一级的医疗保健和护理，查出患有癌症时已属中晚期的可能性应该非常低，除非医护人员日常检查工作失职。据《动向》杂志3月号报道，黄菊患病的第一个版本是：病情与政治有关。据说，1月中旬，黄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生活会议上，因为未能解决上海市委班子问题而受到吴邦国、曾庆红的指责后难以承受。第二个版本是，1月中旬，黄菊到总政俱乐部娱乐，兴致超常，血压升高，跌倒在舞池中，被送往医院时一度休克，经抢救才苏醒。第三个版本是，黄菊在春节前夕的全身各器官检查中，被诊断患了绝症──胰脏癌，院方要他留院医治。据说，他和已故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患的是同样的病。另据报道，在得知黄菊患重症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曾前往医院探望。凡探望黄菊，需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除中央一级的高官外，其他人都被婉拒。

现年67岁的黄菊，1991年开始出任上海市长，1994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并进入中共政治局，200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他是目前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和江泽民关系最为如胶似漆的一个。黄菊虽然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事务，但时至今日，他在中共政治局的排名仍然未被替换。可见上海帮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依然非同小可，否则的话，胡温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将黄菊的名字从政治局的名单中剔除。不过，预料在不久的将来，黄菊在国务院的职务还是会由其他三名副总理──曾培炎、吴仪、回良玉分担。

黄菊是中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副总理，他的健康出现问题虽然不至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方向造成致命的冲击，但多少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开放》杂志曾称：“黄菊到了胰脏癌的晚期，已经住院动手术，病情严重，最多还能活一百天。”无法出席今年两会的黄菊，依然躲不过记者们的追问，在外界猜测不断的情况下，北京官方终于由政协会议发言人吴建民出面，证实了黄菊确实染病，正在住院治疗的消息。以黄菊无法参加“两会”的情况看，他的病情即使不是危在旦夕，恐怕短时期内也难以康复。江泽民的上海帮势力势必会因为黄菊的“不幸”而遭受打击，急剧衰落。

黄菊在政治局九名常委中排名第六，并且是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理，按照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在总理出国、生病等特殊情况下，总理职务通常由第一副总理代行。在政治局常委中，黄菊具体分管金融、财政、税务等工作，很多部门的开支都须经黄菊签名才能生效，因此有人管他叫中共的“财神爷”。根据黄菊的官方简历可以看出，他2003年赴京之前在上海政坛已经干了整整20年，曾被上海帮帮主江泽民一手提拔的他，和江泽民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作为黄菊离开上海后的继任人，和江黄的关系也是非同寻常，因此，有人把他们三人称之为上海帮的“金三角”。

2004年，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终于因为精力不支以及众多党内元老们的反对而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告别了“太上皇”的角色。退休后的江泽民主要通过黄菊和贾庆林等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施加影响力。如今的胡锦涛虽然看似大权独揽，但和之前的江泽民相比较，实际的权力却小了很多。江泽民在位时可谓是一言九鼎，即使是其他政治局常委都不赞同的决策，也可以照行不误，如镇压法轮功。而目前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却都是政治局九常委集体决策的结果，胡锦涛还远未确立当年江泽民式的权威，去年纪念胡耀邦的被迫降格便是这种状况的明显体现。在政治局常委对重大问题的表决过程中，胡锦涛与黄菊等人在权力上并无二致。胡锦涛上台后，“和谐社会”以及最近的“八荣八耻”口号虽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在具体施政上，却难有实质性的政治大动作。据说，陈良宇和张德江一直是胡锦涛的心腹大患，但苦于自己在政治局中只有一票的权利，所以只能无可奈何。

黄菊和贾庆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江派人马，因为除了他们为江泽民所悉心提拔之外，对于很多事情，他们两人都有着高度的一致。如果黄菊真的提前结束了他在中共政坛的政治生命，贾庆林必将在九大常委中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就不需要看江泽民的脸色行事了。自从黄菊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在位的上海帮人马逐渐感到权力的危机，一向对胡温不太在乎的陈良宇开始见风使舵，收起了与胡温誓不两立的架势，公开表态要效忠胡锦涛领导的“全国一盘棋”。江泽民前段时间一改退休后的沉默，竟然精神抖擞地重返自己的母校上海交大参观，而且有陈良宇的热心陪伴。这看似一次普通的行动，实际上是在为失势的上海帮加持能量，为陈良宇打气。关于胡锦涛有意替换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消息，已经盛传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就在于陈良宇与北京高层内部种种复杂的关系，所以胡锦涛不敢轻易拿上海开刀。据几天前的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南巡上海，对上海市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上海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是认真的，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是好的”。海外一直盛传上海当局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央阳奉阴违，吴邦国给予上海的正面肯定间接否认了海外的传言。吴邦国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有了吴邦国对陈良宇的坚挺，胡温想要对上海进行人事调整，似乎是难上加难。

看来，上海帮在中央政治局的人马还不止黄菊和贾庆林两个，吴邦国很有可能想掣肘胡温而站到上海帮的一边，这对于江泽民、贾庆林、陈良宇等人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高兴的事。据此前的《工商时报》报道，黄菊曾在3月1日的大陆各大证券报章发声，强调争取在今年内完成股改工作，“开弓之后没有回头箭”，持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该报还称：“此举粉碎了其罹患癌症准备退隐的谣言。”而且4月10日的《新华网》还在显著位置登出了黄菊对《2006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的贺信。黄菊患病的消息在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官方媒体的证实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他所患是否绝症，能否导致他权力的终止，还是一个有待解开的疑问。

黄菊的病情虽然引人注目，但更让外界想入非非的却是一旦黄菊真的日落西山，他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将鹿死谁手。按照中共的惯例，当然得让其他政治局委员来替补，而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原本可能性较大的张德江和陈良宇又是让胡锦涛心存芥蒂的人选。尤其是和黄菊一个鼻孔出气的陈良宇，胡锦涛巴不得他早日下台，怎么会支持他上任？

至于张德江，虽然他的升迁也带有江派人马的阴影，但对胡温的执政还算比较支持，阻碍他更上层楼的不是他和胡温的私人关系，而是他在主政广东这几年的政治表现，胡温在考虑他的同时不得不过目一下民意。据说，去年的汕尾血案显些让张德江在一场“驱张”运动中官位不保，他能继续原地踏步已是值得庆幸，又岂敢觊觎黄菊的宝座？

当然，中南海的人事安排总是让人琢磨不透，在几派人马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什么可能性都存在。黄菊的病危给外界对中南海权力结构变化以深深的悬念，上海帮的政治命运以及胡温的施政走向也将因为黄菊的病情变化而难以预料！

谁来顶替黄菊，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006年4月28日

近时，“波音”和“微软”二巨头因为大国领袖胡锦涛的到访而放出更耀眼的光亮。同时，胡锦涛此次踏足“波音”和“微软”形成美东“热”与美西“冷”的鲜明对照，也给政治观察家们留下宽广的想象空间。

在我看来，“微软”既是隐喻又是明示，勾勒出后极权权力日渐柔软也日渐乏力的身段。“波音”则令我老联想到“霸音”。我以为，胡此次美国之旅可说是用脚划出“胡温新政”更加清晰的治国线路图——用“微软”的政治身段和经济手段续“霸”政治话语权，以延长其合法性稀薄和脆弱的执政权。

现时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仍是自封式的、无需也不准论证合法与否的“法外”极权权力结构。后极权当权者自知真理不在自己手上，于是从邓大人始就集体学练政治“瑜伽”功，身段日渐“微软”。“不争论”、“不当头”、“不称霸”……什么都可“软”下来，只有“万般软中一点硬”——党宣部控制政治话语权（主旋律）的“巨无霸”地位“软”不得；于是发展经济就成了后极权当权者支撑自身的主要（也是最后）手段。后极权当权者明白到只有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封住抱怨和异议者之口。

在总结和借鉴各极权政权倒台的前车之鉴后，“成熟”起来的后极权中国当权者一方面拼命吸纳外资师夷长技来发展经济（多产萝卜），另一方面牢牢控制政治话语权不放松（紧握大棒）。此次胡的访美，东“热”中“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等说辞，正面是高调对外资的安抚和讨好，背面则隐蔽着“以夷制夷”的意图——以微软的技术发展经济控制言论自由；“中国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则是西“冷”里胡锦涛借耶鲁大学的演讲再次宣示中共“霸音”（不与反对派分享政治话语权）的决意。美国的微软软件可以90%盗版（copy）大面积铺开，美国式民主政治硬件却一点都仿不得；波音飞机可以把“夷之长技”运进来，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则必须坚拒国门外；高空上飞机的噪音再噪都无所谓，任何与“我党”相左的政治噪音都毫不留情“删除”（delete）。《天网》、《改造与建设》、《燕南》、《爱琴海》、南都、冰点等近千个有异议（那怕再温和再善意）的网刊通通得“收声”。明于此，就明了为何胡主席在美东对科学技术表现出“热”而在美西对政治人权显现出“冷”。

问题是，在如此的极权体制下，后极权中国当权者又如何能让“波音”和“微软”们相信他们的知识产权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曾几何时，中国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搞盗版”，如果飞机也如电脑软件般容易copy，盗版飞机肯定也在中国“满天飞”。这也是“微软”比“波音”在中国市场的遭遇更惨的原因。实际上，如果说此次中国政府给波音飞机公司的五十二亿美元购卷带有“慰安”味，微软公司所得十七亿美元的订单则不过是零头“补偿”和“清账”（对于庞大中国市场中90%盗版微软的赝品软件来说，十七亿美元的订单明摆是十补九不足）。微软首席技术官克莱格(Craig Mundie)公开抱怨，“中国市场是微软公司全球市场中最难搞的地方”。微软头头脑脑们的头疼在于他们不甚了解中国市场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两千多年扼杀“市场”的专制加毛时代登峰造极的“无法无天”早已朔造了中国人敢假敢盗的大无畏精神气概。中国曾出过几位不自量力的“打假英雄”，个个结局不佳，到头来打假的“无牙老虎”反被作假的“有牙老虎”咬伤咬残。眼下新华网上就正贴着一个医生９年打假生计陷于绝境的报道：在过去的９年中，为了制止医院使用假劣医疗器械，陈晓兰调查搜集证据和反映情况耗去了几万元积蓄。但社会给予她个人的，除了她的举报内容一次次被证实、举报对象一次次被查处之外，就是因为揭露本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被剥夺了工作，并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不仅如此，她还失去了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只能依靠亲友们接济而艰难度日。在一个以擅长于造假者当权的社会打假，其悲剧命运早已设定。中国从上梁到下脚何处无“假冒伪劣”产品。最近的“山西会议”上就有学者指出：中国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没注册、未经验证的最大“假冒伪劣”产品。除某些“老外”外，多数中国人均心知肚明，正是善造假的当权者为中国的种种“假”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建设“创新型社会”近时又成为“胡温新政”新的口号，但只要政治上仍然“守旧”，知识产权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创新型”社会更无从建立。中国眼下嘴软心虚手硬的当权者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不从制度创新，连自己的权力都得依赖“外资”供血支撑而无法真正硬起来。僵持“守旧”到连腰板都软时，想“霸音”也都力不从心了。

所幸现代信息技术和贸易一体化、全球化的“软”武器威力不是“无法无天”和穷兵黩武者所能抵御抗击。微软视窗正向越来越多的网民展开先进人类依据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安排的政治生活图景，也已经让不少国人看到自身因制度落伍造就的物质和精神的贫困窘相。

现在的问题是：后极权中国当权者一厢情愿的政治守旧还能守到几时？吾国各有靠山代言人的新利益集团早已林立，“国企”几近“派”光分光，农民问题成了“火药桶里的问题”，小责任的大政府有着庞大的、贪婪的官僚胃口需要填充（填满绝无可能），上访和维权的队伍日益壮大，准失业大学生涌入“下岗”洪流……这一切加上已进入到中国官权肌体每个细胞的外资都在逼迫后极权权力从“微软”走向大软直至软到趴下硬挺不起来。

尽管“无国界”的资本有时盲目，但全世界都清楚——“微软”带给中国的绝不仅仅是网警控制网络言论的便利，更多进入中国的波音飞机也绝不仅仅载更多的中国客。“波音”和“微软”会带着支撑波音腾飞的先进制度，带着自由的魅力，带着被久囚的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气息飞入大陆中国人心间。到冥顽不化的当权者“霸”不住更多觉醒中国人的声音时，言论自由的第一块牌骨就将压倒这世界“硕果仅存”的极权大厦。

中国执政高层中如果真有真心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以民为本”而不是为保极权而发展经济、建设“创新型”和谐社会的大智者，就应尽早亮出大勇之剑，像当年蒋经国一样壮士断腕，打破极权政治权力结构，催生出一个权授于民、免于文明世界猜疑防范的民主中国来。

2006-4-26

 

【2006年4月29日狱委讯】编译董更生／路透北京二十八日电 判决书内容显示，中国大陆一个法庭二○○三年利用雅虎公司提供的资料，把大陆一名网络异议作家判刑十年，这是雅虎涉及第四个这种案子。 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人权」表示，这名异议分子叫做王小宁，一九五一年生，因在电子邮件中推动多党政治，被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 王小宁的网站有他以本名和假名发表的文章，也有其它推动民主的人发表的文章。 中国人权说，雅虎香港说王小宁在大陆的电邮地址是[email protected]，判决书上就引据了这个电邮地址。雅虎香港证实[email protected]也是王小宁的，他用这个网址写信给雅虎。 但判决书中并未说明雅虎香港或雅虎中国提供了王小宁确定的身分。雅虎香港的发言人说，她不知道王小宁的案情。 判决书说中共警方于二○○二年九月一日搜察王小宁的住处，在计算机中发现不当的言论。判决书中并且表明，王小宁的雅虎管理员于二○○一年发现王小宁言论中的政治成分，开始停止他的传送。 检方的证据还包括两个证人的口供。中国人权说，这两名证人在网上看过王小宁的言论之后，跟他以电邮往来。  (联合报)

　

【2006年4月29日狱委讯】VOA记者：王怡茹/人权组织称有证明显示美国网络公司雅虎第四度向中国国安机构提供异议人士的电子邮箱信息，从而成为法院判决的证据。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2003年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0年徒刑。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星期四公开了北京法院2003年对王小宁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王小宁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章，编辑电子网刊宣传多党制度，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年徒刑。  1951年出生的王小宁在互联网上编辑“政治改革自由论坛”和“时事政治评论”等电子网刊，以真名和笔名发表文章，呼吁政治改革，组建政党。他还在中国境内外的中文电子刊物上发表评论。  判决书引述王小宁的供词说，他在雅虎中国注册了“时事政治评论”的网刊并发送。  雅虎香港证实王小宁是用户  北京检察院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显示，雅虎香港公司证实王小宁向他的网刊发送文章使用的电子邮箱确实是雅虎中国网站的注册用户。但是并没有显示雅虎提供了王小宁身份的具体信息。雅虎中国网站获得雅虎香港公司授权在中国国内经营。  王小宁的供词说，雅虎中国电子部落后来认为他的文章有政治问题，就不替他发送了。  但是判决并没有指出是雅虎的香港公司还是中国公司提供了关于王小宁身份的信息。此外，北京安局还在王小宁的电脑里查获电子邮件的往来。  路透社援引雅虎香港公司的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她不清楚王小宁的案件。她还说无法替雅虎的中国公司发言，但是雅虎在世界各地的公司都需要遵守当地法规。她说，当执法单位要求信息时，雅虎无从得知案情的性质。  但是这位发言人也谴责世界上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惩罚关于言论自由的活动。  辩护律师不愿具体说明案件  王小宁的辩护律师郝军不愿意说明这起案件。他表示，雅虎提供信息并不一定是造成王小宁被判有罪的主要证据。当年在处理王小宁案件的时候，辩护重点在于他的行为是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不是关于他曾经发表文章的问题。  郝军说：“我们着重的事实并不是在这方面，他的涉及罪名的行为是不是事实，我们对这个发表看法。至于技术上的一些，就是他怎么做到举证的，我们不太了解。不管是谁提供的证据，实际上是印证了某个人在作一件事情，这个人要同意说我觉得做了，或者我没做。表态了之后，其他方面他可能就忽略了。”  雅虎涉及三起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刑案件  在此之前，雅虎公司还涉及三起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刑的案件。雅虎向中国检察机构提供湖南记者师涛的电子邮箱信息，导致师涛因为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0年徒刑。四川网络作家李智因为涉嫌在网络上教唆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等罪名被判处8年徒刑。李智的律师在辩护词里说，雅虎香港公司2003年向公安机构提供了李智的注册信息和电子邮件内容。就在同一年，北京法院的判决书指出，雅虎香港公司提供辽宁异议人士姜力军和朋友共同使用的电子邮箱用户资料和该电子邮箱草稿箱中稿件。姜力军后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  雅虎2005年停止直接在中国营运，而是以10亿美元购买中国网路公司阿里巴巴40%的股份；阿里巴巴在11月重新开始经营雅虎。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揭发由他揭发，教授自我为之。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回马枪和倒打钉耙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网上大家看的都很清楚。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的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己家的。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以前也有，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19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点爱国心都没有，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其实有点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教授们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只是稍前一点的弟子们抄袭的少，被发现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们抄袭的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满地都是学术腐败似的。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都没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也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那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词，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的时候，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到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民生痛苦指数”（Misery Index，失业率与消费物价上涨率相加之和），是国际通行的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重要指标。

　　关于如何改善民生质量，近年来国内陆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民幸福总值”等政策理念，这是从正面来考虑的。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思考如何改善民生质量。目前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最有可能偷走他们幸福感觉、削弱他们快乐心情的，莫过于因失业、半失业、隐性失业、就业难、就业质量差、被迫提前退休所导致的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以及教育、医疗保健、住房、水电等等生活必需项目的物价上涨。

　　当然，治安状况、食品与药品安全、环境状况、创业环境、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国家安全等等，也都是影响民生质量的重要因素。不过从切身相关度和计量是否方便的角度来看，由失业率和消费物价上涨率来构成“民生痛苦指数”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大致可以接受的。

　　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在国家和省地县各个层级，广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数”的统计、监控、公布机制，理由如下：

　　一、公布“民生痛苦指数”，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有利于督促政府摈弃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民生痛苦指数”和车祸死亡人数、自杀率、离婚率、失学率、老年人口比例、空气污染指数等等一样，都是普通的社会学数据和决策参考数据而已。与具有较多主观色彩的“国民幸福指数”（如伊壁鸠鲁认为导向幸福的元素包括友谊、自由和思想）相比，“民生痛苦指数”更为客观、清晰，更便于公众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

　　公布民生质量的“负面指数”，其实和我们的国歌歌词是一样的道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正视差距，毫不懈怠。

　　三、我们不必讳言我们时代的痛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幸福和痛苦都是现实的存在，作为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社会，民生痛苦是一个正常的公共话题。如果某人找不到工作而又头顶高额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开支这3座“大山”，还连连说自己不痛苦、很快活，那么我们出于安全考虑，一定要警惕这种人。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民生痛苦指数”如果比较高，一般会导致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和自杀率的上升。最近发生的国内高校学生的多个轻生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年轻的轻生者站在高楼顶端，内心一定是灌满了凄风苦雨。当然，轻生属于极端的个案，但国民中间的各种因现实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疾患——焦虑、抑郁、自闭、狂躁等等，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并且也很有可能正在、或将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某省教育厅建议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一名“心理委员”，专家建议政府要在救治国民心理疾患方面增加投入和干预，都说明了我们时代的痛苦是一个客观存在。

　　从人性来说，痛苦还来自比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一边是权贵阶层穷奢极欲的、畸形的高消费，一边是弱势群体受盘剥、受歧视、受漠视，所以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极为必要、也极为艰巨的任务。而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群体性事件”这个现象（政府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和平的、有秩序的、按法律程序进行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的、甚至有时也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在这方面，香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也对群众的这种权利给予了肯定。

　　正视我们时代的种种民生痛苦，让民众处境有最透明的披露，让民众诉求有最通畅的表达，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