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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新书《如彗星划过夜空》近日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与以往主题较为分散不同的是，该书主要集中于美国宪政民主的发展过程，以及美国行政机构与新闻界的纷争。
《如彗星划过夜空》是“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四本，全书共34万字，仍然采取了书信体形式。该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通过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系列故事，反映了美国宪政民主从起源、发展到相对成熟和实践的大致过程。作者循着制宪会议的进程，在讲述中逐步推演出对美国宪法有关制度设计的思想土壤、历史机遇以及基本理念的思考，并描述了美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在交锋和妥协中显示的政治智慧。这一部分还对美国宪政制度中存在的隐忧和它的历史局限进行了分析。
该书的第二部分通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越战运动期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披露所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一事中，凭借宪法权力，与美国政府行政机构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凸现了美国式民主的运作机制，也涉及了制度在新危机中的困境。
英国小说家穆丽尔·斯帕克（MurielSpark）于本月1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逝世，终年88岁。
斯帕克一生共创作了24部小说、几部短篇故事集和3部颇受欢迎的传记。但真正为她赢得声誉的还是创作于1962年的小说《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该书主要描写了二战期间，爱丁堡女子学校的一位年轻女老师试图打破沉闷社会桎梏的经历。
1998年7月，《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与《尤里西斯》、《洛莉塔》等名著一起，荣列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编辑小组选出的“20世纪100大英文小说”之中。
斯帕克出生于1918年，她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所体现的实验精神有着强烈的自我风格。斯帕克的小说涉及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注重反映动荡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状态。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主题，斯帕克一贯用尖锐的讽刺视角去揭示世间的卑微和空虚。她的小说曾两次获得布克奖提名———1968年的《公众形象》及1981年的《有意闲逛》。
评论家大卫·洛奇如此评价：“斯帕克很有趣，却不失深刻思想，她的作品能让其他作家和读者都陷入思考之中。”
有人把君特.格拉斯(Grass)的《比目鱼》(Der Butt)与伍尔芙《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相比, 我觉得它们除了在女性主义的暗喻内涵方面有相似处之外, 其实并不好比。因为《比目鱼》占了一个优势－－它创作的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南美魔幻主义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小说大盛的时代，而不再是二十、三十年代──《一个人的房间》创作的时代, 那时, 甚至意识流叙述也算时髦玩意儿。
不管女性解放运动的象微在《比目鱼》里是如何明显－－当然这种「明显」也是批评家操控的拿手好戏──其实女性解放运动的特质， 按照格拉斯一向的魔幻寓言倾向来猜（对于像我这样的批评者来说，「猜」是最好的批评动词之一，它既包括对文本的正视，也不反对批评者意识的自由），就是把解放强调为无穷无尽的「颠簸」。九位「厨娘」所象征的九个时代意义是动荡不安的。她们个人的微观生涯也是生于动荡、活于动荡、死于动荡。从石器时代终结到日耳曼民族大迁移，从宗教改革到巴洛克的瑞典来袭。而这些集中在德国但泽地区的大转折, 都被一条无所不能的比目鱼串连了起来。这条象微男性权力、地位、力量的比目鱼，最后变成了格林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中的神鱼（读格拉斯此书前最好先读这篇童话）。一个毛骨悚然的文本完成了，这个文本中，神鱼与渔夫代表维持和平、安定的力量，它们就是「平衡」；渔夫妻子是贪婪、无知、凶悍的象征，它是破坏和动荡不安感觉的来源。是的，这就是女人，还有比这更直接的二元对立吗？被烧掉的另一个版本《渔夫和他的妻子》中，比目鱼是女人从天上偷来的天火（雌性的普罗米修斯），然后人类才过上了吃熟食的好日子。但比目鱼像伊甸园的蛇一样，唆使男人用火来制造武器，于是一切都不同了。比目鱼成了神鱼，男人掌握了权力，女人在被赋予制造动荡者的罪名同时，却用生存下去的信条来对抗毁灭性的战争。这是新的道路，「颠簸」必须到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格拉斯精心布置的，格林童话未必有那种对立意思，比目鱼由始至终都被妖魔化，厨娘则代表着维持生存的神圣。像但泽三部曲中的《狗年月》一样，格拉斯的世界永远是嘈杂的，各种声音互相攻击、嘶咬，然后一种决定性的低音出现，它稳重、坚强，永不休止地发出那单一的频率。在《比目鱼》中，这种声音就是食物，来吃吧! 尤其是第五个月，土豆压倒了一切。尽管格拉斯写作不喜欢格言警句式的点睛，但这一章结尾伊瑟贝尔（渔夫妻子）的一段话仍是极具煽动性，这里「煽动」是就意识蠢动的振幅而言：
「芜菁甘蓝怎样了？」她从自己体内说。而不是他从她的体内……然后，客人们就来了。他们对我们这道有历史意识的菜肴称赞不已，让给我们添上，一次又一次地添上。
而最后一章：
「我坐在空空的提盒旁。从历史中掉了出来，猪肉白菜令人回味无穷。」
还有比这更能表现主题的线索么？到了最后，要发现「新的开始」的开始，最能纠正男性所主导之历史方向的，只有由女人烧就的吃食。仅此而已。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的是该社2004年3月再版的黑皮本。
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我觉得，此书是一部研究中共党史难得的参考文本，虽然其中不乏偏颇之处，比如，针对当时延安的反苏情绪，彼得就完全是站在苏共“老子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
此书对延安的鸦片生产有较多的记述。我又查阅了国民政府禁毒方面的史料。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禁毒方面是有成效的。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
历史学家顾颉刚1931年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4省后记述如下：
“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
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606和914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是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1]
国民政府看到了烟毒的严重性，于1935年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
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绝对禁种。
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5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为数至少递减五分之一，至1940年底完全戒绝。
《禁毒实施办法》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职人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另外，国民政府还规定，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措施空前之严厉。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以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政府虽未废止禁毒令，但常力不从心，因此鸦片烟禁而不绝。
读了《延安日记》后，又想到顾颉刚的感慨，于是想弄清楚，延安的鸦片生产是否在国内其他文献里有所披露。
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单世联告知：《谢觉哉日记》下卷734页有记载。
1945年1月5日谢觉哉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里的“某种物”、“某货”、“不种度不过难关”，指的当是鸦片。
彼得在《延安日记》里所述如下：“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2]”“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
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
彼得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但不见命令原文。
笔者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发现了当时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下辖的“淮太西”县政府（由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颁布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 是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有7条17款。
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
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其具体规定是，“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交易税率是15%。凡“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凡“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这里的“出口”，当是指向国统区出口。
2005年5月18日，笔者采访李普老，问他“淮太西县”是不是有这样的“烟土税办法”，他说没听说过，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倒是听说过。李普1930年代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国统区，没有去过延安，但在延安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李锐等老友都对他谈过此事。
解放区种鸦片的事，当时的《西安晚报》也曾有报导，说“栽种以晋北及陕北各县为最普遍”，“初时尚避开交通大道，佯作种棉之宣传”，后来竟“随处播种”。“在舆论的催促下，国民政府对边区之种植与运销鸦片，自不能不采取措施，乃于1943年4月， 准备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烟毒检查团赴陕北实地调查，先由陕西省政府于4月9日电知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萧却拒绝检查，说“查边区烟毒，早经禁绝”，“实无派人前来之必要”。这样，“检查团”当然不能成行。
从谢觉哉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知，延安确实存在着鸦片问题。
谢当天的日记第一句就说，“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以下是指示全文，兹照录如下：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但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一、各乡（市）政府接到此指示1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禁绝期限，彻底清查一次。一般规定：30岁以下的限3个月戒绝；40岁以下限5个月戒绝；60岁以下的限10月戒绝。衰老有病的，可酌量延长，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半。
登记时要把烟民找来，当面说定戒绝期和逐步戒绝的方法。乡（市）政府应随时检查或委托行政村（或关坊）主任、自然村长（或街巷长）检查。不可于登记后就听其自流。
烟民隐匿不肯报的，逾期未戒的，戒后又复吃的，查出后送司法机关罚办。
二、要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的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即使其生产劳动很小。同时要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一份子，至少不应为社会上看不起，以激发他戒烟的决心。今年的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运动中，不少有烟瘾的二流子戒绝了，有的也赶上做好人。可见用积极方法策动戒烟是很有效的。
三、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劝烟民说吃大烟怎么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上，市民大会上做劝戒运动。一村一市有抽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使烟民不能不愧悔。且要发动儿童、妇女劝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能劝服其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的时期，婆姨有管理其家经济的全权。
四、登记烟民后各级政府及各地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必要时可设立戒烟所，集烟民在一处禁戒。戒烟丸药及住戒烟所，贫者可不收费。戒烟药品，除特许者外，不得在市面出售。
五、要彻底做到禁绝种、禁绝卖。
六、各级政府应将办理戒烟事宜──烟民多少、戒的情形随时逐级向上报告。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3]
从这则“禁吃鸦片令”可以得知，如果不种鸦片，财政本来困难、老百姓本来很苦的解放区何来鸦片？从上引谢觉哉语“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也可印证解放区的烟民吃的鸦片就来自解放区的“内销”。
《延安日记》还提到：1944年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来延安访问。美国人为帮助中国找到出路，答应到延安，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后来罗斯福总统对蒋几乎是下了最后通牒，蒋才同意了。
4月28日，彼得在日记中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这种对付办法，迄今已成一种“检查文化”了。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也可以说，革命就是用非常手段去达到目的──这“非常”，就是不择手段吧。国民党是革命党，它不择手段得到了政权；共产党也是革命党，它也可以不择手段实现党的利益和目标。当时，国民党要封锁，共产党要生存，鸦片就“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了。
而今距延安时代近70年了，正视这段历史我倒觉得尤其重要。
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只需拿出良知和勇气，就象袁伟时先生说的那样，“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因为真话绝对是有益无害的！
【注释】
[1] 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至11页。
[2] 《延安日记》，第103页，以下同一出处的引文只注明页码。
[3] 《谢觉哉日记》，第485至486页。
【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
温：我恰恰认为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或任何理论派别，他们的讨论在中国目前都缺乏前提性的条件。
秦：如果你说的“讨论”是指弘扬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并且提出诉求，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必要的。如今的中国
没有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斗争就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温：在人们讨论自由主义的时候，认为你所受到政治上的高压或者不民主的环境本身，使人们比如你这样的人，倾向一个理念上的自由民主。因此把理念上的自由作为一个人们祈望的目标。
今年“两会”，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我有很多担心。理由是被树为“建设新农村”旗帜性人物的“三农专家”温铁军，他的一些言论是明确歧视农民的。
温铁军在知识官僚中级别不高，但一般厅局级远不及他的风光。近年来，温铁军特别串红，一是被推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二是“新乡村建设”才搞了几个月，就被传媒炒得红红火火；三是温铁军担任总编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农村版》、《改革内参》，都集中闪现着温铁军“当年戴草帽、穿裤衩、着背心、骑单车”，奔走于乡村调查研究，心系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乡土学者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温铁军，分明成了一个榜样学者。
2005年年初，我从网上看到山西作家李锐《给友人信谈张炜》。李先生在信中说到：“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人对温铁军的认识有太多的“失真”。
本文不无“矫枉过正”之意，不是要抹煞温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价值，但却一定要将温先生更重要的面目看个清楚。题目中的“坑农”二字，针对的是温先生的言论。
一，永远的“喜鹊”
我了解温铁军以“长江《读书》奖”为第一阶段。事实上也就没有了第二个阶段。在那篇奖金为3万美元（曾有报道说温铁军给河北定县他“蹲点”他“挂牌”的“乡建学院”捐款人民币3万元）的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一开头，温先生就摆出“用脚做学问”、“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革命领袖将外来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派”姿态。论文的中心意思是：西方无论什么学说理论，都无法搬用到中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除了农民素质低需要继续教育的问题外，20世纪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已经解决。世纪之交农民问题已经扩展为“三农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实践，认为他们都能从实际出发，都达到了各自能够达到的正确、伟大、英明。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改变的舆论，温先生明确指出：目前的农村土地政策远未走到尽头，是切合、适合、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就这样一篇文章，说了半天，“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完了。当然，温先生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熟悉。
这就应了一句格言：熟知不等于真知。数年过去，温先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变者是效法前人搞乡村建设，获奖更多了、影响更膨胀了，从歌颂江泽民的“资本经济”转到了歌颂所谓“新政”。
温先生的榜样意义用他自己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可以看个透了——
“从长期看，不仅任何政府都没有‘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能力；而且只要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仍然以分散小农经济的方式生存，那么对农民而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的村社自治结合就是必然的结果。”（《改革内参》2003年11期）
2004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温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解构现代化》。书中大讲毛泽东的两个相信：相信党相信群众。“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你给他们人权吧。” “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可持续发展’。”原来“可持续发展”在温先生这里是用来对抗现代化的！（该书146—153页）他肯定歧视农民的发展战略说：“……这些年的增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约束的瓶颈制约。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过去靠这个（包括剪刀差）支撑工业积累，现在进一步靠这个支撑出口优势。”（该书28-30页）
温先生的这些言论是一贯的。而最露骨的表达，则集中、鲜明的出现在同年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
2004年10月13日，这一天的温先生一定处于他有生以来难得的亢奋中，因为他在福建宁德，作了一场注定是他这辈子最精彩最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为了突出“三农问题”，以突出三农专家的荣耀，温先生不惜忘记了他自己对20世纪的总结，说：“三农”是“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也忘记了他1998年拿了三万美元奖金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便是：政府的现行农村政策是最切合现实的。
针对“居安思危”（或者如我说过的“居危思安”）的杞人忧天，温先生说：“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温先生像一个编外宣传部长或者政治辅导员一样！这种套话的意思无非是两个：现实中是有不少问题，但我们增长很快，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说是一种自我辩护（这居然没有妨碍温铁军也跟着批判“GDP主义”——对于官话，温铁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向、任何话题上都能保持永远正确，多年来，我竟没能发现温铁军让宣传部长们难堪的哪怕一例！）的套话吧，逻辑上也蛮不讲理：既然这些问题是因为增长才必然甚至必须出现的，又凭什么说过去不重视才造成、现在重视了就可解决？岂不是慢增长少问题不增长就没问题了？温先生用假问题掩蔽真问题的本领与他当院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那些油嘴滑舌的政治辅导员，不相上下。
最近一句马屁拍得最响亮的话便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无论有没有、能不能大转，都没关系，温先生长期来已经能够编成一本大书的马屁话，像到时候有没有全面小康你也没法追究一样，谁还值得去计较温先生呢。
温先生说：“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温先生批评反对宏观调控的人经常说他们“迷惑人们的感觉”，温先生何尝不这样，你这里权力乱捞的假资本—市场经济，劳工工资还不如150年前美国工人的工资高，普通老百姓是缴税大户，可人家既有真利润又有真福利，富人也是缴税大户，贫民窟已经比这里的市民楼（非民工）好多了，怎么可以不分中国外国一概说市场经济、资本经济与谁也还不知底细的“全面小康”对立呢！你这里对立人家那里可不对立。温先生说话就这风格，所以没讲几句又来宣传部长们玩烂了的辩证法：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他说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江泽民的“资本经济”等等思想“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总之，直到现在的“重大战略转变”，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刚说对立又说不对立，让人匪夷所思。
二，好一个“农民代言人”！
歌颂孙中山的温先生反对土地所有权改革，反对农民有征地中独立自主的谈判权，因为这样会妨碍经济快速增长（温先生承认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两次大的“圈地运动”）。尽管温先生也看到了野蛮征地造成一系列苦难，他也还是铁着心坚持说，就是不能给农民土地私有权，就是要继续剥夺农民的谈判权——除非经过例如温先生指导建立的农会。他动不动就洋洋自得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
从早先反对“自由化”开始（尽管1980年代的他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足”），到现在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温先生强烈反对四个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无论如何，“反对派”算是“全面发展”了。但是，他显然顾忌到专门歪用“四化”的权贵们的不高兴，于是，他就有些腼腆地说：你们的我不反，但最好听我一句。——他出的主意是：采用“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什么意思呢？为了国家强大的工业化，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定要付出“污染与人权”的代价——但为了国家你还说什么？为了将农民更大量地变成民工的城市化，就得征地——你不想变成非农人口、缩小城乡差别吗？过去的城乡歧视、现在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你要吗？不要就把地交出来！尽管温先生也批判野蛮拆迁，但他就是不愿意看到农民有谈判权，并解释说那样至少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你看温先生是多么有机心！落实到利益，他的所谓便于人们接受的“四化”，无法是希望对农民剥夺得“技巧”一点、更有“中国特色”一点。
这样，温先生自称“实事求是”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一文，说是要“维持公有制”是假，骨子里维护的只是“集权制”。怕什么呢？温先生既心惊胆颤又幸灾乐祸、洋洋自得、惟恐天下不更乱更黑地说：“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
针对同行们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小成本增加农民收益的设想，温先生说：“永远不要想”“规模效益”！为什么？因为温先生的“四化”都是对“集权需要”而言的，一到农民他就“变脸”说：农民的土地永远不能货币化、资本化，只能让他们老老实实有得种先种着，用承包的办法拖住农民（如果国家不搞工业和城市扩建，农村就让它永远这样下去），别让他们到城里来犯罪、把城里弄得乱七八糟……温先生不顾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主要是因为“朝廷权力恶性扩张”，而不是因为“地主获地太多”的事实，同时又简单片面地端出它的“出国考察报告”，拿出一串串“历史的外国的教训”，来吓阻先权利（能给农民私有权的尽量给——并非“土地私有化”而是“充分私地制”）后效率（土地向种田能手、经营能手集中）的改革方案。带着毫无顾忌的“集权霸气”，温先生赤裸裸地说：“这个制度（指农户皆佃户的现行分种制——引者）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原来如此：不让农户皆主人，并用这个不让来证明农民不富是对的，说到底，温先生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就是千方百计的控制农民，确保“稳定”。这真可以命名为“法家三农”了。温先生竟好意思将秦晖先生的“权利三农”（即三农的根本是农民权利问题）无端（没给出一个具体证据）指为“片面的深刻”，你的全面除了“经常官费调查”、“频频上报领导”，或许自以为是的“对上负责”还有些“全面”，论到古今中外的识见、现实把握的准确和对民众的负责，除了机会主义的小姿态，你温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只能实行小农经济加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是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农民代言人”经常脱口而出的吗？
三，“密室”中的狰狞面目
在宁德的讲话中，温先生披露了他参与的一次“关门密议”：“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原来温先生长期反对自由民主，是出于自己、同伙、奸商、贪官们的利益需要。温先生坦率吗？呆吗？这使我想到世界上的真话至少有善恶两种。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像到，以“农民代言人”闪来晃去的这个姓温的，还有这样一副泼皮无赖般的嘴脸吗？（请读者原谅我的不客气了！）
看这个姓温的以何等人物的口气继续说了些什么吧——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
这是“学者”的腔调、“专家”的口吻吗？远远不是了。
人们哪，请好好动脑筋想想，这样的坦率罕见吗？难道在“正式报告”、“正式讲话”，尤其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前夕的安保综治通令中，不也常能看到蛛丝马迹么！我所想追问的仅仅在于：温先生这样讲是管不住嘴巴的失言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属于一种刻意的言论安排？如果是，那为什么要通过何新、王山、康晓光、“冼岩”、萧功秦、温铁军们，一而再、再而三时断时续地释放，夹杂混合了无奈、威胁、恐吓、劝告、又打又拉的“公开密码”呢？
此间就这种李敖厉鬼们的辈出之地、沃土肥壤。
姓温的又一次坦露了他必欲置农民于无望之地而后快的凶相：“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
难怪不让农民有自己结社以作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自由，难怪温先生要让农民长期“小农”下去。温先生当然不是通常的“说真话”。事实上他是有更多的忸怩作态的。想想吧，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小村”，拥有那么台电脑，得到那么多“捐款”，“八字未见一瞥”便牵动了那么多神经，造了那么大的势，这样做与九亿农民的“新村建设”有关系吗？农民们当然需要一定的指导、培训和帮助，但是，自然界没有跳跃，社会进步没有离开自由自发的外推型跨越，当年的晏阳初、梁漱溟，比起德兰修女来，实际上有了较多的一厢情愿；而今天的“效法”则因主事者的先入性政见，必定更少了理念的真诚，更多了杂乱的工具意味。
随着温先生一个个光环披身，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为什么温先生要千方百计表演“农民代言人”的种种小把戏？这棵“三农问题悬崖边的歪脖子树”，为什么能够被诸般“高端”媒体一再美化、无限放大？是什么力量出于什么需要精心包装了这个“赤脚学者”、“草帽专家”、“实践派代表”？坦率说，我又想到了17年来一直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若隐若现的“替代工程”。温铁军这个“三农李鬼”的如日中天，这样的思想、学术、实践、理论“四维丑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能不叫人深思吗？
多么乖戾悖谬阴暗厚黑的“三农专家”！将农民打散、垂下分种地的锈钓钩、诱逼农民不死不活地吞着、再将缺氧的鱼网拴到巨型铁桩上，你们游罢，一则离土难离乡、离乡不离土，二则外出打工坚决只给低薪，三则让专政的铁拳始终悬在你们的头上——这，就是“压迫农民的代言人”名变药不变的“三农药方”。
关注时事的人们一定记得：“三农专家”演讲的省份那前后发生了什么！“三农专家”仿佛专程为地痞恶霸撑腰打气去了——有人“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本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的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农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结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好的。”温先生宣布：就这样了，这是“上层建筑”要求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规律”！
天真的人们还真以为温先生四下忙调查，暗地里还不知道出了多少铁腕主意、上了多少冷血奏折呢。照他自己的这些话看他的所谓调查，或许是到处察看官心、窥探民风舆情也未可知。难怪《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办之后的通报信，写得那样晦涩支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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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连战在“两岸经贸论坛”上喊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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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对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共独尊孙中山，毛泽东称孙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还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孙中山画像；改革以来，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曾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并自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孙中山专题片，采用台湾国民党的称呼，尊孙中山为“国父”，显然是为了与统战台湾国民党。
去年和今年，两次“胡连会”中，孙中山的亡灵都是主角之一。连战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冢两度祭拜孙中山亡灵，胡锦涛两次讲话中都引用孙中山语录。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强制灌输下，一提起孙中山，大陆人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
改革以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已经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中，老一代学者袁伟时和青年一代学者王怡的重评最有影响。袁伟时先后写过《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判过“孙文的错误选择”；他还写过《孙文“卖国”档案》，详细梳理了孙中山的机会主义外交。几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最近，他又写出了《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王怡的结论是：“孙中山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最近，我读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一次领教了孙中山的喉舌思想。据该书介绍，在中国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之前的启蒙者们，大都把报纸看作“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最热衷于办“党报”，而且用鼓吹“党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国的政党史上，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主张的宣传员，而不是事实的记录者。他认为，新闻宣传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少不了报纸的鼓动宣传。他曾说过：“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P169）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在1898年想与康、梁联系，但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党，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宣传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时，也着重宣传孙中山的党权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P168）既然党组织至上，党办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党的喉舌”。
首先，党报是“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还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的领袖应该担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出精干的宣传人才。
其次，革命党必须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应该办成“舆论一致”的典范。他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所以，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但党报决不能讲新闻自由原则。对于不同思想观点，能同化的尽量同化之，而对于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剥夺其言论自由权利。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P170）
在不给“敌人”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写下《驳“舆论一律”》一文。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2006年4月1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