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年，朝鲜排名在《无国界记者》尊重新闻自由国家行列的最后。现在平壤部署军事核子计划，造成国际危机，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并不开放。国际媒体更谈到《平壤之春》对新闻自由的意义。
《无国界记者》在南韩展开对北朝鲜新闻工作情况的调查。根据曾任职朝鲜记者、南韩和国际专家的资料显示，新闻媒体没有正面改变，仍然由单一党派控制，甚至有人说由金正日个人监管。媒体偶然会用“改革”一词，但该政权继续对人民灌以愚蠢的宣传。
朝鲜政府对所有国内新闻工作者实行一个“永久资讯计划”，对媒体工作套上一个等级制度。首先要报道的新闻是金日成和他儿子金正日的伟大事迹，然后是朝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大财主的腐败，批评帝国主义者和日本人的侵略本性。
《无国界记者》的“为极权独裁服务的新闻工作”报告说，最少有四十名记者被“革命化”，即是说被重新教育。连把高级官员名字写错，也被列为“新闻错误”。还有其他记者被送到集中营。据悉有二十万北朝鲜人被关在这些营里。在一九九六年失踪的电视记者Song Keum Chul,因为质疑某历史事件的官方版本，被关到集中营。
唯一非官方的新闻来源是外语电台所播放的韩语广播。在朝鲜的电台和电视全限定于单一频度，收听外国电台的人有被关进牢里的危险。二零零三年底政府展开监控电台运动，把电台列为它们政权的新敌人。
《无国界记者》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关注对朝鲜人新闻自由和知情权的尊重。
报告还特别批评了古巴。
在古巴，许多记者遭到刁难、受到恐吓、甚至被关进监狱。二十几个批判政府的记者在二年前被判重刑。独立的记者在哈瓦那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他们经常被跟踪，在重大事件前被软禁，他们的电话被切断。另外，虽然记者的工作许可证并没有实际效果，但工作许可证的申请费仍然断调高。记者金泰罗抱怨说： “我们无法去任何地方。虽然我们拥有工作许可证，但就每一个事件，我们还需要申请特别批准，而这些采访要求通常不会被批准。因此大部分人根本不再作报道，因为他们的报道内容常常被视为一种挑衅。”
古巴岛上最著名的独立记者是李韦罗。八十年代，他作为古巴正式派驻在莫斯科的通讯员，从莫斯科带回了新的思想，他以为可以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中进行改革和所谓的透明化。被解聘的李韦罗创立了独立的通讯社“古巴新闻”，这样他就成了同事们眼中的反革命分子。
李韦罗认为，事实上并没有所谓反革命的或革命的新闻业，只能说有新闻业或没有新闻业。通讯社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报道有关事件，使得读了报道的人，可以对事实有全面概念，形成自己的看法。
两年前这位六十岁的记者被判刑二十年监禁。就像其他的反政府的人一样，因为他经常和在哈瓦那的美国代表或公司有接触，这变成他的大灾难。哈瓦那政府有鉴于华盛顿的激进的反古巴政策，便借此把他说成是一个政治阴谋家，一口气将七十五个反政府人士判了重刑。其中包括艾斯皮诺萨。这位独立的记者便因为发表批判言论被解职。他说：“在这里，有不同于政府的意见，就已经是一种违法行为。古巴政府对他的政敌的迫害方法，根本是从当时东欧普遍使用的手法复制过来的，古巴的镇压机器基本上是东德时代的德国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做法的翻版。”
加尔恰是一家名为“题目”的报业的老板。他说，独立的新闻业在古巴很难行得通。她的报纸常出版许多令人惊讶的批评政府的文章，比如说报道许多古巴人的逃亡事件和古巴的贪污情形。她说：“新闻检查这个字解释起来非常有弹性。虽然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处理什么题目，但是我们由于政治原因，偶尔也作自我检查。但在这套规则内仍有它的自由空间，可让我们利用，而且它在最近变得特别宽松。文化部里的干部告诉我们，这个题目或是那个题目不受他们的欢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出版那些文章，而没有人因此焚烧了这些杂志。“这段期间也有一些被捕的独立记者提早被释放。观察家们评估，在哈瓦那的领导阶层在媒体自由上将会有一些宽松，在哈瓦那工作的外国记者也这样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