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㈠学潮的远因

    ⑴云南省政府的改组

    今天我要谈的是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一日的昆明学潮，它又简称为「一二·一学生惨案，」。话从抗战胜利谈起。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副军长高吉人（现担任国防部参议），我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制度是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军部政工的实际工作则由政治部副主任负责。

    胜利初，云南省主席仍为龙云，他当了二十几年的军人，俨然有西南王之称。共匪极力想利用封建残存势力，想尽办法诋毁蒋委员长，破坏政府威信。政府是时仍在重庆，见云南封建残存势力与共匪交相呼应，觉得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因而决心改组云南省政府。

    卅四年十月间，政府以驻昆明之第五军为後盾，以李宗黄从重庆带来委员长决心改组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不费枪弹而将省府拿下来。龙云此时虽在五华山区有一师之众反对改组，但兵力非第五军之敌，终於还是交卸职务（十月二日重庆在名义上发表龙云为参军长，几经劝驾而就任）。新主席发表为卢汉（十月二日），而卢汉当时在河内，因以民政厅长身分的李宗黄暂代。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云南省府改组後，我们所注意到的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问题。

    ⑵西南联大的问题

    昆明在当时的大专院校有四个，即西南联大、中法大、云南大、英专等，其中西南联大是共匪渗透最深的学府。早在民国卅三年抗战胜利之前，西南联大即有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等教授所领导的民主大同盟，平素对青年学生的言论颇为偏激，经常诋毁中央，破坏政府威信。当时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军校二期）为领袖最忠实的信徒，他感到未改组前的省政府、省党部（负责人褒承潘）、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楼兆元）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高云裳）等，虽负责党团工作，但对云南反动势力皆不敢与之斗争，只有附和。第五军当时驻防在昆明以北的北较场，邱军长问我：「西南联大被共匪渗透，打著民主同盟的招牌，究竟有哪些教授，其思想言论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可否设法去了解他们？」研究结果，我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

    ⑶闻一多的思想

    座谈会在卅三年十月间於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军长、我，还有罗友伦（军校七期，当时叫罗又伦，後来有一次总统下条子误为「友伦」以後自动从其误），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今为高雄市议员）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座谈会中主席简单报告後，杨西孟以经济学专家立场发表很多对当前的财经问题看法。闻一多却不发一言，主席则无论如何要他发言，因为此会主要的目的就要了解他的思想态度。几经敦促後，他终於说道：「今天谈军事反攻问题，政治、经济各方面当然有关，但应以军事为首要，而在座则以主席为军事权威，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容我请教主席几个军事问题。」他随即问了四个很厉害的问题：「第一，衡阳是不是能守得住？第二，如果守不住，日军是不是继续前进？第三，如果继续前进则往哪一方向，是广西还是贵州？第四，如果往这个方向，则可能打到哪里？」对於这种问题，邱军长首先声明：「如果以我本身职务的立场，我是一个军长，为了军事的机密性，即使知道了，我也无法答覆你，但好在今天是一个学术性的座谈会，我姑且以研究问题的性质来谈谈。」他随即坦率地答覆：「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七师（方先觉）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著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人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於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这是军长以军事眼光所作极为确切的结论。闻一多听完站起来，终於说：「今天我们各方面的专家都有，而军事方面只有主席是唯一的权威，现在听了主席的结论之後，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部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我们唯一还存有一点点希望的只剩下军事，而今连军事都已没有希望，日本人一打，我们就没办法守，那我们还谈什么呢！那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在一个革命的营地里，他叫著要革命、要造反，其思想言论之偏激已可想而知。在座其他人都以惊奇恐慌的神色看他，既然要「全面造反」了，座谈会也开不下去了。吃中饭的时间，年轻的罗友伦（时为上校团长）拿著一杯酒敬他：「闻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刚才说得很对，今天我们青年必须走一条路，你是知名的学者，应该指导我们青年人，究竟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请你告诉我们！」罗逼问他，闻一多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走三民主义的路，最後不欢而散。

    我补述这一段的目的，乃是要使後人了解西南联大当时师生的思想状况。当时西南联大的民主大同盟受了共党的渗透而成为其外围，从这个座谈会中他所发表的言论里，可以了解其激烈的程度，此後我们对西南联大闻一多这批人特别注意。照理，第五军只负防守昆明之责，军人不宜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军队党部这些机构，都不敢正面拿出力量与匪斗争，邱军长热爱党国，认为以党员的身分，也必须尽己所能去与匪奋斗，西南联大及其教授乃是继省府改组後为我们所注意的一大问题。

　　㈡学潮的近因

    学潮的序幕将要开展。抗战由於胜利得太突然，云南无法复员的军队有二千多，军官组成军官总队（又叫军官团）驻在北较场，以余诏为团长。打了八年的仗，胜利而一下子潦倒地退下来，当然满腹牢骚，因此管理得较严格，平素无法随便外出，但军官总队在以後的事件中还担任了要角。

    卅四年十月初云南省府改组後，共匪积极利用龙云所遗留下来的封建残存势力，这批省府旧的班底由於遭受冷落，人人心怀不满，如民政厅长陆子安等是，当时打著民主大同盟的一批人就与他们勾结。十一月初，他们设计采取六个步骤来对抗政府：第一是罢课：第二罢市；第三罢工；第四抗租：第五抗税：第六不当兵。要达成此项计划，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发动青年，举行座谈会，要美国人退出国土。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是钱端升、闻一多这般人於十一月廿六日（按：据一般记载疑为廿五日）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座谈会，其目的首先要发动罢课。我跟邱军长报告，邱军长说：「你跟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方面协调协调，看他们有没有办法。」结果经我一问，他们说：「要开座谈会，那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邱军长便说：「我们想办法使这个会开不成。」我说：「报告邱军长，好事情我不一定会，捣乱我有办法！」军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们欢迎青年参加，我也带些人参加，使他们开不成，就是开成了，他们讲一套，我另讲一套，他们标榜言论自由，不能不让我讲。」军长说：「好吧！你就带些人去吧！」我於是带了一百三十个包括军事谍报员、情报参谋，连指导员等去。

    那时我才三十一、二岁，年轻人有勇气而无智谋，现在回忆起来也很轻率。我所带的人每人身上带一把二十几发的驳壳枪，当天便衣，以我为首带到云大去（按：此次学生聚会疑似因故改於联大操场召开）。当时座谈会的主席是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钱原为国民党员，後脱离党，为联大名教授），在场有一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学生有限，发言者都是事先指定安排好了的。主席开场白之後要大家发表意见，我第一个举手，跑到讲台去，我曾在云大演讲过，和青年朋友很熟，底下的学生便大叫：「他是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底下还有很多人举手要讲话，他们不要我讲，我偏要讲。正在拉拉扯扯之间，有人从背後突然给我一记耳光，随著，底下我的指导员看我挨了凑，便拔枪对空鸣枪，枪声一响，秩序於是大乱，男男女女到处跑。正在这个极紊乱的时候，钱端升用了两句有千钧之力的话稳定会场，转变会场情绪。他说：「青年朋友们！不要惊慌，我们要在枪声底下求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真是镇压会场的名言，会场秩序被他稳定了，这两句话一直至今印象极深。年青人都喜欢表现勇气的，秩序冷静了一阵子，但最後女学生沉不住气还是跑。会终於没开成，但却帮助了他们，因为我的招牌被打出来了，给他们一个藉口：「军人来干涉我们！」

    第二天终於趁机罢课，他们原先的计划便是罢课，而今目的果然达成。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罢，四个大学都罢，并且组织了罢课委员会，到昆明二十几所中学去把讲台上课的老师拉下来。接著，部份中学也跟著罢，看了没办法。到了廿八、九日，我们於是也成立了「反罢课委员会」，背後乃由第五军政治部负责，地点设在如安街七十二号，就是云南省军队党部负责人楼兆元（今国大代表）办公的地方。可是我们又错了，罢课委员会组织学生到中学去拉下老师不上课，到街头讲演，我们也组织人到街头演讲，搞不好又在街头打架。满街打架，街头大乱，商人赶紧关门，於是满街罢市，他们第二步骤又轻易达成了，事情越来越严重，学生见了穿军衣的就打，他们知道这是军队主持的。不巧，正在满街打时，军官总队的人也挨揍了，事件开始紧张。

㈢学潮的导火线

    星期日，军官总队有八个人，还不知道城内已经闹了事，著军服进城，到昆华女中前挨了痛揍，八名军官鼻青眼肿地回营，换得来二千多名军官情绪激昂：「那还得了，我们抗战八年，不顾生死地奋斗，使这些公子哥儿在後方念书，现在居然还打我们！」二千多军官激动起来了，後来把事情弄清楚，是共党在组织罢课委员会，於是他们也参加反罢课委员会。原来我们和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洽好十二月三日预定复课，但意外事件终於爆发。

㈣一二·一惨案的爆发

    十二月一日，军官团里有三十几个人单独成一组，身怀手榴弹进城。当时军官团参加反罢课委员会的都经过我检查不准带武器的，这些人却不到七十二号报到，自己跑到西城即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在地，见那里有五百多名学生在开会，主席是一个姓潘的美丽的女学生。这些军官虽然穿便衣进去，但军人无论怎么化装也看得出来，学生一看军人进来，就大喊：「国特来了！」学生丢了会不开，把这三十几个人关在里面，拿砖头、木棍打他们，军官想退退不下去，关在墙里，其中有一人警告学生：假如再上来就丢手榴弹。学生不听，於是三个手榴弹丢下去，中间有一个人脑筋灵活些，丢了手榴弹炸墙即逃，几百个学生中师范学院的学生炸死了八个人，昆明一二·一学生惨案便这样爆发了，这是上午九、十点钟的事。

㈤善後问题

    消息传来，十一点钟我们开紧急会议，关麟徵（云南省府改组後，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即调东北，云南警备司令即以关氏接任）、李宗黄、邱清泉及我四人商讨善後。在无可奈何之中决定三项处理方针：㈠三天内破凶：㈡死者由警备总部负责善後；㈢伤者医药治疗费保证完全负责。关麟徵坐了一部一九四五年最新的Buick一起去联大慰问，关的新车不一会儿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不准开枪，才没惹大事。事到如今，复课已经没有希望，我於是建议提前放寒假。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明智，以为学生一旦放假回家就没事了，想不到事情反而又糟了。十二月三日放假，寒假一放，学生没书可读，陆子安（龙云时代当了一、二十年的民政厅长）幕後出钱收买学生。我们一向忽略封建残存势力，他们一肚子怨气，花钱收买学生与政府作对。学生不放假还好，一放假热闹极了。

㈥李公朴、闻一多之死

    这事过後没几天，跟著李公朴在昆华路演讲，骂领袖、骂政府不顾青年。共匪想利用时机把事态扩大，不择手段，在他演讲後回到家门口，即被共匪打死。那时昆明学潮还未了案，惟恐事态继续扩大，我们那里还敢把李公朴打死呢？这是共匪想造成大乱而制造的血案。军官总队的肇事案里（昆明惨案）究竟有没有共匪混在内，我们不晓得，但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是共匪打的，一般以为是国民党的运用，其实都是共匪做的，二十几年来都没人知道。

㈦惨案的缉凶问题

    昆明学生惨案发生後，为惩凶事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学生是军官总队打的，但投鼠忌器，想查也难查，军官总队长不承认，军官也不承认。事实上即使真查出来，他们也将自辩不是谋财害命，而且是出於义愤及自卫。为了避免万一发生变乱，想办也不敢办了，但缉凶问题在没办法中还是得想办法。

    正巧在这个时候，部队从北较场移驻司令部，当时部队里有两个人被判了死刑，一个是姓吕的上尉（按：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页五四三中，此人姓刘，名友沼）另一姓陈的少校营长（按：同书所列姓名为陈奇达），前者盗卖三千套被服，後者偷窃二十几条枪，被判死刑，关在军法处（当时处长为宋长治）。那天在司令部开纪念周，要枪毙这两个人，主席邱清泉讲完话後即要执行，我当时灵机一动，跑上去说：「报告军长，请您下来一下，我有话跟您讲。」军长说：「等一下。」我说：「等一下就来不及了！」当时军长也只好下来，我说：「我们找了一个多礼拜找不到凶手，这不是现成的吗？」邱军长说：「呵！这个对！」当时我们的心情是杀两个人就算了，这是现成的。但要花一番工夫说服，我和宋长治当时就没有执行。

㈧安排替凶

    说服的工作开始，我告诉这两人：「假如承认你是凶手，死了也是为党国牺牲，身後一切家属生活费用全由我们负担。」我们答应他一切条件，只要他合作，这个姓吕的很慷慨一口答应说：「你要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答应给他家属法币二百万，他说：「我要什么钱呀！人都死了还谈钱干什么！」而那个姓陈的少校则有意思，他两百万不干，还价三百万，我们想起来也好笑，要死了还讨价还价。凶手说服了，我们像演话剧一样开始安排口供，当时审判长原定由关麟徵担任，我们料想缉凶问题解决，案大致可以了结。但事情又坏了，明天公审，今天重庆来令审判长改由卢汉担任，卢汉回来想再做手脚已经来不及了。原以为审判一完交付执行，事件总可平息，而今临阵换将，全盘皆乱。审判当天，西南联大学生、教授、法律专家都来了，这两个犯人刚上去，开口一两句话就不对头，这还有什么可审，没审完，马路上传单就印出来了，「凶手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假的怎么办呢？重庆又来电报改重庆覆审！这不得了，凶手怎会承认？解交重庆覆审，再经时日，他们为自己求生，当然会翻供，重庆派飞机来解两人去覆判，最主要的是美国人也在干涉，因为这个案子太大了（尤其对於此後李公朴、闻一多之死）。我们研究一个人的心理，推定凶手必然会翻供，当晚一直到天亮，我都在邱军长家研究对策，还是想不出办法；最後还是我跟邱军长讲：「报告邱军长，我是失义之词，我们只有灭口，这个凶手不能到重庆，到重庆我俩都脱不了身！」军长考虑之後下条子，凶手关在二八七团（团长李本勤为驻防昆明警卫团）。邱军长说：「你去，这两个人关在二八七团，打掉！」我们把这两个人打掉，放在墙上，第二天拍照，发布消息：「越狱，格毙！」我们的理由是：凶手将解重庆，畏罪逃亡而遭格毙。（十二月十一日）

    随後第五军奉命调南京，我还是当政治部主任，这两人的家眷大大小小都带在政治部三年，一方面替死者负责任，另方面不能让他们走，派人看住他们，不能和外人接近，这案子就这样了了，昆明一二·一事件实情如此。

    这案子死了学生，死了李公朴、闻一多，我们这些人照理都要负责的，但关麟徵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委员长一切由他负责，最後将关麟徵停职，（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卅五年四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於负责。

㈨惨案的检讨

    这一段检讨起来，我们有几点错误：

    (1)我们对青年心理缺乏了解：现在我在党部为总干事（按：为中央党部第五组），主管青年运动，较能了解青年。青年不怕枪，我们带枪与学生为敌，他们当然罢课。再者，明知他们要罢课、要罢市，怎么能和他们在马路上打架？我们有决心、有勇气，但没有智谋。

    (2)我们对地方民情缺乏了解：龙云下台之後，首府旧班底跟他二十几年，地方残存势力人人心怀不满，是很自然的。共匪利用他们，我们不仅不能利用他，而且使他们联合与我们对立，至少我们应当隔离阻止这些地方势力与匪结合，我们事先没有了解，因而疏於防范。我当时年轻，而邱军长又是军人，对昆明情况没有深入了解，也未曾进一步运用，徒使地方势力与匪结合，终而酿成大乱。

    (3)当时军委会可能有共匪渗透：临阵换审判长的事，不是巧合，疑有共党的渗透。

    (4)党员缺乏斗争经验：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中也有党员，如陈雪屏，查良钊等，但都不敢出头，国民党的同学都不敢说自己是国民党，他们干得轰轰烈烈，我们党员毫无斗争经验。这事我们彻底失败，这些学生也死得寃枉。

    问：当时只用便衣军人，有没有运用国民党学生从事斗争？

    答：学生参加的也有，但那时不如现在，现在我们还有知识青年党部，那时在学生中谁也不知谁是党员。反罢课委员会也有学生基於义愤来参加的，学生和军人的比例大约是一半一半，但学生没有党部，党籍不可查，他们也不承认。他们之所以基於义愤，是因为我们曾举一个例子：「要美国退出国土，不错！苏俄在东北是否也得赶出去呢？」苏俄占中国地方更多，要撤都撤，这点青年学生容易接受。

    问：有没有进行找李、闻案的凶手？

    答：进行找了，找不到，知道是共匪打的，那时西南联大共匪所渗透的学生，每人都有手枪的。

    问：这个真象难以令人了解，一般人观念都认为是国民党打的，不是共党打的。

    答：是呵！不过我可以说一点，当时国民党方面，政府、军队、李宗黄、关麟徵、邱清泉等等，都唯恐不赶快把案子缩小，怎么还敢打死人，把事态再行扩大？当时把学生打死的案子已够头痛了，只想怎么样了这个案子。对於闻一多、李公朴，我们知道他们左倾，心里不满，但是只想把这个已经造成的案子了掉，怎么还会打死人？找了两个凶手了案是没办法的办法，军官总队的学生，我们为了怕肇事都不敢深究，以免惹祸，怎会再去闯祸？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匪嫁祸国民党，是他们一贯的作法，这在下次我们还要提及。

    问：闻一多死时，第五军在何处？闻似乎死在三十五年七月，离昆明学潮已半年多了，你以为如何？

    答：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第五军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三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二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七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徵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五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徵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五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二○○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七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三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

    问：为什么一般人会怀疑闻一多等人是国民党杀的？

    答：闻一多是西南联大最知名的学者，也是美国人很尊重的教授。他的死在李公朴之後约十数日，在三十四年底或三十五年元月，下课回家时打死的，他没参加什么活动。一般人所以怀疑国民党，是因为第五军曾於十一月廿六日在北较场开座谈会，请西南联大教授，目标乃在於闻一多，闻在席上发表了很多偏激之论，要造反、要革命，曾使众人替他惊慌，事後闻一多的死，因之使人联想是第五军打的。闻一多确是当时第五军盯得很紧的一个人，这个我在政治部最清楚。当时外边传说有所谓「黑名单」，闻一多是第一名，李公朴第二名，还有楚图南和潘光旦等。为了解教授言论，我们有名单，目的是想约束他们的言论，但却还没有置之於死地的意念，尤其是打死了学生之後，更没有这个心情。

    问：学生惨案的凶手有没有进行调查？

    答：军官总队的缉凶我们极慎重，那三十几个人都查了，事前派了一团一营包围起来警戒，搜掉武器，搞了几个晚上，都查不出。实际上我们知道哪几个，但不敢办，他们一肚子怨气，不敢惹，总队中有没有共党渗透，这点我们则不晓得。

    问：第五军调南京，与昆明学案有无关系？

    答：有点关系，名义上是卫戍南京，当时陈毅已到江苏六合。关麟徵停职本来已经了案了，但百姓对军队还不太谅解，於是在三十五年年初第五军除二○○师之外，皆调离昆明。

    问：可否将民主大同盟的情形敍述一下？

    答：民主大同盟事实上他们没有具体的组织，也并非共产党，他们在西南联大以社团名义，有一个《十日论坛》发表言论，共党利用他们的心理。他们对政府不满，要推翻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高唱的口号是「全面改革」。

《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内之《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

    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党阴谋暴发以後，蒋先生在粤帮助工作的同志更少，所以屡次电沪，命多邀人前往帮助工作。邵元冲、叶楚伧先生等应邀而去，并要我约蔼士三叔和养甫同志同去。我把招募工作交代杨虎办理之後，在四月底和蔼士三叔等动身。五月初到广州。蔼士三叔在那里只住了半个月便奉命回浙，和孙传芳周旋。养甫同志奉命在粤创办中央兵工试验厂专造迫击炮。我因为是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要等到全体会议之後，才能分配工作。五月中旬，第二次中央全会开会，通过「整理党务案」，五月底闭幕。中央常会为实行「整理党务案」「共党之跨党者不得任本党部长」的规定，因此推蒋先生兼组织部部长，蒋先生就派我为组织部秘书，前去接收。

    原任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都是共党份子。在这个时期，本党与共党已经开始斗争，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後，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後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上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於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麽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各方面均无恶感，而能达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後，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就是我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任组织部重要职务，也无人批评。接收之後，才知我们的党务好久无人顾问了。老同志中有不愿与共党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杀的，也有因互相斗争而离开广州的，也有被共产挑拨离间而不敢问党务的。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杨匏安在把持。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宣传部也半入于共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党操纵之下，本党无法闻问。可以说本党已经为共产党完全篡夺去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即未为所夺，也一定分为左右两派。常向中央互相攻訏，党务不能进行。下层已无基础可言，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用人十分困难。我初入组织部的时候，部中同事共二十九人，从名册及思想方面加以缜密的观察调查，只有三位算得真正的同志，其余都是跨党份子，其中一部份又为杨氏谭氏的族人。在此种情形之下，工作简直无从着手。我请示部长，奉命与丁惟汾顾孟余两同志商量。丁顾两先生就介绍段锡朋、王乐平两同志加入部中工作，但部中并无空额。加进两人，就不能不去两人。当时去了的，一为共党杨某，一为文书干事骆用弧。骆是同志，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何香凝同志等提出质问。其实就当时环境而言，初次更动人员，为加入两位同志，去了一位同志，也是不得已之事。对於骆，不久我们也另为安置了。

    自段王两同志到职以後，开始办理重行登记及调查等工作，同时对部内工作人员厉行考核。事务组有两个姓杨的，工作都很勤奋，特予升级，以示奖励。杨匏安认为不应於此时升级，加以阻止。因为我接杨匏安之职务时，部长曾关照有事多与杨商量，所以杨有理由来干涉。但命令已公布，不能收回。隔了两天，那两个姓杨的忽然辞职，据说被杨匏安调往他处工作去了。这是杨匏安怕他们为我所用之故。不过无论如何，两杨既走，部中总算空出两个缺，便发表郑异、萧铮两同志补充。有一个莫某，工作表现很好，我给他升了级。但照规则已无可再升，因此杨匏安来责问我，不应当破坏章则。我说：「工作特别好不能没有奖励，我想由我自己来补足他应得的薪给」。莫某受奖之後，颇为感激，但杨很不高兴。不久，又将莫调往他处，我要求免调，杨不肯，只好准莫某走了。他的遗缺，我们自然又可补进一个同志。那时部里面有一个干事，专司民众组织。广州市民众组织完全归其指导。这位干事姓谭，在共党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兼职太多，每次开会常常不能到部请示或报告。再三嘱咐，始终不能履行。可是他竟怕见我的面。有一次重要会议，在开会前，我因为关系重要，派人去找他回来参加。没有找到，隔了一星期他才回来。因为内心惭愧，只好辞职，我立刻照准，改派曾养甫同志继任，从此广州市民众的指导权，才转入本党同志之手。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临时中央全体会议推蒋先生为军人部部长，以我继任组织部部长。我托丁鼎丞先生物色秘书人才，他提出路友于同志，我照委了。隔了十几日，路又被派到北平去工作。他的思想稍偏於左。动身之前，在谈话中露出口气，知道共党对我的批评还不坏。他对部中工作人员亦下了一个总评，特别注意到王宇春，认为将来必有作为，我因此拭合王宇春拟订法规，也觉得是一个可造之才。

    共党为了人事问题，在上述几件事之外，还有好几次抱着干预态度。例如：每逢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有事来接洽，尤其关於介绍人员，事後共党常常很快的知道他们所介绍之人，接着杨匏安就会来找我，攻击某某之为人，希望我勿用。此时蒋先生命我勿与共党冲突。在他出发之前，更特别关照我要常和鲍罗廷接洽。因此我只能抱定方针进行，同时遇有重要事项，随时请示静江先生等然後决定。「孙文主义学会」同志，对於我和共党的关系，不明我用心所在，乃不免常有误会之处。

    路友于去职後，秘书人选颇费研究。有一位吴倚沧同志，曾加入同盟会，有计划，有作为，办事亦切实。就因多时没有参加党务工作，共党和新进同志都不认识他。养甫兄与倚沧友好，很知道他能干，郑重介绍给我。我就托养甫去电邀请，於九月间到广州。谈话之後，我也认为是个人才，便请他担任秘书职务。组织部人事经此不断调整，并将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用本党同志，对外才得顺利开展，而部内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负责，秘密工作则由倚沧同志负责，外人不知也。

    就当时组织部整顿各级党部的程序说，我们首先注意到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前者虽由本党同志主持，而内容腐败，後者则本党与共党之间，暗争颇烈，工作亦不易推进。至於整顿办法，则从视察及指导入手。

    这一办法逐渐应用於其他下级党部。组织部内富於工作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出去担任指导工作。如段锡朋、郑异之在江西，萧铮，王宇寿，葛武棨之在浙江，郭春涛之在西北，陈希豪之在上海。在上述各地，本党党务均受共党的把持，我们必须派人去，宣达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行登记之必要，同志与同志间联络与组织，及和共党斗争的方法。湘鄂皖苏各省当时没有派人去，却分别电令派人到广州来面予指示。贵州省党部改组，派张道藩同志率领同志三人前往主持。云南方面，亦派了一二人去。至於北平方面，则有吴铸人、童冠贤等，甘肃则有田崐山等，绥远则有纪亮，福建则有丁超五同志等。到清党时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变处死，郭春涛随着冯玉祥不返，可说是用人失当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达成任务。不久，浙江方面加派陈希豪洪陆东去帮助，上海方面调郑异去协助，也都奠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至於各同志茌各地所经历的困难艰危，非本文所能细述，从略。

    本党干部人才过少，而干部训练机构则大半操之於共党之手。如毛泽东以农民部秘书的地位，把持农民运动训练，以致造成後来多年共党的祸患，就是一个显例。我们当时亦顾虑到此，认为必须培养若干新的人才，以充实党的力量。我们拟订了一份党政训练所办法，提请核准设立。静江先生为吸收各地人才，又办了一所举术院。妇女方面，则由廖夫人设班训练，宣传方面亦由顾部长设班训练，工人方面亦由甘部长设班训练。

    党政训练所招收学生一百余人，由组织部干部人员全力办理。共党知道我们的用意，便派人参加受训。不过一个月之後，学生内部就起了分化。我担任所长，因为事忙不常去，但是学生对我感情还好。有一天查明有十二个共党份子从中作祟，便毅然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共党衔恨在心，双方的斗争便亦趋於尖锐化了。此时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政治认识比较差，但和我是同学关系，又是在辛亥革命共过患难，对於我的事情还肯协助。我离粤之後，李完全受杨匏安利用，因为此时杨担任该局政治部主任。每逢训练所发生事故，总是左袒共党份子。所以十二月学生发动第二次风潮，李竟没有遵命派警察协助敉平。静江先生，为此请李济琛下令将李免职。而训练所内部同题，也就变成了整个的党政问题，经过那两次风潮，开除了的学生竟及半数。只是留校的虽然是仅仅几十个人，办理期间也很短，对党的贡献却不能算差。尤其在十六年清党时期，如甘肃，如福建，如广东，如北平，如南京，该所学员都曾有相当的成绩表现出来。

    到十五年十二月，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级党部大半已归入本党同志的掌握，当时曾召开了一次省市代表大会，并由倚沧同志在广州政治分会提请通过一种圈定委员的办法，将两党部实权完全收归本党同志控制。江西省代表大会开会时，我和丁先生在南昌，便指示同志，以运用党团方法办理选举，亦得到了胜利，我们更应用圈选办法，并实施第二次全会所决议「共党份子最多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使共党无法逞其狡诈。

    十五年十月间，中央常会决定在十一月召开中央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大会在我们发动之前，鲍罗廷已经指示共党以活动方法。因此各省代表中，共党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因为海外部被共党把持，更容易蒙蔽操纵。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本党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坎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份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共党的伎俩，还不止在宣传和蒙蔽群众而已，他的利害是永远躲在你背後，善於离间挑拨。最好你自己打自己。在这次大会中共产党是有野心的，就是「迎汪倒蒋」。正在会议进行中，有一晚，鲍罗廷突向张静江谭组安两先生说：「外间对蒋先生的空气很坏，不如劝他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张先生痛恶他们的宣传方法，所以不客气的回答他说：「空气不好，不就是你们造成功的吗」！

    这时，共党在外面宣传：蒋先生不懂党政，应该请汪回国主政。同时，利用海外民众团体纷纷电中央迎汪。到大会开会期中，迎汪空气更浓厚了。不过鲍罗廷知道张谭两先生对迎汪倒蒋是不会赞成的。於是再来一个离间政策，他先向张先生说：「汪不会来的；大家的意思，将来此事还得请你代下去」。回头又向谭先生说：「汪不会回来，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得请你代下去」。当天晚上，张谭见面，谈起鲍罗廷的话，双方对证，鲍之用心昭然若揭。静江先生立刻把鲍找来，当面严厉责备说：「在前方战事紧张之际，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鲍只好自承不明白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性格，以为掩饰。从此之後，迎汪之案，便不敢再提。蒋先生在前方知道了，也打电报给大会，请汪胡都回来，经大会通过。

    迎汪企图失败之後，共党转移目标去攻击静江先生。因为静江先生有病不能行动，便於用恫吓手段。他们利用警察党部，几乎警察局所属的每一小单位，都有一件类似的控案，可以订成一厚册。内容控告静江先生，说他在监委会处理中山大学沈某组织「司的派」来对付共产党一案，过於宽大，认为失当。静江先生以为沈某以本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党，案情并不严重。而共党却说：「反共党就是反革命」。在开大会时，静江先生为答复共党责问，要我上台代为说明。我说明之後，共党仍不满意。我临时想到共党引为口实的种种情事，都在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後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我这样的转移目标，实为他们始料所不及，无法反驳。最後仅由大会议决，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结束。

    共党对我本来并不重视，自从这一次登台发言之後，他们不能不重新估价了。大会闭幕之後，鲍罗廷第二天下午就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话。他问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说俄国人对英士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接着要我说一点有关英士先生的革命历史。我很明白他想笼络我，才说了这些假话。但我不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英士先生怎样的扶助弱小民族，怎样的爱护同志，怎样的化敌为友。因为鲍曾在政治会议上讥刺我国真正革命党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事业作一答复。又说了些英士先生幼年故事，他的牺牲和服务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现出来，也见得中国人美德之一斑。最後，鲍问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无出版品，我说有的，他问是谁所作，我说是邵元冲。他说邵元冲的东西可靠吗？我说可靠，书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给的。谈话之间，他的神气渐不自然。我自己也觉得有语病。第二天开会，我带了一本邵元冲编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给鲍，鲍没有看，临走也没有带回去。隔了几天，共党开始攻击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义。而组织部也被认为是共党的敌体。再过几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已贴出打倒陈果夫的标语。不过本党经过各同志五个月之准备工作，已经略有基础了。

    随军事进展，党政机关准备北迁武汉，我因病不能同行，改由水路北上。由上海秘密到南昌时，中央党部由广州出发之诸同志反比我迟到。不久，蒋先生等由南昌到汉口去，我和丁鼎丞先生留守南昌。到阴历年终，蒋谭张戴诸先生又上庐山去过年。这时，鲍罗廷在汉，肆无忌惮，苏联阴谋控制中国党政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我方党政机关，就决定暂驻南昌。但是武汉方面，派邓演达来催，并派许多人来运用老同志。本党为避免继续恶化起见，不能不重行决议迁武汉了。其时鲍罗廷正在驱使共党设法离间本党领袖。他们想利用谭先生，所以特别欢迎他去。另一方面，竭力排斥张先生。谭先生受共党谢晋之骗，有一天他向我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他决定要去武汉，而且约我同去。我问过蒋先生，也决定和谭先生同去。启程前晚，蒋先生请我们吃饭。他说：「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三月十二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蒋先生特别加强末了一段话，要我们注意。

    我们到汉口，欢迎人员只欢迎谭先生。其他各人则完全不理。李烈钧先生随谭先生上岸。谭先生到後，他们马上开预备会议，决定九日正式开全体会议，才相信蒋先生的眼光准确，当时就把李烈钧、柏文蔚两先生气走了。我和丁先生从此时起，便分开住了。隔一天，丁先生进入日本租界的医院，我也秘密住旅舘。三月十二日，我只参加了总理纪念会，其他均不准备出席，只是看看各方情势而已。在大会的第五日，听说上一次会决定取消广州广东江西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亦被推翻了。不得已抱病出席，说明原办法不应推翻之理由。就是共党分子，我亦向之说明。因为我对各方的人事相处得还好，开会起立报告此案经过，大家无意见，只有顾孟余任主席坚持异议，说是常会决议案，全会有权否决。（当时顾所主办之中山日报，把是非完全颠倒）。我见顾在常会当中，是竭力主张圈定办法的一个人，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人心如此，说也无用，毅然退席。隔一天，有人告诉我，彭泽民在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我听了这话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谭先生，告以彭之种种贪污违法，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组织部均未理等情形。次日，谭先生拿我的信在大会中宣读。彭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打了下来，没有人看得他起了。

    全会闭幕後，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已在路上见到。三一八汉口大游行，亦有「驱逐陈果夫」的口号。当时我正在人丛中，可是没有人认识我。但从此行止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於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後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

    在南昌时，我曾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於共党，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同志。这建议被采用了，在各地监察委员都接到赴沪开会的电报。我到沪时，其他委员亦陆续到达。到四月初，就举行全会，议决清党。

    革命军到达武汉的时候，人民都热望政治革新，对于国民党所揭示的政策，非常同情，和无条件协助，所以军事更得顺利进行。但是共产党参杂其中，暴动、屠杀、强调阶级斗争，并且又逐渐把真正的国民党加以排斥。种种行为，遂使人民对共产党厌恶。而且苏联阴谋也逐渐明显。不久，武汉方面，受了人民的压力，也实施清党。鲍罗廷知道大势已去，就悄悄回国去了。但是这样的失败，苏联是不会甘心的，他看清楚此时不能反国民党，只要能够把蒋先生个人打下去，还是于共党于苏联有利的。因此他就顺势造出「反共倒蒋」的口号，诱惑一般知识简单的军人。这一策略，相当阴险，也相当成功。蒋先生竟被逼下野，弄得大局有一度危险。本党在南京一时无主，才有「特别委员会」的组织，临时产生出来，系少数老同志主持。

    我所负的组织部部务，在南昌时便移交陈公博接办了。清党之後，在南京重立党部，推吴倚沧同志任组织部代部长。不幸龙潭之役，倚沧忽患霍乱症致死。所遗组织部长一缺，从此又推到我的身上。後来虽由蒋先生担任部长，但蒋先生出发北伐，仍交我代为办理部务。

    从十五年到十六年间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是把原有分散在各地的忠党反共力量重新集合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穿线作用。而做这一种穿线工作的同志，我们是十分慎选的。第一要能够避开共党的视线，第二要老同志认为他不偏不倚，而且必须具有忠於国家民族，忠於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信仰领袖的真诚才行。这些同志，大都先派在部里参加各项工作与会议，一方面使认识环境，一方面观察他们的品格，然後派出去。所以到达各地，能够发生了很大的渗合作用，才能脱去苏联阴谋的羁绊，从共产党手中，重建国民党的声威。

    十七年春天，二届四中全会以後，第一件事，我拟了一整理党务案，将党的组织重新拟订。从前中央是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海外部，商人部，军人部，组织很庞大。经简化为秘书处，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等，下层也依照变更。这案子是由蒋先生丁先生和我三人在全体会议中提出通过。这是本党组织上一大变更，其精神在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第二件，是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这是全国普遍工作的第一页。当时着力於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一面请全体中央委员公开介绍，我和张道藩、余井塘两位同志日夜考查，并请丁鼎丞先生协助审核。经过两个月认真选择的结果，各方同志大都认为公正。当时所有各小组织，都声明取消了。仅有十六年任特别委员会组织部长的谢慧僧先生，对中央用人尚有干涉的迹象。所以他个人介绍的人最多，而且很杂，後来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他认为惟独他是反共最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十分觉得惭愧，经此一来，失去自信。而且我把我们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後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从此，各方面均能推诚合作，党务才得顺利进行，本党统一之局，於焉告成。

    当本党统一的局面逐渐完成之际，共产党又造作出大同盟，ＣＣ团，两个名词来离间分化中央的力量。大同盟是指丁先生而言，ＣＣ是指我而言。因为当时丁先生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的缘故。他们开始是在党内外散发传单，说我组织ＣＣ团排挤丁先生，说丁先生组织大同盟来对付我。这种传单，散发得很普遍。有一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姓段寄来的秘密信，说是丁先生如何组织，在何处开会，和如何筹划对付我的办法等等。我正要到中央秘书处和丁先生商洽公事，就随手把信放在口袋里面。到了丁先生的办公室，丁先生恰巧在拆阅信件。我看到丁先生拆到一封信，与给我的信，笔迹相似，而且信面同为姓段，乃互相交换阅看，大家才明白是有意挑拨的。後来查知段某是一个共产党。过了十几天，丁先生接到北方一部份同志的来信，并且看到他们的传单，在某某处开会，是专为反对我的。丁先生告诉我说，他们是中了人家挑拨之计了，应该派人去说明才好。於是他就指派郑异，洪陆东两位同志到北方去，才把事情平了下来。当时有某某等特地到南京来见我，向我当面解释怎样受骗与误会的情形。後来胡展堂、孙哲生两先生返国，第一次参加常会，也因为受此传单影响，竟指我与丁先生组织小组织，向常会提出诘问。我同丁先生均在会说明这回事情，完全是奸人造谣，并申述我们以取消小组织统一于党为主旨，决无自己再组织小组织之理。过几天，我在中央纪念周特别声明，我同丁先生没有大同盟和ＣＣ团的组织。并且说明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道理，以及为党统一组织的原理，和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与发现的经过等，从此谣言暂息。但是ＣＣ这个名词没有消灭，以後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别的小组织，对於中央党部及我等，亦以ＣＣ为称。日本人窥伺中国，更从中煽动，一似真有ＣＣ之组织，甚至为一可怖之组织。共党造作此谣言，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一贯做了二十几年宣传工作。以乌有之名传遍世界，可谓怪事。民廿七年共党在长沙召开干部会议，有本党调查同志秘密参加，据其报告，徐特立估计国民党之力量，以ＣＣ与蓝衣社为大，共党今後应以ＣＣ与蓝衣社为对象。并向干部指示：蓝衣社的方面，可以用鼓励民族英雄方式驱使其牺牲；至于ＣＣ，必须全力对付之。当时有人问ＣＣ的组织章程是怎样的呢？徐说没有看见过，不过凡是反共，与陈某等接近，或是调查人员，或曾为国民党做过事而不肯变更意志的，均可以ＣＣ目之。此为共党之解释，故ＣＣ之名，实由于本党十七年完成统一之後所反应出来之名词而已。

    以上不过记十五年至十七年之大要，未能尽其什一。党内徵集史料之同志，似街未徵集及此。即如中央於十七年开始建筑广播电台以为宣传工具的一件大事，我於卅二年与邹海滨先生闲谈时提及，才被编入党史。因为与我同辈之同志中，少有人注意党史，故即无人记录。其实十三年至十七年间之本党关系甚大，希望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及十七年以後之史实，能有人补记与此联贯，藉以昭示後来之同志。自十七年党务统一之後，因反共及其他原因离开中央的老同志，莫不重返中央，以其能力贡献于国家。虽有汪精卫辈之三翻四覆之反叛，牺牲多少同志与人民，但大多数，均能意志统一，团结一体，故有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二十年之国民会议，及廿五年之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统一表现也。

    原题为《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同名内容

一次遏制司法腐败，伸张法治的初步胜利

2006年4月17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下达书面通知：“朱建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文学杂志社虚假广告侵权案”定于2006年4月28日9时30分在罗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第一次庭审。这意味2006年3月21日14时30分至18时在罗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的第一次庭审被推翻重来。

“《收获》案”重审，是因为2006年 3月 23日，原告朱健国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 “朱建国关于变更一审审理程序的申请”，指出3月21日“《收获》案”庭审中，罗湖区人民法院违法采用“一人审理”的“简易程序”，导致偏袒被告《收获》的胡建忠法官庭审时将70%时间由被告用与本案无关的闲话浪费，并拒绝原告修正不实庭审纪录的合法要求，严重影响审判公正。罗湖区人民法院接受了朱健国的请求，于2006年 3月 29日下达《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转换程序及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2006]民一初字第643号），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之规定，本院决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仍由胡建忠担任审判长。朱健国由此上书罗湖区人民法院丁建华院长，坚决“请求胡建忠回避”，遭到两次否定后朱健国仍继续坚持；4月18日，罗湖法院分管该案的一名副院长答复说：可再写一份材料来再研究一次。

有关专家认为，虽然“《收获》案” 3月21日的违法审理程序被废除，4月28日重新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是一次遏制司法腐败，伸张法治的初步胜利，但导致3月21日的违法审理程序的黑幕并未曝光，主导这一黑幕的利益集团依然权势无限，这就使得“《收获》案”重审也依然面临着“老谱不断袭用”，亟须各方维权专家和新闻界继续高度关注和支持。

“《收获》案”七件怪事集锦

为便于各方人士分析“《收获》案”黑幕，特将以发生的“《收获》案”怪事集锦如下——

很多人以为《收获》是大陆一个一流纯文学期刊，我也曾经这样想；但通过投诉、状告《收获》发行虚假虚假广告犯消费者权利的三个月，一再受到“有关部门”和“不明身份者”威胁、打压的艰难曲折，才恍然大悟，今日《收获》，不只是一个“厅级文庙”，更是一个某些“机关”要全力保护的“特别宣传单位”——有知情者说，曾拒绝发表《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非如烟》之类优秀文学作品的《收获》，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界“新犬儒”的“温床”与“招安城”。

2005年 12月 23日14时35分，我从深圳打电话到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编辑部，投诉 ：“《收获》2005年第6期用活页广告宣布‘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涉嫌发行虚假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结果得到《收获》一自称“扫地先生”（后查证姓蔡）“逼人上法庭”的傲慢答复： “那么你就通过法院过来！我们电话里就不接受了！”从这一刻，我才在忍无可忍之下决定实施“状告《收获》维权工程”。但三个多月的“告状”历程，其间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怪事——

1、2006年2月9日，一位知情人告知朱健国：2005年 12月 24日，《华商报》发表《巴老去世后仍然“当”杂志社主编——〈收获〉因“巴金”被指欺诈》一个星期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派专员调查《华商报》该报道的背景，称系受北京某某部之命。让《华商报》上下紧张，各地报刊由此对该事件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报道该案。以致于此次《收获》被法院立案审理，《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刊报道后，《华商报》仍迟迟不敢发消息。

2、2006年2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陈佳报道：《朱健国诉《收获》小题大作？》，其内容比较客观，披露了收获虚假广告的一些真相。但一天后（2月10日），《新民晚报》就发表记者夏琦报道：《“纪念版”保留“巴金主编”绝非欺诈》，全力为《收获》辩护：“有不少读者来电表示，《收获》2005年第6期仍保留‘巴金主编’字样，让他们感觉很欣慰，”2 月 12日，上海一媒体记者电话告知朱健国：上海有关部门已下令：“上海传媒不得在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前再报道‘状告《收获》’事件”。果然，2006年 2 月 11日晚，《新民晚报》一记者电话采访朱健国半小时，支持朱起诉《收获》，但该稿后因上海有关部门“禁令”未能发出，可见确有“看不见的手”再次对《收获》施行“特别保护”。

3、2006年 2 月 23日11时至12时30分，两个“不明身份者”到朱健国家，欲强行进屋“座谈”，遭坚决拒绝后，将朱健国带到小区旁边的“上岛咖啡厅”喝茶，以微笑方式谈“状告收获事件”及其他文化批评。不知背景何在。

4、2006年 2 月 23日17时许，罗湖法院梁万邦法官给在返程车上的朱健国打手机电话：称送交深圳市新华书店传票时发现，深圳市新华书店还有一名称为“深圳发行集团”，因此须再到工商局打印“深圳发行集团”法人材料。但第二天上午，深圳市罗湖区工商局告知前往取证的朱健国家人：“深圳发行集团”没有登记法人资料，仍以深圳市新华书店法人资料为该“深圳发行集团”有效资料。朱健国家人即到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告知梁万邦法官，朱健国对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如此替被告《收获》麻烦原告深表愤慨。后经本案主审胡建中法官同意仍以深圳市新华书店法人资料为准。但 3月 29日，罗湖法院仍然下达《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通知书》，称 “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深圳市发行（集团）公司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依法追加其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以此拖延了重审开庭时间，并让被告在开庭时多一个人占据答辩时间，以让原告进一步处于“优势兵力包围之中”。

5、2006年 3月 20日15时许，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突然通知： “朱健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文学杂志虚假广告侵权案”由第20庭改为10号庭开庭，致使次日（21日）14时30分开庭时一些记者和旁听者找不到地方。

3月 21日14时30分开庭时（因庭小许多人只在庭外旁听或被迫离开），审判员胡建忠不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收获》是否欺诈”主导庭审进程，而是放任被告在庭审中纠缠于与本案无关的枝节问题，致使被告占用大部分时间，而原告无法享有与被告同等的陈述及辩论时间；最后又一再拒绝原告要求更正笔录中与原告原意相反的表述。原告朱健国于是在第三天（23日）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朱健国关于变更一审审理程序的申请》，得到司法界广泛支持，罗湖区人民法院只好表示接受申请以“合议庭”择期重审。

6、自2006年 3月 21日，京粤媒体开始预告、报道开庭消息，但深圳、广州的媒体深圳《晶报》、《深圳商报》等报一反常态，纷纷以不报道原告朱健国证实被告确有欺诈动机与虚假广告事实的证据，而大力宣传被告《收获》指责原告“作秀”、“炒作”的不实之词，对民众实行舆论误导。

当天20：45分，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吴含珍和一男摄像师的摄像来到朱健国家采访，结果在朱健国家楼下受到四名“不明身份者”的阻挠，不让采访朱健国。后经朱健国家人下去接应，才得以上楼采访。但次日（22日）晚9点半，回到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记者吴含珍电话告知：原定当晚9点半播出的“收获》用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案”，因“有关部门”禁播而临时撤稿。她奇怪，派她来深圳采访此案的是这“有关部门”，后禁止播出的也是这“有关部门”。

22日晚11时，上海某记者电话告知朱健国，“有关部门”已下令禁止上海媒体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的任何消息；已写好一稿，也被“枪毙”。

7、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其中有两处意在联络与“《收获》虚假广告案”有所关系的作者，一是在“亲历历史”专栏中发表中国社科院著名研究员徐友渔的回忆录《我的大串连》。徐友渔近几个月来一直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直言批评。

二是在“西部地理“专栏”中发表《羊城晚报》“花地”副主编熊育群的《怒江的方式》。而“花地”在 2006年 2 月 18日曾发表朱健国《我告《收获》“欺诈”的理由 ——“死巴金当活主编” ？》自3月15日《收获》2006年第2期出版后，“花地”再也不发表朱健国的相关文章和消息了，连3月 21日“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羊城晚报》记者也在采访后未发出消息——曾两次连续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立案的《羊城晚报》，竟然不继续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新闻，真是咄咄怪事——是否与《收获》发表《羊城晚报》“花地”副主编熊育群文章有什么关系？

毕竟，像徐友渔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勇于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良知，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这些怪事实在耐人寻味。

汪腾锋和王晓华的新支持

明眼人都明白本案的要害和深远意义。

义务为朱健国代理诉讼的汪腾锋律师在致法院的《代理词》中说：“本案之所以产生，究其深层真实原因是文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行政霸权结合文化名人而形成的文化强权、霸权作祟而集中在被告身上的突出反映，今天因巴金逝世而突显和暴露出来。同时，也因原告朱健国先生的正义和执着而被揭露出来，这才是它的深层真实原因。时至今日，中国早已迈入21世纪的市场经济时代了，被告仍习惯于行政官式做派，将完全平等的编读双方还视为授受不等的上下关系。视读者权益于无物，视国家法律为儿戏，拉大旗作虎皮，挟巴金盛名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之权威，居高临下，以强凌弱！

“我们有理由相信原告朱健国的诉讼行为对打击文化强权，消除文化霸权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原告朱健国先生文化产品打假的这种守法、合法、护法的‘较真’行为，从法律上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社会应该给予鼓励和赞赏！”

３月２５日， 深圳学者王晓华在《世纪学堂》论坛发表了《本人正式授予朱健国部分代表我的权力（利）》的声明——“刚刚读完《南方都市报》，发现有人质疑朱健国是否有代表深圳读者要求《收获》道歉的权利。我恰好是深圳读者，又恰好认为《收获》应该对自己的不当行为做出解释乃至道歉，因此决定正式授权朱健国以代表我要求《收获》向读者解释和道歉的权利。”

2006年4月 23 日于深圳“早叫庐”

2006年4月20日《城市晚报》对农民工龙显路的遭遇（http://www.cswb.cn/news/xwl/snxw/szxw/2006-04-20/cswb11454690703028.html）作出评论，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探讨了保护农民工权益问题。文章指出：龙显路命运的改善仅仅依靠难得一碰的好运气，这终归是一种被动的不稳定的命运，让农民工“成为保障自己权利的主体”，“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利”才是他们不再屡受伤害的正途。在完全赞同评论中的观点的同时，笔者还想从另一角度提出呼吁：提倡自我救助的公民精神，用积极态度建设一个更有活力的民间社会，让弱者们碰上好运气的时候能多一些，再多一些。

客观审视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的人文现状，你将不得不承认，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人文空气稀薄、道德色彩黯淡、创造活力萎顿等问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通人，还没有完全从严厉规制的单一格调和被动生存中醒来，仍然难以生成与一个自由活泼的市场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理念。龙显路这个老实人八年来不断被骗，在他身边却少有朋友出来为他撑腰，也说明提倡积极担当的公民意识确实是民间社会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那么，一个“公民”应如何确认自身的身份呢？概括起来说，作为“公人”、“政治人”而言，公民首先“是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主体”（法学名家郭道晖教授语）。身为公民，在宪法的框架内，他是社会的真正主人，他有责任能力并同时愿意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他不再需要来自公共权力的管教和监护，相反，他是公共权力的理性监督者。出于公民对社会和自我的责任，他既是个人权利的维护者，同时更是社会的真正的管理者和建设者。

在屡受伤害的龙显路身边，我们欣慰地看到了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高作亮。高特意安排全体打工人员开会，公开保护龙显路；在龙患重病时，又慷慨拿出一万多元相助。工头与农民工的关系常常被金钱搞得畸形、紧张、违背基本人性，因此高的善行显得尤其可贵。我们有理由把高作亮的行为放在公民自治的高度上去理解和阐释，这是因为，无论高本人有意或无意，高既然并不理会某些工头们那种将人视为工具的行为方式，那么他的人性关怀无疑就是出于自我良知而选择自我担当。在公民意识严重缺失的当下，高的行为值得赞扬。如果像高作亮这样的公民多一些，农民工龙显路们的境遇一定会有所改善，而高作亮也不会再显得孤独。我们将因为自己的善行而使自己生活在一个真正有保障的社会中。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积极的公民理念为圭旨、以实践的方式把良知奉献给社会的民间慈善机构已初露端倪。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并不依靠政府政策的救助，他们从一个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寻求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妥善解决问题的可能。这样一些人的建设性的集合，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证明，也是民间社会在政府框架之外自谋解决问题的开始。这些人正在成为民间社会的先进力量，让人们对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的来临充满希望。

现实表明，与政府自上而下宣传的那些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相比，一个普通公民的亲身实践对于个人灵魂的触动与改变将更为深刻和真实。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社会必然是共生的，因此民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透过对别人的关怀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现代文明社会不能仅仅是彰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必须成为倡导公民参与和积极行动的责任社会，成为公民自我完善、自我救助、自我服务的自治社会。

再回到开头本报评论员的观点，笔者相信：在诸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之下，诸如农民工等弱势者的法律保障的有效实施，以及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建设，也都需要首先获得民间社会的深厚土壤。公民真正享有自由与安全必须从公民对其命运的自我承担开始，正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真诚呼唤一个健全的责任社会的诞生。

（刊于今日《城市晚报》，略有删节）

 上个世纪，只要不去「邪恶」的共产国家、不坠机、不被抢，一个安全而愉快的旅行似乎就有了初步的保障。翻新一个世纪，共产不再邪恶，余下的固执也不再是那么难以对待的同时，世人却要面临另一种威胁，一种来自上天感召，心灵饱受趋动，对痛楚与血腥上瘾之后所产生有计划的混乱行为所带来致命性的灾难。

Jessica Stern是哈佛大学女助教，或许是性别所付予的便利，她曾拜访美国的基督恐怖份子、以色列的犹太恐怖份子，更到中亚国家的可兰经学校和「对抗犹太与十字军的圣战士」谈话，接触了他们的指挥官、教练、政府代表及宗教领导人，甚至亲赴私人住宅、营区、监牢探视并受到诚挚的欢迎。不论哪一宗教，这些以发动攻击达成目标为职志的基本教义者，全都信仰虔诚、忠爱家人、对穷困者更是毫不吝于布施。然而，同样的人处于不同的情境便有了相异的行为，他们在面对「仇敌」时，可以将活生生的人立即「物化」，并如同外科医生那般，对于「恶劣的肿瘤」不除之不快！

Stern的访谈研究结论竟是人类的一大反讽：二十一世纪的恐怖份子是宣称能百分之百知道上天旨意，并以宗教理由进行杀戮的一群人。

以近几年来伊斯兰激进份子频频出击为例，由于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激化，原本集中于对美国防御攻事及政务基地的攻击行动已扩散到世界各处；原来是对侵略者的正常反制工作，却演变成让愈多无辜者死亡愈是胜利成功的疯狂作为。此一现象反应了欧沙玛．宾．拉登为首「基地组织」（或音译，卡依达KAIDA组织）的蜕变。「基地」原是有着指挥、调度、执行等位阶分明的集合体，近两年由于无疆界网络功能的助益，一些缺乏领导人的「革命战士」、孤独的复仇者、受到认可的签约合伙人或自愿行动的投效者，直接、间接串联献策，而织成了一张覆盖\全世界，错综紧密的恐怖大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网线逐渐增长粗壮，其间的活动份子更是锐不可当，即便是美军撤出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境内的联军罢战、逊尼及什叶派相互攻伐掀起内战，西方世界受到挑拨离间，甚或美国遭到孤立等状况，也动摇不了圣战士的崇高目标，亦即，从异教徒手中洁净人类，让想象中完美无暇，第七世纪顶盛的伊斯兰世界再度复活。

沙卡威(al-Sarkawi)可视为目前伊拉克动乱的最高指挥官，他虽与宾拉豋熟识，却因基地组织不愿向阿拉伯宣战（阿拉伯亲美）而拒绝接受该组织的金援。沙卡威1966年生于约旦，有九名手足，在校成绩并不理想，及长，成了无业游民。他酗酒、斗殴、偷窃，是个失败的青年，更是警局常客。八0年代末期，沙卡威无意间在一清真寺里找到了朋友，自此改变一生。

在此一清真寺里，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战斗事迹是常出现的话题，沙卡威深受感召，生命里第一次有了确切的目标。他向往成为征战的英雄，愿意为解放于重轭之下的慕斯林而牺牲。然而正当他1989年到达阿富汗意欲加入战士行列时，战争却恰巧结束。游荡青年好不容易有的志愿在瞬间幻灭，此一命运转折竟是为他日后的「事业」完成铺路的工作。

1993年沙卡威回到约旦，旅行箱内装满圣战意识形态的书籍及录音带，至此，他已活出了圣战士的口号：放弃时下的生活，宣告教长的旨意、回归伊斯兰的根基。原本是街头失意的不肖青年，却翻身为士气如虹的圣战士，并被称为是救命的氧气；沙卡威决定在母国实现理想。

因企图推翻约旦政府及非法拥有武器而被判刑十五年的沙卡威，在狱中竟成了服刑者的老大。只要狱卒一出现，他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以微小的眨眼动作警告狱友；而刑犯间所有要告知狱方的讯息均需透过他才能上达。沙卡威站在保护狱友的第一线，有人被丢出刑房了，他会为他洗澡，照料他。

沙卡威在狱中虽是意气风发，却也有隐密的一面。有时他蜷曲在床，以被子紧紧盖住自己，偷偷哭泣；有时他一坐数小时，热情地为母亲画出玫瑰、红心以及不知名的花朵等等，像个无邪的幼子。他也曾在信中为母亲叙述一则心碎的故事：有个少年被强迫卖掉母亲的心，他在半路上跌倒而摔碎捧在怀里的心。那心问：「孩子，你摔疼了吗？」少年感受心碎了的母亲仍不时为他操虑，便决定自行了断以图报。当他抽出短匕时，母亲说：「放回去！你已经打碎了我的心，难道还要再以刀子杀掉它？」

1999年约旦国王胡笙去世，沙卡威获赦出狱。由于在母国处处受到监视，便毅然决定起程前往他的精神启蒙地 – 阿富汗，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五年的牢狱历练，沙卡威成了出色的领导者，他要求部属「无条件服从并永远忠诚」。正当美国忙着寻找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证据的同时，沙卡威已嗅出美国将迟早出兵伊拉克的企图，他在2002年早春便已移师伊拉克，认为这是建立伊斯兰帝国的良机。

近两年来频繁得令世人几乎感到麻木，发生在伊拉克境内的自杀炸弹、绑架、砍头、爆炸、恐吓、狙击等事件，沙卡威的组织份子自然是积极参与其中。圣战组织网站里的意识形态宣告，带给许多受挫青年美好的憧憬，帮助他们找到人生方向，给予他们全新的生活目标。然而如何进入伊拉克国境、如何与组织联系等具体细节，网站并不直接回答，只暗示「应找到恰当的人」。这些恰当的人即是少数激进清真寺里的依曼（Imam教长），属于圣战网络里的重要一环，身负传播圣战思想与吸收新成员的任务。他们通常建议有志参战的年轻人，不要蓄胡、穿牛仔裤、听随身光盘音乐、从容通过伊拉克海关、混入人群。沙卡威的组织将聪敏的新进者收纳为建立伊斯兰大国的执行伙伴，较平庸者则成为被许以天堂的自杀炸弹。

在极短时间内，自动投效伊拉克圣战的激进份子已从中亚、近东的阿拉伯世界扩展到其它地区。以伦敦地铁爆炸案为例，四名涉案人全在英国出生或成长，其中一名甚至缺乏伊斯兰背景：

Hussain除了精于打板球、踢足球之外，在校成绩不佳，甚至没完成义务教育。他偷窃、失业，家中尚有因失去健康而提早退休的父亲。自从发现圣战讯息，Hussain便亲赴麦加与巴基斯坦，回伦敦后脱胎成另一个人，变得极为虔诚。

Tanweer原本是个幽默、聪明、热心的青年，在大学主修运动科目，直到美军攻打伊拉克才对自己的伊斯兰背景产生兴趣，并开始造访伦敦的清真寺。赴巴基斯坦进修三个月后，变得闭塞、激进，服膺「伊斯兰统治，而不被统治」的教训。

Khan是个三十岁的社工人员，在学校里帮助同样有移民背景的伊斯兰小孩适应英国的生活，不但受到学生欢迎，更让同事与家长赞不绝口。Khan在服饰与行为上并不显出他对信仰的特别虔敬，在数次前往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接受军事训练之后，他在亲友中逐渐透露出偏激的想法。

而被称为伦敦四颗活炸弹之一的Germail是唯一没有伊斯兰背景的雅买加移民。他举止粗鄙、长期失业。晚间从他家里传出的阿拉伯音乐以及他汽车的巨大声响引起邻居的不满。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让人兴奋异常，就连其它宗教的信徒也为之疯狂。Germail曾表示，牺牲自己性命的烈士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时势的逼弄及激进份子的提倡下，伊斯兰的吉哈（Jihad圣战）已从背动的信仰保卫战，蜕变成主动出击的恐怖行动。如同鲨鱼对血腥的疯狂，圣战是令人欲罢不能的毒瘾，为了解瘾，得以采用所有可能的工具、使上所有可能的手段，并不惜与坐监犯科者联手出击。以宾拉登的「基地」为首，有些圣战组织与「基地」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有些则假借其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各国情报单位的围剿，真正的「基地」运作已不如昔，然而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荒山边境的总部却发挥了巨大的磁吸作用，是反美、反犹、反西方世界，甚或是跟着时局起哄，趁机扩展势力伊斯兰极端份子的精神保垒。而这些少数中的少数却对世界局势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在世界一片反恐声中，撇除某些社会边缘人为了受到肯定、寻回自尊而依附激进伊斯兰的偏差行为，探究「现代圣战」的真正内涵应是刻不容缓的要务。马第锡（al-Makdisi）与沙卡威同为约旦人，不但共同在九十年代筹设秘密组织，也同时入狱。马第锡的著作是圣战士反抗西方的教科书，他认为，「虽然敌人处心积虑加以污蔑诋毁，圣战仍旧一本初衷地是伊斯兰不可剥夺的义务。把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是阿拉伯及其它伊斯兰政府移植美国政治宣传的结果。这些政府的施政方向不但无法让真正的宗教训导发生作用，反而指责圣战士不应将整个社会视为异端。」这段告白清楚显示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更可看出大部份伊斯兰对小部份激烈行为的厌恶。

马第锡说明：「伊斯兰教义清楚记载征伐、战斗及投降的正确时机。伊斯兰禁止激进与不义，禁止杀害妇孺与老者，甚至禁止随意从土地上拔除树木。我们的目标是要取悦上天，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使他们不至于因行为偏差而引起上天的愤怒。」

相对于沙卡威在伊拉克的呼风唤雨，同被假释出狱，默默著书写作的学术圣战士马第锡在2005年再度被约旦情报当局捕获，下狱之前曾短暂接受当地记者的访问，他谈到：「圣战士砍掉人质头颅的镜头被有心人利用而到处播放，目的是要将圣战士塑造成不辨平民与士兵，专事屠杀的刽子手形象。我在『有关圣战的果实』中已写得很明白，圣战士必须依照人们的精神能力而做出不同的要求，更要注意到，不同时机有不同重点的工作，也因此，透过观察他人需求的差异，圣战士自有其特殊的评估，局外人很难断定对占领者的攻击行动是否必要。我不批判圣战士，却要指出一些他们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所运用手法的正确与否。他们有义务保护圣战士的声誉，为下一代做好榜样。我确信，在阿富汗、波士尼亚及车臣对付占领者的行动是上天的赐福，不但鼓励了年轻人，更可挽救信仰于颓危。在阿富汗的经验足以证明，占领者即使有再大的军事力量，也无法憾动慕斯林的意志。以此为据，在伊拉克的反抗行动必定能将占领者逐出。如果这些行为果真以全民福祉为依归，并避免某些将人们带离伊斯兰声名或牺牲伊拉克无辜百姓等等引发争议的作为，必定能在其它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发挥综效。」

每周在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主持节目的卡拉达威（al-Qaradawi）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他认为，伊斯兰没有像天主教那般的教宗可以统一发声，所以必须整合对恐怖行动、占领、反抗等内容所做的诠释。2004年7月成立的「慕斯林合法学者世盟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a World Union of Muslim Legal Scholars）便是针对此需要而产生。卡拉达威也谴责宾拉登与沙卡威的做法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强调慕斯林应该「不攻击不参与战斗者」。

马第锡与卡拉达威的谈话是伊斯兰内部反省的声音，慕斯林本身必须取得共识，并积极与西方对话。而圣战组织誓言要赶尽杀绝的「犹太与十字军」，则应该彻底审慎检讨自己被伊斯兰仇视的所有可能原因。二十一世纪初始，几乎处处是危城险域的世界，其实是人类智能的竞技场。在政治策略和各种技术手段均无法根绝难题时，文化往往是个值得尝试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