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华门) 和平请愿书 郭飞雄

【2006年2月9日狱委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我是中国公民杨茂东(笔名郭飞雄)。鉴于国内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我今日特来到中央政府所在地，郑重地向两位公仆提出以下抗议和要求：  1，强烈抗议广东地方政府动用武警枪杀我汕尾无辜农民同胞的滔天罪行。要求中央政府改变违背民意的拖延战术，揪出屠杀事件的执行者和决策者，在法定期限内将之交付司法审判，并真诚致力于防阻屠杀事件再次发生的体制改革。  2，强烈抗议广东地方政府剥夺太石村民罢免村官的合法权利、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行为。要求中央政府责成地方立即改变其通过“官黑一家”方式、在太石村实施恐怖暴力统治的黑恶做法，还太石村农民以基本自由，保障其合法的选举权与罢免权。  3，强烈抗议广东地方政府掠夺广州小谷围数万农民和业主的合法财产、而中央政府面对民众申诉长期充耳不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求中央政府真正站在民众立场上，接纳民众的基本诉求，并举一反三，推动拆迁征地问题的法治化解决。  4，强烈抗议中国各级政府中的专政机关对包括吕邦列、郭艳、艾晓明、唐荆陵、赵昕、姚立法、陈光诚、李方平、许志永、高智晟以及我本人在内的维权人士所实施的公然的、长期的、持续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不断升级的殴打、车祸以及其它暴力伤害行为。要求中央政府责成专政机关立即收手，从为所欲为状态退回到法治限度内，退回到人类文明所能接受的底线以上，将针对吕邦列等人的系列严重暴力伤害案的真凶及指使者捉拿归案，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维权人士和所有维权民众的人身安全。  5，强烈抗议中央某些部门关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关闭《燕南网》等媒体、割断人民喉舌、镇压新闻自由的违法行为。要求中央政府责成相关部门立即恢复《冰点》周刊、《燕南网》及其它媒体的正常运作，并通过此类事件反思中央政府在施政纲领上的结构性缺陷，在继续卓有成效地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尽早启动政治改革，按照渐进、有序的方式，坚决而稳健地实施之，在早期放开新闻自由和基层选举。  我将我今日直接来到新华门提出上述抗议和要求的行为，定义为一位中国公民所做的光荣的个人化的微型抗争。为了见证我的抗议和要求的坚决性，我宣布，自今日起，我本人在新华门进行为期两天的绝食（但不绝水）。  如果两位公仆认为我的请愿和绝食行为违背了相关法律，我愿意承担被拘留、被判刑的处罚。但我事先声明，促使我采取这一直接的微型抗争的责任在于中央政府本身。不管我遭受到怎样的处罚，我都提请两位公仆和中国各级政府正视我的上述抗议和要求中所包含的普遍民意和内在价值。  中国不能再流血了！中国必须由野蛮走向文明！让我们这一代人尝试通过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的方式，通过全民和解、官民互动、相互妥协的方式，一道来推动我们共同的祖国步向民主、法治社会吧！ 中国公民 杨茂东（郭飞雄） 2006年2月8日  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 和平请愿书（内容与上述完全一致）一份， 《甘地》传一本， 身份证一张， 名片若干， 手机一套（含手机号、充电器）， 电话卡一张， 钥匙一串， 人民币若干， 笔，纸。 诗曰：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一世何所求。 蔡楚含泪送飞雄。美国时间：2006年2月7日深夜  (原载《博讯》)

【2006年2月9日狱委讯】 保护记者协会  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 330号  邮编 10001 电话: (212) 465 1004  传真: (212) 465 9568 网站: www.cpj.org 电子邮件信箱: [email protected]  联系人: Kristin Jones or Bob Dietz  电子邮件信箱: [email protected]  电话: (212) 465-1004  纽约2006年2月6日电 保护记者委员会悼念新闻界同仁《台州晚报》副总编吴湘湖逝世。据国际媒体报导，吴湘湖是在去年10月因揭露浙江省东部海滨城市台州交通警察丑闻，被警察严重打伤致周四死亡的。  41岁的吴湘湖在住院数月后因肝肾功能衰竭死亡。官方的新华社10月报导说，警察的殴打导致吴湘湖的肝肾进一步受到伤害,此前吴因其他病进行过肝脏移植。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珀说，“新闻界同仁因工被毒打致死一事使我们再次想起中国记者目前面临的新危险。政府必须保证新闻工作人员的安全，将殴打吴湘湖的人绳之以法，并以此作为开始。”  2005年10月20日，数十名便衣交通警察来到《台州晚报》的办公室，殴打吴湘湖后将他拖出办公楼并强行塞进警车。当地媒体报导，警察殴打吴湘湖是因为此前一天一篇有关当地交警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牌照收取高额费用的报导。  新华社10月报导说，因为该事件，交警队长李小国被撤职。当地媒体报导，李小国说，他曾要求吴湘湖就10月19日的报导道歉，双方发生争论后，李小国便召来同事。  《台州晚报》支持该报导，并表示该报导是与当地政府机构合作进行的。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台州新闻集团一位不具名的工作人员话说，当局禁止地方媒体报导吴的死亡，而吴的同事表示应对此事提起刑事诉讼。  《南华早报》援引这位工作人员的话说，“吴先生是因为被严重殴打后死亡的，因此肯定是刑事案。虽然我们也是新闻工作者，但我们现在只有依靠国外媒体来报导事实真相了。”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在中国新的媒体竞争环境下，报导地方犯罪与腐败的新闻工作者面临因工而遭到报复攻击的情况日益增多。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设在纽约的独立非营利组织，其主要工作是保护全球新闻自由。如欲获得更多资讯，请登陆其网站www.cpj.org。  保护记者委员会  纽约市第七大道 330号 11楼  电话: (212) 465 1004  网站: www.cpj.org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 11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  1(212)465-1004 ext 115  www.cpj.org

2006年2月5日

    　　国际笔会对因为丹麦与其它欧洲国家中发表了描绘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而引起西方媒体与穆斯林社群之间紧张关系升级深感忧虑。一些穆斯林社群认为这些图像极其冒犯无礼，并由此导致抗议及有关国家与许多穆斯林国家间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已扩展到一些报纸受威胁、某个有影响力的法国报纸编辑被开除、外交制裁，甚至对大使馆的毁坏。
    
    　　国际笔会坚信，笔会会员“应该总是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充分理解和相互尊重，尽最大努力来消除种族、阶级和民族间的仇恨。”
    
    　　国际笔会“信守思想传播无阻的立场”，并呼吁全世界笔会会员“在全世界及其所属的国家和社群中反对以任何形式压制言论自由”。既然自由也意味着自律，笔会会员也反对“败坏出版自由，例如以政治和个人目的发布谎言，有意造假、歪曲事实”。
    
    　　国际笔会呼吁争端的各方克制任何进一步激化紧张关系的行动。国际笔会主席叶尔利。格鲁沙指出，人民的宗教感情不应被他人利用为民族主义的工具。他还表示，“对一切信仰表示疑问的权利，是一种要求彼此尊重的受珍惜的传统。讽刺经常会激起争议，而维护这样的言论自由权，并不意味着认同那些作者的观点。”
    
    　　国际笔会敦促对这些出版物的抗议要理性反应，打开讨论这些重大问题的空间，使争议各方代表都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无须恐惧审查、监禁甚至生命威胁。
    
    　　国际笔会是作家的世界联盟， 在99个国家中有141个笔会中心，其存在就是促进各地作家之间的友谊与智慧合作，捍卫言论自由，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可查看：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处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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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pEN statEmENt oN thE pubLicatioN of caRtooNs offENsivE to musLims
    
    　　5 february 2006
    
    　　international pEN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escalation of tensions within the western media and muslim comm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cartoons in denmark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epicting the prophet mohammed. the images are considered by some muslim communities to be deeply offensive and this has led to outcry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and many muslim states. these tensions have extended to threats against newspapers， the sacking of the editor of an influential french newspaper， diplomatic boycotts and even the destruction of embassies.
    
    　　international pEN upholds that its members “should at all times use what influence they have in favour of good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nations； they pledge themselves to do their utmost to dispel race， class and national hatreds.”
    
    　　pEN “stands for unhampered transmission of thought” and calls on its world-wide membership “to oppose any form of suppress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country and community to which they belong， as well as throughout the world”。 since freedom implies voluntary restraint， members also oppose “such evils of a free press as mendacious publication， deliberate falsehood and distortion of facts for political and personal ends”。
    
    　　international pEN calls on all sides of the dispute to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 that might inflame tensions further. pEN‘s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jirí Grusa states that people’s religious feelings should never be used by others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ism. he adds “the right to question all beliefs is a cherished tradition that requires mutual respect. satire can often be provocativ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ight to su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does not imply any sympathy with the views held by the authors.”
    
    　　international pEN urges that the outcry resulting from these publications give cause for reflection and the opening of a space for debate on these critical issues where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sides of the argument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without fear of censorship imprisonment or even threat to life.
    
    

自然灾害「解密」了！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的国家保密局隆重向外公布：中国的自然灾害与死亡人数，从八月份起不再列入国家机密。

换句话说，在二○○五年八月之前，中国大陆的自然灾害及死亡人数都属于「国家机密」，谁敢向外宣布，谁就要负起泄露「国家机密」的责任，要追究刑责。

在严刑峻法之下，「非典」疫情流行于大陆乃国家机密，军医蒋彦永对外公布疫情，就遭到拘押和监控，至今尚未解禁。因此，这次「禽流感」在大陆蔓延，民间无人敢斗胆议论。

虽然中共官方不再把自然灾害及死亡人数当作国家机密，但各级共干为了保住乌纱帽，仍然把禽流感当作「国家机密」掩盖住，不让外界知道，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实在令万民敬仰。

我从前在台北《联合报》做记者，负责采访台风、地震的新闻。台风可以观察它的来龙去脉，因此从台风在南海酝酿到成型奔向台湾海峡，进入中国大陆，时间大概要三、四天左右。我根据台湾省气象台预报人员的分析，在台风行进期间，逐日报道它的动向并预测它的走向。当台风进入中国大陆，消息立即中止，问气象局预报人员，他们说，中国大陆不会发表台风登陆的消息，当然更不会报道台风所造成的灾情。因为，对共产国家来说，那是国家机密。

因此，我发表在《联合报》重要版面的台风消息，只报道到台风已在马祖或汕头等地登陆，就不会再有下文，更不知道台风的动向，因为，中共的广播电台是不会广播这种消息的。

铁幕内外，门禁森严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联合报》派到香港做特派员，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才知道被中共列为「国家机密」的东西太多了。在铁幕低垂的大陆，外面有文字的东西不能进入大陆，而大陆上有文字的东西也不能外泄。如果不慎「进入」或「外泄」，会惹起很大风波，并被追究责任。

中国大陆各地的报纸，除了几份核准外销的中共机关报外，其余地方性报纸及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一律不准带出境。

一九七三年，我有一个去大陆探亲的朋友，把大陆的「参考消息」折叠放在鞋子里带到香港，如获至宝地给我看，并形容他过关时的紧张心情。后来他再回去大陆，又再把「参考消息」放在鞋子里，没有想到被查出，边防海关如临大敌地把他拘捕、讯问，并调查他的成份、背景与出身，折腾了一个多月才放他回香港。他惊魂甫定地告诉我，假如中共给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重则死刑，轻则十五年，而且服刑后还得送去劳改，他的一生就完了。因此他为求生，曾向共干下跪哀求，结果要他交出一笔为数不菲的罚金，关了一个月才放他回香港。

香港左报也在劫难逃
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每逢年节都越过边界返回中国大陆探望亲人，他们手提肩挑、大箱小包把大陆亲人渴求的食品及用品带回去，但香港的报章杂志绝不会带，即使中共在香港出版的几份喉舌报章也不敢带入大陆。因为中共担心这些有「封资修」倾向的东西，会对「纯净」的大陆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动摇他们的红色江山。

有一次，一列载送货物来香港的火车抵港，车上人员卸货后，准备把车开回大陆。过边界时，人民解放军立即跳上空车厢查看。没想到，竟在某节车厢内发现一份《新晚报》，人民解放军立即命令火车熄火待查，并如临大敌地把车上人员叫到面前，查问这份报纸从何处来？是什么人放在车厢内？有什么不良企图？整整盘查了一整天才放行，延误了其它车辆的进出。

要知道，七十年代的香港《新晚报》，也是中共对外的宣传机器，报纸内容全是歌颂「新中国」，赞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文字，这样的报纸不准进大陆，更不用说那些在香港一厢情愿亲共的左倾刊物了。内外通信战战兢兢由于中共对有文字的东西如此重视，因此那个阶段与大陆亲友通信也要十分谨慎，万一疏忽写了什么不该写的文字，很可能导致亲友家破人亡。

那时候我在大陆的妹妹被下放到东北北大荒，生活艰困，除了寄衣物食品也通信。从大陆寄出来的信，多数千篇一律诉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希望「海外赤子」经常回去看看。写完这些套话，才敢提几句他们自己想说的话。由于这些话隐讳，收到信后要好好分析判读，才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意，才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而我们在海外的人写信给大陆亲友，也小心谨慎，除了开头以套语歌颂「新中国」，吹捧「毛主席」，还得骂几句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假大空话说完，才敢写几句想说的话。尽管这样小心谨慎，大陆的亲友也不一定收到信，因为，只要邮局的公安干部认为你的信有「毒素」，就可能没收焚毁。假如你亲友写出来的信暴露了中国大陆缺衣缺食，不但没收信件，而且还追究亲友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后果十分严重。

我的亲友后来到香港与我会面告诉我，他们为了避免麻烦，寄到香港给我们的信，先送到当地派出所给有关「同志」审阅、批准后才寄出；而收到我们的信后，也原封不动地送去派出所，请「党和人民」看过，认为没有问题才让亲友看。

现在中国大陆与海外来往比过去频繁多了，不过中共的「国家机密」并没有大的改变，以莫名其妙的「泄密罪」迫害中国公民的事情至今毫无收敛。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信息自由呢？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大讲特讲该院将对中共的事业具有「指路明灯」般的重大意义。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编制将从原马列所的七十五人增加到两百人，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兼任院长，经济学教授程恩富担任常务副院长，原马列所所长李崇富担任「知名学者」。编制的扩大，使得该学院计划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一大批「学者」来充实之。而据该院研究人员周晓英透露，该院的研究内容，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还将研究「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共高层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胡锦涛挽救中共的最后一招
其实，中共早已拥有了「智库」和「接班人培养机构」，即中央党校。同时，在绝大多数一流大学中，都设立了规模庞大的马列主义学院，由此机构负责全校所有学生的政治课教育。当然，在这些一流大学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这些「马列主义学院」或者低一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中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哲学系、历史系等学科中淘汰下来的、缺乏基本学术能力的教师，以及在学校长期担任党务、行政、后勤等工作的人员。许多供职于马列主义学院的教师，本人都羞于承认这一身份。尽管马列主义早已被中共官方定义为「最高的科学」，但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多少底气宣称自己的研究课题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这种「御用神学」早已声名狼藉。

在社科院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中共党魁胡锦涛企图挽救中共覆亡命运的又一「高招」。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并奠定其人生观的胡锦涛，除了参拜北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除了到西柏坡「取经」，除了高调要求全党学习北韩和古巴之外，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样的招数了。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建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也将激活。中央财政将投入钜额资金实施此「工程」，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重新翻译马恩列斯的文集，此举被誉为又一个「盛世修典」的宏大项目。刚刚被委任为副院长的程恩富对《东方瞭望周刊》表示，此工程的作用是「带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澄清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认识。在我看来，此举不过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罢了。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研究比中共不知先进多少年、精深多少倍，但有没有挽救其政权的覆灭呢？

马列主义挽救不了苏联覆灭
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震撼世界的六年》一书中分析了苏联体制的覆亡过程。苏联的覆亡，是一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的覆亡。每年苏联官方的研究机构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其发行量总计数千万册。这类著作在大学和图书馆中汗牛充栋，却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去阅读它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博士课程，各级学校里都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但教授者和学习者都从不把它当真——那些教条仅仅是考试时候死记硬背的内容而已，考试结束之后，学生们便将其忘得一乾二净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却没有为高层领导的决策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正如沃克分析的那样：「随着制度逐渐变得复杂化，党的领导人也越来越需要合理准确的情报资料和信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经常邀请专家们进行关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的有限的公开辩论。但辩论也好，批评也好，它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人规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党不允许辩论的主题就不能公开辩论，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党的政策——『党的路线』——或者整个制度的实质内容。违反规定的人要遭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折磨：驱逐出国，剥夺工作，关进精神病院，送入劳改营或监狱。这样制度便根本得不到明智的批评建议，而缺少了这种建议，任何社会都将衰败下去。」抱残守缺地沿用一百年前一个异国学者不成熟的理论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何等愚昧的行为啊。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的马克思，要是知道自己成为苏联东欧诸国的「精神教父」，他将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马克思本人也治不了今日中国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条「鬼打墙」的老路上徘徊。中共拒绝进行任何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在党内逐渐实现民主化，开放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在沿海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开放乡一级的选举等等。这些有限的改革措施，不仅不会使中国出现有些人担心的那种「动乱」，反而会大大地减小社会的矛盾冲突。这些渐进的改革手段，会受到大部分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并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先声。然而胡锦涛们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接受不了任何有活力的思想，他们不是选择向前走，而是往后退。难道退到了马克思的坟墓之中，就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吗？即便是马克思本人起死回生，他也无能为力。马克思能治理中共铺天盖地的腐败现象吗？马克思能容许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和东洲向民众开枪吗？马克思能同意中共限制民众的信仰自由，大肆迫害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吗？据说，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负责人程恩富和李崇富曾经担任过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主讲」，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讲解。不知这两位「南书房行走」有否向诸位政治局委员讲解过马克思写给普鲁士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抗议书？

「炖三鲜」添热闹
共产党员「保鲜（先）」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说每一个党员都要亲笔抄写上万字的中央文件，以示效忠。大学里政治课的内容也大大增加，除了传统的「马列毛」之外，又增添了「炖（邓小平理论）三（三个代表）鲜（先进性）」。然而，再热闹也只是闹剧而已——胡锦涛与僵尸共舞，感到其乐无穷的只是他一个人罢了：与甩手赐予北韩二十亿美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正是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举措。然而，就在这个研究院锣鼓喧天地成立的同时，大部分国人却「旁观者清」地看到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马列主义充当不了让中共回春的「伟哥」，胡温已黔驴技穷矣！

二○○六年一月四日

● 只要新闻自由一天不实现，专制和媒体这场猫鼠之间的战争就会继续玩下去。

二○○五年的最后一天，接到一位《新京报》记者的短信：「风雨飘摇，正遭遇《京报》一样的命运。」当我问他们是否采取抗议行动时，他的回复显得无力、无助与无奈：「无能坐地观天变，有情风雨叩年关。」

一九二六年春天，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占领北京，光焰万丈的一代报人邵飘萍被悍然枪毙，他手创的民间报纸《京报》被查封，这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新京报》不是独立的民间报纸，只是两家党报办的子报，从传媒生态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已不可能同邵飘萍办《京报》的时代相提并论，邵飘萍可以站着死，死之前，还有机会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报导真相，鞭挞军阀，笑傲权贵，那是一个可歌可泣、至少可以为自己的生死放声歌唱的时代。《新京报》生不逢时，它所标榜的「负责报导一切」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承诺，尽管如此，它确实尽其所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最大的努力，诸如对定州血案的报导，所以才屡屡犯禁，让当道的小人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一次《新京报》高层被洗牌只是当权者惯用的传媒控制术之一，早已屡试不爽，并屡见成效，《南方周末》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样板。

打擦边球泪洒疆场免不了
说实话，当《新京报》的消息传来，我和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人一样，并不感到惊讶，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边真是太稀松平常了，就是把报纸关闭了，也不算什么。所有媒体不都是权势集团的「喉舌」、「传声筒」和「喇叭」吗？既然如此，关门也罢，换人也罢，怎么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今日之传媒尚无独立地位，不过是依附在权力体制的卵翼下苟且求生，以聪明、以技巧、以种种花样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有追求、有职业理想的，则走钢丝、打擦边球、耍杂技，使尽十八般武艺，目的也是赢得掌声和喝彩，赢得市场，至于功败垂成，泪洒疆场也是免不了的。这些年来多少报刊、网站起起落落，不是道消道涨，而是权力体制始终紧紧地盯住一切传媒的举动，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都很难逃出他们的火眼金睛。我们平常都说，媒体是一种监督权，理论上说舆论监督的威力更是不可小看的。而在我们这里，原本最应该负有监督责任的媒体恰恰成了被监督对象，中国的事就是这么诡异。事实上，自身成了主要被监督对象的媒体不仅监督不了西瓜大的事，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事也往往监督不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放弃了对新闻理想的追求，他们在夹缝当中日复一日的「拱卒」，不断地出轨，不断地出招，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挣扎，要挣脱加上他们头上的网罗。这也正是专制势力最为忌惮的，他们像猫一样一刻不停地看紧媒体之鼠，不愿乖乖听话的老鼠免不了被吃、被灭的命运，乖乖听话的老鼠，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专制势力绝对控制一切媒体的本能，媒体追求新闻自由、说出真相的内在冲动，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难以兼容的，只要新闻自由一天不实现，这场猫、鼠之间的战争就将继续玩下去。《南方周末》这只大老鼠折腾了那么些年，好不容易，经过几次洗牌，总算被整下去了，听话、恭顺多了。谁知新办的《新京报》又在皇城根儿打起地洞，四处出击，八面惹事，常常让掌握生杀大权的猫们恨得牙痒痒的，可又不能痛下杀手。今日的形势已非昔比，传媒俨然已是一大产业，经济生长点，油水丰盛之所，是大大小小贪官污吏可以捞一票的地方，不能轻易断送。

木乃伊党报靠子报输血
那种有着木乃伊面孔的党报，从《人民日报》到各省、各市的地方党报，形式僵化，内容陈旧，墨守成规，如今靠行政摊派，行政贴补，一旦失去权力支撑，恐怕是一天也活不了。不过，这样的党报即使有发行量也不会有读者，单位订户，大都束之高阁，卖废纸而已。这一点官方其实也清楚得很。所以，近些年来，全国上小，各个党报纷纷办起走市场化之路的子报，都市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与木乃伊相比，它们的面孔鲜活多了，它们的声音清脆多了，它们使出浑身解数吸引读者，千方百计地扩大发行量，同一城市（同一省），报纸与报纸之间，主要是争夺市场份额的战争越打越激烈。在市场的杠杆下，会不断冒出有影响的报纸，或栏目，或版面来。这是市场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冲突。在夹缝中生存、打擦边球的传媒，既要尽最大可能生存下去，又要考虑到读者对真实信息的需要，加上不少从业人员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想蒙上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不容易了。从早年的《南方周末》一枝独秀，到近期遭遇寒流的《新京报》、顽强坚持着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都是如此。最近，《冰点周刊》的主持人李大同出书，细说《冰点》十年，不过还没涉及最有声有色的这两年。放在整个报业史上来看，《冰点》根本算不得什么，它关注的那些问题也不是惊心动魄、刀刀见血的，但在今日，一片浅斟低唱中，它始终坚持铁板琵琶、大江东去，时不时让人眼睛一亮，这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冰点》创造的辉煌让同业嫉妒、羡慕、爱之、恨之？或许各种感情都有，但不得不承认，在一片肃杀的严寒的大气候下，它的挺住本身就是奇迹，难怪引起种种猜测。

「时评」版受到许多报纸的重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尽管现在的时评所关注、批评的都是蝇头小事，鸡飞狗跳之类，但毕竟是一种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的方式。时评的发育健全对于舆论环境的形成，将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学会批评，和倾听批评的声音，都是十分重要的。传媒的市场化、时评版的普及，这些都是黑暗中的亮色，代表着历史的方向，往前走，我们总有一天也能抵达晴空万里无云境地。

电视被控制得最严密
从各种传媒来看，电视是控制得最严密的，也是最不可能有所突破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湖南卫视以娱乐节目打天下，以「超级女声」异军突起，俨然将老大不可一世的央视比了下去。安徽卫视更加简单，就是以连续多播出电视剧取胜，照样创造让人刮目的高收视率。这些年，随着央视的日渐衰微，那些曾经耀眼的栏目，如「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都已沉沦，再也无人理会。地方台开始在社会新闻上比花样、比招术，什么方言节目，什么零距离，关心的都是街头
巷尾老百姓身边的琐事，家长里短的，只要不犯官猫之忌，无关权力痛痒，就可以痛快细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视新闻节目将向社会新闻方向发展。这是专制控制的必然结果。

要说希望，确实还看不到希望，当然姚文元的时代结束了，那种夸张的、封闭的、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时代结束了，现在的专制只是一种防御型的专制，不是进攻型的专制，非不为，实难为之，因为往往已力不从心，这也是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的专制之猫的深深无奈。今日之传媒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既不死又不活、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只能在暮色苍茫之中挣扎、摸索着往前走，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可走。

 

看起来“仇和现象”与“明朝的灭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从国家政治运行机制角度作历史考察，就不难发现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仇和因其在地方的敢干即不考虑百姓利益而著称，现在又由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在东亚政治模式即“经济自由，政治独裁”的政体下，它突出表明经济效绩合法性仍是一个政治改革风险高估社会的习惯性选择。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这仍是“孔丘－西门豹－粗粝治国”的再版。

“粗粝”二字是古语，即未经细加工的米。古人送礼多以此语客套，如《史记▪刺客列传》有云：“故进百金，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交足下之欢。”

粗粝二字在汉以后的流转中，再也音乐术语中的“粗厉”二字相切合，就有人品质粗鲁的含义，再往下来就与“畜类”音近意混，简言之：粗粝治国可说成畜类治国。

这绝非是文骂，而是考究古源以论委实。畜类治国不独于仇和为甚，只是他不自觉间进入了政治文化角色。孔丘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情地扩张政府权力，以致他执政的三个月内就杀了论敌；西门豹不讲法律秩序，以“滑稽”惩巫术把几条人命丢进河里，自己成了历史上的好官。孔丘与西门豹一儒一法，皆在粗厉（畜类）治国之列。有了这样的历史版本，中国汉唐政治中酷吏现象则为“小菜一碟”了。

仇和之治从文化本质上讲就是粗粝（畜类）治国的延续、酷吏现象的再版。所谓“政治上不成熟”、所谓“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悖论”均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一定套化现代政治术语说话，那么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迷信。也就是说，仇和现象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极端反动！

共产党继续重用这样的人，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只能为我们这个本已危机重重的社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更不是什么“煽动性”言论，甚至我也反对有人把上述定论理解为“保护共产党”。我只想以对历史逻辑的把握，对社会负责。中国陷入明未状态，倒霉的是十多亿无辜百姓，共产党7千多万还不到中国人的6％。我们不能因6％那部分人的灾难连累了我们自己！！

大凡读过《明史》的人都知道嘉靖年间发生过“倭乱现象”。实际上，“倭寇”的人员组成70％至80％是中国人，领头的也是中国沿海人民被迫入海为盗（走私）者。有人说，明亡于宦官专权、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其实，我们只要稍做历史考察，就不难发现明朝灭亡的还有第三大原因，甚至说第一主因是“倭乱”，而倭乱之起则源于明初以来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就是迷信国家权力的产物。

朱明开国后为防止原来对抗的残余势力利用海洋为基地，进行叛乱活动，下令不准出海捕鱼。这个政策打乱了中国自春秋战国已具规模到宋元为盛的海洋开发事业，也让千百万沿海人民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祖业。更有甚者，朱明王朝还令海岛及沿海渔民内迁。

为了这项狂妄的国家政策，地方官员不顾百姓死活，比后世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丝毫不逊色。在福建，“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民间仓卒不得舟，皆编门户、床箦为筏，覆溺无算”；在浙江，“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见陈尚胜著《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P38，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个以人民为敌的政府必然把受害的那部分人民中的精英逼到对抗的道路上去，至嘉靖年间，终于发生了为期12年的“倭乱”。后来虽说“倭乱”荡清，朱明又走了80年的历程，但自此以后，民间就永无善待政府之心了。不信，研究一下张李二人屠城的频率与方法，就可见一斑了。

仇和现象仍然是畜类治国的一个现代版，它不可能用“个人英雄主义”来轻描淡写。在本质上讲，这也是经过现代包装的流氓政治。

这种流氓政治不仅在仇和现象中得以表现，在计划生育“国策”执行过程中，在打击所谓的邪教运动中，乃至在今天对高智晟、郭飞熊的“软控制”中，都有表现。

无须讳言，“粗粝（畜类）治国－酷吏传统－流氓政治”的架构或“粗酷流结构”，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共产党自身的灾难。

苟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当今之计，就必须放弃“粗酷流结构”；否则就不能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只能说是以粗粝（畜类）为本。

──《观察》首发

2005年7月，诗人、记者师涛被以“泄密罪”判处十年重刑，长沙警方当庭出示的“犯罪证据”中，赫然出现了雅虎香港控股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美国著名的雅虎公司与中共警方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密切到可以帮助中共警方追查任何雅虎用户的电脑纪录，提供了邮箱帐号、IP及身份等私人资讯。

 

雅虎公司的见利忘义，一经“记者无疆界”披露，立刻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欧美大媒体纷纷发文批评雅虎的助纣为虐。然而，张思之和阎如玉两律师的《李智“颠覆国家政权案”二审辩护词》，证实了雅虎与中共警方密切合作远远早于“师涛案”。

 

根据这份辩护词，李智被认定的“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共三点，1，三次向境外敌对组织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并被任命职务；2，在木子网站建立个人主页，大肆宣传敌对思想；3，教唆、引导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

 

辩护词的第四部分是对官方出示的“犯罪证据”提出质疑，其中就涉及到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

 

“（二）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003年8月1日向公安机关所作《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提供（了）lizhi340100用户的有关信息’，并说明‘具体详见附件。附件为该邮箱的注册信息和邮件’。可见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是‘附件’的内容。但‘附件’并未移送法庭。按照雅虎的说明，附件内容不仅仅反映着‘邮件’来往的具体情况，而且可以起到‘释疑’的作用，因此，恳请予以审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允准律师补阅，以利掌握全面情况，为当事者辩。事涉权益，至盼救济。”

 

这说明，早在2003年，雅虎就已经与中共警方密切合作了。

 

虽然，我还没有见过“李智案”之前的例子，但从“李智案”到“师涛案”，我有理由推测，凡是近年来中国的文字狱受害者，只要使用了雅虎邮箱，那么在中共警方提交法庭的“犯罪证据”里，大概都会有雅虎公司提供的证据。

 

雅虎的恶行也让我不能不怀疑，其他屈从于中共网络审查制度的美国网络大公司如微软和古狗，除了按照中共的要求过滤敏感词和关闭个人博客之外，是否也像雅虎一样为中共警方提供用户的私人资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虚拟的互联网也与实在的中国国土一样，再无一寸安全的私人领地。只要中共警方感兴趣，他们就可以随时向这些网络公司调阅中国用户的私人资讯，如同他们可以任意监听私人电话和拆看私人通信，甚至可以随时查抄居民的住宅一样。

 

我必须承认，尽管当下中国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前苏联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现在的西方人常说的那样：“今天中国不是昔日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中共在经济上却让西方大资本赚得手舞足蹈；北京政权不仅是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战略伙伴，也是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交易，既然资本的逐利本性天经地义，那么，靠独裁资本主义肥胖起来的中共政权，就有了前苏联所没有的对抗西方和平演变的杀手锏——金钱——3万亿人民币税收和8190亿美元的外汇贮备。

 

不管现在的中国还有多少穷人，也不管财富分配的不公多么触目惊心，更不管中国穷人的生命多不值钱，但现在的中共寡头却个个是地道的超级暴发户！他们每次周游世界都怀揣“超级金卡”，左手一挥，送给金正日和卡斯特罗几十亿美元；右手一落，签下百亿美元的“空客”和“波音”的订单。

 

如果说，昔日的前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和今日北朝鲜一样，对抗西方的主要手段是“核讹诈”，那么，今日的中共政权对抗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就是“金钱讹诈”。

 

有了钱，中共与西方打交道，就可以“只玩美元而不玩自由！”北京就可以昂头挺胸地对西方的政要说：“只进口空客和波音而不进口人权和民主，如何？”也可以气壮如牛地对西方大资本说：“只给市场而不给自由！如何？”

 

做生意就要唯利是图，来中国赚钱就要讨好北京，本无可厚非；但自由国家的商人，应该知道赚钱要取之有道，要有起码的道义底线，否则的话，就是赚“黑心钱”。

 

然而，面对财大气粗的中共的“金钱讹诈”，西方的政客和资本家，皆笑逐颜开，点头称是。而转过身面对记者的诘问，他们或双手一摊，作出无奈的表情；或一脸无耻，进行自我狡辩。

 

2006年2月8日于北京家中（大纪元2006年2月8日）

　　不堪网友对其新书的激烈评论

　　“美女作家赵波6日在北京跳楼自杀身亡！”昨日一早，该消息突然在北京文化圈传开，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曾在两年前因出书《路上的露》与张朝阳传出绯闻，去年年底又因为新书《北京流水》描写与海岩、王朔等人的亲密交往而备受争议的女作家赵波真的跳楼自杀了吗？

　　记者经采访获知，赵波确实曾在去年11月17日因不堪评论压力跳楼，现在身体和精神正在康复中。

　　新书责编：自杀身亡是谣传

　　听闻赵波自杀身亡的传言后，记者迅速拨打了赵波在京圈中文友的电话，但所有人的手机都处于关机或无人接听状态。随后记者又拨打海岩的电话，海岩的秘书告诉记者，他没有听说这个传言。

　　昨日下午，记者辗转与《北京流水》一书责任编辑于晨取得了联系。于晨进行了否认：“今天有别的记者问了我这个事情，一小时前我还与赵波通了电话，她正在南京看望朋友，一切都挺好的，情绪也很正常，说她跳楼自杀身亡绝对是谣传。”

　　个人声明：去年年底曾跳楼

　　就在记者以为赵波跳楼自杀的消息不过是无聊的传言时，于晨突然又打来电话：“这事情闹开了，赵波委托我发表她的个人声明，澄清此事。”

　　于晨说，赵波确实曾跳楼自杀，不过不是在2月6日，而是在去年11月17日，“赵波长期患有抑郁症，她的新书《北京流水》在某网站连载后，网友的评论非常激烈，有些不太善意，指责她出卖隐私。当时赵波的心情很不好，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跳楼自杀。”

　　于晨不愿意多谈当时跳楼的具体细节，只透露赵波受了伤，“这事已过去，经过两个多月的恢复，现在赵波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赵波希望通过自己的事情唤起更多人对忧郁症群体的关注。”

　　自杀缘由：新书引发争议

　　据于晨透露，赵波的跳楼自杀与《北京流水》一书引发的争议有很大关系。但当记者点开连载该书的网站时，所有页面和网友评论都已被屏蔽。

　　据了解，《北京流水》被称为“女作家的私人生活日记”，记述了赵波从上海到北京5年的生活与情感感悟，描写了赵波与海岩、王朔等人的许多亲密交往内幕。其中海岩给她发黄色短信等内容在读者中引发很大的争议，不少人抨击赵波靠出卖自己的隐私获取读者，哗众取宠。记者范东波赵波，女，1971年生于江苏，现居北京。著有多篇随笔小说集。在杂志和报纸开设专栏，传统杂志发表小说多种。在网上以网络策划人面目出现，以网名波儿主持赵波和她的朋友们的客厅。

　　现在学术界存在诸多的腐败现象，前一段时间在法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周
叶中事件”就是我们法学界长期以来一个学术腐败的总爆发，同时也暴露了法学
界长期以来所累积的学术规范问题。如今，有一种学术腐败，那就是学术上偷懒，在有关史料的引证上，自己不去查找，而是引用别人已经整理好的史料，当然这样的研究可以节约学术资源，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引用别人已经整理好的史料上，作者自己最起码也要加以注明，以标明自己学术史料的来源，这样既可以表示对原作者和整理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同时也可以体现自己学术的严谨。但是，在刑法学界，有些学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学术偷懒，在引证别人整理好的学术史料上，不仅没有注明史料的原始出处，也没有标明整理史料的来源，干脆是拿着别人整理好的史料，让打字员一字不漏地进行输入。因此，关注学术偷懒也就成为我们新时期学术反腐败的新动向和新目标。

　　我手头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北政法学院王政勋教授写的著作――《正当行为
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一本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田宏杰教授
写的著作――《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行内人士看到这两个书名，肯定都知道这两本书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王政
勋教授的《正当行为论》是我国刑法学界第一部将正当行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进行研究的著作，它开创了正当行为一体化研究的先河，填补了我国刑法学研究
的空白，直接提升了正当行为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理应引起刑法学者对正当行
为制度本身的关注和重视。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来是好事情，也有
助于提升正当行为研究的深度，但是后来研究者在引用前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上，
应该注明出处，尤其是一些史料的引用上，可是，当我翻开这两本书进行对照的
时候，发现这两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肯
定是后来出版的作者抄袭前面出版的作者，这种无视别人劳动成果的学术研究应
该引起我们学术界的强烈关注。请看看我对这两本书相同或者相类似的一些对比，当然，我的对比可能还有一些遗漏，还请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明鉴。

　　1、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时候，王政勋教授的书中（以下
简称《王书》）从《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开始谈起，直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通
过，详见该书第84页－86页。而田宏杰教授的书中（以下简称《田书》）在谈到
这个问题时（详见该书第187－189页），就比《王书》多了几个字，这几个字就
是“至于”，“则”，“首见于”，《王书》中用的是“新修订的”，《田书》
中用的是“1997年修订的”，在最后一句话中，《王书》用的是“更加具有操作
性”，《田书》中则是加了一个“可”字，变成“更加具有可操作性”。除此之
外，在这长达2000多字的学术史料引用上，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就是中间的过渡
段，连标点符号在内也是一模一样。例如，《王书》第84页有一句话“这几个立
法例中规定的正当防卫其内容、条件等基本一致”，《田书》一字不漏地进行抄
袭。应该说，《王书》中的这一句话，中间应该有逗号，即“这几个立法例中规
定的正当防卫，其内容、条件等基本一致”，但是这样错误，《田书》竟然没有
修改过来。这部分的雷同字数有2000字。

　　2、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刑法中的紧急避险的时候，这两本书的论处也基本一
致，详细可看《王书》第213－215页，《田书》第284－286页，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对此进行辨别。这部分的雷同字数有1500字左右。

　　3、在谈到英美刑法中关于被害人承诺的问题时，二者的论述也基本一致，
详细可看《王书》第445－447页，《田书》第345－349页，请读者进行辨别。这
部分雷同的字数有3000多字。

　　4、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关于安乐死本质的论述上，《王书》用的标题是
“安乐死反映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并且用较长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详细可
看《王书》第517－521页。而《田书》用的标题是“法律与实践的脱节：安乐死
的法律思考”，详细可看《田书》第487－490页。而底下所论述的基本与《王书》论述一致，不同在于《王书》在最后还用了“……”，而《田书》没有用
“……”，其他的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就是《王书》中论述的口气和用词，例如
“更是如此”，“这样的难题还很多”等字眼都是一样的，可见《田书》是在完
全的抄袭《王书》，甚至我怀疑《田书》的作者就是将《王书》中相关的部分复
印下来，然后再让打字员进行深入，可以看出，作者学术懒惰到何程度！！而这
一部分应该说不是有关安乐死的一些史料，而已经是《王书》作者自己的论述和
基本观点，而《田书》竟然仍然心安理得地进行这样的抄袭，在抄袭过程中，没
有看到任何一个注释和注明，没有标出是《王书》的论述，让人感觉好像是《田
书》的作者自己在阐述这个问题。这部分雷同的字数在2000多字。

　　5、在谈到非法安乐死的几种情况的时候（详细请见该书第512―513页，）
《田书》的作者总算在开头加了一个注释，标明这些观点来自于《王书》第544
－545页，但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哪有像她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引用，这
部分的内容全部采用《王书》中的观点，这应该是违背学术的基本规范的。这部
分的引用字数大约在1500字左右。

　　6、在谈到英美法系刑法中的正当业务行为的时候，也存在一小部分的抄袭，
详见《田书》第544－545页，《王书》第337页和第347页。这一部分的雷同字数
在1000字左右。

　　综上所述，《田书》在进行撰写的时候，抄袭了《王书》的部分大约在1.1
万字左右，虽然这个字数相对于本书的总字数45万9千字来说是一个小数目，但
是却体现了一个学者的严谨程度和学术态度，深刻反映了《田书》作者的学术懒
惰。当然，我没有非常仔细地去核对这两本论题相同的论著，也许还可能存在其
他的抄袭现象，这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辨别了，而且，《田书》是否还有抄袭其
他相关论题的文章或者著作，我没有去核对，这个问题也留给读者自己去鉴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