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再被指抄袭国外名著 学生出来担责任

在连续对著名学者金元浦涉嫌剽窃事件报道之后,记者联系上了与此事相关的金元浦的学生吴庆俊。吴庆俊声称,“金老师很委屈,因为《解码〈大话西游〉》一文是由我们几个学生整理上传的。”

  学生站出来承担责任

吴庆俊以前是金元浦的研究生,毕业好几年了,现在正在帮金元浦做“文化研究”网站。

“我看到人民网上转载了这件事(指金剽窃任晓雯文章一事),于是很关注。赵毅、曾繁文两位则是金元浦现在的学生。这篇文章是赵毅整理,由我上传的,大家都想要替他澄清一下。”

记者收到由“文化研究网”编辑吴庆俊、赵毅、曾繁文合写的信《存在工作失误 诚致歉意》。信中称,“金教授《解码〈大话西游〉》一文,当时负责编发的是我们。《解码〈大话西游〉》这篇文章不是金教授的个人学术著述,而是他讲授文化研究课的课堂讨论记录整理稿。”吴庆俊表示,这篇讨论稿被学生赵毅改写成了论文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只署金元浦的名字?他们解释说,“关于署名问题,我们整理的稿子采用了原署名方式‘主持人金元浦’,但因为考虑到参加讨论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便一一署名。但是,原文有一个注释说明,表明整理稿是集体讨论的内容。”该信同时声称,“课堂笔记原稿中,金教授多次提到任晓雯及其他同学的观点。因为篇幅关系,我们在整理时做了删节,只保留了任晓雯的名字。”信中还谈到技术原因造成的问题,“原因是原有的Word文档页,凡是页下注的方式都无法直接贴到网页上,需要一条一条手工粘贴。我们时间精力有限,所以也就偷懒了。”

金元浦的另一位学生也是他的学术助手,则表示不是当事人,不肯接受采访,但承认此篇致媒体书是他们在北京一媒体的建议下写出来澄清的。该生多次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当记者就此事打通金元浦的手机时,一位中年男子接听电话,听清楚来意之后,说本人不是金元浦,随即挂断,记者马上再拨,手机已关机;另一位记者也表示,金元浦示意他打电话到家中,但一直没有接过电话。

而《东方早报》报道,金元浦在此三位学生致信媒体前,曾致信《东方早报》,指控任晓雯恶意炒作,并表示极大愤慨。他声称,“任的论文中多处引用或袭用(金元浦的)课堂讨论稿中的内容,并未作任何注释说明。”

抄袭国外理论名著?

与此同时,记者收到一封署名为Kittycn的读者来信,信中称金元浦的所谓的“代表性”学术专著《文学解释学》也有抄袭嫌疑。

记者查找资料时,发现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于1997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曾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Kittycn的信中称:“(该书)关于‘隐喻’的部分(第三章第四节:意义生成的象征–隐喻结构,P329-354),完全剽窃《隐喻》一书(霍克斯著,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是摘抄,语言文字完全一样,这一节中的注释也都是《隐喻》书中原有的注释。”

《隐喻》是一部文学理论名著,是曾撰写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的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博士所著,中文有两种译本,一是穆南译的,书名《隐喻》;一为高丙中译的,书名《论隐喻》。中文版《隐喻》一书的译者穆南详情不考,但书的总序作者陈传才就是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与金元浦同一单位)。

这位读者还反映,把两书找来对照看,不用任何专业知识就可以判断两者间的雷同。如果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也许可以从参考书目中找到更多线索。“只要看看目录就可以发现,《文学解释学》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攒在一起,完全是一个大杂烩。”

据了解,金元浦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同时还兼任北京人文奥运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宣布封笔

 

患上淋巴癌后,马尔克斯近年已少有佳作问世。

  凭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GabrielGarcia Marquez)日前宣布封笔。

  据

报道,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之父”的哥伦比亚籍作家马尔克斯,现年78岁,作风低调,享受家庭生活,他1999年患上淋巴癌,近年已经甚少动笔写作。

  日前,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家中罕有地接受《西班牙先锋报》访问时说:“我已停止写作。去年更是我一生中首次连一行字都没有写的一年。凭我的经验,要发表新小说绝无困难,但读者会知道我心已不在此。”

  因7年前患上淋巴癌,马尔克斯近年写的小说数量锐减。读者整整等了10年,才在2004年看到他最后一本小说《回忆我忧伤的荡妇》,但该书却被《纽约时报》评为“漫不经心”之作。

  2002年,马尔克斯曾出版回忆录三部曲《幸存者的故事》的第一部,但第二、三部也似乎因他创作欲下降而出版无期。

  马尔克斯1982年凭《百年孤独》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名作还包括1985年发表的《爱在瘟疫蔓延时》。近几年,马尔克斯在写作减产的日子里,十分享受和妻子的家庭生活,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还曾探访过他。

华裔作家欧大旭获今年世界首个知名文学奖

中新网2月6日电 在吉隆坡求学长大,现定居伦敦的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凭借小说《和谐丝庄》(TheHarmonySilkFactory)赢得了2005年度英国惠特布莱德(Whitbread)最佳小说新人奖。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和谐丝庄》是欧大旭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评审认为,欧大旭“充满自信,且文笔十分优雅”;《卫报》则称,他的作品“像是一匹生丝,有些粗糙,并带着些透明。这样的不一致,却成为颇值得欣赏的特色。”

  小说故事发生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马来西亚,当时正值动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即将入侵。4名主人翁进入丛林,开始一次冒险之旅,他们的旅行却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小说揭示了当时的文化冲突,全书情节紧张,令人手不释卷。

  现年33岁、任职律师的欧大旭,在吉隆坡一所天主教中学毕业后,升读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创作班进修。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表示,马华作家多以华文创作,也有部分能以中、英双语写作,但用纯英文的甚少。“要写出好作品不容易,能以非母语创作更不简单。”

  据了解,惠特布莱德奖创办于1971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该奖项也是每年世界上开出的第一个知名文学奖。

黑暗诗人黄翔

黑暗诗人,在西方也被称为黑色诗人或哥特诗人。“黑暗诗人”这一称谓,最初来自德国诗人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一首中,里尔克说,“美不外乎恐怖的开端”。恐怖之最,莫过于死亡的恐怖。可是,里尔克把死亡视为生命向看不见的内在现实的转化,把生与死视为统一的整体。这就把黑暗诗人与哥特式风格的根本特征联系起来。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爱伦·坡,同时也是一位黑暗诗人。他那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的死亡、死尸的腐败和种种残忍罪行的黑色诗歌,与他的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是一致的。

黄翔一生的经历和创作与恐怖密切相连、与死亡纠缠不清。他深切体验到一种“五爪红得滴血的红色黑暗”。作为中国黑暗诗人,黄翔是红色恐怖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身在死亡的阴影下不断抗争的造化。黄翔在《逃避哲学》中说,“ 黑暗中没有美;但人类以美的想象对抗黑暗”。这句话道出了黑暗诗人的本质特征。

在阴阳五行中,北方属水,色黑,在脏为肾。依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的概念,这里的肾,指肾的气化。肾水足即肾气足,也就是元气足。肾主骨,肾水足则骨头硬,毛发黑,牙齿锐利,眼睛有神,阳具雄健。肾水衰竭,则骨头软,毛发枯,牙齿动摇,瞳仁无光,阳痿不举,甚至全身软疲拉塌。黄翔这头“诗兽”曾在萎靡不振的中国文坛狂饮文学的雄性激素。《狂饮不醉的兽形》,就是他的精神阳具勃起的宣言。

在希腊四根说中,一般以土为黑色,水为黄色。但并非一成不变。荷马史诗经常把水写成黑色,如《伊丽亚特》写到一群嗜血的野狼从“一眼混暗的泉水的黑色水面”饮水。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 Plutarch )对水的黑色作过这样的解释:河床底层的黑色来自暗影,同样的事在一个幽深的洞中也可以看到。 1

由此可见 ,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以水为黑色,是指其常见的条件色。但是,汉字的“黑” 字,字形字义均与水无关。许慎《说文解字》对“黑”的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即火烧烟熏过后的色彩。“黑字”的下方四点水就是火。

“黑”字在中文中的引申性和黑色的象征意义,与西方概念相当接近。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注意到,水属于黑色,烟也是黑色,因为烟来自燃烧的木头中的湿气。也就是说,燃烧的木柴含水气越重,烟就越黑。但是,本松在《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中讨论这个观点时指出,燃烧的木柴所生的烟实际上是白色,但烟可以把别的东西熏黑。 2 康定斯基把烧焦的东西作为黑色的典型特征,可能上承希腊色彩学。他在《论艺术的精神》中这样描绘黑色的特性和效果:

一片彻底的死寂,……一种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寂灭,拥有黑色的内在和谐。在音乐中,它以曲终之后深长的停顿来表现,此后任何曲调的继续似乎都会飘向别一世界。黑色是烧焦过后的东西,像葬礼的柴堆上的灰烬,像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黑色的寂静是死的寂静。

潘多拉的匣子:恐怖叙事与排泄叙事

面对黄翔的黑色写作,就像打开了潘多拉匣子:各种各样的怪异动物,诸如流窜的耗子、逐臭的苍蝇、逃逸的乌贼、潜伏的猛禽,嘶咬的野兽,纷纷奔赴眼底;人类的各种疾病,诸如麻风、霍乱、肺痨、死亡症、模仿自杀,一一展现眼前;社会的各种罪恶、诸如酷刑、杀戮、苦难、争斗,通通撒播在字里行间;人性的各种欲望、恐惧、黑暗心理、异化感和反叛,统统撕开来看,遍布在荒谷、荒原、散落在精神废墟上、融化在浑浊的黄昏和黑夜的口腔里。整个世界如黑暗的子宫、敞开的坟墓,悬挂着一颗黑色的太阳,闪耀着磷火,仿佛创世纪就是世纪末的“停尸房”。这林林总总的恐怖意象使我们看到,我们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安居在地球之上”。

在如此恐怖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黄翔为自身勾勒了一幅《“弱”的肖像》,这一组“变体诗”写于 1981 年 9 月至 1983 年 9 月他自己的“停尸房”里。他在前言中声言:“‘精神的原则是微弱的,它不具有暴力。’/‘弱’是我的存在的真象和诗的情绪哲学。”于是,我们看到一颗“出逃的脑袋”:一个人的脑袋从他自己的肩上突然失踪了。对人的个性的剿灭,无疑是那个社会的最大灾难。恐怖的威胁,迫使一个诗人不得不像一只“团团直转的乌贼/放出黑墨汁的烟雾/从围绕的敌意中/溜走”。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逃”。我们知道,许多海洋动物具有变色的天赋,并藉以逃脱大动物的攻击或便于猎食。在这里,黑色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色彩。

一方面,黄翔是一个弱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强者: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野兽》一诗,写于 1968 年文革恐怖期间,基于诗人自己遭受酷刑的践踏和多次被权势者追捕的个人体验。南非作家、诺奖得主 J.M. 库切在《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一文中谈到,酷刑对许多南非作家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黑色的迷恋。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行刑室里,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达到赤裸裸的极端的程度。“滥用暴力对个人的肉体存在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即使不毁灭他,至少也要摧毁他抵抗力的内核。”库切引用伊文( John T. Irwin )的话说,“正是因为小说家站在(行刑室)黑门的外面,想进入而不得入,他才是一个小说家,他才必须想象黑门里面发生的事情。的确,正是走向他无法进入的黑门的那种张力,使得行刑室成为他的一切想象的源泉– 艺术的子宫。” 3 但是,我们在文革的“群众专政”中看到这样一个异常现象:全中国都是行刑室,黑门经常是敞开的,几乎没有室内室外之分。同时,我们在黄翔身上看到一个与别的作家和诗人十分不同的现象:他自己就经常在黑门之内,他是一个既有酷刑的切身体验又有想像力的作家和诗人。的确,就色彩而言,这首诗黑色浓厚,与那个年代的一切写作迥然相异。它深刻折射了黑暗岁月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群众与权力的关系。“野兽”的象征意味是多层次的。黄翔曾采用过一个常见的悖论:人的本质就是“文明的野兽”。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中谈到,人类文明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把人类生活提升到高出动物的水平,与野兽的生活区别开来。 4 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人类设置了最文明的乌托邦,它的革命实践却以最野蛮的兽性践踏人类的文明。红色恐怖残酷地把人变为非人,变为野兽。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剧性反讽在于,他越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性,他的处境就越悲惨,他就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他被扔到野兽的笼子里,他不得不像野兽一样搏斗,力求捍卫自身的权利。这首诗给中国当代诗歌留下了一根难得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硬骨头。诗人的“抵抗力的内核” –这头“诗兽”的最后一根骨头,是无法摧毁的。这根黑色的反骨,是抵抗红色肆虐的强大的精神盾牌。黑暗诗人黄翔,正是靠政治上和文化上对极权主义的抵抗造就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那个被激怒的奴隶卡里班,在他叛乱之后即被称为“野兽”。被凌辱的黄翔以“野兽”自况,他 的 诗歌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乱的王国。这种象征性的英勇抗争的描绘,是迄今为止在红色中国所能看到的最杰出的诗化表现。由此出发,诗人日渐透露出人文主义信息,如他在自传中所表示的那样,“是的,我是一只狼,宇宙苍狼,一只不吃羊却被如狼的羊群团团围困的狼”。

从哲学层面来看,黄翔比别的任何一位当代中国作家,更早更多地揭露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问题。 1979 年,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发表了《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等多篇论文,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视为从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后,著名哲学家王若水在 1981 年的《异化论》等论文中,把异化视为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一个人异化成神,其它人就变成了兽;红卫兵打死的不是人,而是“兽”,阶级敌人成了“牛鬼蛇神”,也是一种兽。在高尔泰和王若水之前十多年,黄翔以更敏锐的触角把握到人的异化问题,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情感揭示了这种令人惊骇的异化现象。

为了捕获潘多拉匣子里释放的种种恐怖,黄翔有时庄谐并用,亦庄亦谐。黑色幽默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一种幽默之所以不是红色的开怀大笑,而是在黑暗中在恐怖下的深意的微笑,是因为这种幽默,锋芒所向,直指一个建立在谎言和非人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直指存在的普遍的荒诞性。肾气旺盛的排泄叙事,挑战强权的排泄叙事,可以使会心的微笑爆发为哄堂大笑。

黄翔写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摇滚》,是像西方摇滚乐一样带着哥特式风格的摇滚歌词。其中的《动物世界》这一诗题,就是一个隐喻,暗讽我们处在人的世界却缺乏精神维度。在诗人的醉眼朦胧中,“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动物园,一个咕咕冒着/气泡的蓄粪池和化粪池”。在这个不断从潘多拉的匣子里释放恐怖的“动物世界”,一切都在排泄,排泄出来的一切,都在“芬芳四溢地散发恶臭/繁殖带菌的邪恶和堕落。”比方说,“饮料和啤酒排泄甜腻的谎言和苦涩的泡沫”。

这一行诗,无意中道出了喜剧眼光和黑色幽默的基本特征:真正的喜剧艺术家的最大本领就是揭穿谎言,由此引发的笑,却是是悲剧性的苦涩的笑,甚至是无可奈何的笑。

黑色情绪:水深和夜深

黑色是悲剧的领域。一旦喜剧抹上黑色,也就获得了一定的精神深度或悲剧的内涵。

黄翔的悲剧感来自他自身的悲惨命运和深度思考。他的悲剧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水深,夜深,洞深。

从黄翔的红色诗章中,我们看到诗人仿佛一生在火中焚烧。但是,根据五行与出生月份的命理学,生于冬季农历 12 月的黄翔,命中与水相连,一生都在水中呼啸。

水是孕育生命的母腹。荣格心理学的“情感”范畴中,以水为灵感的象征。白居易论诗,以“情”为根。当我们说情绪波动或心潮澎湃,当我们把人的潜意识说成心灵的深水区,都是以水为喻。我们可以说,人的目光如炬如火,又可以说目光深邃。有趣的是,在四根说中,古希腊人也把人的视力视为眼睛构造本身的火和水的活动过程。因此,可以说,水乃诗人的基本元素。命中缺水,就很难有创造力。

黄翔的黑色诗章,是一种抒情悲剧,是《人与世界的悲歌》--这是诗人于 1989 年 1 月至 1990 年 4 月在王武劳改监狱写下初稿,获释后加以整理的组诗。它是大墙下的黑夜如箫的嚎啕大哭,是一个良心犯铁窗听山的寂寥,独居室中的沉郁之梦,是死神之舞……

肾水颇足的黄翔,在《梦巢随笔》的《河流礼拜》一文中说:“我一生热爱河流。终年四季,在梦巢中虔诚巡拜河流,潜心阅读河流。”可是,他仍然从明静如镜、波光潋滟的河流中,看到一个既恐怖又美丽的意象:“一条河像个隐形的水妖,或像条潜伏的蟒蛇。哪怕它刚淹死一个人,却又会立即恢复先前的妖艳和粼粼地扭曲的迷人的线条。”

如果说,水的色彩可以变化,那么,夜的色彩则比较稳定地处在黑暗状态,尽管现代文明的人工光源可以造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观。

常见的“黑暗年代”的隐喻,传达的是人们对历史上的残酷岁月的普遍的情绪反应。相传名医华陀被残暴多疑的曹操捕杀之时,他身边的人害怕株连,连他的一本医学遗著都无人敢于收藏传世。因此,华陀大白天点燃一支蜡烛,悲愤地说:在我眼里,暗如长夜。然后,他无奈地将医书付之一炬。华陀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英国诗人布莱克关于色彩的一句名言:“眼睛改变一切”。的确,无论是从光源本身发射的还是物体反射的光波,我们都要是靠视网膜和脑部的视觉皮质区来处理,经过处理后才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色彩。但是,布莱克显然不是从科学意义上谈论色彩领悟,而是强调情绪色彩。华陀的黑色情绪色彩,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年,以至于黄翔在公元 1989 年羁狱时,仍然感到“阳光下/走动永久的黑夜”(《焚天人体-- 47 岁自画像》)。

因此,黄翔笔下的暗影、黑影、深渊等黑色意象,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在黑夜中的诗人及其黑色诗歌,用黄翔的隐喻来说,成了“黑夜之枭”:

 

它的羽毛是褐色的,如不驯服的黑夜。

它的本真的生命是真实的。真实得凶猛。

这是一种猛禽。潜伏黑夜之枭。它旋舞于静止。澄彻如黑夜。

–黄翔:《黑夜之枭》

黑色诗歌,只能在黑暗中才能孕育出来。如黄翔在《末世哑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美的精神产品,是诗人“经过黑夜的灼伤和灵魂撕裂的痛苦”换来的,因此,才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触”!正是在这种创造美的价值意义上,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惮于靠拢黑夜,不惮于拥抱黑暗。如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中所歌唱的那样:

“ 请紧紧靠拢,袒露胸脯的夜啊–紧紧靠拢吧,富于魅力和营养的黑夜! ”

洞深之象:释 “圆” 与 “无”

黄翔诗歌中不时出现“黑洞”意象,如《残篇·我相信》中的“黑洞”。它固然可以解读为宇宙学意义上的“黑洞”,即巨大的恒星死亡后的残骸形成的“天体的黑洞”,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妨让我们将它与柏拉图的著名的“洞喻”联系起来看。“洞喻”同样可以作多种解释。从黑色诗歌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用来比喻被奴役的人类处在黑暗中的生存状态。洞中的囚徒面对背后的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暗影,无法认识真象,他应当转过头去回望背后的火光。同样,黑色诗人必须通过自我反思来深刻地真实地认识这个黑暗世界。黑色诗人总是敢于与美杜莎的头对视,哪怕变成一块石头:

同暴虐

同盯视人的黑暗

同媚俗的庸众

隔绝开来

不需要太多的垒筑

只需要一页诗

–黄翔:《简单言说·传略》

诗人像“洞喻”中的囚徒一样陷身于黑洞之中,成了一个勇敢的囚徒。这也是他感觉中的黑洞。有时,为了强调这种黑色情调,黄翔还加上大黑圆圈。例如,在《“弱”的肖像 ● 大地》中:

我伸开四肢

躺在大地上

疲倦 ●

黑油油的黄澄澄的泥土

嘲弄地在我身上涌动

向四面八方铺开 ●

我被收容了

黄翔曾谈到他写作《大地》时,情绪的凝重使他不禁要用大黑圆圈 ● 来标示出内心那一种 “ 肿涨的节奏感 ” 。 “ 仿佛高原的地下瀑布发出的钝重之音 ” 。后来,黄翔还提供过另一种说法:这个圆圈是 “ 象征 ‘ 无 ’ 的符号 ” 。 5

毕达哥拉斯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黄翔显然是有意借重这一几何图形作为简单的“图画诗”的一种表现手法。实际上,这个黑圆与黄翔的《 O (关于我和 ‘圆’ 的感觉)》中的白圆是类似的意象,好比同一枚钱币的两面。诗的主人公失落在旋转的白圆里面钻不出来,时刻觉得“天地对转”,白天、黑夜老是转,它是一个 “空无内容的不可知的 ‘圈套’”。在《“弱”的肖像》中,诗人写道:“感觉的最初一刹那和最后一刹那在黑洞背后的白洞中契合。”因此,这个空心圆图形也是一个象征“无”的符号。一阴一阳的两个圆圈,在黄翔的《“在场”的深渊》一文中鲜明地体现出雌雄交合的观念:这是一个“无限扩大开去的宇宙漆黑的子宫。……这是一个‘无有’‘无无’的深渊。黑暗神秘不露的石钟报出宇宙的时辰,终止不动于缓缓旋动。在这儿,万物惊动于凝止,寂灭在同一时间冥冥受孕。澎湃的恐龙面目模糊如灌木,起伏的虎群浑浑沌沌,有形万象从这无形的子宫源源涌出。”这就像黄翔在《自由之血》中所描绘的高风画的那幅贴在北京王府井的全黑的画:“一片漩涡状的转动的黑暗,意味着孕育万物的深不可测的宇宙黑洞或神秘宇宙的大子宫。”在《从死中觉醒》( 1976 )中,黄翔愤懑地诅咒黑暗的世界:“你是凶残的、自私的;你的茹毛饮血的原始的饥渴,唯有在我的心中的‘无’的筵席中才能得到‘有’的餍足。” 燃烧后的黑灰,有如地狱。黄翔诅咒的,是地狱的黑暗。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美与恐怖和死亡的联系。把阴阳、雌雄、黑白、有无的二元对立调和起来,可以表达与宇宙进化、人类繁衍相应的社会发展的观念,是一种生死如一的最高境界。黄翔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深知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玄学,到了那里一片深黑色(或玄色),深不可测。

取法于“天圆地方”的理念,汉字多采用“外圆内方”的结构。回归笔画简单的古字,是汉字简化的方法之一。简化字“无”就是一个古字,比后起的繁体字“ 無 ”更符合“六书”。许慎《说文解字》云:无,亡也,从亡,无,奇字,通于元者。元,始也,从一从兀。依照西方一种色彩学理论,下述十种色彩可以分别以数字来标明:一白、二黄、三绿、四红、五蓝、六橙、七紫、八灰绿、九褐、十浅灰。在这个序列中,黑色被剔除在外,它的数字是零,亦即无。

诗人从黑色在中国文化中的两种原始意义上来采用这一标号,正好与西方的一种色彩学对黑色的解读相吻合。

焚烧教堂:血肉的祈祷

有时,黄翔也从“黑”字本义出发来表达他的对黑色的领悟。在多处采用大黑圆圈的《“弱”的肖像》中,诗人发觉“被烟熏黑的寂静里/露出白霉斑”。他以“每个人的‘坑’”来象征一个集体惨遭枪杀的年代的悲剧陷阱。面对随时可能掉入“坑”中的危险,有人在凄厉地嚎叫,“尖-叫-烧-灼-黑-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方重现的魔影”登场了。在《中国诗歌摇滚》中,黄翔以组诗表达了一群流浪艺术家聚集圆明园艺术村的感觉。当黄翔和艺术村的这一群叛逆者面对圆明园废墟时,他们领悟到:当年英法联军摧毁这一旷世建筑物,与今天的红色教堂对一切“异教”色彩的教堂的摧毁,对中华民族多彩文明的摧毁,出自同样的暴力机制。实际上,黄翔早就在独自歌唱:

我是一个教堂焚烧者;

我是一座焚烧的教堂。

惊吓和激怒了所有的教徒! 6

黄翔的这几行诗,准确地在中文“黑”字原意上表现了他的黑色写作的本质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被称为“死亡摇滚”的著名“基督之死”乐队的创始人瓦罗( Valor )曾经宣称:“因为我们的歌词和我们乐队的名字,不少人说我们是反基督的恶魔。但我们并不反对基督的学说,我们反对的只是千百年来假基督之名行压榨之实的投机分子” 7 同样,圆明园的“东方的魔影”和“中国摩罗诗人”黄翔,并不反对革命,而只是反对假革命之名行欺骗压制之实的暴政。他们更不是反基督的“教堂焚烧者”。在黄翔的《火神交响诗·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中,诗人要焚烧的教堂,有它“身外的殿堂”、“内心的神龛”、“新式的神像”和支撑它的“现代的皇权”。这座红色教堂,在乌云酝酿的大风大雨面前摇摇欲坠。

无可否认,这里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在文革的废墟上,孕育出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毫不奇怪;另一方面,红色激进革命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危害性已经日益彰显,渐进的或和平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已经浮现。今天,中国的激进革命的避免,需要统治者和民众两方面的努力和互动。在这种隐喻意义上的焚烧教堂,乃是一种诗意的祈祷。黄翔的祈祷是虔诚的:

一部迷狂的抒情诗就是一部圣经。

我们从中听见一片血肉的祈祷。

–黄翔:《逃避哲学》

因此,黄翔笔下的“教堂焚烧者”,实际上是手捧自己的圣经在向最高的宇宙精神祈祷:给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给我们追求真理和美的权利,给我们选择自己的教堂选择自己的信仰的权利,给我们被拯救的可能性!阿门。

地火明夷:倒下的偶像

中国人原本拥有的这些权利或天赋人权,是被一尊偶像及其政治体系剥夺的。可是,当这尊偶像倒下时,许多中国人的“内心的神龛”却依然存在。就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即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当天,黄翔写下了惊世骇俗的《倒下的偶像》一诗,开头一节写道:

一代暴君倒下了

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

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

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脊背上

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在黄翔的《火神交响诗》中,这首诗就写作的时间顺序来说是最后一首诗。《火神交响诗》显然属于黄翔的红色诗章,可以用《易经》六十四卦中离卦等火的红色意象解读。《倒下的偶像》则可以视为一个变卦,即 36 卦“地火明夷”之象。八卦中的坤卦为土,为地;离卦为日,为火。地火明夷,上坤下离,二卦相重构成落阳之象,属于坎卦,坎为水,故为黑色卦象。

“明夷”( ) 两字均为会意字,“明”指日月之光辉,“夷”字从篆体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左边单人旁,右边一把弓,也就是说,“夷”乃一人持弓之意,也就是南方“莽夷”的“夷”。 8 因此,“明夷”相合的形象是一人挽弓射日。在《倒下的偶像》中,就是莽夷的后裔南国诗人黄翔,力挽强弓射落毛泽东这轮炎日。

张嘉谚先生在《中国摩罗诗人》一文中认为:“黄翔叛逆风骨之血缘可追溯到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或来自于与炎黄二帝抗衡的蚩尤”。同样,北明也在《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中指出,黄翔这位南国诗人、这位“天生逆子”的不同寻常的秉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不是含蓄温柔的炎黄子孙,却是蚩尤的后代,他的血液中寄存着这中国上古时期,与儒学道统的现实入世精神相反的道家自在自为,高蹈浪漫的原始冲动。”

的确,作为一个南国诗人,黄翔总是在他身上携带一点蛮夷后裔的活生生的野性。但是,我以为,黄翔与儒家的“入世精神”实际上并不矛盾。在他身上,只是没有儒家的迂腐,却有儒家“取义成仁”的精神。

诗中的“炎日下沉”之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王朝匆匆合上了眼睛,”一个摩罗诗人与一尊偶像截然对立。与明夷之象略有区别之处,在于诗人并非谨小慎微,并不韬光养晦,而是锋芒毕露,直指中国极权制度的元凶。他甘愿承受思想的表达自由带来的惩罚。

明夷卦也可以用来象征两种不同的文明的冲突或两种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替嬗。“明”字所象征的日月之行及其形成的四时更替,是农业文明的基础。换言之,它象征着崇尚农业文明的新兴的周代文化。“夷”字的一人持弓之象,象征的是崇尚狩猎或游牧的旧的商代文化。 9 这样一来,把“地火明夷”的上坤下离视为“光明负伤”的“韬晦时期”,并用来解读《倒下的偶像》一诗,同样可以讲得通。毛泽东时代的多少知识精英,都是各个领域的太阳,不管他们如何韬光养晦,都难免受伤的悲剧命运。历史的反讽在于,原本是黑暗势力的总代表,却僭取了太阳的光明意象。因此,诗人正是在呼唤落阳之后千万个负伤的太阳重新放射光芒:“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

商周之交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近代中国同样表现为黑暗与光明之争。十九世纪以来的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变迁的时期。中国以东方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体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均受到极大挑战,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应对模式,以致形成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由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悖论性质,一尊偶像的“浑浊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充当了“人类文化警察”的角色。在黄翔的诗中,黑暗与光明之争已经展现为极权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和社会转型过程。在这里,包括黄翔在内的千万颗太阳才是真正的光明之象。这是从明夷卦象的解释中,从黄翔的诗歌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结论。

拒绝忘却:黑色祭奠

中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作家,他们甚至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噤若寒蝉中,仍然觉得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为性爱的“黄色”禁区已经突破,他们似乎可以大显身手了。他们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宽松心情,仿佛处在黄金时代,一片阳光灿烂。哪怕他们自己曾经受过黑暗的灼伤,他们也早就淡忘了。至于冤魂号哭,他们没有心灵感应。至于弱势群体仍然处在黑暗中的身影,那就对不起,他们没看见,或佯装没看见。结果,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黑暗的同谋。

拒绝遗忘悲剧历史的作家,在当代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黑色诗人是中国的珍稀动物。黄翔除了写作了多首纪念民主墙运动的死难者的诗歌以外,还写了多首纪念“六四”的杰出诗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更加悲壮、惨烈日子,是中国历史上考验一个人的良心,尤其是考验诗人的良心的日子。黄翔的《祭奠》一诗,写得极为凝练、沉重,具有浓厚的黑色情调。该诗诗题就是两个墨黑的汉字。短短的诗章以极为精炼的带血的黑色意象捕捉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文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当诗人描绘这一历史事件,它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在这个日子里,蓝色飞翔的梦幻破灭了,红色恐怖几十年来良心犯不断撞响的黑色镣铐愈加漆黑作响。昏天黑地中,唯一的白色,是黑暗之王刺刀闪亮的寒光:

祭奠

— 怀念伟大的 1989 年 6 月 4 日

这个日子

是刺刀尖上

没有收敛的

记忆–

是带血的翅膀

滴下的

呼喊 —

是死者眼睛里

没有合上

的天空–

是大墙后面

镣铐

撞响的

寂寞–

是 1989 年

6 月 4 日

天安门

广场–

( 1996 年 6 月 4 日夜泪记于听美国之音广播之后。

时秋潇雨兰正播放《大悲咒》以示沉痛祭奠。)

这沉痛的祭奠给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留下了永恒的黑色记忆。诗中的几个黑色意象高度概括了红星下的暴政发生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被枪杀、被嵌口、被监禁的历史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诗末的附记也不能忽略。现实的黑暗有时透不出一点光明。与刺刀一起共同维系一个红色僵尸的,是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我们在中国大地上不得不从美国之音所代表的蓝色文明中去寻找真实的声音;不得不在黑暗王国中从大悲咒所代表的白色文明中去寻找慈悲、光明的图像。

深受红色暴政之害最终逃脱了暴政的黄翔,就是这样凭借一页一页黑色的诗,同红色黑暗,同红色潮流及其今天的变种--带着铜臭的黄色潮流,终身隔绝开来了。

吊诡地说,我相信人性恶,也相信人性善。社会压迫总是成功地把它的牺牲品往恶的方向驱动。换言之,暴政往往很容易把良民改造成暴民。但是,在被压迫的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那里,向恶的高压驱动往往招致失败。在这种意义上,黄翔是一个胜利者:

弓箭敌视着它。白昼追逐着它。但没有一支能临近它的利箭;没有一个能咬噬它的白昼。

这是自己烛照自己的黑暗!

–黄翔:《宇宙之元·自己烛照自己的黑暗》

进一步追问,我们还可以让惠特曼来回答:

我不仅是 “ 善 ” 的诗人,也不妨作 “ 恶 ” 的诗人。

恶推动着我,恶的改善也推动着我。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

红色中国的禁闭早就造出可怖的 潘多拉匣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打开黑匣释放人性之恶负有责任。因此,我们都应当承担改善“恶”的责任。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潘多拉匣子尚待打开的唯一的“希望”。要让每个人自觉地承担责任,就必须启蒙。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启蒙不仅仅在于让人观看亮丽的形体和景象,而且在于让黑暗成为可见的黑暗。”黄翔的诗歌,用他自己在《面影》( 1982 )中的话来说,“时而烛火辉煌;时而漆黑一片”。换言之,他的红色诗章和黑色诗章交相辉映,组成了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的雄浑的二重奏。

注释:

1 本松( J. L. Benson ):《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 Greek Color Theory and the Four Elements, Online ),页 22 。

2 本松:《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页 24 。

3 库切( J. M. Coetzee ):《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 Into the Dark Chamber : The Novelist and South Africa , Online )。

4 弗洛伊德( S. Freud ):《幻想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 SE, XXI, p.50. )。

5 转引自张嘉谚《<大地>释读》,附录于黄翔:《非纪念碑:一个弱者的自画像》,页 135 。

6 黄翔回忆录:《并非失败者的自述》,见民刊《大骚动》第三期,页 70 。

7 见 Maria Blount 对 Valor 的采访,载 Propaganda issue #19 of Fall 1992 。

8 参见 Dan Stackhouse 《易经》英译本( Original I Ching, 1997, Online )的解释。

9 同上。

杨子立妻子给每人每月十元捐款人的感谢信

注:“每人每月十元计划”已经进行一年多了。我们从2005年1 月起一直在每月给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徐伟四位入狱良心犯家属邮寄捐助,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四人出狱,大家有同样的心愿和信念。同时,我们的捐助也给一些需要紧急救助的人,以后我们的捐款多了,这样的捐助还可以更多。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位以及更多人的参与。每人每月的十元捐助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的捐献足以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日前接到杨子立妻子路坤的感谢信,特和大家分享。

加拿大多伦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们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这一称呼源于《圣经》的教导。我是基督徒,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深怀感激的心情。虽然没有见过你们,但你们却像弟兄姊妹般关心并帮助了我们四个家庭及狱中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个青年。

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可贵,你们的帮助与这份爱心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安慰,也是无价的。你们的帮助使我们在苦难、迫害面前有了胜过这一切的信心,使我们有力量,坚强的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坎坷道路上有你们的相伴,我们就不孤单与寂寞。

记得2005年春节前,我于2月7日在监狱与杨子立见面,2月9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在与杨子立见面前十天左右,我一直在哭,不知如何面对新年前的这个见面日,我不知如何开口与他说话,我甚至都无法问他:“你有饺子吃吗?”更无法对他说:“我回老家过年,你对家中的父母说点什么?”因为任何一句话都会令我泪流满面,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就在我与杨子立见面的头一天,有一个主内的姊妹告诉我,陪我去监狱。第二天这个姊妹踏着雪陪我去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这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她的陪伴,我忧伤、冰凉的心便有了热气。流泪的脸上竟有了笑容,而且与子立见面、谈话我没有流泪。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外面有个姊妹陪我来的”。我俩被这份情谊改变了无法相聚过年的那份凄凉,虽然丈夫仍被关在狱中,迫害仍没停止,但心里是暖的,那份世间的爱,那份从主那里来的爱,使我那天过得很幸福。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你们的爱心与帮助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心境,事实上人活着也完全是靠心境与意志力,特别是度过最悲残的岁月时尤其重要。

很感谢盛雪姊妹发起每月捐赠十元的爱助活动,使更多的爱心凝聚,走在爱的路上。你们的付出,也使我们家人有能力与狱中的亲人多见几面,给狱中的亲人双倍的照看。有了你们的爱心,狱中的亲人们也能放下心中的负担与亏欠,因为有你们帮助、关怀他们的家人。

在此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也是神的祝福:“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

上帝爱世人,愿上帝祝福你们这批可爱、可敬的弟兄姊妹们!

在此,我代表我们四个家庭给你们拜个早年!

愿你们在新一年里福杯满溢!沐浴主恩!全家蒙福!

路坤 2005年1月13日

苏联异议作家的典型命运

俄国是文学的超级大国,哪怕到了苏联时代,煜煜生辉的作品仍层出
不穷。文学的真谛是要探讨人最终的命运归宿,每一个真正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中都凝聚着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在苏联时代,那些
被称为“异议作家”的人,他们并非纯粹地在为反专制而写作,他们
是在为人而写作。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触动了专制势力的神经,是因为
专制势力和真正的人生,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此文并非要探讨这些异
议作家的作品,而是要介绍一些典型异议作家的命运归宿。

被豢养的“拉普”控制着整个苏联文坛,凡越轨者,便打入地狱。就
连玛雅可夫斯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也只好惨淡地自杀了
事。异议作家,更加不可想象。

肉体上被消灭,是第一种典型。

英年早逝的皮里尼亚克,他被指为“白匪的代言人”,在肃反运动中
遭枪决。曼德尔斯塔姆,他写了一首名为《克里姆林宫里的山里
人》,“侮蔑”伟大领袖是“杀人犯,农民刽子手”。他没有逃过克
格勃的搜捕,1937年被捕,次年被劳改营折磨至死。而曼德尔斯塔姆
的好友,曾试图帮助他逃走并试图为他奔走呼告的巴别尔,自称“创
造了一种新的写作题材:那就是沉默。”但是沉默也救不了巴别尔,
他于1939年被捕,1940年1月26由贝利亚亲自审问,次日清晨被枪决
于臭名昭著的卢比卡扬监狱。罪名:参加反苏联的托派组织,参与策
划恐怖主义阴谋,为法国、奥地利政府充当间谍。在被枪决前,巴别
尔说:“请让我把作品写完。”

作品被禁,写作权被剥夺,承受屈辱孤苦的后半生,是第二种典型。

布尔加科夫热爱文学且极具天赋,但年轻时迫于各种压力当了一名军
医。一次,他前去拜访托尔斯泰,因为外界风传托尔斯泰将不久于人
世,他想去和这位泰山北斗谈谈。当他终于请到假,风尘仆仆赶往托
尔斯泰家中的时候,托尔斯泰第一句话说:“你累了,你的眼神充满
疲倦。”于是往长沙发上一指,布尔加科夫便依言睡去。1920年,布
尔加科夫终于投身文学,迅速声名鹊起,同时饱受凌辱。当凝聚着他
一生思想精髓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脱稿之时,他已完全沦为“人民
的敌人”,作品完全被禁。布尔加科夫的晚年一直守着屈辱和孤苦,
十几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反复修改《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个字一个
字地推敲,直至死去。也许在他的晚年,会时常想起年轻时在托尔斯
泰长沙发上睡的那一觉。

所有的异议作家中,在我看来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普拉东诺夫。他从
一个平庸的社会主义歌者,转变成一名独立探索者之后,立即遭到封
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走投无路的普拉东诺夫,只好到作协去当
清洁工,给那些下三烂的无耻走狗文人们清扫垃圾。这样的奇耻大辱
他居然能够承受,哪怕到下水道里去扫垃圾也要强无数倍!可怜的普
拉东诺夫啊!连扫垃圾都得去扫作协里的垃圾。

“俄罗斯的月亮”、“20世纪的萨福”、“世界上最适合嘴唇与心灵
的名字”,安娜.阿赫玛托娃。先获诺贝尔奖提名,继而被开除出作
协,哪怕曾经写过《安魂曲》这样抛弃同专制势力的分歧,为卫国战
争而歌的诗篇,也难逃这样的命运。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躲在自己的小
屋里偷偷从事地下写作,随时准备接受入狱或枪决的命运。

面对驱逐出境的威胁,是第三种典型。

1958年,几经周折之后,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通过决定,将当年的诺
贝尔文学奖颁给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得到消息,立刻给诺贝
尔奖评选委员会发来一封诚挚的电报。电文中喜悦与羞愧之情流于言
表,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又深深为获奖而感到幸福。

但是,面对这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诺奖,当局立刻发话:诺贝尔奖评
选委员会所颁发的奖项,不是授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授予作
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授予劳动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侮蔑者帕
斯捷尔纳克。这是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恶毒的攻击。苏联
方面决不允许,也决不承认。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十分难过,他万般期望想要去瑞典领
奖,但是赫鲁晓夫亲自下达了指示:若去领奖,便剥夺他苏联公民的
身分,要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向赫鲁晓夫投降了,他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
采取极端措施。他没有去领奖。西方世界立刻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开
始攻击,骂他:“懦夫!”“奴才!”连他自己的朋友,也纷纷离他
而去。被驱逐出境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让你去蹲劳改营!去西方,
还可以继续写作,在自由世界里当个公民有什么不好?我们留下来是
因为我们出不去,而你明明可以出去却被吓成这个样子!

帕斯捷尔纳克余下的日子都在孤苦与寂寞中煎熬,承受整个世界的侮
辱。包括来自赫鲁晓夫方面的侮辱和来自赫鲁晓夫对立阵营的侮辱。
两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孤寂中去世。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能写作如同不能呼吸,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残年
都在窒息中挣扎。他为何要选择窒息?因为他深爱这片土地。如果
说:屈辱象鞭笞,写作象呼吸,那留在故土,就象在子宫中接受母亲
血的滋养。

俄罗斯人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赫鲁晓夫老奸巨猾,他深知:对于有些
人来说,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比抓进牢里更能折磨他们的心
灵。而且这样也不用承担太大国际舆论压力。

1970年,索尔仁尼琴也获奖了,勃列日涅夫效法赫鲁晓夫,索尔仁尼
琴受到了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的威胁。他获奖的消息传来,几乎没有
一张报纸报道这条消息。但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他以劳
改营中数以千万记的政治犯代言人自居,他要去为这些劳改营中苟延
残喘的生灵们领奖。于是他放言:我既不离开,又要领奖,看你们能
把我怎么样!

一天,躲在朋友家中的索尔仁尼琴被邻居出卖,行踪暴露,他迅速遭
到克格勃绑架。被强行扭送进一架军用飞机。他问:要带我去哪里?
无可奉告。直到飞机降落在西柏林,索尔仁尼琴看着前来欢迎他的人
山人海般的德国人,才知道已到西方。但是索尔仁尼琴面对这热情的
欢呼,英雄和受难者的光环,却愁眉不展,心情凝重。他意识到,自
己也许永远无法重归故土。

最后提一位特殊人物,此人不知能否称得上异议作家。

1965年,苏联当局终于扬眉吐气: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
国上下一片欢呼:自己作协里养出来的人终于也赚了个诺奖回来。各
级领导人的贺电、贺礼在天上飞来飞去,上上下下对他赞不绝口。肖
洛霍夫风光无限,头上光环,颈上花环,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平民
百姓的欢呼雀跃。他被视为全苏联的英雄,航天英雄加加林也无法和
他相比。肖洛霍夫一直在高枕无忧地享受晚年。谁也不明白,《静静
的顿河》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怀疑他在
剽窃。

笔的威力和机器的威力,究竟哪一个更强?机器可以在瞬间摧毁无数
肉体,而笔则可以永世挽救无数灵魂。机器终将被笔点化为腐朽。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专制势力,本质都相同。而无论任何人,作家
也好,各行各业的人也好,如果不幸生活在专制之下又不愿放弃探
索,那就只有去承受不堪承受的命运。致哀!致敬!

綦彦臣:我们需要一个专栏还是一部法律?

《冰点》出了“问题”,无论全面停刊还是整顿后再出,它也都成为
21世纪初中国新闻出版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许官方太相信自己的
“调控”(或曰操纵)能力,也许民间有些反应“过度”,但中国到
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实在是一件太丢人的事情!所以,在
《冰点》事件之外我想说一句:比之于一个好的专栏乃至一张好的报
纸,我们更需要一部法律,哪怕这个法律并不太好!!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立法资源不足,无法让人相
信,因为各大学的法律系(院)已经很多,甚至连理工科大学都有法
律系(专业)。况且,中国的法律著述也已经汗牛充栋。至少连我这
个可称为“经济学家”的法学门外汉也已经读过三个书系不下于15本
的法律书目,学术的如《美国高级法的背景》,通俗的如《刑法哲
学》。在实践层面上,官方有“九五普法”、某某法宣传月之类的活
动。法为公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难道各级人大就没有新闻立法的
意识吗?难道法学界那些有博导教授学衔职称的人们就不该“良心发
现”一回吗?

也有论者说自由是少数人的事情,如言论(与出版)可以暂缓议论,
但,这是非常狡猾的“愚蠢”。因为,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法律构架是
严重缺憾的制度元素;因为,没有好的专项法律,人民永远无法享有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今天专项法律没有新闻(出版)法一样,
宪法中的自由含项仍没包含进“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既是中国在现
代文明中的耻辱,也是整个政治道德的后垢。

可以设想,中国如果有一项哪怕比较一般的新闻出版法,象卢跃刚、
王光泽、李大同这样优秀的新闻人才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也
不至于屡屡发生“《冰点》事件”。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筹办一张报
纸,发表他们愿意发表(自己以及别人)的东西。

公平地说,《新京报》也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也
好,其资本家仍然是官方的,无论李大同们多么优秀,他们总是资本
家的雇员。所以,从资本权益上来说,他们最终“说不出理”去!如
果在这个公平的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获得法律资源的公平,就有了更清
晰的意义!也就是说,由于《冰点》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开放
报禁(即新闻出版立法)比开放党禁──在目前来说,更应积极争
取。我想这不是件“势比登天”的事情,至少我们看到连管死人的法
律也要出台──殡葬条例将被推动变为殡葬法,难道一部新闻(出
版)法还那么难吗?如果执政党真地以为新闻(出版)法是双刃剑或
专门伤害自己的利器,那么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失掉统治中国的最后一
点资格──哪怕是独裁的资格!

(2006年1月28日晚写于乡下)

焦国标:“党什么时候又得罪你了? ”

——从海归派为什么创造力枯萎谈起

       元月16号那天,北大、清华和政法大学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到我家来玩。三校学生坐在一起,自然是海阔天空,闲聊一气。不知不觉间,话题集中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许多海归派老师很让学生失望。照理说,海归派的知识界结构和学术眼界都要优于本土学者,可在学生们看来实际未必。他们觉得,海归派普遍显得精神消沉、创造力枯竭。用一句老话可以说是“革命意志衰退”。至于为什么?大家没有答案。

无独有偶,近日网上流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所持观点与几位研究生的感觉如出一辙。陈先生是海归派的一员,我试图从其字里行间寻找这个本当卓荦出众的群体何以如此“泯然众人矣”的答案,可惜没有找到。我不属于海归派,作为局外人,只能隔着布袋估计猫的颜色。我想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海归派四十岁以前几乎全部由一连串的考试组成,中国考罢去外国接着考,几十年疲于应付考试,几乎没有好时候,等拿到学位“功成名就”回国,体力、心力也基本耗尽了。

第二,一直都在被别人考试,也就意味着一直都在按别人的日程表被动地捱日子、熬岁月、拼年头,久而久之,“自由意志”失去太半,野性和冲劲儿消失殆尽。第三,在这漫长的光阴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独立思考,也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练笔,以写出一手好中文或好英文。简言之,他们许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养成热爱书面表达的习惯,好比一个鞋匠,他们竟不爱拿锥子。

第四,拿到洋学位,回国货与“帝王家” ,又正赶上中国大学的“原始资本积累”,野蛮收费;如今大学教师N子登科,仿佛什么都不缺,也就什么都不用想。回国就是他们人生抛物线的顶点,此前的学历积累支撑后半生下坡期间的开门七件事没问题。记得16号那天其中一位同学提到一个很具体的现象:“这些年来这么多海归派学者拿着博士学位回国,可是你听说他们中的哪一位出版了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很少,几乎没有。莫说有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很少出版——根本拿不出手。”我请他解释为什么。他说:“他们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那点儿中国学问,也只够唬唬老外;要在中国出版,那就真的是献丑。”

陈丹青先生说:“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

实际上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不仅是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人文艺术类海归也都归化到这个现状里去了。他们不仅满意现状,而且成为现状的爪牙。虽然学术无创见,可多半都捞个一官半职,洋学位、官本位,要什么有什么。讲洋,人家是洋博士;讲土,人家是院长系主任,风雨不漏、身名具泰。

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副院长,美国、香港地游学了不少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长成色。他有一句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每当有学生试图与他探讨法律如何才能对党和政有约束力的时候,他总不阴不阳地说:“某某某,党什么时候又得罪你了?”院长大人这话还不把学生吓死呀!丹青先生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您瞧这位海归派院长的人格、思想、价值观如何?“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可是这位海归院长却是这样对中国发生着影响!2006年1月号的《开放》月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导师是学生思想自由的第一杀手》,写的是两三年前自己的一点感受。现在看来,这种情况恐怕要严重得多。大学里的思想屠杀可能已经达到必须引起全社会正视的、触目惊心的程度。

2006年1月26 日北京

余杰:周作人的日本观:爱与恨的边缘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能够称为“日本通”的大概只有周作人、戴季陶、蒋百里和王芸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历史纠缠之深,无第三国可比。但是,中国对日本了解之少、之浅,却同样触目惊心。战争的创伤和愤恨,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传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不愿直面一个真实的日本。日本不是喊几声“打倒”就可以打倒的,既然我们无法让咫尺之遥的日本从视线中消失,既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得与这个暧昧的邻居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那么“了解日本”确实是“关爱中国”的前提之一。

如果说写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名记者王芸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治格局的变迁,那么在无数的长短文章中讨论日本的散文家周作人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文化的日本”和“精神的日本”。一九三三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沉痛地写道:“吾侪尝究察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委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案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纷纠,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由此可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乃是一本让国人“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的著作。周作人则从另一视角进入“泛文化”意义上的日本,他写道:“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由此可见,周作人所希望的乃是探究虎视眈眈的强邻的灵魂气质,这个工作比喊几声空洞的反日口号更有意义,却也更加危险——它充满了陷阱和迷雾。《周作人论日本》一书,首次将周作人论及日本国民性、日本文化、日本民俗与宗教、日本人的衣食住行、日本与中国等诸多方面的文字搜集在一起出版,其中不少真知灼见仍不失其鲜活性。同时,在周作人的日本观背后,也隐藏着能够破解其为何落水成为汉奸的谜底。

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娶了日本女子为妻,他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丰富的“日本因素”,而日本也一直都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作为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张扬者,作为一个性情比鲁迅更加细腻敏感的文人,周作人往往从日本的料理、浮世绘、俳句、民俗、园艺、玩具等寻常事物入手,而这些方面恰恰是被一般人忽视的、日本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方。他庖丁解牛般地从中发现了日本文化中的若干正面因素,如日本农夫的勤劳、日本妇女的清洁以及日本民间文学的天真等等。日本学者贺芳矢一曾总结出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忠君爱国;崇敬祖先、重视家誉;现世、实际;喜欢草木、热爱自然;乐天洒脱;淡泊潇洒;美丽纤巧;清净洁白;彬彬有礼;温和宽恕。然而,这些国民特质、这些为周作人所激赏的日本人身上的“爱与美”,为何并未阻止日本成为一个嗜血的军国主义国家、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呢?在《军政之恶》、《大和魂与孝道》、《万世一系与武士道》等文章中,周作人尝试着破解这一内在的矛盾,也就是他自己的情感和理智中对日本“爱恨交织”状态。他触及到了问题的边缘,却未能捅破那层最后的窗户纸。

周作人在《闲话天皇》一文中谈及日本的天皇崇拜和天皇制度,他从日本历史上天皇曾经被剥夺权力的事实出发,进而认为天皇“在家中未必怎么阔气”。日本民间也有关于明治大正天皇的黄色笑话,因此日本人“对于这几代皇帝与中国人从来看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与光绪)相差不远”,不过是“糊涂的家长”而已。正是在这里,周作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忽视了天皇制度在日本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层价值,而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洞悉近代以来日本何以会迅速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在此进程中,日本并没有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党,也没有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突然出现的魅力型领袖,那么这把钥匙便掌握在天皇的手上。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在《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中分析说:“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日本才能从古至今既在政治上也在社会上维护了作为一种君主制的‘天皇制度’。天皇制度在被国家同一性文化与文化的同一性所维护的同时,反过来又起到强化这些同一性的作用,并且也起到了使上述同一性、统一性内在化的作用。在日本,天皇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具有文化概念上的性格,其原因也在于此。”换言之,日本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便是以天皇制为纽带展开。中村雄二郎将天皇的意义概括为一种“场所性的权利”——天皇表面上是“虚君”,但这套制度却要求场所性的归属的权力以及将反对者们从一定的场所中驱逐出去的权力,“只要对与天皇制度相关的价值提出根本性的批判的话,还是会出现大放厥词说‘应该将这种人逐出日本’的人。”因此,在日本“戏说天皇”并不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是某种“普遍现象”。相反,天皇在日本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力符号,一种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如三岛由纪夫所说的“除了日本的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民族的同一性之外的不可替代的惟一象征”。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止与顿挫的地方,具有深刻反思能力的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却开始了新的思考。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这篇引发日本学界“地震”的论文中,以政治思想史的语境揭示出了作为超国家主义出现的天皇制国家病理:“以绝对价值体天皇为中心,构成了连锁的整个国家秩序,从上到下的统治其根据与它和天皇的距离成正比,价值逐渐稀薄化的地方,其独裁观念却难以生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的独裁观念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这里大凡在由上至下之间的那些无规定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丸山真男指出,天皇制度深切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方式,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先天性地被植入了这种服从于专制制度的可怕的病毒,“这种不具有自由的主体性意识的个人于自己良心中缺乏对行动的制约力,而是被更为上级者(进而与终极价值相近者)所规定,因此,就发生了不是独裁观念而是通过压抑的转嫁得以保持精神均衡的现象。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压迫感通过恣意向下发泄而按顺序转嫁,由此其平衡得以维持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最大‘遗产’之一。”日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在此水乳交融,天皇就是一个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卡尼斯玛”。因此,日本还需要一场民主的启蒙运动。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那些充满人情美和爱洁净的日本人,为何在别国的土地肆无忌惮地犯下滔天罪恶。于是,周作人在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为什么呢?”他企图做到“学问艺术的研究应该是超越政治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根本不可能,正如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所说:“他主观上越想脱离(超越)政治,他的以‘唯文化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日本店’在客观上,事实上,却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肮脏的政治战车越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最后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理论依据。这对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越政治’论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最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弄。”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依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为“经济热、政治冷”的两重天状态。此时此刻,重读《周作人论日本》中那些泛黄的文章,重新思考周作人日本观中的灼见与谬误、精华与糟粕,倒是应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更应《孙子兵法》中的道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t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