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三国时期的董遇有过“三余”读书法，即冬者年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冬日里，雪花飞舞，玉树琼枝，煮一壶清茗，幽馨溢满斗室，挑一些明清小品或诗词话本之类，静静地看，认真地体悟，妙不可言。夜半清静，月华似水，佳期如梦，捻亮床畔一盏青灯，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或半躺半坐，或仰面俯卧，此谓读书一乐事。雨天更具高格，看窗外烟雨蒙蒙，听书中字里行间阵阵私语，或呢哝柔婉，或慷慨激昂，应是读书妙境。
　　
　　　　雨天，访友行游，恐有诸多不便，然而却是读书好时光。无论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是坐在自己家书桌前，会觉得庇风护雨的家更安宁。随便从架上抽取一本书，在雨叩窗棂声中读上一段儿，雨润泽了你的思绪，把你带入了一条悠长的小巷中，让你不禁掩卷凝思。这时，浮在心湖水面的可能是如雨如雾的惆怅，然而压在底下的却是无限的饱满，禁不住想与倾心的友人细谈一番。人不能多，只三两对坐，且声音不宜太高，唯此才能与雨境相谐。然而思来想去，深恐这样也是一种破坏，还是给远方的书友写封信更好些，于是提笔写道：在这风雨潇潇之时，我正在读某某书……
　　
　　　　“细雨润石阶，凭窗静读书”。依个人习惯，雨天最宜读古书，且以竖排本为佳。不为附庸风雅，而只为探录一种心境。捧着古书念念有词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恍惚间便觉得自己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身着青衫、脚踩布鞋的穷酸秀才。读书成了对话艺术，自然便容易融洽起来。若是读到妙处，觉得书中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即非手舞足蹈，也要拍案叫绝。此时，窗外雨声楔入耳中，突然觉得这雨声简直是佛界梵音。嘀嘀嗒嗒，嗒嗒嘀嘀，雨敲打着窗台与玻璃，有节奏，有韵律，宛然有一种神游千里的韵致。
　　
　　　　雨夜读书更有不可名状之趣。听春雨淅沥、夏雨急骤、秋雨萧然，看茶叶慢慢舒展，斗室有了一种亦梦亦幻的感觉。写到这儿，至今不会忘记多年前独居一室的那个雨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盘，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间空房，心慌，也心伤。这时候，书是最贴近心灵的朋友，找出一本古典诗词，在昏黄的灯光下专抄那些记风写雨的语句。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和风细雨，到“昨夜雨疏风骤”，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直至“浓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顿觉凄冷。后来抄到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笔顿住了，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景：九百年前，谪居黄州的苏轼，归途逢雨，同行的人皆狼狈不堪，独他从容不迫，“吟啸且徐行”，这位大师历经沧桑，心胸已如一片汪洋，无论风雨晴阴，不惊不宠，“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从容和成熟的境界，仿佛给空虚浮燥的心灵注入了一剂清醒和镇静。
　　
　　　　也无风雨也无晴，唯有从容读书情。读书累了，眺望户外，朦胧的烟雨，朦胧的行人。行人或披雨衣或撑雨伞，你成了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顿时有了风雨兼程风雨无阻的豪气和自信。

　　乐趣园、《诗选刊》等联合主办的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活动，再次把诗人推向前台，但如何评选，则成了大众十分关注的话题。据说，网络评选推出不久，页面点击率就超过了300万。有评论家不无嘲讽地说“诗人现在也要海驯。

 
　　“你是体操运动员，玩平衡木呀？”著名先锋诗人余怒说。有人出钱办个诗歌奖，奖励写诗不错的人，是件很好的事，但有些人动辄以大师自居，很让人不齿；有些诗歌奖，左一个民间，又一个知识分子，就因为有人说有所谓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他们评奖就不偏不倚，两不得罪。你要么民间，要么知识分子，要么是纯粹的诗歌文本说话。有很强的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评奖本来就是体现评委的趣味，没有一点个性，也就没有一点意思了。

　　而朦胧诗代表诗人粱小斌则认为：“不管怎么样，评奖总要进行。”他认为，网络的出现，给每个人基本上的表达自由，以网络为基础来做诗歌奖，让很多诗歌爱好者也能来参与投票，普及面扩大了。虽然参加的人数增多了，可能会评出很好的作品，也可能会评出很差的作品，但在这个过程中，诗歌也走向了诗歌爱好者，走向了群众。

　　他说，即使汪国真得了奖也没关系，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允许的，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喜欢汪国真没关系，总比没人喜欢好，人们的阅读水平会逐渐地提高，这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对于诗歌奖，他认为越多越好，90年代的一些评奖，是几个编辑在一起评，当然了，他们水平很高，要相信他们，那个年代，编辑说谁好，是很有权威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诗歌奖也多了，评委也多了，很热闹，对于诗歌，总是好处多于坏处。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在谈论诗歌了。对于评奖的模式，他认为很难说评奖会有一个“理想”的模式，但以网络投票这种方式来进行，肯定是不错的一个形式，它的参与方式变了，结果和影响就大不一样了。

　　不管诗人们怎么看，既然是一个评奖，人们总希望这个奖能够实至名归。

　　“超级女声”的海选，第一阶段成功地做到了公平，公正和公开，从而获得权威性，赢得了最多的拥戴。这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能不能把海选这种机制运用到文学评选中？文学评选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引进这种机制成了一个问题。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活动，就动用了类似海选的机制。该活动策划人牧野说“十大杰出诗人”评选的标准就是建立在个人成熟话语系统上他认为，“1979-2005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是当代诗歌、诗人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也是新时期汉语诗歌的一次重要事件。

　　事实上，不仅仅十大杰出诗人评选项目建立了评选标准，其他如先锋诗人、优秀诗人、网络诗人等评选项目也建立了可把握的标准。

　　“诗歌写作从纯文本角度没有标准可言，诗歌写作只能是语言的可能，诗歌的丰富性证明了不同语系的语言表现，但是，对于评选而言，需要针对性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道门槛。针对评委和推荐诗人设置的，毕竟，这次评选处理的是新时期以来近30年中国诗歌写作的场域行为，宗旨就是通过评选结果呈现中国当代诗歌地理的地形地貌，其严肃性是第一位的；从纯文学的主体要求上说，要充分体现诗歌的公信力和客观性，而非等同于年度诗歌奖或某某概念文学奖。

　　他还认为，之所以针对每一评选项设置不同的标准，并且在每一推荐页面同期予以发布，就是要求我们的诗人在网上推荐的时候，以评选标准的尺度量一量推荐的自己和他人，以避免答非所问，浪费时间、精力不说，还会产生被愚弄的感觉。

《兄弟》（上）自去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以及文学评论家的颇多微词，文坛期待10年的余华新作没有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带来震撼。3月中旬，《兄弟》（下）终于出版，首印30万册，一上市就成为畅销小说，据出版社称已经在筹备加印。

但与市场的良好反响截然不同的是，部分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编者

《兄弟》 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7.00元

 当初余华《兄弟》（上）问市时就出现了商业热销与专业恶评并存的现象。近日，《兄弟》（下）的面市再次激起了文学界的批评热潮，谢有顺等批评家公开撰文在创作艺术层面否定其价值。而余华面对质疑“避重就轻”的态度，更令一些专业读者心生反感。

李敬泽：没兴趣看《兄弟》（下）

知名评论家李敬泽的一篇《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令所有对《兄弟》（下）感觉别扭的读者找到了别扭的理由。李敬泽认为，《兄弟》把40年来的经验简化成善恶斗争，“《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余华近日表示，他可以部分地接受谢有顺对其作品“情节缺乏真实性、与社会语境不符等硬伤”的批评，但是无法接受“把‘文革’的经历写成了善恶冲突”的指责。他认为，后一种批评看似符合逻辑，但在文学的领域不成立。“莎士比亚一生就写了善与恶，但他还是很伟大。写善与恶有伟大的作品。写人类复杂经验的作品有的很伟大，但这不能否定其他作品就不好。”

对此，李敬泽表示，当作家面对历史，特别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经验时，选择以善恶的方式叙述是一个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但如果一个人在艺术上没有更高要求的话，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方法。“《兄弟》（下）我还没有看，虽然也有好奇，但是听到有人说比上部写得还差，加上事务繁忙，也就没兴趣了。”

从“具体”荒诞到“抽象”荒诞

另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对《兄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兄弟》基本重复了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品的框架和格局，延续了“苦闷记忆”的主题，写法和想法上没有超越。《兄弟》显得很保守，作品中含泪的悲惨、荒诞和幽默的成分我们都太熟悉，对于专业读者这意味着一种“无意义的重复。”

更大的问题是，余华以前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呐喊》等作品通过干净的叙述展示残酷和荒诞，都源自现实，是从“具体”的现实到“具体”的荒诞，非常有力量。而《兄弟》有一种从“具体”荒诞到“抽象”荒诞的走向，“荒诞”成为观念上的“荒诞”，并不饱满，因此其所谓的“反讽”也成为平庸的怪想。

而评论家王尧则认为《兄弟》一方面让专业读者失望，一方面却在普通读者中走红，孰“虚”孰“实”暂时还很难看清楚，需要时间的沉淀才会明朗。余华在《兄弟》的叙事上肯定是转向了，尽管《兄弟》没有满足大家对余华的期待，但是他叙事上的突变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转向后的余华跟贾平凹、莫言等人的风格还是截然不同的，他仍是特色鲜明的。

连日来被文学界关注的“甘肃作家阿拉旦被指抄袭”事情有了进展。14日，记者获悉，王新军等人正在联系律师准备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1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王新军，“当初阿拉旦付我的是让我创作电影剧本《萨日朗》的订金。当时约定为 30000元，如今剧本给她已经三年了，钱到现在还没有付清。这与导演方给她付不付钱没有关系，因为我与导演没有约定。所以电影拍不拍，她都应该付给我全部的剧本创作费用。所以阿拉旦说让我还钱她才承认抄袭，这完全想把事情搅浑。”王新军说：“事实上她一直就欠着我的钱，而她将我那些散文（她说的是素材）拿出去到处发表，我见到一分钱了吗？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她将那些“素材”加工成了散文，那至少也应该在发表时署上“王新军”的名字！”

    据了解，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比较复杂了。王新军等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连战醉在大陆，不是因为喝了太多的茅台酒，而是因为得到了太多瀛台的“龙恩”。

近一年前，“连爷爷，您回来啦！”这句西安后宰门小学小学生高声朗诵的诗歌，作为2005年的笑话红遍海峡两岸，还一度跃上2005年度大陆最经典语录榜首。

现在，过气政客“连爷爷”带着一家老小六口，又来大陆了。

连战此行再次在豪华盛宴中展开，除了胡锦涛的瀛台晚宴外，连战在北京期间还要参加三次晚宴：14日晚，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宴请连战夫妇；15日晚，北京市市委在北京饭店C座大宴会厅举办招待会，宴请连战一行人员；16日下午。连战游玩颐和园后将在园内的听鹂馆享用晚餐。

据境外媒体报道，国共经贸论坛和连战大陆行的所有开销全部由大陆提供。中共乱花纳税人从不吝啬，即便为了一个台湾过气政客，也不惜豪华排场；连战对享受如此奢华招待也是心安理得，连吃带拿不算，还要用大陆纳税人的钱祭奠他连家的祖宗，已经与中共高官的公费旅行毫无区别了。

胡锦涛再次用茅台款待，中共国台办又宣布十五项惠台措施，孙中山总是充当国共的纽带，胡锦涛特赠连战纯金版《孙中山题词手迹》，连战专门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题词：“青山有幸伴中山，同志无由忘高志”。

连战又被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请上讲台了。连战在台湾已经很少有在备受瞩目的公共讲台上滔滔不绝了，只有中共为他在大陆提供讲台。所以，连战演讲的醒目特点可用四字概括：谄媚，小气。

谄媚自然是对中共，整个演讲，只要提到大陆，除了赞美，竟无一字批评；谈到两岸经贸合作，连战的口气如同乞丐见施主：重振台湾经济，只有靠大陆这个“救主”了。比如，他把台湾今年经济增长的3.8%，也要归功于大陆。

连战的谄媚水平之高，令我叹为观止，专拣中共爱听的话说。比如，当“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之时，他告诫欧美各国说：“面对中国的这种崛起，应该采取一种与人为善、乐观其成、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要把中国大陆妖魔化、诬蔑化，认为它是一个威胁。”

但连战对《反分裂法》和不断增多的对台导弹，对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民主牌”，对陈水扁“如果大陆民主了，不排除统一的可能性”，却只字不提。

连战的小气也只能是对台湾，他在介绍台湾成就时，把全部赞美给了国民党执政时期，而把民进党执政说得一无是处。最过分的是，连战对中共独裁政权的谄媚，已经越来越象大陆的民主党派或香港的某些富豪，而对台湾现政府的态度却形同仇寇。作为民主台湾的最大在野党的荣誉主席，居然跑到独裁大陆来“借胡压扁”，这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的在野党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连战在大陆如此抨击民选的陈水扁政府，即便没有“联共制台”的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联共制台”的实际效果。在此意义上，连战的“破冰之旅”，非但破不掉中共独裁，反而让中共找到了进入台湾政治的途径。

去年，连战首次大陆行的八天里，他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他的所言所行，都是离别的感伤、还乡的心悦、手足的深情和良好的会谈。在结束大陆行的登机返台前，他留给中共的，自然是千恩万谢和毫无分寸的赞美。于是，他的大陆行，完全变成了为中共政权的两岸政策背书：以虚幻的和平共识来置换实实在在的武力威胁，以“民族大义”置换“制度之争”，以经贸往来、怀乡寻根、文化认同代替了政治制度的歧异，也就是以空洞的民族主义煽情来代替现实中的制度对立和武力威慑。

互为仇寇的国共两党，1949年前大部分时间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1949年后是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现在是一边自由而另一边独裁，致使两岸关系处在“政冷经热”的跛足僵持之中。然而，纵观被中共现政权恩准的连战，所有的历史恩怨、现实隔膜和制度对立，都不见了，反而如同失散多年的兄弟突然相见，只有相见恨晚的痛惜，同根同源的亲切，寻根拜祖的怀乡，两兄弟（两党魁）握手的激动，回乡游子对故土的感念和赞美。

在我看来，困扰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台湾只占一项，即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倾向；在大陆起码占两项：1，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即“反分裂法”及其几百枚导弹；2，两岸政治制度对立。而武力威胁的背后是暴力治国的独裁制度，大陆一天不民主，台海和平的隐患就一天无法消除。

连战大陆行的整个过程和所谈议题，主动权完全由北京掌控，是中共通吃的零和游戏，而连战则像个只会唱赞歌的“朝圣者”。如此和谐的“胡连会”，堪称完美的“统战秀”，但完美得虚假。

可以说，这样的国共握手，除了在台湾越来越边缘化的连战本人，可以靠大陆行来实现“晚年辉煌”之外，对改善两岸关系和台湾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我在远观台湾大选时，还只是觉得连战及国民党败在政治上的老朽；现在近距离观看连战的大陆表演，才看清他败在过于“小家子气”上。如果连战因此而“青史留名”，但只能是“臭名”。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良知赢得的，而是靠独裁中共恩赐的；即便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和瀛台茅台宴，让连战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荣耀，但那不过是独裁者的统战策略织就的虚幻桂冠。

连战的表演，直追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

如果，连战以后每年都来大陆且继续这样的“表现”，说不定会象霍英东和董健华一样，最终“出息”成中共的超级花瓶，荣升中共政协副主席的前程指日可待！即便中共为了达到更好的统战效果，不让连战在组织上“入党”，但连战本人两次大陆行的表现，已经在思想上行为上“入党”了。

2006年4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1月15日）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历届北大校长之中，马寅初无疑是最受北大师生和知识界尊重的一位。然而，马寅初在北大也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批判。那是北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不久，许多外宾来华访问，鉴于马寅初崇高的声望和二十多年的沉默，他们纷纷问及马寅初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专门派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马寅初，希望放些信息出来让海外关心马寅初的人们安心。
    “近二十年来，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马寅初的次子在电话中这样质问记者，并代表马寅初拒绝了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我父亲本人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党组织对他落实政策，希望能够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生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给北京市委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
    这个报告说，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具体做法是：以北大人口问题研究会、毛泽东哲学会、经济学会民意出面组织学术报告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综合平衡论”等谬论，然后动员群众在校园内贴大字报全面揭发和批判。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大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经济学系教师作《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三十一日，北大学报发表马寅初的长篇论文《我的哲学和经济理论》和四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下旬，先后有两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马寅初在这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面前没有屈服，他在反驳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总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遗憾的是，当时的北大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它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再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北大师生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和认同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对马校长的攻击和批判。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陆平继任。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也被罢免。此后二十年，马寅初彻底从公共领域消失了，他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接操纵批判北大批判马寅初运动、并由此当上北大校长的陆平，在六年之后的文革中却成为北大的“黑帮头子”，十年间受尽折磨。在牛棚里、在批斗会上，陆平有没有良心发现的时刻，对自己昔日领导的“批马运动”进行忏悔呢？我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看到陆平曾经向马寅初道过歉。
    这不是马寅初第一次倒霉。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会有好日子过。一九三八年，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点名斥责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径，要求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能够“大义灭亲”。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我将我的儿女都带来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今天我的演讲就是我留给他们的遗书，我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此后，马寅初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软禁直到被捕。一九四四年，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马寅初重新获得自由。就在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发布了自己在监禁期间写作的论文《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是分不开的》。这篇论文即便是放在六十年之后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那些鼓吹“新权威主义”和“王道政治”的学者名流们真该找来认真读一读。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任何一种真理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马寅初先后在两个政权下度过了将近两段加起来接近三十年的幽居岁月，这就是他付出的沉重代价。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方才亲自批示给马寅初平反。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
    北大有负于马寅初校长。当年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参与辱骂和批判马寅初的北大师生，有谁向老校长道过歉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公开地道过歉。我相信，当年不少的参与者，如今正是北大各个学科领域中风风光光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大家都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与错误深深地掩盖起来——自己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是中国人最精通的、无师自通的生存秘诀。
    然而，我相信，如果作为整体的北大和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北大人，不向马寅初校长道歉，不向每一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师长、同学、同事道歉，北大就无法完成自我更新，北大就无法与蔡元培的传统完成对接。如果真相和真理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北大也就无法健康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这不仅对已经逝去的马寅初校长来说是一个问题，更对每一个北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博讯首发

   听余杰说起在美国与王丹会面的情形，很惊讶听到他说王丹只比当时作为中学生的他大三岁—–八九年只有十九岁。因为作为八九民运的亲历者，清晰记得“六四”以后中央台的通缉令明明说王丹24岁，是无孔不入的政府情报网获取的情报有误？

    想一想，马上就明白了，也很容易猜想到是事出何因。

    八九年六月四以后，把自己亲身经历、见闻与钦定作为喉舌的舆论机关颠倒黑白的宣传和无耻的捏造两相对应，就象听到一个道貌岸然的法官有一天突然换了一副狰狞的面孔宣判一个情窦未开的幼女强奸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壮汉，证据就是：破裂的处女膜和壮汉身上的抓痕。

    从此，我宁可相信贞洁受孕、相信所有的卖淫女都属于一个团结战斗的纯洁集体，也不再相信共党。

    自那以后，以这种经过形象刺激更强化的否定思维为基调，凡是有争执的事，不用思考，只要站在共党的反面不久就会证明肯定是对的，每次根据中共的国际立场不用分析持一个相反的立场是这样，伊拉克战争是这样，法轮功事件是这样，无不正确。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在朋友中博得有先见之明的美名。其实，我只是知道，让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真正正确一次，难呀！从中共总是由下届领导人为上届领导人或活着的领导人为死去领导人决策的事情平反也可看出，中共压根就没做过几件正确的事情，它的强项不是决策正确，而是事后平反。

    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通缉令中王丹名列榜首，大概中共靠表面乖顺暗藏阴毒的投机串升高位智商不高的决策者也想到，如果中共通缉令中的第一号人物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那么中共的血腥残暴的嘴脸是不是更加显得狰狞丑恶呢？中共一伙八九十岁的老人决定用几十万大军屠杀的对象就是以王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年龄的学生为第一号领袖的民主运动，这样强烈的反差使一贯以无耻为美德的中共也觉得实在比任何一个黑色幽默小说还要滑稽可笑，便使出惯用伎俩：篡改事实—–改为24岁，邓小平不是说过他二十几岁就做了大官吗？

    我深深知道，用概念、理论、数据改变业已存在的事实是共党从诞生之日起掩盖真相、欺骗群众就运用纯熟的看家本领，这种本领显然是对越愚昧的群体越是行之有效，这也可以解释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称的中共为什么放弃“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首先发迹于农村，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贫穷和愚昧是中共生存发展的水和空气，缺一不可。如果当时有一个比农村还要愚昧、贫穷的地方叫“地狱”的话，它的第一选择就不是农村了，它会首先用“地狱”包围农村，再狭裹农村人口夺取政权。

    原因就是越愚昧的人越好欺骗，欺骗越愚昧的群体，其投入产出比就越大。

    对众目睽睽之下长大的活人年龄都可以造假，联想起不久以前的李鹏、江泽民的党龄造假攀比，原来民间流传的“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并无丝毫夸张之意，原来社会上的“假烟假酒假证件，爹都是假的，只有妈是真的”并非戏言，而是有上行下效的源头和出处的，是必将随中共的存在而长期存在的必然。

    这是人类的假之极限吗？非也，谢天谢地，毕竟日期是真的呀！我们的近临朝鲜日期不都是假的吗！其纪年不就是以金日成的出生为元年的本体纪年吗？

    看来两国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只是这种差距是两国领导人之间都舒适地感觉是最小的，在更多的地方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两国领袖在同一地球上感觉象在遥远的外星遇到同类样的亲切，中国四世领袖说要向朝鲜学习，朝鲜二世也放下帝王架子要学中国，至于相互学习的结果会怎样，是朝鲜最终终于撕破陷人民于战乱、贫困、饥饿的金日成“假基督”面纱把日期改成真的，还是中国名副其实地“再造帝制”最终把日期也改成假的以“胡紧”或“胡套”纪年，就象两个黑帮之间的相互火并和渗透一样，在结果出来的最后一秒钟也不能找到可遵循的逻辑而预知事实的真相啊！

   专制政权虽然不得人心，却能够迫使广大民众屈服并赢得大批走卒誓死不二的效忠，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有些费解。而这些服从和效忠专制政权或独裁者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被洗脑和被蒙蔽、愚弄的结果。专制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普遍的规律，就是都不同程度地对人民进行言论思想的控制。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思想和言论都会遭受残酷打而被治罪。比如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现代专制极权国家，就是这样，大批因为持反对现有体制、甚至反对现领导人主张或是发表不同言论者，都会被治罪，严重的会被处死。所以，一方面，人们由于长期接受不到新鲜的思想，只能被专制统治者强行灌输一种固定思想，无法认清当局的真面目而被蒙蔽，另一方面则是当局大量使用监狱、死刑等国家恐怖手段给民众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威摄效果，使得人们不敢轻意有所异想或异说。在中国文革期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的罪过”等，就是人们因为恐惧和无知而自觉清洗对统治者不利思想的行为。这样长期统治的结果，就是使得一个国家产生了大量的愚民。比如北朝鲜的一个拉拉队的女子们前不久在汉城看见金日成的画像淋在雨中，竟然要求急驰中的汽车停下，前去抢救那幅矗立在大街上的画像，并且因为让领袖的画像淋了雨，而悲伤地痛哭流涕。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

二，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清洗和控制，产生足以震摄绝大部分人的国家权力威严，迫使民众服从。这是专制社会必然要采用的手段。一是在建立其统治之初，它们的统治缺乏合理性，不得不采取欺骗、蒙蔽等手段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只有对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和公布真相的言论进行镇压，然后在其权力范围内统一意识形态。二是因为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统治者最初向人民承诺的种种美好前景都已经破灭，它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人民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反对落后而残暴的统治，这时，为了挽救其统治，它们必须加强镇压和控制的力度。这样就可使人民因为恐惧而服从。比如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被武装暴力镇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摄作用，致使近年来国内的民主人士谈虎色变。

三，专制国家由于没有民主可言，其统治是每一级政府首脑都只对上级负责，专制政权的官员直接受命于上级官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皇帝任命官员和独裁者任命官员，在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叫做“党管干部”。

因此，这就给各级政府官员营造了一个成为一方君主的权力领域，在他的权力领域之内，他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统治者，大的如一国党政首脑成为现代皇帝；小的如中国最底层的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来就一直是村皇帝，同样，乡党委书记就是乡皇帝等等。这种绝对的权力刺激了官员们内心深处那种权力欲望，使得他们为了获得这种绝对权力而不惜出卖良心和民众的利益而成为专制制度的忠实走卒。现代民主精神并非要求每一个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圣人，而是通过制度来限制官员的权力欲望，给民众表达愿望和监督官员的权利。专制制度则禁止民众具备这样的权利而放纵官员的权力欲望，以此来赢得他们对专制制度的效忠。得势的官员必定不愿意民众来与之分权，而只有专制制度能够维护他的绝对权力，因此，誓死效忠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四，除了对绝对权力的渴望能够使官员们发自内心地为专制制度效忠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专制制度为各级官员营造了一条发财之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腐败途径。

在中国，贩毒、造假、盗版和卖淫等问题不可谓不严重。然而却无法得到有效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公安和其他执法机关的人员办案的素质低下，而是这些犯罪行为为各级官员创造了受贿、贪污的机会（相关论述参阅《从盗版、贩毒和言论看中国法制的本质》一文）。专制体制控制舆论的目的一方面能够限制人民揭露其统治的反动本质，同时也可包庇和纵容这些腐败的官员的存在。如此，官员们只有依赖于这样的体制才能保证非法利益收入和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专制制度因此而得到了广大官员的强有力的支持和维护。否则，专制制度之不存，腐败官员将焉附？反之，官员如果不贪权和腐败，专制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党管干部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而只有党管干部才能使得各级官员们安全地腐败。

这种特征在专制制度的后期就更加明显。因为这时专制制度已经失去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已经深度腐败了的官员队伍。而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也大多都是通过腐败的方式获得，通过腐败的方式来维持。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往往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来获得新生，专制体制本身的修修补补已经无力改善其统治了。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洗脑、控制思想言论、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关押异议人士、为各级官员营造绝对权力范围和保护各级官员腐败是专制政权迫使民众服从和赢得大批走卒效忠的十分有效的手段。

然而，专制统治者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手段都缺乏正义基础，它们甚至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行为的罪恶本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去做呢？难道他们有为恶的嗜好？

其实这也是一个专制的“自发秩序”。专制体制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某一个首脑能够良心发现就可以扭转乾坤的。比如前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等人就主张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可是他的这些主张失去了党内大部分有权者的支持，虽然他位高权重，还是避免不了被赶下台的命运。专制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不为任何个人控制，却又符合大多数党徒意愿的合力——专制体制的本能，它不允许任何人来改变或破坏它，而只能来维护它。任何维护这种体制继续运转的措施和思想，都会得到体制内的大力支持，反之就会遭到反对并被剥夺权力。比如三个代表的理论，因能够给专制体制找到新的统治借口（虽然是虚假的，却具有一定的蒙蔽民众的作用），而在党内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并且获得了能够续统到“马列斯毛邓”的祖传牌位之后的殊荣。

由于专制体制对自身安危的维护已经成为上行下效的本能性行为，所以改变这种体制已经不能够仅仅依靠体制内良知的复苏，而需要社会新生力量的激发和冲击，这种新生力量就是人民追求自由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

　　1917年发生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确深深影响了历史。就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声炮响”是祸是福，如今已有了公断。中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曾深受俄国人的影响；中国一党专制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