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我即将离开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之前，我开始阅读麦卡勒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宽敞的书店大堂里随意翻开一本《心是孤独的猎手》，跳过所有扉页上诸如“二十世纪百佳英文小说十七位”这样的宣传字眼，直接翻倒了开头。“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她这样写到，两分钟后，决定买下这本书，因为这个伟大的开头。
　　这是一本像洞一样的小说，既清晰可见，又深不见底，五六个人物，若干种生活，若干个深深的隐藏着的自我，却有着相同的孤独，做为一个同样写小说的人，想到她23岁就写出这样的小说，难免让人有些绝望，但是有些东西是文字意气以外的东西，我合上书，久久的凝视着封面上麦卡勒斯那双清洌而孤独的眼睛，一个身患残疾的又瘦又高的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女人，一个双性恋者，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女人，她所有的故事，描写的都是四个字，永远孤独。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有一天，两个哑巴中的一个离开了，剩下的一个哑巴来到人群中，他立刻被人们所包围，因为他不说话，所以每个人都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上帝”，他们向他倾诉，仿佛找到了他们孤独的出口，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真的听懂他们的话，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孤独，所谓心心相通，都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哑巴同样也活在误会之中，依赖着自己内心的固执而生存，坚定的相信那个离去了的伙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音。在整个的故事中，只有一个人是不孤独，也因此不需要依赖任何其它人而存在的，那就是那个离去的哑巴，但他除了是个疯子以外，还是一个任性的贼。直到有一天，离开的哑巴死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分崩离析，世界在下沉，下沉，前方只剩下一片永无止境的黑夜。
　　若是几年前，读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也许会哭，而现如今，我只是放下书，到外面给自己倒一杯水喝而已，因为我知道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的孤独与我无关，就像我的孤独与任何故事都无关一样，虽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相同，会忍不住设想，是否我们还可以沟通，但这就像书中所描绘的一样，那只是一场误会。
　　但是我依然会像所有的人一样有些不甘心，我接下去又找来了她的其它两部小说，《婚礼的成员》和《伤心咖啡馆之歌》，然而，麦卡勒斯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除了让孤独的人更孤独，这个世界，没有出口。《婚礼的成员》是成长的孤独，《伤心咖啡馆之歌》是爱情的孤独，所不同的是，等我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没有绝望，只有绝决。
　　世界上本没有上帝来帮助你走出孤独，哪怕貌似上帝的人，此生也只出现一次，那就是辛格先生，那个优雅的哑巴，他出现在麦卡勒斯23岁那年的故事里，然后他死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在《婚礼的成员》中，麦卡勒斯不仅仅连一个假想的“上帝”都没有给过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麦淇，连完全不能理解麦淇，但至少能够互相陪伴的两个伙伴，家里的黑人保姆和表弟也相继离开了。没有一个微笑，麦淇所有的出口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场婚礼，但是当她来到婚礼的时候，她终于懂得了，她的孤独与任何人无关，这个世界对她丝毫不在意。
　　成长的孤独也许还可以对未来基于一丝希望，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来到眼前，我们总有一天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寄希望于未来，于是我们纵身扑向爱情，这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对于灵魂深处总有着巨大的孤独的人来说，爱情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两个人的，它是一个人逃脱孤独的出口，所以爱一个人，远比被人爱要重要得多，马文爱上爱米莉亚小姐，爱米莉亚小姐爱上那个叫雷蒙的罗锅，而罗锅又爱上了马文，三个各不相同的人，三个同样被孤独诅咒的灵魂，三场注定没有好下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都与被爱者无关，形成的是一场怪异的轮回。虽然爱米莉亚小姐令人同情，但我却不能因此憎恨马文和罗锅，因为在巨大的孤独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上帝，没有救赎，只有孤独，伤心咖啡馆，它是孤独旅人的最后一站，马文和雷蒙走的时候，将爱米莉亚小姐的一切都捣毁了，烧毁了。，你若真要在她的小说里寻找出路，这就是麦卡勒斯最后的出路，你爱的人和爱过你的人，他们都于你无关，爱，只是让人更孤独，更加互相憎恨的东西。
　　“到第四年，爱米莉亚小姐从奇霍请来木匠，让他把门窗都钉上了板，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
　　在我所遇到的作家中，还没有人能像麦卡勒斯一样把孤独描写的这样迷人的呢，我并不为她的作品而伤感，在我看来，麦卡勒斯自己对读者也丝毫没有此意。和小儿女们的孤独不同，麦卡勒斯的孤独是巨大的，正因为这孤独太巨大，有时候反倒让人更加坦然，仿佛是再渺小的灵魂，一旦拥有了这样巨大的孤独，也会变得强大起来，这强大，就像孤独本身一样是无法超越，不可战胜的。如果你还因为孤独而感到忐忑不安，忧伤不已的话，那么，这之能说明你还不够孤独。这才是麦卡勒斯式孤独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谁能画出孤独的样子？这是阅读麦卡勒斯之后，久久在我心里徘徊的一个问题，孤独原来总是有着不同种的颜色，梵高的孤独是流光四溢的灿烂星空，马尔克斯的孤独担负着的是一个民族。海明威的孤独总带着硬硬的壳，而麦卡勒斯的孤独却是木质的，仿佛我心中的孤独，早已随着我的年华老去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它笔直的冲向天空，向着那虚无生长，什么也无法将它阻挡，直到有一天，我们和死亡相逢，它使你强大，但它和任何人无关。它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生命中，永远不会退场。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文字不知读过多少，对之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知，那就是专制者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暴力的手段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乃至产生。读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后我的态度有了改变。
　　
　　虽然史氏景仰司马迁的史观和才情，在美国学界，他也是大名鼎鼎，“评论界称史氏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奋不顾身地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不过初读此书是郁闷的，几不能卒读。这是一本力图呈现出1720-1730年间某种生活的片段，而非那种表达出一种特殊观念或阐释某一理念的书。这使我最初的阅读期待落空，可能理论问题并非史氏所好；而史氏为了增加阅读的效果也使用了不少小说笔法，但太多灰色、令人气闷的现象，读来心情十分沉重。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它应归功于我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共鸣，书中描写的生活似乎是我个人近来思想困境的一个镜像或者说解脱，在前言中史氏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对于我们而言，曾静案又带上了某种现代光环，激发起人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形式式政权的回忆”。
　　
　　国内学者有关文字狱的论述多是围绕着权力与个人自由、与正义或真理的冲突来展开的，这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又是一种遮蔽，立场过于鲜明的批判本身就是我们被压抑的权利意志的一种病态表现。而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他行文虽也难于超脱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但他是置身事外的，可我们总处于他所描绘的某一类之中，因此他写作的现实性应该更接近真实。坦率地说国内少有人写出这种让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生活，这是一种只有透过“异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自我真实性的存在，他总是能够对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从而触动了我们内心中隐秘的东西。另外他的表述隐含着他的观念但又没有预设一种道德的前提，易于为人认可。他在书中描述的事实宛如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人或许都可从中看到自我熟悉的面相。显然，他也并非只是想描述一个古老生活的断片，“但几乎从此案的爆发之初，便可见出，其渊源潜藏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此书的副标题同样预示了这种努力“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他不仅仅关注文字狱这个个案，更是关注到古代中国文化或文人与权利的关系。首先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甚至直到现在仍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并在其中再现了一个绝对权力的社会基础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对于我而言此书从一个权力运作的高度透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隐秘存在，甚至说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种内在的结构，描绘出几千年来相对静态社会的基本脉络与动力机制。皇权的运作和文化的生成，特别是二者之间的混乱关系是传统社会的内在动力亦是一种表现。
　　
　　最初我愤怒于失去制约的权力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献媚，稍后我则困惑于这种权力的奴性和对权力绝对化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特别是这种暧昧性所可能表现出的邪恶。这在《皇帝与秀才》一书中有令人瞠目的表现。熟悉曾静一案的人再看此书，总会有一种荒谬和被愚弄之感，如此一个荒诞不经、微小的案件竟惊动日理万机的皇上和无以记数的大臣们放弃军国大事，而投身到各种细枝末节的谋划中，在这里几乎没有正义、善恶可言，在有些人的行事中甚至毫无这方面的思考，有的只是权利和权利意志的种种表现，而支撑这些的同样是权力和对权力的欲望。作为一个老百姓阅读这些内容时内心里充满惶惑和恐惧，且不说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耻、卑鄙和邪恶，我更是质疑那些为政者到底有多少精力和意愿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这也完全破坏了我偶尔的怀古之情。
　　
　　但是读完全书后我并未像往常那样表现的爱憎分明，而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情绪之中。有时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会对雍正产生一种微妙的同情，在古代社会，权势者只是民众在心理上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想象，是民族意识乃至说皇权是图腾意识的一个集中体现（龙和凤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具有吉祥意义的图腾对象）。对于那样的民众只能采取威压的手段，在那样的社会保持相对公正的稳定是最佳的选择。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雍正是无辜的甚至说也是一个失败者，（当然在现代人的眼中书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他虽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显然他无法安身于个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残暴是现实和时代的反映，更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上失败的一个表现，并背离了个人的生活真实。他是身不由己的，他的被人欺骗和愚弄，特别是他对之的需要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达到个人的虚妄。在他晚年寻仙问道中渴求着一种永恒的恶，据说他也因此而亡。但是维护他的绝对权力是他政权的基础，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更是保存个人生命所必须的。他不过是以恶来制恶，而他的这种追求及表现同样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此我不期然想到曹操的自白和那些民间众多的“土皇帝”们，）且他并非是清醒的，他的行为是一种自愚式的愚人。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理念而要求他放弃他的权利，当然我们也无法赞同他。
　　
　　我对曾静向无好感，但对于相对弱势者曾静等人我们更不应批判。而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邪恶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个过程似乎也没有人心怀恶意或歉疚。皇帝做了他可能做的事来争取民心，比如公开他和曾静的争论，组织“征西宣谕队”等是有些超越凡尘之处，甚至有一些现代的色彩，事实上历史中的雍正在治国中尚有可称道之处，算得上一位有为的君主；百姓做了最具挑战性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处境；文人千方百计地说出了内心的话；官员牺牲了他们所能放弃的人格来维护他们的权位。总之每一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去释放自己或改善自身的处境，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正如史氏所言：“然而，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映是何等实际。”但整个过程充满的不是喜悦而是荒谬，在这平静的盛世气象之下隐藏着多少权谋和血腥，多少不安、绝望和背叛。一方面是竭力为一个赤裸裸的专制政权制造合法的假象，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权力的想象、颠覆和取尔代之的渴望。当然我并非否认现实中权利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质疑这种权力追求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权利的异化和畸变，从而损害了每一个人权利存在的基础。当我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存在的最大空间时又以自身的行为损害了这个基础，可能有些让人费解。但仅就曾静一案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不断变形的权力形象是如何运作起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人们都纠缠于权利获得过程的合法性，因而人们不但屈服于权力，更是让它在想象中趋于完美。绝对权力也似乎是每一个人内心里的向往。我一直奇怪这种极端病态的权力是如何凌驾于那些同样有着自我权利意识的众多人群之上的，当然这种权力势必
压制大多数人的权利存在空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了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权利意志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权力本身或表现，而在于产生这种权力的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负责，问题是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种权力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的牺牲品，那么又有谁能够对之负责呢。
　　
　　问题何在？我认为在中国除了权利以外，中国人在文化精神上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制衡权利的话语体系或价值标准。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富有道德的表现，更多的是对各种现象所做的道德解释。而民间生活的相对原始状态，使得放任个人的欲望和对之的控制需要绝对的权力，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权力，这本身是一种恶并形成恶，权力和权利意志成为生活的最高主宰也是单一性的追求。当然权利欲望不仅仅是丛林法则的体现，更会消弱人的自然性存在基础，我深知一个人对权力的渴望足以毁灭任何的人性：人性的畸变或生命的消灭。当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既定的真理时那就是权力，但同时权力又是不能容忍任何真理的存在，这时我们只有以权力来消除权利，又以权力来滋生权利，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不断反复的内在因素。因此在中国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想象性对象，更致命的是这种权力缺乏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缺乏合法性的权力注定要以一种蒙昧和暴力的面孔呈现。但是越是绝对的权力越虚弱，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件引发皇权的高度关注，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利缺乏信心的表现，权力的残暴一方面是对自我盲目性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在稍有自我意识的人那里则是呈现出自我辩护的倾向；文字狱和文化追求是这两个方面的呈现形式。而在中国权力的邪恶表现还在于这种权力掌握了合法伤害其他的权利的权力。在那样的时代或许惟有儒学可以并试图给那些赤裸裸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之辩。但是权力以及追求权利的意志是否能够并愿意适应这种相对的束缚一直是古代中国生活动荡的内在因素。这个问题早在宋朝的程颐在《论经筵第三札子》就有过相同的表达：“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感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主，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如果不接受这种制约最终会伤害到权力自身，如接受他们追求权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是问题的表现，并非问题所在，根本在于这种绝对权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儒家是在肯定这种权力的现实中，力求给以导引或制约，比如王道说和君子人格的建构等。这往往使儒学与皇权有一种微妙的合谋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窥探到在专制时代文化与权利的关系，探讨一下文人的命运。与权利合谋者如所谓岳飞的后人岳钟琪，最终成为权利的牺牲品。那些官僚的经历说明了以知识来获取权力者最终都会与权利形成同构的关系。而对权力持批判立场的文人如吕留良则面临着被绞杀的命运，因为他不同于流言和权利而构成了另一种权力：一种独立和正义的力量。不过文化与权利的敌对，对两者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对立更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攫取的欲望，这表现在权势者的文化焦虑和文人难于摆脱的依附性命运，文人要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必须能够形成一个足以抗衡现实的力量，而这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这种内在张力的表现，当然也有表现远离权力中心的落寞。而文字狱便是这种矛盾与同一的具体和集中表现。在雍正那里则是要“从人犯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流言传布的记忆”。也就是企图把权力塑造为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形态。但正如书中末章所写：“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议的口耳相传。”民间和皇权的角力则是更加直接。在权谋的时代可能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权力存在，那便是一种无知的权利如李卫等，他们没有精神的负担，多是出于个人利益而行事，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合理的。
　　
　　本书中唯一的亮点是儒生唐孙镐的表现，我们可以读读他反对惩罚吕留良的揭贴：“……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的处置“不久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怨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权力的凶恶面目毕现矣。这也是文字狱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暴力和蒙昧是基本手段，反智是基本教义。这同样暴露了权力的真实，对无知的厚爱和对个人精神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对真实的遮掩与对个人人格的压抑，民众的无知和无人格是绝对权力的基础又是权力的目标。从而使我认识到文字狱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古人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背景。雍正对曾静的宽赦并非是他无罪而是因为他无知，而他对吕留良的追加惩罚并非是吕氏有罪，而是他表达了对当权者的蔑视和说出了他们获取权力的罪恶基础、过程及表现。显然，雍正这样做是以危害权力的程度而定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曾静成为他发现和清除权利斗争过程中的残余势力，并证明和显示其权力存在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曾静他们只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从这一点讲，雍正是公正。
　　
　　这可以说是对真正儒家精神的迫害。那么如果儒家的基本教义都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会不会改变这种权利之间恶斗的结局。首先这种设想缺乏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寻求思想和文化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另外，设若吕留良等人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也不会是太平盛世，可能会更加混乱。问题在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阙如，和一种赋予存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的阙如。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文化，当然有人或许会说中国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宋以后）就是没有能够回应现实的挑战，从而使明清以来权力专制日益恶化。而在于中国人生存的相对静态化和原始性，而没有被文明化，有人或许会举例说中国文化向来是“好古”的或者说保守的，但他们忘了文化虽是对现实超越意识的体现，又只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在此我不得不又想到老黑格尔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另外，黑格尔也曾简洁明了地评价过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看到曾静、张熙和岳钟琪、雍正使用着相同的话语体系、认知方式乃至可互换的生存命运，可这么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都“悔改”了，“理解”了和
合作了。他们都熟练于一套儒家的话语，不过雍正们是以之来维护和巩固他的权力，在弱势者曾静那里则是他寻求摆脱个人困境以获取权利的工具，曾静与雍正相同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相互打量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精神面相：《大义觉迷录》，在这些文字中他们都是真诚的，都以为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真相：内在的苍白、无耻和凶恶。一个是因无知而不能认识真实，一个是因虚妄不能容忍真实。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也许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 当然在残酷的现实中人们需要儒学。
　　
　　这也可以说在古代社会真正的儒学是被排斥的和被利用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无法坦然面对儒学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有些倒果为因，把权力时代的牺牲品当作权利的帮凶，从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欲望。当然作为一种理想型的意识形态，儒学的自然主义基础和它对权力的塑造欲望，更多地转向为对被压制者的安慰乃至愚弄，从而恶化了权利的畸变现象，并形成一种对自我和真实性的自觉或潜意识的伪装和清除。不过儒学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畸变可归因于其自身的问题，但也是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常常指责中国是以制度来塑造人或让人来顺应制度，而非着力去建构适合人性的制度，这是表象之谈。实现存在的最大自由，可能是每一个生命的自然追求，可以说现实中每一个人都会做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应该说任何样的制度都不可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存在，是否可以说制度只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如是，那么为何有的制度更适合个人的发展，有的制度则是对个人的种种压抑呢？！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人们很习惯将之推到国民性或文化上，其实文化只是现实的一种超越意识的体现，那么文化的作用又在哪里呢，难道只是一种理想型，这种困境特别是精神困境能否通过文化来解决，而现实中的文化多是对这种困境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都自由了，生活会不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写下这些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面对和接受真实，我们只有在肯定真实，和任何事物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优化现实。我们也只有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创造一种心灵的真实，为生命营造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
　　
　　虽然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有一个东西是胜利者，那便是流言。这个谋逆案起于流言又终于流言，连旨在消除流言的皇权与民间共同的精神产品《大义觉迷录》同样是肇端于流言，其产生后更成为流言的一个源头。而雍正最终也死在流言之中。乃至当前热播的那些宫廷帝王戏何尝不是流言的产物。流言的胜利似乎也是正义的胜利。流言是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信息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那些无法通过正当渠道散布和传播的信息集散地。因而也可以说流言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的产物，流言总是指向权势者或由他们造成的，因而它们常常与权力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是非法权力的基础又是解毒剂，流言太盛或没有流言（道路以目）的时代，都是权力面临崩溃的时期。流言的胜利好象也是真实的胜利，每一则流言都包含着人们难于臆想的事实，当然也有善的渴望。不过流言是对真实的渴望同时又是对事实的扭曲，这是传播方式决定的，也是传播者和接受者共通的心理使然，流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多是失败者和那些弱势群体。流言往往使真实（一般是难于接受的）变成一种自我指向式的可想象空间，他们不是去接受或创造真实而是从中获得快慰。可惜的是这些只是流言，（没有承担更取消着生命的责任意识），如江河一样无法断绝的语言塑造并滋养着我们的生活。

秋风起兮白云归，草木黄落兮雁南飞；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钟鼓乐兮发棹歌，欢乐极兮悲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刘彻，《秋风辞》
　　
　　以往，每每秋天来的时候，我都是有些伤感的，也许是西北关中地区在这个有些郁闷的时节雨水比较多的缘故吧。自古以来这样的一个季节也许就跟忧愁还有蔓延的思绪也许还有不安的心态结合起来，在以前各色人等的吟咏浅唱中消逝了最初原民时代的色彩，更多收获季节的喜悦被江南那些才子沾染上了浓的再也化不开得历史悲愁的情结，缠绵的悠远而百转千回的倾情诉说。
　　
　　“难把情深作浅谈，一窗水色透冰蓝。人间缘去何余叹，几向秋凉问苦甘。”句子我想还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情结来作为它的诠释的，尽管里面幽怨的成分多过让人欣喜若狂的缠绵。只是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平和和闲适，原来诗句也是磨心，情肠漫把作苦吟之后才只于那日分离，单单却让我独自一人幽怀说到如今。
　　
　　闲暇的时候，一个人也许会什么都不做。安静的把眼睛闭上，凝心静气，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可能在自我的陶醉中欣赏着什么，有些这样的事情只能自己的内心最清楚。即使如数的倾诉于你，未必你也会有如此的情怀。要么，光着脚丫子坐到窗沿上，看着黄昏里的夕阳如血，沉沉西去，关注的一刹那，眼睛里面也会同时溢满许多的期待。散落的CD，还有昨天未看完结的书本，落在地上的圆珠笔和白笺纸，想来应该还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也许会想到，关中地区的乡下，收割后的田野裸露着无边无际的褐色，铁轨两边掠过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这些树中的“伟丈夫”们肃立在寒野中，铁杆虬枝，光秃秃的枝头找不到一片黄叶，比“八大山人”笔下的枯瘦的老树还要冷，还要硬。不由得感叹北方初冬的凛冽肃杀与家乡的山清水秀的冬天有着视觉上的天壤之别。前者易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悲凉，后者能使人体会到生命的丰富。眼下，这种使人抿及到悲苍的北方的田野更吻合我的心境。
　　
　　仿佛为了让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一个硕大的鸟巢映入了我的眼帘，它挂在白杨树的高高的树梢上，像一个巨大的“？”悬在苍茫的暮色中，一只黑色的鸟儿站在鸟巢边。在这寒风呼号的傍晚，一只孤零零的鸟儿停在一步之遥的巢边，它在等待着什么？在期望着什么？这或许是一只失去了幼鸟的母鸟——没有了爱子的家无论是于嗷故侨死喽贾皇巧嘶车目粘病Ｆ丛谕猓诼眯兄蟹胖鹕プ又吹奈也灰蚕裾庵徊辉腹槌驳哪?
　　
　　收拾好散乱的心情，俯拾之间，仿佛好像可以把从外面不经意带来的慌乱和懵懂的阴云扫光，或许只是并不怎么很彻底的清理。体验着一动一静的韵致的时刻，你不会想到这样也是转瞬即逝，惋惜也都已经是很迟了。
　　
　　夜色逐渐的蔓延的开来，华灯初上，直到视觉疲劳的同时，想到要去感受一壶水的安逸。白天的浮躁和落寞，奔忙和不安，现在全都可以撒手不管。安逸的看着朋友远远寄来的泉水注入到壶中优雅的姿态，氤氲的寒气缥缈可见，冰凉的感受从手指直传到心头上。桌面泛起的冷光照着刚刚洗好的素瓷杯，檀香袅袅而上，会是我的爱人喜欢的情景吗？此刻，而今，开始把一切喧闹和芜杂拒绝在门外。
　　
　　倘若想要安静一点，或者说达到安谧的境界，那么如果放CD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举措。稍微梳理好心绪，略略深深的呼吸数次，云手水袖风行，片刻之后一杯稍加浓酽红润的单丛茶已经上手，顺汤入喉，坐正，脑子里只有这消不掉的惬意一丝一缕慢悠悠颤巍巍的传到舌苔，心头，腑脏之间，默默不语，体验的滋味如同看到一个个花骨朵便争先恐后地打开，缓缓舒展的六片花瓣微微往外卷，大大的花瓣从花心开始由深渐浅，染着晕晕的淡粉红，六根淡绿色花蕊的顶端嵌着深紫红的小珠子，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淡雅的香味，谁的完美地心结幻化的，如此将华美与清纯、高贵与典雅结合得那么完满，真令人叹为观止。
　　
　　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为工作为学习上的事情不停的奔忙，有时也会通宵达旦的看书，整理资料，写报告什么的，没有来得及区感受久已忽视的茶事生活，紊乱的作息规律，烦嚣的市井吵闹，也究竟是无法彻底的让自己真正的安静下来消受一杯茶水的幸福。习惯中的轮回我想如果缺乏了茶水的滋润，那么我的心情该是如何的枯泛其味。何尝不直到，一天忙到晚的困倦如此地看不住，外面诱惑力太大的浮泛我变得疲软不堪。安稳的消受茶水的滋补都成了奢望。
　　
　　所以感官的此刻绝对难以轻易罢手放弃，茶巡第三次，第四次，味觉感触不断，身心得到的滋养也在不断的上升，毛孔被茶水熨贴的舒服到了极致。张力的扩展与收缩，慢慢的舒缓，这样的感觉何曾不会吸引你去仔细的体会。个人抑或只是一个个体的生理上的安静的体验，传导到周围，你也成为关注的中心。
　　
　　看着月光照射在杯子里的感觉，身心不断浸染在这些寂然的环境，仿佛静谧也可掬一手然后轻松的放开。
　　
　　微风轻拂蓝色的窗帘，杯子里面茶水的云气还在上升，转折，慢悠悠的舞动，而我手上的书已经失手滑落到地上，不知不觉我很想沉沉睡去。
　　
　　如何的错过才不是失去收取一道绝美的风景，我还未深刻的体会到那样别致的宁静或者慌乱中的镇定和从容。只是可怜晚景中的阳光，离落人间又是几段情愫不尽！

[由头]

女诗人挥笔十万情书，佳节赠佳人，着实让2006年的情人节惊诧了一把。事情起源于花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套“21世纪女性诗丛”，为了促销，策划者设计了一个“让诗歌走向大众”的活动，分属不同传媒机构的六家时尚/女性/学生杂志共发出十万个粉红信封，打开后是一首叫《十封情书》的诗，来自燕窝诗集《恋爱中的诗经》，典雅的玫瑰图案包裹着感人至深的情诗，购买杂志的读者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意中人。

促销有没有成功，这么短时间内还难以检测。但这条新闻确实炒作得满天飞，成为节日文化的一大景观，上海新闻晨报直以“女诗人送10万情书赚吆喝”为题赚自己的吆喝。大众传媒有自己的关注点，与策划者的思路未必一致，那么借助时尚传媒来推动诗集的销售与影响，到底是自掉身份还是搭快车，这车是顺风车还是开倒车，是笑剧还是喜剧……这里面颇有些曲衷，不妨听诸位一议。

[正方]

发行量少=艺术性高？

杨克（诗人）：当代社会在传播手段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诗歌应该善用这一点，我们要用最好的传媒手段来为高品质的作品服务。

当前纯文学都面临着危机，旧路子既然是不通的、至少是困难的，那么我们何不尝试一下别的手段、别的可能性？或许能找出一条新道路，让小众的文学通过大众的传播手段走向大众。我相信，尝试一下比什么都不做好。

所谓“严肃文学读物与普通读者距离较远”是不正常的

朱燕玲（编辑）：卡夫卡虽好却没有太多人读，仿佛这就证明了“严肃文学读物与普通读者距离较远”这句话。这个理解有误区。一个作者把作品写出来，就是希望给人看，通过阅读的过程找到精神的同路人或得到认可，卡夫卡也不例外。出版卡夫卡的出版社，肯定对它的文学价值有信心，认为可以成为长销书，在一个更长时间内争取更多的读者，这是那些没有太多价值去赢得时间考验的图书可以做到的。其实任何读物都是要争取最多读者的，都需要读者。

用传播来做文学

王晓渔（青年学者）：我不同意“文学经过大众传播会成为庸俗文学”的观点，目前现状不是传播得过头了，恰恰是相反。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全民写诗这种事情（它本身很值得怀疑），但在当下的精英文化层面诗歌都是严重缺席的，这肯定不对劲。有一种说法是“用传播来做文学”，我觉得它是两个层面的意思：诗歌是诗歌，它的价值根植于作品本身；传播的范围大小不可能改变作品的固有价值，但在传播范围方面会有所影响。

科举之外的另一种诗歌普及方式

周公度（广通中视传播公司，参与本次发出信封的杂志主编）：唐诗宋词的繁盛，除了国力强盛，它们在科举制度中引入诗歌考试，使当时的才子士人重诗赋文章之美，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当今中国，诗歌进入考试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远远多于支持者。它的根本原因除了诗歌的标准无法确定以外，当代诗人与诗歌的地位衰微，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相比是如此不协调也是有原因的。这体现了国内基础教育给诗歌的位置，关系颇深。

我把这次“情诗运动”称为科举之外的另一种诗歌普及方式。我深深希望，燕窝的这次“情书与诗歌运动”能对社会各界产生诸多有益的思考，能对诗人的写作产生新的启发。而我所能做到的最直接的努力，就是把诗歌的稿费翻两番。

[反方]

严肃文学，谁给你媚俗的权力？（网友：偷着乐）

严肃文学，你的本分就是小众的、贫穷的。这一点坚持正是你被人尊重的根本，如果你像流行歌曲一样传唱、像流动商贩一样叫卖，你的尊严何在？

纯文学———卡在马桶里的一块金砖（网友：淘淘）

迫于时势，可能纯文学也只能走这条路了，现在什么都市场化了，把“大家闺秀”都逼成了“马路天使”，连最后的贵族———诗歌也不能幸免了。

就一介平民来说，我举双脚支持市场化。不市场化，咱们桌上的肉、嘴里的米饭从哪里来？但怎么诗歌要市场化，我心里就这么别扭呢？不仅仅是别扭，还很伤感。可能人就这么犯贱吧，吃饱了穿暖了，像个人样了，就想点有尊严的事情了，总不能把什么都弄到温饱的等级上吧？有条件了，还是想抱一抱“大家闺秀”的，都是“马路天使”……那个呕心啊。

不仅犯贱，我还觉得我自私，比方说，为什么市场化到了自己身上就这么顺眼呢，人家诗人就算捱饿，也得守着不市场化？我吃的喝的市场化，就是我自己的事，人家诗人吃的喝的市场化了，就碍着我了？我觉得他们也苦啊———搞的是诗歌、是文化，还出版了，那就是公众的事，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了，确实就碍着我了。我就是不想让碍着我的这一块“文化”不“大家闺秀”了、不“贵族”了、不肯捱饿了。饿的反正不是我的肚子，撕下的文化面皮却有我的份。所以我觉得诗人……难。真难。

但谁叫他们当了诗人了？

那可是多大的光荣啊。当得起，就应该捱得。出版诗集了，就是公众人物了，是咱们老百姓的上层建筑———文化的一块砖了，哪怕捱饿，也得为咱们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子。

我觉得吧，现在这个纯文学和时尚勾搭的事儿，就像金砖掉去了马桶，冲又冲不下去：因为人还是要有点子精神的，哪怕它既不能填肚子又不能穿上身，也不能就没了这一块、不讲这一块了。冲不下去，但是用这种门道勾勾搭搭、弄点经济效益，这金砖捞得起来也是满身屎味。臭。

当诗歌傍上时尚（网友：杀破狗）

诗歌傍上时尚杂志，我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据说从1月25日起到情人节，全国六家时尚杂志和部分书店将陆续向自己的读者送出十万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十封情书》这样的字眼，并且说这是诗人首次尝试通过时尚杂志来推广诗集。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商业策划搞的无厘头的策划呢，敢情是诗人希望借杂志来主推一种可以大众阅读的诗歌，并尝试激起普通读者对于诗歌的热情,让诗歌也能进入节日消费。看起来这样的活动挺浪漫的，但浪漫后我就怀疑其实际意义。要知道浪漫是一件恐怖的事，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顽疾。

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诗歌界的人来说，这个事件来得很及时。倒有点像是饥渴的人找到了一口泉水，颇有点久旱逢甘露的意思。

不久前，据说某家公司大慷其慨白白地送了中国文联一千万人民币，中国文联从一穷老爷们一转眼变千万富翁了，不知道羡慕死了多少写诗歌的人，还就这样的事，一般也就让诗人们眼红一阵子，掀不起多大的浪，只是越来越多的诗歌图书一批一批的出，出了还就出了，也就能在一个小圈子里闹腾、吹捧。其他的该写啥的写啥，该喝酒的喝酒。

像现在，谁还写情诗啊，太浪费劲儿了，现在有哪位姑娘还吃这一套啊？都成长了，见多了世面，不轻易上钩。我就不明白，用来泡妞的诗能有什么好东西，那都是速食面。现在有几个人写情诗有当年顾城那种才华？甚至连海子都不如了。海子还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名句。现在文学青年不值钱了,更不要说对大众推广诗歌了,大众对诗歌和诗人的误解很大程度来自于这种和诗歌不靠边的人对诗歌的糟蹋。

当诗歌傍上时尚这个富婆，我想,好比阳痿了好久的猛男突然吃了一剂伟哥一样重新雄风勃勃了。那要真到这个时候，诗歌就火和大发了。

瞌睡遇上枕头———绝配（网友：酸菜缸）

当情诗遇上情人节，简直是瞌睡遇上枕头———绝配。情诗虽然已被用得泛滥，但仍是不失风情万种。有些怀疑自己眼睛般的怀疑现实。

为什么我上面说十封情书是靠摆谱来说话呢，道理很简单，你想啊，为什么杂志里要搭配一个写着十封情书字眼的信封呢？杂志和策划人的本意是，借此推销21世纪文丛的两女诗人燕窝和桥的诗集。答案出来了，闹半天还是为一诗集啊。在正常情况下，要出一本诗集一般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自费，一个就是出版社看重你的名头，小量地出几千册，尝试一下，或者说调剂一下图书市场。后者我们不说，那是凤毛麟角的，就是某出版社给某著名诗人出版的诗集也不过三四千册。所以这个放一边。我们说说前者，我了解的是，对于自费出版的，那是件简单的事。只要有钞票，就是你的诗歌写的再怎么烂，出版社也会屁颠屁颠地给你书号出版。书出来怎么办？自己包销，出版社自己留一两百本，你别以为出版社是真的自己留着，等着收废纸的小贩一叫唤，那成堆的书是论斤卖的。

所以说呢，现实总是太残忍，虽然这点残忍相对比浪漫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觉得它和梦想之间永无交合点。由此我想到希特勒写情诗给斯特芬妮，向其献爱，斯特芬妮拒绝了，有人在看到希特勒成名后，为她可惜———可惜啥？她拒绝了一个影响了世界命运的男人的爱，比接受了一个影响了世界命运的男人的爱，来得更光荣。甭管那情诗写得有多么多么地动人，只要不接受，全是白搭。

 

本报推出春季好书评鉴，文学、社科、经管、艺术、历史等分类18本好书入选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丹·布朗赢得“抄袭”案

阿拉旦

铁穆尔

王新军

    曾经获得过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甘肃作家阿拉旦·淖尔最近被多位甘肃作家指证抄袭他人作品。4月7日，记者在甘肃文学网的论坛上看到，有关这一方面的帖子非常多。

    A 网络帖子公开说抄袭

    4月7日，记者意外的在甘肃文学网和河西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帖说，我省作家王新军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文章，被另一位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杜发莲）所抄袭。一时间众多网友跟帖，或对此事表示出怀疑，或痛斥此种行为。据悉，这是首次在网络上公开揭露甘肃作家作品被抄袭的事件。据悉，还有作者向作协递交了有关的说明材料。

    B 铁穆尔：她令人失望

    当日，记者立即分别采访了几位当事人。铁穆尔是我省裕固族作家，他在论坛中，对于此事件跟帖署真名发表文章说，对于杜发莲（阿拉旦·淖尔）现象，到如今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杜发莲本来是能够以诚实的创作换来平静而充实的生活的。然而她的做法却令人失望。

    后来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他几次听到和看到她杜撰了一套自己是裕固族牧人出身的身世，招摇撞骗。

    最近又看到她的一些作品，得知多半都是从别人的作品得到的“素材”（比如作家王新军等人），而不是来自生活的。有的是根据别人的作品和裕固族民间故事“仿制”的（比如民间故事《珍珠鹿》等）。

    在这篇文章中，铁穆尔还说出，杜发莲的裕固族名阿拉旦·淖尔，还是他亲自给起的。另外，杜发莲原来是一个汉族人，是后来加入裕固族的。

    对于这些内容，远在肃南的铁穆尔在电话里说，那篇文章的确是他亲自贴上去的，所说的都是事实。此前他曾在网上就看到过她（阿拉旦·淖尔）盗用他的文章，还听朋友说她在某报发的文章也是。

    C 王新军：我们应该说不

    当日下午，记者又采访了作家王新军。王新军说，我从朋友处多次听到过阿拉旦·淖尔盗用别人文章的事，也亲自看到过她抄袭或盗用自己的部分文章，但大家都很熟也就只是私下里说说。

    王新军认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阿拉旦将自己的文章中不少内容用到她新近公开出版的散文集《萨日朗》里。王新军对这种事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却越来越助长了她的行为。他认为，面对丑行，我们应该说不。

    D 阿拉旦：谁爱炒作就去炒

    记者昨日也就此事向当事人阿拉旦·淖尔求证。她温和地说，因为自己不会电脑，所写的稿子都是通过手写的，所以很少上网。至于网上的事，她说：“谁爱拿此事炒作就炒作吧。”随后阿拉旦就挂断了电话。记者再次致电，求证她抄袭之事是否属实时，她突然变得很生气，并告诉记者说，你发此稿如果能够担得起责任你就去发，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E 省文学院：将关注事态发展

    由于王新军和阿拉旦都是省文学院的荣誉作家，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文学院院长高凯。高院长也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帖子表明他的态度。

    他在帖子中说：“在事实未清楚之前，作为省文学院的看门人，我本人只能听大家说、听事实说，但归根结底要听王、阿说，因为只有他们二人能说清楚。目前，只能做的是：一、继续提供说话的场所；二、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４月８日，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年度评选——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广州终见分晓：“２００５年度杰出作家”由贾平凹夺得，广西著名作家东西当选“２００５年度小说家”，李亚伟、徐晓、张新颖、李师江分别获得２００５年度诗人、２００５年度散文家、２００５年度文学评论家、２００５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等各项荣誉。

    据悉，获奖的这６位年度文学人物，是由５位终审专家在国家公证人员的全程见证下，经过激烈讨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创立之初就因其鲜明的民间立场、透明的评选程序而备受瞩目，它坚持以“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为宗旨，推崇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特别是“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一直是主办方对于这项文学盛典的崇高追求和庄严承诺。在过往３年中，史铁生、莫言、格非分获前三届“年度杰出作家”的荣誉，韩少功、于坚、李国文、陈晓明、盛可以、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须一瓜、林白、多多、南帆、李敬泽、张悦然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先后分获各单项奖。

    相比于前几届，今年提名名单的公布略为延迟，许多文学界人士和读者都关心个中原因。对此，“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作出解释：“发布的时间虽然较往年迟，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届文学推选的进度——我们揭晓最终结果的时间，依然选择和往年一样的４月上旬，在清明与谷雨之间。”同时，谢有顺表示，由于此项年度文学推选已经成为文坛盛事，它所传达的文学立场、评价体系已经得到明确的昭示，并赢得华语文坛的广泛信任和关注，所以主办方对这一活动没有事先宣传的必要，“我们想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２００５年度的好文学。”

    ４月８日当天，６位作家从全国各地赶到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并在现场发表了精彩演说。据悉，分量颇重的“年度小说家”原先获提名的共有５人，分别是东西、迟子建、阿来、毕飞宇和蒋韵。最后终审专家认为东西的作品是“最好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赐予东西的授奖辞中提到：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不久前，美国《男人》、《传记》等媒体联合评选出美国文化的十大偶像。评选标准据说是：只要提到他或她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不管人们喜欢还是憎恨，在其他国家的人眼里，他们都代表着美国；只有真实的人才有资格当选；当选者必须是“正宗”美国人。按照这些标准，最后的评选结果如下：

　　1.约翰·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皇族”。肯尼迪废止了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和平军队，并成功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一个充满精力、富于吸引力的总统，他无疑是美国精髓的代表。

　　2.玛丽莲·梦露

　　梦露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她的表演天赋与她的美貌一样名副其实。

　　3.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猫王”普莱斯利以“摇滚乐之王”而为人们所熟悉。他的画像在美国到处可见。

　　4.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他是那个年代所有美国人的化身：诚实、有个性。

　　5.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一生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四处奔走。他积极倡导民权运动，呼吁美国转变歧视黑人的观念。

　　6.迈克尔·乔丹

　　加盟芝加哥公牛队后，乔丹率队6次获得NBA总冠军，5次赢得“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乔丹是美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7.詹姆斯·迪恩

　　在他1955年车祸去世前，迪恩一共才演出了3部影片。《伊甸园以东》、《没有动机的叛变》和《巨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让美国人首次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表演。

　　8.弗兰克·西纳特拉

　　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曲感情真挚，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歌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艺人士，西纳特拉成为美国人的精神偶像。

　　9.海明威

　　海明威的作品赢得过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

　　10.罗纳德·里根

　　里根是作为美国第40任总统而为世人所熟知。有人认为，正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最终导致了冷战结束。

 

捐赠1100册《中国艾滋病调查》给学校及图书馆

 

^{79岁的高耀洁为捐赠的《中国艾滋病调查》签名。本报记者王申摄}

　　昨日，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著作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高耀洁在会上告诉记者，回顾自己“防艾”历程的《十年防艾路》一书将于7月出版。

　　4月7日是高耀洁“防艾”十周年纪念日，1996年这天她第一次遇到艾滋病人，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在仪式上，说到动情处，高耀洁声音哽咽：“再有48小时，我接触艾滋病就有整整10年，我所做的是让更多青年人知道血液传播的真相。”

　　与之前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不同，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年防艾路》讲述的是十年间高耀洁个人的经历，尤其强调了血液传播在中国的现状。在前言中，高耀洁写到，每年“世界艾滋病日活动的惟一主题就是发放安全套，却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对于普通人而言，采供血中的感染才是最大的潜在危险。即使不使用安全套，与艾滋病感染者性交一次而感染的概率约为1/500，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据悉，加印的1100册《中国艾滋病调查》将赠给全国千余所大学、高中的图书馆和一些市县图书馆，普及公众的防艾知识。高耀洁表示：“目前中国防治艾滋病最缺乏的就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