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过度自尊是一种不自信

  人们如何判定一个群体没有自信?就是他们对他人态度的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那是“自尊”的过度膨胀,其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最近,来自佐治亚州第四选区的联邦黑人女众议员麦克金妮(CynthiaMcKinney),在国会门口和守卫大厦的白人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引出一场全国性政治事件。

  在“9·11”以后,不难想象,美国国会大厦的保卫工作变得格外小心。这里不仅是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办公之处,开会讨论和通过联邦法律之地,也是来自全美甚至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去参观游览的地方。为了保障安全,国会大厦门口设有金属探测的过道,任何游客进入,必须通过类似进入飞机场的检测过道。为了方便国会议员进出,他们佩戴一个身份证,可以免检直接从旁边进去。

  据双方的陈述,这一天麦克金妮议员没有佩戴议员身份证,却要绕过金属探测门直接进入,被警卫拦住。麦克金妮称警卫“不恰当地碰了她”,她随即用手机猛戳警卫。警卫称当时麦克金妮没有身份证,国会有535个议员,他无法一一记住议员们的面孔,因此阻拦了她,可能拉了她的手臂或者肩膀,却遭到麦克金妮的攻击。

  或许警卫当时是有点紧张,因为他的工作并不轻松。就算不谈“9·11”以后的反恐局面,就在八年前的1998年,国会大厦的大门口,国会大厦警卫们,和一名也是以同样方式试图潜入国会大厦的枪手发生交火。两名警卫就牺牲在这个大门口。就像一位黑人评论家说的,就算你认为警卫是态度粗鲁、是错了、是种族主义了,你也应该保持冷静,通过合法的途径申诉。你仍然不应该攻击警卫。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一个小冲突,本不是什么大事情,可却由麦克金妮自己,把它演变成一件大新闻。电视屏幕上,麦克金妮议员站出来,后面整整一群表情肃穆的黑人政治家们。她宣称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她的律师则宣称,白人警卫是“基于她的长相和肤色”才如此作为。事件立即升级为一个发生在国会大厦的种族歧视案件。

  接下来,在麦克金妮的家乡亚特兰大,整个黑人政治家团队集合在教堂里开会,要声援麦克金妮,声称这是“从金色拱顶(指国会)到白宫,对黑人政治家们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攻击”。在华盛顿,黑人政治家们也在呼吁黑人们起来“支持我们的姐妹”。一名黑人评论家无奈地说,好像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哪怕就是发现她是在和本·拉登一起吸毒,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支持的姐妹。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现象。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就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不管挨得上挨不上,黑人政治家们抱成团,常常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落实到对种族歧视的谴责上。

  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同为民主党的议员们原来可以对麦克金妮的行为提出批评的,却迟迟不敢提出批评,一直保持沉默。事情也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是,事情真相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摆在那里,反应越是过度,越是伤害自己的尊严。直到最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女议员波罗西,终于站出来谨慎表态,说这件事情不论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麦克金妮应该攻击警卫。CNN开始报道,检察官可能要起诉麦克金妮对警卫的攻击行为。大家知道,攻击执行公务的警卫,确实是违法行为,这不是什么玩笑。

  波罗西这个表态一出来,麦克金妮再次在一大群黑人政治家的陪同下,对国会警卫和整个事件,作出了早就应该发出的道歉。

  人们如何判定一个群体没有自信?就是他们对他人态度的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那是“自尊”的过度膨胀,其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麦克金妮这次自尊失当,恰恰反映了她还缺乏自信。这不是在示强而是在示弱;不是别人在毁掉你,而是你自己在毁掉你自己的尊严。这个道理,应该是捍卫尊严者的最基础课程。

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后来海波把他的一个代理词用E-mail传给我,我看了里面的代理词,我觉得有一种欣慰感。虽然大家法庭上各自代表自己的客户,但是在代理词中,你们却提出了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教育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教育管理,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进路,进入到这里边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见地的论证。所以,我自己感觉特别兴奋一点是,这一场诉讼已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超过刘燕文个人利益的本身。正如刚才两位所说的,如果相关机构不尊重处理问题的基本程序的话,今天可能是刘燕文,明天是你我,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通过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法官意识到了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像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何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民主,的确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到它的精髓,或者说我们误读的某些东西。比方说弃权票,在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事关某个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投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允许不允许有这样的弃权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当考虑,在校级委员会这个层面上,投反对票的委员是否应当提出自己的理由。事关毕业生命运,你应当极其负责,一个来自中文系的委员,投物理系学生的反对票,认为学生的论文不够博士论文水平,你的理由何在?你应当把它写出来,并且加以公布,这样名落孙山的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与此相关,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中,对某些程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做法。实际上,民主审议的决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记名投票在某些场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人们便难以知道,比方说,姜明安教授投的是谁的赞成票。人们根据姜教授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我们可以判断,你到底是否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个人的好恶,往往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你登高一呼,或者相反,有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貌似平和,而实际上杀伤力极强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容忍这个偶然性,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将非常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学位制度,以及相关的委员会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
  就本案而言,第三个有意义的方面是,我觉得原告方的两个代理人非常注重强调司法先例的重要性。他们在试图用法官前面判决的那个案件来影响法官对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且特别点明这是类型差不多的案件,审理的法官又基本上是同样几个法官,前面的案子是这样判的,后面的案子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为什么我们要作出另外一种判决呢?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说服价值。我
觉得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是司法实践中是相当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公民都生活在统一的法制之下。法制的统一不仅仅要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规范是统一的,而且还必须体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他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是统一的。虽然在我们国家不承认司法先例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先例可以有说服性的拘束力,有引诱性的拘束力,这个拘束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官不能对类似的案件昨天一个判法,今天就自己掌嘴,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要是那样的话,法律的可预期性将丧失殆尽。
  上面是我对与本案直接关联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接下来要谈一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对现行大学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结合这个案件,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探索一下,到底是否存在某些缺陷,如果存在的话,如何改进的问题。这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教育界的意义。第一个缺陷,我们刚才已经有所涉及,就是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的命运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授会制度,就是教授治校。一个大学里面,谁是真正的主人,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和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更愿意导入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群众路线,更多导入的制度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57年,北京大学有好几个教授成为右派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容忍受外行人对教授专家们指手画脚。对一个相关学科评价的尺度,相关知识成果的评价尺度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外行来决定内行命运的问题,在整个管理模式方面比较强调非学者来管理学校,这样一个模式,外部权力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进入到大学里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各种委员会,即使专业化的委员也存在一个简单通过一个多数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过份的民主化的问题。说民主的坏话在现代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冒险的做法,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哈佛学院院长罗夫索夫斯基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谈到大学管理的问题,他提出七个方面的管理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要相信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民主来改进的,过份的民主会导致精英的流失。他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荷兰、法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普遍吸收学生和学校的其他辅助人员跟教授一起平等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导制的结果是最优秀的教授纷纷走人,他们用自己的脚来代替手来投票,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容纳精英。大家都能记起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制度的某些负面效果的担心,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有可能导致一个文化的逐渐堕落,至少可以说文化逐渐平庸化。罗索夫斯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区别两种民主,一种民主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主,那种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来决定什么人来统治我们,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人人平等的民主。另外一种民主,如果我们说是民主的话,教员的民主和各种各样的通过遴选机制,发证机制,来决定其成员的群体或组织,它的民主模式,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应该不是一人一票的,不同的人说话的份量应当不一样。你要充分考虑到一个人跟特定的机构之间的关系,他如果要一辈子都要服务于这个机构的话,他的发言要重要的多。如果他只是一个四年或三年的匆匆过客,那你要注意不要给他太大的发言权。尽管他的话被哈佛的学生强烈攻击,但是管理制度方面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所应当慎重考虑的。我们似乎要注意如果大学里教授谁来决定,如果到了哪一天北京大学的教授是由全校的教职员工每人一票投票选举产生的话,我不知道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民主的悖论之一在于,假如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实行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反民主的决策,民主的倡导者该如何是好?而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这种经历。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一个学校如何创造一个责任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责任要明确的问题,我们现在委员会的这样制度,无记名投票制度,一个后果就是要说这个学校是由谁来承担相关决策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在君主制度下,君主是把天下财产作为自己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他珍惜,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制度,谁珍惜我们的公有财产啊?这个制度更大的缺陷之一是没有人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原因。责任没有人负,荣誉也不是很特定化的,北大管理得好是谁的荣誉,法学院管得好是谁的荣誉?荣誉归于集体,没有个人英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荣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以及相关的责任机制都没有,可能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张广天:论叛徒

  美国人在战争中给士兵发一个写有多国文字的护身符,意思是被俘后就拿出来给敌方看,上面写着善待美国士兵美国政府必有厚报之云云;美国女人外出,其父或夫会给她往提包里塞一打避孕套,意思是万一不测遭奸,尚可免染性病避受歹人精种。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潭。被俘必坚贞不屈,被奸须触柱而死。若俘而降、奸而淫,那就是叛徒,丢了贞操和忠义,万死不辞,众人皆可诛杀,并踩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或有人讲,那是封建社会的一套,现在好多了。现在就那么好吗?
  朝鲜战争中,我方被俘将士不计其数,他们非但没在集中营中背叛国家,甚至还英勇不屈拼死力争,可结果呢?差不多所有的归国俘虏,在他们的档案里都记载着不可重用的警示。再看看同样被我方俘虏的美国兵,大赦之后,美国政府会不会也甄别对待呢?
  又妇女被强奸,现在自有法律惩处歹人,但被奸之后的女人,有多少人可以回到原先的正常生活中去,有多少人可以不被别人指指点点、昂起头做人?
  再说朋友之间,大家抱团一起玩,中间有个人在强力要挟之下不得已做了背叛哥们的事情,又有谁会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呢?一起出去打架,理应互相照应着,但难说中间有个胆小的,他就是见不得刀光剑影,一惊之下撒腿跑了,可你能说在这个时候逃跑的人,他就一无是处,心里一点没在别的什么时候向着你吗?
  我们的文化是讲究效忠的,总是要小的善待那大的,少的孝顺那老的。郭巨埋子,就是讲家里只剩一口饭,宁愿埋了儿子,也不能饿着老娘。这就是所谓中华民族的千古美德——帝王早跑到小岛上去了,却要求将士冒死与蛮夷抗命到底;蒋大总统早已率精英、国宝、主力撤到赢时间的空间去了,却要求守城的官兵和数十万众的南京贫民与小鬼子拼国格人格,更有甚者,在历史沧桑后的无事之秋回首往事,反倒怪起我手无寸铁的民众为何不反,任日本强盗恣意屠杀。
  孔夫子在论到政治的时候说,政治,就是一个正字,你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可怜我们的民众,在分析历史或遭受不幸时,总没有学会反抗统治阶层,总要一日三省贫困懦弱的自我,殊不知这“一日三省”是针对君子的,却不是我们那些被称做“草民百姓”的小人可以做得来的。
  总是在说提高民众素质,总是要我们学习白的求恩红的雷锋,仿佛天大的罪孽全是黎民庶众造出来的,仿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阿狗阿猫二嘎子三愣子签的。我们凭什么学?首先要学的是做官掌权的!我看历史上多是女人在犯痴守空房,连柳如是这样的妓女都知道忠孝节义;总是庄稼汉小商小贩在扛枪打仗,连文盲的农民都不顾生死报名参军去抵挡美帝国主义的枪林弹雨。而男人总要教训妻子女儿做烈女,国家总要教育士工农商当烈士。撒尿、吐痰、结婚、生孩子……一直管到进了铁板新村烧成骨灰。好象人民不教育就是愚蛮刁恶的,女人不训诫就是淫贱放浪的。从来就没相信过群众,却要说人民当家做主。
  我就一直弄不懂——在这个夫权社会,照理男人是强者,而强者应该多关心弱者,应该给女人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在这个青天仁义的国家,执掌权柄的是父母,而父母应该关怀幼小懵懂的子民。去战去争,去生活在人人不易的虎狼世界,作为家长的父母和丈夫,难道不应该率先以身作则,难道不应该多给点谅解,多给点照顾吗?——然而事实为什么相反?可见,那些强者实际上心里很虚弱,要靠着弥天大谎来维系权威。这就是文化迷信的毒害!
  其实,你临战之时允许士兵投降保命,临危之际教会弱者保护自己,那么人家就知道你是爱民护亲的,就会打心眼儿里永远向着你,走到天涯海角都永远不叛离你。而你让女人挂着面纱,裹着小脚,她终究要把花容月貌给了别人看,终究会爬着滚着向对她好的人投怀送抱;而你让下岗的工人克己奉公,让没钱送儿女上学的农民跳河拦水,他们终究也要渐渐学会造假牟利,终究也要为了保命而盗钩窃国。

  美帝暴打伊拉克的时候,我是反对战争的,我和李宁、韩德强、童小溪等人发起组织了签名活动和反战游行,但我内心是知道这场战争伊拉克必输无疑的。为什么呢?这萨达姆对他的子民忒不仁义,割舌头,挖眼睛,烙屁股,专制暴虐,人民怎么会支持他?为什么美军攻打巴格达如入无人之境?不是美军的导弹坦克狠,而是暴君的统治失掉了人心。我们反对战争是主张人道主义,是为了避免战火,绝不是支持萨达姆的倒行逆施。再看看老毛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为什么一个自己还吃不饱的新政权,用着扁担、步枪、土制炸弹就可以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乃是老毛把百姓当人看,给工人农民面子。大家想,你老毛把爱子都赶去抗敌了,我们买你的帐,也给你老大一个面子。人情大抵如是。谁都不是灌了肥油的猪脑子。接下来你要是又翻脸不认帐了,那我们也给你颜色看。还是那句古训,载舟之水亦覆舟。不过,道理明晰,真正要学会亲民爱民,化五千多年时间,是否还嫌不长?

余世存: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我有一个曾做过警察的朋友,现在已然是一个文化人了。朋友跟我是一见如故,他常对我说中国太大,大得一个人消受不了。我明白这话里有劝诫的意味,就像一个老乡明确警告我就此封笔,不要再写什么;一个老外明确劝告我要左一点,“世存,在你们中国生活,你要左一点才好……”。左是什么,与时俱进,知识或政治正确,叙事阔大不返,等等。这样的劝告还有很多,总之,在中国,要做到适可而止。

  我的朋友对胥吏们的手段了然于胸,提起那些人和事,他就摇摇头。仿佛那个世界生来是要横行霸道,是横着走路的。朋友做文化久了,但身上仍有那种不可一世的匪气,仿佛他们可以通吃似的。当然,有些警察出身的人确实有才,我这位朋友的才华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中国可乐时,真是把人的肚子都快笑疼了。我的朋友却突然说,年龄不饶人,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冲动了。朋友讲了一件小事,让大家一下子乐极生悲:从聚谈的快乐跳进伤时的悲哀。

  朋友和一个导演到乡下采风,晚上在乡场上观看当地的文艺演出,有着地方特色的演出自然别有风味,这不是什么“送文艺下乡”,文艺在乡下本来就活生生地存在着,老乡们在露天看演出也似乎有田园之乐。当演出紧锣密鼓的时候,一群地痞流氓上台,把演员们一个个地抓住往死里打,一下子,乐园里哭天喊地。朋友和导演目瞪口呆,老乡们不敢上台,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太平盛世跟黑社会之间的转换几乎不需要中间环节……警察出身的朋友和五大三粗的导演为自己的怯场找到了很多理由,但是感情充沛的导演仍不可抑止地一头靠在朋友的肩上痛哭:“我们奋斗大半辈子,留给孩子们的还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

  事情到此似乎结束了。但是,对待故事,人们总是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就此看到很多的人生情境。有些人觉得我的朋友和那个导演小题大做了,至于嘛,这个事能说明那么大的结论吗?即使他们知道我的朋友和导演确实哭了——我发誓朋友给我们讲解此事时,眼里仍湿亮湿亮的——他们也会觉得我的朋友们太矫情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认知的,我经常开那些理论爱好者们的玩笑,他们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演绎;而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历史叙事传统,他们的观念,自由、正义、平等,几乎全部是从具体的事实中推演的。为朋友的怯场作辩护或进行说明,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内容,可能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感发掘出来的前提。

  当然,持这两类态度的人都是少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循的,沉默的大多数面对生存的沉默是一个秘密。谁能解开这里的秘密呢?

井蛙:他们,民族

         都是他们的,国旗军队摇头丸
         还有鸦片

         我啊,永远坐在一张靠窗的玻璃门里
         看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扭动腰部
         她所有被等待的青春
         一晃就过去了

         我安心喝下不是别人酿就的饮料

         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
         品尝他们触摸过的点滴狂热

         有时
         我无法敌视街道上飘来的意大利饼香味

         他们的象征食物
         曾经,不记得何时瞄过一眼意大利男人的鼻子

         仅此而已

         就算懂得了那个国家的人种
         AC米兰或者足球

         实在是因为
         周围有太多别人的东西了

         我的位置变得越来越小
         它几乎挤破身边的玻璃

         外面的人
         把身体粘贴过来
         象欣赏橱窗里的布娃娃

         我的年龄也开始小起来

         没有青春和年老

         我的记忆混乱得无法整理
         犹太印地安基督穆斯林佛主的脸

         都在一刹那间现出疑惑
         我的诞生是多么荒谬
         可他们,同时说了爱上我的话

         我便在哭墙边成为一块以色列的砖头
         天天遭遇忏悔
         念念叨叨没完没了

         我不幸遇上了
         没开化的美国人
         最后遇上了冰雪
         一百年后委屈地受到怀念
         火鸡腿与饼
         我遭遇了满足别人的感恩

         那个每天一晃而过的女人
         她的花枝招展告诉我
         阿拉的胡子神圣得不能亵玩
         再漂亮的女人也不例外

         一支飞跃的队伍告诉我
         谁想射门,谁就灭亡

         但是,我却愿意以一杯混乱的液体
         回敬他们
         他们的神

         我啊,还是喜欢坐在靠窗的玻璃门里

         被一对父母当作布娃娃
         买回家里去

         然后得到孩子的怜惜

         为接受神对我的爱
         我应当在自己的坟墓边上
         插一扎象样的白色花朵

         羡耀自己
         一个与你们不同模样的魔鬼

         (2006-04-22 02:09 Sand Beach)

张广天:三国时期的地铁广播

  今坐上海地铁。广播讲:“请乘客们自觉抵制卖报、乞讨、卖唱。”且到一站播一次,反反复复。忽然,我觉得我身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身为这趟车的乘客非常丢脸。因为,广播是以我们的名义区分了乘客和卖报、乞讨、卖唱的人,仿佛他们是栅栏外的异类,他们不是乘客,而乘客一定是不会卖报、乞讨、卖唱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地铁广播怎会如此土鳖,如此不见市面,如此不知世界已经文明、人类不再野蛮!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是代表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领导的交通战线的广播,而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一直在他的电影电视剧中教导我们,我们的英雄般的地下党员正是以卖报、乞讨、卖唱的方式传播宝塔山的指示,团结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获取了人民共和的政权。要不就是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不再是原来那个党,他戴上三个表以后已经不代表卖报、乞讨、卖唱的人的利益了?难道现在卖报、乞讨、卖唱的人成了乘客以外的敌我矛盾的对象了?只有洋装笔挺、仪容堂堂才是革命者,而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须“自觉抵制”“人人有责”?
  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瑞典、丹麦)也见到一些现象。那里农村城市没多大区别,稍有异类特征的是外国人,什么土耳其的、叙利亚的、伊拉克的、索马里的、南斯拉夫的,他们也受歧视,右翼政府和下岗工人不喜欢他们。有天我在哥本哈根街头就看见一个失意的醉鬼在那里骂外国人,意思是外国人抢了他的待遇。但洋人中这样的家伙属于帮助对象,是落后的愚昧的分子,被称做“民族主义”,很要不得的。
  在西方的经历,忽然让我醒悟,我们中国这几年在经济疾速飞跃中,已经分裂成三个国家,进入了三国时期:东海沿岸的城市中国,西部荒野的农村中国,和少数民族、区域麻烦的民族中国。这三个中国似乎老死不相往来,第一中国的人已经现代化后现代化,第二中国的人甚至退回到毛时代以前,而第三中国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游离在五族共和之外。最典型的就象地铁上的广播,仿佛“乘客”外的人是瘟疫,要隔离,要签证护照,要居住许可,要获得文明人的身份。他们越来越脱离我们的文化、经济、思维和生活模式,我们不但不能与他们接触,甚至从共产主义道德的层面必须“自觉抵制”。顿时,我明白了什么叫民族主义——面对外强我们唯唯诺诺,面对贫困我们趾高气扬——自卑和自负调和成杂色的鸡尾酒,借着酒劲冲着小日本怒吼,烧人车,捣人店,转身又揣着满满的荷包在东京和巴黎的时尚街上扮演暴发户烧钱。究竟是谁在分裂国家?那样的地铁广播难道没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用心吗?
 
  满车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谈笑,都在丢了人格的侮辱性词语中做行尸走肉。于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法西斯,每一天都是法西斯,法西斯不在彼岸,不在远处,就在这里,此时此刻——你们一个都别想跑,不论在屠杀中还是在挺立中,你们都是参与者和执行者。

余世存:原因的原因

 对生活不幸的原因追寻,几乎是一部分人存在的理由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罪恶,也让学者们万思而要找到原因。有的人以为自己是高明的侦探,一路追寻,把真凶找得具体而实在。比如,他们说,中国落后、迟迟不能进入民主社会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他们说,经过比较可以发现,激进的一派在气度、建设方面总不如保守的或旧有的一派。对他们而言,开国不如民国,民国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大清……

  最近看一个朋友的文集,他在文章里说,他和他的父亲之所以吃糠咽菜,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党国体制,就在于鲁迅那些人的偏激思想……所以他要努力把他们揭露出体无完肤。我看了只能叹气。想起朱学勤曾称引的说法,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说实话,就我来说,把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革命、开国、文革,归咎于“他改变了中国”,都显得矫情。这跟有些人把对现在的容忍归结于文革时他父母受过多大的委屈而以为今天来之不易是一个道理,是一种思维的两面;正如有人把他现在过的好日子归功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超经济强制)或普遍贫穷一样。

  用法国人对我说的话,你们都二三十年了,十年一代也有两三代人努力了,写文章换笔都换了几代人了,你们还想把原因往哪里找?德、日、韩等民族用一两代人的努力使国富民强的事实为很多人视而不见,他们不仅把我们落后的原因追到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前,而且还会把原因追到日本、美国、全球化那里去,好像邻国或国际社会一天到头地“亡我之心不死”。据说有教授生存的全部价值就在追寻原因的原因,有人因此不断地证明西方人对华的“妖魔化”,他们上课的方式就是给学生读一段纽约时报上的中国报道评论,然后告诉学生,看,这中间哪里哪里不实了,西方人成心不让中国好起来……等等。

  我国近年经济发展快速,但民众的生活质量并未随之改善。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1.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2.依支付能力,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3.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4.税务负担全球第二。5.“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71名。6.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吊车尾。7.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8.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9.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10.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11.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12.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否要追寻到文革或大清国去呢?有些人肯定顺嘴就会说,原因当然在于我们底子薄、起点低、素质差……有些人肯定要为20多年来的改革说点好话: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我们才要爱这个国家……

  在这方面,大众的常识感反而比学者们绕了千百道弯的学理言说更接近真实。有一个人就在此后批道: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一句话:~才知此前的20多年全是发昏。

  这才是原因。

傅国涌:“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在今年举行的一次长三角地区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从迈进大学的门槛起,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等与毕业证书相关的科目了,特别是对外语的热情早已远远超过了母语。结果是他们可以在专业成绩上拿满分,外语考试应付自如,却连最起码的自我表达都有问题,电脑高手面对人文软件竟束手无策。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称这些学生“词汇量贫乏”:“表达程度的副词,学生们只会用‘非常’;需要表达悲伤或沮丧时,就剩下一个‘郁闷’”。

  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无限扩张的大前提下,教学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还有多少年轻学子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过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包括负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人文科学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真正是文理贯通、学究天人。这种良好的传统为什么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竺可桢先生做过十三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通才教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1936年,他一走马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在他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本身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他在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中常常将古诗词伸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提供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他说,大学生如果只是侧重于应用科学,而对纯粹科学、人文科学置之不理,“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谆谆劝告大学生,你们到大学来,千万不要存心以为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作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数他们本身的专业出身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的短视,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得很远,他们把大学看作社会的灯塔、文明的堡垒,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文学者选编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文教程》,旨在为现在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种读物,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也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大学人文”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要真正改变理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的。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将成立文理学院,2005年的新生按专业录取后将进入文理学院,接受没有专业局限的文科、理科大平台的教育,学习一年后再进入专业院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机会,为养成通才做准备。这个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开始注意到了过分倾向专业教育的弊端。当然,仅仅靠这一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如果不能对一刀切的英语考级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的人文氛围。无论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缓行,作为第一步,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推广。

国际诗歌协会国际诗歌博物馆征集诗歌出版物

国际诗歌协会(The National Poetry Association)宣布在美国三藩市正式建立 “国际诗歌博物馆”(the International Poetry Museum)。这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而最终实现的。现在展出作品包括了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语诗歌选集等作品。为了更有效地反映全世界的诗歌创作成就,我们请各地诗人捐赠双语诗歌著作。本博物馆获得各方赞助支持,包括已故美国诗人、多项诗歌奖的获奖者如哈斯(Robert Hass)、费林哥提(Lawrence Ferlingetti)和安吉罗(Maya Angelou)以及三藩市长。

捐赠作品可以寄给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Poetry Museum
Attention: Herman Berlandt/director
834 Brannan Stree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94103
如有问题可发电子邮件给
[email protected]

张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突然夭折

多维记者黄琨报导/华裔作家张戎和夫婿《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
原定于今年五月上市,但最近突传夭折变故,原定出版该书简、繁体中文版的
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日前宣布放弃出版。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英文版一出版,就冲
上了欧美畅销排行榜,并翻译成包括法文、德文、俄文及日文等多国的文字版
本,甚至连美国布什总统都表示读过,还在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到访时谈论这本
书。但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也引起巨大争议,欧美不少历史学家、汉学家如耶
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等人也纷纷撰文,指出其中不少论据的基础脆弱。在
中文世界中,更是肯定与否定双方争辩激烈。

该书中文版迟迟未上市。多维获知,该书由作者之一的张戎本人亲自翻译成中
文,系交由台湾远流出版社担任全球繁体字及简体字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据
悉,张戎针对华人读者的背景,进行部分内容的修改。据远流董事长王荣文介
绍:“因为对于中国人有很多的背景是不须要解释的,对西方世界可能要写得
比较罗嗦一点,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但对中国人可能不须要
写得这么明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增减,她自己亲自做这件工作。”他还说:
“所有语文版本里面,中文对她而言是最重要的版本。”远流当时表示,预定
新书的发行量是繁体及简体字版各印2万册。

该书的中文版最开始说是2005年年底出书,后来推迟到今年四月,后来又说是
五月,坊间便传出各种揣测。

据知悉内情人士向多维披露,中文版这次夭折,主要原因还不在对毛泽东的评
价和论据,而在于该书对其他一些人士的断言引起巨大的争议,尤其是该书断
言蒋介石总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是中共“红色卧底间谍”(Red sleeper),不
仅学界表示根据不足,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现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更提出
抗议。随后,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在台校友也撰文抗议,认为“引述谬误,荒
谬至极,扭曲事实,有恶意诬蔑、诽谤、侮辱国家忠良之嫌,损害胡宗南上将
一生对国家忠诚、忠贞、牺牲奉献的功勋名节”。

他们先后与张戎和远流董事长王荣文交涉,要求张戎修订甚至删去该书中有关
胡宗南的第29章,否则将以“诽谤罪”起诉索赔。经多次协商,张戎坚持不肯
删除。由于交涉未果,胡为真向有关部门申请了禁制令:如该书涉及胡宗南将
军的章节未予全面修订,则不得出版,如果在其它地方出版,也不得进台湾,
否则将没收并罚以巨款。

对该书所涉及的胡宗南等人的评价,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大陆学者
章立凡等人都曾在报道和文章中涉及,表示难以首肯张戎的结论。他们的质疑
遭到张戎之弟张朴的尖锐反驳。这些质疑和反驳,多维都做了全面报道。

上个月黄埔军校七分校在台校友代表前往远流,经两个半小时的抗议并举证陈
述。远流公司人员形容这么多将军出现景象是“满天星星,相当壮观”。遇到
巨大压力的王荣文董事长答应,远流公司请对中共党史有研究的中央研究院院
士陈永发教授,为张戎的书中文版作序,此争议请陈永发教授研究后处理。

多维获悉,中共党史专家、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陈永发称,他已
完成中文版序言的初稿,根据他的研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胡宗南是中国
共产党的间谍,“张戎要这么质疑,必须要举证。”他还表示,战争胜败原因
很复杂,胡宗南被共军打败,也可能是因为刚愎自用或错误判断,“不能把战
争胜败都说是特务的问题”。

远流公司董事长王荣文19日深夜证实,经过多方折冲,编辑者与写作者对于
《毛》一书当中争议部分如何朝着“中立叙述”的方向修改,仍未达成共识。
远流公司因此决定放弃出版。王荣文强调,远流采取审慎的编辑态度,期盼书
中的引为依据的证据能有更高的强度。

王荣文说,远流放弃出版的原因,是张戎的作品中,没有直接证据足以说服
他;而他作为编辑者,也必须有编辑的立场。

据中天电视报道,出版者与写作者在协商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多种可能性。王
荣文解释,在“中立叙述”的原则下,张戎也展现高度诚意,例如在几个争议
性较强的字句(“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之后加添“这并非定论”;
在书中附上远流公司网址,刊载胡氏家人见解。双方也有意仿效不久前德国推
出心理学家荣格传记之后引起争议的先例,在书后另附荣格后人的见解。但经
将近半年协调,却没有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

张戎本来预定在下月抵台打书,目前行程也可能终止。远流已经通知张戎及目
前正在美国的张戎经纪人锺芳玲这个决定。

《毛》一书在去年曾由台湾数家出版社抢标,后来由远流顺利出线。王荣文不
愿说明版税数额、印量等交易条件,但业内推估,版税应当在7万5到8万美
元之间。

王荣文对于“失去了一本畅销书”表示高度遗憾,说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他说编辑者对于史料也应采取较高立场,他盼望对于该书的讨论,能够回归到
理性的学术内容。

张戎以及为她经纪该书的锺芳玲并未回覆采访的请求,但上周锺芳玲曾表示她
对此事“完全没有立场发言”。据了解,张戎比较强调的是远流是在我国名将
胡宗南后嗣及旧部压力下放弃该书,认为出版社提出修改建议,已经牵涉到删
改史实,不能接受。张戎表示,运用史料来撰写毛泽东这一个历史人物,秉持
的是一切所言皆有依据,用注解方式交代了她引用史料的来源。她对于已逝的
胡宗南个人、胡宗南后嗣并没有恶意,也没有任何仇恨。

中天电视报道,学界普遍认为,《毛》并非严肃的学术着作,当中的史料证据
谈不上完整可信。陈永发认为,言论可以公开,然后由各界自行判断与批评。
但他也说,张戎的作品当中“太快跳进结论,对毛泽东有先入为主之见”,证
据与结论之间关连不紧密,因此不能当成学术着作来看待。他认为《毛》可定
位一本“有学术根底的通俗着作”。

多维对张戎这本新书曾经刊登过不少报道和争论文章,涉及红军长征中“泸定
桥”真假、蒋介石是否为让苏联放回儿子而放红军一码、以及邵力子、张治中
等人是否中共间谍等等,对有关各方意见给予充分反映。去年年底,多维总编
辑何频在张戎来美国期间对之专访,提出了许多疑问请她解释。在多维博客中
双方交锋意见更是经久不息。

不少论者说:他们反对该书,并非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声誉,更不是赞同甚至要
回到毛泽东路线,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原貌,给历史人物以客观的公
正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