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我愿成为大声的朗读者
   在一堆向日葵面前显得虔诚
   
   南瓜、女巫和我旧日的恋人一起上来了
   
   他们衣着恐怖相互闲聊
   可我，握一张类似报纸的东西左顾右盼
   
   你的头顶越过一只只蝴蝶
   跨栏，人跨过人的天空
   
   熬过十二点你会被装扮成圣人
   没人哭泣
   像你诅咒我的时候我们的距离很近
   
   近得靠近最近的麦地
   
   你知道一个人的咳嗽很像荷兰人
   他疯狂地裸奔
   
   一直奔跑到我的床上
   半个割掉的冬天正在变黄
   
   而且越来越灿烂
   
   有光，我亲眼看见了
   你撵走一只不会飞的乌鸦
   
   隔墙有耳，它被钉死了
   这个魔鬼出没的夜晚
   
   我丢掉手中所有的秘密
   
   今天确实没什么事情发生
   只是有人传闻你和我的脸有些饥饿
   
   我们拼命地播种
   等待一个收割的季节
   我再次成为朗读者
   
   而你，为远方点一盏灯
   一起明亮
   
   2006－10－31
   SAND BEACH

有一段时间，树干和我最要好。

树干的家里很穷，他穿的衣服，有些是用麻袋片缝制的。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有许多同学都在窃笑，目光集中在树干的身上。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树干的脸红到脖子，大概他意识到大家是在嘲笑他，但却仍强作镇定，脸朝前看着老师讲课。 课堂上的窃笑转为嘻笑，我这才发现树干的衣领处爬出一只臭虫。班里一个最调皮的学生压低声音唤道：“树干，你的衣服上有一只臭虫。”全班哄堂大笑。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这的确好笑，但树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也加入到讥笑他的行列里，我觉得自己很不够哥们。但我忍不住还是笑了，幸亏我坐在树干的后面，与他的座位隔了好几排，他不会看见我也在笑。

据说，树干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国民党对中共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树干爸爸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树干的爸爸不敢回去覆命，最后流落到了69弄。49年后，树干的爸爸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没有公职，靠以捡垃圾维持全家的生活。

树干放学后，就背着箩筐去他爸爸那里，帮他爸爸把捡好的垃圾背回来。因为树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妈妈是小姐出身，什么也不会干，家里脏得一塌糊涂，走进他家，就是一股难闻的异味，他妈整天就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江西插队，二姐在上学，帮着爸爸捡垃圾这样的重活自然就由他来承担了。

他的家没有门，用麻袋片和破布缝成的厚厚的门帘就是门。所谓的家，其实是三户人家的墙壁形成的一个夹弄，夹弄的顶上架了一个棚顶，就是他的家。光线从棚顶四周的边缘漏进来，所以他的家在白天还不需点灯。但是逢到下雨，对他家而言，不啻是一个小小的灾难。

棚子四周打进来的雨已不必再去顾及，从棚顶上漏进来的水，需要七、八个破罐子去接它，才不至于让水滴得到处都是。

当然，下雨天，他家就不得不点上煤油灯，否则，里面就一片昏暗，他妈妈就没法看书了。

他妈妈好象从来不出门，虽然破衣烂衫，却依然遮不去她富家小姐的本色，脸上的皮肤光洁，说话慢声细语。除去看书，家里的针线活也许是由他妈妈来承担了，但是看树干穿在身上的衣服可知，他妈妈的针线活甚至谈不上凑合，简直是极糟糕。

每天要到天快黑的时候，树干和他爸爸才回家，也许这一天的收获中就有几本破书。晚饭后的时间，他爸爸和他妈妈一样，歪倚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

那情景真是奇特，臭味扑鼻，但久而不闻其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张用砖头搭成的破床，一张缺了一条腿的破桌子，桌子下面，塞着一些不知什么破烂才使这张桌子维持了平衡，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垃圾──他爸爸和树干每天工作的成绩，有些还码放得非常整齐，上面可以放置一些锅碗之类的生活品。

昏昏的灯光一跳一跳，你无需辨认这个“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但却有两个老人，在臭气和垃圾的拥围下，在书本中寻乐。树干第一次借给我看的书是《天方夜谭》（今译《一千零一夜》）。

他的神情很诡秘，对我说，“这是一本禁书”，要我小心，不要让别人看见。

这本书，从其尚存的封面上还能辨认书名外，书尾已被撕去好多页，竖排本，繁体字印刷，这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读起来自然很吃力。

我不甚了了地把它读完，为了卖弄，我把它拿给我三舅去看。三舅比我大六岁，那时在读初中。几天后，三舅把书还我，说：“赶紧去还给人家。这是一本黄色书，要是让别人知道，你会被抓起来的。”我不懂什么书才叫黄色书，三舅这么说，当然是在吓唬我，但我却对自己曾读过“黄色书”而暗暗得意。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去树干家。

放学后，树干背着箩筐去他爸爸的垃圾收集点，我就待在树干的家里玩，翻找那些破烂的旧书看。如果我把书带回家去，我就得帮树干打一瓶醋。这是树干的条件，他有一只二两重的小酒瓶，他借一本书给我，我就得花上两分钱，在他的瓶子里装满醋，树干收工回来，就着醋瓶，名曰“喝酒”，有时我忍不住，拿过瓶子，也喝上两口，吃一口臭咸菜。那时我每月可以问妈妈要到一角二角零花钱，大都花在给树干买醋上了。

从树干那里读到的所谓“黄书”，也就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在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毒草。那时候，树干还和我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天都要互相给对方讲一个故事，为了这，我不得不每天使劲地读小说，可以有故事讲。

我外公的烟瘾很大。每天入夜吃过晚饭以后，我家里总是很热闹，因为外公就和我家住在一条弄堂里，所以每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外公和舅舅们总是会来我家，热热闹闹地聊天。有时也有邻居上我们家来，一起海阔天空。我外公不但吸纸烟，有时如果从什么地方弄到烟叶，就拿出他的大烟枪抽水烟。

有一天，我在给外公递烟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时悄悄地抽了一支藏起来。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我就去找树干。树干从家里探出头来，问我什么事，我神气地说：“我这里有烟，我们到黑弄堂去吧。”

黑弄堂就在我们学校边上，这条弄堂又长又窄，弄堂的一边就是学校的操场，一到晚上，里面漆黑一团，胆小的同学都不敢进去。我们这些胆大的同学三五成群，一到晚上，就钻到黑弄堂里哄闹，班上某个恶作剧的演出，往往前一天黑弄堂里的闹腾就是前奏。

树干一听说我有烟，赶紧三下二下把洗了一半的碗草草洗完，就和我一起出来了。到了黑弄堂，我拿出那支烟，一掐两半，把半支递个树干。树干接过那半支烟，很不屑地说：“就一支？还要一人一半呀？”树干的语气，使我感到特别难为情，觉得自己太不见世面了。

有一次，我去修钢笔，叫树干陪我一起去。修完钢笔后离开修笔摊，走在路上的时候，树干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整烟，烟套在一个硬塑料盒里，那时候谁要是有一个硬塑料烟盒是很牛逼的。树干说：“你不要回头看。我是从刚才站在边上那个老头的口袋里摸来的。”

我不敢回头看。晚上，我们又去黑弄堂了。我抽着树干给我的烟，心里有些害怕。弄堂里都知道树干在学坏，树干在外面偷皮夹子，还被抓住过几次。我父母怕我和树干一起学坏，便不许我和树干玩。我母亲关照我妹妹，说：“要是看见你哥哥又和树干在一起玩，回来告诉我。”我被人监视了，和树干玩的时候就不得不隐蔽一些，但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也就疏远了。树干也知道我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从不上我家来找我。

我从树干那里学会了用扑克牌“通关”，以前树干每天上学前，总要在家里“通关”，看看一天的运气如何。树干并不把在外面干的事告诉我，他想预测一天的运气，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不得而知。有时我在上学前也洗牌“通关”，但那只是一种顽皮心，至于运气不运气，我倒没在乎。

后来，树干终于被抓走了，判了三年劳教。这是在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进了中学，我们被分在不同的学校，我们的交往也就基本中断了。

民主论坛

新华网巴黎１１月６日专电（记者林晓轩） ２００６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６日在巴黎德鲁昂饭店揭晓，３９岁的美国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凭借处女作《仁人善事》（一译《仁慈者》）成为龚古尔奖设立以来第１１位获此殊荣的非法国籍作家。

《仁人善事》是利特尔直接用法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厚达９０２页。这部小说通过一名毫无悔意的前纳粹高级军官的内心独白，记录了纳粹在二战东线战场迫害反抗者和犹太人的暴行。这名军官在回忆录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所做的一切，我做的时候都已经知道后果。不管让人多么难受，多么痛苦，我的义务就是服从和执行。”

这名军官和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大多是虚构的，但军官叙述的暴行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利特尔花了两年时间潜心钻研二战东线战场的历史。有书评认为，利特尔用第一人称冷静地展现暴行本身以及人们对暴行的漠然，从而强有力地揭示了历史浩劫所包含的“恶的日常化”以及人类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这部小说今年８月２１日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后，已售出２５万册，并即将再印１５万册。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均已购买了该书版权。上月２６日，《仁人善事》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利特尔１９６７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罗伯特是记者、近东问题专家和畅销间谍小说作家。利特尔在法国长大并读完高中，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在２００１年开始写作《仁人善事》之前，利特尔在人道主义组织“反饥饿行动”工作了１５年，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等地。目前，他与比利时籍妻子和两个孩子居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利特尔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他通过伽利马出版社表示对获奖感到非常荣幸。他解释说：“我用了几年时间，在孤独、安静的环境下完成了这本书。孤独和安静是我工作甚至生存的基本条件。我现在不想改变这种状况，这正是我今天不能到场的原因。”他还强调，不希望自己的态度引起误会。

一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设立于１９０３年，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

当面说其“无道德感”、“伤害别人灵魂的学者该下１９层地狱”惹风波

在１０月２９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嘉宾成君忆当面说易中天（易中天博客，易中天新闻，易中天说吧）“无道德感”，而且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伤害别人灵魂的学者该下１９层地狱”。这种做法在很多观众中激起千层浪，更引来网上骂声一片。昨天，成君忆表示，自己愿意向“易中天先生和他的粉丝们致歉，因为我没能清楚和完整地把我的意见表达给他们听。

事件起因

做嘉宾言辞激烈惹风波

在节目现场，成君忆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表示“易先生能火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好糊弄。”继而，他举了易中天在讲座中的一个例子证明他没道德感。“曹操少年时代，持刀劫持了一位新娘，但易先生说，对曹操的评价有两个意见，第一他认为曹操调皮捣蛋！第二点他认为男孩子就应调皮捣蛋，否则长大没出息。”由此，他当面质问易中天：“我不知易先生的道德感在哪里？”

接着，他又讲了个故事。一个学者和一个杀人犯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前者被打到十八层地狱，后者被打到十九层地狱。学者不服，阎王爷解释说：“杀人犯伤害的是别人的身体，你伤害的是别人的灵魂。”

说到这里，易中天打断说：“他的意思是我应进二十层地狱。这个故事不能再讲了，不适合。”并表示：“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可以继续批判我，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要把人家轻易就打入多少层地狱，这是很不好的做法。”

易粉攻击

文学批判不是泼妇骂街

当天节目播出后，这一段内容给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易中天对成君忆的故事接连说了好几句“不适合，很不适合”，面色也有点不悦。

随后，记者注意到很多电视观众到网上攻击成君忆的发言，措辞激烈。有人认为，成君忆先生的修养不像文人。“如果你以此为职业，或者以此为乐，你总要表现出一些职业素质或者精神。文学批判不是泼妇骂街。”

还有人称成君忆此举是因为眼红易中天因为《品三国》红极一时，甚至称他是得了红眼病的瘟神。“不知道他的文化到底在哪里？还是他也想借易先生红一把？”

在论坛中，很多易中天的“粉丝”力挺易中天，甚至感慨地说：“老易不易啊。”

最新进展

成君忆愿向易中天道歉

对于这期节目引起的风波，成君忆满腹委屈。他告诉记者：“‘地狱说’源自某学者发言，他认为易中天火比超女火要好，我不能同意，因为娱乐圈道德差对社会的影响是肤浅的，而学者的道德差是对社会的大伤害。这段话并非针对易中天个人，而是对所有学者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成君忆说，“他（易中天）当时打断了我的话，之后我也没机会再解释‘地狱’说。”

针对网友认为他“攻击易中天是因为眼红”的说法，他辩解自己不存在这个心态，《水煮三国》给了他很多名利上的好处，很知足，何来“眼红”一说？

但他表示，自己愿意以“诚意和善意”，向易中天和他的粉丝们致歉，“因为我没能清楚和完整地把我的意见表达给他们听。在这个纷繁的时代，‘卫道士’似乎成了可笑的贬义词。但是，我依然愿意做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如果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者做错了什么，也请易先生和广大读者帮助我改正。”

曾经多次发贴指责易中天著作涉嫌抄袭的长沙网友黄守愚，在日前公开起诉易中天一事，本已不了了之，近日却猛然发贴指责中国知名作家余华《兄弟》一书涉嫌剽窃，在网上再起波澜，引得网民莫名惊诧，纷纷指责黄守愚“是不是发神经”。

举例余华剽窃达55处

11月3日晚，长沙网友黄守愚和老英子联合署名发贴《余华<兄弟>涉嫌剽窃》于红网论坛、天涯等，指出“余华的小说《兄弟》剽窃诗人长征的《王满子》”，并一一对比举例剽窃达55处之多。记者通读该贴文后发现，他所列举的剽窃之处，仅是场景和意境的相同。

但黄守愚在贴文中解释认为，余华先生的《兄弟》和长征的《王满子》在语言和词汇上，直接相同和相似；在情节上和叙述上直接相同或相似；而这种相同或相似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前后，两个小说几乎是用同一个故事讲述了同一个年代的变迁和众多的人物命运。“从以上两部小说的原文对比看，余华在《兄弟》的写作中已经构成了剽窃”。

贴文中，黄守愚还毫不留情的指出余华在以往的写作中也存在对国内外大师的模仿和剽窃现象，并举例余华的《难逃劫数》、《许三观卖血记》模仿和剽窃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百年孤独》等。其中被模仿和剽窃过的国内外大师还有福克纳、川端康成、尤瑟纳尔、博尔赫斯、妥斯托耶夫斯基以及中国的鲁迅等等。在贴文最后，黄守愚还公布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诗人长征与他取得联系。

贴文发出后，网上议论纷纷，观点褒贬不一，但不少网友均持怀疑态度，质疑“黄守愚恐怕是又在发神经”。

状告易中天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黄守愚先后在网上发贴《易中天先生涉嫌剽窃》和《易中天，你为什么不忏悔？》，指出“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内容，大部分系闻一多先生、赵国华先生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10月12日，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回到家乡长沙，接受某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并将在13日举行相关演讲。一直只在网上活跃的黄守愚为此适时向公众露面，向厦门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纸诉讼，要求易中天就著作涉嫌抄袭一事公开道歉。面对网友“自我炒作”的质疑声，黄守愚明确表示，自己起诉易中天“其实质是打一场公益官司”，主要是为了向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开炮。

然而，易中天在长沙演讲期间对黄守愚所有举动均采取低调甚至回避的态度。这一场“公益官司”最终也不了了之，而黄守愚也似乎就此隐身“网络江湖”。谁知此时又浮出水面开骂，大有对于文化名人“一个都不放过”之势！

“王满子”已授权维权

夜出昼伏，是“网虫”兼自由职业身份的黄守愚的生活习惯。联系到他电话时，他尚在睡梦中。黄守愚介绍说，他是在发出有关易中天著作涉嫌抄袭的有关帖子后，被网友老英子看到，自此相互认识并成好友。在几次网聊后，老英子向他提供了余华《兄弟》涉嫌剽窃的线索。他找到两者的资料，仔细研读了20余天后，才终于写成了这个贴文，而联合署名是表示对老英子的尊重，“不想留给别人说我剽窃的嫌疑”。

黄守愚认为，易中天著作涉嫌抄袭和余华不同，前者整段文字的抄袭，表现得非常低级，而余华仅是场景和意境、情节等的抄袭，手段表现得非常高级，但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的庄羽《圈里圈外》也是与此相同。同时，在他的贴文公布不到24小时，《王满子》的作者长征已经与他取得联系，并授权给他“全权处理《王满子》被余华剽窃之事宜”。

面对网友的质疑声，黄守愚表现出的仍是一副圣斗士的形象，他认为此次发贴指责余华和易中天事件的性质一样，都是“向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开炮”。至于外界的评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长征气愤 余华拒绝采访

记者与远在山东的诗人长征取得联系。长征表示，他是在朋友的提醒下，才知道《王满子》被《兄弟》抄袭了，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气愤，后在与黄守愚联系上后，就决定授权他全面处理剽窃事宜，并进一步证实“早已向黄守愚发了授权书”。

随后，记者拨打中国知名作家余华的手机，欲了解他对此事的意见，但一直无法接通。而据《潇湘晨报》记者在今日下午就此事电话采访余华时，他在说了一句“自今年五月份开始便不再接受记者采访”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当今，读者所见的不同语种的外国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由不同译者翻译的。但日前记者却获悉，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０月推出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却是由同一位译者领衔翻译的，这位译者如何做到了这一点？这可能吗？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最早发现这套涉嫌抄袭的图书的是南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的陈远焕。

最近，他在选书时发现了一套“特殊”的图书，“这套书标价６００元，名为‘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是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０月份刚刚出版的。它的排印与外表装帧均不错，体例也符合规范。但在翻阅时我发现全书２６部，在译者署名上，竟然是一样的——都署成‘李斯 等译’。当时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这种署名法实在少见，不管翻译的人名气大小，出版时都应该按规矩据实署名，做成这样，很不规范很不严肃。”

陈先生所说的这一点，记者随即得到证实。记者在卓越网和当当网，均找到了这套书。而书封面上２６部确实都是同样地写着“李斯等译”。而且记者注意到，这套文集涉及１２个国家的语言，比如蒙森写的《罗马史》是德文版，普吕多姆的《普吕多姆诗选》是英文版，法朗士的《诸神渴了》是法文版，确实不可能依靠李斯这一位译者，就完成这２６部书的翻译。

此外，陈先生还指出，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都是一个人，２６本严肃文学作品只有一个责任编辑，如何保证文字的质量？

稍作比较

克隆加修改 怀疑是抄袭

陈远焕翻开书时，感觉书中行文似曾相识。他将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套书其中几本与馆内的几套诺奖作品比较后得出结论：这套书可能是根据国内已有的版本稍加改换，靠抄袭推出的新书。

他举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第八章中，开篇是这样几句：“战争和战争的呐喊，驻扎军队和纷扰忙乱！普鲁士军官在布登勃洛克议院新居二楼的拼花地板上踏来践去，吻女主人的手，克利斯蒂安（这时他已经从鄂文医院回来了）带着他们到俱乐部去。”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这一段是这样写的：“战争和战争的呐喊，驻扎军队和纷扰忙乱！普鲁士军官在布登勃鲁克议院新居二楼的拼花地板上踏来践去，吻女主人的手，克利斯蒂安（这时他已经从鄂文医院回来了）带着他们到俱乐部去。”还有的字句稍加改动，如把“城里”改成“城中”，“一八六五年”改成“１８６５年”，有的还改错了。

陈远焕说：“稍下点功夫便能发现以上问题，真不明白责任编辑在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如此翻译、编辑、出版，就是在糊弄图书市场、坑害读者。”

记者调查

出版社图省钱 翻译者有“前科”

记者随即与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取得了联系。

对“诺贝尔文学奖文集”，该编辑介绍说，这是出版社运作了四年的一套书，为节省版权费用，这２６部书里涉及到的作家，都已过了版权保护期了。

针对译者署名的问题，他解释说：“李斯很有名气，以前译过《垮掉的一代》。这套书的翻译，除了李斯，还有他开的一家翻译公司的其他成员。署名时，我们想借助李斯的名气，就没有署其他译者的名字。”

针对记者提出的翻译内容与已出版的图书存在雷同时，该书责任编辑表示对这个问题自己不好过多解释，“我们按千字５０元的价格付给了李斯翻译费用。”但他提出，不同的译者面对同样的原文，译文可能没有太多的出入。

当记者询问李斯联系电话时，这位责任编辑告诉记者，他现在也在找李斯，但一直没联系上。记者随后在搜寻“李斯”资料时，却发现“垮掉一代”研究专家文楚安的评论：“（李斯编著的《垮掉的一代》）居然将‘翻译’冒充‘著作’出版，而这翻译又实在太不高明……全书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业内观点

不同译者翻译 结果肯定不同

就该书责任编辑“不同译者翻译同一段文字，译文很可能没有太多的出入”的观点，记者采访了几位翻译界业内人士。

张福生先生是位资深编辑，从１９７７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他认为，不同的翻译者有不同的风格，在用词、句式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甚至一句话，先翻译后面还是先翻译前面，大家的选择都不同” .针对记者提出的“诺奖”书中出现成段的几乎一致的翻译文章，他认为抄袭的可能性很大。

《世界文学》杂志前总编高莽先生，在听完记者念的两段文字后，也认为这套书抄袭的可能性很大。“一些难的句子，根本不可能出现几个人翻译结果一样的情况，即使是简单的句子，也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同业揭露

抄袭出书不新鲜 出版方必有暴利

张福生还表示，这种事情在业内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很多书商都这么做，只不过读者不知道罢了。“有的作者甚至连外语都不懂，就号称翻译什么西班牙语、德语的书，其实他就是搜集几套正规出版社翻译的东西，然后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改改标点，把自然段或者合并或者分散，这样最后就成了一本新书，其实就是无耻抄袭。”

高莽也举例说，以前他翻译过一篇文章，叫《人和事》。“‘事’这个翻译结果，完全是我个人的创造，按原文不可能在字典里查到这种解释。而后来，别人在翻译时，我发现也用了这个标题，这就是抄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业内人士还表示，这套２６本的图书定价是６００元，相比投入，绝对是暴利。“正规出版社因为讲究流程、纸张，出版成本要高一些。按我的估计，书商这套书的制作成本不会高于２５％。也就是说，做这套书的成本不会超过１５０元，因为不需要付版税，也不需要付翻译费用，甚至可能也不用什么好纸张。”

后续反应

涉嫌被抄出版社 将开始搜集证据

记者采访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在翻阅了相关文字的复印件后，答复记者说，对这种行为，他们将采取必要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不排除与其他权益被侵害的出版社联名起诉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在多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打赢过这样一起官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市场部有关人员也表示，将密切关注这件事情，会把相关图书进行比较，搜集证据。

有业内人士表示，通过打官司虽然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国家有关法律应该对这种行为严惩，否则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受到一些处罚，损失不大，会依旧继续做下去。

十一月初， 4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或代表齐聚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会上，中共方面甩出一连串“大手笔”：减免非洲国家所欠中国债务100亿美元；签订14项经贸合同、涉及资金19亿美元；许诺未来三年，对非洲援助倍增，提供50亿美元优惠贷款，设立50亿美元基金，鼓动中国企业投资非洲。

中共的派头，显得像一个暴发户。中国经济连年膨胀，成为中共大手大脚的来源；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使它更有理由在非洲穷兄弟面前，大肆炫耀，大摆排场。北京大把撒钱，非洲国家自然对它说尽好话，中共为此挣足了面子。

然而，许多中国民众，本身生计维艰。仅举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超时劳作，出卖苦力，却受尽歧视；同工不同酬，看不起病，付不起学费；当牛做马，却常常连工资都拿不到手；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高达千亿人民币（只要收回非洲债务，就足以偿清对所有中国农民工的欠薪）。为了讨要工资，他们中，有的以自杀相逼，有的被保安毒打，有的遭黑道追杀，以至付出生命代价。

中共腰包鼓胀起来，却无意将财力物力都用于国计民生。仅为支撑朝鲜金正日政权，就用去中国外援粮食的90%.如今又大举援助非洲，究竟意欲何为？

经贸方面，中非贸易激增，到今年底，双边贸易额将达到500亿美元。与中国对美欧日等保持的巨额贸易顺差相反，中国对非洲的贸易，竟为逆差。这是中方故意让利的结果。

政治方面，非洲国家成为中共在联合国的主要帮办，可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足以封杀联合国任何不利于中共的议案，比如，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议案。借助于非洲国家，中共对台湾的围堵更形水泄不通，随时做到“赶尽杀绝”。

中共对非洲的全方位渗透和深入，使其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紧追美国和法国，位居第三。然而，中共与非洲走近，引发世界性的不安，被指为“新殖民主义”。中共对此拒不承认，辩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永远扣不到中国头上。”然而，为了与文明国家争夺非洲，中共不择手段，以“不干涉内政”为幌子，纵容非洲国家的独裁与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援非，号称“没有附加条件”。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抱怨，中共的做法，抵消了国际社会对非洲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中共不仅对非洲国家政府滥权腐败和践踏人权的劣迹视若无睹，而且将中共官场腐败和残害异己的模式，向非洲推广、拓展，致使非洲日渐“中国化”。从意识形态上而言，这正是对非洲的另类“殖民化”。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大开历史倒车，使该国在获得短暂民主后，重新回到黑暗的专制时代；在苏丹，军政府对少数民族大开杀戒，三十万人惨遭屠戮。所有类似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中共的影子。就连苏丹军政府屠杀民众的武器，都直接来源于北京的输送。

中共在非洲，逆世界潮流而动，自有其逻辑。中共御用文人公开提出：“要有向躲雨棚扔石头的能力。”直意是，你不让我进你们的躲雨篷，我就向躲雨篷扔石头。针对国际政治，那便是：如果你们（美国和西方）不认同我（中共），我就处处坏你们的事。为了贯彻这一阴暗的流氓理论，御用文人欲盖弥彰道：“这样的话不应该由政府来讲，而应该由民间学者来告诉外国人。”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伸向非洲的野心。那便是，纠集非洲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美国抗衡，与文明世界为敌。迫使美国和文明世界承认中共在国际上的强权地位，进而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保持缄默。

如此，或极权，或迫害，或腐败，中共便可以在国内随心所欲，死守该党既得利益，将一党专制进行到底。从慷慨援助非洲，到维持自身独裁，兜了一个天大的圈子。中共用心，可谓良苦！

自由亚洲电台

《时代》杂志亚洲版选出60年来的60名亚洲英雄，其中有多名中国大陆人士，包括邓小平和六四死难者家属代表丁子霖教授。

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时代》周刊是一份有世界影响力的英文刊物。它在香港出版一个亚洲版，最新一期亚洲版推出了该杂志选出的60年来的60名亚洲英雄。

这60人当中的中国人包括已经去世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体育界人士牟作云、妇女运动人士洪婷婷、体操健将李宁、影视明星巩俐还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代表、北京退休教授丁子霖。

丁子霖对中文部说，她对这样的奖励和荣誉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高兴。她说：“我想，人家评选了我们，我很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鼓励我们继续向前走。这也是对我们17年来所做一切的肯定。这份肯定和鼓励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而且是给更多的和我一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母亲们、父亲们和难友们共同分享的。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谢谢！”

*丁子霖：六四遗孤逐渐长大*

丁子霖说，只要还活着，就“永远不会放弃”。她说，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六四的遗孤们已逐渐长大。她说，这份荣誉来自美国杂志的评选，她很自然地想到了数年如一日不断帮助这些遗孤的中国赴美留学生如陶业和陆文禾等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

被《时代》周刊亚洲版选为亚洲英雄的还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缅甸的昂山素季、越南的武元甲将军、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在名单上的还有作家韩素音、高科技公司雅虎的杨致远、韩国企业家郑周永、印度的特雷莎修女、香港生物学家管轶、武打明星李小龙和日本导演黑泽明。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引言：国家管理成本高昂证明高风险的存在

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家孟轲“仁政”理论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本理论的胡温新政，在很大程度上疏导了低层社会的不满情绪。加之，一些技术性（大多来源于古代政治传统的）政治刷新手段之实施，如反腐个案、对暴利行业的行政干预，确实出现了比江泽民时代更好的“人气”。但是，在国家治理战略出现调整且这种调整并无长期的制度建设保证的前提下，推动国家风险指数高涨的因素并没有消失，甚至说反在增高，大体观测有三：

（一）就业型政府不可能在中共党权交替的某个法定期内骤然改变。直白地说，胡温新政在未来的5年多的时间里，不太可能推行彻底的公务员体制改革与各级政府的精简。

中国特定文化与制度环境下的就业政府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及对预算外收入取得的多元灰色管道。

（二）剔除（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部门利益冲动因素，仍然存在着“兴新避旧”的虚张声势的“改革”或立法冲动。

这类“改革”与立法冲动的后果，往往是诱致新的潜在社会群体冲突概率增加。

（三）通俗的“两杆子政治”虽然出现了弹性变化，但，既便是体制内的民意表达还是受到严重的阻滞。这既与“避旧”——不革除旧法条而盲目出台一个不协调的新法条——有密切关系，也与社会整体对“正统灌输”的天然反感密切相对。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与民间真正对话的平台仍是国家风险高发的诱发点之一。就人大与政协的作用问题，连体制内高官（如湖南省前纪委书记杨敏之）都不乐观。如此，一些具有积极倾向的法条（比如司法鉴定权的上收）与被收权者的“收益竞争空间”反而会扩大。

面对以三大风险因素，国家（政权——政府——政体之混成）对风险的敏感度还是非常之低，且囿于意识形态约束而无法实现明晰的制度创新——没有监测国家风险的真正积极性，并且情治、调研之类的传统手段早与文化价值的更新发生了歧路亡羊的尴尬状态。那么，在“依赖国家——神化国家”的传统思维之外，中国民间知识精英确有必要确立“在野”（而不是革命）观念，构建一套国家风险的监测机制。

以下就三个“案例”式战略问题予以分析，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国际格局变化中，中国将逐渐被边缘化

这是一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又不能使用纯粹意识形态批判方式表达的问题。在中国（大陆）争取到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总体形象并不算好：其一，在传统的人权观念方面，仍然处于抵抗状态。《公民权利与政治权种公约》仍不得批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其二，在国际危机的解决的方面，中国仍然不是国际大家庭可信任的一员。过度地“技术化对抗”西方价值，引起巨大的负面作用。

自英国人权研究专家米尔恩于1986年批评联合国的成员国存在道德风险以来，已经20年。20年之间，联合国在这方面没见丝毫好转，已经面临“政治破产”边缘。最近，美国有400名跨党派学者联合研究团体，推出了民主同盟计划，准备在联合国改革受阻而无望发挥应有作用之际，取代联合国。

以预测观点来看，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将会在5至10年间发生。而国际民主同盟的确立，无异于一次世界选民的重新登记。它的入盟条件清晰而简单，如传统的人权标准、司法上的纯粹技术性即非意识形态掌控，等等。之于中国，这两项均不合格：一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批准没有任何确定性的可判断因素。既然能从1998年拖到2006年（等于“八年人权抗战”），那么仍有可能再拖一个8年。如此，中国必将失去国际自由同盟的首创者的身份。二是，中国司法的技术性改善已有，如提高监狱管理的透明度、司法鉴定权的统一管理，但是没人能确知“政法委体制”何时退出司法界。此外，公平看待中共的纪检体系的司法作用，仍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合法性——代“天”行法、诱导舆情，等等。

一旦国际格局发生联合国“政治破产”的结局，中国也将彻底失去国共两党所一力争取到的国际资源（——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曾在国民党时期参加过联合国创建会议）。是否有能力领导一个与民主同盟相抗衡的国际体系，尚无明显迹象。既便能领导这样一个对抗性同盟，能够解决国家经济体系对外留依赖程度高的稳步转轨，仍没有任何乐观迹象。

随着联合国“政治破产”境况的临界，中国国家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并且这些风险也将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国内风险。

二、国内危机性风险来源于“政府失效”

应当说，近十年以来的时间里，中国是追求“政府有效”的中央集权模式，还是走一条“市场有效”的诸侯经济之道，没有定论。并且，由于民主制度缺位，执政集团过分相信党控体系可以监督政务运行，结果至今走不出“收死放乱”的旧套路。

仅依“未观测金融——未观测经济”庞大的规模性存在来论，就证明所谓的宏观调控所确定的对象是多么地不全面亦不真实。有观察家的分析表明：2005年的未观测经济的总量达到6万亿（人民币，下同），占当年GDP总量的1／3弱一点；与这个庞大的未观测经济相联系，2005年全国的洗钱规模达到7600亿元；与以上两项相关，国家税收的流失量超过9000亿元，亦达到全国不含农业税与关税的“纯税收”（接近3.1万亿）的30％以上。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未观测意义上的地下经济或曰灰色经济，但是有中国之规模庞大者，尚无相应国际案例可参考。如此之状，至少有以下巨大的不良社会后果：

（一）底层社会的“信贷人劝”愈被剥夺。因为国家银行体系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扶贫信贷功能（且不论扶贫信贷的城市化后果），加之企业投资饥渴症面积大（约为80％），高利贷十分兴盛。

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里，无论统治阶级持何种意识形态，理应将信贷权——穷人借到钱的权力——视为一种人权。

（二）社会两极分化继续加剧，合法收入的维持生计的能力越来越小。

与合法收入维持生计能力畸低相关，劳动力市场供给量又接近无限大，那么劳资矛盾与教育投资的真实回报率必将成为激发社会骚乱的持续热点。一年来，不断激化的民办高校的教学（授受）双方冲突，已经作了说明。

总的来看，中国金融管理体制已经基本上失效：在国际贸易与金融框架下，处于贸易强国与金融弱国的悖论状态；在金融业国民身份待遇上，又呈现出外资银行优先与国内银行劣势的悖论；同时，国家银行功能衰竭而非“未观测金融状态”标准的民办金融全面缺位。

国有银行在承担宏观调控后果之时，又悄然将大量的存差转向外资银行，促动了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迅猛发展，中资银行堕落为了“食利族”。亦有分析表明：2006年前三个季度，全国人民币贷款纯增2.76万亿，突破了中央银行计划的2.6万亿。也就是说，按最传统的信贷规模来计算，贷放出的人民币贷款多出预定目标1600亿人。

三、法制基础性改革缺位，新法条冲动强劲，公众无法明了利益集团的立法动机。

以博客实名制为例，此法条虽在热烈讨论中，且也受到了体制内学者“高比例抵抗”（——有调查表明：被访问的4位知名学者中有2人坚决反对实名制，1人要求谨慎行事，1人主张推行全面实名），但问题是：

（一）中国刑法中105条第2款的随意性太大，这种状况不改，等于是让底层社会的意见表达者们“危险地试水”，随时可能受到刑事指控。

105条第2款的应用一直呈现为“应时而异，应地而异，因人而异”弹性状态，即是说：（政府判定的）国家风险高值时期，抓人的概率就大；不同的地方（省份为主）指控的目的不同，较为开放地区（如广东、浙江）的言论尺度就宽一些，较为落后且腐败程度厉害的地方（如贵州、河北）言论尺度就紧一些；知名度高的持不同政者被抓的概率要小一些，反之就比较大。

（二）中国尚没有真正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意图表示，有关论述前揭已论。最令人忧虑的是，到目前仍没有一套宪法释法机制。

刑法中的法条违宪仍未纳入违宪审查范畴。比如说，刑法105条第2款个案量刑前的一些指控中多有行为人对某级次领导人的过度批判记录——如贵州的李元龙案与河北的郭起真案，但《宪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批评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利。上位法无法制约下位法，或者说关乎社会正义的刑法违宪，根本无法受到追究。当然，中共的执政理念从根本上还没摆脱训政主义思路，现在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之治理策略，更多地本乎仁政，即统治集团的恻隐之心乃至个体良心，但这与法治下社会治理仍有较大的差距。

司法技术方面的改进往往要让位给一些高调的政治口号，中共十七大前与奥运会来临前，“稳定高于一切”实际上超过了“和谐高于一切”。比如说河北的郭起真政治案件从2001年的发生到2006年的实判中，竟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司法鉴定结果：2001年的司法鉴定表明郭有精神疾病，而2006年的司法鉴定则表明郭无精神疾病。其中5年间，郭没得到过任何药物治疗且外部环境刺激信号——上访被压、被压再上访——未出现环境刺激减弱的情况。正如最近学术讨论司法部推行新规定的初始动机那样“侦查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它鉴定的倾向性”，实际上司法部的规定对郭起真案件根本没发生调节作用。郭起真案的后一个司法鉴定就是在侦查机关强制下做出的，且被初审法院认定有效。

简言之，在基础性劣法（条）得不到革除的情况下，一切旨在推行“仁政”的司法进步均不可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岂不闻中国古语云：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而目前中国的司法改革，恰恰是走了“急于兴利而怠于除弊”的道路。这毫无疑问地降低了胡温新政的道德含量！

结语：民间批判理性的重建与技术化处理

中国民间力量特别是知识精英型的异议分子，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出路在于宽容地对待现政权，双方共同走上一条价值理性寻求与共同解放的道路，才能使中国避免国家风险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崩盘，且最后成本由底层社会承担的“古典重复”。负责任的理性批判是建立一种技术性分析体系的前提，我们应当明白：建立一种民间有效的监测国家风险的预警机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共产党政权的延续”，但是，鉴于历史教训即社会危机崩盘的成本最后承担的事实，应当有一种超乎统治集团恻隐之心的道德先验性确立。

这是一场共同解放的道路，也是一场道德资源转移的过程，因为，在同一个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战略设计乃至对策集中的最小成本选择上，我们毕竟拥有比执政集团更优的道德资源——我们从来就没放弃过民主理念，而对方却常常闪烁其辞。

在能够建立一套国家风险预警机制的“技术优势”上，我们也应改变那种单单为了“唱衰”对方的发言方式，进而拥有刘军宁先生所说的那种驯化权力的优先性。

2006年10月28日初稿，31日改定

首发民主中国